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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Pinkky 发布时间：2020-02-04 22:17:24

  财经知识入门，浅显易读，我读的很认真还做了笔记，为了这本书十年后传给菜芽……

• 作者：[已软注销] 发布时间：2012-04-10 15:42:16

  读的第一本书虫系列

• 作者：没事我就瞎溜达 发布时间：2023-09-12 21:58:46

  简单翻翻。“太太”的由来很有意思。

• 作者：铭 发布时间：2019-04-05 16:42:09

  非常不错。人物形象丰满，充满思辨，不像内战主线就是无脑打架

• 作者：南风疯啊 发布时间：2021-04-04 23:30:45

  好看！我们一起头碰头，说说话吧！

• 作者：Heather 发布时间：2021-08-26 15:23:30

  书本的编辑上有一点点小错误，但是里面的内容很有意思，中国的老话儿有许多都有些小典故小故事的讲解，理解更加源远流长。

• 网里网外

  作者：没女人的男人 发布时间：2010-11-30 19:59:30

  池莉的《烦恼人生》的主体部分讲述了印家厚的烦恼生活。唤孩子起床、上厕所、洗漱、坐车、吃饭、评职称、工作，生活中不管大事小事，一个个都像那铁蒺藜，不得不握住手中，却又扎得自己钻心地疼。这个一个城市小人物的烦恼生活：没有希望和憧憬，没有对过去的记忆。绵延不绝的生命仿佛被横刀切成三大段，而他所要的，或者说他所能看到的就仅仅是中间的当下的这一段。

  这是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点反应，即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不幻想，在回不到过去的时候不回忆。活在真实的当下，品味当下的一切酸甜苦辣。世界中加缪心中似乎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没有一点主观的色彩，所以他“零度写作”——和池莉及新写实小说一样。然而不论我为这样的生活态度找多少哲学上的根据，我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畸形的生活态度。加缪的哲学盛行于二战之后，曾经用来抚慰那些被战争打垮了的灵魂，那些在世界的惨淡面前绝望了的人。那是一个非常的时期，用一种非常的生存哲学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正好比古代的旅人饿了吃干粮充饥以抚饥肠，但是要天天吃干粮，迟早会出大问题的。

  然而，在二战过后四十年，在法国以东几千里的东方古国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下，这种权宜之计式的哲学竟然又一次横行，甚至还成为了一大流派。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文明发展对人的信仰和理想的摧毁力也许并不亚于战争的摧毁吧！要不战后的抚慰哲学怎么能如此盛行于这些“迷惘的一代”当中？本来诗意的生活变成了“一地鸡毛”，而无论是活生生的主人公还是“冷漠”的作者，没有一个站出来试图寻找这种奇异的被挤压得扭曲了的生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没有一个站出来试图去寻找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每个人都在痛苦中给别人带来更多的痛苦，每个人都看着别人的痛苦想着世上痛苦的人不只我一个，以此作为安慰，让自己能够更加心安理得地继续麻木地活下去。在这个网中，我看到的仅仅是一对活着的人在等待腐烂，然后死去。是的，不是先死亡然后腐烂，而是先腐烂后死亡。

  作者给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安于天命。这是抚慰人心的也是教人绝望的。然而仔细思索一下，这真的是天命吗？天命固然不可违，我们只能承认并且承受，然而如果是一些别的非天命的东西被这帮无知的作者盖以“天命”的头衔，要我们遵从的话，是否还应该安于？这是这部小说非主体的部分泄露给我们的一点秘密，值得思考。

  第一个疑点：他结婚之前向妻子保证能分到一套房子，因为厂长曾经向他如此保证。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房子还没有分到。然而老婆如今可以成天拿这个说事，起来鄙薄他，而他却只好打哈哈，他不能也像老婆一样成天拿这个说事去鄙薄厂长。这是他的一大烦恼。试问这烦恼是天命？厂长的食言也能算天命？我们联系现实，看看真实的那些厂长从来就没有说过这样的保证甚至没有一个“厂长”的可怜的小人物，印家厚已经算是幸运了。至少曾经因为有了厂长的一句吹牛的话让他骗到了一个老婆，如果没有这句话，恐怕他都没有骗老婆的胆量。看来，他不但不应该抱怨厂长的这个“天命”了，还应该磕头感谢。但厂长自己可没有印家厚这样的烦恼。也就是说，“厂长”们并不在这个烦恼之网中，但是因为他，别人陷入了烦恼之网中。

  第二个值得思考的是他的儿子。同样的生存条件，同样去挤车，同样去排队，儿子和他的反应判若两人。儿子也在烦恼之网的外面。在公交车上拥挤的时候，印家厚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女子，那女子大骂道：“摸了！”他忍了没吭声，而儿子却抡起拳头就“打”——让你再骂我老子！排队的时候被人抢了位置，印家厚继续本着人道主义的关怀去理解别人，儿子端起玩具冲锋枪一阵疯狂扫射，痛痛快快骂骂咧咧地忘了这件事了，而印家厚却在心里又添了一块硬疙瘩。然而他不是想：为什么碰到一样的事情，我这么烦恼，而儿子却如此快意恩仇，不管不顾，自由快乐。而是想“这小子好残酷，提枪扫射，怎么得了！像谁？他可没这么狠的心。老婆似乎也只是嘴巴狠。怎么得了！他提醒自己，儿子要抓紧教育了。”他们夫妻俩活得那么惨，还一心希望儿子得像他们，这当爹的不知道操的什么心，然而无数的爹妈操的都是这样的心。所以面对儿子在烦恼之网外面的呼唤，他不但不觉得是希望，反而又给自己添了一层负担——怎么把儿子从烦恼之外给揪进来。其实这事用不着他操心，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教育自然会帮他搞定这件事的。他自己当年进来的时候也没用着他爹怎么操心。

  这也是命？不是，印家厚自己也在后来忍无可忍的时候端起一碗饭直接扣在人家口袋里的。既然知道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何不当初就不必忍？然而他太贱，非得经历一番苦痛后才知道这个道理。别人的忍是为了后来的不忍，他的不忍是为了后来的忍。当他发怒之后，满以为他要走出烦恼之网，结果很快就又开始不停的忍不停的让不停的谅解那些根本无需你多谅解的人。这真是教育的功劳。鲁迅要在，又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第三个细节就是雅丽。作为印家厚的徒弟，她也没有印家厚的烦恼。对于厂长以及世俗之流给予的那些压力，雅丽抱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态度，蔑世，玩世，活得潇洒而轻快。她爱上了印家厚，就不顾他的有夫之妇，有子之父的身份，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够获得一点法律上的名分。爱就是爱，她只要爱。她不按照世俗的游戏规则生活，但她是个真诚、热烈、敢爱敢恨、充满生命力的女子。如此一件“尤物”摆在印家厚面前，“他承认自己的老婆不可与雅丽同日而语，雅丽是高出一个层次的女性。他也承认自己乐于在厂里加班加点与雅丽的存在不无关系，然而他不能同意雅丽的说法。”又一个在网外的人在召唤他出去，他还撅起屁股不走。因为他已经被一种价值观仅仅捆缚，再不知道，所谓道德仅仅是一些人定下来的，走出去这套道德就不再管用了。然而，他被这种无形的东西控制着，逃不了，也不愿逃。

  除了烦恼，总得有点安慰，人才能继续活下去。于是池莉就给印家厚生造了一个安慰——他的糟糠之妻。“你遗憾老婆为什么不鲜亮点吗？然而这世界上就只她一个人住送你和等你回来。”那个刚开始喋喋不休，抱怨不断给印家厚带来巨大心理压力的老婆到后来变得越来越体贴丈夫，越来越贤惠淑良，越来越能安抚人心了。这个斧凿的痕迹太过严重，所以他老婆的形象总是无形之中硌得人心里不舒服，也许这是女性作家对自己性别的一点辩护吧。有了这点安慰，印家厚才能继续没日没夜地烦恼下去。

  网里网外的世界大概就是这样啦。池莉这个二逼作家让我们安安生生地在网内活着，别管网外的诱惑。当然，她说把外面的人拉进来是我们的使命。

  这孙子！

• 《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

  作者：名字写在水上 发布时间：2013-03-02 10:26:19

  一些人向我赞赏先父施咸荣的译作，称他是一位翻译家。但他们未必知道，父亲却多次称自己只是一名老编辑，因为他将近二十余年的生涯都是在做英美文学译作的编辑工作。他临病逝前半个月，曾与我追忆往事，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回长谈有三分之一工夫，是跟我谈那部《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经过，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先父在中共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都蒙遭冤屈。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不愿意主动揭发批判同事，受到行政降一级处分，被下放至唐山农村。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与当地老百姓一样吃花生壳磨成的粉末，其中掺百分之二十的白薯面。１９６０年底，他下放归来全身高度浮肿，孱弱不堪。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病假，他却将病假条悄悄藏起，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拟订了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计划。次年初，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申报了编辑计划：鉴于莎士比亚诞生４００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也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求，准备以１９５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的《莎士比亚全集》。领导迅速批准了这个编辑计划。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当时之所以带病抓紧工作，是因为有一个预感，此事不宜拖延，一拖就可能吹了！后来果然证明这一点，他若是在家歇息半年再申报计划，以后中共又抓紧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政治氛围再次紧张，一切工作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随着“文革”动乱的来临，一批富有学识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再难以组织如此强大的翻译阵容了！

  　　父亲以后与参与翻译、校订《莎士比亚全集》的一批翻译家学者成为了好朋友。比如，北大教授、著名翻译家张谷若老先生与父亲是亦师亦友，张老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诗歌《维纳斯与阿都尼》，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很为读者所推崇。张老不仅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上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有几回他专门请父母鉴赏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画。我记得，我幼时随父母由张老带着去一家饭馆吃饭，在那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回听一个老服务员开玩笑地“报菜名”，那悠长的吆喝声我至今难忘。还有，著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与父亲也是挚友，他每次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与父亲约见一面，时常是父亲请他至家中便餐小酌。方平先生温文儒雅，谦逊和蔼，颇有风度，没有某些大学者趾高气扬的派头，很为我们家人欢迎。父亲对我说，方平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一家小银行当记账员，他深厚的学问根柢完全是靠自学而成，却比那些喝了多年洋墨水的留学生更有学识，翻译界的人们因此都很钦佩他。方平先生后来担任了《莎士比亚全集》中历史剧《亨利五世》的翻译及相当部分的校订工作，他以后还出版了关于莎学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著作，是中国著名的莎学专家之一。父亲病重时，他曾经委托郑土生先生带来亲切的问候。

  　　北大教授杨周翰先生也是著名莎学专家，在《莎士比亚全集》中他翻译了历史剧《亨利八世》，并且帮父亲解答一些有关莎学的疑难问题，父亲很敬重他。这套书出版后，父亲有一次请杨老吃饭，他们的话题就是这套书。父亲讲，《莎士比亚全集》的全部翻译和校订工作其实在１９６４年前已完成。那时，父亲还从英国浮丘公司出版的《莎士比亚画册》中选了４３幅插图，都是十九世纪名画家的作品，由著名钢刻家刻成钢刻版画。１９６４年，此书的纸型已打出，插图也印好。但是，父亲却与同事们被派往农村搞“四清”，回来后旋即爆发“文革”，此书的纸型在仓库堆积十几年，而１９７８年重印此书时，数万张印好的插图却不翼而飞，既无销毁记录，连版也没有了。重新制版，时间来不及，只好将那些精美的插图忍痛割爱。杨周翰先生也叹息道，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啊！我就觉得这套书的插图太少，是美中不足！这也是十年动乱的祸害之一。还有，我们北大的吴兴华先生，他为这套书出力不小，可惜也见不到书的出版了！杨周翰先生还叮嘱父亲，要写一篇文章，纪念吴兴华先生。

  　　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五十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尤其喜剧部分删节较多，要出版一套完整的全集，译文当然应该做全面的校订。这个工作规模浩大又艰巨，若短时期完成，只找个别学者和专家是不行的。于是，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上级打报告，请求起用一部分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专家学者。上级领导很快批准了他的报告，令他欣喜不已。吴兴华先生也是一位被错划成右派的著名学者。他曾经被誉为“燕京才子”，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翻译了莎剧的《亨利四世》的上、下篇，写过有很高水平的一些莎剧研究论文，是有深邃丰富学识的莎学专家。他后来的确也帮助父亲解决了不少莎学上的疑难问题。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１５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可惜的是，吴兴华先生始终未能亲眼见到这套书。北大教授陶洁先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罚到校园里打扫卫生。他清扫大字报纸时，却被几个红卫兵污蔑为故意撕大字报，那些人恶作剧地逼他喝下浆糊。吴先生因此患了恶性痢疾，上吐下泻不止，家人送他去治疗，医院又不接收他这样的“黑帮分子”，竟然被活活折磨致死！

  　　还有一位翻译家，是后来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杨德豫先生。他当时也被错划为右派，劳改后分配在农场就业。父亲看到过他以前的译作《朗费罗诗选》，认为翻译质量较高。因此，也请他翻译莎士比亚的一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杨德豫先生的翻译态度很认真，他通过英文把这首诗翻译出来后，又自己掏钱请两个懂日文的人通过日文译一遍，以便比较研究，对自己的译文做进一步修改和润色。谁知，那两个人嫌付给他们的钱少了，竟写信到出版社来告状。父亲调查了解此事的始末真相后，极力帮助杨德豫先生辨白，以编辑部名义写信澄清事实，解决了这一纠纷。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杨德豫先生的错案终于被纠正，又回到外国文学编辑岗位上。他始终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每次翻译出版一本著作都要寄给父亲。

  　　再有一位学者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章益先生。章先生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上世纪二十年代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教育系主任和校长。上海解放前夕，章先生拒绝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将学校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立了一功。１９５２年他被调至山东师范大学任教。可是，章先生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父亲虽然知道他未搞过外国文学翻译，可是曾经读过他写的诗歌，甚为钦佩他的深厚古典文学造诣及才学，便约请他翻译了莎剧《亨利六世》的上、中、下篇。章益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翻译质量高，也有其艺术特色。父亲以后与章先生成为朋友，在章先生与刘尊棋先生合译的司各特的《艾凡赫》出版时，父亲还为此译著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序言。

  　　大胆起用这批错划为右派的学者翻译家参与《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与校订，还有编辑出版这一套书，在“文革”中都成了“罪状”。在那场人类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中，父亲因此而多次受批判，被迫做违心的检讨，但他内心始终无法消除这个“情结”。在五七干校的干打垒土房里，他悄悄向亲密同事提及这一套书，认为未能及时出版真是太可惜了！后来，历经十余年风雨沧桑，《莎士比亚全集》还是在１９７８年出版了。我记得那一日，父亲拎一包书回家，神情无限感慨。他对我说，这一套书浸透了多名翻译家学者的心血，有些人却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他不仅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更想写一本书纪念一个颠狂时代--不应该让这些人被埋没，那些时代被忘却。

  　　父亲对《莎士比亚全集》的主要译者朱生豪先生更充满敬佩之情，认为他是这一套书的重要奠基者，并且称赞他是翻译界的英雄，一点儿也不亚于在战场上拼杀的英雄。朱生豪先生抗战前曾经是上海一家书局的编辑，主要编英汉词典和英文书籍的注释本，他年仅２４岁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刚译了９个剧本，抗日战争爆发，他在敌占区颠沛流离，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而且译稿在逃难中丢失了。但是，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写作，完成３１个莎剧的翻译工作，最后因患结核性肋膜炎及肺结核、肠结核的合并症，无钱医治，在３２岁时英年早逝。人们普遍认为，将莎学引入中国，朱生豪先生有着不朽的功勋。他的译本在解放初期曾经分成十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莎士比亚戏剧集》名义出版。后来，又经过诸多专家学者校订，其他翻译家补译了尚缺的６个历史剧和全部诗歌，才在１９７８年出版了较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 可以说，中国莎学研究事业的道路乃是由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用血肉铺成的。

  转自《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作者为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