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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坨坨 发布时间：2017-12-20 00:26:35

  导师借我三周只看了最后三章

• 作者：月 发布时间：2020-03-08 23:44:12

  翻阅通读，案头备考。

• 作者：小山 发布时间：2020-07-08 05:18:46

  作者来头不小，推荐序言都够我喝一壶的，但这本书没有可读性，老生常谈的“道”，看看每一章章末总结就行了。硬着性子一字不落的看完，soso，今年两大装逼书之一，另一本是苏世民的《我的经验教训》，这种经管鸡汤实在乏味，三星算我大方。

• 作者：黎戈 发布时间：2017-01-12 08:21:33

  就是港版的《营造法式注释》

• 作者：Gomu 发布时间：2016-06-09 21:04:29

  【￥42.3 Amazon】2016.6.3-2016.6.9

• 作者：重冈已隔红尘断 发布时间：2021-02-20 15:39:26

  挺好看的，有现实意义，这个风格也挺好的

• 稍为李平凡先生鸣不平

  作者：端木焚琴 发布时间：2022-04-13 17:03:20

  

  郑振铎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原本只是《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之附册，一薄册，后来收进《郑振铎全集》。2006年上海书店首次出版了《史略》的平整单行本、2010年重版，2021年又出了精装新版。

  ——然而此新版的腰封上竟然大肆宣传该书是“

  德国莱比锡图书博览会金奖作品

  ”、还说“媲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实际上莱比锡得奖的是影印本《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靠的是线装8开本的装帧和印刷。腰封这么一吹，就让读者误解这样一本小册都能进莱比锡，奖含金量也忒低了吧？而且，《史略》只论体量，也不该拿来和沈从文先生的大作“碰瓷”。

  

  此书腰封又标“全新修订”，大概就是把《选集》原书的图版选了些，缩印后插入正文，方便读者查阅——可问题是插图次序前后混乱，比如唐代部分的章节，直接安插了宋代的“新定三礼图”，在明初永乐的章节，直接安插了嘉靖乃至隆庆的版画，这就导致文不对画了。

  这次精装新版又在书前添加了几幅彩图，大概就是所谓的“全新”，清晰度总算还可以，我疑心是从书格等网站上下载的，这不管他。可是选的图却并不考究，如《三国志平话》，内页已有黑白图版，书前又添加彩图，重复累赘，完全可以换成同样元刊的《三分事略》。

  

  以上这些都是小问题，真正让俺不平的是，陈福康先生绪言中极力鼓吹郑振铎呕心沥血的付出，书稿又是如何奇迹般的失而复得，最后如何一举获奖、折服中外行家……可算得上一篇声情并茂的好文章。

  ——但奇怪的是，对于此书的编辑者李平凡先生，他却居然连姓名也不提，只在末了添一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为此书作注和修订，我们对此“基本予以保留”。仿佛完全不知道李先生其人一样，陈福康先生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焉能不知？！

  

  因此，有关李平凡先生和《选集》的故事，这里先节录“郑振铎与《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一文（ 载《美术之友》2003年1期 ），供书友参考：

  1961年春，我患肝病数月初愈到编辑部上班，人民美术出版社老社长萨空了交我一大包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遗稿，要我接手编辑和整理工作。这是郑振铎先生因空难不幸殉职前交出版社的。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学者，他的许多著作和弛名全国的十万部“西谛藏书”，已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在全国各地费尽心血收藏的我国古代版画珍品，以及编印出版的一系列古版画出版物，使他成为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中国古代版画收藏家和中国版画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我和郑振铎有过一次会面和交谈的机会。他的一番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

  “过去，我看到打着各种旗号的外国什么考古、探险的家伙们，勾结土豪劣绅、军阀和奸商，明目张胆地盗窃中国古文物和古代版画，使我深恶痛绝。这些年，我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寻求和抢救古版画，是为了给中国争气。现在我又在过去的基础上编选《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和撰写《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都是为研究中国版画史，为后人积累研究史料。我们的版画史学，可以说还是一个远远没有被开发的处女地。我们祖先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版画遗产，但我们的版画史学，却落后于外国。这不是我们的光彩，而是要尽快扔掉的耻辱。我最近即将完成的工作，是多年以来闷在我心胸的夙愿。”

  这些话，使我看到作为学者的郑振铎那颗火热的中国心，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我接收的遗稿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是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由唐代至晚清编成八卷，彩色木刻画一卷（未选画），还有一卷木刻年画，这十卷本已选图646幅。另一部分是数册《中国古木刻画史略》手稿，由12章组成，此外还附录文稿5篇。

  数百幅图稿涉及到英、法与日本的收藏单位，在国内涉及到不少省市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西谛藏书”，要全部更换新照片，要普查所涉及的大量史料。其中仅注释一项，共计558条，有待补写的共计228条。工作量较大，我建议组织上请青年编辑朱章超协助工作。

  我们几乎经过了３年岁月，调阅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近万册“西谛藏书”，走访了南北十余个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和不少单位，普查了原稿中涉及的所有史料。此外，我们还访问了傅惜华、孙楷第、赵万里、张秀民、赵朴初等古籍版本研究家和鉴定家。与此同时，我们又致函国外有关博物馆、图书馆，为核实某些史料请其提供帮助。

  这里应当着重说明：在我们工作过程中，郑振铎先生一生作为中国学者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热诚和顽强拼搏的治学精神，使我们感动。郑振铎先生离世后，国内外不断发现了不少中国古代版画珍品。我们在他的精神鼓舞下，特别编选了一卷60余图的《古版画增补》，不仅可以充实选集，还有利于读者研究参考。

  但是，《选集》与《史略》正在一一付梓、制版、排字和校样对期间，“WG”风暴突起，全国乌云蔽日，人民美术出版社变成所谓“封资修黑货出版社”，郑振铎遗稿成为“罪该万死的封资修美术典型”。郑振铎遗稿遭到的厄运，体验过“WG”的人，是可以想象到的。曾与我长时间合作过的朱章超，不幸于1972年在文化部湖北咸宁干校逝世，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经过十年动乱，“WG”前陆续付印的郑振铎先生的原稿、校样、版式，已无影无踪，全部稿件的图片底片，下落不明。1982年，在一个编辑室的旧稿堆中，发现了一些零乱的图稿。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回了大部分稿件，但第九卷彩色木刻画的图稿照片，和另一卷《古版画增补》，始终未能发现。

  我与另一位新到出版社的编辑，经过整理后付梓。在未出版之前，为了扩大影响，在我主编的《版画世界》中连载发表，受到国内外读者好评。1985年，也就是郑振铎先生因公殉职27年之际，遗稿才正式出版。

  令人欣慰的是，郑振铎遗稿《史略》和《选集》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日本东京中国文化学院，为祝贺该书的出版，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认为郑振铎遗稿的出版“为研究中国版画史树立了一座光辉的纪念碑”。

  日本报刊以《中国出版界的最大收获》为题发表了评论。1985年9月，日本学术单位曾派代表专程到北京参加隆重的授奖仪式，向出版社授予“版画史出版贡献”金杯奖。

  1989年12月，又荣获德国莱比锡“世界图书博览会”金奖。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郑振铎先生开拓中国版画史研究的成果，已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评价。郑振铎的治学精神、他的思想情操、他的业绩和成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由此可知，郑先生去世后，李平凡先生继续负责辑有《古版画增补》一卷，所收或许是新近面世的版画古籍（如《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又有“第九卷彩色木刻画”，可惜都散失了。

  更重要的是，原稿是一个未完稿，有“数百幅图稿涉及到英、法与日本的收藏单位，在国内涉及到不少省市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西谛藏书”，要全部更换新照片，要普查所涉及的大量史料。其中仅注释一项，共计558条，有待补写的共计228条”，因此李先生和朱章超先生合作：

  我们几乎经过了３年岁月，调阅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近万册“西谛藏书”，走访了南北十余个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和不少单位，普查了原稿中涉及的所有史料。此外，我们还访问了傅惜华、孙楷第、赵万里、张秀民、赵朴初等古籍版本研究家和鉴定家。与此同时，我们又致函国外有关博物馆、图书馆，为核实某些史料请其提供帮助。

  

  可以说，李先生在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的真实身份，绝不只的责任编辑，而是“续编者”、或者真正的“修订”者——如果说编者没有著作权，那么这些古代版画也不是郑振铎所画所刻，他为何能算的著者呢？何况，退而求其次，并不要求在版权页给李先生署名，至少前言后记提一提，这不过分吧？

  陈福康先生和上海书店的责任编辑当然是行家，当然也都意识到了这些增补考证注释的重要性，所以“予以保留”后，那么为何只字不提李先生的姓名？

  同时，原文中的注释部分是郑振铎先生自注，李先生的增注则前加“编者注”——如今“编者”姓名被隐去了，读者不察，还以都是负责“全新修订”的上海书店编辑大人之功劳嘞！

  至于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呢？李先生出生于1922年，陈福康先生出生于1950年，我想两人大概不至于有什么私人恩怨，或许只能理解为版权原因吧——而更早的《郑振铎全集》出版时，编辑就很严谨，自觉删去了这些注释。

  所以老话说：同一株树，种在不同的地方、结的果子就不同，种书，亦如此哉！

  （Over）

  

  

  

  本文编次：端木焚琴

  图版协力：书林 绿苹 樊道荣

• 17岁和59岁，王石的两次自救

  作者：知了 发布时间：2019-12-03 13:09:10

  王石的第一次自救，是从17岁开始的。

  据《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四十年》一书的讲述，“文革”一开始，课基本就停了。所以他17岁上初二时参军，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时的命运是非常凶险的。虽然他的父母是中高级干部，但从他的两个双胞胎弟弟、他的几个姐姐后来的命运可以看到，如果他参军后只是随大流的话，也许“文革”结束之后，就是另一种命运了。

  但他很聪明地选择了“自救”。下面摘录书中的几段：

  “从入伍开始，很多年，我常常做一个噩梦，就是在考试。在梦里总是特别紧张，醒来也总是很疲惫。潜意识里就是觉得知识不够。

  到部队半年之后，我就让大姐把她的语文、数学、化学、物理等课本寄过来，我半夜里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自学。最难的是化学，因为没有实验条件，看不明白。我就想方设法，跟汽车连的修理班搞好关系，请他们帮我到化学商店里买玻璃瓶和一些药剂，我自己来做实验。汽车电瓶用久了，要添加蒸馏水或者硫酸液，还要换里面的铅板，它多少和化学有关系。学物理的时候，我自己做过电动马达，还尝试做电路板，都没成功。

  在部队的那5年，我自学完了高中课程。那时候心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回去上大学。”

  “复员之后，选择进工厂，就是为了得到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非常好强，干什么我都会努力上；一天的重体力劳动结束之后，回去动都不想动，还要坚持复习功课。通常的习惯是，从晚饭后差不多8点钟开始，一直学习到12点钟，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起来接着学习。那一年半时间，我始终抱着这样一股志在必得的劲儿。30个复员军人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最后确实是给了我。”

  复员后在工厂的锅炉大修车间，王石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从早到晚抡大锤。还有一项工作是卸钢板，最重的钢板一块1.2吨，常常一块钢板抬下来，肩膀上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等待30进一的推荐上大学名额，希望其实是非常渺茫的，但王石却说他“志在必得”，可见他的性格。

  王石的第二次自救，是从59岁开始的。

  2008年的“拐点论”和“捐款门”，尤其是“捐款门”，严重地影响了王石的社会声誉。应该也动摇了他在万科内部的权威地位。

  蛰伏了一年多之后，王石决定去哈佛访学。并于2011年初成行。现在往回看，去哈佛的行为，是以退为进。一方面让他重建了自己的公众形象，重新成为媒体宠儿。另一方面，也让他推开了跻身欧美精英社会的大门。以环保为落脚点，成为了国际社会中少见的中国环保明星。这反过来又夯实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也因此没有像很多从中心舞台退出的企业家一样，逐渐被边缘化。

  这个过程，也许不是谋略所致，但可以看出他的聪明。

  还有刻苦。他在哈佛学习时的艰难程度，与他在军队中打着手电筒自学的情形并无二致。他刚去哈佛时，英语水平连日常交流都有困难，是非常初级的水平。却要在哈佛大学去听本科生的课程。

  摘录一段：

  “听哈佛的讲座时，由校方安排，请一位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随我一起听，帮做英文笔记。熬夜的功课，就是要弄明白这个英文笔记。但一些单词、术语，别说英文，就是翻成中文我也一头雾水。

  波士顿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里暖气热度不足，得来杯热咖啡暖身提神。有一次，做功课做到凌晨，听到扫雪车“叮当叮当”的铃声，感到浑身冰凉，下意识起身去厨房倒咖啡，发现电炉上水壶里的水早已烧干，壶底烧得红彤彤的，壶盖上的塑料扣都已经熔化了。

  窗外透出曙光，一看表，4 点钟，做完做不完都必须停下来去休息了。但躺在床上，神经仍处在兴奋状态，怎么都睡不着。创业那些年，压力非常大，但睡眠一直很好。登珠峰虽然会失眠，也就是熬两个月，但在哈佛至少要熬12 个月，我真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

  他有对媒体表述过，在哈佛的两年半，如同炼狱，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但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为他59岁之后的人生打开了新的局面。

  17岁和59岁，他的两次自救，都是通过学习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