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驳斥性逻辑的法律推理研究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本书在对法律推理的概念、过程与性质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揭示了经典逻辑在刻画法律推理时面临的困境，评估了两种不同的可驳斥性逻辑（基于扩展的非单调逻辑与基于论证的论辩逻辑）的优势与不足，并结合法律方法论、非形式论证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法律逻辑系统的构想。它有逻辑层与论辩层，在逻辑层处理法律例外，在论辩层处理规则冲突，从而能够准确地刻画不同类型的法律推理；它是简洁的、清晰的、易接近的，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与可扩展性。

导论 逻辑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与限度

第一节 对法律推理的逻辑考察的若干质疑及回应

第二节 逻辑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

第三节 逻辑在法律推理中的限度

第四节 本书的主旨与框架

第一章 可驳斥性推理与可驳斥性逻辑：一个概览

第一节 推理、论证与逻辑

第二节 可驳斥性推理的常见类型与重要性质

第三节 两种不同的可驳斥性逻辑

第二章 法律推理的概念、特征及相关问题

第一节 作为一个原型范畴的法律推理

第二节 法律推理的独特性

第三节 证成的理由与可能的误区

第四节 刻画法律推理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章 法律推理的可驳斥性

第一节 法律推理可驳斥性的体现

第二节 法律推理可驳斥性的根源

第三节 可驳斥性法律推理与法治

第四章 经典逻辑的法律应用及困境

第一节 经典逻辑及其特征

第二节 经典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

第三节 经典逻辑在法律应用中的困境

第五章 非单调逻辑及其在法律领域的应用

第一节 缺省逻辑的提出与发展

第二节 缺省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

第三节 理由逻辑(RBL)：构造法律逻辑的一个尝试

第四节 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六章 论辩逻辑及其在法律领域的应用

第一节 论辩逻辑的基本思路与抽象论辩框架

第二节 三个典型的论辩逻辑系统

第三节 论辩逻辑在法律领域的若干应用

第四节 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七章 一个非单调法律论辩系统的构想

第一节 非单调法律论辩系统的理论来源与构造思路

第二节 非单调法律论辩系统的逻辑层

第三节 非单调法律论辩系统的论辩层

第四节 非单调法律论辩系统的应用与扩展

结语

附录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对“应当参照”规则的分析

一 “应当参照”规则的基本含义

二 “应当参照”规则的逻辑结构

三 “应当参照”规则的规范意旨

四 “应当参照”规则的合法性

主要参考文献

陈坤，1984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推理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董必武法律思想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法学会互联网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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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在对法律推理的概念、过程与性质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揭示了经典逻辑在刻画法律推理时面临的困境，评估了两种不同的可驳斥性逻辑（基于扩展的非单调逻辑与基于论证的论辩逻辑）的优势与不足，并结合法律方法论、非形式论证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法律逻辑系统的构想。它有逻辑层与论辩层，在逻辑层处理法律例外，在论辩层处理规则冲突，从而能够准确地刻画不同类型的法律推理；它是简洁的、清晰的、易接近的，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与可扩展性。

• 作者：哈比 发布时间：2013-10-30 21:16:06

  另类的一本词条解释书，又不完全是词条解释，很多槽点，有些还是解释得很精辟的，佩服~

• 作者：渡边 发布时间：2023-07-08 15:28:57

  读了几本韩国小说，难免会有一些近似点，多写孤独疏离的都市边缘人，情节迅速而微妙的“漫画感”，语言直白到每句话都能在脑中形成一枚分镜，而情感力就在分镜与分镜的切换之间，车车说的“一步踏空”之感很准确。

• 作者：遁 发布时间：2022-10-25 21:22:37

  垃圾的编辑设计内文很屎，垃圾的纸张，浪费了一次授权出版

• 作者：阿飞 发布时间：2022-10-28 17:44:30

  读完＋做完笔记不超过2个小时，东西比较浅显易懂，是个小白了解使用，对大多数寿险代理人也够用了。

• 作者：波涛中的小船 发布时间：2023-11-26 12:12:00

  不如孤独星球的旅行指南编得好

• 作者：Ruby超人小姐 发布时间：2015-06-10 10:49:56

  与其说是给孩子看的绘本，不如说家长更应该读一读，家长的言行是孩子的镜子，你怎样对待孩子，孩子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 一个当代艺术小白跟随马塔斯神游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并尝试作一些展品考据

  作者：龚滔天 发布时间：2020-07-18 22:23:18

• 改革开放后宏观经济风险

  作者：此在 发布时间：2024-01-28 16:00:43

  改革开放后宏观经济风险——读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1】

  本书作者吴敬琏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任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8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又于近日获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因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Mr. Market）。钱颖一【2】曾高度评价吴敬琏：“虽然我不是吴敬琏教授的正式学生，但是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的经济学，比我从任何其他一位中国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都要多”。【3】

  从1995年起，吴敬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课程。1999年，基于“中国经济”课程讲义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出版，【4】2018年，《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作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的再版出版，2023年，《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2版出版。吴敬琏对本书的定位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观察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第391页）在本书中，吴敬琏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并对这一历程的经验教训给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其中，吴敬琏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所采用政策和发展模式弊端的思考深刻且富有价值，因此，本文以其为重点，并以“改革开放后宏观经济风险”为主题评述本书。

  一、探寻新路

  1976年9月9日，□□□主席去世，27天后，“四人帮”被逮捕，但中国还并未改变过去的发展方向。经过曲折反复的探索，中国才逐步找到了改革开放这一正确目标。

  华国锋受权于□□□，为维持自身合法性，他无法完全放弃□□□时代的极“左”路线，只能“在毛的遗志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寻找平衡”，【5】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渴望变革已经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富有丰富经验且对中国体制缺陷有深刻反思的邓小平成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推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发生。

  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变革的发生，并不是一个积极主动、目标明确的行为。正如吴敬琏所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传统的工业化路线已经破产、社会濒于溃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模式的一种替代选择，迫不得已提出和实施的……中国的早期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市场化目标，而是通过一些混杂着实用主义色彩的变通性的经济措施，试图摆脱僵化的命令经济以及‘强势国家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困境”。（第X页）这显示了进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确定要进行经济改革后，还需要确立改革的目标。当时可供借鉴的体制模式大致有三个。

  一是苏联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基本特征：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6】这一模式最先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所说：“对于那些在政治思想方面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而言，市场社会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简单且从容的出路”。【7】孙冶方等学者根据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企业更大自主权，但这一主张在实践中遭遇困难（苏联东欧的实践同样陷入困境）。即便如此，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给予企业经理人更大自主权和建立规制下市场的思想依然对中国经济改革有重要影响。

  二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些国家“采用威权主义政府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允许市场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政府运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实现对产业发展和企业决策的控制，使整个国民经济在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总体框架下运行”。（第32页）这一模式得到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赞赏。

  三是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显然不被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可行性。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还并不具备实行自由民主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正如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说：“只要人类还处在这种落后状态，没有能力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取得进步，自由作为一项原则就无从应用”。【8】在中国经济由落后向先进冲刺的过程中，强有力的政府还是利大于弊的。

  如上文所述，基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扩大国企自主权的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部分党政干部和经济学界人士借此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基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改革因此退潮。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得经济改革在体制外找到了新的出路。“‘包产到户’改革的更加重要的意义，是使中国找到了一种有别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国企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的特点，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为非国有即民营企业开拓发展空间，因而被称为‘体制外先行战略’，或者‘增量改革战略’”。（第82页）原先所进行的改革可以说是“存量改革”，存量所触及的是分配的问题，关注开拓增量的改革相比分配存量的改革更容易推行。

  作为增量改革的结果，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从无到有，逐渐成长。“在1978～1990年的12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8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92％”。（第92页）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和“渐进主义”（gradualism）的二分法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为“渐进主义”的成功，但吴敬琏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说：“中国最成功的改革如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是进行得很快的，而最为‘渐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却乏善可陈”。（第93页）科尔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9】他指出，“‘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二分法隐含的标准是变革的速度，而速度快慢显然不应当成为衡量转型成功与否的尺度。他认为，从纯粹形态上说，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战略；其中，战略A又称私有部门有机发展战略，其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能够自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又称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其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尽可能快速地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第94页）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正是科尔奈所说的战略A。

  不过，增量改革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民营经济得以出现并发展，但国有企业依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国有企业效率的低下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另外，增量改革还使中国在生产资料分配和价格、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外汇牌价和调剂市场价格的汇率等领域出现双轨制。双轨制创造了套利空间，因此在两个市场之间出现了许多具有官方权力背景的“倒爷”（官倒）。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大众不满与日俱增，这要求将改革推向全面。

  二、走向全面改革

  为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活力，遏制双轨制滋生的腐败，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提上日程，旧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需要被打破。邓小平1984年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10】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1985年，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第一份系统性设计《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初稿）》由郭树清、楼继伟和刘吉瑞等9位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制定。同年，巴山轮会议召开。科尔奈在会上把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分为行政控制和市场协调两大类，前者可分为直接的行政控制和间接的行政控制两个子类，后者可分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协调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两个子类。其中，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被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同时，会议形成了中国在转轨期间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1985年9月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决定基本采取了科尔奈所说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的改革目标。

  然而，邓小平“由于直到现在还不清楚的原因，他在这年（1986年）秋天改变了态度，提出‘放弃价、税、财配套改革方案，转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于是，已经制定的配套改革计划被停止执行，代之以全面推行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同时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维持GDP的高速增长”。（第111页）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通货膨胀现象加剧。然而，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仍未改变通货膨胀无害的观点，而是强调没有通货膨胀，经济发展良好。薛暮桥和千家驹提出的不同意见遭到批判，弗里德曼访华期间提出的通过控制货币增长率来制止通货膨胀的意见也没有得到重视。

  改革停顿和货币超发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双轨制滋生的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由此产生的不满诱发了□□□□年的□□□□。改革因此更加停滞。

  但□□□□并非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改革推进不力造成的。“腐败的根源在于旧的行政权力垄断……必须把政府的行政管制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之内，对必要的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同时确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新秩序”。（第122页）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全国掀起了重启改革的风潮。中共十四大进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50条”《决定》）。

  三、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1993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要求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分税制”取代“包干制”的改革。

  这一改革“建立起了适合于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一财税体制还存在若干明显的漏洞和缺陷……①政府间财政关系失衡。1994年的财税改革没有改变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县乡基层政府承担着许多全国性的公共服务责任……支出责任较大，却没有相应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为了未来‘广开财源’，‘乱收费’屡禁不止，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借债，隐性债务风险很大。同时，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越来越大，‘土地财政’的问题日益凸显，也间接推高了房地产价格。②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生产性财政’或‘建设性财政’依然存在。政府继续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和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而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却因财力不足或被挤占而供给不足，人民群众在就医、就学、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③转移支付体制尚未理顺。……转移支付缺乏明确的规则和转移支付以领导‘批条子’确定的专项转移支付，不利于各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刺激了地方政府‘跑步（部）前（钱）进’的积极性，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第143～144页）

  按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我国开始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吴敬琏指出，20世纪银行体系改革的重大缺陷是“没有进行银行本身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由于没有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国有银行经营效率低下和不良资产积累的痼疾也难以根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公司改造。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在21世纪初通过国家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进行财务重组，然后通过公司化改组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完善股东结构，在境内外股票市场相继上市，成为上市的商业银行”。（第145页）

  建立广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两方面：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医疗制度改革。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其特点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推行这一制度的最大困难在于已经退休的老年职工和将要退休的中年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有两种补偿办法：将国有资产“切一块”和由财政发行“认可债券”。但这两种办法都遇到较大阻力。“于是就只有用从企业收取的‘社会统筹’，借‘新人’的钱养‘老人’，‘新人’个人账户的资金被大量挪用使一些省市的个人账户变成了‘空账’，中央政府不得不以每年数百亿元的预算资金来填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第146页）

  此外，这一制度还具有不平等性：在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就业的人员的受益标准比一般居民高得多，农村的社会保障相比城市的社会保障也相差很大。政府也在积极推进改革以改变这些情况：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的并轨。2014年人社部、财政部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首次明确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间可以转移衔接。但养老金改革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一个突出问题是职工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统筹的层次太低。“中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养老保险应当实现全国统筹，但事实上，实现省级统筹的省和直辖市也是凤毛麟角。这样，养老保险就很难实现地区之间的转移。这使人员流动受到严重限制，影响了人力资源有效配置”。（第150页）

  医疗制度改革。几十年医疗改革的经验表明“如果一方面坚持医疗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要求政府通过公立医院向全民提供基本免费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又无法足额拨付公立医院的经费，这样的医疗体系是无法稳定运行的”。（第153页）公立医院提供了大多数的医疗服务，但得到的政府直接投入只有5%～10%，其余都要从市场获得，这就使得医疗机构不得不逐利，从而造成了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

  由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改革推进缓慢，中国政府决定加快建设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逐步在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未能顺利推进，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形成了巨额的隐性负债；同时，社会保障统筹还停留在省市一级的低层次上，地区间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差距大，新兴城市的结余多，而老工业基地则是严重的空账，甚至养老金无法足额发放，存在退回到现收现付制的可能。养老、医疗成为人民群众的沉重负担，这既影响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也阻碍消费的增长，严重困扰着21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第154页）

  四、对外开放

  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对外开放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倒逼国内改革有重要作用。吴敬琏对此总结道：“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拥有数量大、素质好、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对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出口的快速扩张使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超过40%、甚至接近50%的情况下，没有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出现经济萧条，在既有增长方式下的高速增长得以延续十多年的时间。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在大规模人力资源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第174页）

  但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在实施多年后也渐渐暴露出问题。正如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所说，出口导向战略有可能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巩固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11】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很低，只能采取薄利多销手段，消耗着自己资源、破坏着自己环境的我们还会因此被扣上“倾销”的帽子，引起贸易摩擦和倾销诉讼。另外，随着本国科技水平的提高，服务于出口导向战略的人民币低估将阻碍科技产品的出口。

  五、国企改革

  尽管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加深了与世界的联系，但部分领域的改革仍然进展缓慢，旧体制的遗存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的停顿、非公有经济部门在产业布局和要素市场上依然面对着大量的国家干预和歧视性政策，这两大问题都抑制了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1983年，国企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因缺陷明显而被叫停，“利改税”改革继而推行，但在两步利改税实施后，全国国有企业利润连续22个月下滑。【12】1986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再次回到承包制和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扩大国企经营者权力上，改革依旧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直到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这一《决定》并没有对现代公司制度作出明确界定，特别是没有提及建立作为现代公司核心架构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必要性，而是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样四句话来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加以概括”。（第231页）随着国企亏损情况不断加重，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4年，“一场质疑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大争论在国有经济改革领域爆发。一些人不仅提出‘放小’造成了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还把贪污腐败蔓延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有的人提出要恢复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这场大争论的结果是，国有经济改革和布局调整的步伐慢了下来”。（第248页）

  随后出现了国企兼并民企的潮流，“2008～2009年‘国进民退’或称‘再国有化’也进入了高潮”。（第252页）吴敬琏指出其原因是“国有企业考核机制的激励扭曲”。（第253页）其后果就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还导致了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第254页）

  六、经济增长模式艰难转型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采取的是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式，即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苏联从一五开始以巨额投资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并通过农业集体化从农业中提取剩余用于工业发展。虽然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对于帮助苏联赢得二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战后固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造成了经济结构不协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下。

  斯大林将其“积累（即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增长）的唯一源泉”学说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契合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 Harrod）和波兰裔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vsey D. Domar）分别于1939年和1946年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g=i/v

  其中，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这一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作为分母的v长期不变，那么增长率g自然就和投资率i成正比。投资率越高，增长率也就越高。

  但索洛（Robert M. Solow）对这一模式提出了质疑。索洛指出，“如果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投资收益的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的提高。这就是说，为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然而这是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事实上，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并没有提高，长期的增长率也没有降低。……支持经济增长的，除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投入外，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即效率提高……1909～1949年期间，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的7/8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只有1/8归因于投资”。（第260～261页）

  尽管苏联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缺陷，但由于苏联将这一模式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迫于意识形态压力很难抗拒。□□□曾希望对这一模式进行调整，但整体框架从未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后，苏联发展模式得到深刻反思，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过“九五”的恢复，“十五”期间又出现了粗放增长方式的回潮。

  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土地财政”是刺激政府加速城市化的重要原因。“中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使各级政府通过从农村征购土地掌握了巨额的资源。……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政府可以按照农业产值低价从农村集体征用土地，而批租土地却是按照城市用地计价，由此形成了超过10万亿元的土地价差”。（第274页）“土地收益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取决于土地价款，只有通过房价的不断攀升，地方政府才能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并偿还用于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土地抵押贷款。这样就等于把各级政府财政捆绑在房价上，房价飙升会引起一般居民的不满；房价低落又会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第276页）

  除了造城运动，各地争相投资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造成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这些过度投资的行为造成了投资率的不断上涨，到2004年已经超过44%，达到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

  吴敬琏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对土地、矿藏、资金等重要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的配置权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各级党政领导手中。第二，把GDP和“物质生产领域”产值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使得各级政府官员运用动员和支配资源的权力用粗放增长的方式来营造GDP高速增长。第三，现行财税体制使各级政府官员必须去追求GDP。从财政收入看，一半的财政收入是来自生产型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物质生产部门GDP的增长；从财政支出来看，很多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在中国被称为“事权”）被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必须努力通过GDP的数量扩张来筹集足够的资金才能够承担起它的支出责任。第四，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和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价格体系，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助长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13】

  转型失利带来了许多恶果。首先表现为土地、淡水、能源及其他稀缺资源趋于枯竭，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第二，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扭曲，造成最终需求不足和一些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第三，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第四，降低了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第五，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缩小贫富差距产生负面影响。（第279～289页）

  七、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

  吴敬琏指出，造成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在于由粗放增长方式决定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改革初期，宏观经济问题表现为通货膨胀；改革后期，则表现为资产价格的膨胀和资产负债表的杠杆化。“就其根本而言，这种宏观经济形态表现形态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在商品和一般服务领域进行得比较彻底，从而基本消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特征；而在资本要素市场的改革上则进展缓慢，导致金融资本在少数领域的过度堆积”。（第293页）

  改革初期，我国多次遇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也会遇到的通货膨胀问题，其基础原因是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即便改革开放扩大了市场作用，但“追求高速增长的国家意志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货币超发和需求膨胀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通货膨胀”。（同上）其实通货膨胀的压力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着，但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商品实行行政定价的固定价格制度，供给不足通常并不表现为价格上涨，而是在行政压制下隐性地存在着，并以配给制度和额外的寻求成本等形式表现出来”，而“在短缺的条件下放松价格管制，就会使隐性的通货膨胀显化。因此，在短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就变得不可避免”。（第294页）

  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其间紧缩性货币政策主张多次受到批判，直到1988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和全面抢购风潮才被迫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经济由过热转入过冷。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恢复发展，扩张性货币政策再次抬头，“1992年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分别高达35.7％和31.3％。于是，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便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到了投资进行基本建设及铺摊子等方面，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第300页）直到1993年人们对即将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形成共识，加之邓小平亲自干预，朱镕基采取措施使宏观经济恢复稳定。

  然而，几年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再次转向扩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这一转向。除了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保持经济增速这一动机以外，推动货币流通量高速增长的因素还有三点。第一，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空前的投资热潮。2003～200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25%以上。第二，外汇占款的迅速增加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被动放松。第三，顺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也加剧了经济波动。综合各因素，使得“2003～2008年，广义货币（M2）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始终保持在1.5到1.6倍左右的高位上，2009年以后进一步攀升。2014年达到193％的特高位置”。（第307页）

  货币超发的后果，就是资产泡沫生成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积累。从数据上看，消费物价指数（CPI）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短暂攀升，之后一蹶不振，与货币供应的增长失去正相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国内物价水平不再只受到国内货币量影响，还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随着资产所占市场份额增大，其总量甚至超过了消费品总量，货币超发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就往往不去追逐产能过剩的消费品，而是去追逐证券、房地产、收藏品等资产，造成资产价格膨胀”。（第310页）

  资产价格膨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飙升。“由于国人习惯于认为房地产作为实物资产是一种坚实的存在，因而房地产成为居民财富保值和增值的首选对象。虽然它会同证券一样在崩盘的情况下瞬间灰飞烟灭，但在没有其他投资机会的条件下，只有涌入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政府必定会力保的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使房地产价格仍然呈现着飙升的趋势”。（第312页）飙升的房价加剧了社会矛盾，也使资产泡沫迅速膨胀，资产泡沫的膨胀同时也反映了国民资产负债表提高。

  寄望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通过设立投资公司以绕开《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发债的限制，这加剧了地方债风险。

  部分采用精英主义视角的学者用现代货币理论（MMT）所声称的“内债不是债”来为增加债务开脱，认为只要国家主权信用不破产，本币债务就是一种税，并不需要偿还，但人民群众事实上是受害者。还有学者称“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基本上不存在来自清偿力的风险”。【14】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也承认，“近年，特别是2009年以后，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趋坏，风险趋大”。

  然而，即便看到了宏观经济存在的风险，宏观经济政策却出现了既不能松，又不能紧的两难困境。【15】“如果为防止金融风险而降低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强度，GDP增长率就会进一步下滑；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提高刺激强度，杠杆率则会加速上升，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增大。而如果反复使用刺激政策，用强投资去推动经济增长，就只能进一步加杠杆，使金融风险加速积累，甚至引发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第IV页）

  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P. Minsky）指出，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者会倾向于承担风险和大量负债，导致资产负债表中杠杆率上升和资产泡沫生成。当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不但不足以偿还其贷款，而且不足以偿付其利息的时候，就可能引发贷款人抽贷、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资产价值崩溃的金融危机。这被称作“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也指出，1929年经济危机、19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是由于靠资产负债表的高杠杆率支撑的资产泡沫爆破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分析报告，2014年中国债务总额达到28.2万亿美元（对GDP比例283%），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达到125%，超过了90%的公认警戒线。

  一些人指出，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并未达到日本400%的水平，因此无需担心风险。对此，吴敬琏反驳道：“日本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率虽高，但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企业的现金流仍然充裕，政府债务是由国家主权信用担保的，一般不易出现偿债危机。而在我国国民资产负债表中居于首位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它们的杠杆率远远地超过公认的警戒线”。（第323页）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

  八、腐败蔓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改革不完善创造了谋取私利的腐败空间，腐败现象逐渐增多。

  腐败严重程度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腐败规模急剧扩大。21世纪以来，全国居民“灰色收入”迅速增加，2011年已达6.24万亿元。【16】还有大量从腐败中获取的财富流向境外，2011年中国大陆仅流入澳门赌场和通过澳门赌场流向世界各地的非法资金达到1850亿美元。【17】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研究，2002～2011年中国大陆因逃税、腐败而外流的非法资金达1.075万亿元，在全球各国非法资金外流中排名第一。二是涉腐人员数量急剧增加。据2016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司法白皮书》，2012～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9.49万宗贪污、贿赂案件，10.02万人被判刑。三是腐败侵入党政军的肌体。辽宁省2013年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2名，其中涉及贿选代表资格被取消的45名，占44.1%；同年选出的省人大代表619名，其中523名涉及贿选舞弊，占84.5%。“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反腐运动揭露出来的情况看，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这种被称为‘窝案’的群体性官员腐败活动，不仅存在于省和省以下党政官员，还侵入了党政军的高层机构。因贪腐落马的高官，包括□□□□□□□□□、□□□□□□□乃至□□□□□□□□□□□□□□。情况的严重程度使人触目惊心”。（第345页）

  “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某些国家的贪污腐败现象时发现，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人通过特权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第121页）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W. Buchanan）和克鲁格（Anne Krueger）将这种超额收入称为“租金”（rent），而谋求借助权力获取租金的活动就叫“寻租活动”（rent-seeking activities）。寻租的手段有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等。

  有人寻租，自然就有人设租（rent-setting），于是，“为了寻求租金，寻租者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利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形成行政管制，由寻租到设租，便形成了一个贪污腐化蔓延、因果联系的恶性循环圈”。（第122页）

  起初双轨制所造成的腐败通过放开价格而逐渐销声匿迹，但要素市场依然由行政权力所支配，因而信贷市场、土地批租等领域成了新的寻租与设租的高发地。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2004年，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尉健行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权力的不正当运用是腐败的源头……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不少的人就是滥用行政审批权力，个人违规批土地、批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等，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走上了犯罪道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重要作用……并加强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防止上述人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内部监督、搞暗箱操作的弊端”。【18】

  200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施行。然而，随着21世纪初期出现经济过热，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全面增强，行政审批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在证券市场领域，为了遏制金融机构的腐败现象，政府也进行了许多改革。2000年，股票发行开始实行从审批制向核准制的过渡，2023年2月1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市场化程度最高，能够更有效地遏制腐败。

  九、贫富分化

  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改革停滞与腐败蔓延，使得贫富分化愈发严重，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虽然存在大众的普遍贫穷，但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相反，它通过拉大货币分配与实物待遇、扩大级别差距的办法，全面强化了官僚体制，提高了极少数人的待遇，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第346～347页）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导致结果相对不平等是必然的，对此应客观理性看待，但也有一些导致贫富分化的因素是因为改革不完善（权力对经济的干预、社会保障不全面、税收制度不完善、腐败等）。

  据中经数据，中国基尼系数于2009年达到0.49，2022年，即便下降到0.47，也依然高于公认的0.40的警戒线。另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的调查数据，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为0.73，顶端1%的家庭2012年占有全国34.6%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只占1.2%。

  吴敬琏对这一现象深表担忧，他说：“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产生了这种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后又成为社会经济改革的巨大阻力。中国在20世纪末期形成的‘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含有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渡性经济。这种经济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老轨道去。如果各方面的改革受到阻碍，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就会变得愈来愈明显”。（第350～351页）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力为依托，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国家资本主义极有可能向权贵资本主义，即毛泽东定义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转化。如果没有步伐坚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D·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的那样，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同上）

  十、唯一的出路

  在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19】一书中，他指出：“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而只有“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乃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回到本书，吴敬琏指出：“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与未来”。（第353页）

  与吴敬琏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主张不同的，有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的、以张维为作为主要提倡者的“中国模式论”。“中国模式论”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是来自市场经济改革，而中国之所以能取得震撼世界的成就，则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有力的威权主义政府，因而能够充分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力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GDP高速增长等政府规定的目标”。（同上）而吴敬琏所代表的市场派则被贴上“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

  被张维为力捧为开创了“重庆奇迹”的“政治家”【20】□□□“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以‘打黑’威慑社会，形成了明显的‘寒蝉效应’，民众害怕因为言论遭到公权力组织或权力人物施予的刑罚或其他形式的惩罚，从而不敢或不再敢发表针对公权力组织处理公共事务的批评性言论”。（第356页）而2012年3月，□□□被解除□□□□□□□□的职务，4月被停止□□□□□□和□□□□□□□职务，10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中国模式论”的错谬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伪。

  幸运的是，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决定起草小组经过6个月的努力，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所以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必定面临来自旧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也会受到经济形势的制约。这“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打破障碍，克服困难，推进全面改革。……就是要有坚决捍卫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的政治决心，克服来自旧意识形态和来自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和障碍……就是要团结各类专业人才，运用高超的运作艺术去规避风险和解决体制转轨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种种困难”。（第369～370页）

  结 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2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23】

  在了解了改革开放40周年艰难的改革历程后，我们应铭记过去、珍惜当下、开创未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注释：

  【1】阅读所用版本为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2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版。下引此书采用文中夹注，不再独立出注。

  【2】钱颖一，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2009年、2021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3】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28页。

  【4】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5】[美]傅高义（EZRA F. VOGEL）：《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92页。

  【6】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经济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7】[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45页。

  【8】[英]约翰·穆勒著，孟凡礼译：《论自由》，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19年，第10页。

  【9】[匈]雅诺什·科尔奈著，班颖杰、王珊珊译：《〈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十周年之后：作者的自我评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5期。

  【10】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11】[美]斯蒂格利茨著，梁小民等译：《经济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91～892页。

  【12】邵宁主编：《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13】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24～125页。

  【14】李扬等：《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下），《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

  【15】吴敬琏：《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思考》，《中国经济观察》2010年第10期。

  【16】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比较》辑刊2013年第5期。

  【17】同上。

  【18】《尉健行在广东省深圳市等地考察时强调：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力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4月25日。

  【19】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第三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20】张维为：《重庆归来话重庆》，《红旗文稿》2012年第2期。

  【2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月报》2021年第23期。

  【2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月报》2021年第23期。

  【23】《在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