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会计实务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本书共7章，可以分为4个部分：一是会计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章），主要介绍了“基础会计”的内容，重点集中在试算平衡、错账更正，以及会计档案的保管上；二是会计要素的核算（第二章至第五章），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具体为每一个会计科目的核算内容与核算实例，其中第三章负债及第五章收入、费用和利润的核算是历年全国会计专业初级职称考试的重点；三是财务会计报表（第六章），要求掌握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的编制方法；四是成本核算（第七章），要求掌握成本核算的方法与简单的成本分析。

本书适合作为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类、会计类、审计类、财务管理类等专业学习会计实务的教材，也适合作为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学习会计知识的读本。

章 总论

　节　会计概述

　第二节　会计要素

　第三节　会计科目和账户

　第四节　会计凭证

　第五节　会计账簿

　第六节　账务处理程序

　第七节　会计电算化

　习题

第二章　资产

　节　货币资金

　第二节　交易性金融资产

　第三节　应收及预付款项

　第四节　存货

　第五节　长期股权投资

　第六节　固定资产

　第七节　无形资产

　习题

第三章　负债

　节　流动负债

　第二节　非流动负债

　习题

第四章　所有者权益

　节　实收资本

　第二节　资本公积

　第三节　留存收益

　习题

第五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节　收入

　第二节　费用

　第三节　政府补助

　第四节　利润

　习题

第六章　财务会计报表

　节　财务会计报表概述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

　第三节　利润表

　第四节　现金流量表

　习题

第七章　成本核算

　节　成本核算的要求和一般程序

　第二节　生产成本的核算

　第三节　 生产成本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第四节　产品成本计算方法

　第五节　产品生产成本分析

　习题

参考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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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初级会计实务》共7章，可以分为4个部分：一是会计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基础会计”的内容，重点集中在试算平衡、错账更正，以及会计档案的保管上；二是会计要素的核算（第二章至第五章），这一部分是《初级会计实务》的重点，具体为每一个会计科目的核算内容与核算实例，其中第三章负债及第五章收入、费用和利润的核算是历年全国会计专业初级职称考试的重点；三是财务会计报表（第六章），要求掌握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的编制方法；四是成本核算（第七章），要求掌握成本核算的方法与简单的成本分析。

《初级会计实务》适合作为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类、会计类、审计类、财务管理类等专业学习会计实务的教材，也适合作为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学习会计知识的读本。

• 作者：哈狸贝贝 发布时间：2020-05-23 09:33:28

  领导非要我看，这本书啥都讲了，但相当于啥也没讲，花里胡哨的

• 作者：Kisekireds 发布时间：2024-06-12 23:56:10

  童年回忆的画风，古今乱炖的趣味～

• 作者：refrain 发布时间：2024-01-12 18:59:19

  像一本很全面的沟通教材，22年买了《沟通的艺术》还没开始看，可能两者结合看会更好，沟通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新的问题。

• 作者：宽袖 发布时间：2014-04-09 22:48:57

  2+~~~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18-04-25 11:21:16

  好书，校对、翻译还是有问题

• 作者：菲氏葉猴 发布时间：2017-01-20 16:54:10

  看完了想去奧維尓看看，還有那個拉夫客棧

• 经史文中——王通的文之观念

  作者：陆钓雪de飘飘 发布时间：2017-06-20 16:44:58

  隋代大儒王通（584—617）字仲淹，号文中子，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人。中国蒙学经典《三字经》于孔孟道统之后标举五人曰：“五子者：有旬扬，文中子，及老庄。”此处所谓的“文中子”，即当年人称“王孔子”的王通。王通的学术被后世誉为“河汾道统”，但其相关著述却已大多轶失，唯余《中说》与《元经》二者。今本《元经》的真伪难辨，不足为本；本文以王通门人所记录的《中说》（又名《文中子》）为本，从王通的经史观切入，分析王通的“文”之观念。

  一、

  经道史传与三经皆史

  王通深谙《六经》之义，尝言：“《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8.5） ①《六经》各有其内蕴而尽先王之义，故王通极力崇尚之而作《续六经》以为仿效。这里的《元经》即指王通自己摹仿《春秋》而撰写的《续六经》之一。但既然《六经》各有其义，那就不得不辨析其同一与差异以稽考其义理与进学的阶次，《中说•立命篇》中即探讨了王通所理解的“孔庭之法”：即“曰《诗》曰《礼》”先以立人，“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9.6）而后“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9.6）可见“不及四经”、不骤然侈谈《六经》是有深意存焉的。读经有利弊，要学会趋利避害，“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这种有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求诸于外物的推己及人（《礼记•大学》），正是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但又要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的学经修文辩证法。

  虽然，异中又有同。文中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4.21）又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2.8）文中子王通的道其实正存乎于经！所谓“史传兴而经道废矣”（5.24）。王通先经道而后史传，其义明矣：“《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弃经而任传。”（2.43）刘向采《诗》、《书》而成《列女传》，且又采传记行事而编有《新序》、《说苑》。（《汉书•楚元王传》）其子刘歆卒父前业，别为七略，后为王莽国师，又畏祸谋反，事败自杀。（《汉书•王莽传》）其言其行必为王通所一视同仁。相反，范宁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宛，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春秋穀梁传集解•序》）范宁由是甚为王通所许：“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2.43）而下一章王通与贾琼论经传则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王通的以经为本道而以传注为旁支的观点：

  子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贾琼曰：“何谓也？”子曰：“白黑相渝，能无微乎？是非相扰，能无散乎？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与古今，《论》失于齐鲁。汝知之乎？”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2.44）

  可见文中子以为道尽在《六经》而史传已然是次等学问，若汲汲于后者，则经之道本恐不能保。而贾琼作为一个好学生则必将再进一步逻辑追问，夫子言下之意难不成是轮扁斫轮？汉儒有弃经任传者夫子不为也，那么宋儒有舍经求传者，文中子莫非为其嚆矢先声？非也。以上二者“皆各执一边，未能中道而行。传以传经，故经不可弃；经由传传，故传不可废：此王通之特见卓识，不但超越汉宋习气，且与西方诠释学家言（如‘在的扩充’、‘效果历史’之说）相暗合焉。” ②

  可见，文中子将很巧妙地将“原道”与“宗经”融入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文心雕龙•原道》）的脉络之中，而自成其经道史传的进学阶次。而且，充分的反讽精神同时又让他在文道观、文经观之外提出了三经皆史的文史观，其文如下：

  子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1.3）

  王通有大儒之风而以《诗》、《书》、《春秋》为经，且做《王氏六经》以为摹仿。但另一方面，他又以《诗》、《书》、《春秋》为圣人所述之史，《书》备王制，《诗》显兴衰之由，而《春秋》则明邪正之迹象也。三经同出于史而又有同一之差异。《慎子逸文》曰：“《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慎到当为文中子此说之往圣也，而前者出自道家后为法家的身份则尤为值得玩味。

  经济乎道而亦可为史，钱谦益曰：“世之君子侈言古文，曰‘迁、固以下无史’，又曰‘欧阳氏之史，欧阳氏之文而非《史》、《汉》之文也’。彼固不知文，又安知史？不知太史公，又安知欧阳氏哉？文中子不云乎：‘昔圣人注史三焉。’《六经》，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继别之宗也；欧阳氏，继祢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后海，则以《六经》为原；等而下之，旁搜远绍，则以欧阳氏为止。此亦作史者之表识，而论史者之质的也。”（《牧斋初学集》卷九十）此又以“文心”来观“史传”与“宗经”，论古文而本乎经史。

  章学诚则更是印证道：“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哉？’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

  王通此三经皆史之观念实开后世李贽“经史一物”（《李氏焚书•经史相为表里》）与章学诚“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上》）的说法。然其“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的经道史传辩证法，最接近的似乎还是王阳明的“五经亦史”（《传习录•上》）之说。

  二、以儒为宗兼诸子九流

  王通信而好古，却又允执厥中，他所继承的儒学道统绝非尽信书而没有自己的判断与分析，关于上古三代，他说道：“唐虞之道直以大……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夏商之道直以简……其道甚旷，不可制于下。”（2.34）事实上，他所宗之儒唯独尊周、孔二人为圣人，虽天崩地坼，亦无以撼动，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1.9）又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吾视千载之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2.35）政制之备莫若周公，而修文述作则必当折中于仲尼，文中子之文亦复如是。所谓“不杂学，故明”（8.29）。

  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绝非文中子之意。“王通之学以儒为宗，然亦有取于释老诸子，以佛道百家之言发明周孔大义。”③汉有儒道之争，而魏晋以后又有儒佛之辨。针对这种责难，有大儒之风的王通并没有如韩愈一般写《谏迎佛骨》，而是非常客观地将儒道释三学并论：“《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王通此言可谓大义凛然，就事论事而实事求是，钱钟书《管锥编·全梁文卷一》曰：

  “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语出于希圣继孔之文中子，缁流如闻肆赦之恩音，志磐《佛祖统记》卷三九《法运通塞志》隋仁寿三年下亟载焉；他如契嵩《镡津文集》卷二《广原教》称文中子“见圣人之心”，卷一二《文中子碑》、卷一三《书文中子传后》，或元常《佛祖统载》卷一〇特记文中子行事，亦所以报其为佛开脱之大惠耳。马令《南唐书·浮屠传》谓“浅见”者“昧”于“浮图之道”，如“梁武、齐襄之徒，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然则浮图之法，岂固为后世患哉！”，正摭取《中说》语。④

  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有必要的发挥。王通论佛道为佛子所征引而为宋儒所訾议。如朱熹曰：“……清谈盛而晋俗衰，盖其势有所必至，而王通犹以为非老庄之罪，则吾不能识其何说也。”（《朱熹集卷六十七》）这里，朱熹显然是有意无意在误读文中子。前者是政治而后者是学问，如此说来，难不成《诗》、《书》盛而秦世灭，实乃仲尼之罪耶？其实“道可盗”也。屠隆曰：“罪不在老庄，而在假窃也。”（《鸿苞集卷一一·晋人》）信矣夫！“夫法因于蔽而成于过者也。”（袁宏道《雪涛阁集序》）清谈盛、佛学倡，自有其政治与历史之语境，自反其身，所谓“理学杀人”，又岂是二程、朱子之原旨乎？学术之被用作政治意识形态而滥加发挥是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逃避不了的一个环节。当此之际，作为时代精神对立面的学术的出现正好可以起着纠偏与平衡的作用。一方面，为政在人，虎兕出柙当直面在其位、谋其政之人，政治本身说什么是一码事，做什么是另一码事；另一方面，如理学者之文以载道又何尝完全不同于文中子？宋学儒学中的理学心学也并没有完全摒弃佛家和道家之说，而是兼采其义以融入儒学。或问佛，文中子称“圣人也”，又指其教为“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4.25）王通其意甚是清楚明见、探本求原。“三教于是乎可一矣”，曰：“使民不倦。”（5.14）

  司马谈撰有《论六家要旨》，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而其旨趣亦有所不同于其子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王通曰：“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4.7）“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一言亦可视为王通的夫子自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系辞下》），王通于经之外又深谙史中诸子之道，能够历史地看待其成住坏空、孰是孰非。这种以儒为宗而兼诸子九流的气象更进一步地发挥了他以经为宗而不舍史传的人文之道。

  三、出经入史而自作元命

  王通出经入史而又不舍子集，以道统摄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思想，我们也只有在这经史文中的复杂语境下，方能理解王通的文之观念。我们可以从《中说》来看王通所著的《续六经》——亦可反过来，从《续六经》看《中说》——当可更加明了王通的文中子之义。《尚书·吕刑》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通三十三岁便病逝，我们只能说他是“配享在后”了，但是历代又对他的评价不一，更合适的说法，似乎应该说他是“配享文中”。

  王通仁寿三年（公元603年），上奏隋炀帝《太平十二策》（8.26、10.21）而不用。大业元年（605年）始，王通退藏于密，历时九年，著成《王氏六经》并开学收徒，之后多有被征召而终未出世，何也？闻辽东之役（4.17、5.31、9.9）、御河之役（8.12）而知国将不国、潜龙勿用矣。文中子曰：“吾于《续书》、《元经》也，其知天命而著乎！伤礼乐则述章志，正历数则断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10.9）王通当然以为仲尼之述早已备天地人之三才，但是其“历千载而不用，悲夫！”（10.20）但他又不满史传传经而舍经忘本的汉儒倾向，所以他才勤于著述而作《续六经》以俟来者（5.31），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蓘，则有丰年。”（10.20）

  王通著《续六经》的文之观念看似是“出史入经”的表现，但实则又分明是“出经入史”的“自作元命”。贾琼问《尚书》，称“无制而有命”，又谓“两汉有制、志”。（5.26）其背后盖言《续书》之有制而有命也：

  子曰：“《续书》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道甚大，物不废，高适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

  王通者，“隐君子”也。其《续书》之有制而有命者，继乎《尚书》而兼采两汉之制、志也。后人常驳王通之一味复古曰封建、井田、世卿、肉刑、至公之五端⑤，其实不然。章太炎曰主封建者“除王莽外，或意有偏激，或别含作用，固不可尽斥为顽固”（《论读经有利而无弊》）⑥，正可谓在不意间为王通之隐而制作做注矣。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者，绝非仅仅是道家的现实理想化，而更是儒家的理想现实化——“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贾琼问《续书》之义，王通曰：“天子之义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4.38）《续书》有名有制有志，后之帝制实难再开王道（5.27），千百万化，守中乃通（4.39）。复古崇经尊儒圣，复的不是古代的任何东西，而是以古制衡今世，灌注儒家精神。且何以致太平？文中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桀然可见矣。”（5.40）《论语·雍也》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易·系辞下》曰：“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王通所制人文与时迁徙而教化育人以俟来者，是政教意义上的为政，也是类似于苏格拉底不从政的从政，是一种克罗齐“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的人文观。⑦王通之综衡南北的史学观与凌铄今古的经学观正是他文之观念的真文学，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1.8）此之谓也。

  注释：

  ① 本文中凡征引《中说》处皆引用自张沛：《中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其中的数字编码皆参考张沛《中说解理》一书中的编码以便读者索引，如8.5即指卷八《魏相篇》第五章。参见张沛：《斯文在中：<中说>大义述要》，载《中说解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15页。

  ② 张沛：《斯文在中：<中说>大义述要》，载《中说解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亦请参见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1、182、372、387页。

  ③ 张沛：《斯文在中：<中说>大义述要》，载《中说解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④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371—1372页。

  ⑤ 如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儒臣传·德业儒臣》：“彼其区区欲以周公之礼乐治当时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为后世之必当复，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然则使通而在，犹不能致治平，而况其徒乎！”

  ⑥ 《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22—23页。

  ⑦ 参见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人文主义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古代人文主义（西塞罗是其伟大范例），还是14—16世纪间在意大利繁荣的新人文主义，或是其后所有产生或人为尝试的人文主义，都在于提及过去，以便从过去中为自己的事业和行动汲取智慧。””人文主义被斥责为守旧主义和奴隶主义，由于它采用模仿观念并把过去（它所钟爱的特殊过去）提高到模式高度”，但“人文主义含义上的模仿，不是简单的复制或重复，而是一种在改变、竞争和超越时的模仿。”（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237页。）

  参考文献：

  《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朱熹集》，尹波、郭齐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李贽：《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1990年。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797年。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97年。

  屠隆：《鸿苞集》，明万历三十八年刻本。

  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13年。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

  张沛：《中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

  张沛：《中说解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章学诚：《文史通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朱熹：《周易本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 不朽的福尔摩斯

  作者：王老板 发布时间：2009-12-16 15:55:02

  众所周知，柯南道尔并不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在他之后出现了无数更牛逼的家伙：黄金时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艾勒里奎因和约翰狄克森卡尔——他们创作了不同凡响的故事，无懈可击的推理以及匪夷所思的密室；还有加斯东勒鲁，一个玩票的法国人，以一部《黄屋奇案》跻身于大师的行列；还有雷蒙德钱德勒、约瑟芬铁伊、乔治西姆农，他们将推理融入了文学；在日本，本格派、社会派和变革派们则贡献了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横沟正史以及数不清的后续者……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这个名单从我家的床上列到你的被窝里。

  但是，在这所有的辉煌、伟大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到来之前，我们首先要记住这样一句名言：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福尔摩斯。在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票选出来的世界百大推理小说排行榜上，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当之无愧的列在了第一。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爱吹牛、没有常识、因为古柯碱毒瘾，而搞不清楚现实与幻觉的英国人”，甚至胜过喜欢我们自己？在岛田庄司的杰作《占星术杀人事件》里，主人公御手洗在对福尔摩斯做了上述一番刻薄无情的批评之后，石冈生气地质问他：“你把他说得那么不堪，让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难道福尔摩斯的一切，都不能让你感动吗？”然而，厕所先生却这样回答道：“谁说的？完全没有缺点的电脑，能够让人感动吗？福尔摩斯让我感动的，正是他是人，而不是机器的这一部分。我喜欢他。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他。”这番话说出了每一个福尔摩斯迷的心声：因为他是人，而不是机器的一部分。

  从爱伦坡发表《莫格街的谋杀案》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无数的侦探曾经走到我们的视野面前——除了特伦特先生、梅格雷警长、布朗神父以及少数的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谋杀面前表现的头头是道，他们锐利的眼睛找寻着脚印、纽扣、夹鼻眼镜和壁炉里烧掉的碎片，他们挨个审问疑犯，在80句或者600句乏味的对话之后，终于激动的嚷嚷道：凶手就是你！雷森医生！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没有人会为这一切感动，我甚至连呵欠都懒得打一个。无非就是这些：精心策划的诡计，热气腾腾的尸体，惊慌失措的家属，隐藏在地下100英尺的线索，还有一个神气活现的侦探，最后负责向读者解释一切。如果你是个纯粹的本格推理爱好者，把这一切当作一个游戏，如同卡尔所说的“一个最伟大的游戏”，目的在于和作者进行脑细胞的竞赛，那么你会得到你希望的满足。

  但这就够了吗？就这些玩意了吗？反正在这些小说里，真相被抹了一层又一层的粉底，线索藏在你八辈子都找不到的地方，而最后的解释牵强附会，推理的过程冗长复杂，至于那些枯燥无味的对话——“约翰先生，请问那个鬼鬼祟祟的女仆昨晚十点到十点半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个管家在十点十分到十二点九分又跑哪去啦？”——则被一次次的甩到读者眼前。和一百年前福尔摩斯的故事相比，这一切都如此的重复，掉渣，让读者昏昏欲睡。但我们却仍然能够记得，柯南道尔曾经虚构的那些伟大的时刻：我们看到福尔摩斯抱着莫里亚蒂掉下了莱辛巴赫瀑布，我们看到在巴斯克维尔的沼地上他孤独坚挺的身影在一片迷雾中若隐若现。是的，我永远都记得在布鲁斯亨廷顿一案里他冷静的控诉：“瓦尔特上校！就是你！在叛国之外，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那就是谋杀！”——这真是我最早的自由主义启蒙：个人的生命居然要胜过一个国家的尊严。在我幼小的装满赖宁和雷锋故事的脑袋里，这真是骇人听闻。

  这样的时刻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为什么福尔摩斯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栩栩如生，仿佛亲切的像我们的老朋友？他骄傲，却会因为真诚的赞美而沾沾自喜；他冷静，却在受伤的华生面前浸湿了眼眶；他排斥爱情，却不拒绝向女人送上绅士般的殷勤；他坚持原则，却会因为悲悯和同情而破坏它。在所有的故事里，最让我欣赏和赞叹的一幕，是在《魔鬼之足》和《格兰奇庄园》的案子里，福尔摩斯在最后一刻站到了法律的对面——他放走了凶手。在我读过的大多数侦探小说里，那些大模大样的侦探总是在最后兴奋的抓住犯人，并且把他扭送到法律面前等待裁决。读者为此欢呼雀跃，正义得到了伸张，法律得到了捍卫。在这些老套的情节里，我丝毫看不出一丁点如同御手洗所说的：属于人的部分。而福尔摩斯正是因为这两次自作主张的释放罪犯和在《米尔沃顿》一案里眼瞅着凶手犯罪却没有去阻止而成为一种象征，他象征着在法律和逻辑以外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但那是什么呢？一百年后的今天，当福尔摩斯与我们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相遇，他也许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有谁能代表正义？究竟什么才是带领我们走向进步的手杖？是泥胎一样的法律吗？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吗？是没有缝隙、坚不可摧的理性吗？当罪犯束手就擒，我们是否能以某种高尚的名义去宣判或者决定他的生死？这时候，我们仿佛仍然能够看到福尔摩斯爵士伸在唇边的食指：不要随便下判断，华生，不要随便下判断。

  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可以在福尔摩斯身上找到很多值得他思考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因为它依附在一个通俗故事里虚构的人物身上而有所失色。事实上，当你像我一样读了十几遍以后，你会发现它比那些掩盖在浩瀚名著和理论书籍里晦涩的真理更容易理解和体会。我记得当我站在伦敦那个著名的贝克街221号房间里，翻阅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的时候，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它来自于瑞士一个15岁的小男孩。在信的结尾，他写道：谢谢你，福尔摩斯先生，你带给了我生活的道理。

  谁说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