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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老迪的鹅 发布时间：2024-02-22 19:52:45

  史

• 作者：sikong 发布时间：2017-08-30 13:57:46

  尚必红，下志青，哈哈哈

• 作者：夜半蜘蛛猴 发布时间：2023-08-18 16:38:36

  都说现在书号不好拿，可市场上愈发多这种带有偏见（如开篇就将大龄单身女性视为非正常人并进行纠正的言论）且毫无营养的书，还好意思打着“心理学”的名称…

• 作者：路边小石杜辉 发布时间：2023-06-09 15:54:39

  比较全面的女性心灵鸡汤文，也有一些牵强的心理学知识，尚可的知识普及读物。

• 作者：人生 发布时间：2023-07-07 13:02:16

  基本上，只是簡單描述心理狀況，而且也沒有描述能力，很像是網路垃圾文，也沒有說出會出現的問題，比如說大齡，也是女作者自己的保護機制，整本書很水，根本不會學習到內容。就是一個主觀垃圾軟文。

• 作者：memory余 发布时间：2024-01-23 14:28:21

  非常初级的一本书，没有新的观点，也没有自己的观点，适合小学生，或者完全不了解女性的人看，

• 李欧梵、桥本悟 | 从一本小说看世界：《梦游二十一世纪》的意义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04-10 20:21:12

  (本文原刊台湾《清华中文学报》2014年第12期，2014年12月)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十九世纪末期荷兰的一本科幻小说AD2065(中文译名《梦游二十一世纪》，日文译名《新未来记》)以及其中文和日文译本，来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和接受，以作为一个“跨文化”翻译研究的案例。本文先从该书的英文译本和杨德森的中文译本，透过文本细读，替原作者的科学幻想的知识性内涵进行文化史的定位，并窥测其启蒙式的“欧洲本位”的现代性意图。然后进入中日译文的仔细比较，并将之置于两国不同的历史脉络：晚清的改良运动和日本的“兰学”传统。最后经由日本译者近藤真琴在译文每一章后面的详尽诠释和反应——特别关于中日两国将来在东亚对抗西方的地缘政治地位——略作现代的解读。

  1903年《绣像小说》杂志连载一篇称为“科学小说”的中译本：《梦游二十一世纪》，作者笔名为“达爱斯克洛提斯”，乃Dr.Dioscrides的音译，译者是杨德森。此书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说部丛书”初集第三编，十年后(1913)该书已经出了六版，可见当时颇受欢迎，然而在晚清知识分子群中似乎没有引起太大反应，至今研究晚清的学者对此书也不大重视，仅仅将其与晚清的大量科幻小说放在一起。唯有英国学者卜立德(David Pollard)在一篇论文中率先提到此书的价值，认为“此作并未以小说自居，实则是对二十一世纪未来世界的联翩浮想”，而且“译文(原文以文言文翻译)中译注既长且多，殊属难能可贵。”①但卜立德仅从中译本而立论，并未仔细分析原文内容，也未找到原著和其它英、日译本作比较。

  多年前我翻阅《绣像小说》杂志时，第一次读到这本《梦游二十一世纪》，为其题目所吸引，我读后觉得这个“科幻”故事相当不俗，于是向哈佛的同事，也是著名的汉学家伊德玛(Wilt Idema)请教。他是荷兰人，而且早已知道这本荷文名著，根据他提供的资料，作者哈亭(Pieter Harting，1812-1885)是荷兰的一位科学家，对于各种科学领域，如生物、医学、和地质学等皆甚精通。在他有生之年颇有名气，并曾于1873年书写自传，1961年由乌特莱特(Utrecht)大学博物馆出版。他也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在荷兰推广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学说，并且对于科学的普及致力甚勤。哈亭于1865年写了这本小说，原名是Anno Domini 2065：een blikin detoekomst(《纪元后2065：将来的一瞥》)，1870年再版时又改名为AD 2070，次年由英国人Alex V.W.Bikkers译成英文，名叫Anno Domini 2071，《梦游二十一世纪》就是这个英译本的中译，至今似乎也只有这一种中译本②。

  原著的两个版本皆有日译本，而且第一本早在1868年，即明治元年，便已译成，直接译自荷兰文，日译者近藤真琴(1831-1836)。该书书面注明印刷于明治十一年(1879)，书名叫《新未来记》；而另一种日译本则出版于1874年，译者是上条信次，由英译本翻译为日文，名曰《后世梦物语》③。经过台湾学者吴佩珍和日本学者桥本悟的协助，我终于找到了日译本的这两个版本和1871版的英译本。这本日文译著是明治维新后的第一本西书，而且引起整个日本朝野对于“将来学”的热潮④。然而为什么此书在日本朝野引起轰动，而在中国似乎默默无闻，这就有待进一步研究了。2013年夏我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认识哈佛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桥本悟，发现我们研究的兴趣和方法十分相近，也得到他的合作和启发甚多，因此决定共写此文，本文第一部分由我负责，第二部分有关日本方面则由他执笔(他用英文，由我译成中文)。内容和论点则是经过我们两人在“中研院”文哲所的多次讨论的产物⑤，因此本文由我们两人联合具名发表。

  因为我们二人都不懂荷兰文，无法研读原著，只能先从英译本和中译本中略窥此书的内涵。然而英译本的文体是拐弯抹角的维多利亚式英文，絮叨之至，实在不敢恭维。更不可取的是译者在序言中声明：为了顾及另一种文化语言的接受能力，不得不大刀阔斧作了删节。到底删了多少?删在何处?我们虽然找到了荷文原著，但也无从仔细查证。相形之下，中译本的文言译文简洁多了。

  二、憧憬二十一世纪的新世界

  (一)科学的乌托邦

  此书特别之处，就是它的幻想部分完全根据作者个人的科学知识。他不惜引经据典，举出欧洲中古以来的各个伟大的科学家的发明来证明，将来世界的各种发明并非自天而降，而是各代科学家的贡献。这些古代的科学家并非有意，往往无心插柳(serendipity)，而间接引发新一代的灵感；换言之，没有原先的理论基础，新的科学发明无由产生。这一个论点，目前早已被科学界公认⑥。

  作者的另一个命题——小说一开头就这么说：有鉴于近世纪的巨大变化，使得文明大幅进步，将来的世界又会演变得如何?是否继续走进步的路?显然哈亭的达尔文主义并不悲观，他以这本小说来证明两百年后的世界不但更进步，而且逐渐走向世界大同之路。这一种“进步主义”的说法，也就代表了十九世纪中期——哈亭活跃的时代——的一种思潮，后来传入日本和晚清的中国，直接影响五四时代的科学主义。所以，这本科幻小说的主题是严肃的，寓科学思想于小说的“幻想”模式之中，而非从娱乐角度出发，以各种曲折离奇的情节或科技发明的奇器来吸引读者。因此，商务出版的中译本在封面上言明属于“科学小说”，涵义更正确。晚清翻译小说还有一个次文类，叫作“理想小说”，此书也可以列入此类，因为它试图提供一个将来西方社会的蓝图，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一个传统，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到了摩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名著《乌托邦》(Utopia，1516)——严复译作“乌托邦”——才奠定一个新的模式。后来又有培根(Francis Bacon，1521-1626)的《新大西洋洲》(New Atlantis，1526)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1)等名著，将之发扬光大。这个模式基本上是脱离宗教的，理想国并非天国，而是人类的理性造成的美好社会，换言之，它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产物。摩尔的“乌托邦”居民都不是基督徒，《新大西洋洲》的居民表面上是基督徒，其实真正信仰的是理性哲学⑦。哈亭显然继承了这个传统，但在小说中增加了更多的科学成分。

  妙的是，哈亭的这本小说的主人翁也叫培根，但不是Francis Bacon，而是一个更早的历史人物Roger Bacon(1214-1294)⑧。他在书中以鬼魂的面目出现，中译本文中有如下介绍：“夫培根者，十三世纪之人物也，沉静深思，精于格物学，然生非其时，命途多舛，为群小所嫉，诬为巫蛊，下狱谳定，禁锢十载，郁郁不得志，毙于狱中，亦惨矣哉。”作者又说：“尝读其传而思其卓论，其意想所及，悬揣于五六世纪以前，而于今适为吻合，一若先知也。”⑨培根臆想到的发明，一一列举，如可望星辰的望远镜、“人将制不持人畜之力而能行动之车，其行且必较人畜为迅速，人将制不持人畜之力而能行动之舟，艨舯巨舰，一人驾之而有余，其驶行更速”、“建筑桥梁，可舍柱而成”等等。作者以培根为先知，恰是因为他当年根据科学和理性推论而想象出来的东西，现今已成事实。然而，哈亭在十九世纪中叶(1865或1870)所见到的、和小说中所想象的二十一世纪(2065或2070)的世界，还是有差别的。哈亭自己也在扮演一个培根的角色，把他有生之年看到的科学发明——如蒸汽机、电报、汽艇、火车、地洞、吊桥、摄影、瓦斯、望远镜及显微镜、潜水镜、航空仪器等——作进一步的推论和幻想，而不是无中生有、胡思乱想。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书中的二十一世纪理想世界和当今(2014)的所见所闻相比较，不难发现不少惊人的遥相呼应之处。有些幻想物如今也成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例如：铝的广泛采用、中枢控制的冷气和暖气机、以太阳能调节的玻璃温室、越洋无线电和收音机、横跨英伦海峡的地道火车(书中是长桥)、以北京为起点的通往欧洲的西伯利亚铁道、设在中亚的大型天文台和望远镜、甚至于登陆月球(书中的叙述者存疑)……。唯独书中的飞行工具仍然是气球，而非喷射机，更没有如今普遍采用的计算机和网络。

  以上所列的各种发明，书中皆以培根的鬼魂和他的俏佳人伴侣Phantasia小姐(中译本作“芳德西女史”)，一一向愚昧无知的十九世纪叙述者“我”详加介绍，并解释原理，煞费周章。培根是一个智者，说话有条有理，又有耐性，而年轻的芳德西女史则时而冲动，时而嘲笑。二人刚好互相搭档。

  叙述者的身份显然由作者衍变而来，他在开头时因缅怀先哲，特别是培根，“辗转凝思，渐入幻想”，发现自己身在一大城中——伦敦呢阿(Londonia)，不识其地，“遥见钟楼耸起于前，往就之，见其题语曰：纪元后二千七十一年元旦”⑩。这一个开头，令人想起另一本晚清流行甚广的科幻小说《回头看》，又名《百年一觉》，原名是Looking Backward：2000-1887，作者是美国人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经由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最先于1891-1892年间在《万国公报》译介连载，立刻轰动朝野，名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看过，影响深远(11)。然而，这本美国小说写于1888年，在AD 2065之后，晚了二十多年，是否反而受到这本荷兰小说的影响?至今我尚未查到有关这两本小说的比较研究的论文。

  (二)穿越时空的旅行

  哈亭和所继承的这个科学小说的传统，内容至少包括三种成分：一、想象的科技；二、穿越时空的旅行；三、故事内涵有一套哲学或社会理论(12)。此书三者兼具，第一项已见前述，但第二和第三项尤见突出。

  故事一开始就介绍“二十一世纪”的新时间观念，可见作者的乌托邦世界必须从一个新的时间观念开始缔造，换言之，没有新的时间观念，就无法想象这个新的世界。故事开始的时空点很明显：叙事者梦游到2065年(英文版2071年)元旦，地点是扩大后的伦敦，占了英国东南部，人口增多至1200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级大都会”(megapolis)，已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书中标志的时间。叙述者看到巨钟的“钟面之长短针不一，目为之眩”(13)。原来钟面至少有三种时间指标：“真时”(True Time)，即当地现在的时刻，“中时”(Mean Time)，指的是一种标准时间；这个时间直到1884年才由欧美各国讨论，后来公认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为标准，故距离哈亭此书成书时间至少晚了二十年(14)。但最新奇的是书中所提到的Aleutic Time，中文直译为“阿鲁底时”，究系何解?后两种时间，显然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还是陌生的，所以译者关于“中时”观念，还特别加上一条很长的批注(15)。而“阿鲁底时”指的是什么?英译本和中译本皆在文本中详加解释，原来海底电线铺设后，“自周球电线四绕，交通日便，各地时刻不能合一，不得不设一新时刻以求划一……既便于商务，又利于全球人民，是以万国公议，以阿鲁底岛(中译本在此又加上一条注)为地球之中点，当岛中日出时，为大同时刻，计各地时刻之差而损益之，庶无参差之患”(16)。有了这一个世界公用的“大同时刻”，一个崭新的“美丽新世界”于焉开始，英文版的译文是：“then begins the world-day”——“世界日就此开始”。然而中文译本却用“大同时刻”一词，来自何处?哈亭小说所描写的将来世界依然是多个国家所组成，但他提倡非战，息兵，永远解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杀戮。解决的方法就是“万国公议”和商务的流通，类似今日的联合国和“全球化”。然而“大同”一词典出《礼运·大同篇》，令我们想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然而此时(1903)译者杨德森不可能读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文本中显示的世界大同的想法是否反而影响到康有为的最初构思?抑或是二人“英雄所见略同”?都从《礼运·大同篇》得到灵感?我们无法判定。但重要的是：然而，哈亭毕竟不是一个小说家，他没有建构一个完整的乌托邦蓝图，只不过突出了他个人的政治观点：非战和自由贸易，似乎更接近十九世纪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内中的社会主义色彩并不浓厚，但对于如何保存文化遗产的问题却很着力描绘，例如伦敦呢阿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见下文)。这是否和译者的兴趣不谋而合?他为什么要翻译这本憧憬未来的乌托邦小说?

  根据能找到的有限资料，译者杨德森是江苏吴县人，1899年入读上海南洋公学，曾在同学组成的群智会班上讲解严复译的《原富》，未几卷入学潮而退学，1904年5月赴比利时蒙斯大学(University of Mons)学习铁路专业，后转入安特卫普大学(University of Antwerp)攻读银行学，得商学学士学位，1910年已经回国。照时间推算，《梦游二十一世纪》应是杨在南洋公学读书时翻译的作品。该校的外语课程是英文，所以根据英文译本翻译的(17)。他显然不懂日文，序文中只字未提日文译本；而且他和梁启超的日文翻译方式不同，比较严谨，虽然注释详细，但毫不作个人论述。这本小说可能也是他唯一的译作。

  梁启超恰在三年前(1899)第一次提出中国必须采用公历(18)，务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接轨；换言之，就是把“中朝”变成一个现代国家而进入多个国家(英文俗称“family of nations”)的世界体系，用意颇类似《梦游二十一世纪》中的看法。那么，为什么梁不翻译此书，却在《新小说》创刊号(1902)译载了法国天文学家兼小说家佛林马利安(Camille Flammarion，1842-1925)于1894年写的“反乌托邦”小说《世界末日记》(La Fin du Monde)?为什么梁氏独钟这本《世界末日记》?这是一个至今未能解释的谜。因此这两个文本的“互文”意义就值得进一步探讨了。

  杨德森也许没有看过《世界末日记》，但不可能不熟悉梁启超的作品，我们甚至可以说，晚清文学思想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当然和大量翻译引进的十九世纪西方思潮分不开，内容庞杂，并不一致。一方面，西方现代性中的进步观念本身就是基于时间直线前进——而非轮回——的假设，科学的发明更助长了这种时间观念，并以此为基础缔造将来的乌托邦想象。然而十九世纪末叶的欧洲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家并非人人皆是“进步主义”的信徒，佛林马利安就是一个例子，他与哈亭所揭橥的太阳能有无限潜力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地球终有“热寂”的一天(19)。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悲观论调是否会被接受?在《世界末日记》的中译本中把将来移到公历220万年，遥远不可及，反而《梦游二十一世纪》中的将来是一百多年后，比较具体。但即使如此，这一种进步的时间观念还是与中国传统不合。所以杨德森在序文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孔子曰，百世可知，言大经大法，万变不离其宗也，若夫沧海桑田，迁移何定，今日繁盛者，安保他日之不衰息?”字里行间依然隐含一种由盛而衰的轮回时间观念，对于“百世以后”的将来无法肯定，所以又说：“然则查已往，观今世，以逆料将来，岂可知之数耶?不可知之数耶?”语意不定；虽然古今“无可知之事”，但“有可知之理，据所已知以测所未知，初非托诸虚诞耶”(20)，这才是他翻译这本小说的理由。

  杨氏把孔子(也就是中国传统)的百世观和西方的世纪观放在同一文本，颇资玩味。所谓“百世”并非指一百个世纪，而是泛指很长的时间，但西方的现代性时间算法比较精确：AD 2065(或AD2071)刚好是原书写完两百年。上面提到的另一本极有影响的《回头看》，英文原著的时间范畴也极精确，即从公元2000年回望公元1887年。这一套可以确定而不虚幻缥缈的将来时间，非但界定此二书作为“科学小说”或“理想小说”的时间界限，而且更具体地支撑“进步观”的乌托邦造型。然而同时期出现的大量科幻小说，内中的时间观念都很模糊，出自晚清文人一厢情愿的模仿或创造，却往往流于“虚诞”。就《梦游二十一世纪》的译者而言，这本书之值得翻译和借鉴，也在于此：“据所已知，已测未知”，把十九世纪的“现在”议科学的推测投射到二十一世纪。

  然而，原作者只不过借“梦游”的框架来展示他对将来进步文明的蓝图。这本小说中叙述者的经历的时间只有两天！既然只有两天，则必须把小说世界中的空间拉大；换言之，就是作一种小说式的“时空压缩”，叙事者必须以极快的速度旅行世界各地，也必须搭乘新科技发明的旅行工具——气球。作者不厌其烦地把气球如何利用空气和风力的道理以及用电磁发动的“转运力管旋转”和升降的科学原理，仔细解释。重点反而转移到气球上去了。从我们现在——已经真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知识视角看来，似乎有点可笑，气球的速度如蜗牛，早已落伍。其实对晚清的读者而言，气球已经不是太过新鲜的事物。陈平原曾在一篇长文中仔细讨论晚清报刊——特别是《点石斋画报》——关于气球的报导(21)。此处不必细述。其实欧洲早在十八世纪末就发明气球，1782年第一次升空三十米，并在巴黎举行气球展；1874年第一次由巴黎飞到里昂，刚好和哈亭作此书的时间差不多。只不过小说中的气球可以环游世界。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的《环游地球八十天》写于1873年，较哈亭的书稍晚，1880年就有日译本，但中译本迟至1900年才出现。说不定《梦游二十一世纪》也刚好趁着晚清报刊流行的“气球热”而出版。凡尔纳作品在欧洲也甚流行，他的《地底旅行》和《从地球到月球》分别出版于1864和1865年，又和Anno Domini 2065的写作时间相仿。至于二人对彼此的作品是否知晓，以及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只好有待其它学者研究了(22)。

  虽然《梦游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气球，但全部游程毫无探险意义，所以又和《环游世界八十天》不同，而是藉由旅游带出一个新世界的构思和理念，这才是作者写此书的目的。在作者心目中，这个理念的基础就是“进步的文明”。哈亭勾画出来的文明世界，显然是以城市为中心——伦敦呢阿，妙的是这个荷兰作家用一个英国人和英国城市作主角，而不用荷兰为蓝本，显然承认大英帝国在当时的主宰地位。从后殖民理论立场而言，他的这套论述还是脱离不了“欧洲中心”的心态，和《环游世界八十天》一样，以伦敦为中心(Metropole)出发到世界“边缘”，旅游本身就带有殖民的象征意义。更明显的是故事最终，气球要降落澳洲，作者直接带出来荷兰在爪哇的殖民地问题，作者显然同情较开明的一派，要教育爪哇人，助其将来独立。到了小说最后，气球降落在目的地新西兰，却成了“新荷兰十二郡联合共和国”的地方，文中似乎把澳洲的墨尔本也算在其内，原来这块英国属地已经独立自治，和英国正式地分家了。哈亭提出这个“后殖民”的理想国——“The Twelve United States of New Holland”，故意以此来代替荷兰的殖民地(爪哇)现状，表面上十分开明，但骨子里依然是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这一个潜在的殖民主义倾向，反而被日本译者近藤真琴一语道破。(见后文)

  (三)新世界的进步文明

  伦敦呢阿既然是新世界的中心，它的进步文明，书中以三大馆为代表：一是“Heliocromes Exhibition”——中译本直译为“希利亚克洛姆斯赛会场”，“Exhibition”译为“赛会场”不能说是错误，可能晚清的词汇中尚无博览会或展览会字样，至少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还是陌生的。但在19世纪的西方，“Exhibition”早已成了炫示各国物质文明进步的展示场，整个十九世纪西方各国举办的博览会层出不穷，最有名的是1851年为纪念英女皇维多利亚登基的一场盛大的博览会，俗称“水晶宫展览”(Crystal Palace Exhibition)，乃轰动一时的盛事，它展示的基本科技就是玻璃。1889年巴黎的另一场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也因为此而建的埃菲尔铁塔永垂不朽，展示的基本科技则是钢铁。本书作者更进一步，把科技材料推展到铝和摄影，这个Heliocromes展览馆以一种最先进的彩色照相技术，取代了旧时的美术馆。原文中已经提到几个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研究照相的科学家，但在培根眼中都不够先进，小说中的叙述者进去参观，只见五光十色、各种尺寸的大小照片，直看得眼花缭乱。作者以对话的方式点出绘画的艺术品与照相的不同：艺术并非只为了模拟现实，而是要把现实“理想化”，馆中展览的名画家是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科雷吉欧(Antonio Correggio，1489-1543)、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和林布兰(Rembrandt，1606-1669)，前二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后两人则是荷兰大师。可能这些名字皆是初次在晚清文坛出现。原作者哈亭并没有将照相取代所有的艺术品，而只是把那些无以计数的仿真大师的作品，以照相方式保存，不留原件，以照相代之足够(23)。照相技术在二十世纪初已经介绍进入中国，慈禧太后第一次照相的时间仅较这本小说中译本初度连载时晚了几年而已。这也许是偶合，说不定这本小说也作了间接的“推广”，功不可没。

  小说中第二个“进步文明”的代表是“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中译本译为“万国藏书室”，似乎认为如此庞大的藏书室一定包罗万有，因此叫“万国”。这个图书馆面积极大，“广厦林立，密若村市”。英译本称之为“bibliopolis”——书城，又形容它是“labyrinth of learning”——学术的迷宫，意象预示了阿根廷小说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对于图书馆的描写。妙的是波氏的灵感反而来自中国的“四库全书”。中译者杨德森没有注明这个关系，但却漏译了图书馆各幢楼中间的大广场，内有各种公园、花园和街道，到处展示雕塑艺术品，可见原作者对它的重视。换言之，在哈亭的二十一世纪文明蓝图中，艺术和科学并重，二者缺一不可。因为他是科学家，所以小说的叙述者也选择去参观生物馆中的飞虫(entomology)馆。作者不厌其详的分类，从“格致”(natural science)到生物(zoology)到飞虫，最后进入一间大厅，四面墙壁从上到下摆满了书，原来是飞虫中的一小类——“双翼飞虫学”的藏书室!哈亭心目中的分类法似乎来自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他对将来世界文明的信心显然也基于启蒙运动对于人类理性的极度尊重。除此之外，哈亭的进步主义也和英国十九世纪的几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特别是弥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挂钩。他在这本小说中特别提出强迫教育的重要性：二十一世纪的人个个都识字，因为有政府强制执行的教育。文明和“无知”是对立的，而教育则是铲除无知的必须手段。这一个结论，我们现今看来天经地义，不必辩解，但在哈亭的时代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侵犯了家长教育自己子女的自由，特别在英国，所以此书的英译者Bikkers特别加上一个批注，极力赞扬哈亭的主张(24)。

  第三个进步文明是“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杨德森将之译为“万国博览院”。这个“博览院”好像最能引起叙述者的兴趣，他“不禁喜跃曰，尝闻游历他邦者，必入博览院以餍眼界，今愿附骥尾，略扩闻见”(25)。哈亭则利用这个博物馆的形式来抒发他的达尔文主义。小说中芳德西故意把叙述者带进其中的“Genealogical Museum”，杨译为“谱系学考察室”，这位女史说是她的个人嗜好，原来谱系指的不是族谱和文物，而是各种“动物骸骨、罗列无算，有马骨、象骸、犀骨……古时奇兽、及不知名动物之巨兽”，显然就是当今西方各“自然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陈列的考古东西，但在十九世纪的语境，都是达尔文主义的隐喻。显然英译者精通此理，特别加上一条注解，提到当时的辩论：到底人类的祖先是否也从这些远古巨兽进化而来?芳德西和培根的意见有所分歧，前者认为物种进化理所当然，人类亦是如此，于是要引导叙述者到内室去观察人类祖先的骸骨，却为后者所阻止，显然培根不承认。英文译者在此批注，认为即使大哲如培根，也有失误之处(26)，因为他认为人类不在达尔文的“物竞生存”的进化范围之内。这到底是否作者哈亭的看法?中译者杨德森又作何见解?译文并没有为此作特别注解。

  叙述者在一天之内在伦敦呢阿游览了“进步文明”的三大坐标——照相展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之后，就回到旅馆休息。至此小说情节告一段落，然而只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小说的中间部分则是用来作各种议论和科学原理的解释。最后一部分才是乘气球游览世界，但情节毫无惊险可言。哈亭的小说和凡尔纳脍炙人口的《环游世界八十天》大不相同，没有英国绅士为争取时间和速度——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主题——而打赌，更没有到各地冒险的经历，最后也没有回到伦敦，气球在“新大陆”纽西兰降落，小说未及介绍这个“新荷兰共和国”就突然结束，气球落地，叙述者才发现自己作了一个美梦。

  所以严格说来，这本小说其实不能算是小说，因为它缺乏叙事的进展，也没有高潮，倒是和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27)略有相似之处，却没有转化成小说所隐含的讽刺，正面说教的意图十分明显，想借“将来”而谕今——也就是作者所处的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就小说叙述学的角度而言，情节推展颇为勉强，也没有什么高潮，全书最重要的形式反而是“问答”话语——叙述者发问，培根作答，以将来的开明来反证现今的无知，这种方式，类似基督教的“教义问答”(catechism)。甚至在气球的旅程(由伦敦飞越欧陆到土耳其，又南向飞到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中还不停地辩论各种思想和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如今看来，有的是和作者个人背景——荷兰——有关的局部问题，与晚清当时的情况不合，引不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日本的反应则大不相同，见后文)，然而有的观点极有创见，甚至预见了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局势，值得二十一世纪的读者反思。

  气球由英伦出发，到了荷兰上空，却见荷兰北部完全沉没海中，叙事者大为惊异，于是引出一大堆当地治水的问题。然后又讨论的一阵荷兰的大学教育和考试制度，是由政府主持联考或是各大学自由招生考试?这个琐碎的荷兰本土问题，对晚清读者而言，似乎无甚意义，因为新的大学制度到民国时期才奠定。然而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即将废除(1905)，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作者由此又谈到全民选举(universal suffrage)的问题，应由几岁开始可以投票，以及妇女的权力(在此芳德西反而反对、批评弥尔的看法)等等，这些都是当时讨论的大问题，然而对于明治日本和晚清中国是否有参考价值?表面看来似乎遥不相及，然而仍有启迪的意义。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教育问题已经开始讨论，“天足”运动如火如荼，现在所谓的“公民意识”虽然尚未成型，但清廷在皇朝最后几年不得不下诏变法，初步的议会政治正在酝酿……从历史回顾，这本短短的科学小说其实已经预示了不少可能性。当年的有识之士如果看过这本小说又作何想?我们无由得知。至少，《梦游二十一世纪》提到的局限于英国和荷兰的问题和辩论，皆非作者幻想出来的，而有相当的写实性，是否可以作为清廷变法新政的参考?这些臆测皆是徒然，显然中土的读者最多只把它当作小说看，而没有窥出它背后的政治思想。

  (四)欧洲中心式的“大同世界”

  到了小说的后半部，作者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它用“科幻”的模式，真正要表达的是它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念，否则它不会让气球升空后的旅程变成了一个讨论会(symposium)，由培根和芳德西主讲，藉此描绘出哈亭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他所想象的进步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其实已经是一个“大同世界”，非但人人识字，而且各国人民在互相通商旅游时，已经发展出一套旅行用的世界语(travelling dialect)，中译为“旅行方言”，乃“各国参合而成者，而偏重于英，盖习英语者日多，英人之游行又日广也”(28)，以之和今(二十一世纪初)比较，这个预言相当确切。作者之作此预言，显然以十九世纪英国的强大帝国国力为出发点，荷兰已成小国，国威已无法和英国相比。另一方面，在小说中有一大段讨论“非战”(no more war)(29)和自由贸易(30)的问题，作者借芳德西之口说，在这个二十一世纪中期的新世界，只有“制造家、工艺家、贸易家、又有学士与法律家，无所谓武夫矣……今日所有之武士，君不见警察吏耶，若兵卒汰除久矣。”(31)哈亭的这一个构想，虽有前人创议(他举出英国的Cobden和Bright)，但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高尚：“盖人种虽为至灵，而其性质半系天人、半系禽兽，故卒不免有忿心”(32)，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所以哈亭预测：各国达成“弭兵”(disarmament)的协议，并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人性进步使然，而是战争的耗费太大，到了二十世纪末，“各国岁糜军饷千百万，积国债不能偿，深恐无以自立，遂成斯会，注全力于商务艺术，不若往者之专注于军械战争矣”，何况“数十年前，英法美俄之战，四国所有军舰，同时毁灭”，水师既灭，英法二国“各于海峡之滨，以巨炮轰击，英法二都同时焚毁，所失以万万计，人民死亡者，不止乎万，各国翻然自误，即能战胜，所得亦不偿所失，乃议设弭兵会，禁止战争……既无战争，则无所谓疆域，昔之所谓藩篱者，今出入若庭户矣。”(33)

  这一段中译十分流畅有力，与英译本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也是原作者的核心观点。一个十九世纪的科学家，竟然可以料想到科技用于军事的灾害(但没有想到原子弹)，至为可贵。哈亭也准确料到在他逝世后英法美俄四国的势力消长：十九世纪末英法两国在海外果然角力，俄国势力也扩展到中亚和远东，直到1904年被日本击败，势力才稍收敛，而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一改自扫门前雪的“门罗主义”，把势力发展到太平洋，占领菲律宾。这一切世界局势的变迁，哈亭似乎都料到了。他虽没有料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但二次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可以说是他想象中的“弭兵会”的初步实现。然而各强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至今未休止。小说中培根提到因军备消耗而引起的“全球各国经济大破产”(universal state-bankruptcy)，在二十世纪也应验了，例如1930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depression)和2008年的金融风暴。那么，今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象是否也应验了哈亭所主张的以自由贸易而导致世界大同的理想?

  哈亭的自由贸易逻辑很简单：自由贸易可以使各国人民自由交流，放弃敌对，国与国之间的藩篱因而解除，取而代之的是全球通用的币制和度量衡制度，“交通既便，器用日精，昔各国专有之利益，今成为万国共有之利益矣”(34)。中文译者杨德森把英文版的“weal”(福祉)译成“利益”，似乎稍微曲解了作者的原意，也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由贸易是否必然导致世界大同?是否就能促进全球的福祉?照目前“全球化”的情势来看，哈亭未免太乐观，杨德森也未必同意：他在注中特别阐明各国争权谋利和自由通商的不同，“以前各国不求联合，各擅其长，而专主其利，至是各国联合而专注意于商务”，似乎在为哈亭的“通商主义”说项，言下之意却暗示了晚清朝野追求中国“富强”的话语，他显然深嗜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所以把“wealth”和“weal”混为一谈。

  哈亭以自由贸易为手段的世界大同理想，很明显地源自十八世纪德国的启蒙主义，小说中培根的一句话被中译者完全忽略了，即“如果十九世纪见证了民族主义的原则，我们的世纪更进一步，发明了humanism的原则”(35)，荷兰文原著用的是“humaniteit”，应与德文的“humanitt”相近，直译就是“人类”(humanity)。英文译者Bikkers为此特别下了一个批注，认为德文此字出自“Lessing”，并说一个德国名词没有适当的英译并不表示在英国就没有这个观念(36)，却不解释“humanism”，在英文语境的复杂意涵；日文第一个译本用“人伦の学”一字，而中文译者却支吾其词，只说“然前此不免猜忌，今乃共和，此不可比拟者也”(37)，于是“humanism”的世界政体又成了“共和”了，显然中译者并不看重这一个基本的概念。原作者试图从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共同体”，与“共和”或“大同”还差一段距离。

  这一连串的“名词旅行”引出来的是一个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德国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哲人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就提出基于共同人性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观念，哈亭可能也服膺此说，认为人类交往不应受制于国家藩篱，而以人类的共同人性为依归。然而此说的背后仍然是一种广义的“欧洲中心主义”，如从后殖民理论的观点，它还是为欧洲的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撑腰，或作一套“启蒙主义”式的辩解。如果将之放在十九世纪中期和末期的中日文化语境，涵义又有所改变。这就牵涉到一个更大的“文本旅行”和“接受理论”的问题了。因此，我们必须比较一下这一个荷兰文本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反应。

  三、日本的反应和诠释：近藤真琴的亚洲诠释

  此一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刚开始，虽然大量吸收西学，但对于日本在世界和亚洲的地位，也特别自觉，所以此书的第一位译者近藤真琴的身世和背景也特别值得重视。他在日本的地位和名气，远远超过晚清时代的中文译者杨德森。

  近藤真琴(1831-1886)的家族，在幕府时代乃属于“鸟羽藩”(今三重县)的封建贵族。后世公认他是“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德川后期和明治初期的现代教育制度化的工作。和其它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近藤接受的是日本传统的“汉学”训练，而由于受到1853年西方“黑船”打开日本闭锁政策而引起的巨大社会和政治的变迁的影响，他就开始专攻“兰学”。学习荷兰文使得近藤接触到现代知识，当时是为了实用，特别是造船技术和海军，这就是日本进入世界舞台的基础。近藤从荷兰文和英文翻译了几本关于航海和海军炮术以及其它科目的教科书，自己同时又学习物理和数学等基本科学，后来在明治维新时大力提倡基本科学教育，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855年他被政府任命为“鸟羽藩兰学方”的首任官方学者。1863年他开始在幕府麾下的“军舰操练所”教授荷兰文和测量学，同年他开办了一个兰学私立学校，后来变成全国知名的“攻玉社”，在明治初年与福泽谕吉的庆义塾齐名。明治维新后，近藤继续在“军舰航海训练学校”，后被改名为“海军操练所”执教，这所学堂是后来日本发展帝国海军的主要机构。除了训练海军外，近藤也于1875年建立了日本第一所商业航海学校，并在“攻玉社”全心致力于普通教育，特重数学，并利用该校的资源翻译了好几本数学教科书。近藤虽懂荷文，但也参与“国字国语”运动并促进使用日本字母(平假名和片假名)代替汉文。1885年近藤编撰了第一本日文片名字典，名叫《ことばのその》。1885年死于霍乱瘟疫(38)。

  总而言之，这位译者绝非等闲之辈。他以“痴道人”为笔名翻译出来的这本《新未来记》在日本朝野引起巨大反响，因为他在书后详加评论，把这本科学小说视为“警世”的严肃作品，希望日本读者不要把此书作“稗史小说”看，应该有所警惕。近藤特别指出西人对于亚细亚诸国的不了解，因为不了解亚洲各国的过去和现在，所以无法预测未来。他又说：欧洲各国在三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开明”，为何亚洲各国起步甚晚?他的理由是闭关自守，长年不相往来，特别是中国，并非人种问题，而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发达，照映邻邦，因而逐渐变得自大自尊，他邦隔绝。日本四面临海，所以他邦很难进侵，但如今航海发达，虽千里之遥，犹如近邻，所以译者说：当今的日本是亚洲的英国，虽然土地较英国更肥沃；而中国则像法国，只两面临海，但地大如俄国，礼文之盛如意大利。亚洲其它小国如高丽、越南、泰国或缅甸就微不足道了。日本强大后，这些小国必会畏惧，而日本如看到中国文明开化，当然也会坐寝不安，所以将来这两大国必会互相竞争，如其它小国也开始开化，则其命运也不会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

  日译者的这一套地缘政治和比较文化的论说，刚好也和哈亭一样未卜先知，极准确地判断中日两国将来必将竞争。果然不错，此书译著出版后不到三十年，中日二国就第一次开战，日本海军大胜，晚清朝野上下才突然从自大的睡梦中觉醒。杨德森的中文译文出现在马关条约签订(1896)仅六年之后，然而他作为译者和近藤相反，态度低调，全书虽有多条置于文本中的批注，犹如中国古书的注疏模式，而且往往不厌其详，但译者本人并没有发表任何议论。是否译者杨德森(当时还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仅把它当作获得西方“新知”的课外读物而已，而没有把它作更严肃的诠释?近藤则适得其反，一方面从一个本国的地缘政治的角度延伸出更深一层的意义，另一方面，为了普及的目的，特别把这本他视为严肃的西学著作，作稗史小说式的通俗化处理，把原书分成七回，每回前有两句点题的诗，后有评点，并加强文中的对话，因此扩展了小说的通俗性。杨德森反而像一个学者或知识分子，态度严肃，详加批注，原文中提到译文尽量尊重原著(殊不知英文译文并非一流)，没有大错(39)，当然也没有改写。他在序文末谦虚地说：“仆之译此，悉本英文，深虑不能达其旨，而为识者讥，世之君子，起而正之，则幸甚焉。”一套客气话，加上内容的过度说教，反而令这本书的通俗性减低了?抑或是《绣像小说》的编者李伯元并没有看出来这本书的科学乌托邦意义，只把它作为一般科幻小说看待而不特别重视?这一连串有关跨文化的接受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中日两国译者的绝顶不同的态度，显然和两国译本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关。日文译本和中文译本的语境不尽相同，它不仅属于文学作品，而且横跨数个互动的领域，导致十九世纪日本在观念上的剧变。

  首先要指出的是：哈亭的小说只不过是十九世纪中叶由荷兰传到日本的多种科技资料之一(40)。译者近藤真琴自称先从肥田浜五郎(1830-1889)处获得到此本原著，后者早在1866年写的序文中说，他是在荷兰游学一年后带回国的。二人是江户军舰操练所的同事。肥田曾师从著名的“兰学”学者伊东玄朴(1800-1871)学习荷兰语；伊东则是荷兰学者菲利普·法兰兹·冯·西博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在长崎设立的私立学校的学生，专攻医学。日本自从1853年被美国伯理将军(Mather C.Perry，1794-1858)率领的“黑船”打开门户后，德川幕府就积极推动“船坚炮利”政策，开发海军。肥田在长崎海军传习所受过航海、操炮、造船、蒸汽机械学、数学和其它相关项目的严格训练；后来在荷兰制造的军舰“咸临丸”作过船员，于1860年横渡太平洋。1866年他参与建造日本的第一艘军舰。哈亭的Anno Domini 2065是他在荷兰留学时出版的。该书除了描写两百年后科技发展的想象世界外，另一个吸引肥田之处就是乘坐气球环游世界，因为肥田亲自参加了日本第一期向外扩张的计划。

  为了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急需引进现代科技，遂加速外文书籍的翻译工作。一方面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翻译的以及中国学者翻译的多种古文书籍译成日文白话或加“训点”，最著名的例如《万国公法》，该书本由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译自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中文本，于1865年传入日本。另一方面，经过一个世纪的兰学训练，日本人也直接把西方文本译成日文。

  近藤的“兰学”老师高松譲庵原在德川幕府设立的译书局——日文叫“蕃书调所”(成立于1855年)工作，是一位官方译员。这个译书局除了翻译外交文件之外，也负责有系统地翻译外国报纸和杂志材料，并于1857年设立一个附属学校，训练学生外文及外国研究，其语言课程除了荷兰语外尚有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也包括现代科技的训练课程。高松亲自教导近藤，近藤有语言天分，后来穷其一生翻译了不少西书。近藤于1866-1868年翻译Anno Domini 2065(《新未来记》)时，也应德川幕府政府之请翻译了一本外科医术的书，还整理了一本关于海军炮术的书，可见他在译哈亭的小说时，是把这本书置于一个官方系统性研究西方科技的脉络里。

  译者在本书每一章后都有评语，例如在有一章后如此说：“作者(哈亭)的目的一定是在勉励现代读者多学习，因为所有的发明皆根源于学术。所以此章结尾显露出培根自己的语气。谁说小说无用?如果大家体会到培根的这些话的涵义，将会对社会大有裨益。”(41)近藤引的培根的这段话，大意是说现代的政府都在鼓励所有人民学习，增长知识，而不是把学术视为政治的特权，学术归政治特权阶级是老一代人的狭隘闭锁的想法。培根又说，现代的情况不同了，政府官员已经无权决定学术技艺的优劣，而是取决于众人之心，而判定价值有无(42)。这段话可以代表现代学术独立于政治的思想。对于近藤从事介绍西方学术的工作当然有吸引力。虽然日本当时的新学需要幕府的庇荫和支持，然而“兰学”一向是在大城市的私人学校所教授，和中央政府保持相对的独立。特别是和传统汉学相较的话，后者以德川幕府主持的“昌平黉”学堂为中心，而且有系统地推广到全国各地的郡府所办的“藩校”，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川幕府，面对外国的侵略，才把“兰学”归于江户中央的政府统筹管理。在哈亭的小说中近藤看到一种新学术的独立精神，在旧有的制度中刚刚开始实践。

  虽然近藤真琴翻译《新未来记》的工作是在日本推动跨文化引进西学的背景下进行的，但这个译本直到1879年，他译完此书十一年之后才出版，译者的大量注解评语似乎是在出版时加上去的。如将哈亭的小说放在当时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来看，它和其它翻译的文本——教科书，科技材料，和技术指南等——大不相同，因为哈亭的文本毕竟是想象出来的故事。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时机总算成熟了。

  1860年代末，有关科学教育的通俗读物在日本开始大量出版，此时有关西方文明各方面的知识信息迅速传播到日本读者，从科技到风俗习惯，从衣服到食物，从地理到历史，应有尽有(43)。科普教育的抬头，首先归功于明治思想领袖福泽谕吉(1835-1901)的大力提倡，他撰著《训蒙穷理图解》(1868)，此书乃是选译自英美的各种当代物理、地理、和生物历史教科书的集锦。这部三卷本极为流行，后来被刚成立的各新式公立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另一套著称的是译自英国教育家Charles Baker(1803-1874)的《绘入智慧の环》(绘入智能之环)知识丛书(1870-1872)：包括《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66)，乃是转译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译自Baker丛书的一本中文译本，用的是传统方式，只把原来汉字旁边注以日文读法。而五年后出版的《绘入智慧之环》则用白话日文，并附有大量图片，这是一种介绍西方知识的崭新方法，目的在于向广大读者群普及新知。到了1870年初，科普出版物的数量大增，造成所谓的“穷理热”现象，而“穷理”指的就是现代科学。

  而上条信次后来的译本《开化进步：后世梦物语》的文体反而较为老式，依照传统的“汉文训读体”，平铺直叙，也没有注解，此处不必详论。相形之下，近藤的译本更适合日本的一般读者，因为它是白话体，而且采用了大量的日文俗语，所以近藤的《新未来记》也代表译者致力于现代日本普通教育的开创成就。他的教育事业后来促成了攻玉社的成立。

  哈亭小说最吸引近藤的段落是培根和“幻想女”芳德西带领故事的主人公参观图书馆和博物馆。在译者评注中近藤特别举出三人先到展览馆目睹各种2065年的神奇科技，然后去参观图书馆和博物馆。译者评道：“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是为了扩展人民的知识。在此我们终于看到上一章讨论的各种文物和工业的本源。如果人民不学习，即便是花多年工夫也不会有成就”，于是近藤引了一句“圣人言”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使得自己的教育观点更有权威性，当然也稍稍曲解了《论语》的原意(44)。总而言之，近藤欣赏哈亭的小说，不仅是内中展示了将来世界进步科技的面貌，而且叙述了一个教育过程，指导读者如何从科技奇观回归到知识的“本源”，也就是说，必须先学习现代科学。《新未来记》的出版，也必然受惠于当时科学普及教育的迅速发展。

  由于日本大众对科学教育的兴趣，科幻小说也随之盛行。(45)《新未来记》的出版恰好与凡尔纳的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的日译本《新说八十日间世界一周》(川岛忠之助译)同时，在以后十年间，凡尔纳的作品大量翻译，大受欢迎，大众对科幻小说的接受也促使近藤出版他十年前的这本译著。而这本小说中译本：《环游世界八十天》则迟至二十多年后才出版。

  和凡尔纳的小说相比，哈亭的小说显得平实而乏味，因为后者描写的将来世界是基于十九世纪的实际科技现况而作的逻辑推测，而非用文学的想象加油加醋。书中介绍的标准时间和坐飞船旅行至地球的另一面，乃基于当时关于共同时间和平面空间的科学观念，而并没有表现将来未知领域的探险。由于哈亭的Anno Domini 2065只不过是一种科学知识的推断，近藤其实也批评了哈亭的科学想象力。小说不是教科书或教材；即使作家自称小说是一种科学性的呈现，但想出来的毕竟是一种虚构。因此它的虚构性也给予译者足够的自主空间和权利来想象另一个将来世界的可能性，乃基于他自己承继的文化传统，而非接受一个“普世的”纯科学标准。在全书最后的长篇评语中，近藤这样写道：“西方人自然不会了解亚细亚诸国的情况，我们必须由从古到今的历史演变中去推测未来。一般来说，你不应该从自己不知道的来思考；如果你不思考，你也无权梦想”(46)。近藤把历史插入哈亭的科学想象之中，正因为这个荷兰作家不知道亚洲国家从古到今的历史，所以他不能预测亚洲的未来。“你无法梦想你不知道的东西”，近藤辩道。更大胆的是，译者由此而提出欧洲文明发展历史的另一种“认知地图”：他把日本历来的皇朝和欧洲历史上重要的时期放在同一个时间表来审视，欧洲从罗马帝国的兴起到分裂，到哥德人(Goths)和蒙古人的入侵，到十六世纪的君权复辟。近藤认为后者是欧洲近代文明的开始，时当日本永禄(1558-1570)和天正(1573-1593)年间，他写道：“只不过是从永禄一年到庆応(1865-1868)一年三百零八年间的事，在日本悠长的历史范畴中来看，这个近代欧洲文明是一段很短的时期”(47)。这位日本译者用了这一种时间表，一方面把欧洲历史置于日本本土的时间坐标，而另一方面也把哈亭小说中科技发展后举世通用的时间观念“相对化”了。

  对抗哈亭的想象，近藤真琴刻划了他自认为必然是亚洲的前途：日本和中国将首先经由互相竞争而文明起来，而其它国家——朝鲜，越南，泰国和缅甸——将跟随在后。于是在日本和中国引导下，亚洲文明将会发展，而不至于像印度一样被英国殖民，至少近藤想象如此。且不论近藤的理想的实际内容，哈亭的小说提供译者一个基本的自主能力，根据他自己的历史知识来自由想象日本参与全球“现代性”的亚洲方式，而不仅是依照西方文明的进步过程。近藤在结论时给读者一个警惕：

  我相信此书的作者不可能预测亚洲的情况。然而，历史的潮流起伏，人类是可以控制的。因此我希望读者不要把此书作为稗官小说而忽略了。如果忽略，我们结果也会碰上培根的警告：急着接受西方的衣着和居住方式并不代表真正的开明。大家应该为此担心才是。(48)

  我们的日文译者拒绝哈亭的小说想象可以适用于亚洲，也突出人类决定历史的主体性。他从书中得到的结论是：浮面的模仿无济于事，根本不代表现代文明，各国人民应该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用他们自己的想象力来设计现代性的远景。翻译哈亭的小说，对这位译者是一件极为严肃的工作，就是把日本参与全球现代性所得到的教训，可以同时超越文化的特殊性和抽象的科学普遍性。所以小说中的培根也被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现代“理性”的说教者；换言之，近藤把哈亭小说的地位提得更高：他不仅仅把这本小说当成“虚构的叙事”，而是把那种科学想象移植过来，变为日本“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理论核心。

  四、结语：比较翻译文本的“跨文化”教训

  我们从以上一个文本旅行的例子，可以看到“跨文化”研究更复杂的一面：它不仅是一个西方“原文本”旅行到东方后与原有的文化传统纠缠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中日两国之间的不同传统和历史去向，以及文学之间的借鉴和借用。中日学者都往往只顾及到西方名词的中译来自日本，而日本译名又来自中国古文的问题，然而，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两国译者对同一个文本的翻译和接受大异其趣。哈亭的科学小说在中国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而在日本却受到“兰学”高手的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近藤最后关于中日现代化之后的亚洲局势的结论，在第一次中日战争(1895-1896)后已经应验，日本海军果然厉害，把配备不错的北洋舰队打得一败涂地，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早已摇摇欲坠，至此一蹶不振；不到十年，又把帝俄舰队打垮，日本变成二十世纪亚洲的霸权国家。再次印证了近藤的预测。

  然而晚清译者为什么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政治层面?为什么哈亭的小说只有杨德森译自英文本的译文，杨德森显然没有看过近藤的日译本，如果杨氏或其它晚清译者看过，自会发现近藤的评注，不知会作何感想?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近藤译本中借用了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大量说书模式，而杨德森文本中则尽付阙如。最明显的例子是近藤本每一章的开头都加上的对联诗句，如第四章(日文作第四编)：“电气妙工夜现月光/传信奇机筐藏歌妓”，真是妙不可言，显然为了吸引一般读者，达到普及科学教育的目的，应与中译者的用心相同，晚清读者更会接受这种模式。但《梦游二十一世纪》原载《绣像小说》，和其它翻译和创作的小说并列，似乎更重寓教于乐，没有其它严肃的用心。诚然，这又牵涉到日本“兰学”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早已奠定江户后期科学研究的基础，而晚清的“西学”只不过发展了几十年，京师译书局的设立，也显然受到日本的影响。

  从此书的两种日译本看来，在日本从德川到明治，文字改革的风潮越来越受重视，所以近藤用的是“俗语”(卷上，译者例言)，而非“汉文”或根据汉文传统的“汉文训读体”；晚清时代的文人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杨德森的译文是典雅的文言，较晚清的小说更像论文，也许他和近藤一样，感受到原著的小说性其实不强，而是用小说虚构的“假象”来论证一个科学发展的可能性。日文译者在这方面有很明显的自觉，因此有足够“主体性”提出一己的历史观。相形之下，中文译者仍然以儒家传统为依据，没有提出一己之见。也许杨德森翻译此书时还是一个学生，尚未留洋深造，不敢贸然发论。

  杨德森和近藤真琴翻译这本《公元2065》之时，中日两国正面对西方文明的霸权。两位译者都急切把哈亭对将来科学的臆想移植过来。近藤特别向读者提出警告：哈亭的想象含有明显的“欧洲中心”偏见。这本科幻小说展示出科学和文化之间的暧昧疆界，而它的翻译更提醒我们：知识的传播从来不是单纯的“普世性”现象，科学本身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其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的中介。

  一个多世纪以后，今日世界各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关系早已产生巨大的变化，而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已被质疑，特别有鉴于全球变暖等环境危机。就在2014年，哈佛和加州理工学院的两位知名教授，Naomi Oreskes和Erik M.Conway，合著出版了一本科幻小说新书——《西方文明的崩溃：一个将来的观点》(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View from the future)(49)，用一种“回头看”的方式，从2093年的立足点来想象将来，那是一个“反乌托邦”式的世界，由于气候的转变而充斥着大自然的灾难，对此西方科学家束手无策(50)。这本小说有意思的地方是：把人类的黑暗命运讲出来的叙述者——一位将来的“史家”——“活在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Seco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两位美国作者显然以中国大国崛起的例子反过来批判当今西方国家的气候科学(climate science)的实践方式，他们认为后者受制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固执”和西方本身的文化习成。曾几何时，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还急于为了改变本国的“过时文化实践”而竞相移植“西方文明”。我们当然也怀疑中国是否能提供一个更好的意识形态或有关气候科学的文化实践，然而这本科幻小说也引出另一个启示：有鉴于当今世界各国权力关系的变迁，一个世纪前杨德森和近藤真琴需要应付的老问题“科学”与“文化”似乎又回来了，我们再次面临考验。

  也许，重读哈亭的科幻小说并没有过时——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不见得是这本十九世纪末的小说，而是它的中文和日文译本使得我们有更深切的感受。

  ①[英]卜立德(David Pollard)，《凡尔纳、科幻小说及其它》，收入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0页；英文版：David Pollard,"Jules Verne,Science Fiction and Related Matter," in David Pollard,ed.,Translation and Creation: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1840-1918(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8),177-207。

  ②据吴佩珍教授提供的日文数据，还有一本译自日文版的中文译本，但至今尚未找到。杨德森在序言中说Bikkers“又译德文为英文”，可能不确。我的研究助手崔文东从网上找到而下载的英译本(Duke University Library:The Glenn Negley Collection of Utopian Literature)封面注明译自荷兰原文，见：Pieter Harting,Alex V W.Bikkers,tr.,Anno Domini 2071.Translated from the Dutch Original,with preface and additional explanatory notes(London:William Tegg,1871).以下英译本皆据此。

  ③网上下载的日文翻译的两个版本，资料如下：1.《新未来记》，近藤真琴十年前译述，明治十一年十二月版权免许，青山氏藏版。2.《开化进步后世梦物语》上条信次译，东京奎章阁发兑，明治七年十月，山城屋政吉。感谢我的研究助手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崔文东，为我从网上下载；台湾政治大学的吴佩珍教授得知我的兴趣后，也慷慨复印她手头早已拥有的两个日文版本。吴教授研究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多年，对此书也早有涉猎。在此特向三位年轻学者致衷心的谢忱，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根本无法研究这个题目。

  ④参见网站：

  http://www.sf-encyclopedia.com/entry/japanta

  (检索日期：2014年9月15日)。

  ⑤在此特别要向文哲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室的招待和协助致谢，于2013年春夏期间提供我们短期研究的机会和理想场所。

  ⑥参见Umberto Eco,“Preface,” Serendipities(New York:Harcourt Brace,1999).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⑦关于这两部乌托邦名著，参见Susan Bruce,Three Early Modern Utopias:Thomas More:Utopia/Francis Bacon:New Atlantis/Henry Neville:The Isle of Pin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关于乌托邦的观念如何传入中土的“观念旅行”，参见颜健富：《小说乌托邦——论晚清文学的结构性书写》，《汉学研究》第29卷第2期(2012年6月)，第117-151页。

  ⑧这位中古的科学家的地位，似乎在十九世纪更受尊重，咸认为是欧洲最早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阿拉伯传统得到灵感，发明实证科学方法的人。二十世纪的学者的意见不同，只认为他是一位中古学者。参见“wikipedia”网站的“Roger Bacon”条目：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Bacon

  (检索日期：2014年9月15日)。哈亭虽然借用他的名字和身份，但小说所描绘的理想世界似乎更近Francis Bacon的New Atlantis，因为二者皆注重科学和政治的关系。

  ⑨[荷]达爱斯克洛提斯(Dr.Dioscrides)著，杨德森译：《梦游二十一世纪》，《说部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2页。以下引文皆据此版本。

  ⑩达爱斯克洛提斯著，杨德森译：《梦游二十一世纪》，《说部丛书》，第3页。

  (11)张治：《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12)Adam Roberts,"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13)达爱斯克洛提斯著，杨德森译：《梦游二十一世纪》，《说部丛书》，第4页。

  (14)Stephen Kem,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1880-191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10-35.各国虽然在华盛顿开会，但承认和接受时间不同，日本最早(1888)，接着是荷兰与比利时(1892)，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1899)；法国依然很乱，中国先有电报，但采用的是上海洋人的时间。直到1913年7月1日爱飞尔铁塔第一次发出时间讯号后，世界各国才逐渐采用统一时间。同前注，第12-14页。

  (15)同前注，第4页。

  (16)同前注，第5页。

  (17)樊荫南编：《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第348页。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撰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卷上，第17、45页。以上资料乃我的研究助手崔文东搜得，特此感谢。

  (18)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旧题《汗漫录》又名《半九十录》)，收入《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7-1222页。

  (19)梁启超：《世界末日记》，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1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0页

• 英语词典版本浅谈（讲稿版）

  作者：Song,F. 发布时间：2009-09-01 20:40:49

  我想借这次例会与大家简单谈一下英语词典的版本，希望通过对架上常备英语词典的基本分类和择要定位，使大家对英语工具书有一个较为明晰而系统的认识。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则顺带讲一下其他语种的外语词典以及汉语辞书。

  之所以选择在今天来讲英语词典，首先是因为英语词典在库存结构中的重要性，有人曾说衡量一家书店的学术品格只消看一下它架上的词典就行，话虽有失偏颇，却也不无道理，在当前各类出版物中工具书最是版本众多名目繁杂，社会瞬息万变语言日新月异，求新求变的英语词典层出不穷，且其中难免会有鱼目混珠以次充好的情况，这就更加考验采购的遴选眼光。平心而论，虽然目前我们书店在工具书方面的备货不算齐全，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毫无愧色的说至少我们所备的每一本词典都是“好”词典，大家如果对此缺乏感知的话，可以到各大超市的天地图书去看一下，就会明白什么是成语“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真实写照。其次是因为词典本身的重要性，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教导我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各段英语学习者而言这个“器”指的就是一本或者几本得心应手的英语词典。相信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记得我在上上上次例会专题讲过郝明义先生的《越读者》一书，他用“主食”“美食”“蔬果”“甜食”为阅读分类，那么包括英语词典在内的工具书都属于“蔬果”的外延，大家都知道“蔬果”的主要营养成分是“维生素”和“纤维质”，虽然“蔬果”不能直接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但是我们每日所摄饮食的消化吸收和营养合成却离不开它们。中医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倘若食欲不振食不甘味食而不化甚至排泄不畅多半是由长期以来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不合理所导致的，同理可证，倘若一个人迷失在阅读的密林之中，陷入学问长进的瓶颈之中，多半是因为“蔬果”摄取不足或不当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工具书对于我们治学的意义关键就在于“疏导”二字。

  其实今天来讲英语词典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契机，一个契机是，很快就到新生入学的时候了，很多同学进入大学后买的第一本书往往是一本词典，而这本词典又往往是一本英语词典。根据统计显示从9月份开始的一个半月是一年中词典类图书销售的井喷高峰期（并且是一个单峰期），这条销售曲线实际上非常简单，就像这样（在空中划出一条曲线）——对，就像桌面上倒扣着一本打开的书。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设想一个刚刚来到大学的新生，之前他可能也曾耳闻过牛津朗文的鼎鼎大名，但当他走进书店，面对架上版本众多形色各异的“牛郎织女”，也该手足无措不知何去何从了，我简单地统计了一下，在我们当下备货不算齐全的情况下，仅就牛津词典而言，我们架上就有：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简称OALECD）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简称OALD）

  《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Intermediate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简称OILECD）

  《牛津初阶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Elementary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简称OELECD）

  《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本）》（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SOED）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The New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简称NOECD）

  《牛津当代百科大辞典》（The New Oxford Illustrat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简称NOIECD）

  《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Concise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简称COECD）

  《牛津大学词典》（The Oxford American College Dictionary，简称OACD）

  《牛津袖珍英汉双解词典》（Pocket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简称POECD）

  《牛津英汉双解小词典》（Little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简称LOECD）

  《牛津英汉双解联想词典》（Oxford Learner's Wordfinder English-Chinese Dictinary，简称OLWECD）

  《牛津英语搭配词典（英汉双解版）》（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简称OCD）

  《牛津短语动词词典（英汉双解版）》（Oxford Phrasal Verb Dictionary，简称OPVD）

  《牛津英汉双解习语词典（英汉双解版）》（Oxford Idioms Dictionary，简称OID）

  《牛津英美文化词典》（Oxford Guide to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简称OGBAC）

  《牛津哲学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简称ODP）

  《牛津美国文学词典》（The Oxford Compass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简称OCAL）

  《牛津商务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Bussiness English）

  等十余种之多，面对这些多如“牛”毛的词典，相信诸位与我一样一定会感到一头雾水，其实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多数的英语学习者一样除了自己手头常翻常用的四五本词典而外对其他的词典就几乎全然不知其详了。有一个成语叫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语出《孟子》，意思是“一个人糊里糊涂，却要使别人明白晓畅”——这怎么可能呢？这也是我所强调的专业性，作为一家学术书店的店员你必须比普通读者具有更多更深入更全面的背景信息和版本知识，只有这样当你面对那些初中高各阶读者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说到这里，我想插入几句题外话，前几天书店到了一套英语词典，主编者是“著名的英语四六级教育专家”王迈迈老师，我当时特别提醒绝不可把它们混同词典上架，因为本质上它们只是教辅而不是词典，它们之不能上架同于俞老师的“红宝书”不可能上架，对于一家学术书店而言，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强调的“品格重于类别”，你可以把一个书的分类搞错，这其实并不打紧，但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把两本品格悬殊的书并列在一点，相信这一点多半的爱书人都会有同感。我特别喜欢北京贝贝特印在书前扉页上的一句话：“为了人与书的相遇”——那么对于一家书店最平实的表述就是“人与书相遇的地方”，我们只向读者推荐最好的书最好的版本，当然我们也会因为失误把不太好的书或者不太好的版本卖给读者，但我们绝不会向读者推荐任何一本烂书。）

  另外一个契机就是今年暑期《新英汉》、《朗当》以及《牛高》先后推出了新版，这是中国英语学习者最熟悉的三大品牌，译文社的《新英汉词典》曾畅销30余年，累计印刷1200万册，在英汉双解词典大行其道之前，它曾独占鳌头，可惜如今风头不再，而今早已是英汉双解词典的天下，但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有时间展开的话，我想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对这几个重要的品种作一番简单的比较。

  言归正传，我们主要以出身、体例、功用以及规模四个方面对英语词典进行分类。

  一．出身

  从出身上讲，英语词典大致可分为本土词典和引进词典两类。

  1.本土词典主要是中国人编给中国人用的英汉词典，典型如译文社《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新英汉词典》（第4版）、商务《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张柏然主编）等，此外还有少量中国人为外国人编写的用英语学汉语的工具书，这里姑且不论。

  2.引进词典又分为英系和美系两大类。目前英系词典占据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著名的品牌如牛津、朗文、剑桥、麦克米伦、柯林斯，简称“牛朗剑麦柯”（谐音“牛郎见迈克”）合称“英国五虎”，除此还有一部词典叫做“钱伯斯”，对英国人意义非凡，这里暂且不展开讲述。美系词典主要有《美国传统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和“韦氏词典”两大品牌，而实际上“韦氏”在这里是一个复数名词，在美国有众多出版社都出过冠以“韦氏”名号的词典，之所以造成今天“鱼龙混杂”的局面，是因为韦伯斯特最初编撰“韦氏词典”是早在距今200年前的19世纪初，根据美国法律，“韦氏”作为未经注册的商标早已超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期进入公共出版领域，所以今天变成一个共享品牌。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最熟悉的“韦氏”主要有两家，一个就是正宗的“韦伯斯特”，由老东家麦瑞安—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出版，旗舰品牌Webster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但普通读者（特别是准备雅思和GRE的同学）更熟悉的是该社各形各色的韦氏原版小词典，被大家戏称之曰“韦小宝”。麦瑞安—韦伯斯特于08年底推出第一部学习型词典Webster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可惜尚未听说那家出版社引进该词典的版权；另一个就是美国鼎鼎大名的兰登书屋所出版的“韦氏词典”系列，现在兰登在所出“韦氏”前面一般都冠以“兰登书屋”的名目，一看便知，不会混淆，如商务97年引进出版的《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dge Dictionary），外研社06年引进出版的《韦氏高阶英汉双解美语词典》（Random House Webster’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在英系美系两大类别之外，有一本词典我要特别提一下，外研社《英汉多功能词典》，这是一本日系词典，原书是日本人编给日本人学英语用的…… 说到这里，实际上今天大名鼎鼎的OALD最初就是霍恩比(A S Hornby)教授执教日本期间所编写的一部针对非母语人士（主要是以日本人为代表的亚洲读者）的学习型词典《现代英语学习词典》(A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在英美两系之外，另有一本日系词典值得特别提一下，即外研社《英汉多功能词典》（A Multifunctio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日文原版（E-Gate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由田中茂范主编。

  二.体例

  以体例划分，英语词典可分为英汉、英英、英汉双解、汉英、汉英双解以及其他类别等五种。这种划分非常直观，不必多言。现举例略说几句，英汉词典一般为中国人所编写，如译文社《新英汉词典》；英英词典都是原版引进词典，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ALD)、《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简称LDCE）；英汉双解词典是目前英语学习词典的主流，最重要的即是牛朗两部词典，英汉双解词典都译自英语原版词典，但并非真正全文翻译，大多数词目的英语释义以对应的汉语词语，比如……；汉英词典大多是本土词典，如外研社《新世纪汉英词典》、商务《新时代汉英词典》；汉英双解词典比较特殊，它是以国内原版的汉语词典编译而成，据我所知，目前只有外研社《现代汉语词典（双语版）》以及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新华字典（双语版）》两种；除此以外，其他类别指的是国内引进少量英语与其他语种词典，如译文社引进的兰登系列词典《德英—英德小词典》(Random House Webster's Pocket German Dictionary)以及外教社引进的《柯林斯英德—德英词典》等。

   三.功用

  首先从功用方面，将英语词典分为描述型、学习型和中和型三大类。

  1.描述型

      描述型英语词典又称为学术型英语词典，实际上描述型英语词典是最常见的英语词典，换作汉语工具书，诸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都属于描述型词典，相反汉语工具书真正缺乏的学习型词典，除了一些给低幼学童使用的学习词典外，也就只有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等寥寥几部辞书。…… 大家都知道架上有一部书叫做《约翰逊博士传》，但大家可曾知道此公究是何许人也？（……）对，英语世界里的第一部词典即是约翰逊博士凭借一己之力花费7年时间编纂而成的《英文词典》，由朗文公司于1755年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英语词典皆可追本溯源到这部词典，在很大程度上它描绘了英语世界的图景。

  我们进一步将描述型英语词典分为一般性、百科性和专业性三种。一般性描述词典典型如《牛津简明英语词典》《英汉大词典》，这类词典收词详备并且释义简明；百科性描述词典则有《牛津当代百科大词典》《牛津英美文化词典》等，主要收录文化百科类词条；专业性描述词典则是局限于某一学科或行业的词典，如《牛津哲学词典》和《牛津商务英语词典》。

  2.学习型

      学习型英语词典是专为英语学习者（多为非英语母语人士）设计的，注重英语实际应用时的用法说明，第一部学习型词典始于194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霍恩比(A S Hornby)主编的《现代英语学习词典》(A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此即如今闻名于世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ALD)的前身。

  我们进一步将学习型英语词典分为一般性、多功能和专门性三种。

  一般性英语学习型词典是我们最熟悉的品种，著名的“英国五虎”——“牛朗剑麦柯”都有自己的品牌学习型词典，除了我们最熟悉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OALD，商务，7版，2009）《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研社，4版，2009）还有《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研社，2007）《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研社，2006）以及《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2008），作为美系词典，外研社06年引进了《韦氏高阶英汉双解美语词典》（），原书由兰登书屋出版，上面我们谈到韦氏词典的老东家麦瑞安—韦伯斯特在08年底也出版了第一部学习型词典Webster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可惜尚未与闻哪家出版社有引进译介此书的出版规划。（按，笔者整理这篇文稿期间欣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已于近日引进出版此书，是为幸事！）

  3.中和型

  中和型词典兼具学习型词典和描述型词典的部分特点，是当前英语词典编纂的新趋势，典型代表为《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在2000词限定释词的基础上收录了15,000百科词条，是融合释义、用法说明、文化注释以及百科知识于一体的文化学习词典。与此相类的另有《美国传统词典》。

  四．规模

      这是对英语词典最直观的分类，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根据收词量和总字数将英语词典简单分为巨、大、中、小、微型五大类，英语世界中的巨型词典主要有两部，一部即是由英国语言学家默里(James A.H.Murray)主编的久负盛名的《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另一部则是最初由美国词典编纂家韦伯斯特(Noah.Webster)主编的《韦氏新世界词典》（Webster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简称WTNID）。这两部词典是其他各类英语词典的母本，但却因其规模过大并不适合学习者案头使用，因此20世纪下半叶英语国家出版了大量单卷本供高阶学习者案头使用的大型词典，典型的有《牛津简明英语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简称COD）《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CCED）以及《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 Culture，简称LDELC）；后来又有供中阶学习者使用的中型词典，主要有《牛津袖珍英语词典》（Pocket Oxford Dictionary，简称POD）《朗文活用英语词典》（Longman Active Study Dictionary，简称LASD）；其实除了案头常备的大中型词典，人们更为喜爱和常用的或许是那些便携的小型词典，如《牛津英语小词典》（Little Oxford Dictionary，简称LOD）；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更其小巧的微型词典，释义极尽简洁，如《牛津英语微型词典》（The Oxford Minidictionary，简称OMD），但这类词典一般用于速查，不适合英语学习者日常使用。

  ……

  （根据例会讲稿整理而成，另，多谢范师批评指正疏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