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俄语修辞学教程（第2版）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俄语修辞学教程》系我社“新世纪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之一，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持续发展，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变化之中，标准语的规范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考验，鉴于此，大部分编于上世纪的修辞学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已不能适应教学要求。在总体框架和主体内容不变的情况下，第二版主要修订了部分例句和对个别练习进行了删减。本教程由词汇修辞和语法修辞两部分组成，书后附有全部的练习答案。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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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俄语修辞学教程》系我社“新世纪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之一，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持续发展，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变化之中，标准语的规范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考验，鉴于此，大部分编于上世纪的修辞学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已不能适应教学要求。在总体框架和主体内容不变的情况下，第二版主要修订了部分例句和对个别练习进行了删减。本教程由词汇修辞和语法修辞两部分组成，书后附有全部的练习答案。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

• 作者：静海垂澜 发布时间：2023-02-16 09:25:49

  恋爱关系中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双方性格差异造成的，我跟我男朋友一起看的这本书，看到很多桥段都会讨论一会儿，真的非常有帮助

• 作者：sos 发布时间：2019-05-19 09:24:49

  无需解释

• 作者：耶利亚 发布时间：2019-05-05 19:54:10

  挺简单的。英语初学者可以参考看看。

• 作者：fauchelevent 发布时间：2020-11-18 11:28:48

  有錯誤答案。

• 作者：光而不燿 发布时间：2023-05-23 21:19:30

  是为一篇学术论文集，故一些类似主题的论文之间的内容有些许重复。个案研究景德镇和长角苗人具体的展现了作者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与思考，值得学习。

• 作者：Ecoone 发布时间：2016-05-03 09:15:22

  找到宝藏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

• 女性必读书——《简爱》

  作者：苹果神教教主 发布时间：2011-12-05 09:54:56

  推荐给所有女性的必读书——《简爱》

  12月3日，我观看了国家大剧院版本的话剧《简爱》。从剧院中走出，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想着总该是要写些什么东西的。

  首先是演出。作为国家顶尖的话剧演出团体，本剧的演员，布景，灯光，舞美的无可挑剔。尤其是女主角袁泉，完全演绎出了简爱这么一位坚强、独立、敢爱敢恨的女性的内心世界，优雅的谈吐气质和温柔的女性美更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加上她本身就具有的西方化的面庞，对简爱的演绎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倘若说一千个观众心中就有一千个简爱。我想，那个晚上的“简爱”，是不会比一千多观众心中的任何一个简爱有哪怕一丁点逊色的。

  其次我要讲的是这本书本身，《简爱》被称为英语文学中文字最优美的小说之一，在我有限地所知里，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文中的对景物心理的描写，大多措辞优美，行文流畅，仿佛是诗篇一般，细读起来，有齿颊留香的感受。我在这里不列举那个已经耳熟能详的片段，那个为平等的爱情而发出的呐喊：

  “——你难道以为，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了吗？……”，而以下面的这段描写作为我最乐意的推荐的对象：

  “到现在我结婚已有十年了。我知道一心跟我在世上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为他而生活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自己无比幸福，幸福到难以用语言形容，因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正像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样。没有哪个女人比我更亲近丈夫，更完完全全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了。我跟我的爱德华在一起，永远不会感到厌倦，正像我们俩各自对自己胸膛中那颗心的跳动永远不会厌倦一样，因而我们总是厮守在一起。对我们来说，守在一起既像独处时一样自由，又像在伙伴们中间一样欢乐。我想我们整天都在交谈，而互相交谈只不过是一种更加生动活跃、可以听见的思考罢了。我把全部信赖都交给了他，他把全部信赖都献给了我。我们的性情正好相投，结果自然是完美的和谐。”

  与文字上的优美相比，简爱这本书的精神内核，也就是对简爱的高贵人格的发扬和赞颂，她的真挚的情感的褒扬，是更加值得肯定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我想有必要提醒读者去了解一下本书的时代背景。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在这个时期，英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各个社会阶层出现明显分野，劳工阶层，中产阶层，富豪和贵族阶层，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背景，从而形成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彼此充满歧视与偏见，门第观念根深蒂固，另外一方面，女性地位低下，被定位为“相夫教子”的工具，在家庭中侍奉丈夫，亲自或者指挥女仆操持家务，教育子女被认为女性天生的和唯一的使命。这实际上就是女性彻底放弃独立性，以依附于家庭和男性为生存方式。这种社会的大背景和女性观，婚姻观的结合，剥夺女性所有选择命运的权利，她们留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嫁给一个相同阶层，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男性，功利婚姻成为婚姻的主流。女性所能做的想尽一切办法学习取悦和吸引男性的技巧，以便将来在婚姻市场上拍出个好价钱，或者最低限度能够找到买家，顺利售出。而如果未能婚配的女性，则被视为“古怪”的，“多余的人”，面临无人关怀，无人赡养，更不被理解的悲惨境地。

  “一个女人生存的要件就是男人赡养她们而她们侍奉男人。”在这个背景下，为了在婚姻市场上有更好的吸引力，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的女孩从小学习各种女红，如何操持家务，管理仆人（如果经济条件可以的话），基本的科学常识等，而这些科学常识的学习，都是浅尝则止，了解即可。目的在于让女孩脑子不那么空空如也，以和他们的丈夫有一定的交流语言，或者在社交场合作为谈资，而使他们成为丈夫更好的点缀品。正如后来所归纳的：维多利亚女性 “所受教育的每一个方面，都趋向于某种有用的目的：或是提高她们自身的魅力，或是培养她们含蓄、谨慎、贞洁、节俭的品质，使她们日后能在充任家庭主妇这一角色时举止端庄。”因此，“优雅”便是她们受教育的最终目标。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学习礼仪、舞蹈、唱歌、绘画等才艺以及外语、历史、阅读、写作、语法等知识来增加自己的涵养，使自己看起来更加文雅。甚至还要学习如何掌握晕倒的本领来增加自身的魅力，以引起男人的注意。当然，男孩子也需要好的教育，这教育目的则在于培养将来能够进入寄宿制学校，最终成为能够支撑起家庭经济重担 并和合乎帝国道德准则的绅士。这种对教育的需求催生了家庭教师这一职业，通常由出身中产阶级，但实际上因家道中落，父母双亡或者其他原因陷入贫困的女性担任，已经处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临界，不过是维持了一些体面。

  简爱作为罗切斯特的家庭女教师，便是低层的中产阶级女性的代表。罗切斯特拥有庄园，土地，属于乡绅阶级，已经进入下层贵族的交际圈子。应该说，两者在男女地位和阶级地位上，相差很大，名义上还有着主仆的关系，这种阶级之间的歧视和偏见，全书随处可见，可以想见两者结合是不合主流价值观的。对此，简爱表现了鲜明的平等意识，并对这种不公平的歧视表达了鲜明的反抗。她认为，在爱情面前，每个灵魂都是平等的，不论男女，不论贫富，不论美丑，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爱情是两个灵魂的平等的美好的结合，与财产，地位没有丝毫的关系。这个观点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大胆而新颖的，使得当时的读者震惊不已。在现在社会中，男女平等的思想被视为理所当然，可以用一句不过分的话说，《简爱》这部作品是促使男女平等这一观念被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

  我着重要推荐《简爱》一书，除了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的普世价值而具有的魅力之外。另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当下的中国，这本书，令人无不惊讶而又理所当然地，重新具有了时代性意义。

  不粗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中国当下的社会，竟然是和维多利亚时代如此相似，都是社会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时期，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阶层分层，相互不无敌意。在两性关系上，更多的经济责任被赋予男性（维多利亚时期是要求男人能够支撑家庭开销，供养妻子子女以及雇佣仆役，现在中国的男性承担买房义务）。婚姻的功利化因素比以往大大地加深了（公正地说，婚姻的功利性在任何时代普遍地存在，但其严重程度则有所差别）。

  表面上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很受优待，她们的丈夫负有供养她们的义务。但记住这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女性得到了经济的扶持，失去的则是尊严和平等。经济不独立人格就不可能独立，地位也就无从谈起平等。这被从有文字记录以来的所有历史所证实。

  当婚姻充满了功利性动机，寻找丈夫或者妻子的过程就变成在市场之间寻找合适买卖双方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成为女性生活的中心所在，在王尔德的作品《理想丈夫》里面，切弗利太太就认为“伦敦的社交活动就知道围着婚姻转，人们要么寻找丈夫，要么躲避丈夫。”可见，寻找丈夫在当时非常普遍，但却并不是建立在认真考虑结婚对象或者爱情基础上的。“维多利亚女性将婚姻作为一种目标，对于未婚女性，音乐、绘画、刺绣，流行小说，梳妆打扮，监督仆人充斥着她们每一天的生活。她们的任务就是找一个丈夫，一个幸福的保障。”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一桩理想的婚姻可以改变且保证她们的社会地位，即使不幸福，也至少拥有一个体面的社会地位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但是，没有平等就没有爱，同一时期，男人在婚姻中的不忠非常普遍，已婚男性只要有点钱就会养情妇，妻子则要充耳不闻。正如温德米尔夫人所说，“我听说在伦敦，一个丈夫如果不出轨是不可能的。” 因为婚姻功利的动机，女性就典当掉了她们追求爱情的资本。

  另外一个方面，女孩对于其未来丈夫的物质要求也使她们自己成为受害者，由于这些经济上的要求，使婚姻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昂贵，对于一个事业刚刚起步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而言，与一个相同阶级的女子结婚并维持一个与其地位相符合的体面家庭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男子采取不愿结婚的逃避方法，更多的人则推迟婚龄，直到他能够供养一个符合其地位的家庭。1861年，有人曾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这种越来越昂贵的婚姻的担忧。“现在女孩们被奢侈地、自私地养大，她们也期望在其丈夫那里得到同样奢华的生活，那么除非丈夫的钱财是无限多的，否则，满足这样一个摩登妻子的要求很快会使他陷于赤贫。……体面的代价也许太高了。”（注：Trever Ma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M],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7。）过高的索价导致需求萎缩，直接引发的后果就是剩女潮，有一段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45至49岁的女子中未婚女子就占1/7，而苏格兰地区竟高达1/5。英国将此称为“过剩女子”(Surplus women problem)的现象，所以有人说：“英国是老处女的祖国”（注：Rita S.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 St. Martins Press, 1999. ），这些现象如此明显以至于成为显著的社会问题。“剩下来”的女性大多在孤苦无依中度过了一生。

  很明显，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又再次重现。正如我引用过的名言——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一切历史都只是螺旋式的轮回。例如，现下不少女性（包括丈母娘及社会不少人的认知），需要男性提供住房，或至少首付。这和维多利亚时代要求男性能够供养一个包括不工作的妻子在内的整个家庭的要求，形式上有差别，实质上则几乎一致——都是要求男性主要地承担家庭经济的重担，女性则处于依赖地位。而结果，也以历史早已上演过的方式精确地轮回：缺乏经济能力的男性推迟婚期，努力奋斗，以获得充分的经济基础，而已经拥有经济基础，或获得经济基础的男性，则可以以挑剔的口味和眼光，像挑选商品一样等待女性的献媚和推销。大量女性无法找到合适结婚对象而成为“剩女”……

  尽管成书于十九世纪，但《简爱》对于当下的中国，是那么的具有参考和警醒的意义！

   只有经济的独立和平等（这里的平等不是相等，不是搞平均，而是指双方对于家庭的一切都负有共同的责任，不因性别而偏袒某一方），才能换来人格的平等，只有人格的平等，才可能有真诚的爱情。这一切，被历史多次反复地证明，成为颠簸不破的真理。

  每一个女性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塑造自己强大内心，以期待真正发自内心的觉醒，使她自信而独立地面对生活，只有这样，女性才能获得最终的圆满与解放。而在这个塑造自我的过程中，《简爱》会是一本非常好的心灵指引。这就是我认为《简爱》堪称女孩必读书的原因。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我们也许会，也许不会那么惊讶地发现，我们在整个世界中寻找幸福的答案，原来这个打开答案大门的钥匙，其实就在我们内心当中。

          苹果牙

                                                                                                            2011年12月5日 成文于海南三亚

• [zt]葛传槼：“英语活字典”

  作者：aphrodite 发布时间：2010-11-23 11:03:30

  葛传槼：“英语活字典”

   

  来源：《21世纪英语教育周刊》第209期A5版

  　姓名:葛传槼

  　生卒:1906—1992

  　籍贯:上海

  　简介:葛传槼，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我国英语教育界先驱之一。幼时家境清贫，初中辍学后自学英语。1921年考入上海电报传习所，翌年至崇明县立中学任教。1925年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直至八一三中日淞沪战争爆发。任职其间发现很多英语单词的中文词意义相同，而英语的习惯表述却差异很大，即以6年时间编写《英语惯用法词典》，于1942年出版，这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语惯用法词典，被誉为中国英语惯用法权威。1945年至1954年就职于光华大学，之后至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成为外文系“三巨头”之一（另两位分别是杨岂深和徐燕谋），著有久负盛名的《新英汉词典》《英汉四用词典》。

  　　“无懈可击的英语”

  　　葛传槼曾对H. W. Fowler的著作The King’s English（《纯正之英语》）和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两书提出意见。为此，H. W. Fowler专门致信葛传槼，并被收入葛传槼于上世纪30年代选注的Present-Day English Prose (Book One) 一书。H. W. Fowler这样评价葛传槼的英语:“I find no difficulty in believing that you will attain, if you have not already attained, your ambition of writing English as no other Chinese can; for your letter is in faultless English, and, long as it is, nowhere betrays, as nearly all foreigners’ letters do by some trifling lapse in idiom, that its writer is not an Englishman. I receive many letters in English from foreigners, but do not remember ever having had occasion to say this before. If this statement can serve you in any way, you are free to make use of it.”。除了对葛传槼的“无懈可击的英语”大加赞赏之外，75岁高龄的H. W. Fowler还谦虚地表示葛传槼对The King’s English一书所提的意见尖锐而中肯，承认该书由于写作时间较早，并未严格遵守《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所述语法规则，应以后者为准。

  　　葛传槼的学生陆谷孙也曾在《真有这等“痴人”？》一文中提到这件事情:“常识告诉我们，词典是用来助人查阅从而解惑释疑的，而不是供人从头至尾阅读的。不过，生活中通读词典的迷字奇人并非没有，像我尊敬的老师葛传槼先生就通读过英国福勒兄弟的用法词典，还找出错误若干，写信指谬，得到编者回复，称英国之外有如此深谙英语习惯用法者，实属难得云云。”

  　　《新英汉词典》的编纂

  　　葛传槼的学生陆谷孙曾写有《秋风行戒悲落叶》一文回忆自己的师表。他说，虽然自己编著《英汉大词典》时需要从各种报刊杂志里挑选例句，十分辛苦，但是却比不上帮助葛传槼先生编著《新英汉词典》时付出的努力。当时所有的字、词、例句都抄写在小纸条上，布满整间屋子。夏天时虽然每个人都热得汗流浃背，但是却不敢开电扇，担心把十几万张小纸条吹飞了。

  　　《新英汉词典》的编纂工作是在文革期间开展起来的。葛传槼因为提出英文例句中诸如“老王”“小梅”这样的人名不如Henry，Helen等自然而屡遭批判。当时，《新英汉词典》编辑组里有人主张改变英文字母顺序列条的传统编排和检索方式，代之以“红”与“黑”的对立词表，还把英汉词典当成汉英词典，把“大庆”“大寨”“井冈山”等汉语拼音专有名词词条收录进去。为此，葛传槼和陆谷孙不得不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保护词典的严肃性。《新英汉词典》是葛传槼的心血结晶，成为英语学习界的神话。

  　　葛传槼专注于研究英语惯用法，成为此方面的专家。他的学生戏称其有三大法宝——断定名词可数还是不可数，前面应加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每当他发现一个新用法，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英语惯用法解惑

  　　摘自《葛传槼先生二三事》/邓大任（原载《万象》2005年11月号）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葛传槼先生是中国英语自学者的标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的《英语惯用法词典》是英语自学者的“圣经”;六七十年代，我曾精读此词典三遍，“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其中甘苦，唯有自知。

  　　我自己与葛传槼先生有过一次书信往还。一九八二年，我首次访问美国，主人（一位美籍菲律宾人）设宴款待，上菜后，主人问我味道如何，我说“It’s not bad”。主人品尝后亦认为不错，回答说“Yes”。我大惑不解，因为在中国自学英语的人，对“Yes”和“No”的使用特别敏感，他既然同意我说的“It’s not bad”，按照中国教科书的说法，本应用“No”回答才是。我当时就此向主人请教，他想了一会之后，仍坚持说:“应该用‘Yes’。”回国后，我冒昧用英语给葛传槼先生写了一封信，就这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向他讨教。葛先生不嫌我浅薄，立即用英语给我这个素未谋面的自学者回信。当时物质匮乏，信是用圆珠笔写在一张从拍纸簿撕下来的小纸片上的。信云:

  　　24 June 1982

  　　Dear Comrade Deng,

  　　Though I can produce no evidence, I feel that the “Yes” as a reply to your “It’s not bad” is correct. “Not bad” is almost a fixed phrase = “quite good” or “fairly good” and is different from “not clever”, “not happy”, “not a boy” etc, all of which are semantically opposed to “clever”, “happy”, “boy”.

  “…so what did it matter if she was married or not?” is now very common, if still condemned by some people. After all, what is condemned actually exists. Incidentally, “so what did it matter if or not she was married” would sound worse, though it is not impossible in informal style. Certainly it is more condemned than “if…or not”.

  　　You might say I seem to be non-committal. But usage is something that one often has to be non-committal about.

  　　With best wishes,

  　　Yours sincerely,

  　　Ge Chuangui

  　　信中等号的使用耐人寻味，严谨之中带有一丝幽默，学者与随和老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我曾经被人‘谣传’说我少年时代曾经通读过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事实上我从未这样做过。我只是在这本词典中仔细读过‘a’‘about’‘above’……等等。不但弄懂每个词的确义，而且弄懂每个举例，还把它记住。我直到现在认为我当时用的这番功夫是给我终生受用不尽的。”

  　　舅公葛传槼

  　　钱宁（钱其琛之子）

  　　从小听说，舅公葛传槼是一个奇人。说是奇人，有两个意思:一是有些名;二是有些怪。先说“名”，舅公生前是著名的英文专家，有“活字典”之称，是《新英汉词典》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再说“怪”，舅公虽是复旦大学的英文教授，自己却从未上过大学，他的专业是英文，一生又从未出国留过洋，连一张“克莱登大学”的文凭也没有。

  　　用今天的话来说，舅公是自学成才。他的英文完全是自己在家里学的，还有就是在街上听外国传教士布道，当作听力练习。父亲回忆说，他小时候在学校学英文，回到家里讲，舅公一听就说:不对，不对。然后，马上找出一份香皂的英文说明书，当作教材，亲自来教甥辈。他40年代编纂出版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说舅公没有出过国，还不够夸张，实际上，他连上海都没出过——除了去过一次黄山休养。不过，据说他根本没有上黄山，只在山脚下的旅馆读了几天英文，就回沪了。有趣的是，80年代后，他为许多想出国留学的学生写过许多推荐信，他说:“君子成人之美”。“之美”者，赴美也。

  　　英文是舅公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在阁楼上阅读英文报刊。他的“阅读”，真是“不求甚解”，全不管内容，只看句型和用法。每当发现文章中有新的短语和用法，并出现两次以上，他就会像发现新的行星一样兴奋，认真记录下来。因此，他的英文有时会比英美人还时尚，而这日积月累的记录，就是一部新英文词典的坚实基础。

  　　舅公一生的心血集中在了《新英汉词典》。词典在1976年12月第一次出版时，没有编写者，署名为“《新英汉词典》编写组”。开篇的前言是这样写的:“《新英汉词典》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鼓舞下，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编写、出版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新版的《新英汉词典》发行时，词典上才印上了编写者们的名字。舅公的名字被排在了第一。

  　　我只见过舅公一次。那是在80年代初期。印象中，换乘了好几趟公共汽车，到了当时很是偏远的复旦校园，又费了些时间，才找到舅公的住所。舅公刚好工作完，从阁楼上下来。他人高且瘦，以前家里人都称他为“高娘舅”，我循例，叫他“高舅公”。那天，在舅公家，我吃了午饭，菜很丰盛，又听他谈了许多当时我完全不懂的英文。

  　　再见舅公的时候，已是1997年的岁末了，他的骨灰在家乡嘉定的一个墓园里入葬。那年，《新英汉词典》已经重印了40多次，发行了800多万册，如今，词典的印数，快要突破一千万册了。

  　　忆“活字典”葛传槼老先生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向荣教授

  　　虽然时间已过去48年，但葛传槼老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和教诲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因为他是我英语学习的领路人之一。

  　　196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那一年全国总共才招收了10万多名大学生;1962年也是我人生转折的一年，那一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

  　　那时候就有了高中毕业生到向往的学校参观了解一事。我的中学（上海市大同中学）在当年5月份组织我们到复旦大学去参观，我当时想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或外文系，当然欣然前往。在老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我见到了外文系的部分领导和老师，这其中就有葛老先生。其实那时他50多岁，并不很老，但他人高且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学者。我当时坐得离他不远，他注意到我并问我:“你是哪个学校的？”我答:“大同中学。”他“哦”了一下说，“我从前在大同大学教过书，后来日本人把大同大学炸了一大部分就改成了大同中学，部分老师去了别的大学，我也就离开了那里。”真没想到我跟复旦外文系三巨头之一的葛老先生曾在同一校园待过，这样一下子就拉近了我跟外文系之间的距离。后来我向葛老先生提了一个傻问题:“我刚拔了一颗蛀牙，这影响英语学习吗？”他张大嘴，然后说:“我缺两颗牙也不妨碍说英语，只要不缺门牙不漏风就没关系。”这样我就放心了，更坚定了报考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决心，后来有幸被录取了。所以，可以说是葛老先生引领我走进复旦大学，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复旦外文系的教授。

  　　1962年8月底新生报到入学，9月初全系召开迎新送旧大会，即欢迎新同学，欢送当年毕业的老同学。那晚，我代表新生在会上表决心，最后说，“要好好学习英语，也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而且最后一句是用英语说的（“Be a good student of Chairman Mao”），以显示自己的决心。没想到，代表老师致欢迎词的不是别人正是葛老先生，他已经认出我，知道我来自他曾经执教过的学校。在表示欢迎过后，他说:“‘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里的‘学生’不应该是student，而应该是pupil，因为student通常指大学生，也指学者、研究者，而对毛主席著作我们应该抱着恭恭敬敬、谦逊、虚心的态度去学习，因此要用pupil，因为虽然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也是‘学生’，但它指的是小学生、学徒。我们应该像pupil一样，而不是像student那样去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刚一说完，大家便鼓起掌来。在掌声中，我感到十分惭愧。其实当时我只知道student，根本不知道pupil这个词，更不知道两者的区别。我非常感激葛老先生指出我的这个错误，这是我上大学学到的第一课，而且终生受用。从此，我勤奋学习英语，买来了当时内部供应的Horby编写的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这是当时国内惟一能买到的英英词典），勤查英文释义，尽量弄懂每一个英文单词的原义。我还买来了葛老先生编纂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不断查、不断背，虽然没有达到葛老先生年轻时在商务印书馆做学徒时一页一页背英文词典那么用功的程度，但我一直在努力学好英语。

  　　后来我也当上了英语教师，我一直给学生讲这个故事，目的是告诉学生，一个英文单词往往不能等同于一个汉字，一个英语单词涵盖的意义经常与一个汉字涵盖的意义不一样，不能想当然地相互替代。例如worker这个词，当时我们张口闭口都是“向工农兵学习”（Learn from th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我们满脑子都是“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因此“工人”一词的地位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是至高无上的，但英文的worker是指a person or anyone who works，因此各行各业都有workers，有factory workers，也有social workers或office workers，英文的worker没有汉语的“工人”那么至圣至高，不能互相等同，一定要查英英词典才能知晓这些区别。

  　　先生早已仙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和教诲常存脑间，他不愧是a walking dictionary(活字典)。趁着《21世纪英语教育周刊》专门介绍先生之际，写一点回忆来纪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