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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专门为低年龄段儿童设计的纸板书。首次推出四册，分别是《我爸爸》《我妈妈》《我爷爷》《我奶奶》。在书中，小猪佩奇用欢快自豪的语气介绍了她重要的家人，以及他们特别的地方。比如：我爸爸是世界上很棒的爸爸。他有一份非常严肃的工作，但是他陪我们玩的时候一点也不严肃；他关心国家大事，但是喜欢的是给我和弟弟乔治读睡前故事……同样，小猪佩奇也向大家介绍了她的妈妈、奶奶和爷爷，在佩奇心中，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看看书你们就知道啦！

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别看这个纸板书的面数不多，但是它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呢。孩子们不但可以通过佩奇讲的幽默有趣的故事了解她的家人；一句中文对应一句英文的编排方式，还可以让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学习英语呢。

《我爸爸》

《我妈妈》

《我爷爷》

《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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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这是一套专门为低年龄段儿童设计的纸板书。首次推出四册，分别是《我爸爸》《我妈妈》《我爷爷》《我奶奶》。在书中，小猪佩奇用欢快自豪的语气介绍了她重要的家人，以及他们特别的地方。比如：我爸爸是世界上很棒的爸爸。他有一份非常严肃的工作，但是他陪我们玩的时候一点也不严肃；他关心国家大事，但是喜欢的是给我和弟弟乔治读睡前故事……同样，小猪佩奇也向大家介绍了她的妈妈、奶奶和爷爷，在佩奇心中，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看看书你们就知道啦！

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别看这个纸板书的面数不多，但是它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呢。孩子们不但可以通过佩奇讲的幽默有趣的故事了解她的家人；一句中文对应一句英文的编排方式，还可以让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学习英语呢。

• 作者：benshuier 发布时间：2022-04-02 11:18:58

  2022 给娃买的。娃是小猪佩奇粉丝。材质是那种翻不烂的纸板，质感还可以。我不太满意的就是为啥只有爷爷奶奶没有外婆外公？

• 作者：wolfwind 发布时间：2024-03-17 10:06:20

  和另一套绘本的我爸爸、我妈妈内容有点像，对爸爸妈妈的描绘依旧有点刻板印象

• 作者：荀晓 发布时间：2018-06-18 15:40:50

  不要太可爱

• 作者：zk 发布时间：2020-04-26 05:44:16

  这四本一般，还贵

• 作者：0 0. 发布时间：2012-01-04 13:28:59

  董艾云就是个脑残。后妈让他让着哥哥，就能连初恋情人也让了，红珊瑚还真亏一往情深。搞自杀的男人不靠谱啊不靠谱。。看人家订婚了才晓得要争取，当初珊瑚主动的时候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 作者：joyzhou923 发布时间：2021-04-01 15:26:39

  英语启蒙用，但好像只关注peppa, 不太关注书中的情节。还需反复使用。

• 人生中至少有一个夜晚只属于你自己

  作者：jluosf 发布时间：2021-02-17 00:09:27

  2021年的第二本书，是一本适合在夜深人静时，让自己读起来放松而又有些许共鸣的小说——

  《此时不必问去哪里》。

  一般来说对于小说书的情节，我是不太愿意去过多讲述的，毕竟这才是读小说的乐趣不是吗？

  那就来谈谈对于作者的感觉吧，

  这本小说很容易就能让人读进去，甚至是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小说的情节，

  并不是因为故事内容多么的引人入胜，而是就好像在描绘着身边年轻人普通的生活一般。

  作者的笔触就好像是在白纸上用钢笔写下的一个一个正楷字，

  干净、简单，乍一读的时候有当年读起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的错觉；

  随着对于主人公空空内心剖析的深入，

  这种淡淡的干净的感觉又转而有了一丝清冽、一丝干涩，

  就好像盛夏的夜晚，在潮湿闷热的晚风里，喝上一口冰镇过的干白的感觉。

  空空说：“我的心里有一颗种子，很多年了，它始终没有破土萌芽。随着时间流逝，也许在不远的某一天，它就会彻底消亡。我想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再试一试，给它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

  就好像我很喜欢的《春天的呐喊》里的歌词：“一生能有几次，跟世界宣战”。

  写到这里，不自觉的去查了一下作者的背景，竟然发现年纪和我相仿（比我小一岁）且都是巨蟹。

  难怪这本小说出现的刚刚好，

  难怪故事的结尾，虽然感觉草草了事，但又觉得恰如其分：

  “人生中至少要有一个夜晚只属于你自己，

  什么人也不想见，

  她只想专心把这半瓶酒喝完，不被任何人打扰。"

• 《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行文思路梳理

  作者：斜杠的远兔 发布时间：2019-12-11 01:34:10

  《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笔记

  导论：知识考古/谱系学视域中的文学史问题

  文学史作为一种“确凿”的权威知识（学科基石）——90年代后，对人文学科的现代性进行反思：文学史本身作为“现代性装置”成为被质疑的对象——现代性理论视域下，讨论“文学史的问题”：把“文学史写作”本身当成问题加以讨论。

  第一节：从重写文学史到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

  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其缘起、过程、目的、理论支撑与建构、效果——“重写文学史”并非80年代的独创，一直以来文学史都在被“重写”、“改写”（例证）——用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视域看待“重写文学史”：不关注文学史本身，而关注运用何种工具“重写”。

  文学史家的理想：去除政治的遮蔽、逼近“真实的”历史：客观的、中性的、包纳所有文学的文学史——“纯粹地书写文学史”之不可能，1、何为“文学”：旧体诗词、广告、歌词？2、好文学和坏文学的标准：如何界定？——“纯粹地书写历史”之不可能，在知识考古学/谱系学视域内，关注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构造“历史本身”的解释、工具和方法——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知识、学科“历史化”，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例证：王瑶、唐弢、王富仁等拒绝将旧体诗词、通俗文学纳入现代文学史；王富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模糊了很多界限，拉低了五四的价值）。

  知识考古学：不去赞同或否定某种立场、某种标准、某个制度，而探究其为何发生、如何确立——借助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引起现代文学史写作探究的“起源”问题：一定要为现代文学找一个“起源”——柄谷行人质疑“起源说”本身。他从解构核心概念入手：“日本”“现代”“文学”“起源”——柄谷行人背后的方法是福柯的方法：知识考古学/谱系学。

  知识考古学：并非寻找真正的历史，而是通过对知识的“考古”，来解构“历史学”。它探究的是什么规则将我们的思想和话语实践的推论理性“组装”起来——知识谱系学：揭示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他（福柯）从‘谱系学’的角度讨论主体，从权力的生产性的角度谈论主体，在他看来，历史学所建构的自由的主体不过是支配身体的权力技术学的效应。因为这些主体完全受制于权力的锻造，屈从于匿名的权力，它无时无刻不再被规训和造就，它只可能是‘驯顺的身体’。福柯认为，话语的动力其实总是源于制度的需要。‘知识谱系学’的工作目标就是揭示话语和权力之间的隐秘关系。”——知识考古学：从内部考察知识；只是谱系学：从外部考察知识——知识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区别：考古学家不假装客观、中立、不偏不倚，“考古学家决不将自己的观察位置、时刻、激情、意愿，而要暴露它们、相信它们、肯定它们、承认它们、强化它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考古学家坦然地承认自己是

  透视性

  的，历史也就自然地成为一种透视知识。”（六经注我）

  知识考古学揭示了历史的叙事性→文学史的叙事性：文学史也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成为追忆和编撰，成为一种“历史想象”——每一部历史著作的完成，都经过叙述上的虚构和情节化——叙事对于历史著作的作用（甚至编年本身都是叙事），叙事通过故事的形式为历史学家提供一种组织机制——文学史的叙事性：一个年代对文学进程没有意义，会被剔除；一个作家不能增进我们对某一进程的理解，会被剔除；无法剔除的，则进行“矮化”“丑化”，如左翼文学史中的张爱玲、钱锺书；重写文学史后的红色经典——文学史本身成为一种给文学下定义的“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学史实际上提供了一定的文学标准——重写文学史接近的恐怕不是“历史本身”。刘禾：权力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也压制了其他认知方式。

  第二节：“知识”与“文学性”

  文学是靠“悟性”“直觉”“趣味”的吗？——大学：把文学知识化；文学研究：使文学成为知识——认为文学靠“悟性”“直觉”“趣味”的观点，是被特定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悟性”“直觉”“趣味”80年代主导文学研究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为名的意识形态的衍生物。（结构主义对现代性反思，导致对于“个人性”“文学性”的质疑：在结构主义视域中，“个人”是不存在的：“你以为你在说话，实际上是话在说你，你以为是你在使用符号，实际上是符号在使用你。”）——80年代，批评家将“个人化”毫不顾忌地运用到很多作家身上。

  “所谓‘文学’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型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被掩盖起来的，是“文学”背后的知识，我们的文学趣味，与我们所受到的文学教育息息相关，都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性知识——关于“文学”的观念、理论、批评标准、文学史知识，决定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及趣味的形成——真相是：人们对自己被控制的过程难以形成自觉（罗兰巴特：文学，是被教出来的东西。）——80年代的研究者：将理论与直觉、趣味对立起来，却不知道理论是直觉、趣味的前提（举例：张艺谋的烂片为何遭到批评？因为触犯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审美成规，我们对张艺谋的不满来自于我们高度内在化、自然化的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标准。）——如果说知识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是特定权力的对应物，那么，语境变化了，知识也会被改变。“文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也会随历史发展而衰亡——“人”不过是历史的某个特定时期的知识发明，“人”的形成和构建都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动因，当这些动因都不在了，关于“人”的知识就会在某一时刻再次消失在历史之外

  柄谷行人：现代人为什么会对现代以前的文学有疏离感：现代以前的文学没有“深度”是因为没有是人们感到深度的装置；然而，透视法的装置并不能决定文学的价值，虽然“文学要有深度”的观点支配着文学史，但是，文学并不必然如此。

  第三节：“知识化”与“价值评判”

  知识考古学不做价值判断：它不相信存在一个外在于历史的客观标准——化解关于文学的立场和趣味之争的方法：将信仰和立场历史化和知识化（举例：古诗与新诗孰高孰低）——知识考古学不判断谁对谁错，而判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观点（比如，2000年前的天文学著作，说地球是方的，知识考古学家不应因结论错误而放弃研究，而应研究这个结论在某事某地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文学是学习必须读一些我们不爱读的（其实是我们的趣味所不熟悉的）文学作品，它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有人写它，为什么有人读，为什么有人喜欢，它的知识谱系是什么？

  第一章：“文学史”与“历史”

  “文学”“历史”作为现代性知识，“文学史”作为现代性知识——将文学视为超历史的信仰的学者：文学是永恒的，价值是恒定的，《红楼梦》、鲁迅或莎士比亚永远是伟大的；历史主义学者：历史就是历史，叙事就是叙事，历史在借助历史学家的笔“自言自语”，历史学家是“客观的”人物，他做的是“客观的”研究——文学的历史有多长，文学史的历史就有多长——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能否被定义为“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如果是一个现代性范畴，它与古代文献中有关文学的记录和评述有何区别？

  第一节：“历史”之建构

  柄谷行人：文学史是一个“外来的怪物”——中国“文学史”与历史文献记录最大的区别：“文学史”是直线的、有方向的、不断进化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观，恰恰是西方近代的发明——现代“历史”框架的引进者：梁启超，1902《新史学》，系统阐述进化论思想，提出“史界革命”：只有进化论才能揭示历史真相——针对中国传统史学观念：1复古史观，2循环史观——晚清知识分子（康有为介绍进化论、严复翻译《天演论》、梁启超《新史学》），引进西方进化论——梁启超的方法：提倡新史学，批判旧史学，二元对立，不破不立——进化史观的影响：获得史学界的普遍认同；改变了近代中国人理解历史和自我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历史学提供基本框架：五四传入中国的唯物史观，建立在肯定历史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历史进化论为基础；30年代起，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发展范畴中，中国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线性历史观；50-70年代进化史观下的革命史观；文革后由革命史向现代化史转换——进化史观对中国文化的改变来说是一场真正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内忧外患极为深重的民族，还有什么思想体系比许诺进步、繁荣和乌托邦可以最终实现的现代思想更有吸引力？”——将“历史”和“进化论”历史化和知识化，线性历史观源自于西方宗教文化：基督教创造了线性的时间观：基督创生的时刻，“时间开始了”，最终走到终点。为人类的历史设定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时间最终变成了矢量的、线性的、不可逆的——进化论历史观：基督教世界观下的历史哲学。“当人类的时间都认同了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念以及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历史观念的时候，甚至当你使用‘世纪’这个概念来纪年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对一个隐含的宗教预设和宗教哲学的默认。”——那些看起来客观的范畴，实际上隐含了重要的意识形态预设（比如，公元纪年；世纪概念的使用；五种社会形态的时间名词和概念的传播，将西方文化和宗教内在化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化史观来到中国后，就成为了人们观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方式，形成“近代化的叙事模式”。梁启超1923：中国之落后于西方：器不如人→制不如人→文化不如人；冯友兰：西洋的文化史近代/现代的，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于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被我们内在化了：它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系列话语系统的建立、叙述结构的改变，新的语言资源出现。

  “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面对的就不是‘历史’，而是以历史观念——准确地说，是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历史观剪裁、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而‘文学史’，则相应的成为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文学史观剪裁、组织中国文学的过程。”

  第二节：“历史”宰制下的“中国文学史”写作

  “历史”对“文学史”写作的规约：1文学史写作依赖新史学确立的写史原则；2每一次史学观念的变革和范式的转换，将在文学史写作中体现。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写作的投影——

  按照梁启超设定的历史学原则，文学史需要具备的要素：

  1“文学史”必须是“历史”的，描述进化的、发展的“历史”。——这与传统批评的“文学退化观”或“复古倾向”鲜明对照。

  2在线性时间内展开。历史有过去、现在、将来。需要对文学史分期、寻找起源。

  3有方向。史学家需要做到叙述历史进化现象，并求得演变规律。

  4“文学史”表现的是“文学”的“历史”。文学是欧洲现代性的产物。刘禾：通过将literature翻译为“文学”，是西方的思想被自然化、非历史化了，西方的话语霸权被内在化了。这是

  翻译的政治

  ：以西方文论的标准来确立“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以西方文学的分类标准来结构“文学史”。需要指出，小说戏剧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很重要，“文学史”必然给小说戏剧翻身。

  5确立经典作家作品。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等有名无实——俄国、日本、英国的学者在更早的时候都写过《中国文学史》，这些“文学史”成为中国人写中国文学史的范本——郑振铎：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不成功，因为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束缚，没有摆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典“文学”体例——如要写现代的文学史，需要把这些资料结构打碎，放入现代的“文学史”的框架中重新塑形。由旧向新过渡的学者面临的艰难：过去的知识框架深深烙印在头脑中，难以打破。

  ——胡适文学史的出现：抓住了“历史”写作的关键：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胡适的成功：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依照历史进化论来套中国文学史，得出“文学进化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是进化；不必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新兴文学；只有不断变化的新闻学才能真正代表当时文学的成就；文学史被分为两条并列的线索：上层的、贵族的、正统的文学是僵死的文学，而下层的、民间的、新鲜的文学充满发展和变化——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石破天惊（朱光潜曾发表评价）——对胡适的评价：学问不够好，但是对中国知识的现代进程的影响确实特别大，源于他“方法的自觉”。“写好‘文学史’其实与学者的学识无关，业余文学无形无关，甚至与作者的创造力也关系不大。只要有了‘方法’，有了这副有色眼镜，看到的世界也就变了颜色，新的观点就会次第呈现，继往开来。”——胡适“文学进化论”遭遇的异议：学衡派梅光迪、吴宓；钱锺书，很有见地，但是“不合时宜”，无法撼动作为主潮的“文学进化论”。谭正璧20年代末《中国文学进化史》——结构主义的视角：在“文学史”这样的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个人”不过是历史的工具。

  第三节：“历史”宰制下的“中国新（现代）文学史”写作

  历史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三个“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史命题的作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文学史稿》，“重写文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概念：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范式建构一个学科成熟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科学革命”的实质为范式的转换——中国文学史的范式转换，中国新文学史同样经历范式转换过程。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1936年，十大卷，蔡元培总序，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等撰写各卷导言。《大系》是作品选，而非文学史，却具备了文学史的要素：选编者对“文学”-“历史”的立场、趣味，提示新文学的阅读方法，采用历史分期给文学分期，文体分类采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分法——由此，大系成为对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更重要的是，是对“新文学历史观”的总结——新文学史的“历史”：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史纲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三十年代中后期的新文学史等——《大系》的作用：为新文学学科奠基，使“新文学”经典化————福柯：历史文献的问题：文献不是对于历史遗迹的记录，而是文献本身就是遗迹，就是历史事件，需要被解释——《大系》的问题：为某种具体的历史论述服务；权威性背后，是新文学史家的“审查”、重新结构、排除掉不符合论述的元素——具体阐发：史学家对史料的强调、忽略、遗漏、排除，“新文学史观”对新文学史写作的宰制，

  极大地体现为对“材料”和“证据”的宰制：作品为导言服务，编选者按照自己的新文学观念去选择作品，材料往往作为证据而存在

  ；新文学理论家对新文学的构建过程：以与旧文学作为他者建立自身的主体性，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建构对“新文学”的本质理解。

  《中国新文学史稿》，新的范式的生成：新民主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史，背后的主流历史观范式的转变：唯物史观和阶级论取代进化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具体阐释史稿：率先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框架，突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里程碑作用，这些都决定了《史稿》的叙史结构——黄修己总结的20世纪新文学史写作的四种史观：1历史进化论的新文学史观2阶级论的新文学史观（王丰园1935《中国新文学述评》；李何林《近二十年来中国文艺思潮论》）3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史观（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未发表；王瑶1951《史稿》；蔡仪1952《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张毕来1955《新文学史纲》等）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是阶级论的产物——《史稿》的意义：新的范式的建立。“与其说王瑶在写文学史，不如是说在做‘填空题’——用文学材料去填充《新民主主义论》提供的‘历史’框架。王瑶的工作，其实与他的文学是前辈如胡适等人的工作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王瑶文学史的权威性，并不来自文学史本身，而来自他通过文学史所表达的历史框架。”——五十年代中期王瑶的“过时”，《史稿》遭到政治批判。（王瑶对冯雪峰的批判，洪子诚对王瑶的批判，以及洪子诚遭遇的批判）

  “重写文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事件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陈思和1988《上海文论》，新的标准在确立：审美的、自由的；徐循华、蓝棣之、王雪瑛、戴光中、宋炳辉、王彬彬——其他期刊的一些文章同样可纳入“重写文学史”：陈思和（批判左联），刘再复（对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全盘否定）——“重写文学史”是“文革”后文学是写作和研究的基本趋势（引证：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文学史“范式”转化的背后是主流历史观发生变化：由“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换（德里克）。对文革的定性：198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两点原因：1左倾政策；2专制封建主义的遗毒）；提出新时期最大的时代命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7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

  动乱的年代结束了，徘徊的岁月终止了。我们可以向过去告别了。全党同志，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让我们同心同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历史学中，“现代化史观”以对“革命史观”作为他者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话语体系从“革命话语”转向“现代性话语”，清算文革运动席卷思想文化领域，拨乱反正成为重要历史命题——在这个语境下发生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陈思和的“脱离政治，回到文学自身”，毛时安“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然要重写文学史”——海外的“重写”：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的文学立场并不纯粹，且不掩饰自己的反共倾向——夏志清的政治倾向影响了他的文学评价标准：贬抑左翼作家，而对左翼文学史叙事被压抑的对象加以赞扬——夏志清实际上成为“重写文学史”的源头，并在80年代中国大陆形成广泛影响——普实克对夏志清的批评：文学史写作不应为满足外在政治或宗教标准而进行带有偏见的叙述，但夏志清绝大部分内容恰恰是满足外在的政治标准——普实克观点影响甚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985：试图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通历史分期，回归“文学的整体性”——龚鹏程的批评：“并不是从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形成的概念，而是把当前社会意识及愿望反映到文学史的论述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动力显然来自史学界“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换。古代/现代/当代用什么来打通？答案只有：现代化。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场现代化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太忽视社会主义文学”，敞开了被左翼文学遮蔽的历史的同时，形成了新的遮蔽。洪子诚的批评：“一些难讲的问题都避开了。”王瑶、丸山升等的批评。——另一个方面的批评：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过于保守，从自由主义角度来看，对过去的背叛不够彻底。

  黄修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认识的变化，无疑是受到这段时间中国局势变化的重大影响，给人以鲜明的‘势大于人’之感……‘势大于人’是说现代文学史面貌的改变，主要不是有研究者通过学术研究达到的，而是客管局势的变化，像无形却握有巨大权力之手，左右着研究者的思想，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变了，随之对现代文学史的看法也变了。人们陶醉在自以为的学术创新中，哪知其实是时势之手拨转人们的视线，时期有了观察的新角度。”

  第二章：“文学史”与“制度”

  王瑶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将这个过程历史化，王瑶把写作《史稿》“当作任务来完成”，虽然确实由他完成，但他本人不是决定性因素，他不写，其他人也会写——个人的选择往往只是“历史”展开的方式——把王瑶视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会使我们忽略更重要的维度。

  “学科”具有权威性、正当性——知识考古学对“学科”的反思：将权威的“学科”历史化，发现学科的建立和权力的关系——学科的合法性。自主性在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然而，文学史的诸多问题脱离政治、脱离制度分析却谈不清楚，比如从思想革命的角度讨论胡适、陈独秀、《新青年》，很不全面；比如，以建立共同国语为目标的白话文运动，并不是一个人想发动就能发动的，国语的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最重要一环，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这个语言运动（以日本为例），因此，胡适对于白话文运动的作用也不是决定性的——“学科”在英语中具有“规范”与“约束”的意义，学科是一种制度、一种知识/权力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学科”是一种现代性制度——文学史学科的建制，依靠国家的权威和制度性实践——90年代以后，有学者从文本的层面，开始研究文学作为一种制度的实践，研究学科的文化政治意义；将现代文学教育看作是一种文化政治事件，思考文学教育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

  第一节：制度转换：从“天下中国”到“民族国家”

  “中国文学史”的“中国”，一个可疑的对象——“中国”，非传统意义之中国，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区别在于：传统中国是靠文化认同建立的共同体；现代中国是靠政治认同建立起的民族国家。

  传统中国。秦代已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天授皇权”，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国就是“天下”，自己居于世界中心，因此称“中国”，皇帝不仅是“中国”的国军，而且是“天子”。中国四周居住的，是“非我族类”的蛮夷之族，这些族类是附属于“中国”的不开化夷邦。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天朝上国与周围属国的藩属关系。“宗藩体制”即“天朝礼制体系”，将“礼”的观念和秩序扩展到对外关系上，实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方法，实际上是“怀柔远人”——

  现代中国。现代国家的诞生：欧洲古代城邦、中世纪普世世界国家、近代民族国家——欧洲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现代民族国家取代传统国家。中世纪：政教合一，宗教承担了道德、经济、政治、教育的功能，二位一体的权力和权威的合法性有着不可质询的神秘来源；17世纪的宗教革命，教会地位下降，由于军事、资本主义兴起，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民族国家出现。——民族国家的特点：在特定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到国境内各个角落和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民族国家的优越性：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提高行政效率的能力，是保护确定的共同体抵御有害的全球性影响、抵御国家控制力之外的政治及其他有害的全球性影响的一个主要装置——建立民族国家并使之巩固和成熟，是传统社会摆脱依附、走向发达的根本前提——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抵御列强。实现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因此，1840-1949的中国救亡史，是国家样式的文明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对西方的关注，以往只重视科学、军事水平，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制度上给予了科学、军事的长足发展空间（以英国为例，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时常，统一的语言宗教，将各民族聚合为统一的民族，便拥有全球扩张殖民的能力。能有效地动用各种资源。这注定使得没有全民认同的“现代政府”的“文化中国”无法回应挑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突破虎门要塞，两岸数以万计的居民观看，人们静观其变，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杜威与一个上海人关于日本侵占满洲的对话；鲁迅笔下的“看客”。一盘散沙的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根本不具备回应现代民族国家挑战的能力。要以“中华民族”的形态解决危机问题，因此，以民族国家意识唤醒民众，是传统国民转化为小种民族国家的现代国民，是近代以后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启蒙使命——对民族国家的真正自觉：从戊戌变法失败开始。梁启超的转变：摒弃天下大同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政治目标；孙中山：引进现代国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提出现代民族国家的纲领：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的转变：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华民国不是完整的现代国家，但民族国家的形式已经建构起来——建构民族国家，不仅体现在观念转变，也包含制度建设：现代教育制度→新史学→文学史；1905废除科举→教育制度之变化：学科体制建立（清末新式学堂分科设学的方式确立）→近代学术发展方向形成。

  第二节：“文学史”的功能

  梁启超：史界革命的提出——“历史”对于建立民族国家认同、将人们聚合起来的作用：塑造共同体（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感情不过是印刷资本主义在特定疆域内重复营造的“想象”；霍布斯鲍姆：民族传统是1870年后西方国家为了巩固政治秩序的一连串发明）通过“历史”，我们才能创造出一个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性的共同体：一个民族国家虽然是崭新的，但是它可以被解释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神圣起源的共同体——19世纪欧洲，正值历史主义昌盛，历史学对于建构共同体是有效的——梁启超对西方史学的推崇，正是基于西方史学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不可代替的功能。“无史则无国。”——梁启超将“两个中国”的对立聚焦于“旧史学”（君史，王朝史学）与“新史学”（民史，国家史学、民族史学、国民史学）的对立中——旧史学与新史学的内在关联：为现实政治服务。旧史学为传统中国的认同服务，诗书的编纂在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下，完全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在民族国家确立的过程中，

  历史学是民族国家正当化的理念工具

  。

  “文学史”是“历史学”的一种，参与了为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并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和精彩的内容。“文学史”从语言、文字构成的历史，建立国家文化的谱牒，以完成对于幅员辽阔的、文明悠久的“祖国”的想象，将抽象的“中国”变为感性的对象——“文学史”对于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于其具有“将政治文学化”的能力：将抽象的、空洞的、教条的历史价值尺度可触可感；此外，文学史成为一种中介：让小说和抒情诗参与到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文学史承担确认经典的功能，传导“正确的阅读方式”，被确立的经典通过学校、传媒、图书馆、博物馆等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文学史确认经典的同时，也通过教育的手段，规定和和制约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方式、解读方式，变成“经典性阐释”。对经典的阐释，同样构成权威，成为文学史和文学史家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福柯所说的“知识和权力联盟的一种形式”。

  第三节：制度制约下的“文学史”写作

  “文学史”的另一个“身份”：大学专业课程。（对“文学史”写作动力的探讨，将触及到教育史的探讨中。）课程的要求，由学校以及学校的上级管理部门来定——

  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受到京师大学堂《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制约，

  胡适

  写《白话文学史》时也有制度背景：京师大学堂已经变为北京大学，蔡元培“废门设系”，引领中国大学改革方向（“文学”的制度化过程：“文学”从众多古代文献中分离出来，成为“客体”，进入教育体制被人研究），那个时候，文学进化论已经成为制度的要求（研究者大多从思想演变上关注新文化运动，但与大学制度的关系应该得到重视。）50年代，《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在这样的框架中，谁来写文学史已不重要了。（王瑶《史稿》的上下两部写法发生变化，有制度的原因：上册写完后，1952年8月30日由国家出版总署和《人民日报》召开关于《史稿》的座谈会，叶圣陶主持。对《史稿》进行激烈批评，在官方眼中，史稿不能令人满意。）——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批驳了文学研究者将主要记忆力都集中在作者身上的倾向，认为作者远不是作品的全部意义所在，对作者的研究只有导入话语的历史分析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种文化，其中话语的流传根本不需要作者。不论话语具有什么地位、形式或价值，也不论我们如何处理它们，话语总会在大量无作者的情况下展开……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

  第三章：“反文学史”命题

  历史观念、教育制度对文学史的宰制→文学史的写作不存在那种想象的自由→对“文学史”的“重写”难以接近“历史”或“文学”本身。

  第一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以往新文学研究中“五四”的地位与评价（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观、3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毛泽东1940《新民主主义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史观——→左翼和右翼常常分享共同的理论预设）——王德威对文学史秩序的冲击：以往的秩序中，“五四”被认为是“起点”，“晚清文学”至多是“前史”，性质上属于“古代”——王德威：晚清小说众声喧哗、多音复义，透显出现代性的多重可能，但这种现代性是被五四压抑了。“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狭窄”，（被压抑的现代性仍存在于后来的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沈从文的写作中）→需要对晚清重新评价。

  源流：王德威之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前移，“在研究策略上似乎是在有意地消解‘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心地位”（陈平原）——王德威“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反对的声音：王富仁，谭桂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

  理论保守性

  ”：抬高维新派文学

  改良

  运动，贬低五四文学

  革命

  。两者的根本不同：以民为本[古已有之，属近代范畴]与以人为本[具有现代性质]，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不能揉到一起，视为同质）——争议点：历史分期的问题——历史分期是现代性特有的痴迷。（利奥塔语，《重写现代性》）

  理解“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个层面：1、重写文学史；2知识考古学。

  重写文学史层面：

  A对五四以后唯我独尊的写实主义文学进行批评，为“被压抑的现代性”（鸳蝴、新感觉派、张爱玲、沈从文）平反，塑造另一种文学史观，凸显“另一种现代性”的价值，如张爱玲对五四的“异见”和“隔膜”——王德威的立场和喜好；自由主义的知识谱系；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市场对张爱玲等的重拾。

  B文学史分期问题。拓展新文学疆域——周作人30年代：新文学“从晚明谈起”，公安派、竟灵派是新文学的先驱；沟口雄三：中国的“近代性”可追溯到宋代——

  知识考古学层面：

  不仅质疑五四起源说，更质疑起源说本身。王德威：“我无意贬抑五四文学，而不承认其恰如其分的重要性……我的讨论志在搅乱（文学）史先行发展的迷思，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而同时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证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和不可逆向性。”——“起源”作为现代性的思维方式：线性历史观、有起点、有方向、连续的——福柯的任务：解构线性历史观：拆散历史的链条。福柯热衷于搜寻局部的、非连续性的、不合法的、被放逐遗弃的知识，以反对等级化、同一性的传统理论体系。谱系学中，没有本质，没有稳定连续的结构，也就没有二元对立，也就没有起源→解构起源说。（如果头脑中没有“传统”和“现代”二分法，就不会有“现代文学从何开始”的问题）——王德威的意义：“晚清现代性”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质疑历史进化论、发展论、方向感——具体阐述现代性中的“二元对立”：现代性话语中强调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非连续性”（卡林内斯库），并且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转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际上塑造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二元对立的本质论：“现代性”的产物。举例：“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对立，实际上，五四“个人”的发明（将“人”从传统的家族、文化、宗教、血缘认同中解放出来）是晚清以来建设“民族国家”的一个环节。没有晚清的“民族国家”认同需要，就不会有五四“个人”的发明。

  重新比较“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后者仍在“重写文学史”的范畴中，而前者则提供了另一种讨论文学史的方式。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后学”的命题，质疑二元对立：德里达解构批评，并非将二元对立概念颠倒过来，以先者为后，以后者为先，而是拆解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概念，拆解二元对立的合法性。

  第二节：没有“现代文学”，何来“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史”是“现代”的产物：1、将古代文学纳入“文学史”，是西学东渐的结果；2、胡适创造“中国文学史”，是为“中国新文学”服务的——理论支撑：知识考古学：扰乱线性的历史秩序，发现“作为常识的时间观念和历史逻辑的建构性”。eg：1、福柯：先有精神病还是先有现代医疗制度？2、萨义德：是“西方”发现了“东方”，还是“东方”建构了“西方”？3、柄谷行人：是先有“自白”文体，还是先有神学的忏悔制度，才发角逐人的“内面”以及“自白”的需要？4、福柯：先有上帝还是先有人？——福柯的意义：瓦解了历史主义（历史秩序）的迷思。有了“文明”才有“愚昧”，有了“东方”才有“西方”，有了“现代”才有“传统”，有了“现代文学”才有“古代文学”——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以旧中国为他者来完成，因此，“新文学”需要靠“旧文学”为他者来建构自身。

  不破不立。如何对“旧文学”进行“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进化论，“推倒”与“建设”。——问题：“新文学”与“旧文学”是否真的完全对立？不。——但，二元对立可以被“制造”出来：双簧戏（50-70年代，用报刊中虚拟的“读者来信”来引发争论，双百方针到反右）——为何刻意“制造”二元对立：背后是塑造两个“中国”之间的对立，以帮助建构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

  第三节：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新文学”概念的过渡性，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性决定的。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被更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取代，而成为“历史”（1956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那么，依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文学”也就被“更新的文学”（当代文学）取代，而成为历史，成为“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论述中，“社会主义革命”是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高级的革命阶段，这决定了“文学史”的等级：“当代文学”成为比“现代文学”更高级的文学——“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也在改变和重塑“现代文学”（eg：50-7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逐渐向“当代文学”的规范靠近：逐渐排除了资产阶级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而成为一部左翼文学史——“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黄修己：1959年学习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已经是阶级斗争史了。）——充满杂质的“现代文学”是作为纯粹的“当代文学”的他者存在的，“当代文学”靠“现代文学”建立自身主体性——80年代的文学史，将秩序颠倒过来，把“当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他者而确立其主体性：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

  第四章：“左翼文学”的“现代性”

  1990年代兴起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研究。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的尖锐批评（丁帆、王彬彬等）：研究前三十年文学“现代性”等于为已盖棺定论的“十七年”、“文革”的肯定，是翻案——概念辨析：“现代化”与“现代性”，“现代化”指涉社会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现代性”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是对“现代化”的反思。

  李杨：“现代化”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而“现代性”则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

  。——因此，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肯定——当代文学对“左翼文学”的“现代性”的研究源于对“文革文学”的关注，想知道“文革”是如何发生的，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上溯到十七年文学，上溯到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上溯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探究到全部的“左翼文学传统”。

  对“左翼文学”进行“知识考古”：8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为“启蒙文学”（五四文学）的他者而存在，将“左翼文学”与“启蒙文学”进行二元对立的划分，将“左翼文学”的出现理解为“启蒙文学”开启的“现代”传统的中断，理解为现代文学的歧路。（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论[成为80年代的“元叙事”]，农民革命压倒现代化。实际上这些都构造了二元对立结构。救亡/启蒙，农民革命/现代化，传统/现代→救亡、农民革命都是“不现代”的，是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而存在的，救亡和农民革命导致的“文革”，是封建传统的复辟。）——提出问题：对“左翼文学”进行“知识考古”的目的在于，探索“左翼文学”问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曾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同，以及在“历史终结”的九十年代重新焕发活力？（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中国“闭关锁国、狂妄自大”，罗素：当只有不再认为乾隆所言荒谬时，才会理解中国——→当人们不再认为“文革文学”荒谬时，才会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所谓的“现代视角”是个滤镜，它使历史变了色。）

  第一节：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

  1980年代的研究状况：将“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纳入二元对立框架，而将“左翼文学”（救亡、民族国家、政治）当作“五四文学”（启蒙、个人、文学）的他者，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被视为是“五四传统”的归来——提出问题：“左翼文学”是否离开了“五四”？——解决一个前提：何为“五四”？[沟口雄三：三个“五四”：1、以毛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四观；2、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五四观；3、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五四观。]——开始解决问题：八十年代的两种文学史观：自由主义史观、新民主主义史观。阐述新民主主义史观（毛《新民主主义论》，五四前资产阶级革命，五四后无产阶级革命；五四文学本身就有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最终走向左翼文学）→自由主义史观对其发起挑战：断裂论。李泽厚（新瓶装旧酒，胡适思想的照搬：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化运动构成了干预。）——下一步：分析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之间的知识关联，从被建构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中，发现两者的共谋、知识关联，并拆解这之间的对立——展开论述：从“五四”的个人主义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主义的知识的关联。

  1“个人”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前就已传入中国：梁启超、孙中山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述并不准确）]；[罗家伦、傅斯年等在五四时期对俄国革命的赞赏。罗家伦：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关，不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并非摧毁个性，而是社会的力量扶助稚若无能的人来发展个性。只是后来他们成为了激烈的反共分子]；[胡适曾向往社会主义，视其为世界发展的方向，赞许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周作人“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现代”发现了“个人”；马克思主义者：“现代”发现了“阶级”，是否构成对立？→“个人”与“阶级”、“民族国家”本就是相辅相成的：“个人”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服务，“民族国家”将“个人”从传统的家族、宗教、文化、血缘认同中解放出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功能决定了它必须由“个人”组成，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个人”；没有“个人认同”，就没有“阶级认同”、“民族国家认同”。）——《沉沦》再解读：结尾的阐释：“个人”与“祖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个人”无法独立存在，“个人”必须在民族国家中找到归宿，否则就会走投无路，就会堕为“零余者”——陈独秀《敬告青年》：五四的精神基调：民族主义。他们将个人与社会对立，指的是与旧社会对立，而新社会则与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为原则完全一致。对于五四那一代人来说，以“个人”认同为基础的“人权论”与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刘禾：个人主义并不总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对立话语，启蒙运动也并非民族救亡的反面）。

  2“个人认同”与“阶级认同”。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民族国家，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把世界民族分为两个部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就要与帝国主义（国际资本主义）斗争——五四时期大量信仰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皈依社会主义，道理1930年代，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任何感召力，一些曾经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纷纷呈现出失望情绪，有些甚至转而主张极端的国家主义（郭沫若对自己曾主张个性的忏悔）——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由“左翼文学”的“现代文学”承担：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个人对婚姻、家庭等的反抗、争取个人自由→集团的对于整个制度的反抗、争取大多数人的自由。

  “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由“个人认同”与“民族国家（阶级）认同”之间的关系决定——即便是胡适，他所定义的“新文学”，正是“白话文学”、“国语的文学”→胡适的“新文学”是为民族国家认同服务的。他的新文学观决定了“新文学”以大众化作为自身基本诉求，也决定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基本发展方向——“个人”和“白话文”本身就蕴含着向“非个人”和“非知识分子的白话文”发展的内在驱力，从五四白话文学，到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并不仅仅源于外力的干预，而本身就是“个人”“白话文”逻辑的展开。

  第二节：道德批判与知识反省——以巴金《随想录》为例

  80年代，知识界的一种声音：要求“文革”的亲历者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忏悔”（朱学勤、陈思和、徐友渔）——巴金《随想录》，被称为“全民族道德的良知楷模”——本质：把“文革”完全变成道德问题，将政治道德化（将政治道德化：本是左翼文学的经典方法，现被右翼照搬），eg：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思路：少数坏人害了大多数好人→用泛道德模式解释历史——对《随想录》的高评价：“讲真话”“世纪的良心”“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事实是：巴金作为主流作家，历次重要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反胡风、反右、文革：巴金都是批判者→这种位置、立场、身份，绝不单纯是为了“自保”“人云亦云”“传声筒”，而是标志“自我改造”的成功→巴金并不是在“说假话”——福柯：“忏悔”这样的“存在主义”命题应该被知识和权力关系的只是谱系学所取代，应该将“忏悔”历史化→对待二战中的纳粹主义：一些人将“纳粹主义”视为“启蒙主义的歧途”，另一些人却发现，它其实内在于“启蒙主义”之中，从而把纳粹主义与反思西方现代性联系起来→思考文革：悲剧不应被归咎为个人的选择，不应将历史简单地“道德化”，而忽略了社会、历史、体制的因素：用“胆小”“恐惧”“人性的恶”来解释“文革”，是远远不够的——具体来看，解构巴金的“忏悔”该从哪些角度展开？→首先，巴金的信仰与“文革”理念之间的内在关联。

  1、巴金与民粹主义。巴金，一生都在“忏悔”——忏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这源自于知识分子的原罪感，原罪感则来自于西方民粹主义思想——阐释“民粹主义”及其从法国到俄国的传播过程。别尔嘉耶夫指出，民粹派靠“道德”来超越资本主义——民粹主义与中国的左翼文学：民粹主义成为左翼文学最核心的思考资源，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组成的“人民共和国”，民粹主义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方式——知识分子对自己阶级地位的重新理解：五四时期作为社会主体，承担启蒙和批判国民性→后来，左翼文学创造出“工农”后，知识分子开始渴望与工农融为一体，忏悔“小布尔乔亚”的情调→毛泽东延安讲话：嘴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开启了知识分子漫漫无期的自我改造之路→1949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被进一步制度化（eg：杨沫多次修改《青春之歌》的多次修改；曹禺、矛盾、冯至、老舍等的自我批评）——

  巴金：融入崭新的国家，1954《谁没有这样幸福的感觉呢？》洋溢着在新中国生活的幸福感。与此同时，1955起，写出《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此外，写了批判路翎的《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与胡风划清界限：写出《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揭露胡风言行；写出杂文《“学问”与“才华”》，继续批判胡风。1957反右，巴金积极参加，出席各种座谈会、批判会、作发言，对右派分子进行声讨，写出《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狠狠地打击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批判丁玲、冯雪峰）。与此同时：巴金展开自我批评，讴歌伟大祖国、伟大人民，同时不断忏悔；文革开始后，被造反派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被冠雅、批斗，经历肉体折磨、精神摧残，1973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从宽处理”，调任上海人民出版社

  ——巴金：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走过道路的缩影。问题：巴金为何成为“世纪的良心”？他把自己的经历完全理解和表述为“说真话”的问题，说成是纯道德化的个人忏悔——“忏悔”，回避了很多复杂问题，比如对冯雪峰的批判：“我总是跟在别人后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向保全自己。”在这里，他把自己的错误当成了外力的结果。李杨：巴金把复杂的知识问题道德化了。难道他没有真诚地相信这种革命的合法性吗？事实上，巴金选择这种民粹主义信仰并不是由于“屈服于权势”，而是他发自内心的信仰。

  2、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源流：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似。五四时期很多青年受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包括李大钊和毛泽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性，不仅要进行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而要彻底打碎所有的国家机器（这与社会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从到的层面评价阶级压迫，认为导致强权的是人性的自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后来很多青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革命对象，而无政府主义则以一切制度为革命对象，反对一切“强权”，它是“反政治”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破坏概念”，在无政府主义看来，国家是最大的压迫者，是保护其他强权的堡垒，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国家。1915，“师复主义”描绘了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的想象：没有国界、国家、私有财产或家庭、没有法律和强制机关、没有宗教迷信的未来社会。——“文革”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内在知识关联。（已有研究：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意识的关系；无政府主义这信蜂政府是万恶之源，为去除万恶，应采取无政府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宣言与文革旗号的相似性；五四激进青年的“理想主义”与红卫兵的“理想主义”（陈思和、李辉的《巴金论稿》：“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巴金对恐怖主义一直抱有好感；红卫兵的“恐怖主义”：“要把赤色的战旗查到美国白宫顶上”——恐怖主义者从来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你与一切政府和一切权力为敌的时候，你当然只能是一个“恐怖主义者”。）

  3、“忏悔”与“辩解”。巴金“忏悔”的“习惯”：在各个阶段都在忏悔。早年小说中为自己的出身忏悔，50-70年代为自己的阶级忏悔，70-80年代的忏悔（重点：声讨四人帮、追忆受到的毛主席思想的启迪，畅叙第二次解放的欢乐心情——沿用了文革话语），80年代为自己的盲从和软弱忏悔——巴金忏悔的意义何在？——“忏悔”背后的机制：（昆德拉的故事：劳改的女人和她的儿子。她让儿子心生悔过，“这位勇于抵抗极权的妈妈居然在她儿子身上做到了党在她身上做不到的事情。”——“微型的斯大林主义”）福柯《性经验史》：忏悔产生了自我管制的主体。福柯把心理分析看作世俗化的现代忏悔的范式。“忏悔不是从被分析的主体中逼迫出来的，相反，忏悔的冲动深深地置于现代主体之中，以致它不再被觉得是强制的，而被认为是一种资源的行为，以摆脱心理压抑，或从心理压抑中解放出来。但是，在福柯看来，对一个人内在自我和欲望的揭露，并不导致更加丰富的自我知识，而仅仅是将这种主体更进一步地合并入一种约束性权利关系的网络之中。‘似乎真理寓于我们最秘密的本性之中，所需要的仅仅是将其暴露出来。’”——巴金“忏悔”的心理学解读：将人从心理压抑中释放出来——打动巴金的卢梭的“忏悔”：保罗德曼对卢梭忏悔的解构：

  卢梭的忏悔实际上具有“辩解”的功能。忏悔是以真理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它凭借对事物真面目的申明，凭借对罪感的自我暴露，而获得一种赔偿性的心理平衡。

  保罗德曼：

  做过的事情是一种事实，而忏悔只是一种言语，二者之间是不对称的

  ；此外，忏悔满足了卢梭的自我暴露癖，卢梭从忏悔中获得暴露的快感。《忏悔录》的结尾：“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末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被掐死的坏人……我对人类生来就那么亲切，有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的心像水晶一样透明。”——这种忏悔只能是辩解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洗刷、撇清、畏惧惩罚相权择轻的取巧行为，故而不可能形成反思。

  相反，恶行可能因为忏悔而继续维持

  （巴尔扎克《幻灭》：“忏悔是一种贞操，是我们对上帝的责任。忏悔过两次的人是最可恶的伪君子，我怕你只想用忏悔来抵消你的罪孽！”）——巴金从“忏悔”种获得了什么？从《家》中的觉慧和鸣凤展开解读：觉慧不断犯错，不断忏悔，然后又不断犯错。如果你不断忏悔，那只能证明你在不断犯错。巴金半个世纪内思维方式没有多少改变——讨论历史：通过忏悔来反思历史，是需要被怀疑的。“文革”是一场强迫人们集体对历史和传统进行忏悔的革命（电影《泪痕》：“我有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缺乏忏悔，

  在‘人人过关’的压力之下，每个人能不能加入一场自轻自贱、自我诽谤的竞赛，实际上是一场变态的自我标榜竞赛。这种自我标榜不能说自己好，只能说自己怀，只有说自己怀，才表明自己的号。因此有人补习给自己捏造罪名，以博得领导和群众的喝彩。每当一个人的忏悔的到人们的认可，他就会有一种解脱感和自我纯洁感，就有了表忠心、‘帮助’别人和义正辞严地上台批判的资格，也就是‘以实际行动’进一步证明自己痛改前非、恢复到纯洁本心。

  ”——“事实上，我们所反对的并非巴金的‘忏悔’，

  而是巴金的评论者把这种‘忏悔’当成反思的唯一方式，把巴金当成‘世纪的良心’。这种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办法来代替和掩盖真正的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不仅仅造成不必要的自虐、自伤，更重要的是削弱了我们所期望的更深刻的省思力量。换言之，我们反对将‘左翼文学’和‘左翼历史’完全简化为一个道德的问题，反对将其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文化普遍主义的反抗视为‘传统’对‘现代’的反抗。

  ”——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文革”历史的控诉、谴责、仇恨的情绪性姿态，而未能深入分析。“

  其实，认识罪恶产生的机制比核实罪恶更能避免罪恶的再生。人文学者跟在民众的背后挥舞起道德批评的旗帜，不能不说是人文学者的失职。

  ”

  第五章：几个“关键词”

  “文学性”“个人性”“日常生活”。其功能的一致性。

  将这些范畴历史化

  。

  第一节：“文学性”

  “文学性”概念的源流（雅各布森：文学的本质），“文学性”的界定，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知识考古学：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是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建立，“文学性”的原则是如何形成、怎样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一路下来到周扬，伊格尔顿、杰姆逊、布尔迪厄）不承认所谓本质性的“文学性”，它由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文学观影响到我们对文学的价值判断：比如鲁迅杂文与小说孰高孰低，从50-70年代到80年代，评价遭遇翻转（夏志清、李敖），张承志的“异见”（《谁是胜者》）——讨论“文学性”的不同路径：1、哲学的讨论方式。本质化的界定：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尔。2、德里达反对本质化的思维方式。德里达的方法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化解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元对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源流：西方哲学的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从而解构了“文学的本质”：没有课确认的文学本质或文学存在。文学就是互文性，就是文学史。——解构“文学性”：“文学性”的信仰者用两种方式论证“文学性”。1、“文学就是文学”“诗就是诗”；2、“文学不是政治”“文学不是哲学”“文学不是xx”→文学的“主体性”需要靠“他者”确立，通过不同的“他者”确立不同的“主体性”（五四“新文学“”以“旧文学”为他者，1980年代“文学性”以“政治”为他者，市场环境下“文学”以“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为他者）——因此，与其研究“文学性”，不如将其作为历史的、社会的建构来看待，不应仅仅止步于“文学是文学”“文学是政治”，而应追问“何种文学”“何种政治”→1980年代“纯文学”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学范畴，50-70年代文学，可能具有一种我们从前不了解的“文学性”。（文学的政治化，政治的文学化，二元对立及其消解）

  第二节：“个人性”

  “个人性”以“群体”意识、“政治”意识作为他者确立主体性，个人性写作的对立面是模式化、概念化写作（80年代对50-70年代的批评，文学史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从意识形态话语到个人话语，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从宏大叙事到个人叙事，从“大写的我”到“小写的我”）——80年代，“个人”与“政治”的对立，“文学”偏向了“个人”，

  虚悬

  的“文学性”依附于“个人”——这是一个超越文学的问题。“个人”和“社群”：两种理解世界的出发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个人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石（洛克、霍布斯），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梅斯特尔、柏克，马克思是集大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持久交锋——

  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在于将“个人性”历史化：从“朦胧诗”舒婷，到“知青小说”王安忆，到“新写实主义”马原、残雪，到“女性写作”林白、陈染，到“身体写作”卫慧、棉棉……——表面来看是“回到个人”，其实是“时代的最强音”：“以‘身体写作’为例……其实身体是最不个人的，性欲是最不个人的。人的肉体之间的差异要比思想的差异小得多，神采飞扬的上海宝贝们在黑夜的温柔里发出蝴蝶的尖叫：对物质的迷恋，对性欲的顶礼膜拜，对城市的迷恋……

  那根本不是‘个人’的独白，那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全球资本主义胜利交响乐的一个声部

  ……‘个人性’常常会走向‘个人’的反面。”/舒婷：书写了“久违的孤独感”，后来大批“书写孤独”的诗人、作家出现，“孤独”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情感，而是一种社会的、思想的乃至政治的情绪。这时候“个人”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而逐渐成为了“个人主义”——

  “个人性”必须放置于历史语境中才有效：五四的“个人”、八十年代的“个人”、九十年代的“个人”完全不同。（五四的个人：建立民族国家，与“个人”的发明；80年代，个人与知识分子热衷参与的思想启蒙的受挫有关；90年代，个人与最大的政治——市场结盟，市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复制千篇一律的“个人”。哈贝马斯：“私有领域自以为独立于私人领域之外，事实上它深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