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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范德一彪 2⊕37 发布时间：2014-07-18 17:04:27

  和《西游记》一样，绿宝石城、真经，就像我们追求的名利，看起来是目的地。但是真正的成长和收获——是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所以，如果遇到困难、失败、低落，请耐心，因为那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

• 作者：劈头士》睁木 发布时间：2020-01-04 23:38:08

  已购。这本是从精神分析派心理咨询实践出发，来指导咨询师实践的~读下来感觉很实用~个案概括技术就是把你掌握的某种理论应用于当事人。它将当事人内心困苦的原因、结果和各种后续问题放进一个理论框架,从而得出指导治疗的方案。心灵穿梭技术，就是说,你的意识在你体内活动,还要跑到求助者身上,再回到你身上。在你自己身上,要监测自己的幻想直觉还有身体状态,既要注意自己的想法,还要注意自己的情感,这种注意力的穿梭要贯穿整个咨询过程。我想说的是,上至头脑,下到身体,都要关照到。在咨询关系中,你的注意力要游走于自己的视角、求助者的视角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穿梭也就是让心思在求助者和你自己之间来回游走。治疗者自身的脆弱早就为人所知,咨询师的权威和咨询关系的私密性结合在一起,使求助者很容易在各种方面被利用。

• 作者：轩辕白圭 发布时间：2016-09-26 19:41:11

  “从此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严格意义地说来，先生的这本小传并没有太多的文学价值。近10万字的回忆录中感受到的只是，先生和众多普通人家的每一位母亲、妻子一样，惟愿家人能够一直幸福地在一起。更何况，先生在执笔回忆的时候，恰是女儿、丈夫相继离世的五周年，这份思念或在这位90多岁的老人心中，不是煎熬、不是辛苦、不是折磨，而是一份浓厚温暖的相聚。每一个简单的故事，每一个简单的对话，每一个简单的场景，每一个简单的称呼，在先生的笔下重新浮现，我们跟着这位90岁的老人一起感受这一家人几十年来的离别和相聚、痛苦和欢笑，曾经的苦难都如过眼云烟，却也是一家人曾经共同为早日相聚而从未放弃的坚持和努力，没有激烈煽情的言辞，没有捶胸顿足的悲痛，有的只是一家人每次相聚在一起时都牢牢握在手心的珍惜和爱不“释手”。

• 作者：Ecthelion 发布时间：2014-08-10 14:43:03

  “这只乌鸦名叫‘汉子’（Hansl）”……………………

• 作者：菠菜 发布时间：2010-10-03 20:26:28

  哈哈哈，挺适合拍成电影的。

• 作者：离岸游鱼 发布时间：2020-05-14 14:14:03

  故事细腻

• 无题。

  作者：拾荒周 发布时间：2021-03-29 23:13:39

  看过的史书不多，对历史的了解也比较浅显，这本书看完又听完，这一刻历史开始变得有魅力。

  “天下苦秦久矣”

  这一句惨白的话是对于山东六国人来说的。

  是起义的信条，纵观整个秦史觉得功大于过吧。

  统一六国:结束天下纷战，促进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

  焚书坑儒:对文化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政治手段。

  万里长城:为抵抗外敌，但劳民伤财，民不聊生，后来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几乎因此而起。

  统一货币、统一度量、统一文字等等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灭六国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他通过统一战争，扩大了疆域，使秦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上说明秦始皇是对我国历史作出过巨大贡献，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皇帝。但是他又是统治残暴的封建皇帝。他广建宫殿陵墓，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影响了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他还制定残酷的刑法，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

  他是个暴君没错，但是哪个人没有私心

  哪个人不想长命百岁

  哪个人不希望子孙长久享福

• 世间谁识黄仁宇 ——谈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作者：安多千山 发布时间：2018-03-23 02:34:37

  他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观察，冷静而疏离，以至二十世纪的人（包括中国和美国人）都很难理解。只有到近年来，当各种颜色、花色革命变成战乱、宗教动荡和一地鸡毛之后，世人才有可能重估黄仁宇的价值。

  十年前读过《黄河青山》这本书，印象很模糊，大概记得，有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种种辩护，还有那个过于庞大芜杂的“中国大历史”概念。

  最近几天无事，从书架上又翻出了这本书，看了几天，渐渐有了新意。不知是我本来健忘，还是这十年的想法和环境都变了。于是催着自己写点文字，不然哪天又忘光了。

  

  “后革命”的成长：怯懦与功利的青年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生于1918年，和“新文化运动”同龄。《黄河青山》用的是“意识流”写法，忽前忽后跳来跳去。所以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黄仁宇的父亲可谓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清朝行将终结时，他作为同盟会的内线人物打入了福建新军，辛亥革命后担任福建督军的参谋长。几年后，他厌倦了不停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回乡结婚生子，过起了淡出军政界的乡贤生活。

  这个家庭可谓那个时代的“中产”人士，在国民党上层有些人脉，但如果不急于钻营、把这些人脉变现的话，就要过清贫的日子，有时还难免挨饿。黄仁宇和其弟就在这种家庭里长大，他们少年时，恰逢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破裂，长沙街头整天处决共产党人，砍头多而枪决少，黄仁宇的母亲家族多有共产党亲戚，远亲甚至有毛的第一任夫人杨，行刑人故意对杨多打了非致命的几枪，让杨在痛苦中挣扎而死。

  这些处决给了少年黄仁宇极大冲击，使他一生都对理想化的革命抱有恐惧。他的人生目标颇为现实，就是让自己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关注下层的处境和社会的总体变动。可以说，由于家庭的原因，黄仁宇是一直是“后革命”人士，对革命的幻灭（父亲的挂冠还乡）和惨痛损失（母亲家族成员的横死），他看得很深，这使他成为了中国二十世纪里很“非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观察，冷静而疏离，以至二十世纪的人（包括中国和美国人）都很难理解。只有到今天，甚至在各种颜色、花色革命变成战乱和宗教动荡之后，世人才有可能重估黄仁宇的价值。

  黄仁宇刚刚考取南开大学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黄仁宇放弃了大学教育，为地方报纸做一些采编工作。同时他也结识了一些刚刚“浮出水面”、可以自由活动的共产党精英人物，比如田汉、郭沫若、廖沫沙，这些人都是他的父执，他们的忘我、昂扬和理想化，给了青年黄仁宇深刻印象，但个性使他不可能投身共产党。他进了国民党的成都军校，和同学们都成了校长——蒋介石的狂热崇拜者。虽然蒋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毫无魅力，几次让他大失所望，但他还是保持住了对蒋的个人感情。后来在美国留学、执教，这个立场让他受尽鄙夷，他的“中国大历史”学说也与此有关，即个人的道德立场与历史的宏大走向无关，这算是对蒋、对自己立场的一个辩护。

  

  短暂的军校学习之后，黄仁宇被任命为云南省某地驻军连长，那里没仗可打。这是黄第一次离开中产阶层的生活，看到农村的现实。他觉得农民贫穷而迟钝，穿军装的农民也是如此。国民党军队管理混乱，真正的兵员和花名册完全不是一回事，军官薪俸微薄，只能靠吃空饷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

  黄仁宇很想上抗日战场效力，不久后，他受命到缅甸和印度参加对日作战，职务是司令部参谋。这里我想自作聪明补充一下，虽然黄仁宇自己没有承认，但他父亲显然动用了自己的人脉关系，让他（以及其弟）远离前线的基层军官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兄弟活到了战后。

  黄仁宇亲历了美军对驻印国军的整顿训练，对美国人的军事管理方式印象深刻，他总结为“可以用数目字进行的管理”，和国军名册、账目的混乱和名不副实形成鲜明对比。在他后来的“中国大历史”学说里，这也构成了现代社会和传统中国管理方式的最重要区别。

  抗战结束后，黄仁宇回到光复的后方，一度悠闲的考虑婚事，他有过两个目标，一个是家庭条件优越的、非常西化的高官之女，黄对她难以高攀，女子家里有抽水马桶的现代卫生间，让他印象深刻，憧憬自己以后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一个是善解人意的小家碧玉，一心想委身于黄，但黄看不上她的家庭条件。所以最后两个都没有成。黄晚年写回忆录，对自己当时的心态也颇为坦率。

  黄仁宇还曾到美国接受短期军官训练，这为他后来到美国求学埋下了伏笔。但打断黄的谈婚论嫁的，是国共内战。他受命到东北的长春战场，仍是作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那里，他被内战的惨烈震惊，四平战场上尸横遍野——相比之下，国军在缅甸的抗战似乎太温柔了。共产党人全面动员基层农村，在很短时间里组建起了一支坚强的农民军队，这对黄是很大的冲击，按照他在云南时的经验，传统农村的涣散、堕落几乎是无法变革的。

  但黄仁宇没有看到内战收场，他获得了在盟军驻日代表团的工作机会，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同时，国民党丢掉了大陆，退守台湾。

  不久后，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卷进了一场倒戈阴谋（有人酝酿倒向新生的共产党中国，但黄本人并不知情），黄的顶头上司被罢免，黄也被解除军籍和官方身份。对一直崇拜蒋介石的黄仁宇，这不啻晴天霹雳。他难以接受回台湾的平民生活，于是到美国留学，从此和台湾无缘。

  在缅甸作战时，黄曾负责采访和撰写战报，这使他对新闻感兴趣，首先选择了密歇根大学的新闻专业。但在他读新闻期间，美国大学里对国民党腐败亡国的反感之情非常强烈，黄仁宇曾经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似乎也成为了他的一个人生污点。这使黄始终想为自己的选择、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护。他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保留着传统时代的各种痼疾，比如民众的低能、涣散，政权的软弱无力，这不是只用蒋介石的人格和国民党的腐败就能解释的。至于共产党为何能取胜，可能是引入了某种未知的、非传统的西方因素——他当时还难以解释。

  抱着这种为自己、为国民党、为传统中国辩护的动机，黄仁宇放弃了新闻，转而攻读历史博士，选题是明代中后期的财政制度。博士毕业后，他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入籍美国，娶了个美国夫人，过起了美国日子。

  

  独到和以偏概全的历史解释

  黄曾经到英国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两人经常聊天。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技术体系？其实李约瑟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古代中国为什么没能自己发展出工业化、资本主义。李约瑟和黄仁宇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

  明代财政庞大、混乱、简易，运行层面有种种法外变通，这一方面有实际操作中的不得已，同时也是管理者贪腐自肥所致。在黄仁宇看来，这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政权的最典型特征：社会过于庞大落后，政权相对弱小低能，无法全面掌控社会（用精确的数字进行管理），只能制定一套非常简化的管理原则，同时在行政实务中存在大量的变通和偷梁换柱，才能维持国家机构的基本运作。

  代表皇帝管理国家的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受到的教育以文学和道德为主，没有很专业的行政技能。国家只能通过宣扬儒家道德，让士大夫们完成基本的管理职能和社会义务，但另一方面，官员薪俸微薄，贪污受贿也习以为常，不可能根除。没有完备的民法体系，官员也只能用道德来约束百姓，但求基本的稳定、和谐，不求财产、契约诉讼的精准和公平。这使得民间商业、制造业都难以成长，社会停滞在“传统”的古代。

  其实黄仁宇归纳的这个古代中国特征，其他的古代文明也都类似，只是宗教代替了四书五经的儒家文化而已，同样是用“人文”（宗教也算人文吧）和道德来管理社会。但中国的大一统官僚政治，别的古代文明不多见，基本以地方小贵族的世袭统治为主，官僚制不发达。

  李约瑟带着自己的“难题”，一起和黄仁宇追寻：为什么西欧能首先产生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科技？他们甚至驱车到中世纪晚期的乡间“农贸市场”旧址凭吊。这种追寻，只能找到威尼斯、荷兰和英格兰，总结下来，就是岛屿或半岛，地理环境适合发展商业。再加上其他偶发的或者无意的因素，开启了近代资本主义——可以用数字来统计和管理的社会。

  黄仁宇和李约瑟的这个探寻，我觉得已经基本到底了，其他学者也难有什么新的突破。但对于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觉得还不太够，因为论证了欧洲为什么能产生原创性的资本主义，而中国不能，并没有太大意义。事实上，中国是在学习模仿西方的现代化（当然也没法照搬），对中国历史更有参照意义的，是欧洲大陆国家，比如法国、俄国，甚至不太成功的奥斯曼帝国，这些国家王权相对强大，农业成分多，这是和中国相同的；他们也大量学习荷、英等地发明的各种商业模式、社会组织和科技，所以对古今中国更有借鉴意义。

  另外，

  黄仁宇熟悉的是明代财政，对其他时段的中国历史还缺乏更深的了解，他的“大历史”也有不少漏洞和不牢固之处。

  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这点不必苛责。

  比如所谓国家财政上“数目字”的管理，秦汉和后世的区别就比较大，因为秦汉的税制里面，人头税是很重要的部分，不同年龄的税率也不一样，所以有很详细的人口普查登记，以及家庭财产登记。《汉书》里保留了西汉几个时点的全国各地人口统计，可以看到从汉前期的两千多万人，逐渐增加到西汉末的五千多万，过程清晰明白。出土汉简里也有某些地区的家庭财政登记册，其细致程度，明清时人根本不能想象。

  从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上，秦汉要比后来的隋唐以降差很多；但国家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秦汉却相对高的多，这和对社会的“数字化”管理程度高有直接关系。当然东汉和西汉又有所区别，东汉不如西汉。再到隋唐以降，政府的税收逐渐向耕地转移，统计人口毕竟不那么方便，“数字化”管理的程度反倒比秦汉降低了。基本唐代中叶开始，中国的人口总量就是个谜，因为政府不像汉代那样精确统计人口了。

  宋代的财政也比较独特。比如，汉唐鼎盛时代，政府铸钱的规模差不多，每年二、三亿枚。但宋代能维持在二三十亿的规模，顶峰达到五十亿枚，比汉唐多了十倍以上，这还不够，要发行纸币，货币流通量比汉唐多了十倍以上。而宋代人口，估计也就比汉唐多一倍。黄仁宇惊奇地发现，在北宋初的1024年，政府财政收入达到了1500亿钱（当然不都是铜钱，还有粮、银、绢折算成钱）。而汉代鼎盛时期的人头税，也不会到100亿钱。相差至少二十倍。这让黄仁宇感到难以解释，只能猜测是宋人的统计方式有误，“国库的数字来自无数地方单位及仓库的流水账加总”，有重复计算。【370页】

  其实这不难解释。宋代和其他朝代都不一样，是雇佣兵制度，政府不仅要养活士兵，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养活士兵的家人，这些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军队上了。以北宋末徽宗时为例，政府年收入600多亿钱，要供养100多万名士兵，花费500余亿钱，所谓“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蔡襄：《国论要目十二篇·强兵篇》）

  相比之下，汉和唐（前期）是义务兵役制，士兵服役期间，只享受一部分吃穿补贴，但不是全部，很多开支要自家提供，甚至一部分兵器也是自备的，政府用于军队的开支自然小的多。另外，汉和唐前期，很多政府工程都由百姓无偿提供劳役，叫徭役或庸，这也免去了货币结算。宋代则是花钱雇人，这也是财政收支大的原因之一。元明以降，这种货币财政养兵的制度就萎缩了，明代士兵都有指定的耕地，原则上要靠自己种地养活自己。

  由于黄仁宇无法理解宋代财政，导致他对明代财政——或者说中国古代财政做出了重大误判。比如，他指出了明代财政、养兵的自然经济特色过重，过于简单，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政府实行货币化税收，再用这些钱来养兵，就会建立大规模的财政-货币体系，近代的银行业、保险业也将随之产生，社会将迈向近代化。其实宋代已经实现过这一切，仍然没能走向近代化。

  那么问题在哪里？我认为答案就是，政府主导的中国财政体系，不会给民间金融、商业提供发展空间，而且它还可能挤占这些产业的空间。以黄仁宇讨论过的王安石变法为例，他讨论了“青苗钱”，就是政府给农户提供春播时的低息贷款，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变成了强行摊派，不管农户是否需要，都必须贷款，秋后加利息偿还；然后又变成了政府根本不给贷款，但还要征收利息，所谓财政的“空转”，在账目上完成了王安石丞相的要求。

  先来看王安石的本意（我的揣度）。中国以种粮食为主的多数自耕农，并不需要贷款来维持农业，因为种粮本身的投入和产出都不大。那么，哪里需要季节性农业贷款？是投入、产出较高的商业种植，比如茶园、桑蚕、果园等。王安石老家在江西，那里的商品农业相对多一些，会让王安石觉得农业信贷大有必要，其实不是全国的普遍情况。

  退一步说，即使江南地区的商品农业需要信贷支持，官办的信贷也很难满足，因为它注定流于低效和贪腐。正常的做法，是允许民间的信贷业发展，政府从法律上提供规范。明清的私营票号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王安石的做法，恰恰是摧毁了民间信贷业的发展。他还搞过商业的国营，也是同样下场。当代，前些年搞的国进民退，也是同样的误区。政府无限权力，必然导致逐利，又无法提供正常的商业服务，古今皆然。黄仁宇只是泛泛谈了一下王安石，未能真正发掘出王的失败之处。

  黄仁宇观察现实的能力也一般。他对“古代中国”的很多认识，来源于在云南乡间当连长时的经历，但可惜的是，他对这段经历的记叙很空泛，除了一个士兵“落后五码的唐”，再没有什么具体的人和事。黄在美国读书期间，曾打零工为生，他显然也对这种生活很隔膜，比如他写过，在一个超市当装卸工、管库员时，难以和那些蓝领的工友、卡车司机称兄道弟，也干不好库管工作。其实这是

  缺乏跟底层打交道的能力，也缺乏底层生活的常识

  。当然，黄仁宇很善于跟中产圈子的人交往，回忆录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

  这样说来，黄仁宇对传统中国的底层生活只有“惊鸿一瞥”的了解，这一点内容，构成了他学术的基点之一。不必苛责黄，因为中西学术界的多数人，连这“惊鸿一瞥”的能力都没有，但作为黄仁宇本人，完全可以把观察现实——中国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的视野拉宽。如果说冷战时期的中国大陆难以观察，那么经济起飞阶段（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台湾，可以观察的东西就很多了，但从1950年离开台湾，到1983年完成回忆录，黄仁宇一次也没有回过台湾。他回忆录的末尾，有一点对台湾土地改革的总结，都是二手信息。

  在回忆录的结尾，黄仁宇把共产党主导的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看做是中国农村走向现代、走向“数字化”管理的必然阶段。就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农田“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恢复为自耕农经营模式。历史毕竟不能假设重来一次，也许人民公社阶段确实有黄所说的意义，但1983年之后，中国发生了更多、更复杂的变革，离现代化的昔日梦想也越来越近，对此，目前学界还缺乏全局性的总结。黄仁宇的观察视角和方法，还能给今天的人提供诸多借鉴。

  美式学术规范的异类和侥幸

  最后，黄仁宇在美国学界的遭遇也值得一说。二战之后，美国的汉学研究被费正清主导，费是科班培训出来的标准学者，没有社会经历，治学是细密化、钻牛角尖的特征，他要求弟子们研究领域要“以十年为单位”，反对长时段、大范围的综合性研究。这也是二战后美国亚洲研究的范本。

  黄仁宇的治学风格恰恰与费正清相反，所以他的关于明代财政的博士论文遭到费正清冷遇，原来签订的资助出版合同费正清不愿履行，好在黄仁宇又找到了尚未被费嫡系控制的耶鲁大学出版。黄之后的著作，比如划时代的《万历十五年》，则遭到了美国学界、出版界的一致冷遇，最后挽救这本书的，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的中华书局。

  

  1979年，61岁、本已取得终身教授资格的黄仁宇，被供职的纽约州立大学单方面解聘，此后他再未找到在美国大学谋职的机会，靠救济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其遭遇可谓骇人听闻。好在英国学界能接受他，李约瑟对他的提携意义难以估量。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李约瑟，恐怕不会有《万历十五年》及之后的一系列著作。同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也给予了黄仁宇最高认可，他的著作在1980年代初期就在中国出版，长盛不衰，其意义一直得到不断的新解读。

  另一个和黄仁宇遭遇相近的美国学者，是研究中国边疆的欧文·拉铁摩尔。他比费正清资历更老，但因为治学领域过宽，以及进行历史与现实的综合研究，在二战之后的美国学术界无法立足，最后被迫出走英国。

  《黄河青山》末章有些对未来的展望，八、九十年代乃至中东花色动乱之前，人们还难以充分理解这些话的意义，直到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才让人惊觉这些1983年预言的睿智深刻。黄仁宇何以能有这种先见之明，可能还是他的“后革命”社会观。兹照录数行如下：

  ……在新的民法地位稳固并开始生效前，中国的公共事务只能透过共同决议和普遍声明来协调。在此期间，我认为一党政治无法完全避免。要消除此一现象，社会必须在官僚之外建立中间阶层，我建议从工团主义和团体财产权着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忽略技术上的准备，要求立刻解放中国的年轻叛逆分子，等于是建议中国人：“忘记你们的公社，忘记你们的食物配给和鞍山钢铁厂。你们只要让每位妇女涂不一样颜色的口红，让男人吹自己喜欢的曲调或玩自己的乐器，一切就可以解决。”

  ……两百年来美国有不错的表现，但如果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准太高，以至于不但我们的产品逐渐地被排挤于全球市场之外，而且我们版本的自由也无法被全球的开发中国家所吸收……

  ……苏联领土绵延千里，可能也要运用绝对而专断的意识形态，以包装其管理逻辑。我们从许多新闻特稿中得知，他们的侵略成性事实上反映了某种防卫心理。既然如此，我开始猜想，我们是否可以减少武力冲突，避免刺激他们，而是透过贸易和文化接触来表达同情和理解……

  对于伊斯兰教，黄仁宇也指出过它和现代社会的难以兼容之处。但限于字数，这里就不再照录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