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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kulilin 发布时间：2017-10-28 18:15:25

  圆梦巨人原著，狐狸爸爸作者

• 作者：文孟先生 发布时间：2023-03-14 21:53:51

  经典。

• 作者：默存 发布时间：2022-09-14 11:28:27

  优秀的儿童历史类书很少，所以这套算很好了，故事简单插画精良，就是故事太少。

• 作者：嘤嘤怪 发布时间：2018-11-12 12:09:37

  成长的过程，磋磨与苦难融在无知的孩童认知中

• 作者：阿伽墨得 发布时间：2018-06-08 17:11:00

  公平讲，除去刺激感官的猎奇因素，前言中提到的巴爷试图通过本书实现的那些文学理想（对以不同的技巧削弱已知形式之厌倦、发现小说基准、解释生活多面的真实、越界、激起狂暴的呼唤，等等），一本哈代的《还乡》就秒了。非要谈文学性这也就是一cult片剧本水平以上。法国人的小格局充分体现，怎么就跳不出“面色苍白的哲学家与他们永不放过的萨德”小圈子呢（一种沾染哲学气味的高级“媚俗”，内行身份识别仪，书生气天真的“见之则喜”）。回到前言再看，原来巴爷被靠他吃饭的理论骗子之吹捧（“真正的法国作家”）给忽悠了，倒霉孩子。

• 作者：竹嬾 发布时间：2015-03-24 21:46:59

  美的無字書 小窗戶 用紙很舒服

• 人世间，望春风

  作者：流岚 发布时间：2020-02-05 14:36:49

  半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部近120万字的煌煌巨著，翻开第一页时期待满怀，合上最后一页时平静淡然，并没有想象中的回肠荡气、千回百转，这似乎也正是梁晓声想要传递给我们的：身在人世间，哪里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离合悲欢，不管大时代如何变迁，小人物总在负重前行。坚守传统道德，践行民间正义，做个好人——足矣！

  小说以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周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为主线，通过对他们生活成长经历的记录，全景式地展现了50年间中国社会时代变迁的巨幅画卷，以及这图画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历程，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三线建设、兵团生活、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出国潮、下海潮、国企改革、工人下岗、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在一个又一个时代浪潮的席卷中，小人物在被裹挟着前行过程中的挣扎、碰撞、得失和成长。

  作者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与共和国同龄，从小的城市生活经历使他更了解那个年代城市底层百姓的生活，后来在兵团的七年知青经历又让他对时代变革有足够的发言权，创作早期以“知青文学”成名，我在大学期间读过的他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作品，都影响深远。亲历了中国社会最风云激荡的50年，如今以古稀之龄回看自己的足迹和时代的过往，写下的文字自然是平实而真切的，不露痕迹地娓娓道来彰显着作者的深厚功力和驾驭能力。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设计，没有一波三折的情节安排，没有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峰回路转，有的只是一位饱含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拳拳诚意。用梁晓声自己的话说，“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人世间》的竭力推荐和完全肯定。

  每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

  全景画卷式的呈现必然导致浮光掠影，走马观花。难以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丰满人物的形象，或者说不是活起来的人物自己在牵着读者甚至作者往前走，而是时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人物的全能掌控，甚至生杀予夺，强行要让他们与每个时代的变化发生关系，借以去展现那个时代的特点。几个主要人物如提线木偶，众多次要人物虽也个性鲜明，但终究难言立体。

  使命感极强的创作必然导致发力过猛，老生常谈。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过于直白，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又过于简单，主观性的价值输出处处可见，政治正确的大前提彰显无疑。固然是要宣扬传统道德，发掘文化自省，践行民间正义，体现责任担当，但我总觉得将时代洪流中的复杂人性摆在那里任读者去评判就好，一味主题先行的话，恐说教意味过于强烈了吧！

  老作家的深情回望必然导致写法传统，节奏单一。平实质朴的语言和平淡无奇的讲述固然增加了阅读的流畅性，但也削减了作品的感染力，尤其是作为一部百万体量的宏篇巨作，阅读时没有能让人感觉情难自已、欲罢不能的高峰体验，只是用贩卖情怀和宣传道义来期待读者获得隔岸观火般的情感共鸣，那就成了裹脚布，未必臭，但绝不香，且一定长。

  在此，我只是提出几个方面的不同意见，观点优先，以供探讨，用语未必准确，绝无对老作家的冒犯之意，更无博人眼球的标新立异之说，只是对众多主流媒体和名家评论一边倒式的褒奖不敢完全苟同而已。

  尤其是在《人世间》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当然我也是慕此之名才去读的），据说该作在评选中得票最高，似乎是评委们心中当之无愧的最佳。且不说茅盾文学奖近年来负面新闻不断，就说绝对公平公正，《人世间》也绝难达到当代小说创作的顶峰，比较中肯的说，确是一部优秀作品而已。那些炒作的媒体和跟风的网友如若是在尚未真正去读的情况下就妄下评论，不免有捧臭脚之嫌。我想，这恐怕也不是梁晓声老先生愿意看到的吧！

  在众多赞扬声中，比较多的是拿《人世间》跟《平凡的世界》或《白鹿原》相提并论，我认为前者还差了些火候，《平凡的世界》的思想深度和《白鹿原》的复杂人性都是《人世间》远未能达到的。对于这两部经典，在这里我不做过多评价，只是面对同为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今昔之别，还是忍不住要感叹一下近年来当代小说创作的困局。

  如果非要拿一部小说来跟《人世间》比一下的话，我更愿意选择格非的《望春风》。

  《望春风》出版于2016年，《人世间》出版于2017年。二者创作年代接近。

  《望春风》写江南农村，《人世间》写东北城市。二者都源于作者的故乡滋养。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语言的作家身上都极为普遍。

  《望春风》通过儒里赵村50年的微缩景观，展现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乡土文明的巨大冲击。与《人世间》的时间跨度相同，呈现方式类似。

  《望春风》以“我”为主观视角，人物传记式地层层展开整幅历史命运图卷；《人世间》则是以周秉昆为核心人物，慢慢辐射到城市的各个阶层。二者同样的人物众多，命运各异，但都选择了一个相对平庸甚至是普遍意义上的“失败者”作为主人公，作为整个时代和命运的投映者和反射者。

  《望春风》意图通过一个最终消失了的世外桃源来表达对乡村的追怀，对一种诗意的精神传统和淳朴的生命形态的挽留，是一曲农耕文明消逝的乡村哀歌。作者的悲悯情怀也同《人世间》如出一辙。

  两部作品的不同当然也有很多。首先在篇幅，相比于115万字的《人世间》，《望春风》只有20多万字。受篇幅所限，其展现的社会变迁也必不如前者广阔和宏大。正因为此，《望春风》反而走向了小巧和精致。当然两位作家本身的写作风格也差异巨大，格非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自然也要比年长自己15岁的梁晓声更“先锋”，小说结构更为独特，语言更为典雅，余韵悠长，值得细细咀嚼。

  如果非要分出高下的话，我更推荐格非的《望春风》。

  但若要拿二者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样的华语经典，甚至是“四大名著”这样的古代经典，或是《百年孤独》这样的外国经典来比的话，终究是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到底是差在了哪？在这里我仅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贸然给出一个答案：我认为是差在了——“长篇小说的尊严”。

  此语源于莫言。接下来我大量摘录一下他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的观点，并深以为然。

  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剽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这如同战争中，有的人，指挥一个团，可能非常出色，但给他一个军、一个兵团，就乱了阵脚。将才就是将才，帅才就是帅才，而帅才大都不是从行伍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写长篇小说的称作帅才，更不敢把写短篇小说的贬为将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请原谅。

  ……

  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粝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

  也许会有人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长的小说谁人要看？其实，要看的人，再长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长，不是影响那些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当然，好是长的前提，只有长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脚布一样，当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绣着《清明上河图》那样精美图案的锦缎，长就是好了。

  长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气，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灯心草，不是纸老虎；长是真家伙，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长，是必须这样长的长。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

  　　

  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

  密集的事件当然不是事件的简单罗列，当然不是流水账。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这样的长篇小说同样适用。

  密集的人物当然不是沙丁鱼罐头式的密集，而是依然要个个鲜活、人人不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应该能够进入文学人物的画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为了解决作家的叙述困难而拉来凑数的道具。

  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 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也可以说，具有密度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误读的小说。这里的误读当然是针对着作家的主观意图而言。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点脑子的，总是要比阅读那些轻软滑溜的小说来得痛苦和艰难。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可以平铺直叙，这是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习惯写法。这也是一种颇为省事的写法。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

  ……

  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方言土语自然是我们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局限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

  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它排斥投机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没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献媚和撒娇。

  在当今这个时代，读者多追流俗，不愿动脑子。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由此来评判，《人世间》太过，《望春风》不及，终究都差了一口气！

  2020.2.5

• 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述略

  作者：挟书谤王蘑菇酱 发布时间：2023-06-20 20:28:23

  孙毓修（1871.08.15-1923.01.22），字星如，一字恂如，号留庵，室号小渌天（小绿天），江苏梁溪（今属无锡）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职期间，参与《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等影印丛书的编印工作。职务之馀，留心抄录版本目录学文献资料，辑入丛书《小渌天丛钞》（间有孙氏自著在内），并以此为基础纂成《藏书丛话》、《书目考》、《永乐大典辑本考》、《中国雕板源流考》等著作。

  《中国雕板源流考》是最早的版刻学史专门著作之一，就篇幅而言仅是戋戋小册，且以资料辑录为主，间下按断，故有些学者对其评价不高，如王绍曾先生认为：“留庵所著，有《中国雕板源流考》，其书疏琐无统，未能称是。”[1]新中国成立后，叶德辉《书林清话》得以重印，治学者多推崇之。《中国雕板源流考》则长期未重印，自然鲜为学者注意。胡道静先生指出《中国雕板源流考》有两点为《书林清话》所未备，一是关于刻书的工料价值，《书林清话》仅举《至正金陵新志》所记刊刻此书工价的记载，《中国雕板源流考》则列举了四部宋版书的“纸数印造工墨钱”的记载；二是《中国雕板源流考》抄录了《开元杂报》的有关史料，认为其是唐人雕本的物证，此说在其生前身后皆引起争议，但后来为实物所证实，可见孙毓修的眼光敏锐[2]。此外，不同于以时序为经纬的传统论述方式（《书林清话》即其代表），《中国雕板源流考》以书籍刻印主体和版本类型为依归[3]，实则自成体系，已具书籍史之视角，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一、《中国雕板源流考》之版本

  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初版于1918年5月，收入商务印书馆“文艺丛刻乙集”，署名留庵，内容凡十节：雕板之始、官本、家塾本、坊刻本、活字印书法、巾箱本、朱墨本、刻印书籍工价、纸、装订。此版为旧式标点，其辑录资料者以顶格排版，孙毓修按语低二格排版。

  1930年4月，《中国雕板源流考》收入 “国学小丛书”（万有文库本）出版，署名孙毓修，此版为新式标点并加专名线，文本内容与“文艺丛刻”本基本一致，唯将孙毓修按语顶格排版，而将辑录资料改为低二格排版，俨然视其为一本现代学术著作。1933年4月，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国雕板源流考》“国难后第一版”，仍收入“国学小丛书”，版权页署称1918年5月初版，实为重印万有文库本。1964年10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国学小丛书”，仍收入此本，称台一版。1974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将此本收入“人人文库”再版。

  1949年以后，《中国雕板源流考》在大陆久未再版。1990年，《出版史料》季刊当年第3、4期连载《中国雕板源流考》，胡道静为之题跋，此连载本未说明底本，从标点来看，当是据万有文库本重排，于辑录文献及孙毓修按语皆不区分格式排版。同年9月，印刷工业出版社刊行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一）收入此著，称系据“文艺丛刻”单行本1924年8月第四版重排，署名孙毓修，改题《中国雕版源流考》，对原书格式稍作调整，以宋体、楷体区分排版，然已颇失原貌。200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中国雕板源流考》与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合刊，从标点风貌来看，当是据“文艺丛刻”本重排，于文字略作订正，撰有简单的校勘记，并配有插图，然于辑录文献及孙毓修按语皆不区分格式排版，大失原本之貌。

  除了正式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刊本之外，《中国雕板源流考》还有两个较早的版本，一是未完稿本，收入《小渌天丛钞》，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一是刊载于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的连载本。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小渌天丛钞》第28册书衣署《板本八考》，并以阿拉伯数字标出了此书撰述规划：“1、雕镂，2、款式，3、纸墨，4、坊肆，5、工价，6、板权，7、装潢，8、避讳。”卷端题名“雕板印书考卷一”，内容凡十三节，依次为：雕板之始、五代监本、宋监版本、宋监所刊名数、宋监刊书奏令、辽世版本、金元监雕译本、元兴文署版本、明南北监本、明印宋元版本、明经厂本、清初译本、清武英殿版本[4]。整体框架仍属以年代为先后的传统方式，论述对象大率为“监本”（详后文）。书中称清朝为“国朝”、“本朝”，盖属稿于清季孙毓修初入商务印书馆时，又稿本已言及敦煌石室发现所谓“太平兴国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罗尼本经》”（盖引自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原载于1909年《东方杂志》第10期），则稿本当撰于1909-1911年前后。卷末双行小注：“聚珍本、套板本、巾箱本，别详下卷。”可见孙毓修虽已有根据书籍版本印刷类型分门别类的思想，但似仍最重雕版，而以他种印本为附庸。

  《雕板印书考》内容与《中国雕板源流考》稍异，其行文亦未将引文资料与作者按断加以区分，而是随引随论，夹叙夹议。然其所述要点，实与《中国雕板源流考》大同小异，尤其是“雕板之始”一节，文字全同者近半，且撰稿本时，孙毓修已持中国雕版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的观点，并已经提出“雕板之事成于隋，实张本于汉”，且论述唐人雕板时已述及《开元杂报》，是前者为后者之初稿殆无疑义[5]。

  与《中国雕板源流考》相比，《雕板印书考》亦稍具长编之性质。如“雕板之始”一节，刊本径谓“世言书籍之有雕板，始自冯道，其实不然”云云，随后引陆深《河汾燕闲录》及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论证雕板始于隋代。稿本则广引叶梦得《过庭录》《石林燕语》、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罗愿《鹤林玉露》（引误，实为罗璧《识遗》）、王明清《挥麈馀话》、宋《国史·艺文志》、朱翌《猗觉寮杂记》等，梳理宋人论雕板源流的三种说法（冯道说、毋昭裔说、唐末说），而后又引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及陆深、罗振玉说论证雕板始于隋代。此后又云：“胡应麟谓隋世既有雕本，唐文皇胡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然宋初三馆藏书、本朝《四库全书》，亦皆写录，雕本既行，钞本亦何必尽废耶！”盖因此段文字与雕板源始无涉，是故孙毓修于《中国雕板源流考》中未再提及雕印、抄录并行不废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实具慧眼。

  又如稿本于“宋监版本”后单设“宋监所刊名数”、“宋监刊书奏令”两节，其中《宋监所刊名数》依据《玉海·艺文》，参考《麟台故事》、《中兴馆阁录》、《中兴馆阁续录》等，整理出宋代国子监刻书事二十九条。《中国雕板源流考》则但引《玉海·艺文》，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至于“宋监刊书奏令”，孙氏似欲藉此窥测国子监刻书典制，或将用于“板本八考”之板权研究亦未可知。但此节与雕板源流无直接关系，故《中国雕板源流考》未录奏令。

  在稿本和刊本之间，还有一个连载本，题作《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唯此本作“雕版”不作“雕板”），连载于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9、21、27、30（以上1913年）、35（1914年）、52（1915年）、58（1916年）、66、70（以上1917年）、77[6]、80（1918年）期。其内容分为十三节：金石刻、雕版、监本、官本书塾本、坊刻本、活字印书法、巾箱本、朱墨本、刻印书籍工价、纸、墨、煤、装订。连载本亦为旧式标点，其辑录资料者以顶格排版，按语低二格排版，与“文艺丛刻”本同。

  连载本前有小序，将《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的全文论述分为六端：一曰时（历时久），二曰地（刻书地点与刻书主体），三曰式（雕版以外尚有活字、套版等版本类型），四曰价（人工、物料等价格），五曰纸墨，六曰装潢。小序并略加数语，交代撰述缘起，谓雕版印书“此诚古人之伟业，抑亦国史之荣光。而纪载寂寥，专书未辑。徘徊艺圃，良用歉然。觕述此篇，备厥掌故”云云，序末又谓“盖将以扬国辉而觇进步，其诸大雅所乐闻者欤”。不论是稿本《雕板印书考》或是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孙毓修都持有“我国雕板，托始于隋，而实张本于汉”的观点，而在连载本中，孙毓修更是将此观点推进一步，将“金石刻”作为独立章节，而“金石刻”又从初民时代论起，且言称中国以文字著书当始于《尚书》，而《尚书》之成书早于西历纪元二千五百年云云；又“活字印书法”一节，连载本谓：“活字印书法，西人谓之Movable Type，其法传自中土。今日盛行铅字，制模浇字之法，悉用机器，迥非向时恃一手一足之力者，可与之争胜矣。”一是提出西方铅活字印刷之法来自中国的观点；二是指出中土亦用机器印刷，相较古时更有长足进步。民元以来，民族意识、爱国主义渐次觉醒，孙毓修殆亦有感于此，而于连载本中作如此语。然而铅活字印刷术是否传自中国，并无切实论据，此说未必成立[7]，且今日中土亦用机器印刷云云，与雕版印刷大旨无涉。刊本但谓活字印书法创始于宋初，近年则用机器，非以往手工操作可同日而语，不言中西印刷之对比，持论相对谨慎客观。

  此外，连载本将“监本”与“官本”分离，而将“官本”与“书塾本”列为同一章节。其“监本”一节云：“监中墨简，始于长兴，历朝皆仿其故事。宋朝称监，金称弘文院，辽称秘书监，元称编修所、秘（堂）〔書〕监、兴文署，明称南北监、经厂，清称武英殿、古香斋，其为御府所刻，则一也。”此盖承接《雕板印书考》而来。而“官本书塾本”一节云：“雕版初兴，坊肆未盛。宋元以来，坊肆盛矣。而贾人本射利之心，贻豕亥之误。是不得不官中雕刻，以扶斯文于不敝。故他种营业，鲜闻官与商并立者，有之独印书业也。书塾本亦同此意，故并著之。北宋官刊，莫不字画清朗，体兼颜欧，非麻沙坊本所能及云。”细审此二节，殆孙氏之论监本，欲考其刻书典制；论官本，欲标其精校精刊。然则官司刻书，亦多为秘监颁行，故虽各有侧重，而强分监本、官本两造，终为不宜。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即合监本、官本为“官本”一节，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家塾本”一节则仅有寥寥数条而已。

  又有“墨”、“煤”两节，所辑资料颇可观，且偏重实用技术，然此二节小序谓：“宋元人所撰《墨经》《墨史》诸书，皆主于文房所用，而不别言印书之墨，方知古时印书，即用文房之墨，非如近世之别造至劣之墨皮墨胶，以供印书之用者也。”而其所辑史料，大抵偏重文房用墨，揆诸雕版印书实际，恐不甚切题，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不论墨煤，盖由于此。

  连载本小序虽言“为之遐稽收藏之志，亲访珍閟之家，益以史书之文、杂家之记，条分缕悉，述而不作”，然《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实为述作兼备，例如“雕版”一节言《开元杂报》，则不仅抒发私议，更是论证《开元杂报》为雕印之本，进而推出“则其时刻版印书之风，必已大盛”，并谓柳玭《训序》言坊中雕本仅有字书是“未免所见之不广也”；至刊本中《雕板之始》一节，此等推测及断语皆为删略。又如“活字印书法”，连载本论及兰雪堂华氏、桂坡馆安氏，谓“明世吾乡铜活字本有二”，并谓华氏“有虞山毛氏之风”，“黄荛圃、张金吾诸人亟称道之”云云，至刊本则仅谓“明世无锡铜活字本有二”，至于溢美华氏之辞，则尽数删略，并补充论述吴郡孙凤、五云溪馆、金兰馆、建业张氏诸家。诸如此类改动不一而足。

  总之，刊本相比连载本，于同类史料则精简实例，于论述按断则删繁就简，同时增添相关史料，补写必要论述[8]。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基本落实了孙氏“条分缕悉，述而不作”的撰著大旨，但尽删私人评议，虽更显客观科学，亦觉不无可惜。

  二、

  《中国雕板源流考》之价值

  既名《中国雕板源流考》，读者对此书的关注，必在于雕版印刷的“源流”，且尤重其“源”，而未必重其“流”。《中国雕板源流考》的雕版印刷起于隋代之说确实有误，这一关键错误必然会导致后人对此书评价的降低。孙氏据明陆深《河汾燕闲录》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9]，此印书之始”，又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称有所谓“太平兴国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罗尼经》”，罗文所载实为“《大随永陀罗尼经》：上面左有‘施主李知顺’一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经末有‘太平兴国五年六月雕板毕手记’十三字”[10]，并无“翻雕”字样。又“随”、“隋”古字虽通，然所谓“大随永”者亦出于笔误，当作“大随求”，即随心所求之意[11]，与隋朝固无涉。孙氏误读《河汾燕闲录》，对《敦煌石室书目》之利用亦有强行牵合己意之嫌，其所谓雕版印刷起源隋代说，自不可信。

  雕版起源隋代说并非孙氏首倡，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大致采信陆深《河汾燕闲录》之说；清王士禛《池北偶谈》采陆深说，然《居易录》又以为非；赵翼《陔馀丛考》疑为非；四库馆臣辨其为非；阮葵生《茶馀客话》又以为是；日本岛田翰《雕版渊源考》则既以陆深说为是，又据《颜氏家训》、《玉烛宝典》等书谓六朝已有“墨版”[12]，更是大胆有馀而审细不足[13]。可见明清两代，此事已有诸家争讼而无定论。近人黄节《版籍考》谓：“镂板之兴，自隋开皇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夹注：据陆子渊《河汾燕闲录》。）此为印书之始。”[14]亦蹈袭前人之误，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板之始”驳正前人所引陆深说云：“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15]其说可信；其后向达先生撰《唐代刊书考》一文，辨正更详，至今学者引为确论。

  然则瑕不掩瑜，孙著自有其优长，尤其相较于发表稍前之黄节《版籍考》与撰写约略同时而刊行稍晚的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国雕板源流考》固有其自身特色与价值。

  黄节《版籍考》，分两期刊登于《国粹学报》第47期（1908年1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第49期（1909年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此文将版籍源流分为三期：刊石、镂板、活板（活字）[16]，上期专论刊石，即讨论各朝石经镌刻及其补刻、传拓，虽然石经传拓是文本可复制技术的体现，但黄节的论述重点始终在于正定经文，推崇贞石之存古，鄙薄版印之多误，并不重视刊石与雕版在技术上的联系，所用“版籍”概念也相对含混。相较而言，孙毓修虽主张“我国雕板，托始于隋，而实张本于汉”，但其所重在石刻文献可复制（传拓），“一时车马阗溢，摹搨而归。则有颁诸天下，公诸同好之意，于雕板事已近”，孙毓修虽在连载本中将《金石刻》单独划分作一节，但其引言则谓“金石刻本，似非本文所宜及。然实木刻之先导，不可废也，故首列之”，对版刻的概念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定。

  《版籍考》下期大体专论镂板，虽然黄节对雕版源始的判断有误，但其广引诸家文献，梳理出自五代冯道始请刻监本至明代南北监刊刻经籍情形，征引史料不如《中国雕板源流考》详赡，然大致脉络已勾勒清晰，孙氏稿本《雕板印书考》篇章结构与《版籍考》下期基本一致，惟引证更丰富，盖写作时曾参考黄氏文。惟黄氏所论仍以正定经文为主，未讨论其馀刻书主体，亦未论及经部以外诸书，且谓：“自隋越唐，仅镂字书、小学、《文选》诸书，而不及经典，亦以为经典者立于学官，传于博士，虑以镂板故至犯异同耳。”[17]虽聊备一说，然终稍嫌迂腐。又黄氏引书多不加考究，如谓“后蜀毌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人”云云，不注出处，且毌丘俭是前魏时人，如何得在后蜀？孙毓修稿本《雕板印书考》亦引此事，注出王明清《挥麈馀话》，明其为后蜀毋昭裔事，并加小注云：“汲古阁刊本误作毌丘俭，《经义考》仍之。”又黄节鄙弃活字印刷，《版籍考》论活板仅寥寥数语，且谓历朝活板不兴，盖因“其时读书者犹知郑重一编”，而近世活板盛行，“自今已往，版籍之讹谬，吾不知其纪极也”[18]。孙毓修论活字印刷，引证颇为详备，且所引文献如元代王祯《造活字印书法》及清代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皆颇称活字之善。同是生当机器印书滥觞之世，黄节对新技术的态度显得颇为保守，孙毓修则较为开放，虽然孙著于历代活字印书不如雕版之兴盛未置一词，或系为推崇新技术，以“扬国辉而觇进步”，但孙氏并未因此非议雕版印刷，而仍视其为印刷之正宗。可见孙毓修对待活字印刷的态度，较黄节更为开通。

  叶德辉《书林清话》成书于1912年初[19]，付梓于1919年后，与《中国雕板源流考》撰写和刊行年代大抵相近，盖各自成书而互不相谋。叶著“博考周稽，条分缕晰”，而为“考板本、话遗闻者所当争睹”[20]，其篇幅大小与论题深广自非一册《中国雕板源流考》所能及。但孙著“分量虽较叶德辉《书林清话》为小，然其中有好多资料为《清话》所未及，足见孙先生阅书之富”[21]。胡道静先生曾指出《中国雕板源流考》对宋代刻书工价的记载和对《开元杂报》的论述，即为《书林清话》所未详[22]。柳和城先生亦指出《书林清话》于辽代刻书不置一词，于金代刻书亦仅及平水书坊刻本而已。《中国雕板源流考》据正史纪传考得辽代有官府藏书和设学颁经事，而推测其必有雕本，并引沈括《梦溪笔谈》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为辽代版本鲜传于世提供了初步解释；至于金代刻书，《中国雕板源流考》据正史及目录考得“立经籍所于平阳刊行经籍”之平阳即平水，并且指出平水为金元两朝官民雕板之所，官私刻书皆颇发达[23]。此外，《书林清话》对书籍之纸墨装订虽有讨论，然其论纸墨多取材于藏家书录和笔记，不脱赏鉴家习气，论装订则皆讨论书册制度。《中国雕板源流考》讨论纸墨则重视其工艺，援引文献亦不限于书录笔记，而且广采历代各地方志，辑出不同产地的造纸材料与制造工序；至于装订，则所辑材料多来自藏家书录，但是并不上溯早期书册制度，而是仅讨论册子本形成以来的具体装帧形制，较《书林清话》探讨更为具体深入[24]。

  除了采辑资料的多寡和侧重、成书的篇幅和架构以外，《中国雕板源流考》和《书林清话》的差异似更在于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问题意识的不同自然会使一部著作具备其独有的学术价值，而不因其资料之寡、议论之少遂受磨灭。学者自胡道静先生以来，多谓《中国雕板源流考》引用工价资料较《书林清话》更为丰富，实则《中国雕板源流考》所引四部宋版书（《大易粹言》、《汉隽》、《二俊文集》、《小畜集》）的工价资料，皆见于《书林清话》卷六“宋监本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一节，该节另有《嘉泰会稽志》、孔平仲《续世说》两部书之工价，就宋刻本工价资料而言，《书林清话》实较《中国雕板源流考》丰富；元时刻书工价，叶著基于《至正金陵新志》记载推算，未必为确，孙著引延祐重刻宝祐本《通鉴纪事本末》所载赎买藏板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工价；明代刻书工价，两书所引史料不同，惟皆得出明时刻书工价甚廉之结论。然而问题意识的不同，可以反映在对同一材料的引用截取上。叶德辉引用宋代刻书工价，是为了揭示“宋时刻印工价之廉，而士大夫便益学者之心，信非俗吏所能企及矣”[25]，与孙毓修的以工价为本位不同，因此在引用象山县学刻本《汉隽》的工价资料时，孙毓修仅引其价格记载，叶德辉则另引出“善本锓木，储之县庠，且藉工墨盈馀，为养士之助”一句，盖有表章宋代文教之微意于其间；至于引述《大易粹言》之工价，叶德辉仅具其价格与用料，孙毓修则多引“杭州路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一句，虽与工价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明确校勘责任所属，盖与其“板本八考”计划尤其是板权研究略有关联。明代刻书工价一节，两书皆以为甚廉，但孙毓修引用资料，仅谓明代刻书价廉，清代刻书工价相比明时已然翻倍；叶德辉同样得出清代工价已较明代倍增的结论，但他进一步指出明代刻书“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仍以一书之版本价值为重，至于刻书工价之廉，恐怕更多地是叶氏批判明代刻本率多粗疏的论据。

  黄节、叶德辉两著，前者有开创之功，后者有精详之誉，但其所重皆在版本价值之优劣，如黄节不惜笔墨论述石经，于活字仅著数语；叶德辉全书多有价值判断，其辞不乏赏鉴家习气。孙毓修更重“版刻学”而非“版本学”，对工艺、工序、工料之情形引述不厌其详，而对于文本之精校、书版之精刊与否，仅约略及之而似不以为意。

  后来学者，已较孙毓修所见更为深广，如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所引雕版印刷资料，即较《中国雕板源流考》更丰。向先生论唐代刊书之先导，谓“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26]，所引佛教印书及私印历书之文献皆为孙著所未及，然其结论亦大致与孙著相同。此外，向先生发现唐代刊书渐次流行的时代大率在唐懿宗咸通年间前后，“是刊书之事，当自此始渐为士大夫所注意，因而形诸记述”[27]，称为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并举十条文献记载以实之[28]。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已征引其中六条，惜未进而推出“咸通时代”。孙氏阅书诚已甚富，惟向先生于见闻广博以外更兼颖悟过人，故其所论多更确凿。

  张元济撰《宝礼堂宋本书录序》，实亦一篇中国书史简述。该文谓雕版印刷“昉于晚唐，沿及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29]，虽谓雕版印书起于晚唐似稍晚，然已纠正孙毓修的起于隋代之说。张元济并谓其工事之美善，可得而言者有四：一曰写本，二曰开版，三曰印刷，四曰装潢，其所引史料与《中国雕板源流考》重合与相异者各半，其叙述框架“顺序几乎与孙著相仿，只是更加精粹”，“表明张元济撰写此序文时，极可能参考过孙毓修的书”[30]。张元济《序》论述“开版”时，谓“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31]自言家塾所藏有天福铜版本，后有人得韩文‘《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十六字铜笵者，蔡澄、张廷济均谓是宋太宗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然今所传铜板印本，仅为有明建业张氏、锡山安氏及华氏会通馆、兰雪堂所制，而宋本已无一存”，“传于今者，厥惟木版。刊印之便，宜莫如木，若梨若枣，取用尤繁，故当时所称曰锓板，曰锓梓，曰绣梓，曰刻板，曰镂板，曰雕造，曰模刻，曰板行，无不与木为缘。揆其功能，实远出笵金合土之上”[32]，而孙毓修于连载本《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中谓“隋唐版片，用金用木，今不可考矣。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天福铜版本。宋时监本，皆用枣木，麻沙本皆用榕木。近时刻版，精者用枣，劣者用梨、用杨。刻图有用黄杨者，工费最巨。用铜锡铅泥者，则惟活字版有之”，两人皆引用《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天福铜版本论述早期版刻或以金属为之的可能性。玩味张元济《序》，虽言有韩文铜笵，然意未必即有铜版，恐怕张元济对“天福铜版本”之说亦未尽信[33]。而孙毓修于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中删去“天福铜版本”相关论述，是否与张元济之意见有关，抑或已得见叶德辉《书林清话》而改从其说，如今亦无从考证。但从《宝礼堂宋本书录序》的论述来看，张元济对孙毓修的观点，似既有参考亦有补正，从中亦可悬揣蠡测二人交谊之一斑。

  三、

  孙毓修的“板本八考”研究

  前文已述及孙毓修有“板本八考”的撰述计划，而《中国雕板源流考》仅仅完成其中五项（雕镂、纸墨、坊肆、工价、装潢），至于款式、板权、避讳三项，《中国雕板源流考》基本未加论述。然而孙毓修一直有综合性的“板本”研究的问题意识，考察孙氏部分著述或资料辑录之稿本，亦可窥“板本八考”之涯略。

  按孙毓修另有《藏书丛话》稿本四册，今藏上海图书馆，其中第一册书衣题“藏书丛话（乙卯旧重阳 第一次稿本 留庵）”。第二册书衣题“藏书丛话目录”，并注“予欲辑此久矣，人事因循，疾病时作，至今未成，后必勉为之。丙辰夏正十二月廿七日午后，星如”。第三册书衣题“书目叙跋 贞册”，不题年月，按“元亨利贞”，“贞册”当在第四册，此疑有误。第四册书衣题“目录学录 丙辰八月”。则此稿始撰于1915—1916年，随后不断增补。其中第一册书衣于书名以外，尚写有此本分类目录，凡三十一章[34]，而据本册各页版心，则此书仅完二十一章：雕造、佞宋、款式、纸墨、仿梓、搜访、偏嗜、传录、假借、校雠、藏印、真赏、闺阁、聚散、目录、装潢、明本、木记、字体、工价、活本。第二册以下则未加分类。此书原意盖是对各家书录、书跋内容分类辑订，可惜仅完成第一册，馀下三册则仅存未分类之长编[35]，第一册中也夹有大量片纸散页，皆为资料摘录，率多凌乱不能董理。

  今就此稿第一册言之。既名《藏书丛话》，其所侧重，自与藏书关联较大，从上述章节名称已可见之。其中颇有独具只眼者，如“搜访”一节摘引华谷里民（张文虎）《湖楼校书记》所载文澜阁之借书制度和藏书排架等情况，因其撰于文澜阁劫火之前，故叙述详备可信，有裨征实，且可补充《文澜阁志》之缺略，益见其书价值独特。又“假借”一节讨论俗语“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之“痴”字何解，其实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张世南《游宦纪闻》已详论之，宋元以来笔记类书多限于剪裁此二书之说而已，乃至民国初年颠公（雷瑨）《嬾窝笔记》“借书还书”条（扫叶山房《文艺杂志》第6期）仍不脱此中范围[36]，孙毓修则摘引元人吾丘衍《闲居录》、明人王肯堂《郁冈斋笔麈》之说，虽详备程度不及王、张二家，然立说颇有新人耳目之处。

  至于此书内容关涉“板本八考”者，例如“雕造”一节，则可作《中国雕板源流考》资料所未及者之补充，如《中国雕板源流考》“官本”一节，侧重经史之刊刻，以及国监刻书之体制，尤以赵宋一代资料最为详赡；《藏书丛话》所辑宋代刻书资料则有钱佃《荀子考异》所载《荀子》有“元丰国子监刻者”，知宋国子监不仅刊刻经史，亦刊刻他书。又有《齐东野语》所载沈与（字偕君）“既而擢第，尽买国子监书以归”事，可见国子监刻书亦对外售卖，且此条或可见国子监书亦一定程度上为时人所爱重，而《中国雕板源流考》有“顾李易安仓皇避寇，而先弃书之监本者，（夹注：见《金石录序》。）似旧监本不为当时所重”，两条材料或可互为参证[37]。除“雕造”以外，其“纸墨”、“装潢”、“工价”诸节辑录的材料，亦有可为《中国雕板源流考》补正者，此不赘引。

  此外，《藏书丛话》有“款式”一节，下分为行格、正文小字、标目、板心、分卷五部分，虽资料并不丰赡，但亦面面俱到，可作“板本八考”研究之成果。此外并有“木记”、“字体”等章节，惜抄辑较少，似亦属未完之稿。

  孙毓修另有《翻版牓文》稿本一册，今藏上海图书馆，为孙氏抄录各书刊刻所撰序跋、牌记，就中多声明版权所属，部分序跋还提及已申官司付榜文，禁止擅自翻刻云云。此即“板本八考”之“板权”研究，仍较为单一且原始[38]。孙氏对版权的兴趣，可能来自其作为编辑的本职工作，也可能是受《大清著作权律》出台的影响。

  书内夹附“元板《四书拂镜尘》”打字件一纸，并墨笔书：“孙星如先生：弟元济手上。8/9/9。”为商务印书馆用笺[39]。乐怡女史据此笺推定此稿辑成于民国八年（1919）前后[40]。此说信然，且另有旁证，此稿根据江南图书馆藏清康熙年间崇道堂刻《五经》本《礼记》录出卷首《抄录邸报》及《朱氏经书启》，这两篇文字文博义丰，且为近年研究中国古代版权问题诸学者未曾论及，允为该稿本中最有价值者。孙毓修曾于1919年7月至8月间，为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选取底本事，前往江南图书馆访书[41]，得见崇道堂本《礼记》，当于此年无疑。另《翻版牓文》有明万历刊本《七经图》相关资料，该书著录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钱塘丁氏旧藏多归江南图书馆，孙氏获睹此书当亦在此年。

  《翻版牓文》辑录的序跋及榜文，其版权保护仍是诉诸官府，如宋元本序跋不论内容长短，要不外乎“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宋本《东都事略》目录后）而已。所录明本《周易经传》附牒文，则是官方牒文规定坊刻四书五经，须严格按照官府颁行之本照样翻刻，并由官学组织师生校对无误后，方准印售。录清代经籍刊行序跋及牒文亦然，惟录张潮《昭代丛书丙集·例言》言及清代福建翻版猖獗，而私家刻书者难以支持身赴福建打官司的成本（据此，古代版权官司似是属地管辖？），故提请“今八闽当道诸先生，凡遇此等流，力为追劈伪板，究拟如法”，虽然显得有些一厢情愿，但也是本稿中有趣味的文字。

  《翻版牓文》虽重在抄录榜文，但亦辑录其馀形式的版权标志，例如明万历刊本《七经图》，其卷前叶有古玉花纹，并木记云：“绵纸双印，恐有赝本，用故双琱玉为记。”孙氏除抄录其文字外，另夹附卷前叶（似是影印件）一张，读者观之可一目了然。只可惜此稿篇幅仅有数页，且孙毓修只限于抄录史料，而未加按断或评议。如天假孙氏以长年，或可完成“板本八考”及其他未竟之著述计划（如《书目考》等），使后来者得以快读其书而想见其人之博雅。

  四、

  关于本书整理的几点说明

  此次整理孙毓修作品，旨在呈现《中国雕板源流考》前后各版的文本面貌。由于初稿本、连载本和刊本不仅题名不同，行文亦多有歧异，难以通过汇校形式合为一编，故将此三本分别整理汇刊。初稿本《雕板印书考》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小渌天丛钞》第28册整理。原稿卷端题作“雕板印书考卷一”，末有“别详下卷”句，盖为未完稿，今一仍其旧，不作改动。连载本《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据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9、21、27、30（以上1913年）、35（1914年）、52（1915年）、58（1916年）、66、70（以上1917年）、80（1918年）各期整理。第77期虽经多方寻访，迄今仍未获见，故本次整理只好付诸阙如。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以商务印书馆1918年5月“文艺丛刻乙集”本为底本整理，参考1930年4月“国学小丛书”本改正标点。上海图书馆藏《藏书丛话》稿本，为孙毓修“板本八考”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第一册已经分类辑订，今据以整理，并题作“藏书丛话第一册”，作为本书附录一。第一册中夹有大量散页，凡经孙毓修注明补入某门类下者，径行迻录，不再说明；其馀片纸只字，多为其他著述之草稿，故不再收录。第二、三、四册则未经分类条理，今如率尔操觚，惟恐治丝益棼，故此次整理暂付阙如。上海图书馆藏《翻版牓文》稿本，亦可为“板本八考”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今据以整理，作为本书附录二。孙毓修除了负责商务印书馆古籍整理编印工作外，亦担任《少年》杂志主编（1911-1914）。《少年》杂志1911年第9期刊有介绍书籍印刷术的《世界怪物之发明及其进步》一文，无署名，当出自编者（即孙毓修）手笔。今据原刊录入，作为本书附录三。宋原放、赵家璧主编《出版史料》季刊于1990年第3、4期连载《中国雕板源流考》。胡道静为作《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载于第4期。鉴于该篇题跋颇有参考价值，今据原刊录入，作为本书附录四。又，孙氏著述率多抄纂，虽博集群书，然其间笔误难免；付梓之后，又多见手民之误。本次整理为其核查出处，订正讹误。凡衍文与误字以“（ ）”标出，拟增及改正字以“〔 〕”标出，以清眉目。一些难以径改的技术性错误，则酌情出脚注说明。至于其因仍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误作“大隋《永陀罗尼本经》”，或沿袭黎庶昌观点以为日本神宫文库藏南北朝刊本《尔雅》源出后唐刊蜀大字本[42]，或沿袭旧说误以岳珂为《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之作者，或误读古书等，皆一仍其旧，不再注明。限于编者学识，本书整理难免仍有疏失，尚祈读者方家指正。

  注释

  [1] 王绍曾：《小绿天善本书辑录》，《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版，页125。

  [2] 胡道静：《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见《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页104。按《书林清话》所引刻书工价史料不限于元代（详见下文）。另，《开元杂报》之性质与印刷方式学界争议较多。方汉奇、李致忠采信无疑（方汉奇：《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9月版，页330-331；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4月版，页8）。张秀民据《孙可之文集》及仿印本实物怀疑其未必为印本（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页27-28），黄永年则据仿印本文本内容论证其为伪作（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版，页42），当是。

  [3]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页100-101。

  [4] 原有“唐人版本”一节，复删改并入“雕板之始”一节中。

  [5]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页99。

  [6] 虽经多方寻访，迄今未见此期，本次整理只好付诸阙如。

  [7] 一般认为中国的造纸术无疑对欧洲印刷术的产生有推动作用，但是迄无证据表明中国的胶泥活字、木活字乃至金属活字对欧洲的活字印刷有任何直接影响。参见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版，页203-206；费夫贺（吕西安·费弗尔）、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页48。

  [8]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页190-194。柳著所举两版差异之例颇详备，本文不具引。

  [9] 稿本引作“雕撰”（清王士禛《居易录》引同），连载本引作“雕版”（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引同），刊本则引作“雕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少室山房笔丛》提要引同）。

  [10]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原载于《东方杂志》1909年第10期，页45。

  [11]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随求陀罗尼”条：“随求者，随众生之求愿而成就之意，由陀罗尼之效验而名之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1月版，页2693。

  [12] [日]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杜泽逊、王晓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版，页153-154。

  [13] 俞樾已驳其误，载岛田翰《访馀录·春在堂笔谈》，《古文旧书考》，页424。

  [14] 黄节：《版籍考》（续四十七期），《国粹学报》1909年总第49期，美术篇页1a。

  [15] 叶德辉：《书林清话》，李庆西标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页22。

  [16] 黄节：《版籍考》（未完），《国粹学报》1908年总第47期，美术篇页1a。

  [17] 黄节：《版籍考》（续四十七期），《国粹学报》1909年总第49期，美术篇页1a。

  [18] 黄节：《版籍考》（续四十七期），《国粹学报》1909年总第49期，美术篇页4b。

  [19] 叶德辉《自序》末署“宣统辛亥岁除”，即1912年2月17日，时清帝已逊位。

  [20] 叶启崟：《书林清话跋》，见《书林清话》，页254。

  [21] 胡道静：《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原载于《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页81。

  [22] 胡道静：《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前文备引，此不赘。又按，戈公振对孙毓修《开元杂报》为唐人雕本说颇信，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9月版，页27-28；至论邸报用活字之始，则全采孙毓修说，见《中国报学史》，页32-33。

  [23]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页178。

  [24]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页180-181。

  [25] 叶德辉：《书林清话》，页127。

  [26] 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版，页136。

  [27] 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页140。

  [28] 日本僧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范摅《云溪友议》、司空图《一鸣集》、王谠《唐语林》、柳玭《训序》、叶梦得《石林燕语》、无名氏《爱日斋丛钞》、唐《国史志》、朱益（朱翌）《猗觉寮杂记》。

  [29] 张元济：《序》，见潘宗周藏、张元济撰：《宝礼堂宋本书录》，程远芬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版，页1。

  [30]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页194。

  [31] 按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论证此文并非岳珂所撰，相台岳氏本实翻刻自世䌽堂廖氏本，见《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4月版，页166-188。本书《藏书丛话》“木记”一节亦可提供论据。

  [32] 张元济：《序》，见《宝礼堂宋本书录》，页3。

  [33] 按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张廷济蜀铜书笵不可据”一节则直指所谓韩文铜笵之说不可信，页232-233。

  [34] 雕镂、活版、佞宋、元明、款式、避讳、字体、纸墨、装潢、板权、工价、坊肆、贩鬻、鉴别、搜访、印记、传写、假借、校雠、目录、聚散、闺阁、偏嗜、返忆、仿刻、丛书、残阙、进献、禁书、释道、题跋。

  [35]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页119-120。

  [36] 范景中《“借书还书”与抄书——兼谈〈此君轩漫笔〉》（《藏书家》第2辑，齐鲁书社2000年6月版，页115-120）一文指出雷瑨此条基本照录李心衡《此君轩漫笔》卷一“借书还书众说”，以李心衡的“绝佳文字”因其书“难得一见”而被雷瑨“抄抄无妨”甚有不平。实则李氏亦仍不过剪裁《野客丛书》、《游宦纪闻》二书而已。

  [37] 按《金石录后序》所载李清照依次舍弃之藏品为“书之重大印本者”、“画之多幅者”、“古器之无款识者”、“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似正可说明监本恰为李氏所重，详参李开升：《古籍之为文物——明代出现的新型藏书家》，《古籍之为文物》，中华书局2019年12月版，页8-9。

  [38] 较为全面的中国古代版权研究，可参考何朝晖：《试论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版权形态的基本特征》，《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3期，页113-118、125。

  [39] 参见《张元济全集》第10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页392。

  [40]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页126。

  [41] 胡道静：《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页79。上海图书馆藏有孙毓修稿本日记《江南阅书记》，载访书事甚详。

  [4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覆五代刊本尔雅跋》辨之甚详，参见《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7月版，页451-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