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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Pope怯懦懦地 发布时间：2022-04-17 23:41:30

  淺出有餘，而深入不足。淺出不僅有成本

• 作者：雪舞影 发布时间：2023-07-12 20:57:28

  很难去说历史的反复重演是因为什么。有人追求名垂千史，有人追求一时舒心，所求不同，可能正是历史重演的原因之一。水满则溢，希望生活在持续注水不到溢的时代。

• 作者：祝羽捷 发布时间：2023-12-21 14:32:21

  犹如无声的煤气灯，心理操纵在我们周围狡黠藏匿，不易察觉。这股操纵力量不仅存在于家庭，也渗透到各种公共领域。女性的独特特质往往成为操纵的目标，父权制巧妙地借此维持其权势。深刻理解煤气灯操作的必要性迫在眉睫，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揭开和远离这无形的夺取，自由绽放自我。

• 作者：Estricina 发布时间：2011-09-13 22:09:04

  有些故事很好有些很狗血。

• 作者：xs 发布时间：2021-07-18 03:50:33

  有些乱七八糟。

  还行吧。

  若是高中课上读一读解闷完全是够的。

  可惜了，大学了

• 作者：kayoko 发布时间：2023-06-11 14:07:50

  注释不够全

• 关于“逼真”、典型、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

  作者：Sternhaufen 发布时间：2013-02-01 17:20:52

   西欧美学从十七世纪开始步入法国主导的新古典主义，此时正值法国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艺作为法国理性主义哲学的体现，不可避免地体现了美学中的理性主义，即对是非善恶美丑评判的标准始终是主观的，由此引起文艺被完全被认为是理智的、片面强调理性而忽视感性认识、忽视想象的重要性。在理性主义主导者笛卡儿看来，理性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与经验和实践毫不相干。在笛卡儿替美所下的定义中，美，也就是“文辞的纯洁”，有两层含义，一是整体与部分的和谐，二是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语言的一致。“明晰”与“纯洁”成为法国文艺的特色，这也正是理性主义的要求。

   布瓦罗是新古典主义真正的确立者，在《论诗艺》中，他将理性作为全书的主线，并提出了“研究宫廷，认识城市”的口号，要求一切作品应以理性为准绳，相信普遍人性（理性），相信美的绝对价值和文艺的普遍永恒标准。由此，理性主义者认为既然真理都是普遍永恒的，而美也是普遍永恒的，美也就等同于真，真，也就是“自然”。由此，布瓦罗强调诗人应研究、服从自然。

   朱光潜先生认为，新古典主义者之“自然”，还不是感性现实世界，而是人性。新古典主义坚信“艺术模仿自然”，把自然等同于真理，在自然与文艺的关系上，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他们强调亚里士多德的“尽情尽理”，即所谓“逼真”，并认为做到逼真的唯一途径是刻画典型，而他们对典型的理解仍局限于贺拉斯的定型与类型的看法。但他们并未真正理解“逼真”的含义。

   从后来康德的观点看，康德关于典型的看法相对进了一步，他提出“理想美”、“审美意象”的观点，正是“典型”。特别是有关审美意象的讨论，第一，就成因说，审美意象是由想象力形成的，但也要根据理性观念；第二，就性质说，审美意象是理性观念的最完满的感性形象显现；第三，审美意象因其具有高度概括性，因而在作用上能以有尽之言表达无穷之意，从感性到超感性，使人感觉到超越自然限制的自由。因此，康德强调审美意象尽管与逻辑概念对立，但在最具高度概括性上也“力求接近理性概念”，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带普遍性。总之，康德认为艺术典型在表现能力上表现为概括性与暗示性，达到可能的最高度，即根据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第二自然”，这就是“逼真”，并非单纯模仿自然，而是在一般的特殊化、个性化中，从有限见出无限，从个别见出一般，实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这就对布瓦罗的观点进行了较有力的驳斥。

   然而，康德尽管看到理性派单纯强调理性的片面性，并在“天才”（艺术创造）中指出天才的独创性和自然性，反对理性派新古典主义单纯的模仿和呆板的正确性，却因其自身立足于理性主义立场来试图调和理性主义美学与经验主义美学，造成了处处看到对立，在将必然归于物质，将自由归于心灵而造成分裂后又来设法将二者重新嵌合。从这点来看，后来的歌德又进了一大步。

   典型实质上就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这个大原则之下的一个特殊事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提出，诗虽是写个别事物（同于历史），却要同时见出一般或普遍性（异于历史）。贺拉斯把典型窄狭化为“类型”的看法，把典型看成同类事物的共同性或“常态”，模糊了事物本质与偶然性的区别，造成文艺抽象化与公式化，为一般而牺牲特殊。“理想与特征的对立，其实也就是文艺应从主观概念还是应从客观现实出发的问题，是典型应被理解为抽象化和普泛化，还是应理解为具体化和个性化的问题，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艺理想的分歧也在此见出。”（P409第十三章 歌德）

   在早年的判断中，歌德曾把特征和有生命的整体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多少见出点特征与本质的关系，但当时仍以主观情感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对于特征和美的关系尚未明确提出。及至后来游历意大利回来后，歌德把特征与语言形式联系起来考察，触及了内容与形式的联系，表达了“类型不能表现出本质”的观点，说明了个别的东西不抛弃有意蕴的崇高的东西，就是既要显出特征，又要保持古典的理想。这作为一个矛盾只能由美来解决，因为美“使抽象的本质获得具体感性的形象，是理想不只是冷静而严峻的抽象形式，而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这也就是理性与感性、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这正是歌德心中的美的典型。

   歌德的观点是建立在他的创作基础上而非静思玄想上的，总的来说，他对典型的辩证统一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

   而席勒借游戏冲动，以一种文化教养的“第三种冲动”的姿态来消除强迫，恢复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自然状态的统一。不同于英国经验派把美和生活等同，亦不同于形式派把美和形式等同，他指出“活的形象”作为最广义的美，这种游戏冲动的对象，在我看，应当是美的最完满的典型了。

   到了黑格尔，他强调“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美学》中，认为美学应当是“艺术哲学”，直接轻视、排除自然美，认为艺术美当然的高于自然美。这一轻视是来源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认为美是显现理念即绝对精神的，当然是无限、自由、独立自在的，而自然是相对的、没有自由和独立自在性的。理念作为绝对精神，特点就在“自在自为”，也即“自由自觉”，而自然是不具备这一特点的。黑格尔以为美是“寓杂多于整一”，而自然美的缺陷在于动物只“自在”而非“自为”的，没有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即还不能自觉美。由于自然美的这种缺陷，，艺术美才有必要。另外，黑格尔轻视自然美的另一重要原因与其反对崇拜自然的浪漫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倾向有关。黑格尔将美局限于艺术美固然有其理由，也起到了对萌芽的自然主义倾向的批判作用，基本符合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

   黑格尔认为应当是自在自为的人才能体现理念，因此也应当是典型的人物性格。他认为艺术理想中的性格应当具有丰富性、明确性、坚定性，反对抽象化，也反对感伤的颓废的浪漫主义倾向。

   纵观对于典型以及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大体就是理性与感性、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证实的过程。美的典型，应当是创造取于自然却又高于自然的“自由自觉”的“第二自然”。美学从康德的形式主义、感性主义到黑格尔的反形式主义、反感性主义，这一重大转变对艺术美与自然美关系的认识也起到很大影响。

  　　

• 《国士无双：韩信传奇》后记部分

  作者：周明河 发布时间：2022-04-16 21:50:56

  后记

  就像有的人把李斯看作一个人生奋斗的典型一样，于千百年与千万人之中，我也是独独的相中了他—— 一代名将韩信。而且，青春意气的他还更多了一种生命的飞扬，直教我辈百代之下犹不禁想见其人！

  可是，若仔细说来，这也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奇遇，因为只是到了人生的某个应该成熟、蜕变的阶段，猛一回首，才由衷地发现——自己与某个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感觉有些特别的灵犀相通，或者说他更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罢了。

  然而这种发现，或者也并不是偶然的。

  （一）

  老实地说，认识韩信至少应该是十岁左右时的事情，那时电视剧《淮阴侯韩信》正在播出，虽然从那以后再没有看过此剧，但仍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在书上看到一句“韩信能忍胯下辱，登坛拜将保汉朝”，就再也不能忘了此人。

  不过，韩信的惊人事迹，我在六、七年前头脑中都是一片模糊，比如“背水一战”，那时的自己还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甚至他“兵仙”的名号我也是近两年才晓得的。而且我也越来越发现，现今倾心于他的人，数量只在有增无减。兴许，这也表现了我们对于自己民族及其历史的自信。

  先前时候，我对于历史也可以说颇有天赋，而且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但少有深入钻研，真正让我倾心的还是文学，更是西方文学（受其影响，这部小说也表现出了我对于探究人物心理的兴趣）。我那时对于当代的人和事更感兴趣，虽然钻在书里的时候还是多些。

  终于，当我有一天从自己那多少有些虚无飘渺、不够声色的文学梦中醒来时，人生的阅历也使我突然便加深了对于历史的理解，这样我才似拨云见日般的顿悟到——原来，历史是这样的精彩，原来历史的细节是这样的富有生气，原来中国的历史不都全是让人丧气和压抑的东西……偏偏就有偌大的历史角落中那么狭隘的一隅，偏偏就有那么几个鲜活、不甘寂寥的人物，却让自己的心灵竟禁不住为之反复的震颤！从而一扫那落拓人生的灰土之色。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最终将“历史”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历史乃是有志者的天空”。至于这此中的内涵，也许是大家需要一点心思细加体会的吧。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多是司马迁的功劳，也许吧，《史记》一书中太史公的感情色彩实在是太浓郁了，点点心血渗透于字里行间，读者于不经意之间就会被他的感情所俘获，从而与他走向深切的共鸣。

  也因此，我在06年的时候就想为韩信写点什么，主要的自然是给自己鼓劲儿。但我首先想到的却不是小说，因为我一直以来就对于历史小说（还有单纯的“故事体”）存有极大的偏见，以为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货色，我中“西毒”实在太深。即使是此刻，我也不能不承认，在感性经验的等级上，历史观感只是次等，其中的“客观性”相对弱了一些，而“主观性”太强。

  好比从前我批评《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这本书也有它塑造人物狭隘的一面，尤其他表现的是50年前的历史场景，所以不可能把握的如此精确，只是一种自己意想的观感罢了——托尔斯泰亲历过俄土战争，他只能将这种感受尽量去还原那种历史性的感受！也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情实感，而只有类似的逼真的感受，这样感性等级上就差了一等。”

  但那时候，我确实为韩信写了一点随笔式的东西，虽然很不成熟，虽然写了一个时代和一大批人，但毕竟还是写了。这样，事情也便暂时告一段落了。

  （二）

  可是过了半年多以后，我因为受了几部历史剧的影响，其中就有《成吉思汗》和韩剧《商道》，忽而又大发思古之幽情，以及指点江山、建功立业的历史豪情。更因为自己那卑微、琐碎的现实生活环境。

  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每每乘疾驰的汽车行走在视野开阔的大路上时，放眼车窗外，内心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那里真如千军万马正在拼杀、征伐的战场……还有，当我伫立在一些大河的桥头时，我又怎么可能不会对着脚下的宽大径流，情不自禁的做一番类似的联翩浮想，那男人的英雄梦啊……

  这时候就不能不想到创作一部关于韩信的历史小说了，这正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这倒使我想起前年的自己的一桩心愿，正好也与韩信有点关系，那时候正看一个韩剧《商道》，感觉很不错，很受感染，尤其忘不了寒夜那堆树林里的篝火，人要喝含有砒霜的酒取暖，那火燃烧得使人尽生思古之幽情……还有对于亲近自然的深深向往！对于人们历尽艰辛然而不无成就感甚至神秘的美感地在自然中行走，突然就把这种意象嫁接到了去构思一部历史小说上……也如这部电视剧含有这种深刻的自然和人生主题……也就是说将历史中的人物作为生命去观照，而不拘泥于强调他只是个历史人物……我想主人公应该也是个有志者，很孤独，比如韩信，他在自然中生存、思考和行走，有种种奇遇，有种种成长，当然这都是他从军前……总之尽量不离开历史真实……”

  那时候也正是寒冷的冬日，我一个人漫步在冷寂的夜空下，禁不住举头去细瞧天上的那一颗颗闪亮的寒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些曾经光耀一时的历史人物们，不正是如天上一颗颗永不坠落的星辰一般嘛，正是他们的不朽存在，很多时候，便会照亮那一个夜行迷途者的前程。

  “于是我就发誓想写，然而我就必须首先自己先到自然中去体悟，去感受……可是，就我自己的现实条件，是具有很大困难的，而且我觉得自己还年轻，感觉还可能肤浅，就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可是内心也还是深深向往，希望有一天终于实现……”

  （三）

  后来我就读了点罗马史，风云一时而难逃悲剧宿命的迦太基统帅、同为首屈一指的军事战略家的汉尼拔的一生，令我触动很深。这样，很容易就联想到了与他同时代的韩信，如此将二者两相比照，就有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韩信评传》。

  可是不久之后，我自己对于这篇仍显粗糙的文章就很不满意了，也主要是在这之后我的人生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而从表象上看，我从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城乡村，到了北京这样一个车水马龙、人情汹汹、纷乱喧嚣的超级大都市。自然，自己的内心会迅速地起一些变化，也感觉自己更加孤独了。

  这之后不久，我又用较为细腻的笔法写了一大批历史人物，而我也终于悟到：欲为历史人物传神写照，则莫过于去多加勾勒他们的人生细节，哪怕我们无史实可依据；而即使所谓的“史实”、“正史”，其实也不是绝对客观的，有些更是后人的“八卦”（比如关于“竹林七贤”）。

  这样，我也终于有了一丝再次将韩信这一历史人物小说化、私人化的想法了，在内心酝酿了很久之后，我就将小说的题目选定为了《寒夜孤星》——很明显，“寒夜孤星”这一意象正是我个人对于韩信的理解。而为什么我会将他视为一颗“寒夜”的“孤星”呢？首先，在我的头脑、直觉中，历史的夜空是寒冷的，历史中的现实是冷峻和残酷的，历史拥有苍凉的底色；而“孤（星）”，主要是我对于艺术真实的一种诉求，也就是说我会尽量把自己心目中的韩信塑造成那样的人物。

  当然，后来又出于对韩信的独特推崇，才不得不定其名为《兵仙纪》。因为战神之类的人物有很多，可我们的“兵仙”却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曾想到，现在有人写文章给韩信盖棺定论为“淮阴侯”或“大将军”，那其实不应该是今人的视角，那是小瞧了他，起码是低估了他在历史活动中所释放出来的惊人能量。他一生的辉煌定格应该是“齐王”或者“楚王”——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王”，而不是一个等而下之、有名无实、处处受人掣肘的“侯”！何况，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经典人物。

  也因此，我将他视作一颗“星”，而不是其他或相对渺小、或相对暗淡的东西。只要你走近他，走近这位独一无二的天才……

  （四）

  其实，在写这部历史小说的初稿之前，我还真的没正经读过几部历史小说，倒是这其间

  的

  两年发奋读了不少，而此前给了我莫大启示的倒是福楼拜的《萨朗波》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后者据说也深刻地影响了著名的历史小说《金瓯缺》）。

  我曾经感到小说大师福楼拜是一个厌倦现实平庸生活、而痴恋古典梦幻的人，即在他的心底，古典世界的英雄传奇一直都是他所深深向往的东西。于是在完成了名著《包法利夫人》之后，他最终转入了历史小说《萨朗波》的创作。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与其说福楼拜写出的是一部历史小说，倒不如说他写出的仍旧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著作。因为在他的这部历史小说中，除了结尾部分（女主人公萨朗波的突然倒地身亡）略显一点浪漫主义的味道外，整部小说的气氛仍旧是沉重和压抑的——这不仅是历史的沉重和压抑，更是现实的沉重和压抑！因为福楼拜通过自己的细致刻画所要深刻表现的，还是永远让人愉悦不起来的人性，贪婪自私、粗鄙嗜血的人性。

  《萨朗波》的主题思想是一如既往的悲观、消沉的，只是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无所谓纯粹的“历史”小说，一切历史的都无不是现实的。这就有点像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

  后来，我也不能不慢慢地想到，其实《战争与和平》在本质上也是一部历史小说，虽然他离作者生活的年代比较切近，然而那毕竟还是历史，而托尔斯泰仍然要“义无返顾”地去表现这段历史——正是根基于它巨大的现实意义。

  这样乱七八糟的想着，我自己就有一些释怀了。也因为我从前对于历史真实有着近乎病态的苛求，我总害怕去扭曲历史——然而我也慢慢发现，任何“真实”其实都首先被涂上了一层主观真实的色彩。

  不同之处正在于，你的这层“主观真实”是否涂抹得鲜亮，是否涂抹得动人，又是否涂抹得别具意味……

  （五）

  于是有过一些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经验、也自以为通史的我，就不揣浅陋地开始了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最早的设想是具有相当的规模的，起码要在四十万字左右的篇幅，因为也只有这样也才能保证去足够揭示很多、很重大的东西。

  可是，由于自己平常的写作时间不多，以及加之一点急于求成的心理，结果这部小说仅仅写作了一百天、十七万字的篇幅就草草结束了初稿。在我自己，对此自然是极不满意的，所以在间隔了一个多月之后，又经过一番用心的思考、探究，便决定花大力气充实一下原稿。

  之后，我又付出了四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修改稿，这一次才稍稍有些心安理得了，乃至有些成就感。不仅使得描写细腻化了，而且还着重把韩信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表现了出来，又对先秦兵家、兵学思想来了一次大巡礼（比如韩信与萧何谈兵论道一节），尤其细致地刻画了那几场重要的战役，如此便不失为一部合格的历史军事小说了。

  在这之后，我也曾相继投稿到几家出版单位，总体得到的评价还不错，尤其我的文笔为人所一致称道。其中，有一位编辑很认真地读了此文，他认为我还需要再修改完善一下，对此，我深表赞同，因为“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是我一向的坚定观念。

  但可惜的是，此后我琐事缠身，根本无心也无暇修改此文，而且对于“韩信”这个历史人物难免一时有些审美疲劳了。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我也认为没有足够的阅读经

  验是

  成不了气候，因此才不得不先静下心来读完了历史小说名家唐浩明、凌力等人几乎全部的著作。

  尤其《金瓯缺》、《曾国藩》与《少年天子》这三部书

  令我备感震撼，既从根本上树立了我对于历史小说这种体裁的信心，也由此坚定了自己对于创作历史小说的信念。

  而今，时隔

  两年

  有余，我终于又有闲暇完成了此历史小说的再次修改。用心之余，也始知“呕心沥血”为何物！不但多了些白头发，还重重地病了一场，夜不能眠更如家常便饭！

  这部书的定稿文字仍不足三十万，虽然这最终与四十万字的初衷相去甚远，但它在艺术上却绝对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因为笔墨只是较为集中在了韩信一个人身上罢了。当然为了烘托韩信，也把项羽仔细地刻画了一番，尤其重新推敲了这位大英雄的形象，即正视了他的军事天才——而他的真正失败处，只在于其具有缺陷的个性及政治方面而已——这同韩信的悲剧几乎如出一辙。

  说起来，我能完成一部历史军事小说的写作，也应该不是偶然的，虽然我从小就没往这上面想过，我其实从小就被灌输了深深的自卑。

  我本人虽然生性柔弱得很，尤其近些年为了多读书、多做事便更加忽略了运动，可是我自小便个性活泼好动，更非常爱好军事，爱好研究军事。其实，我在书里面提到的韩信小时候玩的那种军事游戏，便有我自己小时候的影子，我是拿跳棋、塑料小兵一块摆着玩的，而且都13、4岁了还乐此不疲。再者，我对于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也算都有些研究吧，上学那会儿只要能看到的，一般都不会放过，尤其那时候解放战争史比较容易得到，所以这段历史就了解得要相对丰富一些。

  另外，像《三国演义》中的那种夸张的、突出将领个人武艺的战争描写，更是我所极力反对的。古代战争尤其大兵团作战，那绝不会如此简单——这便是军事指挥及军事谋略驰骋的天空，所以才有人将韩信称为中国历史上“谋战派”的代表人物……

  （六）

  说起来，那些感情戏并不是我凭空就加进来的，也不是为了当作一般的佐料，历史小说创作中“戏不够，情来凑”的观念也是我所不屑的。因为这些所谓的感情纠葛，本就是我个人对于人生、爱情的理解。当然，韩信是古人，他的“花心”，我们绝不能用今人的眼光苛责于他吧。

  如果说我的这部小说的所谓特色，除去表现了一个从微末走向伟大的男人的奋斗历程外，更应该有他的人生悲剧——骨子里的傲气！而其他较为显明之处也在于，表现了一群女人，表现了一群精神觉醒、人格独立的女人。这也总是我想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所刻意追求和强调的东西，那就是爱情双方在人格上的平等关系。

  也就是说，她们对于自己追求什么、反对什么，都有着自己清晰、透彻的了悟，甚至作为女主角之一的英乔，她对于男人更是可以不在物质上依附的，这也即是最终塑造出其独立人格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要素——她的得以善终，其实就是我刻意营求的结果。

  其实到底什么是“精神觉醒”，只要再想一想林黛玉就可以大概意会了，她总不愿看人脸色、活得不像“自己”……这也并非是超时代的，而是秦汉时代的妇女本身就要比唐宋尤其明清以后的妇女要在社会生活中积极、活跃得多，也就是说社会地位要高得多。

  还有就是一些间接从翻书得来的经验，我倒觉得这可能有些是他人所忽略的历史真实。就比如说，前些年我因为钻研了一段“江湖”的缘故，看了一些《中国游侠史》之类的书籍，结果我就发现原来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一个与官府、与正常社会秩序相对立的——秘密社会，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江湖”，且它的能量往往非常巨大。

  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在我自己的这部小说中，我基本上只是从一个细小的剖面，略一表现了秦朝时的“江湖”。

  既然是倾心过文学的人，自然我对于艺术的“美”有相当执著的追求，我一直以来就有这种体会：真理因为其常常的相对性可能不会是永恒的，但“美”却一定是永恒的。

  我在尽量不脱离历史真实的同时，表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韩信。好在关于韩信的历史记载并不是很多，他身上有太多的历史盲点留给了我们加以推敲和想象的充分空间，但他若是东汉以后的名人，可能为了小说就必须要伤害多一些的历史真实了！

  但是，虽然这部小说与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什么冲突，但历史小说中所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仍旧是与其历史原型有很大区别的：有时可能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人，虽然看上去很相似。不得不说，文学形象绝不等同于历史形象，而且每个人所理解的也都会有所不同，正所谓见仁见智。比如即使写人物传记，可能同样的史料，不同的人写出的味道也是大异其趣（这一点明史专家樊树志就说过）——更甚者，可能历史记载去历史真相都还有相当的距离呢。

  一部文学作品总是有自身鲜明的主题，我的这部小说的立意即在青春与励志，这也是受了《大长今》的感染。总之，虽然我不能保证每个人读过它之后都会喜欢，但我却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你读过之后肯定会有所收获，尤其于一个有志气的人而言，它可能会让“韩信”纠缠你的一生。

  如果说我自己还有什么不凡的抱负的话，那就是我很想将“兵仙”的辉煌事迹尽量广泛地传播发扬，无比使得“兵仙”一词能够深入人心！

  ——2009年10月初稿，2013年2月于北京蜗居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