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税四期2册）金税四期管控下的税务管理与纳税筹划+金税四期以数治税背景下的纳税筹划实用技巧200例【新书正版】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暂无相关简介，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目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金税四期2册）金税四期管控下的税务管理与纳税筹划+金税四期以数治税背景下的纳税筹划实用技巧200例【新书正版】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金税四期2册）金税四期管控下的税务管理与纳税筹划+金税四期以数治税背景下的纳税筹划实用技巧200例【新书正版】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金税四期2册）金税四期管控下的税务管理与纳税筹划+金税四期以数治税背景下的纳税筹划实用技巧200例【新书正版】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其它内容！

• 作者：浩然正气 发布时间：2023-02-26 11:03:33

  内容以罗列条文法规及判决为主，不推荐

• 作者：郎当 发布时间：2020-06-16 12:08:32

  前半部分悬疑感强，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很吸引人。但后面割裂感太严重了，在主人公妻子疯了，他找到王海波又去深圳找黑社会，这一系列剧情太戏剧性，跟前面的基调完全不符，直接沦落为三流的通俗小说。再说这个主人公，好像看起来是一个为爱牺牲、受尽摧残的好父亲，但太单薄了，所有的标签都是流于表面，仔细推敲的话根本站不住脚，也没法让读者心疼，像女儿、孙洋这类人物，说的话根本不像是从他们嘴里能说出的。好的侦探犯罪小说并不是满足于案件的新奇，更多是对人性的拷问，这一点这本书同样也没有。看到封底和豆瓣那么多人夸，真不知道看的是不是同一本书。

• 作者：lianghao 发布时间：2024-05-01 19:13:06

  2024年通过北大图书馆馆际互借系统从国图基藏借阅；2021年11月出版，书中法律法规有效期截止于2021年8月31日。与“金税四期”相关内容有：第一章，金税四期建设进程；第七章，个人所得税筹划；第八章，企业所得税筹划；第九章，增值税筹划。其他似乎与“金税四期”无关（只是税法赘述）！

• 作者：小晨居士 发布时间：2022-03-03 15:34:34

  写的挺好，全是官话套话，感觉复制粘贴来的，建议以后别写书了，没有称意的一本书，还那么贵

• 作者：晨晨 发布时间：2022-04-13 11:08:54

  太差了，现在复制粘帖各种套话制度报告文本就可以写书了吗？

• 作者：Lollapalooza 发布时间：2023-03-11 15:17:17

  看了另外一本，豆瓣没有书目。记录一下。

• 读《魔法灰姑娘》

  作者：凌波仙子 发布时间：2008-08-05 16:14:28

• 我们将如何相聚

  作者：吃饱了撑着才 发布时间：2017-12-15 19:13:53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文派”, 2015.12.7）

  失去想象力的城市

  四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袭击了小城阿赫兰。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法属区背对着热带的大海，宛若一片陆地丘陵中的沉睡者。人们在闷热的空气中工作、恋爱、死去，乏味的生活与娱乐的生活，都与其他现代城市无异。

  然而当老鼠以奇异的死法陈尸街头、楼道、乃至人们的房间里，小城的安宁逐渐被打破。城门被封锁，焚尸炉挂起，人们从恍惚不介意到觉醒，从惊恐到孤独，从忧伤到麻木，似乎只剩下绝望。

  阿赫兰的官员、医生、记者、公务员、神父、通缉犯、老人、妻子和小孩，都处在这一片死神毫不留情，人人孤立无援的境地里。但在他们当中，却有一些人不甘绝望，而是以各自的方式竭力抵抗着那无法抵抗的一切，在蝼蚁般的处境中树立为人的尊严。

  这是医生里厄、记者塔鲁共同记录的历史——当然也是阿尔贝·加缪讲述的故事。1940年6月，法国人被迫在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在沦陷区滞留半年后，加缪带着妻子远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他“遇见”了小城阿赫兰，以及这场神秘的鼠疫。

  无需怀疑，巴黎沦陷与流亡他乡的经历促使加缪以“鼠疫”来象征

  法西斯

  的浩劫：人们忽然与同胞相隔绝，成堆死去，却不知这一切为何而来又何时能去。疾病与战争的最大差别在于，执行死刑的不再是大自然，而是人们最为熟知的自身。

  但隔绝、死亡、流放、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并不仅仅只属于法西斯的岁月，战争有其终始，并有其土壤。加缪寓言的隐藏涵义是，阿赫兰这座不起眼的“现代城市”本身就是

  鼠疫杆菌

  的携带者，哪怕是它的和平岁月，它日复一日的乏味运转。

  在罪恶法西斯的背后，或许就是一座座

  失去想象力的城市，特别是对于痛苦、贫困和他人的实在认识。

  

  阿赫兰的居民似乎只能想到自己。起初，老鼠成群暴毙街头，这种瘟疫先兆原本关乎全城，但却只被视作是“门房”的职责范围，连政府的“公务员”都承认事不关己；而当瘟疫开始蔓延，人们唯有通过媒体每日报道的“数字”去想象他人的死亡，公众的情绪完全被宣传资料所主导。他人，社会，一亿人，对这样的个体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在这里，加缪（医生里厄）的见地简直是针针见血：

  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像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忆起君士坦丁堡那次鼠疫，据普罗科庇记载，当时一天死一万人。一万死者相当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有必要这样作比较。你们去五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些。

  不仅如此，政府机器的运作也基于一套抽象的流程，缺少对现实的感知。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莫过于：火烧眉毛之际，政府仍坚持必须确认灾情是“鼠疫”才可以采取相当的措施，然而在沉寂多年变异多样的鼠疫杆菌面前，确认“鼠疫”是“鼠疫”就如同确认“母亲”是“母亲”一样毫无意义。

  或许爱情可以拯救这种想象力，但可悲的是，大多数人的爱都只是循规蹈矩的习惯，或者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迅速褪去了光晕。

  缺少对现实把握/想象的另一面，是

  纯粹理念

  的轻松胜出。一些看似宏大的理念，赋予人们的是高远而冰冷的臆想，它们唤起的是英雄主义，但也是战争，

  是对一个国家乃至族群的死刑

  ；而一些看似较小的理念，譬如司法，赋予社会以稳定运转的秩序，它为之代言的是“公正”，但也是判决，

  是对一个人的死刑。

  其实并不奇怪，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理念倒比现实更为真实，按下毒气室的按钮并没有那么难。

  当然，大多数阿赫兰的居民对城中潜伏的

  鼠疫杆菌

  一无所知，他们背对着永无安宁的大海，过着五天上班挣钱，周末娱乐花钱的日子；而意识自己身负细菌的人，要么是罪人（书中的柯塔尔），要么是

  “局外人”

  ，即被迫的或自愿的，流放于社会之外。

  鼠疫爆发后，阿赫兰的居民发现一切生活习惯被迫中断，亲人、爱人早已关山永隔。人们可以一起坐在剧院里看戏，却会因为台上演员的忽然病发而四散奔逃。这是一群没有出路的囚犯，相互隔绝、孤立无援：

  “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

  

  谈论起孤独与荒诞，人们往往想起的是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说：

  “今天，母亲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确定。”

  人与世界的疏离感可以如此之大，以至于至亲的死亡成为了一个无法理解的遥远事件。但是在这场鼠疫中，加缪似乎并不甘心让“死亡”在冰冷中沉寂，而是呼唤某种反抗。

  提起反抗，我们又会想起《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日复一日地推石上山，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自己注定的失败。据说生活的意义就蕴藏在这个posture里，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孤独英雄的形象。

  《鼠疫》的主角则是一支小小的防疫志愿队，医生、记者、神父、公务员、漫游者和其他的普通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并肩战斗到鼠疫消失的最后一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加缪：活下去的关键词不是孤独和英雄主义，而是诚实、热爱、与人们在一起。

  神父的两次布道：从末日审判到孩子之死

  阿赫兰人的宗教态度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从前的星期日，海滨浴场都是弥撒活动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换句话说，信仰并不能比娱乐更多地促使人们走到一起。

  鼠疫爆发后，既有的公共组织似乎都不再可信，而宗教的热度似乎重新点燃。人们蜂拥而至教堂，只为聆听一次神父的布道。毕竟祈祷也没有坏处，奇迹或许出现也未可知。听众们揣着这种混杂实用和希望的心态望向神父，但神父帕纳鲁则让他们失望了：

  “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正直的人不会害怕它，但恶人却有理由发抖。在世界上这座巨大的粮仓里，毫不留情的灾害将打击人类的麦子，直至麦粒脱离麦秸。”

  这是帕纳鲁的第一次布道，在他的描绘中，整座城市都成了一个打麦场，而死神则执着鞭子站在高处，带着不容质疑、且无法抵抗的力量笞打着负罪的人群。人们能做的，只有“别在意那一天天的悲惨景象和垂死者的哀号，仍然向上天倾诉基督教徒的爱慕之情。其余的事上帝自会安排。”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番布告并没有唤醒他们的宗教感情，只是向他们确认了一种囚禁生活：此刻你已经是彻底地孤立，没有人能帮得到你，只能等待死亡降临。如果人们不再祈祷、不再反抗、那要怎样度日？

  小城中有一位老哮喘病人，靠一大笔钱轻松活到75岁。他“从未对任何事情感到过兴趣”，每日的生活内容就是“数鹰嘴豆”，每装15锅，就意味着他该吃饭了。他的宗教信念是：人在前半生走上坡路，在后半生则走下坡路。走下坡路时，每一天都不再属于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能被夺走。既然你哪一天都干不成事，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干。

  但对于此时的神父帕纳鲁，祈祷仍然是有意义的，在黑暗中仍存在“一切痛苦深处的永生之光”和上帝“坚持不懈变恶为善的意志”。

  但是正因其虔诚，所以有挣扎。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虔诚的教士阿廖沙遭遇了圣人尸体的腐烂，于是走入尘世的泥土中寻求答案，帕纳鲁在面对同胞之死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志愿防疫队。在那里，他遇见了令《卡》中伊凡无法释怀的同样问题：无辜孩子的死。

  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臂，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时，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病孩儿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为什么至善的上帝，会对一个无辜孩子的死无动于衷？”

  因为这个问题，伊凡成为了无神论者，帕纳鲁也在“全信”与“全不信”之间百般煎熬。一方面，他认为“或许应该去爱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又偷偷写作《神职人员是否应该求医问药》的论文，并做了第二次布道。这一次，他说“孩子的死”不能再被理所应当地接受下来，而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屈辱”；他不接受毫无作为的等待，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尽力做一些好事。”

  神父死于一场奇怪的热病。在被死亡击败之前，神父被其他的什么打败了。但正是打败他的东西——来自亲眼所见和亲身体会，让他做那个“留下来的修道士”，和信仰各异的人们站在一起，为拯救生命而努力。

  记者朗贝尔：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帕纳鲁是少数拥有真诚信仰的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鼠疫发生前后，个人的利益或幸福，远比宗教教义更令人感兴趣：“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

  因而在鼠疫期间（其他灾难降临的时候也是如此），规章和法律的边界被冲破，盗窃案的数量开始上升，小城的访客，或是那些与爱人分隔两地的居民，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冲破政府的戒严，阿赫兰的大门时不时响起枪声。

  朗贝尔就是一位与未婚妻分隔两地的记者。他从巴黎来到阿赫兰，只为撰写一篇有关阿拉伯人生活的稿件。自然，在鼠疫发生之初，他仍然保持无忧无虑、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模样；然而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隔离处境，回到爱人身边的愿望就超越了一切。

  为了逃离这座死亡之城，朗贝尔与政府交涉了无数个来回。在官方渠道行不通的情况下，他得到了通缉犯柯塔尔的帮助，希望能够从黑道朋友那里找到机会。

  与一般人不同，朗贝尔对“个人幸福”有着近乎信仰般的坚持。这位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并且目睹过战败的记者说：

  现在，我知道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

  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对于朗贝尔来说，“幸福”或“爱情”并不是凡夫俗子微不足道的追求，而是对“为理念而死”的反叛，是在英雄主义夺走千万人生命的时候，守护最为脆弱的个体尊严。

  小城的志愿防疫队，起初在朗贝尔看来，也是这样一种抽象理念的产物。他可以深爱自己的妻子，但无法对这些异乡人产生感情；他可以理解人对亲人施以援手，但无法理解为公众谋福祉：后者似乎已经背离了爱情，进入了理念的领地。

  事实上朗贝尔的逃跑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中间有许多意外环节，但是他身边的阿赫兰人（除了政府的办事人员）都在鼎力相助，罪人、“坏人”、以及他以为的“为理念而死”的医生，都认可“追求个人幸福”是无可置疑的决定。

  但就在计划成功的前夕，在距“幸福”一步之遥的地方，这位原本已经被判死刑的记者忽然动摇了。在这短暂的、用千辛万苦换来自由时刻，他选择留下来，参加医生组织的志愿防疫队伍。

  是什么，迫使一个人甘愿离开自己的爱人，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呢？

  事实上，里厄医生的处境和朗贝尔很相近。鼠疫爆发之前，他的妻子就因肺病离开了阿赫兰，独自一人在外疗养。在特殊时期拥有特殊权利的他，十分清楚这可能就是永别。饶是如此，也一步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医生并非见多了死亡便铁石心肠：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答案是同情心。同情心并非某种想象之物，或是抽象的自我感动。里厄在向朗贝尔解释时说：这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所谓诚实，或许不过是眼见他人痛苦时摸摸自己的良心：

  从四面八方传来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在这闷热得吓人的大厅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里厄。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

  而一旦亲眼所见，（他）人便不再是一种理念，置身事外也就不可能：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无论神父还是朗贝尔，他们纠结的共同点都在于，无法亲眼见证他人之死而无动于衷。无论同情心也好、诚实也罢，这种无法消解之物让澄明的信仰变得模糊而焦灼，也让自我坚固的堡垒变得一触即溃。

  医生、圣人和普通人

  志愿防疫队最初是由医生里厄和检察官之子塔鲁发起的，事实上，《鼠疫》这部灾难编年史就是由他们共同撰写而成：加缪让里厄做了历史的叙述者，在主线之外又不断引用塔鲁的日记作为补充。

  见证他人之死对于这二位来说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塔鲁年轻时无意参观了父亲的一次庭审，罪犯被处以死刑，之后他又现场观摩了枪决。对死刑的憎恶使他离家出走，积极投身各种各样“与社会作斗争”的政治运动，但最终他发现，在这种政治形式的反抗中，他也免不了宣判另一些人的死刑。

  塔鲁发现自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安宁：

  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我还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不错，我一直在感到羞愧，这一点我心中有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的包围中，我因此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安宁，我试图理解所有的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从而找回我的安宁。

  他选择通往圣人的一条路：依靠“同情心”来“试图理解所有的人”，“站在牺牲品的一边”，以此来反抗促人死亡，以及“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

  至于里厄，这名工人的儿子在从医之前就已经体会过贫穷所带来的痛苦，在偶然选择这个职业后，他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死亡的情景：

  知道吗，有些人就是不想死？您听见过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 ‘永远不要死！’吗？我可听见过。我当时发现我简直适应不了那种情景。我那时很年轻，以为我的憎恶之情是针对天地万物秩序本身的。自那以后，我变得谦逊些了。老实说，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

  无论是出于职责还是出于本心，“与死亡做斗争”都是里厄最直截了当的信条。这种斗争并不宏大，哪怕是在鼠疫这样的大事件中，他所做的其实也不过是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日常劳动而已。

  加缪拒绝为这场灾难刻画什么英雄。在他看来，鼠疫最有力的反抗者，不是做出卓绝功绩的伟人，而是最平凡、最普通，在日常的劳作中活出生命的人。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谈谈另一种西西弗的形象。

  约瑟夫·格朗是一个在故事内外都不引人注目的小公务员，但加缪却视他为“在鼠疫中唯一应该树立的榜样”。

  一辈子没走出这一个街区，为结婚而辍学就业，最终成为一名日薪62法郎的政府临时工——格朗成天在办公桌前核实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是为某个年轻人编写清除垃圾税率的报告搜集材料，当然，后来，他也成为了防疫队一员。

  格朗最大的特点（或问题）是：永远缺乏适当的措辞，换句话说，他过于诚实，以至于心流与文字之间的鸿沟比一般人突出百倍。这个问题使得他无法索求更高的职位，也无法挽回失去活力的爱情。最终，在贫困生活、暗淡前途和餐桌沉默的夹击下，他的妻子和别人私奔了。

  饶是如此，在可怜的下班时间里，在一个毫无幻想的城市中，在一个没有丁点浪漫可言的公务员身份下，他却养成了一种近乎“高贵”的写作爱好：

  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牝马，驰过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

  这段落理应是一部伟大小说的开头，但是格朗却似乎只能停留在这里，为之耗费无数个夜晚，变换无数词语，只为离内心那份美好画面更近一些。命中注定他写不成鸿篇巨著，成不了名留青史的伟人。但在加缪看来，他拥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能够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美好的感情，使英雄主义恢复次要的地位，而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

  对于无数个这样的西西弗来说，失败是既定的命运。

  鼠疫并没有被志愿者防疫队消灭掉，和来时的不可捉摸一样，它只是在某个太阳重新升起的清晨自行消失。但更重要的是，阿赫兰人没有彻底被鼠疫“打败”，无论是死于细菌，还是死于自己的绝望。

  正是从那些决不投降的西西弗身上，加缪似乎发现了“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就如阿廖沙对孩子们说：“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最后是永远不要互相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