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300篇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正因为小小说是个新兴的文体，所以不少对这种文学样式有兴趣的作者、研究者，曾提出不同见解。诸如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形式的艺术”、“虚构的艺术”、“留白的艺术”“结尾的艺术”等等，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思索之余，也感到有可商榷的一面。要想让小小说有别于其它文学品种，对此有一个高度的理论涵盖，当然应该俞接近准确性愈贴切。然而诗歌也可以说“立意的艺术”、“留白的艺术”，长中短篇小说，哪个不是“虚构的艺术”，散文当然也讲“表式和结尾”。但小小说从字数上首先不同于长中短篇小说，从内容上也与故事、小品文有别。作为小说一种，小小说不仅要具备人物、故事、情节等要素，更重要的是，它还携带着作为小说文体应有的“精神指向”，即给人思考生活、认识世界的思想容量。　　中国小小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过有识之士的倡导规范，经过报刊编辑的悉心培育，经过数以千计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经过两代读者的新闻记者认可，小小说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新品种，终于从弱小到健壮，从幼稚到成熟，以自己独特的身姿跻身于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　　本书汇集了当代文坛的名笔所写的300篇小小说，是难得的佳作。

再谈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代序）

绝盗

巧盗

蔡二少爷

手杖

定风珠

汗血马

正是故乡花开时

绝唱

姓名

谁偷走了爱情

大兵

人・燕子和蛇

盲者

盗墓贼

梦非梦

牛亲家，羊亲家

知己话

年集

咯喀咯嘈

画在纸上的房子

丢失的数字

逐日者

司马相加的最后一天

火遁

造句

敲门

锁门

名累

同行

棋手

老孔去北京

一个朋友

假牙

水汪汪的猪皮冻

红头老大

冬天的葬礼

冬月一日

各月五日

冬月十日

扣子

摆渡老人

一颗图钉

老板送我礼物

那个冬夜

千年的空白

活法

寒夜

流年民月

小米买刀

奇遇

想念家乡的馄饨

爱情

英雄

幸福

你的笑容永远灿烂

老酒

山路弯且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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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正因为小小说是个新兴的文体，所以不少对这种文学样式有兴趣的作者、研究者，曾提出不同见解。诸如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形式的艺术”、“虚构的艺术”、“留白的艺术”“结尾的艺术”等等，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思索之余，也感到有可商榷的一面。要想让小小说有别于其它文学品种，对此有一个高度的理论涵盖，当然应该俞接近准确性愈贴切。然而诗歌也可以说“立意的艺术”、“留白的艺术”，长中短篇小说，哪个不是“虚构的艺术”，散文当然也讲“表式和结尾”。但小小说从字数上首先不同于长中短篇小说，从内容上也与故事、小品文有别。作为小说一种，小小说不仅要具备人物、故事、情节等要素，更重要的是，它还携带着作为小说文体应有的“精神指向”，即给人思考生活、认识世界的思想容量。　　中国小小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过有识之士的倡导规范，经过报刊编辑的悉心培育，经过数以千计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经过两代读者的新闻记者认可，小小说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新品种，终于从弱小到健壮，从幼稚到成熟，以自己独特的身姿跻身于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　　本书汇集了当代文坛的名笔所写的300篇小小说，是难得的佳作。

• 作者：王不了 发布时间：2017-05-10 09:53:13

  好的太少。比《小小说30年精华本》厚，质量却弗如远甚。2017年5月9-10日。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19-12-31 18:40:37

  图文并茂，不过做的都是妹子 萌物，丰富点就更好了

• 作者：羡辙 发布时间：2014-12-06 12:14:16

  一小部分还挺有意思的，短篇就应该有足够的惊喜感才对。但大多数都是比较平庸的，而且是具有年代感的乡土气息十足的作品…

• 作者：雍正王朝 发布时间：2010-05-22 11:47:46

  经常看

• 作者：乃馨 发布时间：2009-11-20 16:20:10

  其实没看完。。。囧

• 作者：半辈子 发布时间：2012-03-06 10:28:53

  这什么文体，仿“古文翻译体”吗？

• 从日常化的污浊分配到生命政治

  作者：五月阿隆 发布时间：2024-03-21 15:50:45

  “双手干净、良心清白，日益成为某种特权”，这是埃亚勒·普雷斯对于当下时代的个体处境做出的论断。在这个饱含“悲观情愫”的论断之下，绝大多数人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生活意义下的“原罪”。对每一个认真生活的观者而言，这样的论断在道德上的不适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这会是一种特权？普通人就不能良心清白吗？实际上，普雷斯的论断无意归咎于每个普通人，他的目标是现代资本主义一个巨大的社会权力结构——日常化的“污浊”分配体系。在《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一书中，从底层的屠宰场到精英汇聚的谷歌，充满暴力但又往往游离社会之外的监狱，纳粹屠杀和现代信息战争下的无人机暗杀，全都展现了这种分配结构。这种“污浊”化的分配，导向的是一种深层次下，生命政治下对人的划分，从而让每个人都在现代牵涉其中。

  脏活命题与传统底层视角的差异

  在传统的全球化时代的大分工叙述中，底层社会往往承担了发展、沟通的负面产品，包括低收入而又必不可少的日常工作，恶劣环境下的下层供应等等。在为了生活奔波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处于经济上的底层，往往还处于道德上的底层，“肮脏”“粗野”“破坏自然和生命”等等标签总是与他们形影不离，一如《脏活》中的屠宰场工人所要承担的那样。在当代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底层意识已经是学科重要的方向。玛丽亚·米斯在《父权制与资本积累》中注意到了全球化下被遮蔽的孟加拉制衣女工，罗宾·内葛在《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对城市垃圾处理者的关注都是如此。这种底层意识所要针对的核心问题可以通过文卡特斯在《流动之城：一位社会学家的地下纽约观察记》第四章中的论述说明：

  芳妮好像完全理解似地点点头。“就是这样子。宝贝。我们活该只能过这种烂生活。”我皱起眉头。当状况恶化时，穷人比社会上大多数人更认命。这个社会要他们相信，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这是我自从身为社会学家以来学到最悲哀的事情之一。

  这种对于一种“纽约折叠”式的社会问题予以关注的方式，往往是将下层的不可见领域展现出来，来讨论底层群体所要承担的脏活。这自然是一个重要视角，也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当下关怀。但脏活本身的存在绝不仅仅在于此。对具体脏活内容分配进行合理化的结构研究，也是普雷斯强调的特权。但单纯揭露出一个存在于底层的脏活分配结构还不足以将脏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全面绑定。普雷斯关注的更深一层，即脏活——污浊感的分配：

  对于承担脏活的群体而言，他们的道德受到了怎样的玷污，他们如何为必要性的脏活承担了不被社会理解的内容。

  正如普雷斯对于普利莫·莱维《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的引用所要强调的：“灰色地带”的概念是对权力的思考，存在于所有形式的人类社会组织中，可以在任何环境中使用，以确保将脏活可以分配给相对弱势的群体和个人。这里的弱势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社会的任何阶层中都可能会出现一种权力的不对等，脏活带来的污浊所存在的空间——或者说不被我们“看见”的脏活分配形式和内容被空前扩大了，其中的道德性责任也随之进入了各行各业。普雷斯的野心从本书开头——即他对脏活概念思考的缘起——就出现了，社会学教授埃弗里特·休斯的叙述已经开创了关于脏活的全新领域。

  1962年的《社会问题》期刊上，休斯发表了他在法兰克福与经历了纳粹时代的德国工程师的谈话，这位工程师表达了自己那一代的国人对犹太人的普遍敌视，即使认为纳粹的处理方式可能并不合适，但也处理犹太问题可能需要一些非常规手段。作为从未具体参与处理犹太人的普通人，这位德国工程师实际上达成了一种默许，由国家权力出面进行自己不愿意直接做的行动，但又对其进行某种道德上的谴责，即使这种道德与他本人的深层意识相距不远。脏活的本质就是这样：

  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通过代理人实施，这个代理人不一定是弱者，但总会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若即若离的关系，被代理人往往都会矢口否认这种关系的存在，甚至从道德角度鄙夷代理人的行为，脏活的授权只能是默许而不能公开赞同。

  脏活通过默许的形式由非底层的权力人士进行实施，再层层向下转包完成具体的分配与执行。每一个进行授权的人，都是把污浊化的道德“扔”了出去，来让别人做出那些自己认为必要存在的脏事儿：为了肉类需要屠宰厂的工人处理那些动物，为了秩序需要有人对精神病人乃至犯人进行隔离和惩罚，为了利润需要企业决策和技术人员将原本导向开放的技术封闭化，为了安全需要有远程操控者通过无人机暗杀远方的“恐怖分子”……在休斯看来，这种脏活分配的广泛存在，是因为我们这些默许者总是缺乏对脏活了解的意愿，或者即使有所了解也会对更进一步表示拒绝。换句话说，默许者拒绝成为脏活的在场者，更愿意为了自己的道德清白去谴责执行脏活的人，而非谴责脏活本身，以及自己参与其中的脏活分配体系。帮助这种意识的，让脏活隐匿于日常可见波段之外的，正是现代性下的政治机制。

  现代性下脏活的隐匿：从米格拉姆服从实验讲起

  1974年，美国心理学家米格拉姆出版了他著名的服从实验著作。通过让实验者在指挥者的命令下按动电门，对另一房间的人员进行电击（实际没有通电，只是让被电人员模仿出痛苦的声音），实验者的良知在指挥者的催促下大多让位给了不断加强电击的命令。米格拉姆希望证明的是，残酷不是残酷的个人之所为，而是力图脱卸他们普通义务的普通男男女女之所为：他发现，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个性相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那些在内心确信他们憎恶偷盗、杀戮和攻击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在权威的命令之下相对从容地干这些勾当。而个体自我行事时不可设想的行为会在完成命令时毫无犹豫地得到执行。米格拉姆的认知当然会让我们想起阿伦特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也比较符合休斯叙述中对脏活进行授权的心理——只是在这里为权威命令下的自我授权。但米格拉姆之后的观点则涉及了这种脏活授权与分配的现代性机制：

  构建距离

  。

  米格拉姆的发现中最具震撼力的也许就是残酷的倾向与同受害者的接近程度之间成反比。比如，要害一个我们与之接触的人是难以下手的；对一个只被我们远远看见的人施加痛苦则较为容易一些；对只被我们听见的人则又更加容易；而对既没看见也没有听到的人,就可以很轻松地残酷对待他们了。如果害一个人包括直接的身体接触，那么因无视行为和受害人之痛苦的因果联系而带来的舒适就无法被执行者体会到。这种因果联系是赤裸裸且一目了然的，因此对于痛苦的责任也是如此。米格拉姆最终的结论简洁有力：

  在被试者和电击受害者的结果之间插入任何力量或者事件都会使参与者降低他们的紧张，并因此减少违抗的数量。在现代社会，常有其他人站在我们和那些我们也有份的最终具有破坏性的行为之间。

  在普雷斯的笔下，谷歌的工程师杰克在面对蜻蜓计划这一与谷歌开放自由原则相悖的项目时就已经发现“距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每个员工都是一个技术项目下渺小的一环：“员工根本不知道他们做的事情会产生什么影响”。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对效率的渴求几乎奉福特制为圭臬，这使“工人”（技术产业从业者也可称为技术工人）专注于自己任务的一环，缺乏一个全流程的参与和视角。狭隘的技术基准可以让人忘记关注可能产生的道德后果。通过流水线式的链条我们最终可以轻易的将行为与后果切割开来。我们发现，正是在这样的现代性下，“距离”出现了。齐格蒙·鲍曼通过这种“距离”发现了纳粹得以施行工业化屠杀的原因，“全球南方”和弗朗兹·法农这样的后殖民主义者发现了工厂流水线的扩大版——全球化的流水线。前者通过工业流水线将整个屠杀环节无限拆分，用高效的现代科层制统揽一切。最终执行屠杀的人只需要按动毒气室外的按钮，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看不到痛苦也看不到死亡，即使尸体也是没有伤口的模样，与正常死亡没有差别；后者则是将生产环节放到全球各个地域，从非洲的矿藏和挖矿工人用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开采，再到第三世界的代工工厂中工人机械般的组装下干涸的心灵，再到消费市场的商店。正是距离让我们得以无视脏活，也让权力可以没有阻碍的进行脏活的分配。顺从的不仅仅是谷歌员工、流水线工人和矿工，还有我们这些不知不觉间的默许者。

  理性社会最突出也最自豪地展示的成就就是对行动的中介化，在权威等级描绘与划分的阶段之间将行动分离，并依据功能的专门化切割行动。理性化的进程内在的、不可避免的促进了结果上野蛮和残酷行为的产生，即使最初的行为意向并非如此。行动组织越理性——获得最好的效益、更为高效的解决问题——行为就越容易制造痛苦，授权的个人和一些从事脏活却拒绝了解的个体就更能保持平静。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脏活》开头普雷斯对于休斯的引用，那种不愿意了解的形象，顺从脏活存在的形象便出现了。

  授权者往往享受了脏活带来的好处，权力的拥有者（如谷歌高层）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只问技术不问伦理的谷歌员工也获得了金钱收益，广大的中产阶级可以心安理得的获取廉价的食物和工业消费品，而脏活执行者所必须承担的道德压力却往往无从化解。就像负责打击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无人机操控者，通过屏幕目睹一个个的死亡；监狱里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治疗者，面对公众不同意投入更多资金（来源于税务）来改善监狱环境，使得监狱暴力频发却无力改善的局面。这些加剧内耗，带来道德幻灭的场景被现代权力有意识的进行隔离，在遥远的海岛上，在全封锁的禁区里，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这种

  距离感

  的构建比拆分环节式的距离更为直接，因为脏活的从业者没有办法不面对最终的道德结果，默许的授权者也可能更直接的看到默许带来的残酷，因此权力维护下的污浊化分配体系只能用硬距离取代软距离，用整体隔绝来维护现有体制。福柯在论述“异托邦”概念时曾经举过一个重要例子:墓地是一个典型的异托邦，18世纪末，墓地被置于城市中心的教堂附近。受启蒙精神影响，人们不再相信灵魂不死，因此开始高度重视尸体而将其置于教堂周围。到了19世纪，墓地却迁往城市边缘，迁移的原因在于，首先，人之死亡的原因与疾病纠缠在一起，疾病的蔓延与公墓主题联系在一起，19世纪的解剖学使得人之死亡与器官的病变联系在一起。因此墓地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受到同时代文化变迁的重要影响，这与普雷斯笔下现代脏活场所硬距离的实现完全一致。对于不同的脏活，我们给予了不同形式的“距离”。

  生命政治与封建主义：脏活背后的古今逻辑

  如果说脏活的泛滥化和污浊化分配体系的巩固是一种与现代性高度结合的产物，那么我们自然会询问，在前现代的历史时刻，这种体制就不存在吗？或者说，脏活和政治权力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一致？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城邦的理解中，“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如果说伦理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政治形态论述的切入口，那么“家”就是他关于现实政治实践的切入口。如果我们将《家政学》与《政治学》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建立于划分与排除之上的生命政治原初形态。家庭的治理是专制的，而雅典的政制是民主的，在以主奴关系、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为主导的家庭中，尊重是建立在顺从和各安其位上的，这种顺从的核心是肉体的顺从，对基于等级关系下的鞭笞、命令、惩罚的顺从。实际上这并不和城邦的民主相冲突，因为家政就是一种教化，是男主人（公民）对于非公民的教化，或者说是理性对于“野蛮”的教化和纳入，这其中蕴含的秩序与城邦息息相关，只是家政使用了一种在城邦没有蕴含的政制形式。实际上，家——城邦的关系也构成了另一种划分与排除，即身体与灵魂，有资格和无资格的生命。对于无资格的肉体生命，它们存在于家中，而灵魂的生活则在城邦的民主实践中，只有当城邦需要劳动力或者献祭的时候，那些无资格的生命——肉体才最终进入了城邦。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正是从这个维度切入了生命政治：肉体性的生命与有资格的生命的原初区分。伦理性的城邦正是建立在去伦理性的肉体之上，阿甘本把对无资格生命的纳入成为一种“纳入性的排除”，这些肉体性的生命绝无可能是主体，但也不会是客体，因为它们处于一个无价值的状态。当政治试图表达它追求善与正义的崇高目标时，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掩盖让其成为可能的生物性身体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势必将生物性身体排斥在政治之外，才能让其纯粹地追求理念中的理想国度，或者说是构筑一个理想的幻相。

  到了现代，这种区分的场所已经不止于“家”，而进入了全方位的社会领域：从种族主义到殖民主义，从资本主义的利润价值高低到道德领域的污浊形式，每个区域都充斥着对于人的划分。在福柯那里，政治通过毛细血管式的微观作用将每个不同的个体规训为一个可以直接均等治理的“常人”，从而在整体维度上进行规范化分配；而阿甘本进一步在规训趋势之外找到了那个象征着至高权力的区分。因为生命可以第一次被数字所量化，成为大数据治理的一环，被抽象为生育率、死亡率乃至一张张证件和电子化的记录，在人类历史上，身份第一次不再有社会人格和他者认同的功能，而只有生物数据功能，它可以和人格没有任何关系。人类摘下了数千年来构成其认同的基础，从而赋予其身份的面具，转向隐秘地绝对属于其自身，但又无法认同的某物。那些无价值的生命即是无法被纳入这一套治理体系的生命，或者在数字上没有更大价值的生命。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政治权力区分出了应该被分配脏活的群体，或者说，结构性的为脏活提供肉体：他们应该去承担脏活，以及脏活背后的污名。犹太人成为了道德的献祭品，正如同进行暴力活动的狱卒为群体的“洁净”所付诸的暴力。脏活正是权力作用于人生物性肉体的具象化体现。

  面对脏活，我们的默许往往让我们成为了生命政治划分体系的共谋者，当我们去阅读普雷斯对于监狱暴力的书写时，我们当然会对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精神病人产生出一种怜悯感，但他们在不可见的隔离区域之外，我们实际享受着一种安全感。在朱迪斯·巴特勒著名的文章《无限期羁押》中，巴特勒称“在关塔那摩的被拘留者身上，‘裸命’达到了其无可决定性的最高限度”，因为在社会大众的视角中，这些人物总是社会的危险可能，因此我们默许他们成为失去权利的“非人”，不愿意用更多的资金改善他们的环境。自身高品质的所有肯定都会产生将那些低品质的人赶到其他地方，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之间再一次地筑起了高墙。优秀的人的每一次征服必然意味着被驱逐的败坏的人的增多，天堂的高墙的每一次巩固都是与那个地狱般的深渊的万劫不复同步。生命政治这一规范性识别机制的存在使得有些生命被污浊化，更重要的是承接污浊化的生命被漠视般的排除在外，即使这些生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不是作为生命出现，而是作为对生命的威胁出现。但这样的机制被具体的人所认可，恰恰是因为存在自身的脆弱性被结构性的忽视了。在当下这个社会齿轮高速运转的生命政治时代，所有的脏活都已经成为了现在进行时，连意识到脏活都十分困难，它在无声无息处开端，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持续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区分逐渐成为了无意识的内容，就像开头那位德国工程师那样，成为了生命政治下的献祭物，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活死人。犹太人的死去不再重要，正如同脏活处理的对象以及脏活承担者本身不再重要，划归于可见光谱之外。生命政治重复了一种技术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让我们想想种姓制度与这种分配体制有多么相似。正如社会学家麦高登在《香港重庆大厦》等一系列作品中揭示了一个巨大的低端全球化世界那样，生命政治——脏活也把全球化的本质定位为了污名的全球化分配，从内部的封建主义扩大为全球的封建主义。除非我们能够向生命政治的装置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生命，否则我们要么成为脏活的承担者，要么成为脏活本身。

  我们对脏活和承担脏活者进行某种道德回应，实际上是建立在我们对生存能力的反应之上，即与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和依赖关系中求生意志的趋势，这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初动物性。这不是一种内部驱动力，而是和他者之间脆弱不定的中介关系。我们的默许和忽略，甚至对脏活予以谴责，而非注意到脏活背后巨大的现代机制，往往是因为保持一种迟钝与麻木才能让我们承受更大的痛苦。

  在古代，人还可以处于与远方和他者无涉的自给自足状态，而脏活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只有现代出现了空前的扩张。曾经那个允许自为生活时代，在当下几乎无迹可寻。每个人都进入了城邦，面对着灵魂与身体的割裂。如果说政治权力的源头就是生命政治，那么政治权力的终点也必然是生命政治。阿甘本在《神圣人》中提出了一个听上去可怕的论断——集中营是现代政治的典范，正是将集中营作为生命划分极致的场所，那也是脏活存在的最终形式。这比普雷斯“双手干净道德清白”更为绝望。正如巴特勒所强调的，我们也许无力对抗这个巨大的结构和系统，我们只能尽力在这个系统中挣扎。

  那么未来呢？也许在绝对的绝望下，会带来新的精神，正如尼采写下《悲剧的诞生》。也许我们应该去寻找一种“私密反抗”，让脏活的声音和结构被看见和听到，就像普雷斯用笔写下的内容那样。m我们可能也需要重新考虑， 面对距离产生的非感知，我们能否用观看和阅读夺回距离，是否有能力对一个非亲缘性的人的境遇感到哀痛，对那些已经被识别为失去与毁灭的群体拥有一种具身性的情动？我们能否对那些与我们不可见、但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进行共同的“呼吁与退出”？这没有答案，也许我们的无力感仍会加深，也许我们仍然会用麻木去躲避痛苦。但至少，我们还会阅读。

• 一本书，带你走进日本文化与精神的阴暗面

  作者：蝶之羽翼 发布时间：2021-09-04 20:31:18

  1.

  奥运会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体育盛会，而刚刚闭幕的东京奥运会也不例外。虽说因疫情原因此次东京奥运会不得不延期举办，同时展现“幽玄、物哀”的表演也因过于晦涩而广受诟病，但整体过程还算顺利。可是，就在此次奥运会即将结束之际，身为举办地的东京却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犯罪事件！

  八月七日晚间，中新网援引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报道称，当地时间晚上六点左右，一名男子突然在东京世田谷区中的一辆地铁上发动无差别袭击。该男子手持一柄短刀，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对列车内的乘客展开无差别攻击，连续劈砍了十位乘客，其中一名女大学生更是被其砍成重伤。歹徒在行凶后立马逃离车厢，其他乘客旋即报警，最终此人在一个半小时后被警方抓获。

  据东京都警视厅介绍，据歹徒本人招供，他在当天白天在某家商店偷东西时被店员发现并举报，于是便对该店员怀恨在心。当晚，他携刀具、油和打火机，想要报复该店员，却不料商店已经打烊关门。于是歹徒便选择在地铁上行凶发泄，并试图在地铁上点燃车厢，不过并未成功。据他本人透露。之所以会犯下如此罪行，是因为他认为“杀掉所有人都可以，只要看到幸福的人我都想杀死”。

  而事实上，2019年由英国杂志《经济学家》的调查部门公布全球最安全城市榜显示，世界主要城市安全性排序中日本东京位列榜首。那么为何在“数字安全、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和个人安全”四个维度综合评分中如此安全的日本东京，竟会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恶性事件呢？

  此次由磨铁出品，《日谈公园》客座主播、日本罪案研究专家李淼创作的《李淼罪案故事：如坠深渊》一书将从十个真实的日本罪案出发，借由大量卷宗材料、媒体报道、影像资料及相关人员采访，将一件件毛骨悚然的杀人往事还原在读者面前的同时，也徐徐揭开了日本文化和人性中阴暗面的神秘面纱。

  

  2.

  人们读罪案实录类的作品，多少会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但李淼笔下作品的核心却并不在此。为了展现犯人的凶残，文中确实会对作案经过、作案手法以及死者所受伤害加以说明，但是他在讲述这些内容时，往往会采取客观冷静的旁观者态度，既不会过分渲染案发时的恐怖与残忍，也不会特意去描述作案手法的血腥与暴力，更不会刻意对犯人进行任何艺术的加工与丑化，只因为他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挖掘案件的真实面貌，而非利用“大量残忍描写、耸人听闻的死状、猎奇的笔触，将一件件不幸案件娱乐化”。

  但是这些“猎奇”元素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故事本身会变得乏味可陈，作者在讲述的过程中巧妙地借用了悬疑类小说的手法，或通过倒叙、插叙的故事结构，或通过抛出疑问、巧设悬念、合理反转的写作手法，使得每篇文章在悬疑四起、剧情跌宕起伏的同时，也拥有了绝佳的节奏感，让读者忍不住要将其酣畅淋漓地读完，并在其后仍然感到意犹未尽。

  诸如在《消失的家族》一篇中，作者便在开篇制造了好不容易逃出犯人魔掌的恭子，又再度被其轻松抓回去的桥段，致使读者在整篇文章的阅读过程中，始终对其可能迎来的不幸忧心忡忡；而在《诀别之章》一文中，作者更是一上来便抛出八位妙龄少女的失踪信息，让人不由得疑惑犯人是如何在一个月内残害如此多性命的。

  因而，《夜行实录》系列的作者徐浪在序文中称，“（这本书）就像读尤·奈斯博的悬疑小说一样，非一口气读完不可”，看似多少有些吹捧之嫌，但实际读后你会发现确实如此。

  

  3.

  而通过对犯人成长环境、当时日本社会环境以及日本文化进行深挖，使读者能够理解——但无需原谅和接受——犯人做出这一切的原因，则是本书最特别之处。

  其一，原生家庭在每个人成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有些人的不幸正是源于他们生活在极度糟糕的原生家庭里，因而作者在这本书中同样将其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通过探寻他们的成长诡计，从而了解其内心无视人命的冷漠背后的原因。

  诸如《伸向黑夜的毒手》中的主犯神田司从小受到父亲暴力殴打，因而他在审判时对于自己的杀人行为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而《十九岁的少年》中的关光彦，更是成为了父母双方的出气筒，从小就生活在家庭暴力之中，因而他在杀害柳泽一家时极其残忍，因为在他看来，暴力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

  相比之下，《诀别之章》中的犯人竹村光雄则因怪诞的家庭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的父亲常常与邻家女性纠缠不清，甚至不惜对自己的儿媳下手，而他的母亲则对其过分溺爱，不仅喜欢将问题归因为别人的错，更是不惜帮其作伪证，最终铸就了竹村光雄不计后果地想要满足自身占有欲的性格。

  当然，原生家庭并不能成为所有恶性犯罪者的“背锅侠”，诸如阿根廷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犯Robledo Puch便没有不幸的原生家庭，更没有经济上的重大缺口和精神和心理上的疾病。本书中也介绍了一些因为个性原因走上犯罪道路的例子，像是《消失的家族》中的松永太之便是因为其“自命不凡”的性格，而《在冥海中沉浮》中的胜天清孝则是因为偷窃的恶习难改。

  其二，日本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也同样成为了孕育犯罪的温床，为他们实施残暴的计划提供了便利，因而作者将其作为了分析犯人走上犯罪道路成因的重要依据。

  诸如《等待复苏的尸体》中江藤幸子之所以能得手的根本原因，同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及松散的民间宗教制度密不可分，而《新世纪魔女审判梦》中提到的约会网站，同样成为了帮助其海量筛选被害者的温床。另外，《逃往的一生》讲到的日本黑社会内斗、《十九岁的少年》讲到的菲律宾女孩大量流入日本从事陪酒服务，以及诸多篇章中提及的风俗业盛行之事，都或多或少成为了犯罪实施的助推剂。

  而最让人惊讶的还是《诀别之章》中的那些少女，在面对竹村光雄竟口径一致撒谎声称自己有亲戚是警察，结果反倒激怒了对方促成了自己的死亡。或许警告对方确实是弱者保护自己的手段之一，但是这终究不是一种智取的手段，事实上，书中绝大多数受害者在面对危险时要么过分反抗要么过分妥协，既缺乏自我防范意识，也不会及时巧妙地向外求救，致使其最终落得任人摆布的下场。而《消失的家族》恭子正是学会了迎合凶手，让对方放松警惕甚至对自己开始信任，才最终逃了出来。

  其三，作者借由书中的案例，对日本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在《逃往的一生》一文中便涉及追诉时效问题，而《十九岁的少年》中则指出了未成年犯（不满20周岁的犯人）量刑从轻的问题。

  事实上，以上两个问题同样也是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喜欢探讨的内容，诸如雫井脩介《检察方的罪人》便涉及追诉时效问题，而东野圭吾的《彷徨之刃》、宫部美雪的《刑警之子》等作品皆对未成年犯的量刑问题进行了探讨。

  正是因为法律上存在的一些缺陷，使得正义无法得到彻底的伸张，《无罪恶魔》一文中的案例便是典型，由于法国顾忌颜面不愿将食人魔佐川一政的杀人证据移交日本警方，导致被遣返回日本的凶手始终无法定罪，甚至出现了任由其逍遥法外的状况。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缓刑的目的——与其一下让其彻底了断，不如让岁月慢慢折磨他们的神经，这确实能达到“让死刑犯痛苦、让犯罪分子畏惧，以及警示世人的作用”。

  当然除以上说的几点外，作者还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书中的案件进行了解析，像是《等待复苏的尸体》中关于心理暗示和安慰剂效应在案件所起作用的说明，以及《诀别之章》中有关杀人犯竹村光雄与妻子大久保浩子之间情感的分析，都极大地帮助了读者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件的始末，从而对整个案件有更加客观公正的认知和思考。

  

  4.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案件的出现，同样成为了日本文学创作素材。由唐十郎创作，以佐川一政经历撰写的《佐川君的来信》曾荣获1982年的芥川奖，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在其作品《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中也提到了这部作品：

  一本曾经荣获日本文学最高奖项的小说便是一例。作者唐十郎继承了日本文学的一个旧传统，围绕一起真实事件编织他的文学幻想。《佐川君的来信》（‘佐川君からの手紙’，1983）中的事实十分清楚：一个在巴黎的日本留学生从背后枪杀了他的荷兰籍女友，随后用电切刀将她肢解，并吃掉了部分尸体。

  作者本想记录事情经过，可很快这一念头被抛之脑后。尽管保留了真实的人名和地名，但全书多数时候只是在表达作者的个人臆想，然而读罢依然会有一种轻微的不适感，分不清到底哪部分是在陈述事实，哪部分又是在幻想。

  说不适，是因为一些人是在视事实为神圣真理的传统中长大的。唐十郎的书对谋杀既没有分析，也没有谴责，而是进行了美化。与之相近的最著名的西方作者是萨德侯爵。有人称他是圣人，也有人骂他是魔鬼，但评价双方的立场均十分道德化。

  在伊恩看来，日本人之所以会推崇这样一部作品，跟日本“鼓励人们在幻想中释放暴虐冲动，而在真实生活中加以打压”的维持秩序手段有关，只不过“郁积的情绪会爆发，甚至连日本的规矩偶尔也会失灵”，因而常常出现极其恶劣的杀人事件。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会美化犯罪，有时候作家们也会巧妙地将这些罪案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并用自己的文字发起对命运的反抗。

  譬如叶真中显在《绝叫》一书中，依托于《新世纪魔女审判梦》一案以及日本习俗和法律存在的漏洞，创造出了一个和木岛佳苗骗局同样的连续杀人骗保行为，只不过在这本书中，主角铃木阳子更多是因为迫于生计而实施诈骗，并未真正实施杀人行为，因而小说作者最终给了她重生的机会。

  而我孙子武丸在《修罗之家》（修羅の家，2020）一书中，则借鉴了《消失的家族》中松永太囚禁续方家众人的剧情，很多内容同真实事件极其相似，只不过最终主角爱香在恋人晴男的帮助下以一己之力成功推翻了女魔头的统治，并且她的家人也全都活了下来。另外，借鉴了这个案件的小说作品还有誉田哲也的《野兽之城：北九州岛监禁杀人事件》和栉木理宇的《寄居蟹之女》等。

  或许这些美好的结局所要表达的，是人们虽无法避免厄运的降临，但终究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战胜一切，重拾美好的愿景。

  

  可怕的犯罪已然发生，我们终究无力将其改变，但是像李淼这样的作家，却在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提醒人们不要轻易忘却曾经的恐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罪案实例无疑能帮助我们增强识别危险的能力，学会在现实生活中规避隐藏在表象背后的风险，从而生活地得更加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