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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珍珠项链的女人

红色的甲壳虫车

为什么总不相信

老校长要离开学校了

新校长名叫欧阳雪

秦老师的一片苦心

一个惊人的消息

不像校长的校长

一种 大的荣耀

捍卫童年

有其父必有其子

谁来教语文课

爱上语文课

想去看望秦老师

白色的病房

家长课堂

那个叫唐明的“斗鸡王”

体育场来了一群徒步族

四个红旗手

徒步大行动

附录 访谈

杨红樱，四川省作家协会副 ，成都市文联副 ，曾做过小学老师、儿童读物编辑、儿童刊物主编，享受 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岁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现已出版童话、儿童小说五十余种。已成为畅销品牌图书的有：《杨红樱童话系列》、《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系列》，总销量超过6000万册。2011年推出的《杨红樱画本系列》，在 外产生了强烈反响，被誉为“中国 的童书”。

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 出版物奖、全国 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作品被译成英、法、德、韩、越等多语种在 出版发行。

在作品中坚持“教育应该把人性关怀放在首位”的理念，在中小学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多次被少年儿童评为“心中 喜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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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珍珠项链的女人 这 ，是这个暑假 一个返校日。

     昨天晚上，马小跳很早就上床了，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暑假太长了，他开始怀念在学校的日子——每天和唐飞、张达、毛超在一起，每天能见到夏林果，每天和路曼曼吵来吵去，甚至那个不喜欢他的秦老师和他不喜欢的丁文涛，也成了他怀念的人。

     睡不着觉的马小跳跳下床来打电话。他打通了毛超家的电话，是毛超的妈妈接的。

     “是马小跳吧？我一听就知道你是马小跳。这么晚了你还打电话？明天要返校你知道吗？你作业做完没有？毛超这会儿还在赶呢！我现在去叫他。

    但是，你们通话不能超过一分钟。” 对毛超来说，说话不超过一分钟，几乎不可能。

     “马小跳，原来你有一道数学题要请教我？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做？我经常对你讲，上课要专心听讲，你不听。妈，你听见没有，马小跳的作业也没做完，所以，这不是我一人的错。马小跳，你有什么问题，快点问！” 毛超叽里呱啦说了这么多，把马小跳的脑袋都说晕了。他并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毛超，是毛超用他来为自己开脱。毛超那装腔作势的语气，是在暗示马小跳他妈就在他身边，马小跳只好长话短说：“明天早上八点老地方见，不见不散。” 马小跳说的老地方，就是那片将一座豪华厕所包围起来的小树林，那是他们去学校的必经之地，他们四个经常在那里会合。

     接着，马小跳又打通了张达家的电话。

     “返校时间……是九点，你……为什么……要……八点？” 马小跳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八点，刚才就那么随便一说。

     “反正我已经通知毛超八点了。” “好……吧，八点就……八点……” 毛超和张达都稀里糊涂地答应明早八点在老地方集合，唐飞可不稀里糊涂，他一定要问出个为什么来：“马小跳，返校时间是九点钟，八点钟我还没起床呢！” “唐飞，你长那么胖，就是因为睡得太多。” “从小树林到学校要不了十分钟，八点五十分集合也不迟呀！” 马小跳没辙了，只好硬着头皮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你现在宣布不行吗？” “我现在就宣布，我怕你睡不着。” 马小跳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马小跳回到床上， 睡不着了，他得杜撰一件“重要的事情”明早去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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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暗夜大佬 发布时间：2022-03-24 20: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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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山在那里fidus 发布时间：2016-04-27 14:11:02

  有点意思的工具书

• 作者：风静水起澜 发布时间：2017-05-23 14: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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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iSha 发布时间：2008-01-19 21: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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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aggie 发布时间：2012-11-17 08: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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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Becky_Jiao 发布时间：2015-01-07 23: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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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钱穆：后汉书与三国志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28 18:31:19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做“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因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讲到下边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这两书，后人把来同《史记》、《汉书》合称“四史”，在十七史廿四史中特别受人看重的就是这四部。我没有查过“四史”一名究竟什么时人才提出，可是我们可想见，汉有前汉、后汉，既有所谓“两汉”，读了《汉书》，自会读到《后汉书》，因此班孟坚的前《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就常成为我们同时并读的书，这就成前后汉，或称“两汉书”，因此就有人把《史记》和两《汉书》并在一块称“三史”，这是历代正史里开头的三部，这也很自然。但照成书年代讲，则《后汉书》在后，《三国志》在前泻《三国志》的陈寿是晋代人，而写《后汉书》的范晔则是刘宋时代人。此两书又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如董卓、袁绍这许多人，《三国志》里有，《后汉书》里也有。因此读《后汉书》的人定会去读《三国志》。又且《三国志》里的蜀汉，国号也叫“汉”，是汉的宗室，有人认为要到蜀汉亡了才算汉代全体亡了，所以读两《汉书》的人自会再去读《三国志》，恐是因于这些理由。读历史的，读了《史记》、《汉书》，就会再去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至于《晋书》，要到唐代人才写定下来，并且从汉到晋中间自然有个分别，告一段落了。或许正为这些理由，学历史的人开头一口气就会读四史。读了四史以后，或许没有精力读全史，于是喜欢治唐代的读新旧《唐书》，喜欢治宋代的读《宋史》，喜欢治明代的读＜明史》，不一定要从《史》、《汉》以下一起读，这是一点。又有第二点，无论读哪一代的史，总该先懂正史那一个大体例，这就定要先通了《史记》。《汉书》，才能来读下边的。而读《史》《汉》的定会继续陈范两史，这已如上所说，因此从来学历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读《史》。《汉》，或先读四史。不像现在，一切没有了个基本。所以诸位学历史，最好还是先读《史》、《汉》，或四史，最好《史》、《汉》一起先读，读了《史记》不读《汉书》还不够，《汉书》才是断代史的第一种，但读《汉书》不读《史记》也不够，因许多大体例都由《史记》定下。至于今所要讲的《后汉书》与《三国志》，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特殊可讲的。因他们都超不出《史》、《汉》这个大范围、大体例。照此一点讲，《史记》、《汉书》是创造的、特出的，而《后汉书》、《三国志》则只是摹仿、因袭的。固然《后汉书》、《三国志》里也有对《史记》、《汉书》变动的地方，如《史记》、《汉书》里只有讲经学的《儒林传》，而没有讲文学的《文苑传》，到范晔《后汉书》就有，这不是前面阙了，乃是历史演变，古代还没有专门所谓文章之士这一行，在《汉书•艺文志》里只有《辞赋家》，而《汉书》亦没有《文苑传》。如此之类，尚待我们讲了大的，小的自会看。所以我们只说《后汉书》、《三国志》是因袭，只《史记》、《汉书》是创造，开辟了史书一个新体例，但《后汉书》、《三国志》两书也有一个特别共同之点，应该在此提出来一讲。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无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几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

  　　

  我们试再讲到《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已在宋代，在范晔《后汉书》以前，写《后汉书》的就有七家。及范晔《后汉书》出来，这七家的《后汉书》都不传了。学术上大体还是有一个公平，可见范书是有价值的。只因范晔是犯了罪死在监狱里，他的书没有写完，因此只有纪、传，而无志。我们不能说范晔不想写志，只是来不及写，已经下狱了。范晔下狱而死，他的书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后来其书独行，即据此点，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许并没有他的好。唐初章贤太子为《后汉书》作注，在注里就有许多零碎历史事情为范书所没有。这虽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是也补进了很多历史故事。清代有一个经学大师惠栋（定宇），写了一部《后汉书集注》，他所补进的材料比章贤太子注还多了很多。清人还曾把七家《后汉书》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实际上这七家《后汉书》在惠定宇《集注》里也都有，不过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里。

  　　

  根据上述，可见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读法要和读《史记》、《汉书》不同。《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要补进班因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但《后汉书》、《三国志》，很多材料，在这两部正史以外，为我们可以看见的，当然也可见陈范两人的剪裁所在，但当时的历史，要之不尽纳人此两部正史内。因此《后汉书》章贤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补进很多，但裴注也还有缺漏，此所缺漏，现在我们却反而大家知道。即此可见写史之难。如讲书法足称“钟、王”，王羲之是东晋人，钟繇是三国时魏人，陈寿有《钟繇传》，裴松之当然也注了，但钟繇在后代最大流传的是他的书法，而他之精于书法，陈志里没有，裴注里也没有，这只能说他们两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应该。又如管宁、华歆两人年轻时同学，在院里锄地扒出一黄金，管宁连看也没有看，华欲则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门外有大官贵人过，听到车马之声，官宁没有理会，华歆就到门外去望了一望。等华歆回来，管宁就同他割席而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陈志钟华在一篇传内，华歆亦做了魏国大臣，管宁则始终没有在魏国做过官。后人推尊管宁为三国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见在《世说新语•德行篇》，也成了一件传诵千古的故事，几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陈志里没有，而裴注里也没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两事。清末王先谦，写了一部《汉书补注》，又写了一部《后汉书集解》。民国初年，卢弼写了一部《三国志集解》。《汉书》有颜师古注，出于唐，但清代研究《汉书》的人多，王先谦集来写《补注》，省人翻检各书。但王氏的《补注》还多靠不住，有些问题《补注》引了此说，没有引彼说，所引也不是全部，删节得还颇有问题。不过大体讲，《汉书补注》还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后汉书集解》就要差一点。至于卢弼，诸位或许不知其人也正为王先谦有了《汉书补注》与《后汉书集解》，而来写一部《三国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进不少材料，如刚才讲钟繇书法，以及管宁华歆同学时故事，他都补进了。卢弼这书，还是花极大工夫。可惜《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有近人作补注集解等，而《史记》则没有。有一日本人泷川龟太郎，写了一部《史记会注考证》。此书开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见到几本，中间错误很多，当时在北平图书季刊里写过两篇文章批评他。但目前大陆把此书翻印了。我们自己就没有人能来写一部《史记集解》之类，此事自不易。我们此刻讲史学的多不通经学，此是一难。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难。特别是战国史，太史公之《六国年表》就错得多，清人屡经研讨也无结果。要待我的《先秦诸子系年》始得一定论。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史学界或者有一个或几个人能来成一部《史记集解》，或《补注》，此真不易。诸位且莫看轻从前老一辈人的工作。如王先谦一部《汉书补注》，一部《后汉书集解》，对我们用处大。我们骂前人不懂历史，但他们至少已方便了我们。此间艺文印书馆所印二十五史，除上边几部外，此下还收有《晋书》斠注等好多种，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但他们的书究竟是放在那里，供我们阅看，但我们总不问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全不理会了，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一个大毛病。

  　　

  现在我们再讲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的本身。刚才讲的主要是讲这一时代的史料，而这两书的本身则似无可多讲，因他们都是沿袭《史记》、《汉书》而来。《史记》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汉书》有一篇《叙传》，范晔《后汉书》就没有，只有一篇《狱中与甥侄书》，他没有儿子，这书是给他外甥侄儿的，书中写到他写《后汉书》的事。他说：“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他指出当时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项。一是“情急于藻”，写文总得有个内在情感，然而当时写文章的都要用力辞藻，遂使这个内在情感反而为词藻所迫，不平稳，不宽舒，这恐是“情急于藻”之义。一是“韵移其意”，文章必有个作意，而为韵所限，便“移其意”，失却了原来应有之位置。又一是“事尽于形”，文中事情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谓尽，实则是不尽。“义牵其旨”的“义”字，该同“旨”字略相近，不当把自己写文章的大旨反为要该如何写文章之义所牵，而陷于不正确。这是当时流行骈体文之通病。其实即此四句，也见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写文章要情志，情志寄托故当以意为主。能以意为主，才能“以文传意”。可见他所谓“义牵其旨”这个“义”字是讲的文义，不该把文义来牵动文旨。我们若懂得文以传意，“则其词不流”，文章不会泛滥，然后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词藻，“金石”是声调，此为文第二义，而非第一义。可见范蔚宗深悉当时人的文病。但看他这封书，向后不能比韩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马迁、班固，可是他已能在当时骈体文的重重困缚中要求摆脱。他的《后汉书》，文章写得也非常好。我今举此一例，想借以告诉诸位，将来若轮到诸位来写历史足有一番困难使诸位无法写，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话文应用范围，其实也尚只在报纸新闻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类。如要写一传记，白话文反不易写。如要写一碑文，用白话，实不甚好。有时连日常应用文字也不能纯粹用白话，不得不转用简单的文言。若我们要来写一部历史，如《中华民国史》之类，单就文体论，便有大问题。我想诸位如要写史，最先便该重读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来试写，不致的呢么啦，不成一篇史体文。范蔚宗父亲范宁，治《谷梁春秋》，是一个极有名的大经学家。范蔚宗学问有家传，他能看不起当时一般作家与文风，平心而论，《后汉书》也确不失为一部极好的史书。

  　　

  讲到《三国志》，有一问题很复杂。那时已是断代为史，汉代完了，晋代没有起，陈寿自己是三国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晋朝做官。照历史传统，是由魏到晋，陈寿不能不由晋而推尊魏。因此他的《三国志》，只魏帝称本纪，蜀吴诸主均称“传”，此层便有关后来史家所争的正统问题。陈寿尊魏，颇为后世所非。但他书称《三国志》，不正名曰《魏书》，不与《汉书》、《后汉》、《晋书》同例，既名“三国”，则是并列的，可见陈寿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三国志》里又有一问题，应该提出。此刻大家都说魏、蜀、吴三国，其实依当时历史讲，不应称“蜀”，应称“汉”。汉昭烈帝不能称蜀昭烈帝。当时蜀国人自称“汉”，不称“蜀”。此问题，诸位骤听似很无聊。但我们在今天也恰恰碰到这问题。其时吴蜀联盟，吴国人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可见当时的吴国人也称四川是“汉”，不称是蜀。而陈寿《三国志》把这个“汉”字改成了“蜀”字，由写历史人来改历史，那真是要不得。汉昭烈帝决不能称“蜀昭烈帝”。诸葛亮《出师表》上的：“汉贼不两立”，也明明自称是汉，哪能改作蜀贼不两立？可见这一问题，也不仅是一历史问题，在我们当前，同样有此问题，在所必争。而且也不仅我们，在现时其他国家中，同样有此问题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说我们历史上所争的正统问题是不该再提了，认为此只是一种陈腐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才知道此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即是现实问题，不可不争。但我们也要为陈寿着想，他不能称三国为“魏、汉、吴”，因“汉”是王朝之名，所以当时魏人决不称蜀为“汉”，汉则已让位给魏了，在魏人定称它是“蜀”。而从吴国人讲，通称蜀是汉。到今天，我们讲历史到三国，开头就说魏、蜀。吴。那就是跟着陈寿讲，但当时历史上没有蜀国，我们不得已而称之，至少应称“蜀汉”，以示别于前汉后汉，而不能单称之日“蜀”。这问题在前有人讲过，特别是黄震（东发）的《黄氏日钞》里，提出这问题。我以前读《黄氏日钞》，对此大为佩服。但此刻翻查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它钞了东发《日钞》，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孙，乃知提出此问题的还不是从黄东发开始。所以我要告诉诸位，在我们前代老辈人之工力，我们实不该把来看轻抹杀。

  　　

  我又想劝诸位，做学问不能只为写论文，也该学前人作笔记，笔记用处有时比论文大。我们尽要拿一个题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论文，可以在杂志上刊载。但从前人考虑得周到，一条条笔记中，不晓容纳多少问题在内，易查易看，对后人贡献大。我们此刻写论文，尽求篇幅庞大，不想后来人哪能看这许多。即如卢弼，近人讲史学不会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杀了。他一辈子成绩专研一部《三国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来讲《三国志》，一查《钟繇传》，又查《华歆传》，又查《黄氏日钞》论蜀汉这番话，他都有了。这些纵不说是《三国志》上的大问题，但也不能说不是问题。前辈人究曾下了实在工力，我们哪能存心轻蔑。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态度问题，或说心术问题。若先已存心轻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书中做出自己学问。好了，今天讲到此为止。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狗日的阴阳五行----我是标题党

  作者：酱油郎独占花魁 发布时间：2009-09-18 07:39:28

  到拉斯维加斯的飞机时间长得快赶上回国了，本子上除了工作内容也没有什娱乐，只好看书。只带了两本书，红楼梦让学长强抢了去，没有选择只能看天工开物。书是上月回纽约开会顺便在flushing买的，万卷出版，《家藏四库全书》之一。说两句题外的话，美国的中文书店，尤其是大陆人开的，一色都是菜谱，保健，商务书三分天下，有点意思的书少的可怜。唯一稍可瞩目就是这种大陆新出的供人装饰书橱的经典类"套书”。毕竟是出版发达了，什么老书都可以挖出来重排重印，这类书里倒容易找到一些原来没有读过或者读之而不细的遗珠，也可聊解无中文书可读之渴。虽然这些书在国内一般都是半价卖的，在这里却是比定价贵上2，3倍，不过跟其他美国或者港台出版的书来说，也就算是便宜了。

  回来说天工开物，这书大概上过中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可惜恐怕大多数人跟我一样，也就从历史课上知道个名字，里面具体说点什么怕是一章一节都没看过。现在有机会细看，所得过于所望，尤其对我这理工科的书蠹来说，更觉得有趣。其书分十八章，乃粒第一，乃服第二。。。至于陶埏第七，冶铸第八。。。曲蘖第十七，珠玉第十八。 总之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技术无所不包，历历在列。虽说宋应星祖父曾为工部尚书，他也算有点这方面的家学渊源，但毕竟写这样一部百科全书的著作在信息不发达的明末清初时候，也是殊为不易。书中多处可以看出，老宋写这书并非单纯抄录前人古书，很多东西如非亲见至少也是跟行家谈过，知道得很细，有的说不定自己亲自动手实践过，更可见其不易。

  我读这书，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震服于古代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二则宋应星的五行“科学”观也颇为有趣。试以例言之。 乃服第二中谈养蚕缫丝。古人很早就知道如何选育优质蚕种，称为“蚕浴”。“其天露浴者，时日相同。以篾盘盛纸，摊开屋上，四隅小石镇压，任从霜雨、风雨、雷电，满十二日方收。珍重待时如前法。盖低种经浴，则自死不出，不费叶故，且得丝亦多也。” 就是把蚕卵露天放置在屋顶上，任凭风吹日晒，低质量的蚕种自然死亡被淘汰掉，剩下的都是鲁棒性（robust)甚强的优质蚕种。此类古代农桑技术和发明，不可胜数，只有自己细看才能体会，毋庸多言。

  我个人觉得更有趣的是看以老宋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们如何用阴阳五行的世界观解释这些技术和现象，好玩之处比比皆是。譬如陶埏第七说烧砖制瓦：”凡烧砖有柴薪窑，有煤炭窑。用薪者出火成青黑色，用煤者出火成白色。”......“凡观火候，从窑门透视内壁，土受火精，形神摇荡，若金银熔化之极然，陶长辨之。” 后一段是说如何确定烧砖的火候，要看到“土受火精，形神摇荡”才行，而且要由有经验的陶长辨别。 从现在观点来看，烧砖无非是把粘土在高温烧结成型，即低熔点的组分在高温下部分熔融，冷却后像固体胶水一样把高熔点的组分牢牢粘在一起。所谓“形神摇荡，若金银熔化之极然”，我猜想大概是指砖坯因为熔融烧结体积缩小且变得略圆润，不再像常温下那么棱角分明的样子。同时由于窑内温度很高，大家都有经验透过流动的热空气看东西是有些影影绰绰的样子，不容易看清楚。这个土受火精，形神摇荡的说法，形容得准确传神，也浪漫得好笑。下面紧接着又来：“凡转泑之法，窑巅作一平田样，四围稍弦起，灌水其上。砖瓦百钧用水四十石。水神透入土膜之下，与火意相感而成。水火既济，其质千秋矣。” 说砖窑顶上要挖个坑用水封上，一百钧的砖瓦得用40石的水。据俺这烧陶瓷出身的工科生推想，窑顶用水封，大概是为了扩大均温区。 现代的箱式高温炉都是电加热，加热元件（金属，石墨或者碳化硅电阻丝）一般均匀缠绕在箱体四周，造成炉内大部分空间温度分布均匀，误差一般不超过10度。而古时候的窑是堆了柴火或者煤炭在窑底烧，毫无疑问空气对流会造成窑顶的温度最高，不但温度不均匀--呈由下至上梯度分布，而且极有可能把窑顶烧塌，所以要加水封来冷却窑顶，而且可以获得窑内稍微均匀的温度分布，让砖瓦烧成品品质均一。我想这道理发明水封窑顶之法的人肯定是懂得的，烧窑的工匠有的想必也懂得，只不过老宋这里又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想象力，来了个理论解释“水神透入土膜之下，与火意相感而成。水火既济，其质千秋矣”。 像这样把什么东西都套上个阴阳五行的帽子解释一番，虽属时代局限，也好玩的很。又很有艺术性，把这金木水火土的神啊，意啊，气啊颠倒一番，弄出一个至少形式上很符合逻辑的样子，且有一种真理在握，至高无上的YY光辉。又如作咸第五说到取井盐，盐井需要小， “盐井周围不过数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余”。 为什么呢？“盖井中空阔，则卤气游散，不克结盐故也” 其实想来不过怕井口大了蒸发太快盐都结到井底下，来不及把卤水抽上来而已。这老兄觉得盐不可归入金木水火土任何一类，而且来无影去无踪，只能从卤水里煮出了来，就只好觉得这“卤”乃是气了，又说取海盐时”卤气冲灯即灭”云云。真是好玩的紧。

  这些YY，除了因为时代局限，大概还由于宋应星对很多技术也不熟悉不了解—毕竟太多啦，即使在知识还没有大爆炸的古代，人又哪里有全知全能的呢？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倒有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自信，觉得什么东西都逃不出俺懂得的“道”去。有人说中国人不讲逻辑，这倒未必，金木水火土的解释也是有其逻辑在内的，只不过这一套象征性的理论系统实在只能比喻真实，完全缺乏实证而已。这种文科知识分子写理工书的有趣之处，倒让我想起王二的2010来 ，只不过老宋并故意为之，唯其如此，才更有趣。此外我也相信，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恐怕不是知识分子们发展出来的，而是民间那些籍籍无名的农人、工匠，一代一代不断试验、积累而成的。这些人没有念过什么书，不懂得什么金木水火土----幸亏如此。懂得金木水火土的知识分子，顶多也就折腾折腾红铅白汞，炼出几颗能把自己吃死的丹药而已。能象宋应星这样，如实记录记录工农大众的手艺，也就算是和谐社会做了贡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