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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金桔与青柠啊 发布时间：2021-06-30 11:56:21

  适合小学生阅读的科普作品，四色印刷，配有插图，从生活中的小事讲起，串联起天文、物理、化学、机械、生物多学科知识。

• 作者：我去哇撒哒 发布时间：2022-03-05 23:52:22

  看着前面背书 心理学知识 看起来不错 看到中间开始什么共振频率 身体感受器感应对方 还能看到对方过去故事的画面 md敢情比气功大师还nb 垃圾

• 作者：传奇☂ 发布时间：2013-04-09 09:15:05

  2013-3-20 半专业书，没有知识储备看不下去。

• 作者：Lancelot 发布时间：2017-08-10 17:47:04

  土司之乱这一节还不错，其它章节乏味。

• 作者：浮躁 发布时间：2024-06-03 17:16:39

  讲用户运营非常全面、浅显的书，非常适合用户运营入门阅读

• 作者：帆高1231 发布时间：2024-02-08 21:11:39

  经典

• 进化论的中国进化

  作者：人造天堂 发布时间：2009-03-19 21:16:20

  1895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发表<原强>，达尔文进化论自此传入中国。该文首创 “物竞天择”一词，流传中又加上“适者生存”，共八字，成为进化论在汉语语境中的基本定义。三年后再作<天演论>，举国震动。

  <天演论>号称译作，但显然背离了原著。原作者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以“达尔文门下走狗”著称，书名直译<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样将进化论扩展到社会，赫氏认为人类已经进化到伦理竞争的层次，不再适用低等生物弱肉强食的法则。严复正相反，强调人类竞争其胜负，在其种其力之强弱。因此后世都批评达尔文被中国人“误读”。这些观点后面讨论。

  更重要的问题，为何被误读？直接原因，中国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丧权辱国。进化论肯定强者，更强调强弱并非永恒，可以通过进化逆转。同理，严复当头棒喝国人认清现实，承认自己落后于西方，更当竭力竞争以求存。

  但舆论可能忽视了，进化论对当时中国内部秩序的冲击更加深远。中国古典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21世纪，历经前王朝(夏?)、古王国(商周)、第一中间期(春秋战国)、中王国(秦汉)、第二中间期(南北朝)、新王国(隋唐)、终结于1127年金灭北宋，进入中世纪。儒教成为中国中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

  进化论的义理与儒教格格不入。顾名思义，进化乃是常态和质变。儒教则持静止的看法，“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是为中庸，儒教经典史籍以春秋为名，历史如同春秋季节的简单循环。在儒教创始人孔丘看来，到周公，约公元前10世纪，在后世儒生看来，到孔丘，约公元前7世纪，人类已达到至善至美，以后只可能退化。这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所有古代社会的时间观念。

  进化论提出生物的普遍原则，即中国人总结的那八字真言，如同牛顿力学、相对论、元素周期表、<国富论>等等，超越细节的知识，为一个理论和实践领域“立法”。同时适应地是具体环境，环境从而生物千姿百态。这种思想精妙融合了普遍性与特殊性。

  儒教尽管也有“三纲五常”，是将特殊相对的伦理普遍绝对化。家国天下，基于亲缘关系向外递减。这一等级体系赋予每个人位置，履行不同的义务。缺乏普遍原则的整合，特殊伦理之间会相互冲突，所谓忠孝不可两全。<论语>中出现仁字上百次，没有两处含义完全相同，都依赖语境。

  儒教还是种道德巫术，坚信人伦能影响自然，有德则风调雨顺，失德则造成灾异。参考弗雷泽的大作<金枝>。但进化论指出，自然有其独立的法则，无形中打掉了人伦及人身政治的神性。类似日心说对欧洲中世纪宗教意识的冲击。某种程度也回归古典文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进化论的天道虽无情，适者生存，却是真切而非意淫的天人合一。

  接下来的问题，义理的对立如何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

  从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中体西用”，改革和西学思路限于器物层面，变是为了不变，维护儒教的道统。甲午战争打破了这种幻想。儒教的“智慧”在于为现行秩序，及用天命说为王朝更替辩护，不支持更深层的变革。康有为挖空心思作<孔子改制考>，只能遭到保守和激进分子两面的讥笑。进化论以变为体，简直为当时中国所有求变，不论改良还是革命者，量身定制。也就不奇怪康氏对<天演论>叹为观止。

  儒家的特殊伦理，对应琐碎的社会，尽管表面维持统一的帝国。见黄仁宇的大作<万历十五年>和<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也许是为什么严复回避赫氏伦理。此理非彼理，儒教又自诩伦理天下第一。从1840年到天演论，中国民众总消极地卷入王朝与“蛮夷”的战争，或仅在乡村共同体直接受西方人侵害时反抗，还曾借助义和团式的迷信组织排外。

  普遍原则则对应全民动员。严复默认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列强竞争、适应世界。相应每个人直接忠于整体而不是个别人，构成一种全新的伦理，与赫氏的精神一致。从这个角度，并没有误读。戊戌变法时，就有保守人士“敏锐”察觉到思潮变化，指责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以前两者并没有区别。

  欧洲中世纪的民众，也只知领主和教皇，不知国家。经过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一系列运动，才建立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国速成民族国家，可以说始于<天演论>。

  这不是乌托邦。<天演论>即使没创造，也催生了新兴的知识阶层，同样忠于普遍原则而非人身关系。他们是中国当时的摩西，带领民族国家转型。普遍下的特殊又为政治实用主义留出了空间。总之，中国化的进化论既指明拯救的愿景，又提供拯救的手段和路径，为同时代绝大部分思想所不具备。

  并为此后的革命铺平了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阶级斗争与合作，帝国主义等理论，融合社会普遍规律与具体实践，并由中国革命者进一步完善。中国化的达尔文进化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义理上相当神似。一个进步青年受过前者启蒙，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很自然能理解和接受后者。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耐人寻味，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很多国人特别是知识人，热衷对误读的“反思”。从字面上严复肯定误读了。但这不重要。强调误读，意味着贬低其历史意义。哥伦布也误读了<马可波罗游记>，或者说马可•波罗就是个大忽悠，但把他带到了美洲。

  更重要地是，进化论不应成为自身的例外。这也是一种不断进化的理论，并适应不同语境。达尔文生于大英帝国的盛世，有幸参加政府组织的环球考察，和严复的世界天壤之别。这种误读，且开创一个时代，正是对进化论的有力证明。那些所谓反思，不过是叶公好龙。默认进化论止于达尔文，与坚信上帝六天创造所有物种，圣人3000年前掌握所有真理一样可笑。

  说明进化论仍需普及，从精神而不是字面上。即使从未了解进化论，当行为遵循或背离进化论的精神，就是一个匿名的进化论的信徒或对手，正如最近一位提案废除简体字的政协委员和批评他的人们。

  今天的中国，进化论存在于多个语境。生物学相关研究，与其说回归，不如说是中国社会的进化，学者可以安静地在书斋中研究。近年一些地质发现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比如云南澄江生物化石群，所处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进化论突变论尚示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领域，进化论的进化，也是误读，仍将继续。改革开放30年，今天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就业于面向市场的企业。竞争也是市场的天道，进化论同样包含管理思想。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借鉴进化论突变论的“间断性平衡”概念，写成<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化，国际竞争的战略，同样能从进化论获得启示。

  2008.3.11

  本文授权<出版商务周报>

• 女人的胡子、山的根与猫的脚步声

  作者：陈毓秀 发布时间：2019-10-23 00:17:49

  法统并不是一个受中国人重视的概念，因为每两百年一个轮回的改朝换代都必然会带来法统的剧烈断裂，就好像你不能对空气征税一样，讨论一个无法实现的概念往往只是白费力气，在掌控中文世界背后的隐秘法则里，无可奈何的暴力才是最真实的统治者。

  历代的统治者并非不明了法统的重要性，尤其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伦理里，人们以君统的继承关系为核心扩展出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关系，君统的颠覆很容易动摇剩下的纲常伦理，而一旦承认统治的依据只源于武力的强大，那么也就不难推导出暴力可以任意践踏社会中的一切伦理道德，人与人之间只有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而绝大多数人只可能沦为被捕食者。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统治者也必须时刻警惕被统治者。

  历代儒生努力论证持国在德而不在力，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唤回对法统的敬畏，淡化武力在取得统治权中的作用。天命的修辞于是就这样应运而生，成为统治者的文宣工具，在五德循环论尚未臭名昭著，信用彻底破产的年代，天命成为法统的一个代名词，在统治者与儒生一同想象的世界里，天命的更替仿佛就是法统的自然承继。

  然而由于秦汉以降，统治者历来得国不正，不管儒生怎样文饰，统治者存在本身就在鼓励人们觊觎至高无上的帝位。恶例即开，就很难让沉默的大多数忘记历史的真实，奥威尔所谓双重思想在东亚其实早早就被发明出来，无奈前现代的统治技术无法做到控制与删改一切信息，于是战国时燕齐方士发明的天命一词，最后演变为暴力的另一种委婉说法，人们同样是这样理解所谓人民/历史的选择。对于自身所身处的现实，人们心知肚明，统治者同样心知肚明人们的心知肚明。

  但这就像皇帝的新衣，做得而说不得，很少会有人真的会去拆穿他们，也可能只有死读书的儒生才会真正去信仰这一套。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历史印象里，儒生始终与迂腐逃脱不了干系，就是因为儒学往往脱离现实。儒学在中国历史中起到的一大作用是，它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变成他的信徒，并由于这套理念大大脱离现实于是削弱了他们在现实中的生存能力，而没有儒家可能这群人依然还是一群好人。真正按照儒家学说进行统治的君主，往往会落得徐偃王、宋襄公、梁武帝式“行仁义而国亡，天胡为此醉”的结局，最后成为野心家嘲讽的反面教材。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批评中国古代以道德而不是法律治国，但以道德治国并没有错，如果我们知道北美清教社区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北美殖民地许多社区始终都是以道德进行自我治理，并行之有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儒生鼓吹的道德如果不说从来没有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很难在古代政治中被落实，伏地魔如今鼓吹以德治国，被人哂之以鼻，原因同样如此。

  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关键：双重规则，从朝堂贯穿到地方社区，明面上的规则受到所有人提倡但没有人去落实它，真正支配所有人行为的隐秘法则却不能启之于口，东亚社区中常见的虚伪、奸诈、犬儒，都是这种现象的无意识后果。晚清时候许多来华的传教士的书里就记载了他们对中国社会观察后产生的如斯困惑，后来成为鲁迅一代五四作家批判中国人国民性的依据，启蒙运动时期许多不满部分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宣传成理想国的观察家，批评中国人奸诈、虚伪，其依据便是对这种双重规则的不满。

  但这很难说是中国才有的国民性，如果我们观察埃及、伊朗、印度等法统同样遭受多次剧烈断裂的古代文明后裔，不难发现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这样的双重规则的现象，隐秘规则而不是表层规则才是当地人的统治者。换句话说，如果欧美同样有法统剧烈更迭的历史，那么他们的下场应该也会跟我们一样。

  启蒙作家经常做东西方的比较，在他们的修辞里，所谓的亚洲人或者说东方人——地中海以东所有地区，不如欧洲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更加勤劳，但是没有欧洲人一样的正直与勇气，缺乏公民特质。启蒙作家往往将原因归结为地理，这成为后来马克思批评地理决定论的根据之一。只是作为一名西欧中心论者，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启蒙作家的观察，他只是将原因归结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但是儒生们自始至终坚持他们的信念也不是没有好处，那就是他们活的理直气壮，死的心安理得（大概吧，其实也未必。试以诸葛亮与荀彧作为对比，荀彧就像古代许多儒生一样，为了避免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于是生活在自己想象出的世界之中，他将曹操比附为古代的贤主，匡复汉室的英雄，一生兢兢业业为经营曹操的事业奔走，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的主君其实才是对汉室危害最大的奸雄，然而此时一切已经悔之晚矣，更令让人尴尬的是自己的主君之所以有能量危害到自己一心想要匡复的汉室，大部分功劳应当归功于为其辛辛苦苦经营出完整的官僚与后勤系统的自己。荀彧的后半生始终在坚持心中的理念与无法违抗的现实中挣扎，最终只能选择郁郁而终。

  诸葛亮就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阴影，他选择刘备就要比荀彧更有心理优势。虽然在我看来，刘备很可能也是朱棣式人物，但篡汉的终究是曹丕而不是他，因此自始至终都有大义名分，诸葛亮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不必落入荀彧、钱谦益、陈寅恪式心灵困境，后半生始终徘徊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的自我谴责当中，在志向与现实里痛苦挣扎。诸葛亮能够预期到后人会以其为向往怀念的榜样，现实的失败和困顿在这心理优势面前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起初也不曾想过自己会成为篡汉的奸雄，在他亲笔所撰，兼有自传色彩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里提到自己最初的志向不过郡守，最多”汉征西将军曹侯”罢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曹操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种对他们微不足道的地方作伪会损及文学赖以为生的微妙感情，或者说真性情，是以古今天才不屑为之。只是命运却将他推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权臣位置，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剖白内心时感慨当自己处于这个地位时，进亦不能，退亦不能，否则战乱之中得罪的人太多，性命与子孙很难得到保全，

  曹操有这样的忧虑是可能的，但在统治古代中国的隐秘规则里，既然你处在这样极具嫌隙的位置，并将皇帝架空成事实上的傀儡，那么所有人都会怀疑你图谋不轨，并且这种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因为法统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屡次崩坏，除了少数人以外很难得到真正的信仰，踏出禁忌的一步不会面临多少阻拦。既然如此，也就不能阻拦他人恶意的揣测。

  这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与日本不可想象，最多只会出现幕府式政治，由于君统的稳固很少被破坏，对王位的争夺也就很少会危及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异常稳定，君主不必时刻担忧觊觎者的威胁。中国很难出现君主立宪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可以理解强有力的僭主，却不能忍受软弱的虚君，君主一旦失去保护自己的武装，便只能沦为所有人鼎中之鹿。

  很有可能曹操临死前对汉室还存有敬畏，但他既做不成伊尹周公，也不敢成为王莽，就只能在两难之中挣扎，曹丕没有父亲青少年时忠诚汉室的教育，耳濡目染的是曹操对汉帝的架空和凌迫，因此更加毫无顾忌。恶例既开，就不能阻挡野心家对魏室的觊觎。司马氏父子同样处在当年曹操的位置，最终司马炎篡魏时，却没有遭遇曹氏父子一样欺凌孤儿寡母的骂名，无非是因为继承曹氏父子的余荫，人们往往更在意始作俑者，秦始皇的暴政并不比汉武帝以及后世帝王更有想象力，但因为他是首开恶例者，所以承担了最多的批判与抨击。是以，子贡会感慨君子耻居下游。

  如果说魏晋之时的中国人与后世相比有何不同，可能在于这时的人们尚有节操，荣誉感与羞耻心，尚未像后世一般司空见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以汉室与魏室在退位以后尚能得到较好的待遇，直到刘裕篡晋，因为出身庶人的缘故，内心缺乏安全感，是以对晋宗室斩尽杀绝。在皇帝变成一个高风险的职业的过程中，宋武帝对此功不可没，人们对他做出的伟大贡献理当有所纪念。

  不过既然参与这场权力的游戏，就应当愿赌服输，虽然晋室下场凄凉，对自己德性所能匹配的结局却早有预见：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明帝时，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晋前世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叙述了司马懿的业绩和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大惭，把脸埋覆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认定世间诸事不过虚幻空无的魏晋玄学以及日后大昌的浮屠之辞在三国时代开始兴盛，可能未必只是偶然。传统的解释往往侧重战乱之频仍，人世变幻之剧烈，但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源于乱臣贼子的现实与儒家伦理在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心中激烈冲突与挣扎，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一种手段以求自我欺骗，安慰心中饱受煎熬的良心。但他们又知道自己在自我欺骗，最终只能愤世嫉俗，不阿于世，竹林七贤受人追捧，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潇洒风度，同时也是源于这一群人与曹魏关系密切，他们的放荡戏谑之辞实则是对把持朝政的权臣的无力嘲笑与反抗。

  日后，山涛背叛朋友入仕司马家，在成为尚书令以后举辟故友嵇康，却换得嵇康一纸《绝山巨源书》，以前读《世说新语》，不明白嵇康为何如此绝情，后来读《晋书》才知道这背景是因为高贵乡公曹髦不满司马昭把持朝政，绝望之下率领数百内侍造反，最后被贾充所率军士成济所弑，虽然东汉以来法统与皇帝的权威日渐衰退，弑君在当时依然不可想象。事后，为堵天下物议，司马昭杀死了成济以显示这并非自己本意，虽然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嵇康这一封《绝山巨源书》，实则如同日后庾纯对贾充的质问：”高贵乡公今何在？”

  当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派曹氏后人曹灵诞用刀架在脖子上时，不知他是否想及魏高贵乡公在乱军之中绝望的双眼。他的命运并不是一场血腥游戏的终结，而是戏剧平淡无奇的开场白，将多少穷凶极恶娓娓道来，随金陵王气，汉魏衣冠一同埋葬。对法统的敬畏失去以后，中国人就集体陷入囚徒困境之中，我突然想起陈升的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再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