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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ise for Lifecycle of a Technology Company "Lifecycle of a Technology Company is a comprehensive business and legal handbook for all but the most experienced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 I shared my copy with a few colleagues at MIT who have either started or are contemplating launching their own companies, and I had a real problem retrieving it. The data supports my opinion that this book will attain 'handbook' status on the desks of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

-Dr. George B. Kenney, Associate Director Materials Processing & Microphotonics Centers at MIT "This book will help entrepreneurs avoid the pitfalls on the long road to success for venture-backed technology companies. It distills a lifetime of experience in advis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a concise and understandable way."

-Howard Berke, Serial Entrepreneur and Venture Capitalist "Lifecycle of a Technology Company provide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lawyers at a variety of experience levels. The junior lawyer will use this resource for the basics. More experienced lawyers with a broad practice will use this for a 'sanity check' relative to market terms and business rationale. In the trenches, it will assist lawyers by providing practical, plain speaking explanations for why things operate as they do in the fin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merger & acquisition segments of the technology world. If you expect to represent technology clients, keep this book nearby."

-James O'Hare, Partner Kirkpatrick & Lockhart Preston Gates Ellis,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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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O'Hare, Partner Kirkpatrick & Lockhart Preston Gates Ellis, Boston

• 作者：桥本环奈 发布时间：2022-12-18 18:33:15

  装帧特别精致好看的一本书，一眼就被吸引了。图很多，讲得也很全面，感觉像是一本超大的说明书，就是有点无聊。

• 作者：清风 发布时间：2023-06-22 20:26:49

  放弃了，感觉这本书不是给我这样的无技术基础的人看的，涉及到很多数据库知识，计算，算法，本以为是偏原理的，看了半天看不懂，什么维特比算法，发射概率，局部路径，观测序列

• 作者：舒榆 发布时间：2022-05-08 19:08:41

  不知道怎么 读起来似乎也在回顾自己短短的二十几年的人生 像做梦一般的 能从本书一窥荣格的心理活动 仿佛与他的距离也近了一点

• 作者：Nina 发布时间：2016-10-29 10:37:29

  统计学果然和数学关系密切，高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值分析……

  2017-02-22 读第二遍。

• 作者：魚先生 发布时间：2013-01-04 16:35:15

  曾于画中游。@鸵鸟小姐

• 作者：septenary 发布时间：2010-05-25 10:06:19

  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对我都是一种美的享受。小莲庄，嘉业堂，刘锦藻，张静江，这些美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爱不释手。读书的时光，把我带到了那个旧时的小镇，南浔。

• 【转】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尚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28 18:33:06

  《尚书》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古的书留到现在。中国古代，有两部古书，有韵的称《诗》，没有韵的称《书》。“尚”者，远古、上古之意，《尚书》就是一部上古的散文集。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孔子以前，春秋时代，贤人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孔子以后，像墨子、孟、荀也都读《诗》、《书》。故可说《尚书》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但在今天来讲，《尚书》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尚书》分虞、夏、商、周四代。后人把夏、商、周称三代，唐虞属于五帝，因此《尚书》也可说是一部五帝三代之书。从唐虞到现在，该已四千多年；从西周以来，也有三千年以上，《尚书》真该说是一部中国的远古书。汉代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中有《尚书》，照现代话来讲，《尚书》是那时一部国立大学规定的教科书。可是经过西汉到东汉四百年，实在这部《尚书》也并不能字字都讲通。我们说汉代“去古未远”，但这部《尚书》已没有能完全讲通，当然以后会更讲不通。唐代韩昌黎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他亦说是难读了。直到清代，讲经学最为有成绩，训诂、考据，工夫下的特别深，但清代两百几十年，这部《尚书》还是没有能一字字的讲通了。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是当时同辈行中对经学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说《尚书》不能尽通。可见我们今天来读《尚书》，只求得其大义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讲得通。我有一位朋友顾颉刚，同在大陆的时候，他就想为尚书做一番现代白话文的解注和翻译。我想这工作会是徒劳无功的。据说此刻他翻译的《尚书》已经出版，但我没有看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把《尚书》里难解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必然的。古书不易通，并不是说拿白话一翻就可通了。注解已难，拿白话文来翻译古文，其事更难，并不是几千年前人说的话都能用今天的白话就能恰好翻得出。这些都是做学问走错了路的，暂不讲这一问题。

  第二，我们要知《尚书》是一部多问题的书。文字问题外，便是本子问题，即是《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有两种本子，一种叫今文《尚书》，一种叫古文《尚书》。今天我们只说今文《尚书》是真的，而古文《尚书》则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问题简单一讲。《尚书》究有多少篇？旧说有一百篇，此说不可靠。当秦始皇焚书时，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着一部《尚书》，回到家，装进壁里边，偷偷地保留下来。秦亡汉兴，重觅《尚书》，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时伏生还在，快一百岁，老了。他是山东人，不能叫他从山东到长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学问根柢的晁错到他家去求此书。但伏生已经不大能讲话，他和晁错双方口音有讲不明白处，由伏生一女儿在旁作翻译。这样几个月，晁错就带着这部《尚书》回到政府。这一部《尚书》此下称做伏生《尚书》——因是从伏生家里得到的。那时中国文字也不断地在变。古代是写篆体，秦代汉代，普通都写隶体。篆体写的叫古文，拿那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伏生《尚书》本是一部篆体古文的，不易认识，伏生就告诉晁错改写成隶书，因此伏生《尚书》同时又称今文《尚书》。汉廷把来设立博士，传授学生，所以这部《尚书》我们也可为它定名称做博士官《尚书》。此是当时《尚书》的第一种本子。

  后来武帝时有鲁共王为盖造房子，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在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大概也是因秦代焚书，孔家后人就把很多书藏在壁里，此刻发现了，当然为孔子后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国，在武帝朝作官。刚才讲的晁错到伏生家中求《尚书》，那是汉景帝时的事，此刻又出现这一部尚书，则称做孔壁《尚书》，亦称孔安国《尚书》，亦可名为古文《尚书》，因它都用战国以前所用的篆体书写，不像伏生《尚书》已经改写成今文，所以这一部则称做古文《尚书》。此书未立博士，即是当时朝廷博士官不用来教学生。

  孔安国《尚书》和伏生《尚书》有什么不同呢？伏生《尚书》只有廿八篇，而孔安国《尚书》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廿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汉末刘歆移书上太常博士，曾请求把好几部古书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尚书》，当时没有通过。直到东汉，这部《尚书》始终没有列为学官，只在社会学术界私下流行，并未在国立大学内成为一份正式的教科书。汉末大乱，一切书籍多散失，此书也不见了。到了东晋，忽然有人献上《尚书》，称是孔安国本，大家说是古文《尚书》失而复得。以后便把《尚书》两个本子今文古文合而为一。如唐代初年孔颖达编《五经正义》中的《尚书》，就是今文古文合而为一了。再以后直到南宋朱子，对此《尚书》发生了疑问。他说：为何这部《尚书》中间伏生《尚书》都难懂，而孔安国《尚书》却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讲，朱子遂发生了怀疑，不过朱子也没有深进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学生蔡沈，写了一部《书集传》，和朱子自己写的《诗集传》，到了元代，成为科举考试所必治之书。蔡沈《书集传》里面在《尚书》每一篇题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字样。“今文古文皆有”这就是今文《尚书》。“今文无古文有”的，这就是古文《尚书》。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尚书》重新分别开来，使人知道《尚书》里有这今、古文的问题。于是下到元代吴澄，明代鷟，开始出来怀疑古文《尚书》是假的，靠不住。这一问题要到清代初年，阎若璩（百诗）才开始十足证明了从东晋以后的所谓古文《尚书》是一部假书，不是真的孔安国《尚书》。他写了一书名《古文尚书疏证》，“疏证”就是辨伪之义，此事才得成为定论。在他稍后有惠栋，也写了一部《古文尚书考》，同辨古文《尚书》之伪。这是在近代学术史上所谓辨伪问题上一个极大的发现。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功绩。诸位不要认为自己学历史，可以不学经学。或说学近代史，可以不学古代。或说学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学术史。当知做学问人，大家该知道的我们总该知道。学术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独不知，孤陋寡闻，总对自己研究有妨害。我们该知，《尚书》字句不能全通，此并无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真伪，已得结论，其大纲节所在，若亦全不理会，此大不可。诸位莫误认为学问必待创辟，须能承续前人成绩，此亦至要。今天诸位做学问，都知看重材料考据。但一堆材料在这里，怎样去考，总该懂得一些艰苦门道的。如像古文《尚书》，诸位若把阎、惠的书拿来细翻一遍，便知牵涉太多，尽有麻烦。我们把前人已有定论的来潜心研求，自可长自己见识，训练自己工夫。即如阎百诗写此一书，同时便有毛奇龄写了一本《古文尚书冤词》来作驳议。毛氏著述极多，博学善辩。那究谁是谁非呢？此须把阎、毛两家书合来细看。当然我们现在都信阎百诗是对了，但仍有许多话讲错。毛西河的话，当然不为后人所信，但此书至今尚存，仍可一读。这里面还有较复杂的问题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对此事讲了很多清儒所未讲到的话。可见学问实是无穷，已成定论的大问题之内，仍可有小问题。

  现在我们对这问题暂停不论，只要知《尚书》有两种本子，古文《尚书》是假的便够。诸位若读《尚书》，读蔡沈《集传》最容易了。《史记》上说伏生《尚书》廿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廿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现在的《尚书》是五十八篇，这里又有问题。以后我每次讲一题目，只讲一大概，但诸位不能听了便算。如此不仅记不得，绝对要忘，而且记得了也没有用。当知做学问本来是要工夫的，没有不花工夫的学问。诸位每做学问，好问方法，做学问最大第一个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学者花十年廿年一辈子工夫来解决一问题，本是寻常本分之事。或许诸位现在没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硕土博士论文，职位解决了，再来读书，再用工夫。

  现在再回头来讲《尚书》有今文古文，古文《尚书》是假的，只有廿八篇今文《尚书》伏生传下的是真的。孔安国所传本也是真《尚书》，可是后来掉了。孔安国《尚书》并不假，只因为不立博士官，流传不多，就亡失了。到东晋由梅赜所献本才是假《尚书》。但我此刻要讲另一问题，那今文《尚书》廿八篇也不完全是真的。讲到此，就要讲到所谓辨古书之真伪这一问题上去。古书有真有伪，我们该懂得分辨。这不是今天的新问题，从来学者都注意此一问题。依照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我们该进一步说，今文《尚书》也未必全是真，也多假的。可惜当前没有人能进一步来研究此问题。这因民初以来，一班讲学问的讲过了头，即如辨伪，像顾颉刚的《古史辨》，他认为夏禹也无此人，这大讲过头去了。其实也不该专怪顾颉刚，在前清末年早有讲过了头的，像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为讲法，所谓经学汉学，其实只是新莽之学。“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清儒都讲汉学，康有为却说是新学，经则都是伪经，由刘歆替王莽伪造。此书出版后，经清政府禁了，把书销毁，不准发行。但民国以来，大家喜欢讲新，就看重了这部书。顾颉刚《古史辨》就是承此而来。后来康有为从事复辟，失败了。但这只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他在学术上并未失败。他跑进北平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就在里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学伪经考》，果然在北平市上还有很多人买他这书。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这样的讲下去，讲到夏禹是一条虫，才引起人家讨厌。辨伪之学，便不再讲了。实际上，辨伪不该过分，但有许多真伪还是该辨。如说《尚书》，我觉得即在今文廿八篇里还有很多不可信。如《尚书》第一篇——《尧典》。近代有人写文章，辩护《尧典》里所讲大文如“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昂。”等类，这些廿八宿中的鸟星、火星、虚星、昂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转移的。据现在天文学考据《尧典》所云，却是中国古代尧舜时代的天文；至战国时候，则并不然。据此证明《尧典》不假。大概这一套学问，在日本比中国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学知识，日本比中国发达，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还是根据日本人讲法。可是在我认为，科学知识比较专门，中国古人称之为畴人之学，譬如种田，父亲种的田儿子继续种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学历法，此种学问，大概都是世袭的专家之学，父亲传给儿子，故又称为畴人之学。畴人之学也许可以是先生传学生。尧舜时的天文，也可以是从古传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传上。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一点知识便认《尧典》全篇可信，只能说《尧典》中这些话有来源。其他的话，并不一定全可信。如尧传天下于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时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职）。命弃作后稷，这就是农业大臣。命契掌五教，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业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礼，命夔典乐，命龙叫他做纳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这一点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问题。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弃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变成同时的同僚。这且不讲。特别重要的，舜时已有一个宰相，又有管土地、管农业、管教育、管司法、管工业、管畜牧、管乐、管纳言的，共九职，此是中国古代一个极像样、极有组织、有规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尧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已有那么九部大臣，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于春秋、战国下及秦、汉都没有？这不是历史上一大退步吗？舜时大臣分九职，为什么下面从来没有？单据这一点，从舜到秦两千年的历史，变成无法讲、讲不通。所以我只能说《尧典》是战国人伪造，舜官九职，是战国末年人一个理想政府。他们懂得政府里该有管教育、管农业、管司法、管音乐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这正如康有为所说的托古改制。不过康有为不能拿这话来讲孔子，说孔子以前，根本没有尧舜，没有《尚书》，没有周公。但托古改制确是有的，先秦诸子中多有，儒家中间也有，但不能说过了头。诸位当知，读史不能辨伪，便会有许多说不通处。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如康有为顾颉刚辨伪疑古过了头，又更多说不通。上面是说尧舜时代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像《尧典》中所说，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说到中国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试再举一小例，如《尧典》篇首有“玄德升闻”四字，舜之德被尧所知，但为什么称“玄德”呢？“玄德”两字连用，在古书中极少有，只在老子书里才说：“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书来讲，不能用孔孟书来讲。下面魏晋时代讲老庄之学的就叫做“玄学”，为何在《尧典》里用此玄德两字，这便可疑是战国末年人看过老子书，来伪撰《尧典》，才用了“玄德”二字。我们可凭文字使用来衡定年代，如我们此刻好说中国文化字样，但前清末年人断不会用此四字。

  《尧典》以外，再讲到《禹贡》，这是讲中国古代地理一部最重要的书，其实也决不是夏禹时代的书，而应是战国时代的书。如《禹贡》里划分荆州、兖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样不见于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时代也没有，到了战国初期还没有。什么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废掉的呢？为何有此九州而书中从来没有用这九州的字样呢？那又就讲不通。只举此一例，便见《禹贡》不是一篇可靠的书，它是一篇晚出书，我此刻不能详讲。在我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书》或许才是中国尚书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东周也有书，但也恐是后人添进。主要真可信的是《西周书》。若使我们把一部《尚书》即今文廿八篇再分析到只剩一部《西周书》了，那么我们也须对此十几篇文章有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了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西周书文体辨》，便是要把此来看中国最古历史文体是怎样写出的？现在此一问题，我也不想同诸位详讲。但到此另有一重要问题，便是要讲到书背后的人。既然讲到《西周书》，那么《西周书》中显见有一重要人物跃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书》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时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当时，周公在此集团中，并传至此后，有大影响。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们要来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论及其政治设施，当然这十几篇《西周书》成为了主要材料。我在上一堂已告诉诸位，做学问当从一项项的材料，进而研究到一部部的书，而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此刻我们说中国第一部最早的史学名著就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重要作者，即发明此体裁来写出这东西的就是周公。当然可以有几个人，不专是周公一人。那诸位试拿此意见去读《西周书》，看此许多篇书之内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着，各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言论，抑或可以看出是一套。让我姑举《西周书》中召诰一段话来说，这显然是召公说的，不是周公说的。它篇中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亦敬。”此是说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个，从前大国殷之命，现在给你成王的手了，商代变成了周代，好的固是没有完，可忧的也同样没有完，你要当心呀。下文又云：“古先王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这是说古代中国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欢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着又有殷，现在也不能做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们了。我们获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话，在《西周书》里屡见不已。首先可知中国古时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真历史。现在我们虽因地下发掘得了商代的龟甲文，而没有见到夏代的，却不该说有没有夏代成了问题。只能说我们没见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说没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讲过。我们固然承认龟甲文，但我们也须承认《西周书》。至于把王朝共主称为“天子”，认为是上帝命他来作天下共主，这个天命不给一族一人，给了夏，夏不好，又给商。商不好，又给周。周再不好，当又另给别人。故说无疆惟休，亦是无疆惟恤。当知我上引一段话，固是召公所说，其实乃是周公所说。在当时，周公可以涵摄召公，召公也有时可以代表周公。周公是当时一位名世的圣人。读《西周书》，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应该在此等处认取。若我们只把十几篇《西周书》当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书之结集和其背后之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即是失却了其意义和价值。

  周公的天命论，周公的共主论，影响后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无常的观点，从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后来又给周，但天命给周是为文王，不为武王。天命所与，只在文德，不在武功。这一层在《西周书》里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样说，定说是上帝为周有了个文王，才给周以大命。可是周公这番思想和理论，其实也并没有说错，而且可以说在中国后代历史上也一向发生了大影响。因此可知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在应懂得历史里边的人。没有人，不会有历史。从前历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为死历史。今天诸位只看重历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却不看重历史上一个个人，这将只看见了历史遗骸，却不见了历史灵魂。

  现在总结说，中国第一部大的史学名著应该是《尚书》；准确言之，应该是《西周书》。《西周书》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着几千年。我今天所讲，将到此为止。下面第二部史学名著我将讲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从周公与《西周书》中来。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仅为中国史学主要的创始人，也为中国文化主要的创始人。我不认为中国从唐虞时代就有了历史书；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尚书》中《盘庚篇》之类，还只能当史料看。若论中国像样的史书，则应从西周开始，而且又是从周公开始。

  原载《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 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

  作者：sensor 发布时间：2022-02-12 17:08:05

  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中，约3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所导致的；约30%的不良贷款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导致的；约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治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导致的；约10%的不良贷款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的。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所造成的。

  1998年，中央把银行的准备金率从13%降了8%，银行可以少缴2,700亿存款准备金，再由财政部向银行发行特别国债，所得的资金用于补充银行的资本金。这样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3%提高到8%。

  国家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资产不良资产的收购要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而非按市场价值进行，其价格要远高于价值。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总共实收资本仅400亿元，而四家国有银行需剥离的贷款账面余额约为1.4万亿元。其资金来源分两部分：一是由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各自向对应的国有银行定向发行金融债，合计约8,200亿元；二是由人民银行将已经发放给四家国有银行的再贷款划转给资产管理公司，合计约5,700亿元。

  剥离前人民银行虽然对四大行不良贷款确定了1.97万亿元的基数，但当时就已经发现实际不良贷款远不止账面上显露出来的规模。尽管做了很大力度的剥离，但显然剥离是不充分的。在首次剥离后，按照五级分类标准，2001年末四大行不良贷款额仍高达2.16万亿元，甚至高于剥离前确定的四大行不良贷款基数。

  按照当时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采用权责发生制记账，而行政单位采用收付实现制。记账规则不一致就可能产生账务处理上的时间差，这为改革成本的分担提供了弹性空间。也就是说，在收付实现制下，部分改革成本当期虽然发生，但不必100%的以真金白银支付，而是在将来分次支出，分次记账，因此成本和损失不会立即体现到记账单位资产负债表上，能够减少对成本承担者的财务报表压力。

  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时间换空间”。人民银行是行政单位，与财政部一样实行的是收付实现制记账规则，因此人民银行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运用央行资产负债表来解决改革成本负担问题，利用记账规则差异提供的空间，在一定时间内实现改革成本的“空转”，从而实现不额外增加财政负担的目标。

  然而，央行资产负债表能够在账务上实现“空转”这一方法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一是央行只要动用资产负债表，就可能产生通货膨胀效应；二是成本不可能无限“空转”，最后的成本支付者还是国有银行自身。因此，上述方法要奏效，根本上还需要国有银行能够在改革后实现符合预期的回报。

  无论财政资产负债表还是央行资产负债表，都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组成部分，在支持国有银行改革上，能够起到相似的作用。方案的成功之处其实就是在这一理论难点上实现了突破。

  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是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没有先例，积累的历史包袱十分沉重，财务上虚阳实亏，风险内控薄弱，资本金严重不足背景下进行的“背水一战”。

  根据工商银行时任行长杨凯生回忆：“确实也有党委通过的议案没有获得董事会通过，但比例不大。没通过的我们暂时放下，如果认为这个议案有必要通过，事后再做董事的工作，提醒下一次董事会研究。”

  将党委会讨论作为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是坚持党的领导，妥善处理党委和董事会关系的必要程序。对于重大决策、重大事项等，党委需集体研究形成统一意见，之后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并按规定程序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

  

  

  访谈部分

  楼继伟

  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银行、企业、外贸公司等，全是计划的工具。财政就相当于账房，银行则类似于出纳。我们进行改革，就是要走出这个模式。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是实现了宏观和微观的分离。分离后，有总需求管理，有微观的运营，微观的经营包括价格机制、商品价格、利率等，还有激励机制，包括经营激励和产权激励等。二是强化监管。过去没有监管，也不需要监管。现在有市场了，有激励了，就出现了负的外部性问题，包括风险是不是过大，以及环境、安全、欺诈、商品造假等问题。对银行来说，如今监督、管理手段很多，那原先都是没必要的。你是出纳嘛，有什么监管的必要呢？核心问题是，宏观和微观分离之后，就必须进行监督。我们改革就是要建立这三个支柱——宏观、微观和监管。

  金融改革是从1979年起步的。1978年，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开办公。1979年，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出来，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设出来。1984年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业务独立出来，成立了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专司中央银行职能。

  戴相龙

  交通银行转制为统一法人的步伐比较快，坏账比统一法人步伐较慢的广东发展银行少得多。

  刘明康

  1979年11月，人民银行的国外业务部被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银行；国外业务部当中的保险业务被分出去，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银行的农金部被分出去，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

  

  上市的成功与否要有一个检验的标准。不管中间过程怎么样，银监会怎么抓，银行自己怎么做，最后总要有一个标准。我的标准就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两行上市的P/B要跟香港同类型的大型银行基本相仿。成功的标准是很重要的，许多改革我们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一定要定下目标，那就是“过河”，不能摸着摸着又回头了。

  农业银行的两本账我们谈了好久，最后我们就告诉农业银行，反正银监会成立的第一年就要搞好透明度建设，要公布五大银行不良贷款总额和每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数字。其他四家的数字是真实的，大家一做加减法，剩下的就都是你农业银行的。不到第二年底，农业银行自己就想通了，再难也得迎难而上。

  吴晓灵

  这类共管账户相当于一种透支，等于说财政部给工商银行打了个欠条，就占了工商银行股权的50%。欠条靠什么还呢？就靠财政部所拥有的工商银行股权的分红，还有减免工商银行应缴的部分税收。这样做实质是不规范的财政债务。

  国际金融危机后，外方投资者变现离场，一开始是为了自救，后来也是因为只有股权没有话语权。

  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的治理结构，比起其他国有企业来是好多了，但也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标。本来的设想是让国家通过股权来说话，商业银行以财务标准来决定贷款的发放，根据经济规律来决定经营管理，不受政府的干预。这个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虽然比过去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太多，关键在于我们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党委领导下的公司治理之路。国有银行的董事长代表股权，行长属于职业经理人，但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他俩一个是书记，一个是副书记，必须密切合作，不能有不同意见。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本身并不站在股东的立场说话，与行长等银行高管层成了一个战线上的人，董事长和行长之间没有形成制约关系，这是不行的。

  现有的股权董事制度有两个缺陷：一是从工作规则上来说，股权董事得到的授权有限，遇到重要的提案还得回中央汇金公司去汇报，由汇金决定，其实，汇金应该做的是对股权董事进行考核，不称职的可以撤换，而不该把股权董事当成传声筒。二是股权董事的遴选机制并不科学。现在的股权董事大多由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派出。这几年中央汇金公司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到汇金公司参控股的金融机构担任专职董事，这是一个好的尝试。但公开招聘也有缺点，一些金融人才虽然有学历、有资历，可并不熟悉国有银行，他们对国有银行的有限了解不足以使其对银行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国有银行现在这个体制不算太成功。董事长和行长间的制约机制，股权董事的遴选和管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技术层面是成功的，但在实质的层面，如果政府的思路不变，银行的运行机制照样变不了，包括民营银行也办不好。民营银行只要办的大一点，政府就开始干预，往里派董事长、行长，因为人事权不在股东手里。咱们国家到现在没有真正形成在企业里按股权说话的机制。

  我国银行的治理框架是参照西方银行搭建的，但是往往虚有其表。因为中国的文化缺少西方这种制衡的理念，到现在为止，从政府到企业都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机制，发展好不好全看有没有“清官”“好皇帝”。包括民营企业也是老板说了算，一个民营企业有个好的“一把手”，再有几个“能臣”组成团队就行了，没有对掌权者的有效制约机制。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企业是独立的经营实体，在市场上平等竞争；二是市场化遴选人才。我认为应该借鉴淡马锡模式改革国有企业。

  汪建熙

  之前财政部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没有股份，这次工商银行股改时提出要和汇金各占工商银行股份的50%。可这次他们还是拿不出钱来，就另想了一个办法：一是给工商银行免税，免除的税金作为财政部给工商银行的资本金；二是股权产生的股息也作为给工商银行的投资。这样财政部就不用靠发债来注资工商银行，也就绕过了全国人大。我个人认为这个方法在财务核算上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实际注资，却可以参加股息分红，是违背股息分配原则的。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常见，体现了国家对国企的权力。后来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也都是通过类似的模式进行的重组。

  站在银行管理层的角度，不管“婆婆”是财政部也好，汇金也好，都会想方设法增强自主权，自由发挥的空间越大越好。站在汇金的角度，汇金是银行的控股股东，虽然没有行政管理权，但也不能放任自流，让银行管理层不受任何约束。以前，各家银行的“婆婆”是财政部金融司，财政部可以不管银行的反对意见，直接下文件、定指标，但汇金不能这样做。在银行治理机制变革的过程中，大家都要适应各自的角色。

  姜建清

  银行公司治理的作用是什么？银行公司治理是银行管理民主化的一个过程。在董事会上可以讲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不一定对，但也会起到警醒作用。在决议形成的过程中，大家会相互沟通，把事情剖析的很清楚，效率可能会低一点，但并不是坏事。如果没有制约，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凭个人经验办事，就有可能出大问题。

  杨凯生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同志跟我说了一句话，至今印象都很深刻。他说：“一个人不在于干什么，而在于怎么干，现在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了，说大道理要服从组织分配，从小道理来讲你也改变不了。你现在还是考虑怎么把华融总裁这项工作做好。”

  肖钢

  中国银行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仅靠中国银行自身的努力在短期内是难以消化的，而重足上市为解决这些历史包袱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想这也是各行争先上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田国立

  我国的大银行还是以“国有”为主要属性的，得跟着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走。比如现在国家要求支持实体经济和发展普惠金融，这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些领域金融风险相对较高，将来还可能产生一批不良贷款，总得有人去收拾这些坏账。

  钱文挥

  当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时候，中央决定让交通银行率先上市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一，交通银行本来就是股份制企业，基础相对好一些，国际上对它的接受程度也更高；第二，汇丰银行持有的交通银行股份占比较高，为19.9%，交通银行的国际形象可能也会好一些；第三，交通银行的规模小，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影响也可控。

  我到交通银行的时候，交通银行率先实施了股权激励，先后搞了三期。股权激励在法律上是支持的，只是没有政策，国家相关部门当时也没有反对。主要的做法是，根据员工上一年的业绩奖励其一笔虚拟的股份，再确定一个时点的股票价格作为基准，实际上是按照股票增值部分呈上股份数量，折算成金额发给员工，有点类似奖金。结果行权期限还没到，就被财政部叫停了。张建国行长从交通银行到建设银行去的时候，也是有股权激励计划的，后来都作废了。股权激励到现在也没有突破，将来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牛锡明

  

  

  詹向阳

  国企三年脱贫解困计划也是朱副总理的大举措。当时国企大量破产兼并，3000多万职工下岗，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次大的阵痛。当时利用破产兼并逃废银行债务成风，名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