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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Koo_1412 发布时间：2023-07-31 09:44:59

  不如我那时候的版本

• 作者：十年一觉 发布时间：2014-04-28 19:57:47

  对日常经济生活中悖论和不规则现象的解释，帮助我们修正正统的经济理论，而新的理论突破则孕育其中。

• 作者：skywalker 发布时间：2016-03-25 13:12:52

  这书完全没有数学，却是学术上蛮厉害的一本书，特别考经济学理论基本功

• 作者：凌喜悦 发布时间：2023-09-13 19:36:20

  这种成长型思维训练非常适合青少年。在孩子的青春期，可以帮助孩子早日养成成长型思维，对他们学习和技能的养成，都比长大后再改变固定型思维更好。

• 作者：星球 发布时间：2023-03-12 20:07:57

  喜欢画，感觉色彩明暗很棒。好向往自由散漫明亮健康的生活啊！

• 作者：丕山樵夫 发布时间：2020-07-29 23:48:29

  还可以

• 经济制裁，一盘难测的大棋

  作者：经观书评 发布时间：2012-11-05 22:08:46

  by 史晨昱

   

  有人认为中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是当前解决争端的最好方式，然则经济制裁从来都是把双刃剑，没有单独的赢家！当下，亚洲政坛聚焦的两件事，一是今年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累计跳水75%；二是日本政府企图“购岛”所引发的中日关系风波。

   

  上述事件有个共同点：均涉及经济制裁。欧美日趋严厉的制裁正在加剧伊朗金融体系的动荡。而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中日摩擦不太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通过经济制裁方式反制日本，被认为是诸多配套措施中极为可行的一种。

   

  但是如果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真的爆发经济战役，谁会是赢家或输家？目前国内的分析主要基于贸易视角来衡量经济制裁效果，以中日经济战争中谁更不可或缺为着眼点，计算得失利害。2011年中国对日贸易3429亿美元，占当年外贸总额的9.4%；对日出口1483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7.8%；从日本进口额达1946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1.2%。相反，2011年日本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分别为8227亿美元、8543亿美元，按日方统计数据显示，对华出口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9.7%。这些数据似乎可以表明，日本在进出口上对中国的依赖，远超中国对日本的倚重，如再加上旅游等一系列影响更是雪上加霜，日本虽然伤不起。

   

  贸易断胜负的思维模式尚值得商榷。但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及其团队从1985年至今出版的三本有关经济制裁的书籍，包含1914年来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200多个案例（包括21世纪发生的13个最新案例），并以此为基础加以深度系统剖析，对当时和现今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制裁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最佳参照。根据霍夫鲍尔的研究，所有成功的案例中，制裁与被制裁国间的贸易量平均约占受制裁国贸易总量的33%。这一结论意味着，如果中日贸易量不在这一量级上，甚至将失去依存度方法比较的前提。

   

  此外，在全球经济下滑的一片狼藉声中，各国重现回归保护主义的“返祖”现象，但将经济制裁与贸易报复混为一谈并不恰当。

   

  国际学术界从多角度对经济制裁的内涵进行过界定。霍夫鲍尔把经济制裁定义为：为改变目标国的政策，一国政府有意断绝或威胁其断绝与目标国传统贸易或金融联系的一种行为。从该界定可以看出，其一，经济制裁并不完全是制裁国对被制裁国政策的“被动反应”，很多时候还是制裁国对其他国家的一种“主动出击”；其二，强调经济制裁目标的政治化，即经济制裁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制裁国的政治利益，其本质是通过经济压力实现政治目标。他将经济制裁的政治目标归纳为五类：使目标国政策发生改变；使目标国政局不稳；破坏目标国的军事冒险行动；使目标国丧失发展军事的潜力；其他政策目标，如消除目标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保护人权和维护民主等等。

   

  可以看出，贸易战与经济制裁有一定的区别，我们不应将其混为一谈。首先是，目的不同，贸易战常有，而经济制裁不常有，我们应清晰的来认识这一点。贸易战是一种以获取绝对经济利益为目标实施的经济行为，是否实施贸易战取决于该贸易政策能否使主导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贸易战上升为经济制裁，则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即经济制裁的实施常常是政治获益凌驾于经济获益之上。

  经济制裁是否实施主要取决于能否通过经济制裁获取相对收益，相对收益是政治获益和经济获益之和，只要制裁国正的政治获益值大于负的经济获益值，从而使制裁国实现相对获益，制裁国仍会决定实施经济制裁。当今美国对古巴、伊朗、朝鲜和苏丹等国的制裁均属于此类。其二，范围不同。贸易报复主要局限在贸易领域，它利用限制被报复国某几类重要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迫使被报复国屈服，实现报复国的对外经济目标。经济制裁涉及的范围则更加宽泛，大多数情况下会同时实施贸易制裁和金融制裁，且金融制裁在经济制裁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至于金融制裁的好处，首先，金融制裁比贸易制裁易于监管且违反政府政策的行为易于受到处罚；其次，市场力量会加强金融制裁的作用；再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贸易和其他经济行为都依赖于资金的获取。在霍夫鲍尔观察的204个案例中，单独使用或与贸易制裁联合使用的金融制裁案例就有153个。

   

  从诞生之日起，经济制裁是否有效的激烈争论便一直伴随其左右。经济制裁的实施主体、动机、目标和性质等日趋复杂化，其有效性与合理性均缺乏可靠的保证。霍夫鲍尔对大量制裁案例的研究表明，当制裁的目的为轻微改变他国政策时，一般成功率较高为（51%）；当目标为更高级别的，意图改变政权及民主化时成功率较低为（31%）。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经济制裁，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战后以来，美国和联合国各种制裁案例的经验性分析表明，经济制裁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若干条件。这些条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一是实施制裁的一方要比被制裁方具有更大的经济规模。在绝大多数的经济制裁案例中，发起国与目标国经济规模之比至少超过10倍；在目标相对适度的经济制裁中，发起国的经济规模比目标国平均大200倍以上；而在以颠覆为目的的经济制裁中，这一比例达到400倍以上。通常最容易受影响的是依附经济大国的经济“卫星国”，其大部分进出口贸易都是与大国进行的，但这种交易量却只占大国总交易量的极小部分。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对多米尼加的制裁中，成功迫使多米尼加满足了自己的绝大部分诉求。当时，美多贸易量约占多米尼加贸易总量的56%。

   

  如果，将这一视角应用到中日角力上，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规模差距并不大，2011年中国GDP约合7.4万亿美元，日本GDP约合5.9万亿美元。霍夫鲍尔的统计显示，20世纪以来，发生在大国间的制裁共25起，成功仅1起，对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实行制裁的成功率是很低的。奥妙在于大国经济“自循环”能力强，“抗击打”能力高。

   

  二是目标明确有限。如果制裁国提出明确而有节制的目标，会增大成功的几率。制裁要直接打击那些制裁目标，如相关企业和政府，即“聪明制裁”。2007年10月，美国以伊朗执意发展核武器并支持恐怖组织为由，对伊朗实施的新的制裁措施，就凸显了这条原则。此次制裁直接锁定了几个重量级目标——伊朗的革命卫队集团公司（控制伊朗很多国民攸关的企业），国防部以及三家最大的银行，试图通过对这几个目标实施严厉的制裁达到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企图。根据新的制裁方案，任何美国公民与公司都不得与上述制裁目标发生任何财务上的关系。

   

  三是寻找商品出口方的难易，当制裁方限制被制裁方出口某种商品（这种商品往往具有国计民生的意义，比如伊拉克的石油、非洲地区的经济作物）时，如果被制裁方能很容易地找到商品的第三进口行为体，也会削弱经济制裁的实际效果。最后，被制裁国经济的承受能力。由于贸易报复多是针对一些对世界市场产生较大影响且与报复国有着密切贸易联系的贸易大国实施的，贸易报复持续进行会对报复国和被报复国的对外贸易均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贸易报复的持续时间一般不会太长，通常不超过一年。而经济制裁则是一种目标较为复杂的限制性经济行为，所以持续的时间一般较长。根据霍夫鲍尔的统计分析，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前发生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制裁，成功的经济制裁持续时间平均达2.9年，受制裁国所承受的平均代价为其GNP（国民生产总值）的3.3%，失败的经济制裁持续时间则平均长达6.9年，失败案例中的平均代价是其GNP（国民生产总值）的1.6%。

   

  上述条件只是影响经济制裁成败比较突出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即使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也不等于制裁是成功的，还要看政治目标是否实现。总体上，经济制裁实际达到的作用或者说它的成功率正在持续降低。拿美国来说，霍夫鲍尔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的制裁行动至少能够取得一半的成功，然而在20世纪70～90年代之间，美国经济制裁行动的成功率仅仅为20%。其中美国单方面经济制裁作用的衰弱更为显著，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单方面经济制裁的成功率高达60%之多，而20世纪70～90年代之间单方面经济制裁成功率仅为10%左右。

   

  与经济制裁不稳定的效果相左，战后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制裁的使用有频繁的趋势。这也被称为“最大的悖论”。解答这道难题需要解释经济制裁借以实现政治目标的两种效用：第一种是“工具”效用，即经济制裁作为一种能使被制裁国政策发生改变的工具，可以满足制裁国的政策要求；第二种是“表达”效用，即经济制裁作为一种能够体现偏好的表达，可以表明制裁国的政策立场。经济制裁并不总是作为实现制裁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使用，还可以起到一种象征性“表达”的作用。例如，制裁国用实施经济制裁来表达维护国家声誉和形象的决心；表达对被制裁国损害其国家安全的政策不满；表达对国内民众和政党利益诉求的关注，等等。

   

  我们需要对经济制裁面临“尴尬”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制裁效果渐渐乏力的催化剂。近年来，这种观念成为学术界分析经济制裁政策有效性衰弱的主导思想。全球一体化使各国相互依赖度的增强使目标方对经济制裁措施反应更为敏感，同时也使被制裁方应付和转嫁经济制裁危机的弹性在提高，它获取商品供应的来源和出口商品的市场历史性地扩大。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斗争，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首要选择。正因如此，作为制裁方很难找到与它们有着共同目标的伙伴而实现多边制裁。比如，美国制裁伊拉克行动尽管是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的，可是却并未得到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有些国家甚至坚决反对，更为势利的做法便是利用美国与伊拉克的紧张关系积极地将自己的资金和商品投放到伊拉克，分享乃至将美国挤出这一利益范围。

   

  虽然就改变目标国的行为而言，经济制裁的效率在下降，但并不能由此而忽视经济制裁对其经济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制裁方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招致的国内人民和利益集团的反抗情绪是经济制裁效果乏力的自身阻碍物。霍夫鲍尔通过对过去美国单方面制裁的研究证明，它给美国公司、工人和农民带来了沉重的损失。1995年美国制裁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仅仅出口方面就达到15亿～20亿美元，造成国内20万人失业。同时，对美国来说真正付出的代价是慢性和长期的，因为经济制裁应用使其他行为体对美国贸易来往的信任度产生质疑，它们深恐有一天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行动而蒙受惨重的损失。会促使与美国有贸易来往的第三行为体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更为可信的合作伙伴。

   

  经济制裁是一盘大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应对政治事件的经济手段，早已演变成军事、创新、科技、人力、加速转型等全方位的博弈。只有下好整盘棋，才能赢得此局。

   

  （作者系工商银行研究中心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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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谈《梁漱溟日记》出版，还原“最后的儒家” 50年人生独白

  作者：文景 发布时间：2014-09-01 19:12:22

  转载自深圳商报

  作者：刘悠扬

  时间： 甲午年七月十三 西历2014年8月8日

  近80万字的《梁漱溟日记》全本将首次出版单行本，并收录30余张首次公开的私家历史照片。记者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公司获悉，梁漱溟现存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长达50年的行止经历及感受心境，在日记中都有朴实的记录。

  该书责编何晓涛告诉记者，梁漱溟日记是20世纪中国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梁漱溟长子梁培宽专门为该书撰写了导读性质的前言和每一年的大事提要，修订及增补注释、人名索引。此外，书中还附有数十幅首次公开的梁漱溟私家照片，如考察山西村政，1949年迎接北碚解放，1973年参观毛泽东故居等珍贵的历史留影。

  《梁漱溟日记》将在即将开幕的2014上海书展上正式亮相。出版方透露，届时，该书整理者、梁漱溟之子梁培恕也将与刘东、张大春、顾红亮、止庵、吕新雨等共同亮相主题论坛，从梁漱溟出发，探讨“儒家的生活世界”。

  劫后余生的日记

  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

  世纪文景审读室主任、社科一部主任何晓涛是《梁漱溟日记》的责任编辑。据他介绍，《梁漱溟日记》是梁漱溟现存全部日记的汇编，此前曾被收录在《梁漱溟全集》中，此次是经重新校勘首次全本单行出版。

  梁漱溟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多有散失，比如20岁前后闭门研读佛典时期的《楞严精舍日记》，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后来被抄家也致使有6年的日记全部丢失，4年日记严重残损。不过即便如此，劫后余生的日记仍有70多万字，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前后跨越50年。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在该书前言中表示，这些日记是梁漱溟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了一个“窗口”。

  那么，日记中的梁漱溟是怎样的形象？

  何晓涛告诉记者，例如，日记中记载了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暂居于颐和园，常与三五友人聚谈，爬山、划船次数之多，连梁漱溟的家人都极为惊讶；为撰写书稿，梁漱溟多次前往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常于凌晨早起写稿，除夕、春节节日亦笔耕不辍；晚年为与衰老作斗争，“力行不搭车之决定”，外出多赖步行，每日坚持练太极拳……诸如此类生活细节，在日记中都有记录。

  有趣的是，梁漱溟被后人冠以“最后的儒家”、“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等桂冠，而他本人则说自己前生是个和尚。何晓涛举例说，梁漱溟的日记里常有茹素、抄写佛经、闭关习静的记载；“文革”抄家后，梁漱溟被罚扫街，回家后写下偈语“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夫人陈树棻去世后，他曾连续数日为之诵《地藏经》，“日记的记载可以侧面证实，梁漱溟确有佛徒的一面”，何晓涛说。

  日记中的梁漱溟

  感受最深是个“真”字

  梁漱溟曾被美国汉学家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何晓涛告诉记者，在读梁漱溟日记的时候，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真”字，“他写日记不是为了后来出版，而是作为生活的备忘录来写的，而他日记中的很多想法与他公开发表的都是完全一样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公众人物尤其是现在的名人都是人前、人后形象很分裂的，表面说一套，但内心想的是另一套，梁漱溟在人格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仅是梁漱溟的自我评判，也为后人所公认，其率真无伪、反躬自省之诚在日记中多有表露。梁漱溟多次公开表示负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日记中也常见梁漱溟所作的自我反省：“夜醒后思年来俗念盈胸，没出息到家”，“我一生得力在处处‘有自己’，然而今日最大病痛亦正在脱不掉个人主义，‘不能没有自己’，“有人纠正，思之不能释然，小气极矣”。

  “由此可以理解，梁漱溟甘冒生命危险，坚持巡视抗战敌后游击区八个月之久；在常被称为荒废了特殊岁月中，却撰就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传世之作；遭全国性大批判，而能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类所谓传奇，对梁漱溟自身而言，不过是其践履笃实的生活常态。”何晓涛说。

  何晓涛说，梁漱溟一生思考的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下也依然存在，这也是今天的人们阅读梁漱溟作品的意义所在。在他看来，梁漱溟的独立之风骨和数十年如一日的治学精神，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所缺失的。

  文献价值更重要

  30年前著作曾难以出版

  除了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梁漱溟以外，此次出版的梁漱溟日记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何晓涛认为，它是20世纪中国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例如，1939年，梁漱溟深入华北敌后游击区，亲见民众生活之苦，萌生组织调停国共两党冲突共同抗敌，这在日记中有清晰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过渡时期总路线、“文革”抄家批斗、红卫兵游行、“外调”、“批林批孔”、新宪法的讨论等。

  “这些事件，梁漱溟多曾亲历或有见闻，有的甚至是事件的中心人物，日记中对此或详或略或直接或间接都有述及。”何晓涛告诉记者，为了让日记更具文献价值，书中有导读性质的前言和每一年大事提要，修订及增补注释600余条，并编制主要人名索引近2000条。

  近几年，学界对梁漱溟的研究越来越多。时间退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的著作却很难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梁漱溟长子梁培宽退休后一直整理父亲的著作，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谈到：“当时找一家出版社太不容易了，父亲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经历了很多波折才出版，那是在1982年年底，我们得知有一家出版社可以自费出书，书稿出来后又出了问题。当时只印了2000本，而且不能在新华书店公开出售。”

  据何晓涛介绍，世纪文景的“梁漱溟作品集”，近期还将出版新校勘的两部梁漱溟代表作，一是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可视为梁漱溟晚年定论的《东方学术概观（增订本）》，一是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外，将增收数百封书信的新版《梁漱溟书信集》也正在编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