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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冷战”结束后，人们信心满满地宣称促进民主的传播能带来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

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有时冲突又没有发生？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本书以这三个问题为核心，深入研究了民族主义的四个经典案例：曾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作者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

如今，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相似困境。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评估了避免民族冲突的不同方案，继而提出有效的针对性政策，以防止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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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及媒体推荐】

在本书中，斯奈德提出，成熟的民主国家间倾向于避免动武，而正在向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狂热面前则异常脆弱。本书重新审视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弗朗西斯·福山（著名政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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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重要的著作中，斯奈德很好地融合了理论洞见与历史研究，这是近年来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

——法里德·扎卡利亚（著名记者、《时代》杂志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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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对全球民主浪潮欣喜期待的时代，本书是一剂使人清醒的良药。

——《纽约时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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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构井然有序，行文清晰，因其与学界传统著述截然不同而备受关注，作者没有把“古老仇恨”视为民族主义冲突的源头，其关于民主启蒙和民族主义后果的分析非常令人信服。

——《出版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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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当所有国家都转化为成熟的民主国家时，世界就会和平吗？从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民主化有时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有时却不会。

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杰克·斯奈德在本书中通过对18—19世纪的英国、二战前的德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及一战前的塞尔维亚等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撇除历史的泡沫，重新追溯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频发的源头。

3、本书表明，未经深思熟路而仓促地向民主社会过渡，可能引起一系列民族主义灾难。在完善的法律制度、社会共识、成熟的社会团体等制度化要素稳固加强之后，我们才可能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大众政治道路。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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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主转型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兴起

- 当自由乐观主义遭遇90 年代民族主义复苏

- 什么是民族主义和民主化

- 民主化和民族冲突的关联：一些证据

- 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

- 在今天的世界做出选择

- 本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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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主化国家的民族主义精英说服

- 精英说服：增进大众的民族忠诚

- 何时及为什么民族主义精英有说服力

- 民族主义说服如何导致暴力冲突

- 四种民族主义：起因和结果

- 对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之间联系的其他解释

- 因果关系溯源和选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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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主化如何点燃现代德国民族主义

- 德国的战争和民族主义，1864-1945

- 关于德国战争和民族主义的其他解释

- 德国民主化打的民族主义牌

- 在魏玛德国推销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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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公民的英国、革命的法国、族裔的塞尔维亚

- 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

- 法国的革命民族主义

- 塞尔维亚的族裔民族主义，1840-1914

- 比较、相反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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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共产主义废墟中的民族主义

- 后共产主义民族暴力的竞争性解释

- 民族主义迷思制造和南斯拉夫解体

- 大众政治和高加索战争

- 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媒体战

- 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比较

- 公民民族主义对族裔民族主义以及后共产主义转型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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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展中世界的民族主义和民主

- 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化和民族主义轨迹

- 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相反的双子

- 印度：公民制度化和族群动员之间的赛跑

- 卢旺达和布隆迪：多元主义和权力分享的危险

- 减缓发展中世界民族冲突的条件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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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民主化时代如何避免民族冲突

- 为民主转型编织一个深厚的安全网

- 避免民族主义冲突的策略

- 对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动员的国际影响

- 种族民主：一种对民主和平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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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索引

人名索引

【作者简介】

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之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长期为《外交事务》《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媒体撰稿，曾担任《美国政治学评论》和《国际安全》杂志编委。

1981年，斯奈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该校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帝国扩张、后“9·11”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等。其他主要著作有：《权力与进步：转型中的国际政治》、《选举战争：为何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合著）、《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进攻的意识：军事决策与1914年的灾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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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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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内容简介】

“冷战”结束后，人们信心满满地宣称促进民主的传播能带来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

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有时冲突又没有发生？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本书以这三个问题为核心，深入研究了民族主义的四个经典案例：曾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作者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

如今，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相似困境。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评估了避免民族冲突的不同方案，继而提出有效的针对性政策，以防止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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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及媒体推荐】

在本书中，斯奈德提出，成熟的民主国家间倾向于避免动武，而正在向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狂热面前则异常脆弱。本书重新审视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弗朗西斯·福山（著名政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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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重要的著作中，斯奈德很好地融合了理论洞见与历史研究，这是近年来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

——法里德·扎卡利亚（著名记者、《时代》杂志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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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对全球民主浪潮欣喜期待的时代，本书是一剂使人清醒的良药。

——《纽约时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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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构井然有序，行文清晰，因其与学界传统著述截然不同而备受关注，作者没有把“古老仇恨”视为民族主义冲突的源头，其关于民主启蒙和民族主义后果的分析非常令人信服。

——《出版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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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当所有国家都转化为成熟的民主国家时，世界就会和平吗？从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民主化有时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有时却不会。

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杰克·斯奈德在本书中通过对18—19世纪的英国、二战前的德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及一战前的塞尔维亚等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撇除历史的泡沫，重新追溯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频发的源头。

3、本书表明，未经深思熟路而仓促地向民主社会过渡，可能引起一系列民族主义灾难。在完善的法律制度、社会共识、成熟的社会团体等制度化要素稳固加强之后，我们才可能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大众政治道路。

• 作者：黑猫君 发布时间：2017-09-21 20:56:41

  核心论点其实就是一句话：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源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其他部分是大量不同国家政权的例证。可以看出，对于转型期国家来说，不考虑社会和文化，单纯的移植所谓的民主制度，极容易造成混乱。主题和例证都挺有意思，但是翻译的实在是太拗口了。

• 作者：St.曲奇 发布时间：2017-05-20 22:52:26

  这翻译，服了。长句基本都要读两遍

• 作者：鲁蔚 发布时间：2017-03-24 10:42:57

  本书加入民主反思书单（远目）。对“特殊群体”（引号重要！）生存状态的关注，让我一直在反思专制暴力和群体暴力谁更可怕，以及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少异同……心里是有一些倾向的，但是不敢说出来，书还是没读够，总觉得站不住脚。

• 作者：宫保鸡丁 发布时间：2017-01-06 14:16:49

  我感觉拿到样书的时候会喜极而泣，作者思路清爽，观点有很强解释力，很多段落看的时候忍不住拍大腿，怪不得引用率这么高，能遇到这么有趣的书真是幸运。

• 作者：江海一蓑翁 发布时间：2017-05-17 10:42:51

  本书堪称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那本《民主的阴暗面》的姊妹作，同样是以丰富而详实的案例素材，来佐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与民族主义狂热，以及由之而生的族群暴力之间的紧密关联。由此，作者并不是要否定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强调如果没有完备的配套制度体系和成熟的社会文化氛围与与之相适应，那么民主制度的引进，很可能会造成“南橘北枳”的恶果。这样的警告，非常值得身处转型期之中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们反思。

• 作者：尘尘 发布时间：2023-04-16 13:28:05

  有校对方面的错误。另外类似的案例不同法院按不同的理解判，给个说明可能更好一些。

•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读书报告

  作者：波将金村民 发布时间：2020-03-10 22:49:05

  一、研究缘起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与1991年苏联解体给予自由主义者对未来保持乐观的理由，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中，由于所有国家相互承认其他国家的合法性，战争的冲动会减少”，同时他们希望民主的传播和民主化的扩散会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这些“民主和平论”者通常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间很少发生冲突，即便偶有摩擦，也会采用文明的手段将冲突压制并解决。

  然而民主化过程并不是理想主义的“所有好东西一起来”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却是另一种景象：“火箭般的民主常常引致好战的民族主义和暴力的族群冲突”（p5），民主的阴暗面展现在世人面前，“塞尔维亚发生内战和谋杀性清洗”，威权苏联的崩溃刺激了混合民族地区的领导人寻求主权国家的建立，自由主义的公共讨论被民族主义的煽动者所绑架，民族冲突进一步加剧。一个反讽的事实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为民族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遇（p9），而民族主义似乎伴随着冲突与动乱。

  二、研究问题

  基于研究缘起的叙述，笔者将本书的研究问题概括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有何种关系？

  第二， 为什么有时民主化导致民族主义冲突，有时却不会？

  第三， 民主化时代如何避免民族冲突？

  三、内容回顾

  本书共计7个章节，在第一章的导论中，作者进行“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概念梳理，并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自视有独特文化、历史、制度或原则的人民，应当在一个政治体制内统治他们自己以表达和保护那些特性的学说”（p13）；“民族主义冲突”正是民族主义学说的“激励或评判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p13）；“民主化”一般被看作“增量的政治参与”，该词区别了成熟民主和民主转型国家（p16）。

  接下来作者进一步审视民主化与族群冲突的关系，发现“民主巩固减少了族群冲突，但是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其民主转型崎岖道路上的最初阶段却有可能增加冲突”（p19）。此外，新闻自由化升高了民族主义的族群冲突的风险（p22）。

  对于“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解释机制：“民众-对立”和“精英-说服”。作者批判“民众-对立”的观点，并具体论证了“精英-说服”观点。

  在第二章，作者分析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利用民族主义进行观念输出与说服的机制与过程，民族主义具有说服力需要满足的条件，以及民族主义可能导致的暴力冲突的结果。作者认为，早期民主化阶段民族主义类型受到政治制度的强度与精英利益能否调适的共同影响，作者根据这一论断在本书中进行了民族主义的类型学分析，将民主化时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划分为四个类型：即公民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反革命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这四种类型均能够找到对应的国家，并认为，后三种严重排外的民族主义都有可能导致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p29），公民民族主义是民主化国家民族主义的理想类型。

  在第三章到第六章，作者进行案例的分析和比较，考察了四种民族主义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历史背景以及外部条件，包括威廉一世时期至纳粹时期的德国、英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一战前的塞尔维亚；第五章关注“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化对民族主义与族群冲突的影响，分析“后共产主义国家精英们如何偏离其曾经选择鼓动的民族主义风格”（p189），并解释每个国家不同的民主化模式以及所对立的民族主义程度的差异；第六章关注“后殖民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在第七章，作者比较、评估避免冲突的不同方案，为“民主化时代如何避免民族冲突”的问题开出药方。

  四、观点论证

  4.1质疑“民主和平论”：种族民主的威胁

  作者将种族民主看作对“民主和平论”的威胁与挑战，因为“任何偏离公民民主并且趋向族群民主的运动，都会削弱民主和平”（p364）。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种族民主中，制度化的民主程序可能会因为“剥夺少数族群的权利”（p364）而被规避；二是再多的种族民主也无法在种族的文化对立中找到共同认同(p365)。

  另一个事实是：民主机制的最终结果是族群文化对立和集体差异的表达，这一结果甚至可能会加剧冲突。由于民主会使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民主的机制正式地表达出来，并导致国家权力的介入、干涉与镇压，其最终结果可能形成多数族裔对少数族裔的暴政，也有可能造成族群冲突甚至国际冲突。因此，将“民主和平论”奉为圭臬是错误的。

  4.2批判“民众-对立”观点：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作者也对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者进行了批判，认为将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摩擦归因于不同族群的文明断层线的解释是过于简单的，“文化差异不能够作为近来战争的充足理由”（p9），这似乎也对“民众-对立”和“文化仇恨”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与批评。

  作者进而论证“民众-对立”观点的漏洞，认为民族主义在民主化到来之前并未良好发育，而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崛起的（p25）。此外，“民众-对立”的观点在政治实践中存在着悖论：假定民主化之前的民族认同是固定的制度设计，其本意在于弥合、解决冲突并形成共识，然而其结果却固化了族群间的相互排斥和敌意认知。相反，“为民主化设定的不那么强调族群的制度，倒可能把认同转为更内化的自我构想”（p27）。

  4.3论证“精英-说服”观点：精英利用民族主义维护统治地位

  “只有当民族主义运动获得大众支持后，民族形成过程才具备了不可逆转的特性”,斯奈德的“精英-说服”观点认为，“民主并非简单地被民主化所释放或唤醒，它们是民主化过程中被亲身经验所塑造的”（p26），是民主化催生了民族主义。

  在民主化的早期阶段，制度和领导人是民族认同的形成关键。前者，即大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其模式与形式决定了民众形成何种民族主义意识，决定民主化带来何种程度的民族冲突。而后者——政治精英在民主化开始之后，为维护经济利益和权力地位，通过利用民族主义的说服，遏制大众民主化压力，而正如鲍曼所说，“要偏袒任何一种民族主义主张，就不可能不成为其他几个已有的或上升的民族的敌人”，民族主义能够将所谓民族的敌人排除在享有民主权利之外，从而为政治精英提供一条“受欢迎的且无需彻底民主的道路”（p27）。

  4.4政策建议的梳理与批判

  本书作者对已有的对于解决民主化国家民族冲突问题的政策建议进行了梳理和批判：作者批评了“施压并要求民主转型国家立即民主化”的建议，认为“发展能够有效克服社会分裂的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方法”（p30），而并不一定需要立即民主化；与此同时，应努力促进公民认同并保障个人权利。对于种族分隔的问题，作者认为：在民主发展成型的时期，族群差异造成制度、思想、利益根深蒂固，族群分隔或许很有必要；然而在民主化转型之前，或许族群分隔是不必要的，因为“法治的渐进发展、公正官僚体系的出现、公民权利以及专业媒体会在自由选举之后创造一个克服古老仇恨的公民的民族认同”（p32）。由于可能产生以族裔差异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与媒体市场，这些民主转型国家应避免族群基础上的联邦主义与地方自治。此外，作者建议审慎采取惩罚“人权侵犯”的策略；并归纳通向“快乐的民主化”的三条律令：富裕与现代化、具备调适力的精英、建立于民主化过程之前的自由主义制度的深厚网络（p324）。

  五、评价与思考

  “现代性孕育稳定，现代化过程滋生动乱”，如果模仿亨廷顿的这句名言来分析民主化问题，笔者似乎可以说：民主性孕育稳定，民主化过程滋生动乱。

  民主化的国家及其政治精英面临政治转型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如果政治精英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对不稳定和动荡进行规范、引导或遏制，那么政治精英的地位和利益就岌岌可危，国家的政治转型也会因为缺乏民众支持而面临失败，因而民族主义是一种成功吸引民众支持国家建设、国家转型的意识形态。

  然而政治精英推销民族主义是一种短期有效而需要承担长期风险的行动，因为精英始终面临着既要考虑如何鼓舞民族主义热情，又要降低人民直接政治参与的期望的两难问题。在民主社会所必须的制度设计缺位的情况下，民主代表制度的脆弱，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言论自由在制度化低下的环境中运转不良”（p362），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导致政治精英有机会劫持公共讨论，趋向好战的民族主义；同时精英也可能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过度承诺，甚至失去对民族主义的领导与控制，导致民族主义走向危险的境地。而作者看来，社会中先进公民技巧的大规模中产阶级、可调适的精英利益、在政治参与扩大之前就业已完备的民主制度基础，这些因素能够增加民主主义走向审慎的公民形式的可能性（p324）。

  笔者认为，斯奈德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是政治行为体的整体化。根据奥唐纳和施密特对于政治行为者的分类，参与民主化的政治行为体有权威集团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阵营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这些群体一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作者没有着重考虑精英集团内部的派系分布及其合作与分裂对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忽略了任何利益集团内部都并非铁板一块的事实，没有对精英内部的对于利用民族主义的权衡考虑、推销说服的机制进行理论化的阐述。

  二是未区分国家民主化与政权民主化的差异。斯奈德意识到公民政治参与和制度化水平的关联，但并未将国家和政权的民主化分开考虑。然而根据普沃斯基的分析，“国家的民主化涉及的是制度，政权的民主化涉及的是国家制度与公民社会间的关系”，将二者进行区分后进一步归纳和总结或许能够使得理论的阐述更加清晰简明。

  三是高估新闻专业主义对于观念市场的规制能力。即便完备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培训也不能断绝舆论话语被垄断把持的可能，反而会因新闻专业能力的增强以及技术水平的发展，形成更加全面的舆论管控机制甚至发展成熟的产业链条——例如今天的“风评控制”、“网络水军”、“话题屏蔽”等具体情形。

  对于民主化国家来说，民主之路，道阻且长，民主不是即时性的，但是需要“耐心和坚持，等待终究是值得的”（p365）。

• 历史没有终结

  作者：不系舟 发布时间：2018-10-14 16:54:44

  本书写作的背景在于90年代是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持续并存的十年，霍布斯鲍姆断言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民族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不会有太多作用，但事实上，20世纪末期的诸多争端恰恰是围绕民族主义的冲突。而这一冲突与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它直接挑战了民主和平论的观点，那些试图民主化的国家，因转型失败反而导致了危机，他们在走向民主前并没有思考该如何避免危机。为此，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化常常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以及为什么冲突有时候并没有发生（6）？作者认为：“当一国之内的权势精英需要利用大众热情进行战争和发展经济，但也希望避免实际政治威权向普通公民屈服的时候，民主化便产生民族主义”（35）。这一理论被称为“精英-说服”理论，相异于“大众-对立”，即认为相异文化的大众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有着关于国家的竞争性目标，在民主进程中容易激化多数人的暴政。

  在论证前需要明确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的概念定义，

  民主化

  即由民主转型到成熟民主，

  民族主义

  则“是一种学说，即自视有着独特文化、历史和制度，或原则的人民，应当在一个政治体制内统治他们自己以表达和保护那些独特的特性。因此一个民族就是一群视自身有着如此特质并立志进行自我统治的民众”（13）。总的来说，民族主义要包括这两个内容：文化独特性+自治主张。因此，民族主义要解决效忠问题，要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精英需要两种工具，有效的制度（养成为共同目标一起工作的习惯）和统一的思想（使人民确信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命运）”（38）。根据成员效忠及内部融合的不同，可以将民族主义分成四种类型，一个极端是以文化为效忠融合的族裔民族主义，另一个极端是以制度为效忠融合的公民民族主义，处于中间的则是革命民族主义和反革命民族主义。不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化之间的冲突激化程度不同，这往往取决于民主化程度，在不成熟民主国家，公共讨论很容易被精英所把控，而民族主义又可以维系大众的支持，“依靠他们所维系的影响力，他们会成功地建立所谓政治同化，迫使反对派接受以民族主义作为公共讨论的中介性概念”（44-45）。但这种拉拢大众支持的竞争发生在民主制度不完善的地区，成熟的民主制度则不会。“大众传播媒体的缺陷由于能为民族主义成功劝说创造机会而显得特别重要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只有当它在公共讨论的竞技场盛行之后，才能赢得胜利”（46）。一个不完全的观念市场，其供给是部分垄断的，需求是分割化的。这种民族主义说服会导致暴力冲突，包括排外、偏见和敌意等等。四种民族主义分别有其代表性案例。

  

  四种民族主义

  德国反革命民族主义

  19世纪初到中期，民族主义的观点起源并传播，“文化所界定的民族理当享有人民自治权利”，一战前则是，“需要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支持来遏止社会民主主义的威胁”（91）。后发工业化使贵族大地主被排除在这一工业发展进程之外，因此采用民族主义来应对一个活跃的工人阶级。一战后的两个迷思更强化了民族主义宣传的浪潮：1）德国之所以发动大战是外围所强加的；2）德国之所以会输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如芒在背”。诸般政治讨论又“受到那些害怕民主的精英半垄断的媒体所影响，也受制于相互间不愿意交流的分化的公众”（114）。总而言之，“在民主化初期，一旦民族主义被精英的迷思制造所占据，就很难去除了。当民族主义观念变得在民心与社会实践中根深蒂固时，自由选举和政党竞争就更可能助燃民族主义的迷思制造而非抑制”（122）。

  英国公民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是其扩张的动力，但这种扩张有着谨慎的成本考量。相比于法国直接从农民那里加征战争睡，英国税收主要征自海关和土地拥有者，通过战争还有能力偿还贷款。这种基于私人借款的高效战费筹措体系从两个方面促进了温和的民族主义：适度成本+高收益，赢得战争成为大众民族主义的基础；军事动员的成本分摊则避免计划众怒而要求立即扩大政治参与。媒体在其中的作用是，“构成一个竞争性的、整合的、有越来越多职业新闻从业者参与的观念市场”（145）。总之，中产阶级会利用民族主义诉求来换取进入政治进程的机会，既有精英也会将这种意识形态与自身目的相协调，这会激化战争风险；但另一方面，公民原则限制了对其他自由人民的武力控制，自由的言论环境也使得战争成本被反复估量。因此这种民族主义是审慎的，它更多是一种动力，而非冲突。

  法国革命民族主义

  法国的公民权是基于领土内居民和对法兰西政治原则效忠的标准，是集体主义的，发端于共同体参与。与18世纪已有成熟的自由制度的英国不同的是，法国依然“缺乏有效的制度，如常规性的选举制度，向立法官员负责的官员责任制等”（156）。各派都在制度变动中争夺权力，没有制度化授权，只能通过意识形态来打动民众创造新的授权，斗争中的王牌就在于指摘对手里通外敌，而那个被看作敌人的邻国，往往成了真正的敌国。鹰派对媒体的控制则放大了好战民族主义的观点。

  塞尔维亚族裔民族主义

  塞尔维亚的地理位置让其有着很强的民族主义诉求，卡在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又被一群企图心强烈的小国包围，奥伯立诺维奇王朝必须要保证其国民的忠诚以维持独立。在驱逐奥斯曼的官员后，塞尔维亚虽然获得独立，但是没有自己的官僚精英，处于制度真空之中。米洛斯通过复活“大会”（Skupstina）传统获得大众支持，人们反复接受这样的观念，“只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才能保护塞尔维亚民族免遭外人奴役”（172）。但塞族的民族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建构的可变的，他们把无国家的斯拉夫人定义为塞尔维亚人，将正在进行国家建设有竞争性群体的民族区隔为非塞尔维亚人，如此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

  随后作者对这个理论进行了推广，分别分析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民族主义。核心在于成功的民主化能够延缓或者消解民族主义的暴力因子，而不成熟的、部分的民主化不仅会推动民族主义，还会调动起民粹力量导致严重的冲突。所谓民主化程度体现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之中，它包括公民技巧、代议制发展还有新闻专业程度。虽然我们都知道成熟的民主化能够减少冲突，但为难的是，一个能力摆平民主化进程中种种矛盾的国家，或许也不会沦陷于民族主义的漩涡，依作者所举例子来看，成功避免冲突的国家大概不是在民主化发展上努力，而是忽略掉民主化目标，转而去压制民族分裂，掌握舆论，以此消解可能的冲突。

  我们把作者的论述精简一下，发现他指出的冲突核心其实在于“投票”，这在书名上已然点题。投票的形式令旧有精英恐惧，因为他们要被重新评估；投票营造在观念市场上争夺的氛围，当限制性制度不足时这种争夺只遵循丛林法则；不够公允、专业性不足的媒体放大偏执的观点来巩固民众。民主化的进程中，最容易实现的，或者最常被人们认为是“民主标志”的，就是选举投票，在作者看来，这样简单以投票的形式运营民主会因此引发更多的冲突，稳定的要素在于法治、新闻自由（不单是有竞争性观点，还要保证其专业性真实性以及良好的讨论平台）。从这个角度看，斯奈德大抵是认同福山的观点的，他们都把英国作为理想模型，而英国民主化成功的主要原因都在于——先发展了法治，而后才是民主。但是，在我看来，这本著作遗憾之处在于作者未能时刻维护概念的严谨性，尤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部分，民族主义已经被模糊化了，似乎一切敌对团体之间的冲突都被划归为民族冲突，同时，观念市场、制度软弱、精英强势、媒体非专业化，这一系列导致民族主义冲突的因素是较为混乱的，它们之间未尝没有相互影响乃至包含的关系，但是被作者偶尔拎出一二作为冲突的罪魁祸首，使得读者遗失重点。比如印度的例子，印度精英为何时而能够容纳大众需求，时而又被分裂的政治动员所利用？

  民主不是冲突的解药，作者明确意在提醒对民主的迷思，并且通过民主化的历程给了民族主义一个更为清晰的视角，提醒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它不是简单地诞生与消失，而是蔓延在政治的变迁之中不断增减其内容。但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粗糙不明晰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值得去探索的路还有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