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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Yahan. 发布时间：2022-11-13 11:03:39

  挺值得收藏的装帧很不错，故事就比较乏味了毕竟成书较早，当设定集来看还好，有几个小故事还是看得头皮发麻。

• 作者：lumpy 发布时间：2022-02-17 20:57:35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20-12-15 09:58:41

  没有在锵锵做客时的感觉好

• 作者：不高兴小姐 发布时间：2017-09-05 23:01:17

  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对男女间细腻感情突然变得有耐心也有了好奇心。看新剧吴聘之死，读堀辰雄陪护病重节子，淡淡的忧伤和惋惜一直挥不去。初秋，我成了一个纠结于儿女情长的忧伤少女。

• 作者：六朝粉嘟 发布时间：2013-09-21 21:57:11

  13年9月15日借自湖图。这样正反读的书晋已读过好几本，并不觉得太特别。爸问晋最想要什么，答要一只小乌龟（平时她见到小狗都要藏爸身后的）。爸说，你看，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不要觉得自己想要什么，就以为别人也想要什么。

• 作者：K 发布时间：2014-08-05 21:22:20

  买错了...不过反正就是看下大概是个什么故事嘛...

• （转）王伟忠：眷村是个小中国

  作者：一个小标点 发布时间：2019-08-29 19:28:11

  转自：

  http://www.taiwan.cn/tsh/zxyd/smtw/201111/t20111123_2175134.htm

  王伟忠：眷村是个小中国

  时间:2011-11-23 15:57　　　来源：中国台湾网

  　　王伟忠，1957年生，祖籍北京。　

  　　他被台湾综艺圈称为“综艺教父”。自打入行进入综艺圈，他便一手引领台湾综艺圈的风潮，由他捧红的艺人多不胜数，由他打造的王牌节目一个接一个：《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大闷锅》《超级星光大道》《王牌大贱谍》《国光帮帮忙》……　

  　　他把这样的成功归于自己来自眷村。在如今人人见他皆要恭敬地叫一声“伟忠哥”的时代，眷村里那些老前辈们一声声“小伟忠、小王八蛋”的笑骂，会让他格外开心。　

  　　在眷村里长大，从眷村出发，王伟忠对这个环境充满着眷恋的情感。为此，他整整“追”了赖声川两年，和他吃饭、聊天，不断地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两年后，《宝岛一村》终于出炉。　

  　　这部舞台剧感动了无数的人。第一代的眷村人抱着导演痛哭流涕，“你演出了我的生命”；第二代的眷村人说，“看得我如醉如痴，时而感伤，时而欣慰，有时大笑，有时哭得抽泣，泪还没干又破涕而笑，还没笑完又哭将起来”（林青霞）；从未经历过眷村的第三代、本省人和大陆人，同样被故事深深打动，然后带着感触和好奇开始了解这些过往的故事。　

  　　《宝岛一村》融合了族群，也联系了两岸。也许因为那种思乡的伤痛，和面对生活的挣扎与欢笑，是所有人心里共通的情感。　

  　　《宝岛一村》就像台湾数百个眷村一样，终究抵抗不了时代的流程，它被拆掉了。　

  　　他们拆掉它的土墙砖瓦，拆不掉我们共同的回忆。您看，台湾第一代的眷村人凋零了，有我们这一代来说故事；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属于民族的故事，能够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世世代代地传下去。至于我父母的事，我也带回来说给老家人听了。　

  　　不过到最后，我们还是得说一声：宝岛一村，再见。　

  　　——王伟忠　

  　　许戈辉：在大陆走了几个城市以后，《宝岛一村》来到北京。你一直以北京人自居，到北京演出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王伟忠：个人意义当然不一样。1949年我父母是从北平的南苑机场跟着国民党部队撤退到青岛的，然后到了台湾，住在嘉义眷村。所以这故事从北平出去，再回到北京，对我个人来讲当然意义不一样。尤其是我父亲现在过世了，这故事里面有个角色是影射我父亲的，到最后他讲了一番话，是这个戏的一种精神，所以我的感触很多。　

  　　1949年，20岁的王志刚在北京西城的胡同里碰到了总是出门替兄弟收租的16岁姑娘孙绍琴，然后，他爱上了她；然后，他开始追她。　

  　　他会苦苦哀求自己的班长和战友，在自己和女友经过的时候齐齐向他敬礼，说“班长好！”；他会在等待她的时候帅气地靠在胡同的墙上，刻意地拽拽那条紧系在颈上的白围巾——那条由美国空军降落伞改造而成的白围巾，是那时人人为之惊叹和艳羡的标志。他们约会，穿过长长的胡同去戏院看戏——到如今，77岁的孙绍琴仍常常凝望着台北家中墙上挂着的北平旧地图，在地图上摩出那条从西城胡同到红楼戏院的路来。她对儿子说：“你爸爸就是在这条路上，骗了我。”　

  　　1949年，王志刚带着未婚妻跟随国民党军队去往台湾。他们被分派住进了台湾嘉义市建国二村一间用土墙和篱笆搭建的临时棚户，大小只有6坪（约19．8平方米），屋顶只有一层石棉瓦，挡不住风吹雨打，一下大雨屋里就内涝。王志刚的军衔只够领来一份口粮，为着一家三口得以果腹，孙绍琴便做了家乡的食品摆在门口叫卖——那时候，眷村的主妇们都如此撑起自家的生计。　

  　　女儿降生了，儿子降生了；退出联合国了，“总统”去世了——王志刚和孙绍琴待在台湾眷村的日子，开始比在北京的日子还长了。　

  　　许戈辉：妈妈有没有后悔、抱怨过，说当年怎么16岁就跟着爸爸糊里糊涂地跑了？　

  　　王伟忠：那时候他们两人在北京的西城，水大院胡同那边认识。当时我爸爸是空军——最初是学徒，出来后当空军，才不到20岁。那时候在北平说是空军还得了啊。空军有很多种，我妈就问我爸：你是开飞机的？开……的。后来发觉不是开飞机，是开发电机、开车的。他靠半唬半就哄到了我妈。后来因为内战要撤退，我爸要带我妈走。我姥姥怎么可能让我妈走？十几岁的丫头，不可能让走，我爸爸就跟我奶奶去了我姥姥家。　

  　　许戈辉：那时候还没结婚？　

  　　王伟忠：没结婚。我爸跟我奶奶、我六爷去她们家说项。我奶奶跟我姥姥讲，我有一双眼睛，您有一双眼睛，我们都看着小孩，我一定会把你女儿当我女儿带的。我姥姥听到这句话就说，闺女给你带走，然后带着我爸、我妈去跟所有街坊邻居讲一遍，说我家闺女不是跑的，是真的嫁人了，虽然因为时局乱没有明媒正娶，但是是真的嫁人了，这样讲了一圈。我妈跟我姥姥讲，你不要担心，我去台湾玩玩，很快就回来。　

  　　这戏里面有一段——我们把很多故事凑在一起，可真实的状况是，我妈再见我姥姥，我姥姥第一句话就跟她说，你真会玩啊，一玩玩40年。　

  　　和话剧《宝岛一村》里一样，王志刚和孙绍琴的台湾生活，也是从到宝岛后与来自天南地北的邻居们共度第一个春节开始的。　

  　　眷村里汇聚着来自各地的人们，他们共享着同一种生活。王伟忠至今仍记得村口一棵大榕树，树下有操着各种乡音的老人散坐，放学后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穿过低矮的平房，屋顶上炊烟袅袅。做好晚饭的妈妈们将晚饭端出来与邻居共享，这些夹杂着大陆各地特色的菜肴，恐怕正是眷村孩子们对于“故乡”最初的直接感受。　

  　　大杂院似的生活给王伟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看来，眷村是大人们的难民营，对孩子们来说却是儿童乐园——那种天南地北的融汇，让孩子们得到了别样的意趣。但生活并不仅仅是童蒙，这种无法设防的大杂院也更让他看到了百态人生。正是这些故事成了他创作的源头，他把这些人这些事通通搬上了舞台。比如以他父亲为原型的老赵，比如以他深爱的女大大为原型的朱太太……　

  　　许戈辉：为什么叫女大大？　

  　　王伟忠：天津人叫大大其实就是大伯。因为我们管她先生叫大大，他太太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叫，就跟着叫女大大，她也接受了。我女大大是乡下人，讲话比较粗俗、比较实在，很好玩。他们两个常吵架，从年轻开始就一直做家计来养孩子，卖过杏仁茶，卖过烧饼，也卖过类似肉夹馍的东西，也卖过阳春面，到最后也卖过冰镇酸梅汤。

  许戈辉：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去蹭吃蹭喝？　

  　　王伟忠：对对对，骗吃骗喝。女大大对我特别好，没事就骂我：“小伟忠，小王八蛋，吃饱没有？”她做包子，包子铺在我们菜市场，所以大家都吃她的包子，很有名。他们两个一吵架，你买仨她给你五个，有时候会忘记数了，一边吵架就给包子。台湾这几年讲眷村文化，到处去拍台湾美食，女大大就是台湾眷村文化的一个代表。这故事我讲给赖老师听，在《宝岛一村》里面把它转变成另外一个台湾太太的故事，两个融在了一起。　

  　　许戈辉：但是你们真的在戏里发包子，这包子是女大大做的吗？　

  　　王伟忠：是。在嘉义演出，谢幕完了我们发包子，包子是我大大自己做的。我大大还活着，八十几岁的老太太，身体好得不得了。现在已经是第二代跟第三代在做包子了，她那天晚上自己做，第二天我去看她——我们在嘉义演两场，第一天演出她看完了，第二天我去看她，她看到我就骂：“你个王八蛋，小伟忠，昨天晚上做两千多个包子，你把我累死呀你。”　

  　　许戈辉：戏里还有一个情节，“老总统”死了，一个老兵说，谁带我们回家呀！这个有生活原型吗？　

  　　王伟忠：有，1949年来的这拨人都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有这么一个口号，所以大家都在等，等着“老总统”把他们带回家乡去。　

  　　那时候的眷村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房子，就那样搭起来的，也没有地基。很多人都不买家具，我一个杨妈妈就从来没买过床。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把棉被捆好，随时准备走。那个杨妈妈十年之后才架床，一边架床一边哭，知道可能回不去了。　

  　　许戈辉：什么样的契机让她觉得回不去了？　

  　　王伟忠：1949年到1959年，时局变化，就慢慢地觉得机会比较渺茫了。本来充满了希望，结果机会渺茫，再后来慢慢麻木了，两边的距离越来越远。1975年蒋介石过世，4月5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起来，眷村的气氛就不太对，我妈在床上哭，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那时候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蒋介石。　

  　　许戈辉：小时候你也一直觉得“我们不会在这久留，我们是要回去的”吗？　

  　　王伟忠：其实我们这一代没有那么强烈，小孩没有那么忧国忧民，只有一点感觉。那时候写文章都会写，明年我们会把“国旗”插回南京紫金山头……什么文章最后都要写这么一段，写我们家小狗长大也会写这个。那时候做综艺节目也是一样，两个人聊聊天、唱唱歌，唱“爱国歌曲”。到我长大有一段时间还有这样子的节目。　

  　　据统计，1946年台湾人口仅有610万，而稍后的1950年却激增为745万。为了解决新增的150万以上的居民所带来的居住问题，“政府”兴建房屋、安排宿舍，并将新居民加以群聚于一定范围，这便成为了现在所知的眷村。　

  　　当王伟忠决定拍摄有关眷村的片子，带着工作人员走访了台湾各地较具规模的眷村时，才发现所有的眷村都和他的“建国二村”有着相似的形貌。村口的大榕树永远是母亲们喂养孩子的地方，也是男人们交流各种情报、讨论“大事件”的场所；当少年们逐渐长大，开始带回女朋友时，那棵大榕树下也是妈妈婆婆们在安静地待两人走过后，立刻开始叽叽喳喳的地方。竹篱笆绝对是住户间相互隔离的主流用品，孩子们从竹篱笆间穿来穿去地嬉闹，有邮递员来了，只要在门口喊一声，就会从篱笆的洞眼里伸出手来把信拿进去。　

  　　那是一个极为热闹而贫瘠的地方。　

  　　破屋薄瓦，连家具都是最简单的藤制品；人们辛苦地求生，小小的村落里一切自力更生。母亲们兴办各样的手工作坊，父亲们在赚取家用外，也负责在儿女生长后于房前屋后兴添砖瓦、增加房间。　

  　　王伟忠还记录过父亲的一次发明试验。老王心灵手巧，觉得眷村的公共厕所不方便，便自己动手做了“抽水马桶”。他在自家院里挖开洞，层层铺上木炭、石灰、石头等过滤物，然后在末端接上水管，一直拉到村头的小水沟里。这次试验受到了全村父亲们的关注，等一切完成后，老王请大家多多喝水、上厕所，以试验马桶的效果。然而几个小时后，排出的污物却臭得所有人皱眉，半个月后更臭遍了整个村子，整个活动宣告失败。　

  　　许戈辉：你在眷村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王伟忠：就是那种大杂院，房子栉比鳞次。我们小时候喝奶都不是喝一个妈妈的奶，谁有奶就喝谁的奶。吃饭也是一样，到四川妈妈家吃饭，到湖南妈妈家吃饭，跑来跑去的。　

  　　许戈辉：大人会经常给你们讲以前的故事？　

  　　王伟忠：对，我们挨完揍就在旁边等着，大人就讲——大人爱串门——讲那些大陆的事。我们就听，觉得特别有趣。　

  　　许戈辉：你当初也在眷村里追女孩子？　

  　　王伟忠：我们不追村子里的女孩子，《宝岛一村》里也有讲，因为村里的女孩太熟了。虽然村里的女孩长得漂亮，因为都是从大陆各省来的，所以有很多漂亮女孩，像林青霞也是眷村的，但是我们不追自己村子里的。　

  　　父母也希望你能够交远一点，那样搞不好以后能比较有出息，如果大家老扭在一起，那还是待在眷村里面。父母希望你能够往外发展。像我，南部小孩，高中以前也没谈过恋爱。我是到台北上大学之后，才开始有了一点点小小的花花草草。　

  　　许戈辉：在谈恋爱问题上，眷村孩子和村外孩子的交往有没有什么……　

  　　王伟忠：没有什么大问题。像我太太就是标标准准的基隆人，本省人，外省人和台湾人结婚的很多，没什么大问题。　

  　　许戈辉：家庭也没有什么反对？　

  　　王伟忠：很少。

  许戈辉：但在剧里有这样的情节，两个人因为这个分手。　

  　　王伟忠：因为国民党在接收了台湾以后，1947年发生过“二二八”惨案。

  　　那时候台湾刚刚从日本人手上光复，由国民党接收的时候，老百姓都摇旗，欢迎国民政府回来。但在1947年，因为一些军民之间的不协调、冲突，还有语言等各方面的问题，造成了惨案，也造成了所谓台湾本省人跟外省人之间感情上的隔阂。这个隔阂一直到今天还有这么一点，必须大家都去互相体谅，去做融合。　

  　　无数回不了家乡的人们所暂居的眷村成了下一代的“家乡”，但在陈水扁执政期间，眷村开始被一个个拆掉。即将被拆除的村落成了一代人永恒的回忆。王伟忠开始跟推土机赛跑，试图保存眷村记忆，他把母亲住了一辈子的嘉义建国二村画了下来。　

  　　除此之外，搞电视的他还拿起了摄像机，拍摄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在母亲节那一天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母亲；他出版了《伟忠姐姐的眷村菜》，希望让眷村文化流传得更远、更久；他制作了长达54集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让整个台湾一起陷入了回忆，引起了台湾的收视狂潮。　

  　　这还不够。在电视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他深知“电视是速食文化”，只有把眷村的故事凝固在舞台上，眷村才能真正进入台湾人的文化记忆，于是才有了《宝岛一村》。舞台演绎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也是无数眷村人的故事，甚至也是被一条海峡隔开的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故事。　

  　　许戈辉：眷村这种文化，对你日后的发展、对你的性格为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伟忠：眷村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看到了太多的人情世故，太多亲情、爱情、友情之间的事情，这丰富了我的人生，对我以后做电视节目、做任何创作都非常有帮助。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有目的，创作如果有目的，那没有达到那个目的的话，你所有的过程都是痛苦的。如果你做一个创作，只是一直都很热忱地想讲这个事情，到最后也许会出来很多种结果，每一种结果对你来讲都是不期而遇的，也蛮好。　

  　　许戈辉：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往往是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才能比较成功地走到一定的位置上，然后他的境界开始转变，再说我不那么在意目的，我享受的是过程。　

  　　王伟忠：讲得非常有道理。可是对我来讲，对我们南部眷村的小孩来讲，我们小时候是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在台湾，电视行业还是非常不得了的行业，是最高的一个行业，我们能到电视台是很了不起的事。　

  　　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拼命，大学二年级就到电视台打工，当小助理，打杂赚学费；我特别开心，因为我看到的都是明星，开心得不得了，可以一天不睡觉地干活，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有一点你就开心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提出和平统一对台方针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两岸关系的措施，相继提出通邮、通航、通商的“三通”原则，而蒋经国则提出“三不”（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但在老兵的强烈呼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返乡省亲运动在岛内展开，使两岸探亲问题成为台湾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1987年11月2日，蒋经国为“向历史作交待”，宣布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于是，王伟忠有了陪伴母亲返回北京的机会。　

  　　王伟忠：1988年我到北京左家庄看我姥姥。我是从新加坡进来的，我妈比我提前一个礼拜进来。本来我没有计划那么早来，但怕我妈进来之后一个人孤单，就从新加坡进来了。到左家庄之后，我敲门，里面我妈喊：“谁啊？”我说“儿子”，我妈吓一跳。开门看见我姥姥坐在炕上，我腿就软了。　

  　　许戈辉：你根本没见过你姥姥？　

  　　王伟忠：我看过照片，“姥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张泛黄的照片。本来刚去的时候，1949年到1952年还互相有通信，1952年之后就完全断了。到后来我们都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太久了。　

  　　后来因为探亲联络上，那张泛黄的照片才鲜活回来。所以看着姥姥坐在炕上，我腿就软了，那就是亲人。腿软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后来我自己拍纪录片——1989年，我带了一群老兵从琉球（日本冲绳）坐探亲船回上海，船进上海，我先下船去拍亲人，转头再看每一个下船的老兵腿也是软的。　

  　　他们有莫名其妙的委屈。他们那时候都是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人了，跟孩子一样地嚎哭。可是很可惜，我们拍了这么多东西，带回台湾过海关的时候被压坏了，到现在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那个探亲团是1989年的事。　

  　　虽然一直自称“北京人”的王伟忠直到1988年才终于到了北京，但他对这个城市却一点没有生疏感。那一年的7月，还留着长发的王伟忠骑着自行车、斜挎个摄像机满城乱晃，既有一点外来人的好奇，却也像久离故土的孩子重新回了家乡。他说自己跟舅舅长得很像，第一眼看到舅舅时，他竟误以为那是他哥哥。亲缘瞬间联系了彼此。　

  　　他也看到了一向坚强的母亲在姥姥面前仿佛突然变回了当年16岁的小姑娘。　

  　　在北京，王伟忠陪着母亲四处游走，去前门、去大栅栏，吃炒肝、切糕，喝豆汁；但对孙绍琴来说，故乡的滋味固然让人沉醉，却“怎么什么味道都跟当年不一样了？”她只能使劲使劲地哭。　

  　　对她来说，“家”已经成了千里之外那个海岛上的另一个地方。她所居住了40年的眷村，才寄托了她最多的感情。当眷村开始拆除后，她一趟趟地拉着女儿和儿子回到废墟里，走动着、摸索着，直到突然在残垣断壁里找到自己的“家”——她曾经生儿育女、艰难生存并一天一天老去的地方。　

  　　当初那个把她“骗”来台湾的人已经不在了。她让儿子拆下了旧屋的蓝色门牌“建国二村民国路四巷25号”，并把它贴在新屋的墙上，“为的是爸爸的魂魄，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许戈辉：在你女儿这一辈人身上，还有这种眷村情结吗？　

  　　王伟忠：本来我一开始做眷村的时候，拍了一个叫《伟忠妈妈的眷村》的纪录片。这纪录片只是拍给自己的后代慢慢看的，别人写族谱都是用笔写，我们干影音的就用影像，让孩子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到台湾的。　

  　　拍完之后在电视上播，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我就开始做关于眷村接下来的所有计划。我的女儿，我带她回眷村，让她看到眷村怎么拆，让她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在眷村快拆的时候——这个戏里也有演——做了一顿最后的大年夜饭，大家都在巷子里，我们在上面唱歌，下面的人在吃点心。这个年夜饭吃完，没有两三个月眷村就拆了。

  许戈辉：当眷村和眷村情结不复存在的时候，你觉得是喜还是忧，是好事还是坏事？　

  　　王伟忠：我在戏的最后说，第一代的眷村人凋零了，有我们这代来说故事，我们希望这个民族的故事能够世世代代地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传下去。这是我们的希望，但能不能做到不得而知。　

  　　许戈辉：戏上演了之后，你观察到观众得到的东西有什么不同？比如台湾人怎么看，大陆人怎么看，眷村人又怎么看？　

  　　王伟忠：对眷村人来讲，看了之后会感同身受，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都差不多。对其他族群的人来讲——其实我觉得族群之间要完成互相融合，一定要了解对方族群成长的故事。很多本省朋友看了之后才发觉，原来你们这种所谓的国民党后代，也不都是咬着金汤匙出来，每一个人都过得很权势的。　

  　　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这些人住在眷村里，守着严格的军队等级，拿着部队分发的粮票领口粮过活；本省人们住在眷村外，说着他们听不懂的闽南语，过得比他们更加一贫如洗。双方都不了解对方，又因为“二二八事件”，台湾本省人对这些外来者充满了戒备和仇视——但人心，总能相通的。　

  　　王伟忠的眷村里，第一个走出村门跟本省人打上了交道的便是他父亲。那是1950年，村里有人过世，却没有人敢出去买棺材。20来岁的王志刚便奋勇地骑了自行车出去了，这一趟，不但买回了棺材，还交到了第一个本省人朋友。这一交就是一辈子，那位朋友过世时，葬礼是老王操办的；老王过世时，睡的棺木是这位朋友家送的。这实在不失为一段族群交融的佳话。　

  　　孩子们更是不受禁忌的束缚，早早地就开始了和本省同学的来往，虽然数量不多，却没有长辈间的紧张和敌对，只感慨于朋友家中的贫瘠，作业也只在条凳上写。另一种交融则源于那些嫁进眷村的本省女人们，比如《宝岛一村》里融合了女大大故事的朱太太。她听不懂钱奶奶那一口天津话，也对那番说着“我家、我老家……”的黯然神伤似懂非懂，但这些都并不妨碍她后来做得一手好天津包子，并在这个“外省人”的世界里扎下根来。　

  　　眷村的存在也许本是族群隔离的标识，但相互的了解和交融，却并不会因为隔离而停歇。　

  　　许戈辉：他们曾经对你们是这样的印象？　

  　　王伟忠：会呀，因为他对你不了解，看了之后才说，原来你们小时候也这么苦，你们也这样过日子。如果国共两边要互相了解、和平相处，也该去看看对方的故事。　

  　　我们也看看那个时候大陆的故事，大陆也看看台湾那个时候的故事，相互会比较了解。小时候，我们会说大陆在吃观音土，大陆会说台湾吃香蕉皮。都吃香蕉皮，那香蕉到哪儿去了？　

  　　因为一些因素而互相不了解，隔阂越来越大。所以透过戏剧，透过音乐，透过任何的文艺表演，族群之间才会互相了解对方的故事。那种融合才真正很好，而不是高官出来讲“你们和好吧，握手吧”。不是，要靠这些东西而融在一起。　

• 社会互动与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

  作者：H表哥 发布时间：2012-08-12 17:14:34

  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选题非常契合我的需求：从不同社会学理论多角度地分析了十大问题，涉及到了人的本性，社会和文化，社会秩序，社会互动，不平等的起源与持久性，社会对人们思考和行动的影响（人是自由的吗？），苦难的存在，社会变迁，宗教以及概化和分类等问题。

  人组成社会，社会又反过来对人产生影响，这就是人与社会的互动。那么人对社会有多大影响？作者认为很小，但是我们要有这种信念。

  到底什么是自由，是一个臆造的概念吗？还是说自由是用作让人们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依据？从思想到行动，社会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怎么产生的？

  ……

  这本书从不同角度一一阐述了不同观点和理论，让我再次审视自己看待周遭的方式，是否我过于简单化、概括化？这是肯定的。

  我感觉这本书对自己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启发我深入思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我是否有理性滥用的嫌疑？我们依靠感觉建立起来的对社会的认知与社会科学里阐述的社会差别在哪？这也促使我去读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 : 理性滥用之研究》。

  这本书涵盖了很多理论派别的观点，所以读起来在有意思之余感觉还有点无所适从和吃力。不过这也恰恰是它的妙处：多视角的冲击，提醒我们不在简单化看待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