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陵 不可不知的裕陵本书读懂乾隆帝陵寝的建筑规制及格局跨越270余揭秘裕陵营造被盗始末未及地宫开启清理之谜自革文出版社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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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舒舒 发布时间：2024-02-18 21:03:38

  没人能统治世界，谁都抵不过时间

• 作者：生生之美方东美 发布时间：2022-12-09 19:17:27

  一捧一踩，提升自己不如贬低他人？

• 作者：漫吞吞 发布时间：2021-03-31 14:32:41

  我不配评价这书

• 作者：流星科研漂漂拳 发布时间：2013-11-24 23:10:0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作者：韬子@Tower 发布时间：2010-12-01 23:41:50

  全是实例，分析上点到为止，这本书的意义在于给国内提供了一个老外的视觉和设计观点。作为参考不错。如果在设计理念和原理上可以加以分析和讨论的话就算完美了。也许这本书压根就是一本画册，通过实例来便于他人进行借鉴，手绘图很漂亮，配有一些实景图片。设计时可以直接拿来参考。以上。

• 作者：Pearreap 发布时间：2011-04-06 15:41:58

  既是和节目里一样就这么记算了

• （转）华杉自述：孙子兵法和互联网思维

  作者：lizhijinwind 发布时间：2015-04-12 10:17:54

  为什么注《孙子兵法》？

  　　其实我原来想把《四书》注一遍，但是我估计我注《四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估计没人想看。为了让人买我写的《四书》，我就先写本《孙子兵法》。因为“华与华”本身是中国的一个智库机构，出一本《孙子兵法》的解读，是合情合理的。而这兵法一写呢，还真写出一些东西来了，我就讲这么三条体会。

  　　（1）赢了再打是《孙子兵法》思想的核心。

  　　咱们往往把《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并列在写，有时候并列为一本书《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国内的研究《孙子兵法》的都是一些学者，有的学者说“兵者诡道也”，就是阴谋诡计，说兵法就是讲兵不厌诈，都是讲诈术，讲诡道的，实际上《孙子兵法》完全不是。《孙子兵法》的第一篇就是“计篇”，但是《孙子兵法》的“计”，不是三十六计的“计”，是计算的“计”，叫“五事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分别指政治、天时、地利、将帅素质、军事体制等五个方面。而“七计”是由“五事”演绎而来，是指从七个方面，比如从双方政治清明、将帅高明、天时地利、法纪严明、武器优良、士卒训练有素、赏罚公正来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整个就是比双方的国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因为国土、人口就决定了你的兵力，及其实力的对比。然后再比较双方的政治，主孰有道，两边的国君到底谁政治更好，谁更有领导力。然后两边的大将，你这边是什么将，你这边是什么将，是不是有能力？军令是不是整齐？这个“计”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SWOT分析，就是管理里面讲我们优势、劣势、机会、威胁。通过这个比较之后，来看有没有胜算，叫多算者胜，少算者败。

  　　六十分算以上算多算，打六十分，我六你四，那我就多算了。知胜负而后可以举兵，我算下来我有胜算我才能打，没胜算我不打。所以《孙子兵法》首先研究的不是战法，是不战之法。不是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吗？其实整本书处处都在讲不战，所以兵法讲的是先胜而后战，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是胜中求战，和战中求胜的区别，我把它总结为四个字叫“赢了再打”。实际上我们今天做企业做任何事情都涉及到这个赢了再打，是胜中求战。我已经胜了，立于不败之地了，然后我去选择一个代价成本最小的战绩，就是一战而胜。如果我准备冲上去打，在打的过程当中再看什么时候能赢，那就完蛋了，几率小了，我们做企业都有体会。

  　　但是今天我们讲互联网思维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有所颠覆。

  　　互联网思维讲失控，不能讲什么盈利模式，你得先弄，弄上去再说。你知道它的颠覆在哪里吗？我觉得有两个转变。《孙子兵法》基于两条，资源是自己的，资源是有限的。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由于有了VC、有了风投、有了PE，现在变成资源不是自己的，资源是无限的。资源又不是自己的，又是无限的，就可以战中求胜了，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也在体会，也在修正这个观念。第二，你看着是战中求胜，但是有一点是在胜中，是什么呢？虽然是没有盈利模式，但是一直在追求用户的增长和用户的满足，所以是用户思维和客户思维的变化，客户是给我买单的，用户是使用我的服务的，现在没有人买单没关系，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使用这个服务，总能找到盈利模式，这就是互联网思维。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到，很多时候用《孙子兵法》指导商战，他们也问我，说你写《孙子兵法》是不是来讲企业经营？我说不是，我就是讲《孙子兵法》。有人甚至能够体会到人生、经营、治国，但是我不会去生搬硬套。

  　　还有一点，所谓的商战和实际的战争有什么区别？

  　　商战是个伪命题，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零和游戏，就是我跟你打，不是你赢就是我赢，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但是商战有个第三方，表面上我们之间在竞争，实际上根本就是为了得到顾客。所以很多企业家之间打仗是很无聊的，我们说泡妞的关键在于妞，不在于情敌。如果有一百个情敌，你能打赢一百架得到那个姑娘吗？我们都是争取那个姑娘，争取消费者。还有孟子讲射箭，你自己站着稳，像打高尔夫球一样，动作没问题球肯定又直又远，一下子正中靶心。你射箭没射中，你不能怪别人咳嗽，你得怪你自己。你不能怪说我没射中，你怎么射中了，甚至你想影响别人，不让别人射中。商业的竞争里面要获取的东西是无限的，是可以无限创造出市场的。战争是不能无限创造出土地。土地只有那些，你占多了我就肯定占得少。

  　　所以这个是讲《孙子兵法》的第一个体会。在这个思想的背后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读书、干事很多都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愿意“三十六计”，不愿意“五事七计”呢？因为很闷，要实实在在，靠积攒实力。“三十六计”感觉我出一招就能搞定，所以人都是贪巧求速，追新求异。想想有什么新思想，有什么新办法，怎么能一下子搞定呢？先想招，不去想最基本的先胜而后战的基本面的问题，所以学《孙子兵法》是要学整个基本面。

  　　（2）“以正合，以奇胜”，是《孙子兵法》被人误读最多的一句话。

  　　基本所有人都会讲“以正和，以奇胜”，我一次就得胜了，那个字不念qi，念ji，和奇袭有关，但本质不是奇袭。“以正合，以奇胜”是什么呢？就是打仗叫做“分战法”。所以打仗的一定要分兵，不管你有100万人还是有20个人，都必须要分兵，不能挤在一堆，不分就输，分才能赢。分兵就分成正兵和奇兵，为什么念ji呢？是数学上面偶数奇数的奇，又叫余奇，余就是多余的，奇兵就是预备队。什么叫“以正合,以奇胜”呢？就是正兵合战，在关键的时候投入预备队决胜，统帅在山岗上站着，看差不多，好，预备队上，这就叫“以正合，以奇胜”。你可能一正一奇，也可能一正两奇，这个是可以变化的。所以，正奇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预备队上去了，但是我把那左翼的撤回来，上去的奇兵就变成正兵，撤回来的正兵变成奇兵了。所以你以“以正合，以奇胜”去看，好多仗你都看懂了。

  　　看一个战例，韩信背水一战。

  　　这个大家都知道，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把士兵放到背水一战的地方去，后面没有退路，拼死往前冲，就赢了，大家都是这么理解背水一战的。我们详细来看，背水一战不是这样的。当时赵国陈余大概有20万到30万兵在井陉口在那个地方囤着，韩信带了两三万兵，甚至不到两万。当时有一个叫广武君的人，给陈余献计，说你分三万兵给我，我去井陉口设埋伏，韩信一来我先放他过去，然后两边一堵，把他堵在井陉口（一条很长的山谷，就在河北石家庄），两头一堵，饿都把他们饿死了，十天之内就把韩信的人头提来见你。但是陈余不愿意分，说不用，韩信就那么两三万人，我们十个打一个，撵都把他们撵死了。

  　　韩信派出间谍暗中打探，得知敌人没有派伏兵来，就大摇大摆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他怎么来分兵呢？他分了一正两奇，第一支奇兵先埋伏，两千人先出去，藏在哪不知道。他带着剩下的人，说今天咱们早点开战，破了赵国咱们开早饭。大家想，主帅牛B吹的天大，什么时候开早饭都给你算好了，就是肯定赢呗。韩信带着部队出来，派了一万人，说你们去河边列阵。赵军看了大笑，一万人在河边，我们一冲过去不全把他们挤下去淹死了吗？就在阵地上面笑话他们。这一万人在列好阵之后，韩信自己带着兵马，大张旗鼓地举主帅的旗子耀武扬威地冲上去打了，这个时候韩信自己是正兵。投入战场的是正兵，还没打的预备的都是奇兵，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你拿足球赛来看，足球赛永远都是一正十奇，带头的是正兵，剩下的十个全是奇兵，球在谁手谁是正兵。韩信这样冲上去自然打不过了，就对丢盔弃甲往河边跑，赵军他们一想为什么往河边跑呢？但主帅的旗子得到之后会得到很大的赏赐，所以我们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韩信是舍不得自己套不来狼，他把自己做饵。兵法里面还有一条叫“饵兵勿食”，对方明显是拿来做诱饵的兵你别吃，但是韩信把自己做诱饵的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了，把他吃下去赏赐太大了，满地都是战利品的时候，赵军主营里面的兵看到了也要进来抢，抢到一个可以回去领赏了，所以主营都空了。韩信跟水边的一万人合兵一处，再打过来，现在是一正一奇，水边的奇兵已经参战了，变成正兵了，还有一支埋伏的奇兵还没出来。但合兵一处再杀回来，这样充其量一万多人，也打不过三十万人的。但由于赵军营里面的人已经空了，这个时候韩信两千人埋伏的奇兵，就冲进去夺了军营，夺了军营之后把赵军的旗子全拔掉，然后插上汉军的刘邦红旗，开始喊赵军败了，赵军败了。赵军回去一看营没了，也不知道里面只有两千人，就慌了，慌了之后兵就溃退一跑，韩信再杀过来就大获全胜了。

  　　所以你看整个战例之后，你就知道古代的仗是怎么打的，这一个正奇的转换就理解了。你看了故事才知道根本不是背水一战的事，如果两万人背水一战基本上就被人赵军全撵下去了，所以我们理解的背水一战实际上是一个误会。

  　　（3）“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人人都想去知彼,不知道主要问题是不知己。

  　　兵法里面有一点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里面又是一个理解的误区，我们刚刚说“以正和，以奇胜”，在“奇”（ji）上面是理解的误区，因为贪巧求速，都想一招致敌，那是所谓花小钱办大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里又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呢？就是都认为自己要知道别人。知己知彼嘛，知己我是知道的，我关键是不知道别人，所以都想知道别人。实际上我们最大的问题都在于不知道自己，而不在于是不知道别人。而且别人也没法知道，你要想知道别人的时候，他还制造一些假象来误导你，你得到一些假情报。你不下功夫知道自己，永远没有赢的机会，我把自己整明白了，我自己知道了，那就爱怎样怎样。我能够保护我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我学兵法分享的三点体会。

  　　2015年4月我写的《华杉讲透孙子兵法》就能够出版了。

• 九一八后的一段蒋、张共谋史

  作者：惠山老翁 发布时间：2016-11-18 15:44:55

  小金（估计现在是要叫老金了）这本书出版也有好些年了，前几个月又推出了一个什么“修订本”，翻开一看，除了增补了一篇不咸不淡的有关“政学系”的文章之外（政学系得名于杨永泰以及其学者型官僚的派系属性，似乎也用不着写一个三四十页的文章就能预先知道了），其余都是一仍其旧。小金在修订本的“附记”中称，再版是因为原先的版子供不应求，已然脱销所致，不过在我的印象里，这册书在书肆中也颇常见的，何至于要到“常有读者求购”的地步，实在是难解。而多年过去，小金还在用这本书“一招鲜，吃遍天”，鲜有新作问世，着实令人遗憾。莫非如今做了副所长，俗务繁多，力有未逮吗？

  整本书都在讲一件事：1931年由于蒋介石囚禁胡汉民所引发的“宁粤分裂”，及之后蒋的第二次下野。这桩内讧的恶劣影响也无需多赘，本来前一年蒋、张、冯、阎、桂诸路人马动兵百万，大打所谓“中原大战”，早已耗尽国家元气，至此战事方了，纠纷暂息，本当适度收手，好好筹谋国家建设，不成想党内又起争执，日人乘隙构衅，遂有九一八之国耻。读史至此，能不对当时兖兖诸公“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视国事如儿戏的恶劣行径，掩卷长叹吗？据说，“蒋介石日记”及《事略稿本》中有关1931年2月26日拘囚胡汉民的内容多有改窜，或许蒋本人也为这起事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而感到惶愧吧。

  小金此书铺陈叙事，参杂罗列两岸所见各类史料档案，对重新梳理这一年多的政局自不无裨益。至于其副标题所谓“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是否蒋介石最高领袖的地位在四全大会及其二度再起后便宣告“毕其功于一役”了呢？我觉得未必妥当。从表面上的结果观之，1932年蒋复职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行政院长”让予汪，“国府主席”让予林森，已然放弃了作“最高领袖”的企图。至于说蒋实质上的领袖地位，自二次北伐完成之后即隐然可见，至西安事变到领导全民抗战才最终完成，很难讲是一朝一夕可立至的。且自九一八后，倭事日殛，衡诸国中党中，除蒋之外，也再无第二人选可堪为“中心人物”，凝聚共识，以应非常之时局。是故蒋“领袖地位”的确立，非为人谋，抑亦天时，仅仅去分析其在1931年与汪、胡斗法的权谋运用，是失之偏颇的。

  不过，书中第九章“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中透露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间的关系实在令人感到颇堪玩味，现就结合我所见到的其他材料略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九一八后的“倒张”运动与张学良的危险处境

  毋庸置疑，蒋介石能够在“中原大战”中获胜，与张学良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就控驭了整个华北，这自然引起战败了的阎、冯势力的不满与嫉恨，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实力派皆将“倒张”置于“倒蒋”之前，视为当务之急（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82页）。然而九一八后，形势丕变，张学良东三省的大本营完全丢失，实力大减，留驻在华北的东北军一夕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游军”，无疑让过去盘踞于华北的诸强人又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

  书中所引1931年9月后贾景德（时任阎锡山派驻“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代表）致阎锡山的几份电报十分有趣，无一不显露出当时晋系人马对张学良失势的幸灾乐祸乃至浑水摸鱼，取彼而代之的心理：“······（二）副张根据已失，总座可以着手或说话，时机不要迟回审慎；（三）东北另易长官，外交亦容易办；（四）可设法使副张内部崩溃······总之，外侮之来实以蒋氏招之，先除蒋氏再图对外。”（1931年9月20日，《派系政治》，第387页）；“宁粤和议真情若何，此间迄无所知。不审南边人倒什么鬼。然以历史、人情揆度，断无得利于北方。此时北方似应另有一结合组织。望钧座熟筹之。”（1931年10月9日，《派系政治》，第389页）阎锡山得报，虽也惺惺作态，表示不愿在国难之时倒张“致招国人不容”，其实内心早已跃跃欲试：“子志（指张学良）兵数虽多，军实已亡。但我方亦不轻用武力解决，冒天下之大不韪。外交终有落点，届时子志必难幸存，再用政治手腕妥为解决。”（1931年10月12日，《派系政治》，第390页）

  九一八后，张学良的处境可以说十分危险，几乎就找不到有任何一方势力欲对其施以援手：晋阎无庸论，欲倒张之后独霸华北；广东“非常会议”方面则打算借阎倒张来去蒋；“非常会议”中汪精卫一派人马虽则已与蒋介石暗通款曲，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蒋汪合作”铺路，然而汪精卫在“倒张”上与阎锡山意见一致，因为去张就等于削弱了蒋介石的势力，可以保证其在“蒋汪合作”中处于上风；更可悲的是，连蒋介石阵营内部也充斥着“倒张”的声浪，贾景德在致阎锡山的秘电中报告称：“张群昨（19日）告危苞滨云，子志恐站不住，不如劝其下台。”（1931年11月20日，《派系政治》，第399页），而蒋介石的把兄弟黄郛在同张公权讨论东北问题时也明白表示：“应设法使张汉卿速解职”（《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5日；引自《派系政治》，第399页）。

  用“四面楚歌”一词来形容此时的张学良似不为过，仿佛一个指头就能将其放倒。无怪乎贾景德在电报里要向阎锡山大声疾呼：“子志已为全国所共弃，子志不去，津乱不会停止。”（1931年11月28日，《派系政治》，第400页）

  二、二次下野前的蒋介石及其对张学良的态度

  如果说1931年末的张学良已站在下野的边缘的话，与张在政治上宛若“并蒂莲”般存在的蒋介石，其下野的命运却似乎已成板上钉钉之局。对于蒋来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同样是超出其预料之外的，即便是事变爆发的前几天，蒋最焦急的事情也压根不是如何提防日人在东北的阴谋，反而是忧虑其嫡系武力中央军因为陷在剿共战场，没有余暇应付广东“非常会议”方面的军事进袭，他甚至筹划好要佯装对粤求和，表示愿意下野，来骗取粤方主动退兵（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引自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0页）。九一八的爆发，彻底打乱了蒋的全班部署，不过也使其从前述的左支右绌窘境中抽身而出，间接为其争取到了与粤方周旋和讨价还价的时间。

  过去经常把九一八国耻的罪责算在蒋介石的头上，现在史学界总算为他辩诬白谤，证明其从来就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命令的。但是正如黄自进老师所指出的，上述辨白并不能洗脱蒋、张二人对关东军动向出现重大战略误判的责任：“蒋介石认为中国东北的紧张局势是可以控制的······换言之，既然两国政府无意开战，零星的军事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谓‘不抵抗政策’就是衍生于此一判断······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这些指示自然成为9月18日事变当晚，东北军应付时局的准则。”（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第156页）

  无论如何，东北的快速沦亡，无法让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措置感到满意，毕竟东北的大小事务完全都是少帅在主持。在1934年12月以徐道邻名义发表的文章《敌乎？友乎？》中，蒋曾一再申述，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国府是有责任，但对东北丢失，则不需要负责：“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责任”，盖因“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蒋介石与日本》，第187页），当然，把上述说法视作蒋的一种自我辩解也无不可。

  九一八之后，各方舆论对张学良“痛打落水狗”的情形，蒋介石不应该看不清楚，但是他很明白自己再踩上一脚，不惟无利反而有害，去张只能是加速蒋本人在政治上的败北，并使粤方人马渔翁得利。10月29日，蒋介石电邀张学良南下赴京协商东北的善后问题，这个举动引起各方的不安，对于其真实动机也有很多猜测，有谓“汉卿目的在取得调人资格，固地位，增声誉”，亦有谓“蒋恐张无家可归，致与粤政府及冯等合作，促张赴京会面，借观张之情形。张到京表示合作到底，对内对外均唯命是听。蒋亦允继续协助东北军饷。”（《派系政治》，第393页）总之，物伤其类，一方面，张需要紧紧抓住蒋这唯一一根救命稻草，而另一方面，夹在日人与粤方中间，蒋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先稳住张学良，不使混乱的局面更形恶化。

  11月初，宁粤双方上海和谈达成最终默契：蒋介石必须下野，双方各自召开四全大会推选中委，再合开四届一中全会组织统一的新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蒋的去职已成为时间问题。12月15日，蒋发表下野通电正式辞去国府主席、行政院长等本兼各职。九天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反思此次下野的原因：“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侦探，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1931年12月24日，《蒋介石与日本》，第183页）这段文字足见其对粤方人物的痛恨态度。

  蒋的骤然去职，使东北危机的善后再添变数，由粤方人马组成的南京新政府，在处理张学良的问题上必然是另外一番态度了。

  三、粤方的对日交涉与“锦州撤守”前后的蒋、张互动

  九一八后国府的无所作为一直为后世史家所诟病，然而其背后确有隐情。首先，由于宁粤分裂、中枢摇动，蒋介石随时面临下台的风险，这使得他无法对关东军的行动采积极的对策，而不得不倚赖国联的调停；其次，九一八事件乃关东军少壮派军人策划的突然行动，日本政府事先也并不知情，因而事变爆发后，日本本土对于事变的看法亦相当分歧，如果日本政府都没有能力约束关东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那么国府即便直接展开对日交涉，成功把握恐怕也微乎其微。

  蒋介石在日记中指斥孙科、伍朝枢等人“勾结倭寇以卖国”虽为愤激之语，却也并非空穴来风。粤方人物在蒋氏下野之前对东北局势的解决就持一种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东北问题完全是张学良一手造成，所以只要惩办了张学良，再以此为基础进行对日交涉，事变解决是大有希望的。（《蒋介石与日本》，第177页）恰好在此时，日本内部政局同样发生了变动，与国民党素有渊源、并力持中日亲善政策的犬养毅于12月13日奉命组阁，他于上任翌日即派遣友人萱野长知作为密使，前往中国进行谋和活动。萱野对中交涉似颇为成功，在12月24日发给犬养毅的电报中，萱野称：“中国政府为解决满洲问题特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居正为主席······委员会的任务是改组东北各省的行政组织，整理行政事项，维持秩序，查办张学良······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所有悬案。所有事务将委托居正一人全权处理······居正到任以后，中日两国立即商订日本撤兵等事宜”（《蒋介石与日本》，第180页）这项协议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孙科的南京政府打算彻底抛弃张学良，并通过新组织一个“东北政务委员会”，将国府的行政组织长足插进东北，这样既在名义上保存了对东北的主权，又能够通过对日本侨民“商租权”问题上的退让，平息事态，换取关东军的撤兵。

  居正萱野协议无疑是粤方“倒张”方针的延续，一旦此协议果真达成，国府尚能彻底终结张学良在东北有似“半独立王国”的状态，在外交上不可谓没有收获。然而这样的结果对于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不可忍受的，此时蒋介石已然下野，张学良“朝中无人”，为了免于政治失败的厄运，他开始考虑采取极端的方法。

  至1931年末，自东三省溃退的东北军麇集锦州，锦州扼守关内外咽喉要道，成为当时张学良在关外能阻滞关东军进犯的最后据点。对于是否要防守锦州，蒋介石在下野前一日曾特意召见王树翰，并嘱其给张学良发去电报：“顷谒蒋，再陈锦州吃紧，战则以一隅之力而抗一国，中央又无人负责；退则国人又将加以罪名。二者俱极困难。蒋言战则既无好结果，于退一层，则不言。翰再三催诘，蒋言日方若不对人，专对事，余定有办法可以设法了结······”（1931年12月22日，《派系政治》，第448页）蒋这番说辞实在是意味深长，所谓“日方若不对人”的“人”，无疑指的就是张学良，然而按照居正萱野协议的处理思路，条条都是在“对人”；至于要不要守锦州，蒋的“不言”，更是令人暗感有怂恿张学良撤守的意思。尽管我们没有证据说是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从锦州弃守的，但是张学良接收到蒋的上述讯息，料定胸中已有成算。

  在闻讯南京方面已打算抛弃自己后，张学良为求自保，无意再“为他人做嫁”。1932年1月1日，张断然下令东北军弃守锦州，全部撤往关内，锦州的失守使舆论大哗，指责张学良的声浪再度高涨起来，黄自进老师称此乃张学良的“军阀本色”（《蒋介石与日本》，第181页），但或许背后尚有蒋介石默许的成分未被注意到吧。

  张学良的“锦州撤守”在某种程度上为蒋介石的再度出山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由于蒋介石在下野之前的多方布置，孙科的新政府上台伊始便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财政方面遭宋子文的杯葛，竟至于到无钱可用的地步。而对于解决东北危局，新政府也同样一筹莫展，张学良的锦州撤守，助长了关东军及日本国内主战派的气焰，犬养毅的对中谋和工作无形停顿，而居正萱野协议亦告无疾而终。在内外交困、诸事一无可为的情形下，1月10日，孙科托孔祥熙、何应钦电蒋，恳请其出山，主持中央工作。

  蒋介石对锦州撤守后张学良的境况也十分关注，在听闻北方又在鼓动张学良辞职后，蒋于1月8日急电宋子文，表示：“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鲁、晋政治分会如有必要，中亦无成见。如此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派系政治》，第451页）在蒋的全力支持下，张学良的地位暂告稳固。至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张学良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张总算保住了作为“一方诸侯”的体面。对于蒋、张两人来说，上述的安排可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

  四、一场复杂的共谋

  由上可见，九一八之后的几个月，在面对共同的政治对手（北方晋阎、旧西北军、粤派“非常会议”）蒋介石、张学良是在用一种互相利用的心态，结为奥援，以期扭转政治上的不利态势，为此张学良甚至在胸有成算的情况下，不惜用“锦州撤守”的极端行动来破坏粤方组织的南京新政府之信用，而蒋介石也终于借机在粤派“意态衰沮”之时，重新上位，二度再起。这种复杂的共谋关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俗话说得好“可同患难，不可同享乐”，当1933年蒋的地位更臻稳固之后，一旦张学良又弄出丢失热河的事情，蒋终于是不惜让其放洋出国了，而三年后的12月12号，昔日的副帅更要对委员长来个“刀兵相向”，世事之难料实在亦莫有逾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