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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介绍了基于LED的水下可见光通信的技术原理。全书共分为8章，第1章给出了水下可见光通信的基本概念和国际国内研究现状，同时介绍了水下可见光通信的系统结构；第2～8章分别从水下信道建模、调制方式、均衡技术、水下MIMO光通信技术以及水下可见光通信的机器学习算法等方面介绍了实现水下可见光通信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和关键算法，同时给出了作者所在研究团队基于本书介绍的技术理论取得的实验成果。    本书适合从事通信领域研究尤其是水下可见光通信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教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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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主要介绍了基于LED的水下可见光通信的技术原理。全书共分为8章，第1章给出了水下可见光通信的基本概念和国际国内研究现状，同时介绍了水下可见光通信的系统结构；第2～8章分别从水下信道建模、调制方式、均衡技术、水下MIMO光通信技术以及水下可见光通信的机器学习算法等方面介绍了实现水下可见光通信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和关键算法，同时给出了作者所在研究团队基于本书介绍的技术理论取得的实验成果。    本书适合从事通信领域研究尤其是水下可见光通信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教师阅读。

• 作者：Freshcream 发布时间：2019-07-09 10:48:03

  回忆西南联大那一章最好看。2019-19/24

• 作者：舟舟 发布时间：2020-07-22 21:46:14

  作文 最后记住的 就三篇…

  用上了…

• 作者：橙色 发布时间：2024-01-26 16:04:52

  開始幾篇很吸引我，不知為什麼，讀著讀著卻覺得平淡了…

• 作者：Fleurs.哼哼 发布时间：2023-12-25 12:58:44

  圣诞节礼物

• 作者：greenhands 发布时间：2018-09-16 16:18:18

  文章短小但扎实..

• 作者：千堆雪 发布时间：2011-06-10 21:42:13

  just do it

• 为病态公司开药方

  作者：小李匪盗 发布时间：2008-03-17 15:33:14

  为病态公司开药方

  【读品】

  http://www.douban.com/group/dp/

  李华芳

  刊于《财经》总第207期　出版日期：2008-03-17

  　　乔尔巴肯（Joel Bakan）打开一本病历，在姓名一栏写上“公司”二字，根据其临床诊断，主要由于“惟利是图、剥削成性”，“公司”患有漠视他人感受、人际关系不能持久、为自我利益而持续诈欺、罪恶感等心理疾病；病情进一步恶化的话，将危及整个地球生态、人类健康和社会形态，并将导致它自身的崩溃——这是巴肯在《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一书中对公司的描述。

  　　“惟利是图”和“剥削成性”指的是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追求。巴肯引用了安德森与通用雪佛兰的著名案例来阐明“惟利是图”的危害。通过一项“关于车辆油料引燃火灾相关问题的价值分析”，通用认为，不调整1979年出厂的雪佛兰Malibu型轿车的油箱设计，引起潜在事故并进行赔偿，需要为每辆车支付赔偿金2.40美元，而要确保油箱安全进行改装的成本是每辆车8.59美元。通用选择了前者，导致了1993年圣诞夜帕特里夏安德森及其孩子的惨剧。法院判定通用违法。安德森和她的孩子们因此获得总共1.2亿美元的损害赔偿和强制赔偿金。惟利是图反而得不偿失。巴肯以此为据进而认为，赢利性公司永远将其利益放在其他任何人的利益之上，因此，公司会忽视环境保护、人身安全以及其他社会公益。

  　　不过，亚当斯密说过：“我们每天吃到的面包并不归功于面包师傅的好心与善意，而是他对自己利益的关注。”从这个角度出发，私有化并让公司进入所有产业、公共服务领域，减少管制，才有更好的效率和公共效益。弗里德曼进一步解释，如果企业目标包括所谓“企业社会责任”，而承担这些责任无助于其提高利润，那么企业将会无效率。这将使企业面临关门大吉，进而引发失业，人们将无法享受企业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由此造成的社会损失恐怕要大于企业带来的“负外部性”。也就是说，即便 “企业专注追求利润能带来好处，同时由于惟利是图会造成负外部性形成的损失”，也需要比较两者的大小，简单要求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有效的做法。

  　　但巴肯提醒我们反思：有效就一定值得追求吗？尤其是在有效与伦理价值目标相悖的时候？巴肯这种反思与斯密晚年对市场经济导致道德败坏的忧心一脉相承，其指向的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公司制度在“法律与道德”缺失的市场环境中会造成恶果，公司并不是按照教科书指示来行动的。这意味着，即便对于有效的公司制度，也不能忘记法律与道德约束。公司有效性的辩护，实际上可能助长了对法律与道德约束的忽视。这种忽视，按照巴肯的说法，将对我们最珍视的商业环境构成毁灭性的威胁。

  　　从法律与道德双重缺失的视角来审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就会发现，巴肯对公司病态追求利润与权力的指责并非全无道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源于企业的“外部性”研究。按照科斯的观点，交易费用为零情况下，受企业负外部性影响的相关利益方可以与企业自行缔结合约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其重要推论是，在真实世界中，交易费用不为零，因此需要依靠法律来界定权利、明确责任。

  　　实际上，当下的企业理论已经考虑了“外部性内部化”问题。当然，由于内部化有成本，公司及相关的利益集团会游说立法者制定相对有利的法律，并游说监管机构放松相关管制。这也是巴肯所谓的“追逐权力”。如巴肯所写，“短短150年间，股份公司就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支配力的经济组织形式。”在他看来，今天股份公司正通过它们以各种手段获得的权力，统治着我们的生活。

  　　当然，经济学家会继续辩驳，这并不是公司的全部，追逐权力或游说并非唾手可得。在民主制度下，游说行为受到各方面制衡，整个立法过程也如布坎南所说是一 个政治市场。政治家作为理性人要追求选票，但选票并不是全都握在公司手里，“一人一票的公民民主”并不能被置换成“一股一票的金钱民主”。

  　　但对巴肯而言，这一反驳的前提依然是，政治市场的道德与法律约束是行之有效的。而他在第四章“民主有限”和第五章“公司无限”中隐含地认为，当下，金钱民主胜过公民民主，这才导致了病态公司占据大街小巷，充斥生活的各个角落。

  　　可能是巴肯的法学教授身份使得他在此书最后坚称，要约束公司对利润和权力的病态追逐，必须首先采取法律手段。但如前所述，法律和立法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博弈的市场过程，是公司、工会、环保组织及其他各种利益团体在政治市场上“争权夺利”的过程，这才是真实的世界。而对中国来说，相对公开透明的“争权夺利”甚至还无法实现。但巴肯的声音仍旧值得重视，反思市场和政治中缺失的法律与道德，正是社会不断演化的动力所在。■

  　　《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加拿大）乔尔巴肯著，朱近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参见财经 2008年第5期“本刊3月荐书”

  http://www.caijing.com.cn/cjzl/ds1/shuping/2008-03-14/52452.shtml

• 女人的胡子、山的根与猫的脚步声

  作者：陈毓秀 发布时间：2019-10-23 00:17:49

  法统并不是一个受中国人重视的概念，因为每两百年一个轮回的改朝换代都必然会带来法统的剧烈断裂，就好像你不能对空气征税一样，讨论一个无法实现的概念往往只是白费力气，在掌控中文世界背后的隐秘法则里，无可奈何的暴力才是最真实的统治者。

  历代的统治者并非不明了法统的重要性，尤其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伦理里，人们以君统的继承关系为核心扩展出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关系，君统的颠覆很容易动摇剩下的纲常伦理，而一旦承认统治的依据只源于武力的强大，那么也就不难推导出暴力可以任意践踏社会中的一切伦理道德，人与人之间只有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而绝大多数人只可能沦为被捕食者。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统治者也必须时刻警惕被统治者。

  历代儒生努力论证持国在德而不在力，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唤回对法统的敬畏，淡化武力在取得统治权中的作用。天命的修辞于是就这样应运而生，成为统治者的文宣工具，在五德循环论尚未臭名昭著，信用彻底破产的年代，天命成为法统的一个代名词，在统治者与儒生一同想象的世界里，天命的更替仿佛就是法统的自然承继。

  然而由于秦汉以降，统治者历来得国不正，不管儒生怎样文饰，统治者存在本身就在鼓励人们觊觎至高无上的帝位。恶例即开，就很难让沉默的大多数忘记历史的真实，奥威尔所谓双重思想在东亚其实早早就被发明出来，无奈前现代的统治技术无法做到控制与删改一切信息，于是战国时燕齐方士发明的天命一词，最后演变为暴力的另一种委婉说法，人们同样是这样理解所谓人民/历史的选择。对于自身所身处的现实，人们心知肚明，统治者同样心知肚明人们的心知肚明。

  但这就像皇帝的新衣，做得而说不得，很少会有人真的会去拆穿他们，也可能只有死读书的儒生才会真正去信仰这一套。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历史印象里，儒生始终与迂腐逃脱不了干系，就是因为儒学往往脱离现实。儒学在中国历史中起到的一大作用是，它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变成他的信徒，并由于这套理念大大脱离现实于是削弱了他们在现实中的生存能力，而没有儒家可能这群人依然还是一群好人。真正按照儒家学说进行统治的君主，往往会落得徐偃王、宋襄公、梁武帝式“行仁义而国亡，天胡为此醉”的结局，最后成为野心家嘲讽的反面教材。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批评中国古代以道德而不是法律治国，但以道德治国并没有错，如果我们知道北美清教社区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北美殖民地许多社区始终都是以道德进行自我治理，并行之有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儒生鼓吹的道德如果不说从来没有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很难在古代政治中被落实，伏地魔如今鼓吹以德治国，被人哂之以鼻，原因同样如此。

  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关键：双重规则，从朝堂贯穿到地方社区，明面上的规则受到所有人提倡但没有人去落实它，真正支配所有人行为的隐秘法则却不能启之于口，东亚社区中常见的虚伪、奸诈、犬儒，都是这种现象的无意识后果。晚清时候许多来华的传教士的书里就记载了他们对中国社会观察后产生的如斯困惑，后来成为鲁迅一代五四作家批判中国人国民性的依据，启蒙运动时期许多不满部分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宣传成理想国的观察家，批评中国人奸诈、虚伪，其依据便是对这种双重规则的不满。

  但这很难说是中国才有的国民性，如果我们观察埃及、伊朗、印度等法统同样遭受多次剧烈断裂的古代文明后裔，不难发现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这样的双重规则的现象，隐秘规则而不是表层规则才是当地人的统治者。换句话说，如果欧美同样有法统剧烈更迭的历史，那么他们的下场应该也会跟我们一样。

  启蒙作家经常做东西方的比较，在他们的修辞里，所谓的亚洲人或者说东方人——地中海以东所有地区，不如欧洲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更加勤劳，但是没有欧洲人一样的正直与勇气，缺乏公民特质。启蒙作家往往将原因归结为地理，这成为后来马克思批评地理决定论的根据之一。只是作为一名西欧中心论者，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启蒙作家的观察，他只是将原因归结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但是儒生们自始至终坚持他们的信念也不是没有好处，那就是他们活的理直气壮，死的心安理得（大概吧，其实也未必。试以诸葛亮与荀彧作为对比，荀彧就像古代许多儒生一样，为了避免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于是生活在自己想象出的世界之中，他将曹操比附为古代的贤主，匡复汉室的英雄，一生兢兢业业为经营曹操的事业奔走，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的主君其实才是对汉室危害最大的奸雄，然而此时一切已经悔之晚矣，更令让人尴尬的是自己的主君之所以有能量危害到自己一心想要匡复的汉室，大部分功劳应当归功于为其辛辛苦苦经营出完整的官僚与后勤系统的自己。荀彧的后半生始终在坚持心中的理念与无法违抗的现实中挣扎，最终只能选择郁郁而终。

  诸葛亮就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阴影，他选择刘备就要比荀彧更有心理优势。虽然在我看来，刘备很可能也是朱棣式人物，但篡汉的终究是曹丕而不是他，因此自始至终都有大义名分，诸葛亮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不必落入荀彧、钱谦益、陈寅恪式心灵困境，后半生始终徘徊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的自我谴责当中，在志向与现实里痛苦挣扎。诸葛亮能够预期到后人会以其为向往怀念的榜样，现实的失败和困顿在这心理优势面前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起初也不曾想过自己会成为篡汉的奸雄，在他亲笔所撰，兼有自传色彩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里提到自己最初的志向不过郡守，最多”汉征西将军曹侯”罢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曹操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种对他们微不足道的地方作伪会损及文学赖以为生的微妙感情，或者说真性情，是以古今天才不屑为之。只是命运却将他推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权臣位置，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剖白内心时感慨当自己处于这个地位时，进亦不能，退亦不能，否则战乱之中得罪的人太多，性命与子孙很难得到保全，

  曹操有这样的忧虑是可能的，但在统治古代中国的隐秘规则里，既然你处在这样极具嫌隙的位置，并将皇帝架空成事实上的傀儡，那么所有人都会怀疑你图谋不轨，并且这种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因为法统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屡次崩坏，除了少数人以外很难得到真正的信仰，踏出禁忌的一步不会面临多少阻拦。既然如此，也就不能阻拦他人恶意的揣测。

  这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与日本不可想象，最多只会出现幕府式政治，由于君统的稳固很少被破坏，对王位的争夺也就很少会危及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异常稳定，君主不必时刻担忧觊觎者的威胁。中国很难出现君主立宪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可以理解强有力的僭主，却不能忍受软弱的虚君，君主一旦失去保护自己的武装，便只能沦为所有人鼎中之鹿。

  很有可能曹操临死前对汉室还存有敬畏，但他既做不成伊尹周公，也不敢成为王莽，就只能在两难之中挣扎，曹丕没有父亲青少年时忠诚汉室的教育，耳濡目染的是曹操对汉帝的架空和凌迫，因此更加毫无顾忌。恶例既开，就不能阻挡野心家对魏室的觊觎。司马氏父子同样处在当年曹操的位置，最终司马炎篡魏时，却没有遭遇曹氏父子一样欺凌孤儿寡母的骂名，无非是因为继承曹氏父子的余荫，人们往往更在意始作俑者，秦始皇的暴政并不比汉武帝以及后世帝王更有想象力，但因为他是首开恶例者，所以承担了最多的批判与抨击。是以，子贡会感慨君子耻居下游。

  如果说魏晋之时的中国人与后世相比有何不同，可能在于这时的人们尚有节操，荣誉感与羞耻心，尚未像后世一般司空见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以汉室与魏室在退位以后尚能得到较好的待遇，直到刘裕篡晋，因为出身庶人的缘故，内心缺乏安全感，是以对晋宗室斩尽杀绝。在皇帝变成一个高风险的职业的过程中，宋武帝对此功不可没，人们对他做出的伟大贡献理当有所纪念。

  不过既然参与这场权力的游戏，就应当愿赌服输，虽然晋室下场凄凉，对自己德性所能匹配的结局却早有预见：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明帝时，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晋前世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叙述了司马懿的业绩和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大惭，把脸埋覆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认定世间诸事不过虚幻空无的魏晋玄学以及日后大昌的浮屠之辞在三国时代开始兴盛，可能未必只是偶然。传统的解释往往侧重战乱之频仍，人世变幻之剧烈，但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源于乱臣贼子的现实与儒家伦理在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心中激烈冲突与挣扎，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一种手段以求自我欺骗，安慰心中饱受煎熬的良心。但他们又知道自己在自我欺骗，最终只能愤世嫉俗，不阿于世，竹林七贤受人追捧，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潇洒风度，同时也是源于这一群人与曹魏关系密切，他们的放荡戏谑之辞实则是对把持朝政的权臣的无力嘲笑与反抗。

  日后，山涛背叛朋友入仕司马家，在成为尚书令以后举辟故友嵇康，却换得嵇康一纸《绝山巨源书》，以前读《世说新语》，不明白嵇康为何如此绝情，后来读《晋书》才知道这背景是因为高贵乡公曹髦不满司马昭把持朝政，绝望之下率领数百内侍造反，最后被贾充所率军士成济所弑，虽然东汉以来法统与皇帝的权威日渐衰退，弑君在当时依然不可想象。事后，为堵天下物议，司马昭杀死了成济以显示这并非自己本意，虽然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嵇康这一封《绝山巨源书》，实则如同日后庾纯对贾充的质问：”高贵乡公今何在？”

  当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派曹氏后人曹灵诞用刀架在脖子上时，不知他是否想及魏高贵乡公在乱军之中绝望的双眼。他的命运并不是一场血腥游戏的终结，而是戏剧平淡无奇的开场白，将多少穷凶极恶娓娓道来，随金陵王气，汉魏衣冠一同埋葬。对法统的敬畏失去以后，中国人就集体陷入囚徒困境之中，我突然想起陈升的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再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