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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是儒家礼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著作。然而，它素称难读，研究与阅读者望而生畏。鉴于此，《仪礼译注》将它译成易读的现代汉语，并加以注释。全书破疑释难，译文清通，不仅于经学，且于文化史之了解研究，大有助益。

前言1

士冠礼第一1

士昏礼第二31

士相见礼第三67

乡饮酒礼第四78

乡射礼第五105

燕礼第六161

大射第七192

聘礼第八244

公食大夫礼第九303

觐礼第十324

丧服第十一335

士丧礼第十二384

既夕礼第十三422

士虞礼第十四454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476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506

有司第十七530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567

杨天宇，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他长期从事经学（侧重于其中的《三礼》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国内著名的“三礼”学专家。著有《周礼译注》、《仪礼译注》、《礼记译注》、《郑玄三礼注研究》、《经学探研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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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不宿戒：不在行礼的前一天再请。据《士冠礼》，行礼前三天戒，提醒宾；前一天宿宾，催请宾；乡饮酒礼则没有这两个过程。

报靶者不必把倚靠在正中的旌旗司射开始做射箭的示范动作，将四支箭全部射完。

书籍介绍

《仪礼》是儒家礼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著作。然而，它素称难读，研究与阅读者望而生畏。鉴于此，《仪礼译注》将它译成易读的现代汉语，并加以注释。全书破疑释难，译文清通，不仅于经学，且于文化史之了解研究，大有助益。

• 作者：癫癫 发布时间：2023-07-23 20:30:41

  东坡有佳作，可作者没有。太片面，太主观，太没有必要。作者分了类型的描述东坡的诗词，酒、女人、友情等，但是每个篇章是独立的，没多大联系。这一章说了在黄州惠州写的诗词，下一章又来。比较适合读书时的语文课后阅读吧，不至于出本书。更好笑的是作者竟然在书中写渣渣，青铜，萝莉……也是有点无语了。

• 作者：李年糕 发布时间：2010-07-08 13:22:23

  去拉萨的最佳伴侣。【已购】

• 作者：Cynthia 发布时间：2022-04-20 05:32:05

  “摩登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消费，自我复制，连“革命摩登”、“反摩登”也陷入它的消费逻辑之中。作者认为摩登既有精英的现代性，也有通俗大众的现代性，并试图超越作为景观的“上海摩登”，探查文化实践中中国的摩登与世界的关系。

• 作者：渣博 发布时间：2016-04-17 00:04:39

  刚读完其中的《管子译注》，但是这本书没有单独作为一本书让读者点击“读过”。为了了解整个先秦思想背景才读《管子》，这是一本全注全译的书，应该说还不错，但是注得简单，译得粗糙，而且是整个原文之后才是注解和翻译，让我翻来覆去很头疼！不管怎么说，继中州出版社的《管子》，我终于读完了全译本。现在全译本还真难找，找到的也是网上复印本。也怪我多嘴，买来后市面上发行了新的全译本，看了下，质量差不多，也粗糙得很。只能将就着看。《管子》有些文字很难读，实在读不懂。

• 作者：田季琰 发布时间：2023-11-07 19:12:34

  好书，但错字略多。上古应该把94年那版再版。

• 作者：大毛光光头 发布时间：2012-04-20 14:35:32

  很有意思。可惜类似信息在中国很难得到。

• 【转】彭林：怎样读《仪礼》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22 09:21:11

  《仪礼》是儒家《六经》之一，为上古贵族礼仪的汇编，涉及冠、婚、丧、祭、朝、聘、飨、射等各个方面，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的长卷，是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生活方式、时代风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一、书名与作者

  《汉书》的《艺文志》《景十三王传》都称《仪礼》为“《礼》”，这是当时通行的叫法。汉人在六经之名后加一“经”字，如称《诗经》《易经》《春秋经》等，故“礼”也称《礼经》。《礼经》的开头几篇记载的都是士礼，故又称为“士礼”。此外，还有称《仪礼》为《礼记》的，例如《史记·孔子世家》。晋元帝时，荀崧在所上奏疏中开始用“《仪礼》”之名。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仪礼”名《礼经》，此后相沿不变，遂成定名。

  《仪礼》原书不冠作者之名，后世学者推测其事，而有周公手作说与孔子追迹说二说。古文经学家以周公为宗，他们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之语，认定《仪礼》与《周官》就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作的“礼”，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今文学家以孔子为宗，认为《仪礼》是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显而易见，两说都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猜测的意味。

  能够作为解决《仪礼》作者问题强证的，是《礼记·杂记下》中的一句话：“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鲁国的恤由死了，鲁哀公大概不知如何为之举丧，便派孺悲去向孔子请教，并做了笔录。于是，《士丧礼》就有了最初的文本。当代著名礼家沈文倬先生据此认为，所谓“士丧礼”，包括今本《仪礼》中的《丧服》《士丧礼》《既夕礼》与《士虞礼》等四篇，因为《丧服》与《士丧礼》必须配合使用，而《既夕礼》是《士丧礼》的下篇，《士虞礼》则是葬礼后在殡宫祭祀的礼仪，四篇的内容不可分割。沈先生进而提出，其余十三篇，是孔氏后学继孺悲之后陆续写成的。《仪礼》十七篇的撰作年代，上限是鲁哀公末年到鲁悼公初年，下限到鲁共公十年前后，即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

  二、内容与价值

  中华是礼义之邦，《仪礼》则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典礼仪式的辑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十七篇，堪称古代礼仪的渊薮，影响深远。例如宋人为了与佛、道抗衡，以冠、婚、丧、祭四礼作为“人生礼仪”核心，推行到士庶阶层，成为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并且远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这四礼就是从《仪礼》中选取、简化而成的。

  《乡饮酒礼》是乡人通过献酒与演唱《诗经》等形式，表达尊老养贤之意的仪式。《乡射礼》记乡人定期在州立学校习礼比射的过程，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体育比赛规程，显示了古代东方“观德于射”，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内外兼修的人文风范。《大射》是诸侯与群臣的射礼，君子之争，庄敬高雅，与乡射礼交相辉映。《聘礼》是诸侯派遣卿聘问侯国的礼仪，《觐礼》是诸侯在秋时朝见天子的礼仪，两者堪称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成文的外交礼仪。《燕礼》是诸侯与卿大夫燕饮的礼仪，《公食大夫礼》是诸侯以食礼款待他国前来聘问的大夫的仪式，对后世宴饮礼仪影响很大。《特牲馈食礼》是士于岁时在宗庙祭祀的礼仪，《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是诸侯的卿大夫于岁时在宗庙祭祀的礼仪式，仔细记载了先秦宗法社会祭祀活动的全过程，至为难能。《仪礼》所记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此书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学、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注本的篇次，十七篇内容如下:

  第一篇《士冠礼》: 详细记载了士冠礼礼节的经过及意义。士冠礼即是成人教育礼。整个礼仪充满着对冠者的教诲和期望。冠礼之后的男子，标志着从此成年，可以参加社交活动，社会也要用成人之礼来约束他。

  第二篇《士昏礼》: 士娶妻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个主要仪节，前五个仪节，由男方派使者到女家进行，最后迎亲时，新郎才亲自前往。古人认为，士迎亲有阳往阴来之意，黄昏为阴阳交接之时，所以婚礼都在此时举行，娶妻称昏。

  第三篇《士相见礼》: 初始入仕的士往见因职位而相亲的人，未入仕的士往见因道艺而相亲的人，都要行执挚相见之礼。

  第四篇《乡饮酒礼》: 古代诸侯之乡有乡学，学制三年，贤者推荐给诸侯。为此，每三年的正月，乡大夫都要作为主人举行乡饮酒礼，招待乡中的贤能之士和年高德劭者。

  第五篇《乡射礼》: 每年春秋乡下属的各州都要会聚民众习射，目的是教民礼让敦化成俗。

  第六篇《燕礼》: 燕礼是古代贵族在政余闲暇之时为联络感情而与下属宴饮的礼仪。

  第七篇《大射》: 大射是诸侯为即将进行的祭祀、朝觐、盟会等选定人员,或者纯粹是为了与群臣练习射技而在大学举行的活动。

  第八篇《聘礼》: 古代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在长期没有盟会等机会相见时,往往派卿大夫相互聘问,以联络感情。

  第九篇《公食大夫礼》: 古代贵族款待宾客的形式有飨礼、食礼、燕礼之别，燕礼以饮酒为主,食礼以吃饭为主,飨礼则两者兼有。就礼数而言,飨礼最隆重，食礼重于燕礼而次于飨礼。

  第十篇《觐礼》: 觐礼是诸侯见天子之礼。

  第十一篇《丧服》: 根据生者与死者血统的亲疏和尊卑之别,丧服的形制和丧期的长短也各不相同,以此表示哀痛的深浅和丧礼的隆杀。

  第十二篇《士丧礼》 ：主要记诸侯之士的父母、妻子、长子丧亡时所用的礼节，故名“士丧礼”。

  第十三篇《既夕礼》：本篇所记，与上篇《士丧礼》相接续，从葬前二日的既夕哭开始，至落葬为止。

  第十四篇《士虞礼》: 丧主安葬尸柩后，要迎死者的精气返回殡宫，于日中致祭，以安其精气、魂魄，称为虞礼。虞是安的意思。本篇所记为士葬父母之后举行虞祭礼。

  第十五篇《特牲馈食礼》: 特牲馈食礼是诸侯之士每逢岁时在宗庙祭祀祖父、父亲的礼仪，属于吉礼。天子、国君祭祀用太牢，即牛、羊、猪各一；卿、大夫用少牢，即羊、猪各一；诸侯之士用一猪，即所谓特牲。

  第十六篇《少牢馈食礼》：诸侯的卿大夫每逢岁时在祖庙祭祀祖祢的礼仪。古代祭祀之前，先要将选定的祭牲系在“牢”中刍养，牢是关养牲畜的圈栏，因此祭牲称“牢”。一羊、一豕为“少牢”，是卿大夫用牲的规格。

  第十七篇《有司彻》：本篇属《少牢馈食礼》的下篇，记大夫祭祖之后,在堂上傧尸的礼节。有司指助祭的各位执士，如司士、宰夫等；彻是撤去室中的器物。因为即将在堂上傧尸,原先陈设在室中的馈尸之器，如四豆、五俎、四敦、两铏、四瓦豆、觯,以及祝和佐食者的俎等,都不再使用,所以命有司全部撤去。

  三、注疏与正义

  《仪礼》文古义奥，难以卒读，故读《仪礼》，首先要读郑玄的注。郑玄，字康成，东汉著名经学大师，曾师从卢植、马融、贾逵等经师，兼通今古文经，曾遍注群经，而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三礼注》，学界自古有“礼是郑学”之说，礼家多奉之为“礼学不祧之祖”。可以说，如果没有郑注，就无法读懂《仪礼》。

  唐人做《九经疏》，其中的《仪礼疏》四十卷，是贾公彦在高宗永徽年间撰作的。贾公彦，洺州永年人，官至太学博士，博通《三礼》，曾参与《礼记正义》的编撰。唐人经疏，旨在总结六朝经说的成果，而六朝是门阀社会，讲究贵族的血统与身份，故学者对《仪礼》的兴趣集中在《丧服》篇，系统的《仪礼》研究，只有南齐的黄庆与隋的李孟悊两家，这是贾公彦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贾公彦的《仪礼疏》，后人评价不一。朱子批评《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而马廷鸾则盛赞《仪礼》注疏：“康成之《注》、公彦之《疏》，何学之博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对贾疏“熟于礼例”，更是赞叹不已。民国礼家曹元弼先生《礼经校释》对贾疏评价甚高：“（贾疏）误者十之二，不误者十之八，皆平实精确，得经注本义。”认为贾疏的某些讹误，多为传抄所致，不得以此归咎贾氏。曹说大体公允。黄侃《礼学略说》赞扬郑注、贾疏：“注精而简；疏则详而密。”“若夫孔、贾二疏，或因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或括一礼之繁文，不过数百言；有时博洽，有时精约，皆使人由之而得其纲要”。

  《仪礼》郑注曾遭遇两次挑战，先是魏王肃，后是元敖继公。前者来势凶猛，但历时不长，唐人经疏即采用郑注，扬弃王说。后者不然。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人，家于吴兴，曾任信州教授。元大德年间，敖继公撰《仪礼集说》十七卷，敖氏出于“百计求胜之心”，声言郑注“疵多而醇少”，故从文本到经义说解，处处与郑注立异，试图颠覆郑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由于其说新奇，学者靡然而从，从元至明，乃至清朝前期的数百年间，敖氏都被视为《仪礼》学的巨擘。乾隆五十年，政府组织学者编撰《三礼义疏》，其中的《仪礼义疏》多以敖说为指归，影响之大，自不难想见。随着研究的深入，清儒终于发现，但凡敖氏攻击郑注之处，大多是郑注正确，方知郑注不可轻诋！

  胡培翚《仪礼正义》四十卷，是清代《仪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胡培翚，字竹邨，安徽绩溪人，祖父胡匡中、叔父胡秉虔，均以治礼闻名，胡培翚绍承家学，发扬光大，故有“绩溪经解三胡”之誉。《仪礼正义》，乃其博综众家，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而成，紧紧围绕郑注展开，以补注、申注、附注、订注为例，成绩斐然。可惜此书未竣，胡氏即去世，尚未完成的《士昏礼》等五篇的正义，由族侄胡肇昕补足。

  四、衰微与复兴

  《仪礼》为名物度数之学，阅读障碍较多，故韩愈就感叹“《仪礼》难读”。唐人官修《五经正义》，以《礼记》替代《仪礼》，《仪礼》之学由此转衰。北宋熙宁改革，王安石废罢《仪礼》，不再立于学官。古时科举分房阅卷，自此至清，再无《仪礼》之房，成为群经中传习者最少的一部。康熙二年，顾炎武用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而知《仪礼》“讹脱犹甚于诸经”，至有整句脱漏，而学界几乎无人关心。

  清初，学者出于抵制满清礼俗的理念，开始重拾《仪礼》之学，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走向复兴。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有三：

  其一，继顾炎武之后，张尔岐的《仪礼监本正误》、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阮元的《仪礼石经校勘记》等，纠正了传世《仪礼》文本中的大量讹误，使之基本恢复原貌，足称范例。

  其二，对敖继公的《仪礼集说》，江永《礼书纲目》即已有批评，但未成为学界共识。乾嘉学者吴廷华发现敖说错误甚多，故所撰《仪礼章句》转而“多本郑贾笺疏”。褚寅亮的《仪礼管见》，揭橥反敖大旗，全面清算敖氏谬说。淩廷堪《礼经释例》发明礼例，敖氏谬说日益显露。黄以周《礼书通故》评点敖说不下三百处，大多予以否定，指责敖氏“悖妄不可通”“鲁莽灭裂”“尤舛”“甚妄”之处，触目皆是。“礼是郑学”最终为学界所认同。

  其三，《仪礼》研究之作层出不穷，既有如胡匡衷《仪礼释官》，张惠言《仪礼宫室图》《弁冕冠服图》，焦循《群经宫室图》，程瑶田《丧服文足征记》任启运《馈食礼》等专题研究之作，又有如方苞《仪礼析疑》，蔡德晋《礼经本义》，盛世佐《仪礼集编》等通解全书之作。此外，还有江永《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徐乾学《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秦蕙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黄以周《礼书通故》一百卷等多部会通《三礼》的大著，古代《仪礼》研究，于斯为盛。

  五、善本与读本

  自王安石废罢《仪礼》，此书遂不为世人所重，宋人“九经”已不含《仪礼》，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也不及于此经，建州附释音本十一经注疏，亦无《仪礼》，其版刻之稀，不难想见。

  清人为校勘《仪礼》而遍求善本，所得单注本有宋严州本《仪礼》、东吴徐氏明嘉靖翻刻宋本《仪礼郑氏注》，均为佳刻。单疏本则有宋景德官本《仪礼疏》，原为50卷，残存44卷，顾广圻以此本校通行本《仪礼注疏》，“凡正讹补脱，去衍乙错，无虑数千百处，神明焕然，为之改观”；黄丕烈称其为“于宋椠书籍中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张敦仁萃刻《仪礼注疏》，合严州本与景德官疏本为一体，并邀高手精校，最称善本。

  阮元曾以扬州文选楼旧藏南宋十行本《十一经》为底本刊刻《十三经注疏》，所缺《仪礼注疏》《尔雅注疏》则取它本补足。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将阮刻《十三经注疏》整理标点，用简体字印行出版，较便利读者使用。

  《仪礼》的通俗读本，有章景明的《仪礼译解》，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杨天宇的《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彭林的《仪礼》（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华书局，2012年。

  （“怎样读经典”由中华读书报、杭州骉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推出。）

• 【转】彭林：纸上得来终觉浅 ——为何《仪礼》需要做复原研究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2-05 14:56:31

  作者简介：彭林，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首席专家，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

  学术研究的前提是把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避免盲目性，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迷途。《仪礼》区别于其他典籍的最大特点是鲜明的践履性，因此，正确认识《仪礼》在成书与研究过程中的两次“转换”，是我们复原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从活态传承到凝固态文本：周代礼乐文明的第一次转换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以“德”为核心内涵、“郁郁乎文哉”的中华礼乐文明。由《诗》《左传》《国语》等文献可知，冠、婚、丧、祭、飨、射、朝、聘等典礼仪式，已成为周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以规范，文化认同由此渐成。

  周人的典礼仪式原本属于活态传承，毋须诉诸文字。春秋季世，礼崩乐坏，《礼记·杂记下》载，恤由死后，有“周礼尽在鲁”之誉的鲁国，竟然无人知晓如何为之举丧，不得已而派孺悲去请教孔子，并做了笔录，“士丧礼”由此著于竹帛。孔子对此感到震惊，周礼或废或僭，随时有湮灭之可能，需要作抢救性保护。现存《仪礼》十七篇，便是由孔子及弟子将活态的典礼仪式转换成凝固态文本的成果。为了突出主要线索，避免枝蔓，宫室形制、服饰裁剪、礼器使用等诸多细节每每被省略，这对当时的读者不会造成阅读障碍。这一次转换是《仪礼》成书的缘起，与孔壁中经一样，旨在保存文化，希冀借助文本形式传于后世。

  二、将文本还原成活态的仪式：周代礼乐文明的第二次转换

  既然《仪礼》是由活态礼仪转换而来，则后人研读《仪礼》，再将文本形态还原成活态的典礼仪式，实现第二次转换，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此方不负孔门师弟初衷。但是时移世易，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变迁，后人通读《仪礼》已非易事，即使作为古文大家的韩愈，亦直言这部用先秦语汇书写的《仪礼》“难读”；周代尽人皆知的彝、簠、簋、觥、觯、斝、盉、匜等礼器，“行于今者盖寡”；某些仪式社会上已“无所用”；然则此书为何绝对不能废弃？因为“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于是”，周礼的精神蕴含其中，儒家文化的根荄在其内。

  后世有学者试图展现局部仪节而绘礼图，宋杨復《仪礼图》、清张惠言《仪礼图》堪称其中佼佼者。但毋庸讳言，两千年来的《仪礼》研究，包括成果卓然的乾嘉学者在内，几乎都沉溺于纯文本研究，有失孔子存礼的初衷。

  礼学家沈文倬一生浸润于《仪礼》，是此道中最早的觉迷者，他批评清人礼图“画得太草率”，“比如宫室，只画几条或粗或细的线条，标明这是堂、这是房”。他进而说：“对于古代人生活情况的描述，光靠文字叙述是很难表达的，光靠‘实物’的照相或图片来表达，也是呆板而没有联系的”；他断然指出，《仪礼》研究“必须另辟蹊径”。并认为《仪礼》之学属于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这“是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文本研究并非多余，但“只有把研究的结果，用连续性的图画来表达，那么房屋器物，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人的活动——入门升堂，坐立饮食，都历历如在目前了”。沈文倬有清醒的将文本回归活态仪式的理念，故早在1951年便拟定了“《周代城市生活图》编绘计划”，将《仪礼》内容分为宫室、衣服、饮食、交通、冠昏、丧葬等十二门，计划每门绘图四十多帧，总共五百帧，希冀用连环画的形式，将《仪礼》还原为活态的典礼仪式，因始终找不到能合作的绘图者，只得抱憾作罢。其后，台湾学者在李济、孔德成先生主导下，对《仪礼·士昏礼》做了“实验性复原”，拍成黑白影片，走出二次转换的关键一步。可见两岸前辈学者对《仪礼》研究终须走活态复原之路的认识完全一致。

  三、复原研究面临的挑战与解决之道

  数十年过去，《仪礼》文本研究与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不断，亟待及时总结；多媒体技术的出现，远超连环画、黑白电影等表现手法，并广泛运用于文化传播；进一步推进《仪礼》研究第二次转换的条件日益成熟。2014年，我们提交的《〈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课题，确定将《仪礼》的《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射礼》四篇作复原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仪礼》的纯文本研究与复原研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较大的选择性，不懂或不感兴趣的部分可以回避，或者含糊表述；复原研究不然，必须全过程、全方位展开，任何细节都必须直观展示，并给出学术说明，无一处可逃遁。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激发我们更深入研读文献，并尽可能吸收考古学、古器物学、古建学、服饰学等学科成果。实践证明，若不做复原，文本的许多问题很难发现、许多是非无法判断，令人真正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以下略举数例。

  一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谬误。《士冠礼》中冠弁的形制，经、注、疏皆语焉不详，宋人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从后世帽子的御寒功用出发，绘作大圆筒形，由于研究成果以文本形式呈现，学界无人质疑。我们在复原时发现，如此形状之冠，除非簪子从脑门中间穿过去，否则无法戴在头上。《说文》：“冠，絭也，所以絭发。”段玉裁说冠的功用是“所以约束发”，并无御寒功用。再细读《士冠礼》，知古人将发髻挽好后，用冠将其罩住，用簪子横贯固定。冠之大小，以罩住发髻为限。我们由此发现聂氏大圆筒式之冠缪不可通，遂求得合理形制。

  二是通过建筑物的实景复原判定学术纠纷。如《仪礼》寝庙大门的左右内外皆有塾，人称“一门四塾”，郑玄称之为堂，后世疏家遂附会出塾的形制如堂之说：塾内均有前堂、后室之分隔，张惠言《仪礼图》据此作图，学界均视为定式。甚至还有将四塾外侧都添加木板墙、门、台阶的。然《仪礼》并无在门塾行礼的记载，故塾有堂室之说大可怀疑。我们发现陕西岐山凤雏与凤翔云塘两处周代建筑基址的塾都很小，宽4米、深3米。我们按照实有尺寸复原后发现，如此狭小之地，绝无可能分隔为前堂、后室。

  三是通过仪节复原判断是非。周代士的院落之北，皆有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上有“五架”屋顶覆盖，郑玄注：“正中曰栋，次曰楣，前曰庪。”正中的屋脊成为栋，栋南北两坡依次为楣与庪，庪接近屋檐，楣在栋与庪之间。台基之北有房与室，其南墙在后楣的正下方，房室以南、东西序之间的地方称为“堂”，但经师对堂的确切范围有分歧。贾公彦说“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廉是台基南端的边沿；郑玄说“中以南谓之堂”，指中脊以南的部分；黄以周认为是指中以南至庪，不包括庪下至堂廉的部分。三位都是著名经师，却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我们通过复原研究，发现在许多仪节中，有司上堂递物，走上最后一级台阶后立定，不再往前，即“尽阶不升堂”，说明堂廉与庪下之间的地带确实不属于堂，足见黄以周精审过人，不愧为大师。这一地带亦是乐工坐下演奏的地方，我们与古建专家沟通后，将这一地带加宽为70厘米，俾便乐工与相者并行通过，与文意切合。

  四是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乡射礼》的人物有七十余位，角色各异，位置变动不居，做纯文本研究不易把握。我们在深入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绘制了六百帧礼图，再在地上用白线画出宫室格局，真人反复演练。以此为基础，用软件制作动图，构拟三维空间，并将历代礼家的注释纳入其中，建立全方位的数据库，然后做“兵棋推演”，逐段与文献对比，在宏观与细节的统筹之中进行辨析、折中、裁断，由此发现并纠正不少问题，创获甚多。

  四、《仪礼》复原的现代意义

  《仪礼》是轴心时代的元典，所记成人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外交礼等，举世罕见，学术价值不容小觑。复原《仪礼》，使今人能目睹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社会生活，其文化影响将日益彰显。试以《乡射礼》为例。国际奥委会下属的“国际射箭联合会”章程称，世界最早的射箭比赛乃英国贵族在公元16世纪发明。而《乡射礼》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人便已发明以修身进德为主旨的“文射”，不仅有严格的比赛规程，而且富于人文内涵，故日、韩称之为“弓道”。国际射箭联合会得知后，曾多次将我们拍摄的《乡射礼》在赛场上播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仪礼》复原对解读中国文化亦有重要作用。清末民初，满清贵族端方收藏一套成组的周代青铜礼器，轰动一时，这套铜器后流入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辟有专室陈列。可惜大多数观众既不知其用处，更不知其价值，稍看两眼即转身离开。近年，馆方从我们的《乡射礼》片子中节选六分钟，在展厅的环幕循环播放，观众看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礼器！

  《仪礼》的两次转换，周代礼乐文明从“脱水”“保鲜”、到二十一世纪的“复活”，意义重大。由于复原，我们解决了不少疑问，也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提出的难题，如《乡射礼》竖立箭靶的东西支柱，左右斜插，上宽下窄，违反力学原理，如何固定？再如，报靶用的“旌”高达4.58米，重心过高，如何举起后左右摇动？如此等等，时时拨动着我们探索的心弦，激发起更强烈的研究欲望。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仪礼》复原研究之路已经开通，多方积累的经验正在汇聚，我们信心倍增，誓将“咬定青山不放松”，做出更多成果，形成全新局面。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6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