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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五月 发布时间：2018-12-17 15:14:36

  作者文笔不错，选的文章都挺经典的

• 作者：dtjnmjfdcbk 发布时间：2016-02-19 22:04:04

  文笔不行o(╯□╰)o

• 作者：汝默 发布时间：2019-09-29 10:15:46

  《后汉书集解》至今连个点校本都没有，足以说明东汉史研究的薄弱程度。还能怎么办，自己点吧。

• 作者：風祈 发布时间：2013-07-10 00:06:45

  看不下去……弃之……

• 作者：xiaopai 发布时间：2021-03-06 11:06:17

  主要内容是病历罗列，分析和总结太少，没能体现大协和的临床思维。

• 作者：翡冷翠 发布时间：2019-08-12 08:18:08

  怎么说呢，流露着中年男子特有的油腻…不如弃业医生日志那样还有一点年轻大夫的诙谐幽默。

• 创造的勇气

  作者：郭去疾 发布时间：2014-08-15 11:51:37

  我相信在我的周围，有很多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天赋，比如我小学时的一个玩伴，会把各种电器上的零件进行组装，从而让他的新作品焕然一新，他是我儿时最崇拜的人。但是也仅仅是这样而已，在之后的年华里他还是过上了和一般人一样平凡的生活。这种创造性为何不能长久呢？这也就是这种表现癖的、逃避现实的创造性的宿命：有丰富的潜能，但只是为了谋求得到赞许和表扬，在后来的岁月里，创造性停留在设想上，而没有进行实际性的创造。之后，他们对创造的投入程度和全神贯注程度逐渐降低，从而渐渐地落入平常。

  这就是《创造的勇气》这本书所提出的一个我们周围经常发生的现象。作者罗诺·梅是美国著名的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以深邃的哲学智慧和心理学洞见，系统阐述了他所处的美国社会中人们的心灵现状，深刻剖析了美国社会现代人的心灵困境，提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思想和价值观念，阐发了他那独特而又与正统的科学心理学大不相同的“人的心理学”体系。《创造的勇气》一书中，作者以艺术家的独特视角，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阐述了一种独特的创造心理学的新见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思想中自然而然地对“创造性”的理解有所颠覆，也对“创造性”这个主题的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启发。

  对于很多事，人们通常的观点是理性、客观对待，但是罗诺·梅认为，人们在有情绪参与时，他们才能观察地更加精确，理性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里我觉得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个结论：中日关系。中日关系仅仅理性、客观看待是不足够的，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必须有情绪的参与。当然，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例子，但从一个平民心态来说是理所应当的。凭借这个观点，作者给了创造性一个最终定义：创造性就是具有强烈意识的人与他或她的世界的交会。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频繁见到三个词：焦虑，交会，顿悟。我想我可以利用这三个字提供的思路对这本书进行系统的总结和介绍。

  （一）

  生活中的哪一类人容易焦虑呢？作者的研究发现，无产阶级的子女焦虑少，他们由于生活条件的原因，习惯于被拒绝；中产阶级的子女被父母假装深爱，却总是受到拒绝，所以焦虑要多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习惯于被拒绝的人会有两种分化，要么有诸多焦虑，要么心态会更加好。在我们的文化中，充满了疏离和焦虑的象征，所以尽管作者否认“天才是一种疾病，创造性是一种神经症”的观点，但是也没有否认艺术家的创造性与类似于焦虑、孤独等“症状”之间的紧密联系。俄狄浦斯破解了怪物斯芬克斯之谜，却杀死了父亲误娶了自己的母亲，在发现真相之后他痛苦至极，刺瞎双眼流浪而死。创造即伴随着毁灭和恐惧。

  创造是对不朽的一种渴望，是一种想要使生命超越其死亡的激情。普罗米修斯盗火以及亚当和夏娃的神话都可以作为很好的例证。另外，从苏格拉底、耶稣和圣女贞德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受到赞扬的人往往不是谄媚者和忠诚地坚守现状的人，而是反叛者，圣贤往往和反叛者就是同一个人。一种创造活动就是一种破坏活动—破坏原先的固有观念，反叛也许面临着惩罚甚至死亡，但是伟大的创造往往就从这里面诞生。

  意识控制着潜意识的那些狂野的、非逻辑的奇思异想，而潜意识则使意识免于在干枯、空虚和枯燥的理性中失去生机活力。如果我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某一问题的某一方面，我的潜意识就会倾向另一方面。然而我们越是在潜意识中对某种观点持怀疑态度，我们就越是固执己见地在我们的意识中为此而辩护。比如我在遇到一个数学难题时，会用尽脑子中的知识进行分析计算。这样经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取得进展。在这个时候，我的潜意识可能机会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另类探索，但是我依然对那种惯用的计算方法深信不疑。然而，在一个适当的情境下，我的这种被压抑的潜意识也许就可以奔涌而出，使形势发生变化。

  意识的紧张、意识的专注得到放松时，通常能够产生这种顿悟。如果我们想要体验到来自我们潜意识的顿悟，我们就必须能够使我们自己孤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会让自己产生更多的灵感。

  （二）

  创造性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就是艺术家的自由，没有自由必然缺少交会。艺术作品就是从交会中产生出来的。罗诺·梅引用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在一个人们为了学习而消除了激情的年代，在一个想要拥有读者的作者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写作，以使他的书能在人们下午小睡时得到仔细阅读的年代，现在的作家能够轻易地预见到他的命运。所以，无论是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还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对艺术家的禁锢使得创造性被掩埋起来。另外，我想对如今的中国举一个例子，这样便于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更好地理解这句话：正如上面所说的，学生“为了学习而消除了激情”，这样创造性也是会被附上枷锁，创造的活力难以实质性得到突破。所以中国的学生一直缺乏创造性，缺少那种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

  各种诗歌和创造性的顿悟是在放松的时刻降临到我们心头的。但是，他们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只是在我们强烈地投身于其中和在我们醒觉的意识体验里我们的集中注意的那些领域中才会出现。中国的现状，就是缺少给人放松心态并且依旧可以进行认真创造的环境。浮躁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对创造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理论甚至是简单的意识上，没有真正放松心态并全神贯注的实践，自然没有创造。

  （三）

  希腊的菲德尔神殿，供奉着太阳神阿波罗。在古代长期的生活中，阿波罗不仅仅作为太阳之神而存在，他亦是形式之神、理性之神、逻辑之神、光之神。类似于德尔菲神殿的象征、神话给人的顿悟，来自于个体的主观成分与神殿的客观事实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对真正的信奉者者绝不仅仅是心理学的，它也包括启示的某个成分。所以在古代，占卜和预言有时候确实也会让一个国家赢得一场战争。

  与预言一样，梦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能给出具体的回答，而是在于他们开辟了精神现实的新领域，使我们摆脱了常规，照亮了我们生活的一个新的部分。自我创造是通过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想象以及我们的高度集中注意时经常表现出来的所有想象构思而得到的。而这种预言和梦，就是让人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的潜能，对自己及其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启示。我们的顿悟，往往来自于这种平时我们并不太认同但不得不承认的暗示。所以，就创造性来说，我们不能忽视德尔菲神殿中蕴含的作用。

  （四）

  创造性本身需要有局限性，因为创造性活动起源于人类对限制他们的事物的抗争。比如，从封建思想到现在的开放思想，都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对限制和禁锢的抗争的结果。

  这种创造性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呢？当然不是，要不然圣人也就不会只有那么几个了。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我们的家庭背景和我们历史情境的局限性，但是这种超越只能在那些从一开始就承认其局限性的人身上出现。一些有价值的优良品质也从这种反叛的体验中产生出来—个人责任感及人的终极潜能，都是从孤独中、人类之爱中产生出来的。面对人的局限性，人格实际上反而得到了扩展。这样一来，限制的扩展便走到了一起。所以，苏格拉底、卢梭会成为他们那个时代打破限制的典型代表，而中国的诸如辜鸿铭之类的人，虽有学识才华和不凡的见解，但终究不能成为圣人。

  （五）

  说了这么多关于“创造性”的话题，似乎少了“勇气”。

  勇气并不是没有绝望，相反，它是一种尽管有绝望，但是依然奋力前进的能力，勇气需要的并不是纯粹的固执，而必须和别人一起创造。

  很喜欢作者的两句话句话：

  若没有勇气，我们的爱就会因为只成为依赖而变得黯然失色；若没有勇气，我们的忠诚就会成为遵奉。

  有人宣称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宣称这一点的人是危险的。这种深信不仅具有教条主义的性质，而且具有它的那位更具毁灭性的同伴（即狂热）的性质。它阻碍使用者学习心的真理，而且是对无意识怀疑的一种完全泄露。

                

• 左手圣经右手利剑，一本书看透英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爱恨情仇”

  作者：默扉 发布时间：2019-06-25 23:36:39

  《圣经与利剑》是塔奇曼的处女座，这是我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所没有想到的，了解到塔奇曼，其实也是从理想国译丛系列开始，从《八月炮火》开始，塔奇曼笔下的历史，清晰而有趣，她将历史写成文学，当成艺术，正如她对自己的评价——

  “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

  。

  这一次，塔奇曼讲述的是以色列的复国史，但让人出其不意的是，她并没有将重点放在犹太人是如何去建国的，而是将切入点放在了犹太人和英国之前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以及在犹太人建国的过程中，英国起了怎样的作用。

  虽说是以色列的复国史，其实更是不列颠精神的缩略图。塔奇曼不亏被誉为

  “历史写作的金字招牌”

  ，这漫长的两千年历史中的过往与纷争，被她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挖掘出来，同时也让这段久远的岁月清晰展现，并且不会觉得晦涩而枯燥。

  在以色列复国史中，英国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方面的助力，那么英国为什么会对犹太人的建国事业如此上心地去帮助他们呢？

  塔奇曼在书中就这个问题的讨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个是文化以及精神层面的一种主观情感上的作用，另一个就是在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利益帮助。

  她将这两点归纳为题目中的两个关键词——

  “圣经”与“利剑”。

  顾名思义，“圣经”，就是不列颠对于巴勒斯坦在宗教文化和精神情感上的一种深层次的“依赖”，这种感情悠长而复杂，既有共鸣，还有亏欠，这个说起来，是有一定的历史甚至神话因素决定的，要好好从书中细细找答案了；而“利剑”，当然就是大英帝国对于巴勒斯坦在政治和战略上的一种需求，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大英帝国对于以色列复国做出种种帮助之举。

  塔奇曼详细介绍了利亚马太的约瑟与英国的渊源、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和过程、叙利亚的帝国之争等等细节，十七个专题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这个英国人左手圣经右手利剑之下，帮助犹太人重新建国的漫长故事。

  “人类为巴勒斯坦流的血，比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

  ，复国不易，长路漫漫，大英帝国的这一路相伴相助，抛却刚刚说过的那两个“动机”之外，不列颠还起了怎样的作用呢？它似是登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但是后续产生的这一系列影响，让以色列人的心中又会作何感想呢？

  

  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为何会认犹太人为自己的祖先？

  这就要从一个远古的神话说起了，在凯尔特神话中，有一个亚瑟王的传说，他曾拔出石中剑，勇敢而无畏地带领着圆桌骑士，将当时强大到让人望而生畏的罗马帝国击败。亚瑟王的传说可能并不陌生了，很多的书籍、影视都曾以他为素材原型，演绎出各种精彩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对于英国人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正因为亚瑟王的传说，给了英国对于寻找自己的民族起源一个契机，

  不列颠人的民族自豪感让他们不能接受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创始人，他们对于巴勒斯坦特别的感情，就来源于他们对于教会创始人的探寻。

  亚瑟王之所以被英国人选中，是因为传说他从巴勒斯坦来到了不列颠，然后他的使徒们也纷纷跟随传播福音。马洛礼的著作《亚瑟王之死》中曾这样记载——约瑟

  “幸运地来到这片在当时被称为伟大的不列颠的土地”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约瑟是基督教诞生过程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十二使徒之一。

  在十二使徒中，

  罗马选择了彼得，西班牙选中了雅各，法国挑选了腓力，而拥有“世间最好的利剑”的约瑟，便成为了不列颠教会的创始人

  ，所以，英国对于巴勒斯坦的这种“依恋”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在神话故事和宗教起源的作用下，中东地区注定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是非之地。

  而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约瑟又究竟是不是从巴勒斯坦来到了不列颠，是不是他们勇敢的祖先，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约瑟已经带着那把利剑，被认定为不列颠最早的使徒，更是他们最英勇最完美的骑士。

  

  《圣经》给英国的历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英王亨利八世曾发布过一个公告，要求

  英格兰的每一座教堂里面，都要放置“一部最大的全本英译《圣经》”

  。《圣经》在被翻译成英文之后，对英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马修·阿诺德这样形容《圣经》的地位——我们英国人的精神和历史与希伯来人的精神和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由此可见，《圣经》这个精神层面的代表，给英国后来的那些政治层面的战略都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存在已经深入到英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化到精神，已然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和思想方面的指导。甚至影响到犹太人复国时，英国政府对于《贝尔福宣言》的发布和对巴勒斯坦的托管。

  1918年耶路撒冷之战的时候，艾伦比将军使用对《圣经》知识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克劳德·康德上校绘制的地图，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他们通过这样的行动，

  将圣经与利剑一次又一次地融合，怀揣着对圣经的精神依赖，挥舞着帝国扩张的利剑，在巴勒斯坦这片精神家园之上，帮助犹太人踏上了漫漫复国之路。

  

  英国的《贝尔福宣言》，对当时和今天的中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如今，中东形势依然动荡，但是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家园和国土，以色列复国之后，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可是这个过程实在艰辛。其实，在以色列复国的过程中，很多犹太人都没有英国人来到尽心尽力，英国人为此做出的努力可谓鞠躬尽瘁了，我们之间讲过巴勒斯坦对于英国在精神和战略方面的意义，那么英国人在帮助以色列复国的过程中，具体做出过怎样的努力呢？

  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贝尔福宣言》了。

  《贝尔福宣言》的出现，源于英国外务大臣阿瑟·贝尔福给英国犹太人领袖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一封信，贝尔福在新中提出了对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的赞同

  ，这个来自于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这个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宣言，却为日后的中东问题埋下了深深地隐患。

  当时的英国并没有对于巴勒斯坦进行实质性的统治，而是接受了以“最终建立犹太国”为条件的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然而，英国对于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不成功，英国人将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摆脱不掉的负累，当这个负累日益加大，英国人撤出巴勒斯坦逃跑了。

  前殖民大臣利奥波德·埃默里说：“

  周围的屠杀和混乱之中，我们可耻地逃跑了

  ”，留给了中东一些列难以解决又层出不穷的问题。甚至时至今日，巴以之间的冲突依然会时常成为新闻中的热点，中东的局势依然紧张而且复杂，我们很难说，当初英国的一些列作为对于如今的中东形势来说，究竟是功还是过。

  

  历史总是盘根错节地往前行进着，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引发一场蝴蝶效应，英国对于巴勒斯坦的精神共鸣，对于以色列复国提供的巨大帮助都是确实存在的，然而对于后来巴勒斯坦托管之后的问题也是不能逃避的，犹太人在迁徙流浪了两千年之后，回到最初的 “应许之地”，英国的“圣经”与“利剑”成了以色列复国史中的巨大推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