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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生育:论世界人口的发展和健康生育》作者于尔根•海恩利希斯博士是德国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在施坦恩贝格全球结构、发展与危机研究所任职，从事环境、人口、能源及粮食等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工作。近年来，他在从事世界计划生育工作研究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开展了环境与生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著作有《世界各国的计划生育运动》、《男人们——生育与计划生育》、《环境与生育》。

海恩利希斯博士对中国十分友好，在他任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世界理事会主席期间曾应我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卫生部邀请访问过中国。为让中国的读者能看到世界各国在环境与生育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在我译完其所著的1994年版《环境与生育》后，及时补充了最近几年的新资料。

《环境与生育:论世界人口的发展和健康生育》虽然篇幅不大，但是论及的问题涉及千家万户，而且是世界性的，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这样处于开放初期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通过《环境与生育:论世界人口的发展和健康生育》中文版的出版能引起有关部门和公众对环境与生育问题的进一步重视。我更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能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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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环境与生育:论世界人口的发展和健康生育》作者于尔根•海恩利希斯博士是德国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在施坦恩贝格全球结构、发展与危机研究所任职，从事环境、人口、能源及粮食等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工作。近年来，他在从事世界计划生育工作研究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开展了环境与生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著作有《世界各国的计划生育运动》、《男人们——生育与计划生育》、《环境与生育》。

海恩利希斯博士对中国十分友好，在他任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世界理事会主席期间曾应我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卫生部邀请访问过中国。为让中国的读者能看到世界各国在环境与生育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在我译完其所著的1994年版《环境与生育》后，及时补充了最近几年的新资料。

《环境与生育:论世界人口的发展和健康生育》虽然篇幅不大，但是论及的问题涉及千家万户，而且是世界性的，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这样处于开放初期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通过《环境与生育:论世界人口的发展和健康生育》中文版的出版能引起有关部门和公众对环境与生育问题的进一步重视。我更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能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作者：琴斋书话 发布时间：2020-03-20 13:47:51

  ●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在木心去世的那一年，《从前慢》渐渐流行起来。娓娓道来的句子仿佛能把我们带入那段老时光。但这首诗的最后三句却让人略有点生疏：“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我们见过很多锁，铜锁、链条锁、U型锁，甚至指纹锁、人脸识别锁。它们结实可靠，却和“好看”关系不大。从前的锁不仅实用，也好看。它们有多好看呢？这本《古早中国锁具之美》能给你答案。这本书收录了百余种古典锁具的相关资料，从历史文化到工艺设计，书中都为你一一道来。●不同于西洋锁，古中国锁的精巧其实更体现在机械结构而不仅仅是在花纹上。这大概是工程师的浪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资深的工程学博士后，研究的领域是古机械复原设计。所以，这本书也是跨越千年的中国“匠人”间的对话。

• 作者：田挖挖 发布时间：2010-07-14 20:01:26

  终于考完了= =

• 作者：A。 发布时间：2013-01-15 19:07:39

  【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了闫大姐读了后面的部分〜(￣^￣)ゞ随手翻第三章发现写得好棒，不亏是我心爱的程农叔叔〜( ´ ▽ ` )ﾉ

• 作者：南树下 发布时间：2023-05-31 23:44:21

  ……看完就俩字:就这？

• 作者：她 发布时间：2012-11-16 18:22:04

  打分主要冲我从未了解的领域···

• 作者：ChangKeChih 发布时间：2016-02-11 21:32:39

  酷。

• 疏证

  作者：舞池里的塔西佗 发布时间：2010-05-04 11:30:11

  (声明:该评论摘抄自本人论文,有需要引用任何观点章节者,请事先联系)

  我们说到古希腊的文学，一切都要从荷马开始。

  尽管对于荷马的身份，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得到相当认同的看法是：荷马并非某个人的名字，而是盲人歌手的特别称号。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荷马是整理、统合两部史诗的集大成者。一个早期的伊奥尼亚作者，赫兰尼科斯（Hellanicus）认为：荷马是前12世纪人，而希罗多德则说他是前9世纪的——“顶多在我们之前400年”。两者相比，希罗多德是正确的。因为某些由于时代差异而造成的不一致分布在史诗里的很多角落。在荷马著作中，死人是火化的，但当时当地人的经典做法是土葬。在荷马著作中有大量的狩猎场面，却没有迈锡尼艺术中常见的斗牛戏。所以，与其把《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看成是对历史的记录，倒不如视其为对历史的追忆。正因为荷马史诗是后代人对前代的追述，所以不时显露出社会经历转型过程的迹象。

  《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开篇。事情起因于阿伽门农俘虏了阿波罗祭司克律塞斯的女儿克律塞伊丝（Chryseis）。当老祭司驾着快船，身携无数钱财请求阿伽门农高抬贵手放回女儿时，阿伽门农轻蔑地把他赶走了。于是愤怒的阿波罗对亚该亚人展开了凶猛地报复。“……瞄准了人群，发出穿肠裂肚的利箭。他不停地射击。一堆又一堆的火熊熊燃起，焚着众多尸首。神的箭雨击打大军，一连九天。”惨痛的伤亡迫使阿伽门农召开军事领导会议。在会上，卡尔卡斯指出了灾难的根源，阿喀琉斯也要求把姑娘送回神庙。但这些要求再次被阿伽门农粗暴回绝。此时，阿喀琉斯已经动怒了。“在阵前交战时，我的右手比你更加卖力。发战利品时，你却拿走最大的一份。我总是精疲力竭，带着可怜的一点东西回到战船。够了，我要回弗提亚去了……”在联军的压力下，阿伽门农终于做出了让步，但他终究是一个自私与贪婪的人，并不愿意白白放弃了到嘴的肥肉。“人间的大王”阿伽门农对阿喀琉斯说：“你要是铁定了心想走，那你就尽管走——但我要告诉你，阿波罗正要从我手里夺走克律塞伊丝。我会派我的人我的船把她送回去的。但我要亲往你的帐幕，带走你的战利品：可爱的布里塞伊丝（Briseis）。

  这样你就会知道我比你高出许多。谁也休想与我平起平坐。”1

  仅仅引述《伊利亚特》的开篇虽然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形态是远远不够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鲜明的印象。战争的场面如同一幅卷轴画那样徐徐展开，里面不缺少战火、屠杀、抢掠、男人的尸体和女人的哭泣，这就是历史意义上的黑铁时代。2当时的军队是一种类似于部落联盟的军事集体，部落首长同时出任军事指挥官，最强大部落的首长就是整个联军的统帅。相似的军事政治架构，我们可以在许多别的地方看到：斯基泰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都是如此；在中国，与此接近的还有炎黄部落，夏、殷及其方国，以及鲜卑、契丹、女真人的部落组织。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战争的目的——战利品。事实就是，我们很难看出亚该亚人的远征有什么关于领土的诉求；他们更满足于捞到手的财物和奴隶，而非远离故乡的某块土地。这使得他们的行径看起来与自己的海盗祖先相差不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D•H•基托尝试着从精神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造就其英雄业绩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他追求我们称做“美德”，而在希腊文中叫做‘卓越（Arete）’的东西。而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所争的也不仅仅是一位姑娘，而是战利品，即为公众所承认的arete；它贯穿于希腊人的生活之中。”3

  不过我们不能忘了，荷马与他身处的时代正动身走出黑暗。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生的政治结构；它诞生在部落制中，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积蓄力量准备瓦解旧的制度。这些新气象包括：所有的王，在公共利益方面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会征询其他首领的意见，组成一个定期的商议会，在起争议时，权威的象征——节仗，由当时的讲话者把持。这样的王权与组织形式无疑更接近印欧传统，而与东方式的君主统治大异其趣。所以阿伽门农也算不上是个专制君主。在《伊利亚特》中还存在着一种隐约是民众集合的现象，他们在重大事务上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尽管荷马在此有点语焉不详，不过历史的车轮一旦开动，是没有任何力量再能够阻止它的。黑铁时代之后，国王和王国一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城邦”——一种独立、自治的崭新的政治实体。关于什么是城邦，我先做一个表征式的简短描述。

  首先，城邦的人口应该少一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规定的城邦应该拥有5000公民，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说，城邦中的每个公民目力所及就看见所有其他人——我猜想他的话可能是针对公民大会这样的特殊场合所发的议论——如果考虑到城邦所施行的普遍民主，以及城邦自身防卫作战的需要，5000公民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数字；因为妇女、儿童、奴隶和侨民并不算做公民，实际上很多城邦的公民人数可能还不到5000人。第二，城邦的经济应该自足，有中心集市以供贸易需要。第三，城邦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以供防卫——部分城邦，如斯巴达似乎就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并且建筑起“卫城（Acopolis）”来加强防御能力。第四，宗教也和城邦息息相关。奥林匹斯诸神的确在全希腊都受崇拜，但每个城邦就算没有自己的神氐，也有其独特的崇拜仪式。因此，城邦也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单位。

  以上四点建构起了城邦，或是城邦概念外壳。但这些要素远不是城邦的全部，更不是城邦概念的核心。城邦之所以是城邦，是因为城邦是理念的产物，是理念的客观存在。那么，建构起城邦的是怎样的理念呢？它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暂时搁置这两个问题，先看看《工作与时日》隐藏了怎样的秘密。

  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插入了两组神话，分别是“普罗米修斯-潘多拉”神话和“人类五纪”神话。考虑到两组神话中明显的解释性倾向，则其绝非无关紧要的传说故事，而恰是全诗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两组神话的细读，对叙事背后的潜台词加以推敲，可以从中发现赫西俄德的真实意图。

  让我们先从“人类五纪”的神话开始，首先把目光投向最后一纪——黑铁时代。这是一幅由赫西俄德描绘的悲惨画卷。“人们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诸神加给了他们严重的麻烦。尽管如此，还有善与恶搅和在一起。如果初生婴儿鬓发花白，宙斯也将毁灭这一种族的人类。”（176-180）4事实上，这个时代并不在诗人生活的时代的之前或之后，赫西俄德开篇即强调了黑铁时代的现时性。“我但愿不是生活在第五代种族的人类中间，但愿或者在这之前已经死去，或者在这之后才降生。”（174-175）经管不情愿，却无可逃遁，显然赫西俄德还生活在“城邦—国家”之前的后军事部落社会中。

  不过黎明就在前方。黑铁时代不同与前四纪的时间特征就是，相比于前四纪的封闭时间观，黑铁时代没有一个现存的时间终点。但是诗人坚信这个时代终将结束。因此，我们所见的诗人所设想的两种可能：“在这之前已经死去”和“在这之后才降生”。虽然都是假设，如果考虑到时间的线性特征以及作者的现实诉求，那么第一种“已死”的假设只是一个幌子，而第二种“未出生”的假设就包含着对新时代或者说新型社会形态的期望。随着对黑铁时代憎恨的加剧，赫西俄德给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如果初生婴儿鬓发花白，宙斯也将毁灭这一种族的人类。”这时的诗人俨然是一位先知，“唱着缪斯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5对人类做出了裁决。实际上在前四纪中，人类的命运都是由宙斯掌握的，赫西俄德如此大胆以至于不畏惧冒犯天神的罪名，原因只能是一个：诗人肯定与真理同在。那么，此处的真理是何物呢？

  还是回到黑铁时代。赫西俄德认为这个时代无可就药，抛开诸如种种“子女不尊敬瞬间即年迈的父母”（185），“罪恶遍身的人根本不知道畏惧神灵”（186），“主客之间不能以礼相待，朋友之间、兄弟之间也不能如以前那样亲密友善”（182-184）等表征外，根本原因在于黑铁时代里“善与恶搅在一起”。对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我认为两分法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即不存在善恶各占一半的事物。实际情况是，这个时代里“善”与“恶”的边界消失了。善以恶的面目现身，恶也以善的面目现身，再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可以指认善与恶。当对立的两极合体时，这个无以名状的怪物才是最令人绝望和厌恶的东西。于是赫西俄德愤慨地批评人们所犯的罪愆——“在他们看来，力量就是正义。”（192）这是“正义”概念在“人类五纪”神话中的最后一次出现，但这时“正义”已经与“暴力”混为一体，无可区别了。

  在此，我们看见了一位不满足于现世的诗人，并正在努力设想一个更好的时代。当然，人是历史的产物，人的一切想象，如果不是空想的话，都是建立在一定历史基础上的。所以，赫西俄德对未来的设想终究植根于对过去的理解认识之上。当我们回溯“人类五纪”，就会发现赫西俄德的社会理想就在其中。

  黑铁时代之前的第四纪是“英雄时代”。这个时代固然不同于黑铁时代，但它与之前的三纪——“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区别却是根本性的。这体现在如下两点。首先，英雄时代的人类是真正的“肉身”，他们的身体构造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既不同于黄金种族那些“大地上的神灵”（121），也不同于白银种族那些“地下的快乐神灵”（140），而青铜种族同样具有“不食五谷，心如铁石”（148）的神性特征。其次，英雄时代的人类也是历史意义上的人类。通过考古文物和和荷马史诗，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时代的存在。相比之下，前三纪就显得过于遥远而完全是神话了。

  赫西俄德在谈到英雄时代的人类时，首先承认他们是“半神”的种族，随后点明其神性所在是因为他们具备“高贵正义（dike）”。6我在上文论述荷马史诗时已经提到，公元前11世纪时生活在军事部落社会的希腊人极其重视“卓越”的品质。很明显，此处的“高贵”就是英雄时代的人类所追求的“卓越”。但是赫西俄德的目的不在于回顾历史，而在于设想未来的社会。于是“正义”的地位就变得非常重要。在《工作与时日》中，“正义”的概念始于英雄时代，终于黑铁时代，贯穿在人类真实的历史中。

  回到先前提出的问题，如果赫西俄德肯定自己与真理同在，那么这个真理就是“正义”。实际上赫西俄德已经把答案藏在诗中了。“宙斯已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品送给了人类”。既然“正义”是神的礼物，那么诗人凭借着“正义”行使决断权，那就不算是渎神的行为了。赫西俄德重视“正义”在建构人类社会时的作用，同时敏锐地发现了英雄时代的症结所在。他们之所以是“半”神的，是因为他们与他们身处的时代已经被暴力污染了，虽然还有一块净土为他们保留。诗中是这样描写的：“不幸的战争和可怕的厮杀，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丧生。有些人是为了俄底浦斯的儿子战死在七座城门的忒拜——卡德摩斯的土地上；有些人为了美貌的海伦渡过广阔的大海去特洛伊作战，结果生还无几。但是诸神之父克洛诺斯之子宙斯让一部分人活下来，为他们安置了远离人类的住所，在大地之边。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涡流深急的大洋岸边的幸福岛上，出产谷物的土地一年三次为幸福的英雄们长出新鲜、香甜的果实。”（163-169）诗中的幸福岛尽管遥远，却是人类希望所在，诗人暗示我们，想要获得这种理想的生活，只有秉持正义，远离暴力。

  我曾在上文中指出，城邦不仅具备种种可见的特征，更是某种理念的客观存在。通过赫西俄德的吟唱，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正义”就是建构“城邦—国家”的至高理念。虽然有很多证据显示赫西俄德仍然生活在尚未完全崩溃的旧时代里，但他似乎已经看见了新时代的曙光了。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发现“正义”，而是致力于为人类寻找出获得“正义”的途径。

  从“青铜时代”开始，人类就陷于战争暴力中，所以不可能从“正义”的反面力量中找到“正义”。那么，通向正义的路究竟在何方呢？诗人在“普罗米修斯—潘多拉”神话中悄悄地埋下了答案。由于普罗米修斯在祭祀和火种的事件上两次蒙骗宙斯，宙斯心生恶计，他在众神的帮助下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女人——伪装成礼物的灾星潘多拉——并将她送给了伊阿佩托斯——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潘多拉把悲苦和不幸带到了人间，将希望留在了瓶子里。关于这段神话，以J•P•维尔南（Vernant）的解读最为精妙，我试着转述如下：在潘多拉之前，人与神同源，但在祭品上的争执，实际上暗示了人的本性比神污浊。因为神享用的是非物质的芬芳，而人享用的是肉、内脏等带血的东西。潘多拉象征着“亏欠”。因为她表面上的神赐的完美所欲掩盖的正是内在的“空洞”，而与女人相结合的男人的一个永恒任务就是填补这个“空洞”。从此人类丧失自由的活动权，愤怒的宙斯成功地“不让人类知道谋生之法”，“否则你工作一天或许就能轻易地获得足够的储备，以至一整年都不需再为生活而劳作”（45），这也标志着人与神彻底地分道扬镳。由此可知生活在这个悲惨世界的人类其得以自立的前提条件就是“劳作”，这也是获得“正义”的第一个条件。7

  值得注意的是，赫西俄德并没有为人类划分阶层的意图，他所指的人类毫无疑问是人类整体，其中不分贵族、平民或奴隶，或许他们各自的劳动分工各有不同，但绝对没有寄生虫的容身之处。这是一种在未来“城邦—国家”中极为普遍的合作平等意识，它的思想胚胎正从此开始孕育。

  不过理想和现实间总有落差，赫西俄德身边就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工作与时日》的创作据说就来源于他和弟弟佩耳塞斯的一场诉讼。这场诉讼可能起因于分配家产时的纠纷，他开宗明义地把纠纷的起因归结于佩耳塞斯的好吃懒做，既殆于“劳作”。他说“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把一年的粮食，大地出产的物品，德墨特尔的谷物及时收储家中，他是没有什么心思上法庭去拌嘴和争讼的。当获得丰足的食物时，你可以挑起诉讼以取得别人的东西，但是，你不会再有机会这样干了”（30-35）。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赫西俄德的怨愤不止于佩耳塞斯的懒惰奸猾，而且进一步扩展到混淆事实的诉讼裁决。造成这样黑暗局面的，正是贪图钱财的“巴西琉斯”。于是诗中写道：“我们已分割了遗产，并且你已获得并拿走了较大的一份，这极大地抬高了乐意审理此类案件，热衷于受贿的王爷们的声誉。这些傻瓜！他们不知道一半比全部多多少，也不知道以草芙蓉和常春花为生有什么幸福。”（36-40）张竹明的译本直接把“巴西琉斯”译为“王爷”，虽然有欠准确，但反映出了巴西琉斯当时的社会角色。他们是在部落中执掌包括司法在内的各种权力的贵族阶层。也许在英雄时代，这些贵族还具有一定的高贵的品质，那么在黑铁时代，他们无疑又是堕落者的代表。赫西俄德一方面指斥贵族的贪赃枉法，颠倒黑白，一方面又极具智慧地从此事中提炼出城邦—国家的第二个理想：公正实现正义。实际上在诗人看来，公正与正义一样都具有神性品格。在涉及具体的诉讼时，赫西俄德同样创造出了一番诸神在场的景象——“让我们用来自宙斯的，也是最完美的公正审判来解决我们之间的这个争端吧”（35-36）。

  虽然在赫西俄德的理想社会中，阶层的分界被模糊了，可是这不代表阶层差别将会彻底消失。既然诉讼和审判难以避免，则审判的权力必然落于某些人的肩头。为了保证权力不被某些特殊人物攫取，在排除了奴隶与妇孺后，一种由更多的人参与及决策国家事务的社会政治形态已然显现。同时，一种新的社会阶层也应运而生：公民（Citoyenmete），亦即自由的农民。在赫西俄德的眼里，公民既是贵族的先天同盟，又是贵族的后天对手。因为许多自由生产者虽然过着艰辛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法同贵族相比——却获得了与贵族分庭抗礼的政治权力。当然，在历史中，贵族与公民在政治上的合作还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正是从公民的身份特点上，我们找到了实现“正义”的第三个理想：人的自由。关于“人的自由”，应该包涵两个层面的内容，即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所谓“行动的自由”是指人可以在不危害城邦正义的前提下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行为方式，并对自身行为的后果负责。“行动的自由”是自由的基础层面，具体表现为人身自由和选择谋生方式的自由。这是区别公民和奴隶的先决条件和基本前提。

  但是“行动的自由”远不是“人的自由”的全部，赫西俄德通过讲述“白银种族”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妨先看看白银种族有何特征。“这个种族的孩子在其善良的母亲身边一百年长大，语言贫乏，在家里孩子气十足地玩耍。但是，当他长大成人，渐渐步入风华正茂的青春期时，他的成人经历非常短暂。并且由于愚昧无知而使悲伤始终与之相伴。他们不能避免犯罪和彼此伤害，又不愿意崇拜神灵和给神灵的祭坛献上祭品。”由此可见，白银种族的两大特征是：长久的儿童期和思想上的愚钝，这导致了他们既缺乏认识自身的能力，也缺乏认识以诸神为代表的外部世界的能力，最终被宙斯抛弃。赫西俄德从白银种族的覆灭上总结出一条真理，人必须有思想的自由。人类想要摆脱必然世界的支配，思想是唯一的途径，只有通过独立思考，个人才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免于被驱使奴役的命运。这条真理直到今天依然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虽然在赫西俄德的时代，思想自由还是比较微弱的呼声，可是我们终究听见了晨鸡报晓的第一声：“亲自思考一切事情！”。

  现在，我将试着按照赫西俄德的看法给“城邦—国家”下一个定义：城邦—国家是基于正义理念之上，由自由的劳动公民围绕着某个城市所组成的一个社会整体，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的道德共同体。后来的历史显示，赫西俄德的城邦理想基本得以实现。如果说“人类五纪”中的“黄金时代”因其天生的完美而获得“神性”的幸福的话，那么城邦—国家就凭借其后天的完善使人们得到了“人性”的幸福。

  当我完成了对《工作与时日》的分析后，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作者，尤其当众多材料给出不同的看法时，我们才能从中辨别出历史的真相。据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二卷53段估算，赫西俄德大约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但是12世纪的拜占庭诗人兼学者杨尼斯•泽泽斯在《生平》中引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认为赫西俄德只比毕达哥拉斯早一代人，这样就不能早于公元前七世纪了。两家意见相去甚远。根据赫西俄德诗中反映出的社会特征，以及近代学者的看法，我倾向于认为他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末叶至公元前8世纪中叶，即晚于荷马生活的时代，早于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那时第一批城邦在希腊产生。

  关于诗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前人多有论述。根据《工作与时日》体现出的风貌看，赫西俄德出生于中部希腊波俄提亚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移民地库麦城人，种田之外常常驾船出海从事贸易，后迁居希腊半岛波俄提亚的阿斯克拉村。他在这里垦荒种地，放牧牲畜，在农闲时出海经营些小生意，就这样靠勤劳和节俭逐渐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大概成了一个小康之家，生了两个儿子，赫西俄德和佩耳塞斯。在分割遗产后，赫西俄德一直过着一个农民和牧人的勤劳朴素的生活。他和父亲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生活安定，一直守在家乡。随着逐渐富裕，如赫西俄德这样的小康农家也往往不止一个奴隶，他们不仅从事家务劳动和辅助性劳动，而且更多地开始从事生产劳动。

  赫西俄德以其成功者的形象，在《工作与时日》中寄托着对未来的理想，同时现身说法，指导其他自由农民从事生产活动。这种指导并不局限于纯粹的技术方面，而且包含着对工作态度的规范，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有机融合。因此，《工作与时日》不仅是古希腊第一部可考的长篇训谕诗，也是西方文学史上训谕诗的第一个高峰。

  最后，我将借用马克思评价但丁的话来总括赫西俄德在文学性的社会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是黑暗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城邦时代的第一位诗人。

• 几处逻辑基础的失误，导致全盘皆输

  作者：紫檀 发布时间：2010-10-17 16:55:41

  我以前曾对民间考古说过一句话：“民间考古有多难，又有多烂！”此话不止一次的被人“好心纠正”，其中就有人举例，让我认真读一下刘钢的这本书。我花了6天时间，边读边做摘记，连带进行一些古地图比对——结果和后面附上的黄时鉴观点相同。我不是古地图专家，也不喜欢整天泡在发霉的纸卷上与历史博弈，我断定此图伪造的原因也不在地图本身——刘钢书中至少有三处逻辑基础完全错误，而这几项文史逻辑恰恰是他推论此图为真的关键环节。其一p162-164，对罗洪先《舆地图》那句话的断句，其二和三碍于其他原因，不在这里谈了。

  还是看一下专家的宏论吧

  附黄 时 鉴的文章：

  《天下全舆总图》膺品内证

    

  今年年初《天下全舆总图》出笼。笔者原以为这只是一场独幕戏，因为它是可以一眼看穿的伪作。果不其然，几位历史人同行先后在网上报上视屏上发表看法，予以否定。

  不过，现在带有学术意味的秀场又拉开新的一幕。有的人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3月23日，刘钢公布了新西兰维卡托大学实验室对地图纸张的测定结果。据此，“纸张年代为一七三零年至一八一零年期间的可能性最大。”可是这样一个纸张测定结果，刹那间就变成了这幅地图是真品的断定。“地图纸张制造时期与《天下全舆总图》绘制者签署的年代吻合，该实验室宣称此幅图为一件真品。”新西兰人是这样说的吗？

  在刘钢公布测定结果以后，有人立刻跟进，说“郑和离发现美洲又近一步”。笔者却想反其道而行之，将郑和拉回来。刘钢和那位美国专家汤普森已经就此图之真做了长篇答辩，列举了不少旁证和佐证。但我还是想先回到地图本身，进行内证。事到如今，这内证依旧是论证此图真伪的关键。好在刘钢本人已有他的内证说法：“有几位教授认为，我们无法根据莫易仝的《天下全舆总图》断定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是否真实存在过。”“莫易仝在《天下全舆总图》的落款中写明，他于一七六三年仿绘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图中的注文、地域轮廓和岛屿可以作为这一落款的佐证，证明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为《天下全舆总图》的原本。”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图上落款原文是这样写的：“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 臣莫昜仝绘”。{此引文需用繁体}

  图上有一条与落款相呼应的识文是：“一於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廻京”。{此引文需用繁体}

  “识贡图”之误，周振鹤等学者已经指出。刘钢辩称，“识贡”也能读得通。但在古代中国，“职贡图”从来就是边地或域外使节的朝贡图而不是地图，你能说“识贡图”就是地图吗？因而我还是认为，这个“识”字实际上是造假者的一个失误，露出了一个破绽。

  连带说一下。有评者提出地图注文中屡见“馀”写成简体字“余”，这不应该出现在古地图上。刘钢的答辩是：简体字古已有之，并举“无”字为例。但“无”不是“余”。说我们中国晚近推行简体字以前就有简体字，这是对的，但这不等于说“馀”这个字古人会简写成“余”，此说若要成立，请试举证。

  下面讲另一个破绽：上述的落款和识文三见“永乐”，这个“乐”字的笔画，一字模糊难以辨明，二字均在“幺”的下面加了三点。这是写了一个别字，这个字其实是不存在的。“莫昜仝”若是清代士人，他决不会将“乐”字写成这个样子。顺便提一下此地图上的“书法”，刘钢说“《天下全舆总图》中的字体具有明显的‘馆阁体’书风”，这实在沾不上边。这些字显然出自没有真正临帖习写者的手笔，清人写成这样，连秀才也考不上。

  写到这里，想起要为这位粗通文墨的人正一下名。现在大家（包括刘钢在内）都称他为“莫易仝”。其实不然，他的大名是“莫昜仝”。中间这个字作“昜”，是“阳”的古字。“仝”也是“同”的古字。这个名字取得似是用了些心计的，如果不是绘者将“易”又误写成“昜”的话。

  这位“莫昜仝”现在随便绘制一幅“古地图”似乎问题也不大，但倘若他真是清朝士人，麻烦就大了。他竟然在姓名前堂而皇之地正面写上了“臣”字，而且时在1763年，文字狱大兴之际！在清朝书画作品上落款，若要在姓名前写上这个“臣”字，就必须写得偏右而且小一些，表示臣下的卑微和奉侍。要知道，不这样写就是犯上，哪个“臣”都不会不这样写，也不敢不这样写。“臣”字竟然居中，凭此一条，就可以认定，这幅地图决不可能是什么1763年的作品。这个“莫昜仝”也就只能是地图伪造者的一个化名。

  再说一点：识文上的年代和落款上所谓“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年代，也都是无可征信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的起迄年代自伯希和始做考证以来，曾有多位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今已基本上趋于一致。在《辞海》1999年版“三保太监下西洋”条中是这样排列次序的：1405-1407，1407-1409，1409-1411，1413-1415，1417-1419，1421-1422，1431-1433。恕我再赘引一遍，识文称：“一于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落款又称：“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这是与识文相呼应的。它们暗示，永乐十六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正是这永乐十三年至十六年下西洋（当然也可以包括以前的）的地图记录。可是，永乐十三年是1415年，永乐十六年是1418年，在这个时段内并没有一次郑和下西洋，而这1418年又卡在第五次下西洋1417-1419年的中间，郑和船队中的哪位成员能回到中国？所以，地图上的这段“史事”本身就是一种虚构。这又是一个伪作的内证。

  落款二十六字，识文四十二字，共六十八字。六十八字中竟出现这么多的破绽和问题，你还能相信这是一件“真品”吗？对这样一幅粗劣伪造的古地图膺品，还有必要再如此这般地炒作下去吗？还有必要动辄去劳驾什么外国专家和实验室吗？

  当然，刘钢对前一轮质疑做了答辩，汤普森又从美国赶来做了学术性的解说，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但其中的一些内容，如果面对此地图纯系伪作的事实，就可以倒转视角，完全给出另一种解释。不过，当前笔者只是想将由简变繁的事情，先由繁变简，也就是通过内证来断定此乃伪作，然后再论其它。

  笔者理解一位收藏爱好者总是真诚相信和力图证明自己心爱的藏品是真的而不是假的。但是，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学术研究和藏品鉴定是另一回事。学术的探讨有其规范和方法，收藏的失误也在所难免。史事考据、收藏鉴定和案件侦破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收集和分析证据。人们遇到纷繁复杂的个案，往往难以遽断。但此地图乃一简单明了的膺品，这一点，从它自身的破绽即可做出充分的内证。故笔者以为，秀场至此，就闭幕吧。

  （2006年4月2日写毕）

  此文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28日第7版，附有该地图的落款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