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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3月的樱花 发布时间：2012-05-15 21:40:02

  比較主流的guidebook。當然，你一定可以有你自己的意見，但這本書一定可以在系統旅行知識上給你有所增廣見聞。是一本你想要在當地知道更多一般性常識的資訊的旅行指南。

• 作者：世卿 发布时间：2019-09-07 16:08:23

  颜实在是摸爬滚打数代官场，深明为人利害的人，行文以深情，言说以厚爱，慈父形象跃然纸上。若非理学家指摘归心一章，无虑千年凡俗士子之准绳。

• 作者：Hans 发布时间：2024-01-15 18:21:23

  时属冬至入寒广粤之际，购籍于广州书店而拜读颜训。颜公家训，治家格言，于家有成则于国有成。其言切切，其意深深。既为圣后，洵不出六经。高山仰止之怀，心志愿而攀附也。鄙人南蛮子，不逮古遗，亦不能广弘尚德，宇宙之大，尚有目不能及，智不能通，乌遑论其他。故潜心坟籍，识别声色，凡此厉害，虽仁义不识，受颜氏一家之训辄无大咎。然《归心》一卷，受益匪浅，曾患无智谤修，耳目见害，不识人有高低善恶，何况修行说经之人耶，实在自悔扼腕。总流眄于诸姓家训，自家未逮祖先遗训，不免跺地摇首，前人既望后人，后人亦求前人，待及他日发愿著述，垂训自家，俾益晚萌，忝耀宗门而后遂心而已。

• 作者：彼何人斯 发布时间：2016-03-15 15:59:30

  唯一的遗憾是简化字。。。

• 作者：鼎彦观雪 发布时间：2022-10-16 21:33:13

  时属京师清秋孟冬之交，此书乃余适书箧飘然无骛所得，偕余至日昃将定之时，亦未尝为略无所摭。言语平近切理处常见颜氏謦欬之用心，当乃半生积蓄，欲以示后也，就此立言，其人亦可谓是众人不祧之祖。然行色匆匆，体大精繁，盖余所观者，亦囫囵辄止;余未及观者，犹蕴玉抱清辉者也。凡此種種，正文所披之恶习亦如缯缴之入吾心，余其惮坠曾云之巅也。中乎吾阅，《勉学》为最善，其余多有事无巨细之衍谈。

• 作者：有龙则灵 发布时间：2023-03-04 00:21:26

  老颜是个正统的士大夫，亲身经历三个王朝的毁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大江南北，冷眼旁观了各种丑态和惨剧，让他变得保守世故。此书教育意义颇重，也得以流传下来，或许也是对混乱时代的一个总结，他怀念故国，他讽刺乱象，他的许多朋友坟头草一丈高。听老颜的话，长大不吃亏，眼界比海宽，塞北千人帐，江南万斛船。

• 一部经典的家教文化典籍《颜氏家训》

  作者：背影 发布时间：2023-08-26 01:58:44

  《颜氏家训》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在家训的序志里明确了自己写这本家训的目的。就是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和心得系统地整理出来，传给后世子孙，希望可以整顿门风，并能给自己的子孙一些有益的训诫。

  

  市面上《颜氏家训》的书很多，今天跟大家一起读唐翼明注解的版本。本书在继承前辈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对每个句子进行解读的注解方式，除了对典故和词语的解释努力做到清晰明了之外，必要时也讲解文言的句法和语法，以帮助读者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书中“译文”部分用生动简明的语言阐释每一章的内容，篇尾的“评析”，结合现代社会环境对篇章内容进行解析，问题意识强，现实价值高，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吸收《颜氏家训》中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有意义的营养。

  

  作为一本经典著作，《颜氏家训》的影响力在于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作者将家庭教育的主题渗透到各个方面，既有对内修身的要求，也有对外修治家的指导。这种全面的触及，使本书的价值更加凸显。例如，在家庭教育方面，作者倡导父母要以身作则，激发孩子的积极向上的潜能；在治家之道方面，作者提出要以德治家，注重和谐的家庭关系。这些对于家庭生活的探讨，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颜氏家训》在对于一些道德问题的探讨上也是独到的。作者以个人修养为基础，强调心性的培养和品德的塑造。通过对忍耐、谦逊、诚实等品质的强调，作者希望读者能够建立正直而高尚的道德观念，从而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展现出更好的人品。这样的观点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应该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品质，以及如何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虽然颜之推生活在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颜氏家训》有很多内容也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社会？但家训里谈到的有关家风家教的问题及教育理念，至今依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今天我们来重温古人的家训，发扬我们中华文化中的家训传统，建立一套新的家训规范。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重读《颜氏家训》的意义所在。

  

• 颜之推的人格美学

  作者：注销 发布时间：2014-04-23 22:09:29

  颜之推作为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其人“学优才赡，山高海深” 。[1]（609）颜之推的主要著作《颜氏家训》也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人之爱其子孙也，何所不至哉！爱之深，故虑焉而周；虑之周，故语焉而详。”[1]（627）因此，“《颜氏家训》虽曰平易，然出于胸臆，故虽浅近，而其言有味，出于胸臆者，语意自别。”[1]（613）学术界在颜之推生平经历考订、教育思想、文学主张、思想特点与矛盾，以及《颜氏家训》的辑佚和校勘、叙述特点、语言特色和文学成就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果。但关于颜之推的美学思想，尤其是人格美学方面的研究，还未曾涉及。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乃公当梁、齐、隋易代之际，身婴世难，间关南北，故幽思极意而作此编，上称周、鲁，下道近代，中述汉、晋，以刺世事。”[1]（616）即《颜氏家训》的写作目的在于批判社会。然而，颜之推写作《颜氏家训》，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个人对于时风的“破”（批判），更是为了教育后代子孙而有所“立”（建构）。本文认为，颜之推所“立”者，正是其人格美学思想。下文试就此进行分析论述。

  一、“人”的美学

  图书分类自古有之。目录学家依据著作的思想倾向、学术源流等方面，对其进行合理分类，但《颜氏家训》一书却出现了分类上的困难：

  晁公武《读书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世人。”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1]（638）（《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

  《唐志》和《宋志》根据《颜氏家训》内容的思想倾向和写作立场，将其列为儒家。《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却认为《颜氏家训》全书所涉的内容不仅有儒家，并且有佛教、书法、绘画、音韵、训诂、考证等驳杂的内容而将其列为杂家。作为孔门弟子颜回的后人，颜之推不但“文之以经训”，并且在《戒兵第十四》开篇颇为自豪地说：“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徧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1]（348）其儒家立场，清晰可见。《颜氏家训》又独辟《归心第十六》一章，明确表达：

  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1]（368）（《颜氏家训•归心第十六》）

  尽管颜氏认为儒家和释家“本为一体”，但两家相较而言，释家“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正因此，有论者提出颜氏思想为“佛儒一体论”[2]或为“援佛入儒”。[3]又有学者提出颜氏的“孝亲观在诸多方面还是有异于先秦儒家思想”，[4]并且开始挖掘颜氏思想的“道家因素”[5]。对于颜氏思想的理解，古今学者，纷纷聚讼。

  考察颜之推思想的研究史，论者们都着力于论证颜氏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下有了这样的思想状貌，而没有充分地从思想者主体能动性的角度分析其思想之根性，即思想者始终处于“被影响”和“被选择”的状态，而失却了能动的思想生成机制。这正是此前颜氏思想研究视域的盲区，也是论者产生众多具有较大差异性结论的原因所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社会动乱，诸族并兴，南北文化融合等各方面的原因，儒家思想不复汉代的独尊统治地位。“人”的觉醒是这个时代的主题。“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6]但归根到底是“人”的时代。“人”不再被思想所禁锢，从“被影响”、“被选择”、“被统治”到主动去吸收、去生成、去创造新的思想，并最终汇聚成一股异于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思想潮流。把颜之推看成一个身处这个时期的觉醒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某种思想所裹挟的附庸，就不难看出，颜氏看似复杂矛盾的思想，《颜氏家训》中看似驳杂内容，都是其对于各种思想的主动选择和吸纳的“我”的选择，因此才会出现：说他是儒家，他不“忠”；说他是道家，他不“玄”；说他是释家，他不能“放下”。颜之推的人格美学追求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体的美学，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执行某一种思想的价值尺度，对世界的判断标准不属于任何一“家”，而属于本体的“我”，因此用儒、释、道任何一家思想去框定颜氏之思想的研究方法都是无效的。

  二、颜之推人格美学的修养论：“礼”与“节-慎”

  《颜氏家训》作为“家训”，具有鲜明的教育指向，这就要求颜之推提出具体的人格品质要求，以培养子孙美好高尚的人格品质、把握正确的处事态度和实现生命的充实完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围绕着以“人”为本体的人格美学，提出了“礼”、“节-慎”两大修养要求。

  首先是“礼”。颜之推选择儒家六艺中的“礼”作为其人格美学首要的修养。不论是作为修养要求的“礼”，还是作为“礼”的思想的载体《礼记》，在《颜氏家训》中都多次出现。

  “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1]（4）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是颜氏从小研读的重要经典，颜氏对其中的内容十分熟悉，信手拈来。

  《礼》云：“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1]（61）（《颜氏家训•风操第六》）

  《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1]（206）（《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1]（343）（《颜氏家训•止足第十三》）

  《礼》曰：“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1]（589）（《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

  颜氏不仅是以《礼》的经文作为准则来要求子孙，“礼”的修养更成为颜氏教育子孙立身做人，提升人格之美的重要内容。颜氏认为“礼”的修养在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尤为重要，正所谓：“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1]（395）殷外臣在他妻子去世后又娶了一位王氏，但由于他的孩子每次拜见王氏都想起他的生母，失声痛哭，王氏也十分悲伤，不知如何面对，不到半月就请求退婚。虽然是王氏要求退婚，但殷外臣并没有为难王氏，依然“以礼遣”[1]（38）。虽然殷外臣后娶之事颜之推并不赞同，但他表现出的一位有礼君子的良好修养，是颜之推所肯定的。颜之推认为日常生活持家应当节俭，但节俭并不同于吝啬。两者之区别正在于“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1]（42）即消费和施舍合乎礼，才不至于走到吝啬一端。

  颜之推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守礼法的行为，都在《颜氏家训》中直接予以指出和批评，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提醒子孙要引以为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顇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1]（48-49）颜之推对于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夫妻间相互唱和的礼节沦为轻贱的称谓明显持批评态度。上行下效，一家的主人人格低下，修养不高，其下人必定也是如此：“晋文公以沐辞坚头须，致有图反之诮。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1]（124-125）因此，重视礼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个人品格修养，更在于家风、门风、世风的提振与净化。颜之推始终坚持“礼无明文，则吾不取”[1]（77）的原则立身行事。“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1]（87）虽然是智慧机敏的答对，但由于有违于礼，颜氏不能认同。

  可见，颜之推将“礼”作为其人格美学核心内容之一，其对于子孙以礼立身为人的要求贯彻《颜氏家训》始末。在颜氏人格美学思想中，“礼”主要涵养人的内在人格品质，是贤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判断标尺。

  颜氏人格美学提出的另一个修养是“节-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由政权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崩溃，加之佛教道教盛行，很多士人都走向玄虚之一端，谈玄说理蔚然成风。颜之推并未盲目跟风，而是走向了崇实的思想。颜氏有着鲜明的崇实观念，在《颜氏家训•名实第十》中，对玄谈务虚的士风进行批评，并告诫子孙立身做事应当务实。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颜之推的崇实观念曾被误解为“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1]（638）而产生这样误解的原因有二：其一，清人以道学家之眼光评价颜之推之崇实观念；其二，清人没有将颜氏的崇实观念放入其所处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评价，因而看不到颜氏崇实观念异乎时代之风的特殊价值。立足于崇实观念，“节-慎”成为颜之推人格美学中与“礼”并立的一个重要修养。从《颜氏家训》中多个章节的标题都可见出颜之推对“节”的重视，如“省事”、“止足”、“诫兵”、“养生”等。

  颜之推所认为的“节-慎”的修养主要内容为：节制而不恣纵，戒慎而不轻薄。

  首先，颜之推要求为人必须节制而不恣纵。他认为行事有所节制，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平民还是贵族都十分重要。“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1]（43）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中认为北方人节制用度的生活习惯才是持家之道，而对江南人的奢侈风气提出批评。不仅是个人治家需要节制，在服药养生方面也需节制，否则养生不成，反误性命。 “近有王爱州在邺学服松脂，不得节度，肠塞而死，为药所误者甚多。”[1]（356）王爱州服药不知节度，最终丧命于肠塞。

  不但普通百姓需要节制，王公贵胄同样需要节制。

  齐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聪慧，帝及后并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帝每面称之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别宫，礼数优僭，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年十许岁，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常朝南殿，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索不得，遂大怒，诟曰：“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不知分齐，率皆如此。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后嫌宰相，遂矫诏斩之，又惧有救，乃勒麾下军士，防守殿门；既无反心，受劳而罢，后竟坐此幽薨。[1]（16）（《颜氏家训•教子第二》）

  由于齐武成帝及其皇后对于他们的孩子琅琊王高俨没有节制的宠爱，高俨的性格才会变得骄纵。又因为高俨“骄恣无节”，不知道节制自己的性情，任意妄为，最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颜之推还在文中特意指出：“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意在指出“节”之重要，不知节制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例子不绝于史，当引以为戒。因此，不论是百姓还是君王，行事有节都十分重要。颜之推更进一步指出，一国之君不但于家事应当有所节制，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施行更应知道节制。面对有人指责当时的佛事“糜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1]（372）时，颜之推认为：“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1]（372）国君过于放纵而不能合理地节制佛事，既导致了百姓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还使得崇佛反而成了误佛。因此，不论是百姓还是君王，行事有节都十分重要。

  其次，颜之推人格美学中“节-慎”的修养还表现为行事戒慎而不轻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反复告诫子孙为人行事要警惕慎重。在婚配问题上，一定要找清白的人家，而不能以权势、地位和金钱作为考量，否则“或蝟壻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1]（53）在文章写作的学习上，一定要多听亲友的评点和建议，“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1]（257）而在下笔之时，语典的运用，也要谨慎小心，不能有丝毫过失：“北面事亲，别舅摛《渭阳》之咏；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1]（274-275）除了不能犯大的过失，在诗文创作中，如地理知识等细节方面，也要谨慎。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和萧子晖的《陇头水》，虽然文采出众，但出现了地理常识错误，颜之推认为“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1]（292）入仕为官，身处朝廷，更应谨慎小心，知道收敛。权不可过重，位不可过高。颜之推告诫子孙：“自丧乱已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1]（347）

  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1]（304）（《颜氏家训•名实第十》）

  “礼”和“节-慎”的修养论是支撑颜之推人格美学的两大基石。颜之推之所以强调“礼”和“节-慎”的修养，其深层意蕴在于颜氏认为给生命留有“余地”，人才能保全生命，涵养生命，进而才能拓展生命，而不被各种因素所裹挟致使无法实现人的生命的完整、健康与自由。一旦生命的开拓如“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其人格力量必将如“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颜之推认为，这样的生命，是富有力量的理想生命；这样的人格，是美的理想人格。

  三、颜之推人格美学与人物品藻论

  品藻即“品评”和“鉴定”。《汉书•扬雄传下》曰：“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7]（3582）颜师古注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7]（3582）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有论断：“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8]《颜氏家训》中也有大量的人物品藻，下文主要以分析颜之推对于文学人物的品藻为例，进一步具体地认识颜之推的人格美学思想。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厌；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1]（237-238）（《颜氏家训•文章第九》）

  《颜氏家训•文章第九》开篇一段，颜之推对于历代著名作家进行品藻。由于颜之推几乎对文中提及的三十几位作家都提出了批评，因此引起论者的极大关注。检讨以往学者对于本段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郭绍虞先生认为：“《程器篇》中历举文士之疵，殆与此节相同；不过，《程器篇》谓：‘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则尤是较为公允的论调耳。”[9]王运熙、顾易生先生认为：“他对许多作家的指责是错误的，……他不能理解某些作家的优秀品质和不满现实、反抗现实的积极精神，而一概目为‘轻薄’。与《文心雕龙•程器》称赞屈原和为文人鸣不平相比，便尤其显得落后了。”[10]朱东润先生认为：“此则饱经世故，遂有此言，未可以为定论也。”[11]近有佟艳光博士阐发新论，在论及《颜氏家训•文章第九》开篇这段人物品藻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情性将文章与文人品行紧紧连在一起，相同的情感模式在本属于不同门类的文学与德行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同构关系，从而实现了南北朝文德论质的飞跃，为隋唐主张文品与人品一致的‘文如其人’说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颜之推之前因为南北朝文德论的研究对象即文人品行与文学并无必然联系，而始终游离于文学之外，所以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南北朝文德论并不能算作文学思想，只有在颜之推文人文德论的诞生以后，它才真正成为文学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12]

  上述观点中，郭绍虞先生认为，虽然同样是批评作家品德之疵，但《程器篇》更为公允。言下之意是颜之推在本段中对作家的批评有失公允。《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持论基本相同，都是以对这些作家的“历史定评”为标准，从事实层面否定颜之推的判断。两书作者都未着眼于颜之推论断与“历史定评”的矛盾，进一步研究颜之推思想的特殊性。佟文则从价值方面充分肯定了颜之推在文人文德论方面的开拓性意义，但其立论基础却颇为值得商榷。佟文肯定颜之推文人文德论在文学思想理论上的开拓性意义的基础在于，其认为颜之推“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 [1]（238）的论述，是以“情感模式”在文学和文人德行之间建立了“同构关系”。在逻辑上，所谓“同构关系”有两种情形：一则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高，其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高妙；二则正好相反，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较低，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有高格名句。佟文中的“同构关系”当与颜之推于文中原意相一致，即为后者。倘若就《颜氏家训•文章第九》的开篇一段而言，佟文似乎没有错解颜之推之意，但通观本章，就不难发现颜之推的观点并非佟文所认为的文人品性与其创作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同构关系”）。在评价屈原、宋玉、阮籍、嵇康等人的这段论述中，颜之推对于他们的人格品性是否定的，但对他们的文章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是为文之“翘秀”，即属于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较低，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有高格名句的情况。

  颜之推述及其父，不但人格品性是“不从流俗” [1]（269），其文章也“甚为典正” [1]（269）。颜之推对于自己没有保存好其父的文章，“衔酷茹恨，彻于心髓！[1]（269）由此可见，文章是否有高格名句，与创作者的人格品性并无必然之联系。佟艳光博士由于没有全面分析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因此其结论有失偏颇。

  最后看朱东润先生的论述。朱先生既不是按照“历史定评”评价颜之推的文人品藻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也不是直接论断颜之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学术价值，而是给出了一个判断：“未可以为定论也。”朱先生认为颜之推对于历代文人的这段品藻所表达的不是颜之推的观点，或者不是颜之推观点的全部。朱先生以其对于颜之推思想的把握以及敏锐的理论触觉，发现此段与历史定评相矛盾的人物品藻以及颜之推对于文学与作家关系的论述的复杂性，可能存在着更深层的理论问题。

  本文认为，《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中对于历代著名作家的品藻与他们“历史定评”之间的矛盾，以及颜之推论述中文学与作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其深层原因在于颜之推人格美学所具有的独立品格。颜之推的人物品藻是其人格美学的实践，其审美对象是“人”，而颜之推的艺术美学则是通过其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赏体现。所谓人物的“历史定评”，是历代共识的一种“公共表达”。但是“公共表达”并不能裁判“私人表达”，更不能替代“私人表达”的意义和价值。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的人物品藻，不论是作家还是其他人物，依据的都是其对于“人”的审美标准，做出符合其人格美学思想的“私人表达”。这正是其人格美学思想的独立价值所在。同样的，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也具有独立性。其实，颜之推是有明确的文学审美标准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1]（267）颜之推对于具体作家作品或者文风的评价都以此为审美标准。因此，他并未因人废文：他批评屈原、宋玉、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三十几人的人格，因为这文人“轻薄”，并不符合颜之推的“礼”和“节-慎”人格美学。但颜之推因这些作家的作品符合其艺术美学之标准，同样肯定了他们乃历代作家中之“翘秀”，有“才华”。

  四、结 语

  颜之推的人格美学思想是颜之推思想中十分特出的一个面向，其人格美学思想所具有的独立品格既独标当时，又暗合魏晋南北朝思想解放的思想潮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珍贵的思想标本，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在学界对于颜之推及《颜氏家训》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其研究价值仍然尚待进一步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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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2.

  [12] 佟艳光.南北朝文德讨论的终结——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