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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何人哉 发布时间：2018-11-11 17:02:26

  撰由专家，卖由专店。用时三周，粗读一遍。精义无多，错字迭见。不为要考，这书谁看！

• 作者：话梅 发布时间：2019-08-15 14:25:12

  日本大师的手绘作品，非常细节

• 作者：枨不戒 发布时间：2017-07-31 13:31:17

  喜欢欧·亨利

• 作者：菠萝菠萝奔尼撒 发布时间：2020-11-10 17:51:08

  盐野七生虽然是女性作家，但其实并不局限于女性角度，深入的、成熟的、感性与理性兼具的探讨了精致生活、服饰妆容、社交礼仪、两性关系、生儿育女、后代培养等小范围话题到文化交流、历史沉淀、国际政治、风土人情、贸易关系甚至战争等大范围话题，跨度之大，角度之巧妙，让人对这位日本的女性历史主题作家心生欢喜，从此入了她的坑。而且这部作品不是本世纪成书的，就更加显现出盐野女士的独到之处～

• 作者：caocao 发布时间：2020-04-16 09:35:50

  很强大的一位妈妈CEO。

• 作者：红尘 发布时间：2016-02-17 20:57:27

  野比奶奶在这一册中第一次出现，之后还会不时地登场，每一个故事都令人无法不感动，每个人童年时都有一个慈爱的姥姥或奶奶，她们沉静、慈祥、坚定，像一棵永远会为你遮风挡雨的老树，当你长大了满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离开她时，她满眼是不舍和掩不住的骄傲，盼望着你每一次的归来。当看到野比回到过去连妈妈都不认识他，奶奶却感觉到他就是小野比的时候，我哭了。

• 兴废治乱道德论：读《唐鉴》

  作者：清风中的刀光 发布时间：2014-04-27 10:41:13

  上古道德今何在

         范祖禹就是《资治通鉴》唐代部分的编撰者。《资治通鉴》成，范祖禹又对唐代历史进行评论，是为《唐鉴》，影响很大，范祖禹也以之得“唐鉴公”之称。

         范祖禹著《唐鉴》，意在认识唐朝“兴废治乱之所由”，其结论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将兴废治乱的循环归结为君子、小人的进退，是将政治道德化。这于古有征。

         孔子将君子、小人对举，褒君子而贬小人；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孔孟之道师法上古，正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孔、孟身逢乱世，也就更加怀念竞于道德的上古，坚定地认为乱世之起在于道德沦丧，由乱入治在与道德重建，而道德的沦丧与重建又在于君子与小人的消长。孔、孟奔走天下，说来说去的不外如是。

         现实就是现实，智谋、气力为诸侯乱世争霸之术，秦国始为西陲小国而终有天下，终结乱世，原因正在于此。但是，秦阼不久而为汉所继，那么，道德与智谋、气力，孰为本？孰为末？

         儒术独尊，儒生议政，孔孟之道进入政治领域。在儒生看来，秦旋起旋灭，不过一瞬，而上古则是永恒的存在，道德与智谋、气力，本末立判。于是，儒生将政治视为道德的产物，将政治道德化，认为道德的政治是永恒的政治，成治世，不道德的政治是短暂的政治，成乱世；治世源于君子，乱世源于小人。

         上古真的竞于道德吗？没有了这块古老的基石，道德化的政治与空中阁楼有什么区别？汉继秦而起，也继秦之智谋、气力，所不同的是多披了一件道德的外衣。后来的王朝，莫不如是。

         将政治道德化是将政治简单化，简单得让人难以相信。

  晋阳起兵谁主谋

         隋大业十三年，高祖为太原留守，领晋阳宫监。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贼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谋举大事，惧高祖不听，与副监裴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事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诈杀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刘文静使突厥约连和。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于乡党，犹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图王业、举大事而可以不正启之乎？太宗蹈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高祖眤裴寂之邪，受其宫女而不辞，又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夫创业之君，其子孙则而象之，如影响之应形声，尤不可不慎举也。是以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乱，盖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茍不为此则高祖或终不从而突厥将为后患，二者权以济事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从，惧突厥之为患，终守臣节可也。岂有胁父臣虏以得天下而可为欤？此而可为则亦无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

         在晋阳起兵的决策过程中，李渊是否是被动而起，很值得怀疑，其实，李渊才是真正的主动者。经过玄武门之变而当上皇帝的李世民，为了证明自己得位的合法性，很喜欢看原本皇帝不应该看的起居注，干预当时的修史，于是，当时修出来的史就把李渊的功绩贬低，把李建成、李元吉弄成两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就像李建成当了皇帝，唐朝就要玩完了，而李世民也就成了晋阳起兵的主要决策者。这就是后人误解李渊、李建成的原因。

         不可否认，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有作为的皇帝，而且，在唐朝初年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确实才华过人。但是，别忘了，晋阳起兵之时，李世民可是连二十岁都没到。这样一个小伙子是否具有洞悉当时的天下大势而作出改朝换代的战略意义的决策的政治才华，实在让人怀疑。而在之后经营中原的过程中，李世民表现的更多的是他的军事才华。

         相反，说李建成有这样的政治才华倒更令人信服。从年龄上说，李建成比李世民大九岁。同时，李建成在之后的平定天下的过程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而且，从李建成的用人方面来说，也很有知人之明，魏征、王珪这两个贞观名臣原先就是李建成的手下。李建成也不乏政治手腕，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已经把李世民弄得灰头土脸了，所以，李世民才孤注一掷。

         按照范祖禹的说法，像是李渊因为怕和宫人有染之事泄露才起兵，这就更令人怀疑了。当时隋炀帝在江都，远离晋阳，李渊要是不想起兵，摆平和宫人有染之事应该不是难事。

         其实，这件事情可以这样来看：隋朝再怎么气数已尽，作为隋朝大臣的李渊主动起兵还是难免会落下一个反叛的骂名。中国古代像李渊这样有移鼎之心的权臣往往很在乎那块牌坊，于是，李渊要表演，弄得像实在是无奈才起兵的样子。而像裴寂之流深得李渊之意，所以，李渊和宫人有染之事只是一个引子，为的是引出接下来的内容。引子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引子就不一定了。

         此外，春秋无义战。在乱世中，“义”所代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观还有市场吗？以利益为中心的权变之道才是乱世中的生存之道。

  生不逢时高德儒

         高祖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郡，攻拔之。执郡丞高德儒，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闾，戮蜚廉恶来于海隅，显善除恶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向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内莫不革心易虑，以听上之所为去商之污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草之从风也。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恶矣。如是则谁不欲为忠而不为佞，冝其成王业之速也。德儒佞于隋而戮于唐，为佞者果何利哉。

         难道唐朝就没有高德儒这样的人吗？只要是专制社会，高德儒这样的人就少不了。因为专制社会的一把手不是民选产生，于是就要煞费苦心地为自己地位寻求合法性，而干这种事情高德儒这样的人是很内行的。

         所以，李世民杀高德儒的真正用意在于否定隋朝存在的合法性。高德儒只是生不逢时而已。

  山东豪杰徐世绩

         十一月徐世绩降赐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国赐姓命氏。姓氏所以别其族类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称姓者或以国、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孙各本于其祖，不可改也。汉高祖赐娄敬姓为刘，鄙陋无稽。而唐世人主遂以为法，非其亲者附之属籍，或加于盗贼强冦以逆族异类为同宗。然则古之赐姓者别之而后之赐姓者乱之也。夫惟天亲不可以人为而强欲同之，岂理者乎？上渎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为后世法也。

         刘备是不是皇叔，这一点他自己是否清楚，汉献帝是否清楚，这都是很难说的。但是，刘备还是当上了皇叔，汉献帝还叫得那么亲切。然后，就出现了有人向曹操发难的一幕。说到底，汉献帝就是要找一个他觉得可以搞掉曹操的人帮他搞掉曹操，这一点刘备清楚，曹操清楚，周围的一帮政客也清楚。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人物看来，名是一个幌子，所谓名正言顺事成，名正、言顺都是为了事成。

         唐高祖赐徐世绩姓李氏就是为了拉拢徐世绩，这是因为徐世绩在当时是个实力派人物。唐朝初年，关陇以东的山东地区的山东豪杰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其态度的向背对于当时唐朝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徐世绩在山东豪杰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可以说是山东豪杰的代表人物。

         以后的事情也证明了徐世绩的实力。

         唐太宗临死前为唐高宗指定的托孤大臣为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但是，唐太宗还玩了一手，先把徐世绩贬出去，再让唐高宗把他召回来，委以重任。唐太宗此举甚至有牵制长孙无忌的用意。唐高宗要立武则天为皇后，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徐世绩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坚定了唐高宗的决心，武则天顺利当上了皇后，可见徐世绩的地位之重要。

  被杀只因是王孙

         四年十月，赵郡王孝恭、李靖围江陵萧铣，降。帝数之，铣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铣无天命，故至此，若以为罪，无所逃死。”竟斩于都市。

         臣祖禹曰：萧铣，故梁子孙，屯难之世，民思其主，铣因隋乱，保据荆楚，欲复其考之业，虽僭大号，非唐之叛臣也。唐师伐而取其地，执其主，亦足矣。而铣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库，奉图籍而归之唐。然则唐初割据之主，铣最无罪，高祖诛之，滛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僣伪之国系累其主致之阙下，虽无道如刘鋹，拒命如继元，穷天下之力而后取之，不诛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来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欤。

         故梁子孙，民所思之主，这恰恰是唐高祖要杀萧铣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权力私有，对于皇帝来说，保住皇位是重中之重，对于能够威胁到皇位的人，怎么能留？萧铣是前朝皇室后裔，有着很强的政治号召力，隋末唐初，萧铣的势力非常强大，平定萧铣的过程非常艰难，对于唐高祖来说，留着萧铣是养虎为患，当然要杀。而范祖禹所说的刘鋹、继元之流能够保住性命正是因为他们的无道，因为无道，他们不得人心，被打败后就没什么威胁了，皇帝也没什么必要杀他们，留着反而能够显示皇恩浩荡，何乐而不为？

  建成世民难相容

         五年，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共倾秦王，世民引树党友。中允王珪，洗马魏征说太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黒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冝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乃请行，帝许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长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众，古之道也。晋献公使太子申生伐东山，里克入而諌君，出见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王、魏以辅导东宫为职，当劝建成以孝于高祖，友于秦王，则储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茍欲立之，能为泰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为太子，则国其国也，安在于有功。乃使之击贼以立威，结豪杰以自助，是导之以争也，祸乱何从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贤其为建成谋犹如此，况庸人乎。

         中国古代，权力私有，在皇位继承，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对于权力争夺者来说，成则制人，败则制于人，于是，刀光剑影，杀机重重，险象环生。由之而产生的嫡长子制度就是为了尽量减少争斗，以嫡不以贤虽然不如以贤不以嫡合理，却更有可操作性。

         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很担心太子会想着提前当皇帝，就算太子不想，太子周围的人也不想吗？所以，太子容易吗？太子向皇帝表示孝心的真正用意在于向皇帝表示自己不敢有觊觎之心，但是，这往往收效不会太大。

         皇帝一般不会让太子手握重兵，而把兵权交给别的儿子。但是，别的儿子手握兵权，立了大功，又怎么甘心屈居太子之下。而太子也担心这样的兄弟威胁自己的太子之位。争斗免得了吗？同时，皇帝的态度也很暧昧，儿子之间互相争斗，互相牵制，而不是一人独大，不就使得自己的皇位稳固了吗？所以，皇帝对于儿子之间不是太激烈的争斗也是默许的。这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尴尬。

  识时务者是魏征

         初，洗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征，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惧。征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若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韦挺于嶲州，皆以为諌议大夫。

         臣祖禹曰：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桓公、子纠皆以公子出奔，子纠未尝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齐，非取诸子纠也。桓公既入而杀子纠，恶则恶矣，然纳桓公者，齐也。《春秋》书“公伐齐纳纠”，称纠而不称子，不当立者也。齐小白入于齐，以小白系之，齐当立者也。又曰“齐人取子纠杀之”称子纠所以恶齐也。是以管仲不得终仇桓公而得以之为君。今建成为太子，且兄也，秦王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为东宫之臣，则建成其君也，岂有人杀其君而可北面为之臣乎？且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而夺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难，朝以为仇，暮以为君，于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妇之从夫也，其义不可以不明，茍不明于君臣之义而委质于人，虽曰不利，臣不信也。

         魏征是具有纵横家气质的政治人物，这种政治人物的特点是有才华，但是缺乏独立性，需要依附于人而施展才华。对于魏征而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值得自己辅佐的人，这一点唐太宗很清楚。

         魏征辅佐李建成就是认识到李建成是值得自己辅佐的人，这一点不能说魏征看走了眼，李建成也是个厉害角色。李世民赢得玄武门之变是险胜。

         既然李建成不在了，魏征其实也想另投别人，投谁？当然是李世民。

  忠臣佞臣都是臣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帝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扬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谓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广，应万物之众。茍不以至诚与贤而役其独智以先天下，则耳目心思之所及者，其能几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莅之，虚己以待之，如鉴之明，如水之止，则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权衡设而不可欺以轻重者，唯其平也；绳墨设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颇；我以其真，彼以其伪；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诈以试之哉？一为不诚则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鉴垢则物不能察也，水动则形不能见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诚犹恐其不动也，况不诚而能动物乎？夫为君而使左右前后之人皆莫测其所为，虽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诚，则忠直者进而憸邪者无自入矣。

         权谋之术披上道德的外衣就是中国古代的人君南面之道，中国古代越是所谓的明君越是擅长此道。唐太宗看到有人上书请去佞臣，就问佞臣是谁，唐太宗这一问其实就是在试探，可谓暗藏杀机，回答的那个人果然中计。人君有南面之道，人臣就有北面之道，于是，人君、人臣一起玩，但是，互相之间不能挑明，否则就没什么可玩的了。

         唐太宗会不知道谁是佞臣吗？对于皇帝来说，重要的不是去佞臣，近忠臣，而是让佞臣和忠臣都为己所用。

  太宗真情流露时

         帝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无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増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于是失言。《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异也。后世或以汤武征伐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顺天应人，所以为仁义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谓之逆矣，则无时而可也。

         唐太宗说这番话是因为想到了玄武门之变，不是失言，而是真情流露。

  奸臣得志谁之过

         三月，帝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日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藴之徒内为謟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谓不忘戒矣。睹隋之宫苑而以謟谀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则图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兴也。

         奸臣不就是由皇帝任用的吗？皇帝想干一些非常之事，正常渠道行不通，就由非常渠道行之，而干这些事的就是传说中的奸臣。

         奸臣是常有的，皇帝是清楚的。区别在于：有的皇帝能够控制住奸臣，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不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有的皇帝就难以控制奸臣，造成局面失控，就成了昏君。这些唐太宗不会不明白，但是，作为皇帝，唐太宗不能挑明，在大臣面前痛斥奸臣当然是为了威慑大臣。

  刘洎不解太宗意

         十六年四月，帝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帝曰：“诚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于天下，炳若日月，众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传于后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记而必自观之邪？刘洎以为天下亦皆记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职矣。

         侯门尚且深似海，更何况是皇宫大内。天下怎么可能尽知皇帝的言行？皇帝又怎么可能不干预修史？史官的曲笔与直笔从来都是并存的。曲笔遵从的是皇帝的意愿，但是，如果都是曲笔，那么起居注就失去了意义，曲笔也就失去了意义，皇帝的意愿就无法贯彻，于是，才要有直笔。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直笔是曲笔的附庸。

         唐太宗想看起居注很可能主要是想看看玄武门之变是怎么记的。从流传下来的史书来看，唐太宗当然是干预了。不可能有宽宏大量到自己什么缺点都不介意被别人知道的人，皇帝处于政治的中心，那么多政治的阴谋和血腥与皇帝有关，皇帝更是关注起居注。褚遂良回答得小心翼翼，刘洎的回答很愚蠢。

  宇文士及非佞臣

         帝尝指殿下树，爱之。殿中监宇文士及从而誉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征尝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于谀悦顺从而已，近之必至于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义之所在而惟利之从故也。利在君父，则从君父；利在权臣，则附权臣；利在敌国，则交敌国；利在戎狄，则亲戎狄；利之所在则从之，利之所去则违之。于君父何有哉？忠臣则不然，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使君不陷于非义，父不入于非道，故虽有所不从，其命将以处君父于安也。君有不义不从也而况于权臣乎？父有不义不从也而况于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则无所不至，终于弑君亡国者，皆始之谀悦顺从者也。是故尧、舜畏之以比驩兠、有苗。孔子以为殆，人君可不远之乎。

         宇文士及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不得举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将顺，虽贵为天子，亦何聊？”结果，帝意解。

         很难说宇文士及是佞人。宇文士及的老爸是隋朝右卫大将军宇文述，官不小。隋文帝很欣赏宇文士及，诏尚炀帝女南阳公主，也就是说，宇文士及是隋朝权贵。宇文士及与唐高祖的关系也很密切，二人早年就有联系，唐高祖占领长安后，征召在黎阳的宇文士及，宇文士及派人进长安，献金环，为自己降唐埋下伏笔。而当宇文士及本人到达长安后，唐高祖甚至当着裴寂的面说：“彼与我论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后。”而且，宇文士及的妹妹为昭仪，得唐高祖之宠。宇文士及还在经营中原的过程中很有战功，这又说明宇文士及是有才华的。

         隋朝权贵，与唐高祖关系密切，这样的身份就让宇文士及在唐太宗面前很尴尬。果然，贞观初年，就有人告宇文士及谋反。虽然查无实据，但是，宇文士及还是去当了一段时间的蒲州刺史。

         宇文士及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就处处小心，同时，也自为谋身之计，不对妻子言及政事，生活奢侈。

         唐太宗当面说宇文士及是佞人很可能是对他的明哲保身表示不满而进行的试探，而不是斥责宇文世及的品行。宇文士及的回答则向唐太宗表示自己会以不同于魏征等人的方式效忠。所以，听了宇文士及的回答后，帝意解。

  文德武略本一体

         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于怀远镇増戌兵以逼高丽。帝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増戍兵不若修文德，其言岂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已。其始不欲增戍而卒亲征之，不为其小而为其大，岂大者足以胜德乎。《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太宗之谓矣。

         修文德以来之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态度。可以理解为发动战争之前的不动声色，或者是进行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的威慑，而不是像字面上所说的那么的冠冕堂皇。

         一二百戍兵当然不能威绝域，但是，唐太宗这么说不代表他是在辨折大臣，只是觉得对高丽采取军事行动时机还未成熟，这一点唐太宗不想说出口。

  太宗心系玄武门

         初，帝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帝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代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譔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疏谏帝，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定为高祖、今上实录，书成上之。帝见书杀建成、元吉事多微隐，謂玄龄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职，史书善恶，君相不与焉。故齐太史兄弟三人死于崔杼而卒不没其罪，此奸臣贼子所以惧也，后世人君得以观之，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司马迁有言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盖止于执简记事直书其实而已，非春秋有褒贬、赏罚之文也，后之为史者务褒贬而忘事实，失其职矣。人君任臣以职而宰相不与史事，则善恶庶乎其信也。

         唐太宗说了那么多，不就是在给玄武门之变定调子吗？书杀建成、元吉事多微隐，隐的是什么？不是还没来得及丑化李建成、李元吉就是丑化的力度不够，所以，唐太宗有这样的意见。削去的未必都是浮词，其事更不可能直书。

  飞鸟依人褚遂良

         八月，帝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顺之不暇，又何过乎可言。”帝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帝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失，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常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其性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与，以义相正者也。故先王以群臣为友，有朋友之义，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闻过于无忌，而无忌纳謟以悦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其罪大矣。而太宗论群臣之得失，其言皆中于理哉。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颜諌争，尽忠无隐，王、魏之此也，而譬之飞鸟依人，轻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皇帝总是被歌功颂德的声音包围，有的皇帝听着听着就晕了，于是，大臣就把皇帝架空了，自行其事。有的皇帝就懂得因势利导，反制大臣。

         唐太宗的话意思很明确，就是在对大臣进行威慑，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自己对大臣是很了解的，所以，你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回答问题，不要自以为是，敷衍了事。

         刘洎和褚遂良可以比较。刘洎原来是萧铣的手下，褚遂良之父褚亮原来是薛举的手下，二人的背景有相似之处，同时，二人都不是政治实力派人物。所以，二人其实都很难有政治上的独立性，或者说，唐太宗不会容忍这样的独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太宗对褚遂良的评价实在不是像范祖禹所说的轻侮其臣这样简单。正是凭着飞鸟依人的政治态度，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一起成了唐太宗指定的托孤大臣。刘洎显然不像褚遂良那么飞鸟依人，于是，被唐太宗赐死。令人玩味的是，向唐太宗告密，促使唐太宗杀刘洎的恰恰就是褚遂良。

  魏征再生亦无奈

         凡征高丽，拔玄莵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三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颉利，西灭高昌，兵威无所不加，四夷震慑而玩武不已，亲击高丽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无功而还，意折气沮，亲见炀帝以勤远亡国而袭其所为。臣以为太宗之征高丽无异于炀帝，但不至于乱亡耳，惟不能慎终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过五帝，地广三王，是以失之。然见危而思直臣，知过而能自悔，此所以为贤也。

         曹操兵败赤壁，就装腔作势地怀念郭嘉，刘备兵败彝陵，诸葛亮感慨：“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重要的政治人物，诸葛亮很明白皇帝的心思，他知道，皇帝真正决定了的事，大臣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皇帝还是要在事后为自己的错误决定进行掩饰，曹操、唐太宗都是这样。曹操、唐太宗就是在想让人知道不是自己不能纳谏而是大臣不谏，这就把责任推倒了大臣身上。但是，赤壁之战前，出兵高丽之前，难道就没有人扮演过类似郭嘉、魏征这样的角色吗？

         当然，汉武帝更过分，刚让人把太子杀了，回过头来又把奉自己命令杀太子的人杀了，相比之下，曹操、唐太宗还算不错了。

  太宗试探李世绩

         二十三年四月，帝谓太子曰：“李世绩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绩为叠州都督。世绩受诏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绩为何如人哉，以为愚也，则不可以托孤幼而寄天下矣；以为贤也，当任而勿疑，何乃忧后嗣之不能怀服，先黜之而后用之邪？是以犬马畜之也。夫欲夺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怀之以恩，此汉祖所以驭黥彭之徒，狙诈之术也，五伯之所不为也，岂尧舜亲贤之道乎？茍以是心而待其臣，则利禄之士可得而使也，贤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禄之以天下而不顾，系马千驷而不视者，太宗岂得而用之哉。

         人君有南面之道，人臣也有北面之道。李世绩是当时的政治实力派人物，但是，是山东豪杰的代表而不属于关陇贵族，所以，唐太宗不能像对待长孙无忌那样对待李世绩。唐太宗贬黜李世绩，李世绩受诏不至家而去，这是二人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对话。

  长孙无忌意难改

         帝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帝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它语，竟不顺旨，帝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卫尉卿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废后而立妾，故官无忌妾子，又重赂以悦之，诱之以利，非德赏也。而无忌受其官与赐，岂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义正君而先没于利，不足以为重矣。无忌茍辞其官反其赐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诱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见惮矣。无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赐而不助己，奸臣得以入其谋，高宗无足讥焉，惜乎无忌之不学也。

         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的真正用意是想借这个机会削弱长孙无忌的政治势力。在这个过程中，王皇后与长孙无忌都是关陇贵族，同进退，共荣辱，长孙无忌当然会反对，唐高宗也一定会坚持，长孙无忌收不收礼无关大局。

         对唐高宗、杨氏、许敬宗的态度不同说明了长孙无忌的政治手腕，他不想和唐高宗闹僵，但是，又要表明自己坚决的态度。

  虚情假意唐玄宗

         帝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谓之“五王帐”。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与人交结，帝愈信重之，故谗间之言无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于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太姒，故慈于子孙以及其家邦，至于鸟兽草木无不被其泽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于后世帝王，或能于此则不能于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为圣贤，不能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长而能辞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笃于兄弟，盖成器之行有以养其友爱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谗间之言无自入焉。呜呼，茍能充是心，则仁不可胜用也，至于为人父则以谗杀其子，为人夫则以嬖黜其妻，为人君则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类也，茍不充其类，则其为善岂不出于利心哉。

         武则天时代结束，唐朝政局动荡，政变不断，在这个过程中，李隆基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继承皇位，巩固政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刀光剑影，唐玄宗深深地明白在权力面前，骨肉亲情无足轻重，不仅无足轻重，而且暗藏杀机，从玄武门之变的兄弟喋血到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幕又一幕。所以，唐玄宗真正信任的是高力士而不是骨肉亲人。唐玄宗与兄弟之间如此亲密地相处恰恰是出于对兄弟的不信任，唐玄宗是在亲自监视他的兄弟。

         宋王李成器就是唐朝著名的“让皇帝”。李成器是唐睿宗的长子，文明元年，时年六岁的李成器就被立为皇太子，此后武则天主政，为皇孙。唐睿宗再次登基，在立皇太子的过程中，李成器坚决推辞，请立平定韦氏之乱有功的李隆基为皇太子。李成器死后，唐玄宗尊其为“让皇帝”。

         李成器是尴尬的，有资格，没势力。因为有资格，他难以避开政治斗争，当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矛盾激化之时，李成器就被外放为刺史；因为没势力，他就受制于人。但是，李成器又是幸运的，他的幸运来自于他的明智，也来自于他那个喜欢装腔作势的弟弟李隆基。他知道不卷入权力之争是自己的全身之道，而当政权稳固的唐玄宗明白了他这个哥哥的心意，而且也明白了他这个哥哥无法对他形成威胁后，就顺水推舟，时不时地进行兄弟和睦的表演，当然，李成器也积极配合。

  宋璟进退各有时

         四年，姚崇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将幸东都，以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遣内侍将军杨思朂迎之。璟在涂，竟不与思朂交言，思朂素贵幸，归诉于帝。帝嗟叹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枨以欲不得为刚，宋璟所以能刚，其唯无欲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谓能知贤矣。

         景云年间，太平公主与时为皇太子的李隆基矛盾激化，太平公主甚至想动摇李隆基的皇太子之位，形势很严峻，当时，宋璟与姚崇力保李隆基，宋璟明确表示：皇太子于国家有功，不可妄动皇太子之位。而且，主张将太平公主置于东都。但是，李隆基却上书请治宋璟与姚崇之罪，于是，宋璟出任楚州刺史，姚崇出任申州刺史。

         所谓君臣风云际会，鱼水之欢是将君臣政治关系道德化，这种套话君臣是不会相信的。君臣关系取决于政治形势，景云年间，太平公主势力很大，而李隆基则羽翼未丰，在紧急关头，李隆基就牺牲宋璟、姚崇，从而避免激怒太平公主。而在开元年间，唐玄宗政权已经巩固，正是用人之际，就重用姚崇、宋璟。这时，杨思朂的话又算得了什么。

         后人将唐玄宗朝的姚崇、宋璟与唐太宗朝的房玄龄、杜如晦相提并论，但是，姚崇、宋璟任宰相的时间各自都是三年左右，这和李林甫任宰相的时间相比，差远了。

  玄宗自有易储心

         二十四年，武惠妃譛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帝大怒，以语宰相，欲皆废之。张九龄谏曰：“陛下践阼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揺。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譛，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黜太子勇，立炀帝，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帝不悦。李林甫初无所言，退而私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帝犹豫未决。惠妃密使官奴牛贵儿谓九龄曰；“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之，以其语白帝，帝为之动色，故终九龄罢相，太子得无动。明年，将废太子，帝召宰相谋之，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预。”帝意乃决。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废，系于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废，系于张九龄之未罢。相贤则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则天性灭为仇雠，置相可不慎哉。

         这和当年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情景不是很像吗？连李林甫说的话都和李绩差不多。区别在于，李绩的话说出口以后，效果立竿见影，而李林甫的话说出口，唐玄宗却犹豫未决，道理也很简单，李林甫在当时的政治势力还不足以和张九龄抗衡。

         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出任荆州长史，没过几天，唐玄宗就把三个儿子贬为庶人。张九龄在，唐玄宗的确有所顾虑，这倒是不假。但是，张九龄罢相，恰恰是因为太子之事。另外，就算是张九龄罢相，李林甫在太子之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因为，此后，李林甫主张立武惠妃之子为皇太子，唐玄宗不同意。

  是非功过石堡城

         六载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帝意不快，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诏而不尽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于忠嗣曰：“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牣，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忠嗣曰：“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命易一官乎？”延光过期不克，言忠嗣沮挠军计，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诬告忠嗣，敕征入朝，贬汉阳太守。八载，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谓贤将矣。不为无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顾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谓贤将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议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黾勉奉诏予之兵而复挠其谋，使谗人得以借口，岂忠嗣思之未至邪？

         石堡城是唐朝和吐蕃之间反复争夺的军事据点。开元十七年二月信安王李祎帅众攻拔石堡城，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吐蕃攻陷石堡城，天宝四载九月，皇甫惟明攻石堡城，不利，天宝六载，董延光攻石堡城，不利，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攻拔石堡城。

         天宝八载的石堡城战役，吐蕃军队守石堡城的只有几百人，而唐朝攻下石堡城却损失了两万多军队，从双方伤亡人数来看，的确让人吃惊。这次战役把唐玄宗的名声搞得很臭，唐玄宗被说成了穷兵黩武。

         但是，攻下石堡城的战略意义不可低估，这为之后哥舒翰顺利收复黄河九曲地区扫清了障碍。天宝十二载五月，哥舒翰收复了黄河九曲地区。黄河九曲地区是唐睿宗时，作为金城公主的嫁妆割给吐蕃的，哥舒翰收复了这一地区，相当于唐朝把战线向吐蕃腹地大规模地推进了。唐朝对吐蕃大大占据了上风。

         汉民族对于战争，特别是对于对外战争一向都坚持审慎的态度，不主张轻易进行战争，于是，中国古代反对战争的声音一直不断，这尤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时常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威胁，战争难以避免。

         很难说主战与反战孰是孰非，但是，二者都应该存在，互相平衡。如果一边倒地主战，就会出现穷兵黩武的局面，反过来，就会出现丧权辱国的局面。所以，王忠嗣是贤将，哥舒翰也是贤将。

  太子李亨成肃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于灵武城南楼，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关，王思礼请回兵诛杨国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禄山也。”翰偾军降虏，固无足道，然其言可为后法。肃宗以皇太子讨赋，至灵武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最为长久，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亷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齐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万事，难矣。其享国长久，亦曰幸哉。

         哥舒翰明白所谓的“清君侧”只是安禄山起兵的借口，就算是杀了杨国忠，安禄山也不会退兵，而且，之前高仙芝、封常清被杀，说明唐玄宗还有很强的控制力，怎可造次？所以，哥舒翰的话只是冠冕堂皇的套话。

         李亨于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被立为皇太子，之前，他的哥哥和弟弟刚被杀，之后，李林甫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动摇储位，李亨当太子真是当得战战兢兢。其实，李亨也明白之所以这样，说到底是因为他老爸不想让太子的权力膨胀，于是借手下大臣的手压制东宫。而且，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玄宗皇帝继续当下去，很难说李亨就不会重蹈他哥哥的覆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父子的感情怎么可能融洽？对于李亨来说，安史之乱甚至是一个机会，他正可以借这个机会摆脱他老爸的控制，顺利当上皇帝。李亨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之后，唐玄宗回到长安，唐肃宗对他老爸多般防范，防的就是他老爸的复辟。

         皇帝与子女之间哪有什么亲情？这一点皇帝明白，子女也明白。唐玄宗和唐肃宗这对父子的关系正是中国古代皇帝与太子关系的缩影，没什么可奇怪的。

  粉墨登场父子戏

         十二月，上皇至咸阳，帝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在宫南楼，帝释黄袍，着紫袍，望楼下马趋进，拜舞于楼下。上皇降楼抚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上皇索黄袍，自为帝着之，帝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余齿，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请，自扶上皇登殿，尚食进食，帝品尝而荐之，将发行宫，帝请为上皇习马而进之，上皇上马，帝亲执鞚，行数步，上皇止之，帝乘马前引，不敢当驰道。上皇谓左右曰：“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

         臣祖禹曰：肃宗以皇太子讨贼，遂自立于灵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于望贤宫，百姓皆注耳目，则辞帝服、避驰道，屑屑焉为末礼以眩耀于众，岂其诚乎？况其终也用妇言而保奸谋，迁其父于西宫，卒以愤郁而殒，事亲若此，罪莫大焉。且临危则取大利，居安则取小节，以是为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其肃宗之谓乎？

         看来唐肃宗的表演的确是拙劣了些，但是，又不能不表演。相比之下，唐肃宗老爸的表演还算不错。唐肃宗老爸不是真的只想当天子父，而是他明白，他只能跟着他儿子一起表演，他要是真的再当皇帝，处境就更尴尬了。

  深谋远虑李光弼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思明终当叛乱，而乌承恩为思明所亲信，阴使图之，又劝帝以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赐阿史那承庆铁劵，令共图思明，帝从之。会承恩入京师，帝使内侍李思敬与之俱至范阳宣慰，承恩谋泄，思明责之，承恩谢曰：“此皆李光弼之谋也。”思明乃集将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遂杀承恩，连坐死者二百余人，囚思敬，表上其状。帝遣中使慰谕，思明曰：“此非朝廷与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内，惟其有信与义而已。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自立于乡党，况人主而为不信，天下其谁从之？肃宗既纳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于时未有逆乱之节也。李光弼为国元帅，职在御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终为背叛，言于君而备之可也，待其发而诛之可也。乃使传语之臣，阴与其党为盗贼之计，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则反侧之人谁不怀惧，事之不捷，适足以长乱，非所以弭乱也。既失信于己降之虏，又归罪于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岂不难哉？

         安禄山敢于起兵，安史之乱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能够形成割据的局面，这都说明安禄山、史思明在河北地区势力之大。彭原对策，李泌就主张暂缓收复长安，而直捣范阳，就是基于安、史在河北的势力而想从根本上加以摧毁。

         而且，从史思明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来看，决不是等闲之辈，当然要尽早铲除，李光弼的做法无可厚非。

  肃宗张后谁畏谁

         二年五月，初，李辅国与张后同谋迁上皇于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见帝，帝方抱幼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

         臣祖禹曰：阳失其所以为阳则制于阴，刚失其所以为刚则困于柔。肃宗不君，故制于小人、女子，不能雠疾而反畏之，欲见其父而且不敢，其况能保四海乎？

         软禁老爸这种事，唐肃宗又怎么会亲自动手，当然要假手于小人、女子，既达到了目的，又把罪名加到别人身上。这也是中国古代皇帝惯用的伎俩，有什么可奇怪的。

         唐肃宗当然不会去见他老爸，父子相见多尴尬，因为他和他老爸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仆固怀恩背黑锅

         广德元年闰正月，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茍冀无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仆固怀恩既平河北而除恶不絶其本，复留贼党以邀后功，亦由任蕃夷为制将故也，唐失河北实自此始，使郭、李为将，其肯遗国患乎？

         造成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割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安、史余党在河北势力盘根错节，唐朝当时也无能为力，可以说，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朝与安、史余党妥协的结果，与仆固怀恩没什么关系，就算是郭、李为将，也差不多。

         其实，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仆固怀恩不但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他的家族还牺牲了四十六人。仆固怀恩后来遭到排挤，反叛，于是，养贼为患的罪名就被加在了身上。

  大乱之后武将哀

         二年二月，仆固怀恩叛，其子玚为其众所杀，传首诣阙，群臣入贺，帝悯然不悦，曰：“朕信不及人，致勋臣颠越，深用为愧，又何贺焉？”命辇怀恩母至长安，给待优厚，月余以寿终，以礼葬之。功臣皆感叹。帝之幸陕也，李光弼竟迁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数遣中使存问之。吐蕃退，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辞以就江淮粮运，引兵归徐州，帝迎其母至长安，厚加供给，使其弟光进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代宗之责己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诚不能感物，何哉？赏罚无章而善恶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谗巧得行于其间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无罪者恐见诛，以恩加人而人不亲，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纪纲坏乱，恩威不立，为唐世姑息之主，由不得其道也。

         皇帝不可能真正信任手握重兵的武将，因为这样的武将对于皇权有着潜在的威胁。安史之乱的发动者恰恰就是这样的武将，皇帝对武将就更加充满了不信任感，就算是为皇帝平定安史之乱的武将也一样。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朔方军主帅由郭子仪到李光弼到仆固怀恩，经常换，正说明了皇帝对武将的不信任。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朔方军就被肢解了。

         武将的反应不一样，李光弼、仆固怀恩都不是汉族人，不懂为臣之道，李光弼拥兵自重，仆固怀恩则干脆反叛，郭子仪是汉族人，深谙为臣之道，虽然还是遭到猜忌，总算是表面风光。

         唐代宗要装腔作势地表演是因为当时局势还不稳定。

  宪宗之言有深意

         七年，帝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徳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以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徳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事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专归咎于徳宗邪？卿軰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得已，勿畏朕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从諌，人臣患不纳忠，人君唯不从谏也，是以君子日踈，小人日亲。君子立人之朝，岂以踈而遂易其心哉，有官守者不失其职，有言责者不失其言，君从之亦諌也，君不从之亦諌也。諌而不入则去之，臣之义也。君恶正直而悦謟谀，然而未尝杀一正士，戮一諌者也，而其臣怀禄畏罪而不言，则曰君不能从，此孟子所谓贼其君者也，宪宗之责宰相，以其未尽人臣之义乎。

         皇帝可以不纳谏官之谏，甚至杀谏官，但是，谏官却不能不谏，甚至不能不死谏，真是荒唐，可这就是皇帝所要求的。

         皇帝知道这样的要求大臣是做不到的，但是，还是要求，皇帝是在为事后找借口把责任推到大臣身上作准备。

  宣宗谨慎有缘由

         九年，帝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隠中谓帝不之见，輙足成之，及中书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臣祖禹曰：宣宗抉摘细微以惊服其群臣，小过必罚而大纲不举，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务而不能与贤人共天职也，譬如廉刻之吏而谨治簿书期会而不知为政，特一县令之才耳，岂人君之德哉。

         唐宣宗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他老妈孝明郑太后原来是浙西节度使李锜的侍人，李锜造反被搞定之后，就被弄到了皇宫，当侍女，后来唐宪宗看上了她，幸之，就有了唐宣宗。也就是说，唐宣宗的出身是很低微的，所以，他时常被别的皇族成员欺负，甚至有性命之忧，处境很糟糕，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韬光养晦，当上皇帝的时候，他已经是三十七岁了。这样的经历就使唐宣宗养成了谨慎的性格。而且，唐宣宗当皇帝的时候，还有宫人谋杀之举，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宣宗怎么能不小心？

  全忠慧眼识克用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黄巢，还至汴州，馆于上源驿。朱全忠与之宴，发兵围驿而攻之，克用缒城得出，引兵还晋阳，上表自陈为全忠所图，将佐以下从行者三百余人并牌印皆没不返，乞遣使按问，发兵诛讨。时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务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优诏和解之，克用前后凡八表，称：全忠妒功嫉能，阴狡祸贼，异日必为国患，乞下诏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讨之，不用度支粮饷。帝累遣杨复恭等谕旨，称：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体。克用终郁郁不平。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能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赏善罚恶，辨是非枉直，使人各当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凌暴也。克用有复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輙欲杀之，蕃夷之人不敢专兵复雠而赴诉于朝廷，是诸侯犹有尊王室之心也，为天子者宜诘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号令出于天子，则诛一镇而天下莫敢不从矣。僖宗则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问，是犹一郡一县之长不能听讼，而使民以其强弱自相胜也，不唯全忠无所忌惮，而克用心亦不服，欲两存之乃两失之。自是以后藩镇擅相攻伐，不复禀命，以天子不足诉也。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书》曰：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刑罚者所以为天讨也，王者之于天下惩劝，可不明哉？

         朱全忠有识人之明，他知道李克用会是自己将来的对手，所以，想尽早铲除。李克用的反应也说明了朱全忠的看法是不错的。当时，李克用的势力还不能和朱全忠抗衡，李克用上表就想借助朝廷的力量，同时，这也是一种政治攻势。

         很难说李克用有尊王室之心，如果李克用的势力强过朱全忠的话，不一定还会上表，但是，也会像朱全忠那样杀自己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人。

•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作者：徐江屏 发布时间：2005-04-29 13:4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