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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础理论

网络治理：国家安全优先兼顾自由

——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安全立法模式的思考

——以“棱镜门”事件为视角

论被遗忘的权利

——网络信息安全的立法价值取向

中国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发展历程与展望

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人信息范围界定

加拿大的网络安全战略和法律问题

虚拟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走向和谐虚拟社会

网络实名制立法的博弈与选择

国外互联网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研究

——兼论对我国互联网信息安全立法的启示

论行政指导在网络安全管理中的运用

网络社会视角下我国应对公共事件的法治思维转型

从网络公共领域看网络立法

“网络审判”：要素、效应与应对策略

传播新技术扩散和使用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建设

——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例的考察

从“棱镜门”事件看我国的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及立法问题

智慧治理：信息社会社区治理机制创新

第二部分专题研究

关于网络安全立法的几个问题

《网络安全法》立法研究报告

关于新型恐怖活动的研究报告

第三部分立法建议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网络安全法》建议稿

第四部分前沿聚焦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安全立法模式国际研讨会”综述

徐汉明

1951年10月出生，湖北鄂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应用研究基地”、*“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席专家。长期从事社会治理法治、检察实务及产权制度创新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管理世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法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新论》《中国反洗钱立法研究》《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研究》等著作20余部；主持完成“网络安全立法”“司法管理体制”“诉讼检察监督效力”“检察保障体制改革研究”等20余个国*级重点课题；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重大课题；参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等重大课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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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 作者：草祭金风 发布时间：2016-12-26 23:48:35

  蹩脚押韵金句集。

• 作者：鼓楼的弥哈伊尔 发布时间：2009-03-20 13:58:09

  老白在书里用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话，看着奔儿亲切

• 作者：Brian 发布时间：2014-03-08 11:24:41

  不错的一本书，介绍了北京的各个名胜和吃喝玩乐。

• 作者：Tom哥 发布时间：2012-08-13 22:50:08

  考虑到第4章写得不错，尚有价值。由2星升为3星。这本翻译得很不专业，讲解得也不深入，也不系统。完全比不上崔北亮的《CCNA认证指南》。

• 作者：HH 发布时间：2024-01-14 21:11:23

  这个更详细

• 作者：庄表伟 发布时间：2021-02-12 11:33:48

  一杯好酒，一饮而尽！

• 重读《妻子们的思秋期》——来自译者的话

  作者：RORO 发布时间：2020-03-09 04:05:22

  还记得编辑倩桑给我发来《妻子们的思秋期》介绍时，我就决定接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倒不是因为我是“妻子们”之一，是我对纪实类题材一向有浓厚兴趣。这也是我喜欢看《纪实 72 小时》的热情大过追日剧的原因，真实的生活，往往比虚构的残酷，显得更残酷。

  作者斋藤茂男，日本一代名记，记录下一套12 本《日本世相》，每一本以一个群体为主题，有孩子、老人、贫困阶层，还有作为女性存在的“妻子们”，几乎都是战后日本社会里的弱势群体。斋藤想知道，在表面的繁华下，这些人是否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美好。

  作为男性，而且是日本男性，他能将镜头对准“妻子们”，着实是不得了的举动。不要说在八十年代，即便是现在，大多数人对日本女性的认知也停留在“全职太太”的设定里，且认为日本女人最合适做老婆，没什么不正常的。能在别人认为的“正常”里发现“不正常”，这很勇敢。

  很庆幸，斋藤不仅坚持下来，还得到了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全书分为两部分，《妻子们的思秋期》和《妻子抛弃丈夫的时刻》，共有十多个不同主角的具体案例。菊江和北见、多惠和水泽、理绘子和隆雄、蓝子和慎次……每一对夫妻都有不同的婚姻问题，但无一例外地，故事的最后，都以“妻子们”的自残，划破了表层的平静冰川，她们陷入酗酒、抑郁的深渊，被冰冷的孤独包围，直到快要窒息。

  而讽刺的是，没有人觉得她们是受害者，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而牺牲自己，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牺牲自己，这不是很正常吗？谈什么梦想，谈什么烦恼，太奢侈了！不要忘了，你是妻子！你是妈妈！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是的，三十年后，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版的时候，似曾相识的场景也在我们身边上演。我想，这就是我和编辑愿意一起做好这本书的最大理由。

  全书完成，一共 12 万字中文。大概用了四个月翻译初稿，大多是晚上到深夜的时间段，常常是先生沉沉睡去后，我还在书房敲键盘。

  翻到精彩的故事，不忍中途放弃，哪怕完成了当天计划的页数，还是想把整件事情说完，直到自己心满意足；男女主角吵架的片段，我会回忆自己家里的吵架句式，尽量真实地还原出中文的语气，想着想着又勾起了自己的怒气，把键盘敲得啪啪响；书里还有不少关于心理学的专业分析，一时想不到合适的中文表达，迟迟没有进展，索性休息一天。

  翻译过程中，编辑兼战友的倩桑会时常提醒我注意休息，担心我太入戏而影响正常的情绪；我也会和日语专业的她进行探讨，斟酌出斋藤先生最想表达的意思。如果没有她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不会如此顺利且高效地面世。

  我后知后觉这本书在引进过程中的艰辛。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对“女性”这个命题有不同的感受，如倩桑所说，她作为80 后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和共鸣，但前辈们却觉得男女很平权。于是，她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事实证明，倩桑的判断是对的。我在朋友圈宣传这本书时，已经有不少已婚，甚至未婚的远近朋友对这本书表达了兴趣，也在第一时间购买阅读。而她们，大多是平时看起来“岁月静好”的女性，看不出有什么婚姻的波澜。

  但翻译了《妻子们的思秋期》之后，我对婚姻的本质，“女性”的本质，在理解上跨了一大步。任何表面的美好，都可以掩饰给其他人，唯独难以敷衍给自己，正如书里的女主角。外人看起来嫁得不错，公婆帮着带孩子，如果还有份稳定的工作，还有什么不满足？是啊，我们常常这么安慰自己，应该知足了吧。可是，那么多次，还是会问自己，难道，这辈子只能做妻子，做女儿，做妈妈？我自己呢，在哪里？

  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82 年生的金智英》这个话题影片，我前段时间看了之后，在中日韩三个文化背景里，其实也就是东亚文化语境里，看到了如出一辙的表达。

  把“女性”的牺牲和放弃自己“合理化”，让勇敢发声的人显得不合理、格格不入，是最熟悉的套路。可怕的是，把“女性”的社会性别（Gender）“合理化”过程中，不仅有男性的参与，也有女性自身的助攻。

  《思秋期》里的女主角陷入危机时，很难遇到能依赖的“战友”。怕母亲担心，不说；“朋友们”也许真担心，也许幸灾乐祸，心里平衡着呢；婆婆，更不可能……就像金智英去婆家的时候，“媳妇熬成婆”的老太太早已忘记了自己身为女性曾经受过的委屈，只是把自己儿媳妇当成女佣一样使唤；而当金智英的老公提出要休育儿假期时，又被婆婆指责耽误她儿子的大好前途。不可否认，婆婆的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她早已忘了自己可能也曾想抗争过，作为“女性”的一员，也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委屈。此时作为婆婆，她与夫家捆绑在一起的利益远远大过女性结盟的利益，所以她为什么要去理解和支持金智英呢？

  不要说婆媳这对千古冤家了，连对“单身女性”我们都难以展示出作为同性的支援。结了婚了会催没结婚的，生了孩子的会催没生孩子的，动不动就拿“年龄大了会贬值”“以后老了怎么办”“女人还是要嫁得好”来“关心”同性，当这么说的时候，她们也忘记了自己也是“女性”的一员，半只脚蹋在与男性捆绑的利益之船上，她们此时已不想，也不能为“女性”发声了。

  这也是斋藤先生在《思秋期》出版十年后，发出“妻子们的革命成功了吗”这个命题时，发现的无奈现实。他说，年轻妈妈们开始追求新的成瘾物，热衷于早期英才教育，试图在孩子身上施加附带价值……这些，成了新的思秋期症状。

  如果斋藤先生在世，我想他依然会追问下去。但 1995 年他就去世了，没有看到进入 21 世纪之后，日本、亚洲更加光怪陆离的社会变化，只留下了“女性要如何改变社会，是今后最重要的课题”这样的期盼。

  是啊，作为女性，我们要如何改变社会？

  在一年前的《译后记》里，我说：无论自己当前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也无论自己的另一半是什么类型的男性，有着怎样的原生家庭，都要不断培养自己强大的内心。这种强大，不只是物质保障，更重要的是，学会不把幸福和快乐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婚姻的前提是，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一起是为了更好。如果我们没有认真想清楚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能很难找到让自己幸福的那个人。

  但一年后，在经历了陪伴身边女性经历婚姻危机后，我知道，在做好自己的基础上，还要和女性们结成最亲密的战友，因为只有女性才最理解女性。那些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微弱的“女性人权”，需要我们一起去呵护。以前我先生在听我描述一个女生时，总是喜欢问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男朋友，我即便不爽，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他不觉得这是冒犯；现在我会表达我的不舒服，会告诉他，身为女性感到不被尊重，单身与否不是我想聊的事情，也不是重点。

  在从小习以为常的男权环境里，让他明白什么是“女性”的不公正对待，的确有难度，但不代表没有希望。就像许倬云告诉许知远，哪怕一万个人里面，只有两三个人听到了我们的表达，知识分子的传统就可以传承下去。所以，哪怕只有少数女性在发出所谓的“圣母心”，也要坚持下去。

  我常常会收到来自女性的“求助”信息，关于升学，关于婚姻，关于原生家庭。我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帮到她们，但我知道，来自女性的陪伴不可缺少。正如我自己也需要这样的力量。

  也再次感谢先生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让我坚持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并提供很多男性视角。所以，翻译的过程中，与他的探讨，也让我们对彼此的“男性”“女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我们明白最残酷的真相后，反而知道如何去维系自己的亲密关系。

  非常庆幸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这本书，就像遇到一位智慧的长者。也希望，有更多人在这本书里收获自己需要的智慧。

• 一树梅花一放翁 ——从《斜阳》看太宰治的自我意象写作

  作者：风君 发布时间：2012-01-06 18:49:57

  写作者，未必能塑造出真实的他人，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 ——史铁生

  对于文学作品和作者本人的关系，一直存在两种迥异的看法：一种认为作家不应在作品中试图描写自己，否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而另一种则认为，其实作家在作品中描述的自始至终都是自己，其所创造的每个角色，都是自己性格中抽离出的一部分之化身。两者的是非对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

  若就太宰治其人而论，无疑是属于第二种“描绘自我”的作家的典型。在他的各色作品及其中人物中，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他本人心绪的无数投影。而在其代表性长篇作品《斜阳》中，这种创作行为无疑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展现，也无怪乎本书被称为作者集大成之作。

  而当我想要对此加以评论分析时，脑海中浮现的概括便是陆游的诗句“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斜阳》一书，正如书名意象直接点出的那样，是一部描写一个战后“没落贵族”家庭的生活为主线的作品，熟悉太宰治年谱的人想必都了解本作是根据太宰治的一位情人太田静子的日记改编而来。太田静子即女主角“和子”的原型。如此说来，自然可以看出书中和子恋慕的作家“上原先生”就是太宰治自己的化身。然而当我们深入作品，却发现情况远非这么简单。

  事实上，从书中的四个主要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出作者自己的影子。

  要探讨这一点，还是要从书名“斜阳”说起。

  “斜阳”给人的感觉就是夕阳西下，即将落幕之感，在文学作品中多用来喻指事物的没落和逝去，以及由此而来的凄凉和落魄。这在古代诗词中可谓屡见不鲜，最具代表性的有刘禹锡的《乌衣巷》和辛弃疾的《北固山怀古》等，所以身为中国人，是很容易理解太宰以斜阳来指代没落贵族的意图的。然而问题是，太田静子并不是什么没落贵族，因此其所指的实际上正是太宰治自己的身世。太宰治出生的津岛家，正是当地闻名的豪门、大地主家庭，父亲还是贵族院中的议员，可说是名副其实的贵族。然而对于这种与生俱来的贵族身份，却是使太宰陷入极度挣扎与矛盾之所在。一方面，豪门出身给他带来了一种有别于粗鄙大众的“精英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优越感；另一方面，这个表面豪华，实则粗鄙的家族又令他无法真正认同，并成为一种压抑自我发展的存在，“身为剥削他人以自富的家族之后”的罪恶意识和自卑感始终如影随形。

  这种自豪又自卑的矛盾情绪，在《斜阳》之中最明显地体现在主角和子的弟弟直治的身上。

  太田静子的确有一个弟弟是太宰治的书迷，但书中的直治却更多是太宰自己的化身。对贵族身份的矛盾，在直治最后的遗书中得到鲜明刻画：他既厌恶自己的贵族身份带来的与他人的疏离感和隔阂感，为此深以为苦，同时又不愿放弃这一身份，在遗书最后仍然高呼“我是贵族！”；他既无情批判那些空有爵位却毫无贵族气韵的虚伪者，却又始终对“真正的贵族”怀有不变的憧憬。简单地说，他鄙视的是物质上的贵族，崇尚的是精神上的贵族。然而这两者在其心中始终纠缠在一起，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区分。他拒斥家庭的虚伪，却又同样拒斥鄙俗的大众，转而去向心中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然而这种追求在现实中自然备受挫折，太宰治自己的人生以及书中直治的遭遇，就是写照。为了保全这种自我的纯粹，最极端的行为便是自我毁灭即自杀。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沟渠”。太宰治在年轻时曾数次自杀未遂，书中的直治最终自杀身死，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结果的不同而已。

  那么，“真正的贵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书中有一个角色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即“母亲”。书一上来，便反复强调母亲那种与生俱来，毫不做作的“贵族气质”。之后，又描写她在家道中落后看淡名利，隐退山中，安然处世；罹患重病后淡然处之，笑对生死等情景。

  可以说，母亲这一形象正是太宰治所憧憬的“真正贵族”，亦即是他所期许自己的理想人格的化身。甚至可以说，在母亲身上体现了一种“神性”

  ，这一点结合太宰治自身对耶稣基督的崇敬也就不难理解。太宰治信仰基督，并不是虔诚教徒式的付出自我的盲信，而是想在基督的教义中获得对自我的肯定。他对耶稣的情感，不是对万能的神的顶礼膜拜，而是对一个完成了自我，实现了自我的至善至美者的羡慕。因此他终究还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宗教给他的是一个完美人格的境界。然而，这个境界对他来说始终是只能仰望而无法达到的存在。书中他多次借姐弟之口说出“自己无法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的话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负罪感”。这种罪感是他所出身的家庭带给他的无法摆脱的原罪，他借书中直治的口说出：“只要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就永远象犹大一样，一生都在不安、羞愧和罪孽中度过”。投身无产阶级运动后受到的挫折，更是加深了这种罪感，令他只能以叛徒和犹大自居。（在《越级申诉》中，他甚至直接化身为犹大进行自我辩解）因此，母亲这一理想人格的化身终究难逃崩溃的命运。最后夺走她生命的病症是肺结核，而这也是太宰治自己的病，他最后的自尽与病情加重不无关系。此外，在母亲的死亡场景中，反复出现了“蛇”的形象，对照基督教中蛇的含义，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太宰治自身罪恶意识的影射。而他更是通过主角和子“蛇是自己引来”的自责，表达了毁灭理想的其实正是自己的罪恶。

  话到此处，有人或许觉得，和子难道不应该是太田静子的化身吗，为何用她来表达这种罪孽感呢？其实，

  和子的原型的确是太田，但其在书中其实也一样体现了作者自己。如果说弟弟直治是那个拒斥和怀疑的自我，那么姐姐和子就是那个依赖和接受的自我了。

  这种偏软弱的性格特征以女性形象出现也是很贴切的，事实上在《女生徒》及许多其他作品中，太宰治早已多次通过女性形象来表达自我了。当弟弟直治对母亲若即若离时，姐姐却是发自内心仰慕母亲，并为母亲的离去而感到悲恸和彷徨，这正是太宰治心中的自我理想人格破灭后所产生的强烈无助感的写照。于是，当这个理想的自我濒临毁灭时，和子便如同着魔一般地迷恋上了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人，也就是直治的老师“上原先生”，犹如落水之人死死抱住一片木板。

  不用说，

  上原先生依旧是太宰治自己，是身为作家的中年太宰治的分身。

  和子对其的恋慕，既是理想人格破灭后对现实人格的自我肯定，也是其对身为作家的自我与外界关系的期许。从之前的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姐姐还是弟弟，都表现出相当的精神病症状。事实上太宰治本人也确被其主治医生诊断为精神病。然而正如精神分析学者弗洛姆所说，比起所谓的正常人，精神病人有着更加完整的自我，他们可以被视为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用这话来形容太宰治，可谓恰如其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病态、颓废、拒斥、依赖乃至自我毁灭，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保留那个纯粹的自我，而绝不愿意去“适应社会”，去和陈腐的道德伦理以及世俗的价值观妥协。然而在弗洛姆看来，虽然精神病人是值得尊敬的抵抗者，但终究是失败者，因为他们保卫自我的方式就是自我封闭，从而放弃了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就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

  某种程度上，太宰治也是一个自我封闭者，他蜷缩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理想和至善至美的人格。然而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精神病，他还保持着一个与外界联系的渠道，那就是他的文学创作。

  通过创作作品，他向外界展现了自己的理想世界，并极力批判旧的道德和社会体系。在这里，理想和现实暂时获得了统一。他甚至希望通过作品而获得肯定，正如书中上原获得了和子姐弟的肯定一样。

  然而作为作家的太宰治也一样无法完成自我救赎，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卑，也就无法真正自爱和自我肯定，每一次自我肯定的尝试必然带来更强烈的自我否定。

  这也是因为他难以建立起真正的精神寄托。对比另一位同样童年不幸的批判作家奥威尔，两者的不同就分明了。奥威尔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信念之上，而太宰治虽然投身革命，却并未建立这种颠扑不破的信念。正如书中的和子所说，她虽然认为“革命和恋爱一样是美好的事情”，但其实并不能读懂革命的著作。她所以恋慕革命，只是因为其中所带有的那种摧毁旧世界的勇气。而当现实革命遭受挫折，他便再次陷入怀疑的泥沼，如直治一般认为“一切主义都是虚伪的”。因此，他的批判矛头无法向奥威尔那样直指社会，只能指向他自身。正如他无法成为基督，而只能成为叛徒犹大。唯有在自我惩罚中，他才能得到救赎，而在现实中，他也只能作为一个放浪形骸者而存在。并且他也清楚，这种自我放逐，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毁灭罢了。和子在历尽辛苦，找到了上原先生后，却发现后者只是一个糟老头而已，最后委身于他，也只是“可怜他”。说到底，作家的太宰治依旧无法自我肯定，依旧只能在分裂之中苦苦挣扎。

  但是，绝望之中也孕育着希望。书到最后，和子虽然从那种病态的依赖感之中破灭，但仍然决定生下上原的孩子，并“胸中怀抱彩虹生存下去”，这不啻太宰治那微弱但犹存的希望之光。是的，

  以母亲为理想构建的自我已经遥不可及，在自卑和自傲中挣扎的津岛修治已经死去，那个落魄的中年作家太宰治也终将陨落（现实中的太宰治39岁投水自尽），然而终究会有一个自我留存下去，继续与旧道德的斗争。

  斜阳已经西下，无可挽留，但第二天的太阳仍然会照耀大地，给世界带来光明！这是全书最后的升华，也是太宰治的升华。（顺带一提，现实中太宰治和太田静子的女儿太田治子成年后著有一书，叙述对象为自己的父母，书名即为《向着光明》。不说她具体如何评价自己的父亲，但从这个书名，看得出她还是理解自己的父亲的。）

  时至今日，太宰治早已辞世半个世纪以上，然而他的作品却依旧能够吸引众多读者，这是为何？

  也许是因为，太宰治的困境，恰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的写照。在这个依旧冷漠和趋同的社会中，每个试图保留自我，忠于自我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如太宰所遭遇的社会疏离和彷徨无依。

  也正因此，他那如同精神病患般无助的嘶吼才能穿越时代和国界的重重帐幔，深入到每个依旧为自我而抗争者的心灵深处；他那宁愿自我毁灭也绝不向现实妥协的执着，才能引起同样孤立无援的当代人的深深共鸣，并视其为自己的心灵代言。他是悲情的失败者，但又是高贵的英雄。他那用尽最后生命所发出的呼喊，并不是全然的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