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孩子爱看的漫画史记（全5册）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本套书取材原著，按照历史时期分成五册，通过生动有趣的Q萌漫画将历史故事娓娓道来。书中人物故事完整，文字简练易懂，所涉猎的知识涵盖史学、文学、哲学等，好看、有趣又实用。此外，书中特意摘选了相关故事的《史记》原文，摘出众多常用成语，加以注释和翻译供孩子学习和运用。

有了漫画故事基础，再看文言文不仅不难，还能扩散思维，获得新的见解。这套书真正做到了让孩子读要读得快乐，学要学到东西。

1 华夏先祖创业记

2 乱世春秋争霸记

3 战国七雄兼并记

4 秦朝统一大业记

5 西汉开疆扩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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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微微 发布时间：2009-01-04 00:38:48

  插图小而且是黑白灰的根本看不清楚。

• 作者：琴酒 发布时间：2022-06-03 10:18:40

  就很有趣。纯粹知识的部分有一些我以为我知道但我是糊弄过去的东西，比如辐射量和患癌率的关系，比如链式增长的应用。也有一些我尤为喜欢的早期科学史，比如提到最初一版《物种起源》里达尔文根据安第斯山脉上的贝壳化石推断地球历史最少有3亿年。这个结论一出立刻被物理学界批评，理由是如果地球年纪有这么大，那么不管太阳的能量源是什么，太阳也早就烧尽了。这一批评致使达尔文在后来的版本里删去了这一结论。就展现了近代早期科学史最有趣的地方：人如何栽进各种各样按照理性推断异常正确的错误里去。各种意味上都很好玩，复活了许多已经忘记的物理。遗憾是选择题没看见答案。令我燃烧的做题家之魂无从下手……

• 作者：几度雨停 发布时间：2023-12-06 10:55:17

  季老的文字，如他自己所述：虽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但其中绝无毒药，绝无假冒伪劣。读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 作者：水如天 发布时间：2021-12-04 02:56:58

  实用简练

• 作者：出发 发布时间：2012-12-23 22:04:43

  书里有不少错误；有的评估方法太过理想化无实用性

• 作者：童子 发布时间：2016-12-06 16:16:10

  第25刷时建议中信给书改名叫《给青年的诗》。

• 转：闫红 《施耐庵是个技术派》

  作者：时间的玫瑰 发布时间：2014-05-22 19:20:22

  有次在某个饭局上，聊起《水浒传》，一个女同学说，她不喜欢这本小说，那些杀人放火的强盗们，哪是什么英雄好汉？

  这种声音听到过很多回，我记得我也曾经这样想，直到后来，我发现有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坏毛病，他们喜欢捉弄读者，不喜欢好好说话。以曹雪芹为例，如果不是他文字间设下那么多埋伏，后世读者何至于为“拥钗”还是“拥黛”几挥老拳？更不要说还有“拥湘”的周汝昌老爷子横插一杠子，恨不得曹雪芹转世，给个标准答案。

  就算转世，曹雪芹也不会给。我这么猜测。如果我是个现代派雕塑家，我会给曹雪芹的嘴角加上一只狡黠的烟斗。

  据说吴承恩也是这样，我的朋友陈思呈多次说，他也不是个正经人，不会给读者一句正经话。详细内容，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我这里说的是，写《水浒传》的施耐庵也不例外。

  没错，施耐庵口口声声“梁山好汉”，又说他们的旗子上打的是“替天行道”，但这些，都不过是作者打的马虎眼，也许他需要用这些正义的旗号，吸引对“是非善恶”有所诉求的读者入门，也许，他正是以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来跟读者开个大大的玩笑。

  若是首先设个道德门槛，梁山上的人大多与“好汉”无缘。最典型的是那个李逵，他救宋江劫法场，一口气杀了几里地，作者特地写他“也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用现在的话说，他同时袭击了平民。连晁盖都感到不安，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李逵不听他的，“一斧儿一个，排头儿砍将去”。这且罢了，等他们这一干人等逃到江边的庙里，只因庙门紧闭，他就到处去找庙祝，要把庙祝杀掉。

  作者像个好画家，一再皴搓晕染，写出李逵天性里的残忍。刚才这是大场面，写得概括，接着，梁山上的人活捉了那个揭发宋江的黄文炳，李逵将他开膛破肚，从腿上开始凌迟，炙烤下酒，真令人头发根都竖起。黄文炳固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作为大宋朝廷的公务员，发现宋江题反诗予以揭发，也是他的本分，李逵这样结果他，少了点人味儿。

  不过黄文炳到底与李逵有仇，李逵报复得凶狠点，也还有可恕之处，他最该天打雷劈的，是残忍地杀害了沧州知府那个四岁的儿子。

  虽然看《水浒传》时，习惯站在梁山人的立场上，觉得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但那位沧州知府却未见明显道德污点，而且，面对因为庇护雷横而被流放的朱仝，他流露出了明显的好感。

  他的好感是因朱仝的相貌而起。朱仝“生得不俗，面如重枣，美髯过腹”，这形象，跟关羽一个路子，厚道踏实，知府的审美里，也透着他的道德取向，起码是性情中人，换个贪官污吏，感兴趣的只会是真金白银。

  不但他对朱仝感兴趣，他四岁的小儿子对朱仝也平白多几分亲热，伸出小手，“只要这胡子抱”。小儿求抱，最是暖心之事，何况那孩子“生得端严美貌”，想来必是萌娃一个，但凡有点人心者，都不可能不生出些许柔情，难中的朱仝，应该更多几许感激。

  从此后，他见天抱着那个小孩溜达，对于一个囚犯，这是难得的自由。他口袋有钱，给那小孩买些梨枣之类，若是那小孩日后能长大，回忆起被这胡子扛在肩上的人生，想来十分温馨。

  但如我们所知，那孩子没能长大，十五天之后，梁山来人劝朱仝入伙，他不干，李逵把那孩子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当头劈成两半。作者特地写了那孩子那天的穿着打扮：“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着两条珠子头须”，金圣叹都批注“写来可爱，便有活小孩在纸上写”。

  我觉得施耐庵是故意的，他故意要把那孩子写得栩栩如生，要读者憎恶李逵的兽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施耐庵其实是讨厌这个人物的吗？似乎又未必，许多时候，他描述李逵的率直天真，时常有。如此可爱的憨态，如此一来，有些读者不免迷茫，善恶是非标准在哪里？就不能学着点金庸，你看人家态度多么明朗，善恶多么清晰？虽然査氏也写到邪教里的赵敏，名门正派里的岳不群，也是让你能够一眼辨识出的。

  可是，施耐庵有什么办法呢？世间就有李逵这样的人，又邪恶，又天真，甚至于，他的邪恶，正是出于他的天真，他没有那么复杂的头脑，像兽类般天然，也像兽类般残忍，施耐庵没有打算对他进行道德评判，他只想真切地描述出这样一种人格。

  是的，整部书都是这样。作者只是想刻画这样一种众生相。说善恶是非是没有意义的。官府固然鱼肉百姓，梁山人的“商机”也来自于那些无辜路人，而孙二娘上山之前，开在十字坡的人肉包子店，又曾要了多少无辜者的性命。看《水浒传》，最深的感触是，这个世界不会好了。若你混不到一官半职，又没有“梁山好汉”的体力功夫，就只能活在被他们夹击的恐惧之中。

  在这样的世道中，再说善恶毫无意义，一个过于聪明警醒的作家，不可能为任何一类人歌功颂德。唯一的路径，是做一个技术派，不谈道德，只说技术。

  所以，梁山泊主角们，都有若干场扬名立万的打斗，场场都被描写得那么精彩，而不像《西游记》里师徒遇到妖精，多是先打上一场打不过就去找观音的套路。鲁智深打镇关西，打得异彩纷呈，作者用声音、色彩、味道来形容那场景，正符合鲁智深又热闹又喜感的性格；武松血洗鸳鸯楼，一口气杀了张都监家包括马夫、使女在内的十五口，整个杀人过程，机敏、冷静，快意恩仇，让你不觉间顺着武松的感觉游走，忽略他滥杀无辜的道德瑕疵。

  技术派的手法同样用在大众心中的反面人物身上，像那个挑唆西门庆勾搭潘金莲的王婆，十足是个坏人，但你看她款款地对西门庆道出“捱光”十策，用现在的话叫做“泡妞宝典”，由不得不肃然起敬，真他妈的“最强大脑”啊，这是怎样一种人生经验的精华。难怪西门庆当时就叹服“虽然上不得凌烟阁，端的好计”，将她与长孙无忌、房玄龄们做比，而王婆后世亦有知音，黄永玉就曾在她的画像上题道：“王婆聪明，干啥都行。”

  技术派的作家是得意的，他不屑于提供低成本的道德消费，懒得满足低层次的道德诉求，而是凭借着外科医生般精准的技术，开出一条新路；技术派的作家又是悲观的，华彩的炫技之后，真的不需要任何解释，来解释这个荒谬的世界。

  牛逼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但有意无意的，施耐庵还是请来命运做帮手，帮他解释技术所不能完全解决的那种荒谬感。比如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这段孽缘，除了有王婆的“捱光十策”的推波助澜，最主要的，还是命运使然。

  都知道祸起潘金莲用挑帘子的竿子砸中了西门庆的头，但你要注意一下，会发现，是武松为了防止潘金莲红杏出墙，特意叮嘱她等武大郎一出门，就早早收了帘子。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武松的未雨绸缪，潘金莲还不至于这样不早一步不晚一步地跟西门庆遇上。命运在那儿摆着，人的努力只会显得徒劳。

  这样一说，似乎更为悲观，既然命运做主，其他的一切就不再有意义。但“命运”一词，亦有正面意义，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所以，当李逵天真邪恶如兽类，作者也给他安排了兽类的命运，他唯一的软肋是他的老母，作者就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母亲被老虎舐得只剩血淋淋的两条腿，他最信任的人是宋江，作者就让他死在宋江手上。而那些有温暖情怀的人，作者会有有意无意地庇护，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朱仝，他为人仗义，性情温暖，招安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升为保定府都统制，还有那个鲁智深，他虽也剪径，却从未当着读者的面杀过无辜者，最后含笑坐化，我理解为这是作者送给他的一份礼物。

  技术派加命运说，是我看《水浒传》的两个点。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水浒传》捧在每个人的手中，每个人的阅读总是与自己的体验阅历相关，每一个人的水浒传都应该被允许存在。当然，习惯了给人出标准答案的学者也许不这样看，但那已经与我的阅读无关。

• 【转】安东强：张之洞《书目答问》本意解析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8-21 14:18:02

  作者简介：安东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10年12期。

  光绪初年刊行的《书目答问》一书，对晚清民国学界影响深远，迄今仍是研习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书籍，学人亦多有研究。因问题意识与研究角度的差异，既往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该书所涉版本目录学内容。不过，晚近以来的版本目录学家已注意到，《书目答问》的取材编排，较多列举清人著作和通行常见版本，与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并不一致。版本目录学家对此颇为费解，甚多质疑与指责，如叶德辉著《书目答问斠补》，专对《书目答问》收录书目的版本指摘订补，以为原书所列多非善本，又称《书目答问》“讹误甚多，鄙人有校正之本”。更多学者从校勘角度对《书目答问》进行了大量的校正与补充工作。

  其实，版本目录学家的批评，恰好可与张之洞早年对《书目答问》的定位相互印证：“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这说明，作者在编写《书目答问》时，本意已与一般的指示学术门径的目录学著作有异。但众多研究者纠缠于《书目答问》著作者问题的争论，忽略了深入考究《书目答问》的编纂旨意及其回应对象。所以，如何理解张之洞称《书目答问》“作公牍观”的深意，需要将《书目答问》置于晚清文教盛衰的时局下整体考察。而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重新检讨解读相关史料之外，尤须注意张之洞当时的“四川学政”身份。

  笔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追溯《书目答问》的编纂原委、厘清晚清学政职能转变的史实，进而剖析张之洞刊刻该书的真实意图。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年（1876年），《书目答问》首次刊于四川，此后颇多翻刻本与校补本。民国以来的学人往往把《书目答问》视为目录学著作，以为读书治学的门径。这种认知，在张之洞有生之年便已出现。张之洞在湖北两湖书院的门生江人度曾作《书目答问笺补》，称：“目录者何，即读书之门径也。张南皮师《书目答问》，尤门径之精者也。”他还上书与张之洞讨论目录学体例问题。

  有学人已注意到，张之洞本人对《书目答问》的态度在早年与晚年也有所不同，早年曾自嘲说《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晚年则称此书，“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实际上，张之洞早年的“公牍”之说，可能更接近事实，晚年所论则显有偏差。然因其早年所论常被后人视为谦词，多有忽略；晚年的说法，与后人视《书目答问》为指示门径的目录学著作的观点颇多暗合（尽管后人对《书目答问》体例与取材编排有所异议），所以被接受度反而较高。

  揆诸史实，后人对《书目答问》的这种认知实有偏差，其原因除张之洞本人态度的转变外，后人对《书目答问》做目录学的诠释当是重要原因，又或虽交代成书与刊刻的时代背景与张之洞当时的身份，而不能解析时局与文本的具体联系。因为上述局限，后人往往不能深入考察张之洞早年视《书目答问》为“公牍”的历史内涵，以致无法探知张之洞的本意。

  欲深入了解张之洞《书目答问》的本意，必须明了编撰者的角色与身份。虽然《书目答问》在光绪二年问世时题署张之洞撰，但关于该书的真正作者，目前仍有分歧。大致而言，观点有三类：其一，张之洞自撰；其二，缪荃孙代撰；其三，张之洞立意，缪荃孙等人襄助，由张之洞定稿。自撰说可信度不高；而代撰说虽为缪荃孙、叶德辉等人坚持，但经过陈垣据张之洞信札和缪荃孙自我陈述的考证，此说也难以成立。有学者综合众说，认为缪荃孙确实参与了编撰《书目答问》一事，同时还得到藏书家章寿康的帮助，但是，“三点应属历史的事实：第一，《书目答问》的总体构想出自张之洞的策划；第二，《书目答问》的学术取向顺应张之洞的爱好；第三，《书目答问》的取舍评骘经过张之洞的裁定”。

  问题的关键在于《书目答问》的成书过程。目前限于材料，只能见到某些片断。缪荃孙曾回忆该书的编撰缘起：同治末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时，“诸生好古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者为善，谋所以嘉惠蜀士，并以普及天下学人，于是有《书目答问》之编”。缪氏述说张之洞编该书的立意虽有待商榷，所述该书缘起则大体尚允，即出于张之洞的构想，当无可疑。

  《书目答问》成书前，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曾编纂过《发落语》，用以训饬应试生童，因“学政按试毕，集诸生于堂，行赏罚，申以董饬，名曰发落”。然学政发落时间有限，“不能尽言”，并且诸生众多，“到者不能共闻，闻者不能悉记”，遂把诸生应当谨记慎行的要点并为一书，分《语行》、《语学》和《语文》三篇，后鉴于《发落语》取名过俗，遂改称《穒轩语》。其中第二篇《语学》之中，已有指导诸生读书求学的门径，如特地指出：“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书目答问》一问世，便有人注意到张之洞接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意思。如《书目答问》刊行的次年，李元度便指出，张之洞督学四川，“作《穒轩语》，训士先行而后文。又因请业者众，为《书目答问》，其部分眂《四库书》稍变迁之”。张之洞在湖北两湖书院的门生也称：“南皮师……本《四库提要》之旨，斟酌损益编为是书（即《书目答问》——笔者注）。”

  不过，《书目答问》的取材却与《四库提要》多有不合。张之洞自诩《书目答问》：“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其书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朱维铮认为张之洞实有掠美之嫌。清代中期，邵懿辰曾将四库未收书目、后出书目及已收书的其他校注本签注于《四库简明目录》眉端，并广为流传。张之洞就十分熟知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书。据缪荃孙回忆，编《书目答问》时，曾与张之洞论及邵著，张之洞“推为淹雅闳通，如数家珍”，深悔没有传录邵著，否则《书目答问》的条目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由此可见，《书目答问》的编撰，在理念上固然与邵著有所差异，而在取材方面却与邵著相近。

  《书目答问》究竟撰于何时？据《〈书目答问〉略例》所署时间和缪荃孙的回忆，张之洞当是在光绪元年利用岁科两试的余暇，乘学政循例歇夏之时组织编撰《书目答问》，耗时不多。清代学政在任三年，须举行岁科两试，遍历省内各个考棚，甚为辛劳。同治十三年年底，张之洞在致京师好友王懿荣的信中，论及四川学政一差，叹道：“弟今年以来，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按试四川各郡，不仅事情繁琐，道路险远，而且弊端甚多，“此差殊非乐境，他日吾兄登第出使时，当自知之”。因为光绪二年举行恩科，张之洞在光绪元年七月回省城录遗（是科因顺天学政钱宝廉奏请随棚录遗，所以张之洞省城录遗的事情骤简），循例歇夏，至九月再出省按试。而在该月，张之洞已写定《〈书目答问〉略例》，详细说明本书所收体例及所收书目两千多部。大约在此三个月的时间里，张之洞和他的助手们基本完成了《书目答问》。

  缪荃孙当时在四川总督吴棠署中充幕僚，于光绪元年八月间拜入张之洞门下，帮助撰写《书目答问》，“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也”。九月以后，张之洞出省按试，缪荃孙再度赴京参加会试。这时的《书目答问》虽“未惬心贵当”，大概已粗具规模，后经张之洞作“略例”，并裁定去取，于次年在四川刊行。书刊行当年，张之洞给北京的王懿荣寄去一本，请其教正，又托转交缪荃孙一本并一函，“属其订正”。可惜此函今尚未得见。

  二、教士之责

  尽管有学人认识到《书目答问》的所教对象原为治举业的士子，不过问题还在于如何教导，以及为什么选择此种方式教。《书目答问》刊行后，处在四川学政任上的张之洞一再强调此书只能“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之所以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因为“职司所在”。张之洞此语道及晚清学政目睹时局艰难，愤然振发教士之责的尝试与努力。

  学政之责，本在于通过衡文校士，“考德行、讲文艺、广教化、美风俗”。清初，清廷敕谕学政“提督各府州县儒学，尔尚端执仪，崇经术、精藻鉴、勤课程、严饬责之条，公奖拔之典，毋眩华而遗实，毋避怨以市恩，俾学术还醇，士有实用”。在实际作为上，近人曾将学政分为上中下三类，“迻风俗，铸贤才，正学术，其上者也；尊耆贤，表先哲，励诸生，从其化者通经致用，袭其美者文采风流，此中者也；若文学足通诸生之为，奖拔不谬才秀之选，循故事，蹈常科，此下者也”。“循故事，蹈常科”即指仅仅专注于考校。事实上，学政在任三年，须举行岁科两试，“终岁不得与士子讲论劘切，神疲于驰驱，而精敝于考校”，或仅仅因循故事，于考试“去取无大差失，翕翕然群奉为能”。

  张之洞出任学政，立意取法乎上。早在湖北学政任上，他就深感“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张之洞进而将其立意落实，在学政任上的作为得到时人的肯定。曾国藩致许振祎函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至移轩巴蜀，张之洞第二次荣膺学差，“查四川省分人文素优，惟棚数较他省为多，弊端亦较他省为甚。至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极力讲求。臣惟有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不愿仅仅以考校为是。

  光绪元年，张之洞岁考一周，有感于“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特编《书目答问》以告之。他有意指导士子们读书的门径，于诸书名及版本开示详明（尽管不无谬误）。既有研究在考订与补充书目及版本的问题上最为深入，然而，这种研究取向无异把该书当成一张读书单，不免误解张之洞指示门径的着眼点。张之洞早在光绪二年便说，其意不在于只是开一张读书单，于书目“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用以指示门径。

  真正理解张之指示读书门径的立意，不在于斤斤计较所开列的书目版本，而需要体会“类例”。近代目录学大家余嘉锡十分推崇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的是，他特别注重《书目答问》的类例，认为该书与郑樵取前人“艺文志”、“经籍志”合为一编的用意相近，均在于“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实际上，《书目答问》在类例上确实有仿照郑樵的痕迹，甚至个别类例则直言仿效郑樵，如讲金石之学，便是“依郑夹漈（郑樵）例，别出一门”。因为张之洞与郑樵面对的读者对象不同，因而用意有异。概而言之，郑樵所作为古人之意多，而“张氏之类例，在慎择约举，以使初学者分别书之缓急，为今人之意多”。这是张之洞《书目答问》的本意之一。

  学政之责，除按试生童外，还有考核学校教官的责任。张之洞的本意之二，便是为诸生选择儒师。《书目答问》附录的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历来被后人视为张之洞心目中的“清学史”。有学者甚至有意按照此篇目来编一部清代学术史。批评者亦往往据此讥讽张之洞学识不高，于清代诸家学人的流派安置不当。

  从张之洞的立意来看，这篇《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主要是在谈如何为诸生择师。学政既掌一省学校政令，岁科两试，整饬士风，同时亦有慎察师儒，举贤黜劣之责。但清代府州县学教官，职微薪薄，得人甚少。虽然朝廷从清初就强调整饬各直省府州县学的教官，但到清末都未见成效。无怪道光年间有御史奏请“教职一官向属闲曹，于岁科两试外，毫无所事”，请添其职任。但反对者以教官多老而迂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今人研究证实，清朝各府州县学的教官虽于教育之责甚重，却“往往位卑职微、年迈力衰，处于边缘地位，地方大吏亦往往视为无关紧要之职位而加以优容……而这种权轻责重的矛盾使得教官难以切实履行职责，既不能履行教导生员之责，又罕有管理约束管理生员之实”。

  张之洞巡考四川时，“屡有诸生求为整饬乡塾，选择良师”。他深知整饬此事不易，“无从措手”，几经考虑，量为变通，为诸生开列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所列清代诸位学人，“即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可见，张之洞的本意在于勉励诸生读书问学贵自得师。

  当时，浙江台州知府成邦幹读《书目答问》后，能得其意。他指出，“盖汉儒授受，首重师法”，张之洞“提举学校，教育人材，蔚然为根本之计，于是乎全蜀之士乐得有人师矣。岂惟蜀士，海内通人咸矜式之，然则先生是书，不第为学僮训也”。所以成邦幹在浙江重刊《书目答问》，裨益士子。

  晚年的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中直接称，编《书目答问》是要令有志于学的士子“读书即可得师”。这一点倒是与初衷不相背离。

  在四川学政任上，张之洞既编《穒轩语》、《书目答问》，又办尊经书院。形式虽然有別，用意却一致，均有感于“使者奉宣德意，诚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然岁、科两试能进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补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详，发落不能尽，仅校之，非教之也”。张之洞出任学政，不甘心只是衡校文章，而是有心教士。经过他的苦心经营，一改巴蜀学风，成为近代“蜀学”兴起的重要原因。他本人也成为扭转晚清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

  三、“更有深意”

  《书目答问》问世之初，张之洞在写给王懿荣的信中声称：《书目答问》虽意在指示学术门径，但“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在《劝刻书说》中，张之洞劝导“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事实上，刊刻书籍的事业欲达致不朽之境，也需要择秘籍、选精本、延请通人校勘正谬。虽非著述立说之繁难，实际亦不易为。但至少可据《书目答问》列举的书目、版本，“随举一类，刻成丛书，即亦不恶”。或许，张之洞还担心士绅不欲从事刻书，又称“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诱使士绅及书坊书商大量刊刻书籍以保存、传播文化知识，在追逐名利、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行善积德，正是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的“深意”。

  张之洞的“深意”与晚清时局大有关系。咸丰、同治之际的军事战争给晚清的文教秩序带来近于毁灭性的冲击，江浙及西南、西北各省较之于其他各省尤其惨烈。当晚清中兴诸臣逐步戡定乱局，恢复清廷统治秩序的同时，一些士大夫乐观地以为大清王朝的中兴时代到来了，奏请朝廷饬令各省督抚学政大兴文治，以润色中兴。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范熙溥认为清廷重新振兴文教的时机已经成熟。

  自咸同之际战乱以来，“各省士民流离转徙，学业半荒”，至东南诸省以次肃清，成为整顿各省学校书院秩序和振兴文教的有利时机。后经礼部议准，饬令“军务肃清省份”，将所属书院妥为整顿。次年，江苏学政鲍源深视学江苏各府州时，发现“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籍多散佚……如江苏松、常、镇、扬诸郡，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小书肆，所刊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而“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鲍源深意识到后果极为严重，指出：“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因此，他奏请清廷敕令各省疆臣及所属官吏刊刻书籍，作为各省要务。清廷随即饬谕“各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清廷谕令详切，遭受兵燹的各省督抚次第办理，由此掀起各省倡办官书局的风潮。

  早在同治初年，一些督抚已有设置书局刻书的举措，但直至鲍源深的奏请提倡和清廷的饬令劝勉，各省官书局的创办和刊刻书籍才蔚成风气。其中，湖北官书局的成就令人瞩目。同治六年十月十五日，即清廷谕令各省办理书局之后，署理湖广总督李瀚章和湖北巡抚曾国荃即“开设书局，派委候补道张炳堃、候选道胡凤丹，妥为经理”。同治八年五月，新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再次陈明湖北省城书局次第刊刻书籍，以光文治的情形。湖北书局刊书的成绩为当时所称道。时人称，同治初年，当兵燹过后，清廷将“以文治润色中兴”，遂谕令“各行省设局刊布先儒遗书，以兴学道（导）俗。于是江浙、湖鄂皆次第开书局，总其事者多一时贤达。而刊书之精备，则以鄂之崇文书局为最”。

  张之洞于同治六年至九年（1867～1870年）出任湖北学政，对湖北官书局办理情形自有所知。抵川后，张之洞发现四川地处边省，经历咸同之际的兵燹后，尤其是“蓝、李之乱”的影响，书籍缺失较他省尤为严重，而引导士子读书需要一个前提，即有书籍可读。他在四川学政任上三年，除照常例按试各郡外，还与四川总督吴棠合议创办了尊经书院，“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藏之，借供生徒浏览”。此外，张之洞还倡办书局，“刊行小学经史诸书流布坊间，以备士人诵习之资”。然而已经落后于江浙、湖广等省。

  张之洞本人在文治兴学方面争胜之心甚强，在学政任内的作为，虽然处处声言效仿清代中期的儒臣阮元，但意在超越汉宋，志在扭转清中期以来的学风士风，开创晚清经世实学。而政治上人存政举、人亡政失的例子不胜枚举，晚清政局上此类事例更是层出不穷。就官书局的办理而言，时人心中未必不知书局之难在于行之以久。

  张之洞虽未明言欲在办理书局刊刻书籍的事宜上争胜，其迫切心情透过《书目答问》显露无遗（后在广东办广雅书局亦可佐证）。张之洞倡导四川省士绅自发组织刊刻《书目答问》上所开列的书籍，希望借助民间力量来转变官府及个人的被动局面。这或许说明张之洞已经意识到晚清士绅及民间势力的上升与崛起。在《劝刻书说》中，张之洞及其同道者，陈述种种利益来规劝士绅刊刻书籍，希望能够引领刻书风气，兴文治而润色中兴。在这样的立意之下，后人视为《书目答问》主体部分的书目，反而成了张之洞所开列的一份有待刊刻的书单。近代目录学家叶德辉，尤精于书籍板刻，尽管对张之洞不无讥讽，却仍推崇张之洞的《劝刻书说》，称“文襄（张之洞）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

  张之洞倡导刻书的深意，作为门下士的缪荃孙和王秉恩均能领会。参与编纂《书目答问》的缪荃孙“生平刻书甚夥，嘉惠士林，有清末叶，无与伦比”。王秉恩曾在京师听张之洞讲《书目答问》，又于光绪五年在贵阳校正刊刻过《书目答问》（后称贵阳本），后来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助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办理刻书事宜，刊刻“广雅丛书”数百种，极一时之盛。进入民国之后，虽然张之洞已逝，但缪、王二人仍能继其遗志。据称，在民国时期，缪荃孙和王秉恩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邀请，襄助涵芬楼刊刻古籍丛书，二人“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要把张之洞“劝人随举《书目答问》中一类，刊成丛书，以便学者”的立意进一步落实，后经叶德辉劝阻，“迄未有成”。叶氏认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与其刻《书目答问》开列诸书，反不如“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得到张元济赞同。这便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由来。虽然商务印书馆最终未能按照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列诸书来刊刻，但缪荃孙和王秉恩的原订计划却印证了张之洞《书目答问》不仅在于教人读书，更重要在于倡导刻书。

  这样看来，《书目答问》的编撰之所以既偏重类例，又详于常见版本，并特开“丛书”一目，便不难理解，是为了方便广大士绅按图索骥，照单刻书。从这个意义上讲，《书目答问》所列的书目，在张之洞当时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张刻书单。就此立意而论，《书目答问》的编纂远非当时仅为一名举人的缪荃孙所能驾驭。不过，光绪七年之后，张之洞为官愈贵，缪荃孙为学益深，《书目答问》的本意愈隐而不彰。

  四、余论

  宣统元年八月，张之洞逝世后，四川士绅在奏表其功时称：《书目答问》“流传海内，几于人手一编”。此说虽然夸大其词，但却形象地说明该书的流传之广与影响之深。据不完全统计，《书目答问》在晚清各省刊行的大貌如此：首次于光绪二年在四川刊行，为四川写定本，此后再版和修订版甚多。张之洞回京后在京师讲授《书目答问》，其门生王秉恩于光绪五年在贵阳重刻。光绪三年，《书目答问》刊于湖南；光绪四年，吴县潘霨刊于江苏；光绪五年，台州知府成邦幹刊于浙江；光绪三十年，江人度为此书作《书目答问笺补》，刊于湖北等等。此外，康有为在广西讲学，向听者推荐《书目答问》。晚清的一些士子们如广东新会的梁启超、陈垣，湖南的余嘉锡等人，因读《书目答问》而走上治学之路并成为著名学者。由此可窥《书目答问》在晚清传布影响之一斑。而张之洞在晚清历任山西、两广、湖广和两江等数省封疆大吏，后又入主军机，书借人贵，影响更不可计量。

  或许张之洞晚年已经意识到《书目答问》的流传、接受情况，出乎意料地是超出其最初的用心，在指示学问路径方面有更宏阔深远的影响。而因时过境迁，光绪中叶后各省官书局渐成颓势，以文治润色“中兴”徒具空想。晚清由变局而步入危局，此时的张之洞已由学差成为清廷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在学言学，在政言政”，晚年谈及《书目答问》，张之洞有意无意地略去了当时的其他用意，而专注于讲《书目答问》指导读书门径的意义，不再谦称此书是“公牍”。他的故作高深，加上抱冰堂弟子（张之洞晚年自称抱冰老人）的吹捧，这部尽学政“职司所在”的《书目答问》，被披上越来越浓厚的版本目录学的面纱，其立意与初衷，及其曾对晚清文教事业具有的影响反而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