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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tails基本信息 ISBN-13书号 9780545175395 Author作者 Marzollo, Jean Pages Number页数 32页 Publisher出版社 Cartwheel Books Publication Date出版日期 2010年07月01日 Product Dimensions商品尺寸 20.3 x 15.2 x 0.0 cm Shipping Weight商品重量 72 Language语种 英文 Book Description内容简介 The bestselling I Spy Reader series continues with this spooky search and find

All new, easy-to-read spooky riddles by Jean Marzollo are paired with fun I SPY photographs from Walter Wick to create an I Spy easy reader that's perfect for Halloween

• 作者：巴别狗 发布时间：2012-01-29 18:36:36

  我喜欢的生理书。。讲的还不错吧。~

• 作者：m_melody 发布时间：2013-09-19 21:06:03

  Sep 4th Book：今天就开始改变，从小小的改变开始。

• 作者：、今天伱2了嗎 发布时间：2012-11-08 23:06:33

  特别棒啊！！！！我精读的~~

• 作者：天涯 发布时间：2022-07-19 09:02:45

  法国漫画的风格，空战描写的很详细。

• 作者：周 发布时间：2011-10-20 23:33:07

  福尔摩斯最有名的四大名案缩减版都在里面了，追BBC福尔摩斯可以看来当科普原著，再看剧中的改编细节就更有意思。很多人说福尔摩斯这个角色经典，并不体现在四大案件，是透过无数小案件而折射出来的他的人格魅力，所以这本合集，应该只能算是了解人物属性用的入门速成指南。

• 作者：小山山呀 发布时间：2016-04-24 15:28:27

  我更喜欢之前翻译的名字，《自由的孩子》

• 对阅读与长难句帮助大

  作者：咕噜嘟 发布时间：2015-07-13 16:34:05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直背单词是效率不高的，一定要在背诵单词的同时上手真题，短语搭配对阅读和长难句中是很重要的。长难句的难度主要在句子结构和短语的同意替换，因此，配合真题和例句背诵短语搭配，了解同意替换，对于短文阅读帮助较大。

• 《中国财政史十六讲》读书笔记

  作者：亭市 发布时间：2024-01-24 09:25:04

  《中国财政史十六讲》正如其副标题“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所言，是中国财政史学界的一部开创性巨著。刘守刚教授以财政为视角，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三个维度，讲述了上至先秦下至共和国的中国通史。

  作者按照内部发展轨迹，把中华历史划分为帝国形成前的商周城邦时代、以汉为主体的第一帝国、以唐宋为主体的第二帝国、以明清为主的第三帝国，以及帝国向现代转型的晚清至当代。按照作者的观点，商周至共和国改革开放前在财政类型上属于家财型财政，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拥有或支配的财产；共和国改革开放后在财政类型上属于税收型财政，主要收入来源是税收。同属家财型财政，城邦时代、帝国时代、改革开放前的共和国，政治性质有所不同。城邦时代，君主只拥有部分土地并以此获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君主个人消费；帝国时代，君主对天下所有土地拥有所有权并获得田赋，财政支出分维持国家的外朝财政与用于个人的内廷财政；改革开放前的共和国，全体国民整体对全部财产拥有所有权，收入来源是国有工商企业上缴的利润，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国有企业再生产。

  作者创造性地建立了两个名字——“目的性国家”和“工具性国家”。所谓目的性国家，指称由公共权力支配的稳定人群共同体。所谓工具性国家，指称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权体系。按照我的理解，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前者就是经济基础，后者就是政治建筑。在目的性国家和工具性国家的互动中，财政制度与官僚制度得以发展。而这两个制度也为目的性国家和工具性国家的进一步互动提供平台。通过财政制度，工具性国家管理目的性国家中的经济社会活动，调整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和价值要求，目的性国家为工具性国家输送物质资源，并对其职能发挥提供相应的信息和要求。

  在交代历史阶段、财政类型、国家理论后，作者详细叙述了中国的财政历史。

  商周城邦时代，君主从封地民众获得以力役性质的财政收入，称为“助”；从诸侯获得数量不等的实物性财政收入，称为“贡”。君主的财政支出项目简单，祭祀支出突出，军费与官俸支出不明显。财政管理上，公私不分，国家财产与王室财政区分不明显。随着国家间竞争关系的加剧，封建制度逐步瓦解，各诸侯国纷纷变法探索能为国家活动提供资源的财政制度。

  以汉为主体的第一帝国，关键特征是舍地而税人。帝国的支撑要素是土地，财政收入名义上以土地为基础来获取，但是帝国初创，制度和能力都不足，仍以“人”为中心来组织财政收入，各家各户按人口缴纳赋税。粮食领域亲身服役方式逐渐消失，但劳动者仍需为国家提供徭役。汉武帝通过盐铁专卖，从垄断工商业来获得有弹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帝国扩张的需要。

  舍地而税人并高度依赖于政府垄断工商业的财政制度，为豪强的成长提供了条件。豪强通过土地兼并和藏匿户口不断壮大形成门阀，造成政府税源枯竭，第一帝国崩溃。

  以唐宋为主体的第二帝国，在唐代中期两税法改革及唐宋间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基本实现“履亩而税”并在制度上消除全部力役负担，建立了以税地为核心的帝国家财型财政。为应对国家生存竞争而带来的支出压力，宋帝国创造性地探索从工商业进一步获取财政收入的弹性。除从盐酒茶矾香等暴力性资源商品获取财政收入，宋代还从形成系统的商税征收制度，向民间商业活动汲取财政收入。

  由于没有严格的法治基础保障个人产权，帝国权力在现实中得不到有效约束，市场深化无法进行，因此帝国无法以工商业为财政收入。加之特权阶层隐瞒土地与苛捐杂税残害人民，导致民生凋敝，帝国财政丧失财源，因损害了自身基础而最终崩溃。

  以明清为主体的第三帝国，以税地为核心的家财型财政运行到最后的成熟。第三帝国放弃了第二帝国的重商主义，回归到第一帝国的农本主义。帝国的财政收入总量相对固定，以此收入履行相对固定的政府职能。随着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和雍正帝发起摊丁入地改革，以田亩为基础获取收入的帝国财政最后完成。主要基于田亩获取财政收入是在当时社会制度下的最优方法，政府既无法保证垄断工商业的效率，也无法充分从民间工商业汲取收入。帝国以相对固定的收入支持着相对有限的支出，然后再以临时性的收入作为补充来应付突发性支出，以非正式收入体系支持着非正式的职能需要。然而以农业税为主导致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严重不足。清代后期，帝国遭遇大规模的外来入侵，财政支出急剧增长，帝国财政不得不转向从工商业寻求收入增加。从家财型缓慢转向税收型的财政转型从晚清延续到民国。

  共和国建立后，形成以国营工商业单位为基本活动主体、以行政命令为主要运行动力的现代家财型财政。这一财政类型使中国汲取近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财政收入，保证中国相对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奠定了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但同时，这一财政类型缺乏个人权利与自愿交易基础，国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因素，效率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随着国营企业大量亏损和经济效益全面下降，现代家财型财政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向衰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开始复兴，税收型财政得以建立，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不再是国营企业上缴的收入，而是非国有经济主体上缴的税收。

  纵观中华帝国财政史，就就财政问题而进行的思想大争论发生过三场，分别发生于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

  第一场是汉代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与公卿大夫的争论，这是帝国在初兴时期基于帝国早期已经发生的经验教训而在理论上的反思。财政支持规模是大好还是小好？工商业是否可以成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如何管理暴力型资源商品？盐铁会议就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辩论。支配后世帝国财政的主要原则，是文学贤良对第一个问题的观点即财政支出规模要小，文学贤良对第二个问题的观点即应该重农轻商，公卿大夫对第三个问题的观点即暴力性资源应掌握在政府手里。但相反的观点在帝国财政实践中也始终未绝。

  第二场是宋代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治国理财思想方面的剧烈交锋。这是帝国在成长时期面对外部威胁和内部失衡等问题而在财政上引发的思考。关于收入来源，王安石认为通过发展生产，财政收入可以大幅增长，从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是认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相对缺乏弹性的农业，因而财富总量是有限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关于商业。王安石重视官商，通经举办国营商业加强对商业贸易的干预，打压富商垄断市场；司马光则强调不与商民争利，反对国家垄断商业，要求给一般的小商人留有一定的获取利润与谋取发展的空间。

  第三场是晚清时期在帝国财政不能支持国家应对外来入侵之时而引发的理论探讨。面对财政大危机以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分子纷纷探索应对之道，最终达成的共识性意见是应进行财政转型乃至国家转型。知识分子对财政转型的认识体现在三个方面，接受量出为入的原则、接受工商业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求实行西方式预算制度。主要源于工商业的税收来自百姓的私人收益，需要对百姓为什么纳税作出说明。这种对税收型财政作理论上说明的需要，带来了对国家转型的要求，最终得出消灭帝制、彻底将君权转化为主权的期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帝国时代的三次争论在当前仍然具有现实性。两千年前盐铁会议文学贤良与公卿大夫关于财政支出规模是大好还是小好、如何管理暴力型资源商品的争论，一千年前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国家垄断商业利弊的争论，讨论的内容放到现在都不过时。政府要在多大程度上干涉经济运行？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什么？当年的朝野之间对于财政支出规模和盐铁等暴力型资源经营方式的争论，在如今成为改革主要的议题。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经济学家们仍喋喋不休。一百多年前知识分子关于实行西方式预算制度的认识，至今在中国依然具有前瞻性。政府财政收入制度应由纳税人通过议会决定、政府财政支出应由纳税人通过议会监督，这基本的道理于当前仍未普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

  作者从财政转型谈及政治转型。西方从君主只拥有部分土地的家庭式家财型财政通向税收型财政，是基于权利而表现出来的从助税向税收的变形。无论助税还是税收，都承认征税是对纳税人财产权利的侵犯，其征收需要谈判，得到纳税人同意后才能征收。因此以议会控制政府征税权是现代国家诞生在财政上的标志。

  中国不同于西方，从君主拥有全部土地的家国式家财型财政转通向税收型财政，是基于责任伦理来推动。在近代遭遇生存危机之时，为避免亡国灭种，不得不发展工商业以实现国家富强，从而完成从租金到税收的财政转型。为使社会接受工商业的资本法则，知识分子接过传统“义利观”中对“公利”的肯定，将公利界定为国家富强，老百姓追求个人利益就可以获得国家的富强。个人权利在追求“公利”的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由此形成的国家制度与市场经济存在一个危险倾向，那就是以“公利”责任为衡量标准，剥夺个人的权利，不与纳税人谈判。

  作者因此在书末强调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个人权利将在现代国家建设中越来越具有重要性甚至神圣性。仿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者提出财政社会契约的概念。以拥有权利的独立个人为基础，民众与国家通过平等谈判，在工具性国家和目的性国家之间形成有关财政的社会契约，内约定由民众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决定征税与用税。只有这样的财政社会契约，才能真正为财政与政治的合法性提供最终的论证与支持。

  我想，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期望作者的良苦用心能够推动中国的财政转型和国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