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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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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书摘插图

书籍介绍

汉书（全四册 插盒），ISBN：9787512000100，作者：（东汉）班固 著

• 作者：huang_w 发布时间：2012-07-15 18:40:00

  哗众取宠的左派无知少女写，空有廉价的同情心，缺乏足够深度的思辨和论证；上来堆砌材料试图证明品牌和产品分离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第三部分更是直接上阵为工会、最低工资张目，唉

• 作者：和恺 发布时间：2020-04-06 14:24:31

  好雨知时节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22-10-10 13:30:17

  瑕不掩瑜。十年之功。

• 作者：豆友181859717 发布时间：2020-02-24 17:13:31

  怀疑是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主观色彩太重，特别是人文思想那部分，夹带大量私货

• 作者：墨丘利 发布时间：2024-01-01 12:35:05

  班固的著作不像是司马迁的文章那样激情饱满，甚至连评论都少了数倍不止，《汉书》中更多的是事实的记述，少了史记里充斥着的大量情感，但对于历史来说，他最为重要的是研究变化，让人从历史中学到过往的经验，虽然没有文学上的优越，让人读起来不那么愉悦，但故事详实，记载事无巨细，让人读后获益颇丰，毫无疑问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 作者：阿梦 发布时间：2020-10-10 18:48:44

  短篇小说合集，篇幅长短不一，短的一页，长的几十页。部分作品是未完成的遗作。选稿比《开小差的狗》略好。

• 一代英雄－成吉思汗

  作者：Joycepang1998 发布时间：2016-02-12 13:55:10

  孛儿只斤·铁木真，又名成吉思汗，是一位来自蒙古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成吉思汗的是一位杰出的领导，因此受到众人的爱戴。这本书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位部落酋长的儿子，变成蒙古大河汗，最后成为元朝的开国者，让蒙古人团结起来。

  铁木真没有享受过安定和平安的生活，仅仅九岁时，家里就遇到了一场大灾难。 依据古代蒙古的习俗，男孩子小时候，父母就要帮他们准备未来的婚事，为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妻子。铁木真也不是例外。他九岁时，和一位十岁美丽的女孩子结婚。当天晚上，他的父亲被塔塔儿报仇，在他的酒里下药。三天后，铁木真的父亲就死去了。从那天开始，他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力量，开始为他父亲向敌人寻仇。有一次，铁木真被塔塔儿抓了，为他套上了一个木枷，把他放在在锁儿罕家里过夜。锁儿罕不但看不惯塔塔儿对待铁木真母子的行为而且非常同情铁木真的遭遇。他对铁木真说：“不用怕，铁木真，正因为你眼中有火，面上有光，才引起他们的嫉妒”，然后替他打开木枷，把他放走了。

  成吉思汗的战绩众所周知，令人震惊。虽然成吉思汗从小面对着凶狠的强敌，但他依然态度冷静。他时时刻刻都充满斗志，令比他年纪大的地人也觉得害怕。成吉思汗没有因为生命里的不幸而受到挫折。反而这些困难令他变成一位更勇敢，杰出，伟大的领导人。

• 《楚辞》研究的伴随文本及其影响：一个符号学应用

  作者：愚人机场 发布时间：2016-09-05 15:38:51

  《楚辞》的编辑并成书被普遍认为是经西汉的刘向和东汉的王逸之手，其中最著名的篇章《离骚》被王逸在《离骚章句序》里第一次尊为“经”。尽管屈原之作在汉代并不具有正统地位，但在文人士大夫中却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汉文学的影响也非常大。屈原之作影响巨大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汉人对屈原其人、《离骚》其诗的评论颇多，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由于看法不同而引起过论争。在汉代尚是如此，汉代以后的学者对《楚辞》、屈原其人等问题更是争论不休。本文拟通过梳理各家对经典文本《楚辞》的注疏和屈原问题的论争，引入符号学“伴随文本”的概念，分析伴随文本对楚辞研究的重要影响。

  本文认为，自王逸《楚辞章句》“依经立义”以来，《楚辞》的伴随文本同《楚辞》本身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已经互为一体，不可分离，后世对《楚辞》的解释也是对其伴随文本的接受或反驳，可以说《楚辞》的接受史就是对其伴随文本的接受史。

  一、

  “伴随文本”概念的提出

  赵毅衡在热奈特的“跨文本关系”理论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的启发下，综合费斯克、本尼特、麦克林等人的看法，提出了“伴随文本”这一文化符号学概念。在赵毅衡看来，符号文本的解释依靠文本与文化的关系，接收者在接收文本信息时看到某些记号，这些记号有时候在文本内，有时候却在文本外，是符号文本发送者一道发送的附加因素，这些附加因素就构成了“伴随文本”。

  在解释中，不仅文本本身有意义，文本所携带的大量附加因素也有意义，甚至可能比文本有更多的意义。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的形式组合，更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的动态构造。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影响意义的解释。要理解符号表意的机制，就必须明白伴随文本的作用。

  赵毅衡将伴随文本作了一个详细的分类，但没有一个表单的话，恐不能清楚的显示伴随文本这个术语的理论深广度，因此现将该分类总结如下，每类伴随文本的具体释义将在下文分析《楚辞》研究情况时予以说明：

  第一类，显性伴随文本：副文本、型文本；

  第二类，生成性伴随文本：前文本（包括同时文本）；

  第三类，解释性伴随文本：元文本，链文本，承继文本；

  第四类，深层伴随文本。

  （注：笔者在这里用“承继文本”取代赵毅衡提出的“先后文本”。）

  上面列出的伴随文本的分类相当全面，但是我们的每一次解释不可能把一个文本携带的所有伴随文本都采用到解释里。根据符号接收的片面化原则，接收符号文本的过多的信息或品质，会造成符号表意的累赘，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总是会根据语境的需要而感知某些符号的部分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伴随文本就有可能喧宾夺主，甚至接管符号接收者的解释努力，符号接收者只看到某一类伴随文本，这种情况被称为“伴随文本执着”，即读者的解释过于依赖伴随文本，以至于往往忘记了文本本身。

  二、

  《楚辞》研究的伴随文本

  基于上面对伴随文本概念的梳理，我们应该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楚辞》一书的伴随文本实际上就是与《楚辞》有关的任何解释、评论、历代学者的注疏、训诂、考辩、解题、成书情况、屈原其人、刘向和王逸其人，甚至是《楚辞》的各种版本、现当代国内外学学界的论著等等，这些文本群共同构成了《楚辞》的伴随文本。相应地，每个学者的研究，都立足于产生于他之前的所有关于《楚辞》的一系列研究。在《楚辞》的伴随文本集群中，最有名的当属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而这三部注疏性质的书又构成了其后的研究著述的伴随文本。下面，我们根据伴随文本的分类来分别讨论。

  第一，显性伴随文本是完全显露在文本表现层面的某些因素，它是文本的显性框架，可以分为两类：副文本和型文本。副文本比如标题、题词、序言、插图等，对符号的接收其重大作用。型文本则指明了文本所属的文化归类程式，比如与其他一批文本同一个作者、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流派、同一个题材、同一种风格等，最明显的型文本就是体裁，因而型文本意味着一个文本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密切关系。

  《楚辞》一书的书名“楚辞”二字，同时属于副文本（标题、作者）和型文本（楚辞本身就是汉代文学的一种体裁、经学氛围的笼罩）。就标题和作者而言，在汉代就引发了争论。贾谊发之滥觞。根据《吊屈原赋》，贾谊遭谗被疏，出任长沙王太傅，渡湘水而有感于屈原的不幸，加之自己的类似遭遇，“为赋以吊屈原”。贾谊认为“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 其后，司马迁认为《离骚》是屈原发愤之作，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讲到“发愤著书”时，都提到屈原放逐而赋离骚。这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比较充分的论述，他认为，“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汉代又一论及屈原且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班固。班固早期对屈原还持赞美的态度，后期就批评刘向对屈原的解读“过其真”，他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呼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指责屈原不懂明哲保身之道，投湖自杀实属极端。王逸“依经立义”，认为“《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他也肯定了屈原这个人的存在：“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也认为屈原作《离骚》是因为“忧心烦乱，不知所愬”。可以看到，汉代的屈原论是历史上对屈原其人其作的第一次集中的评论，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正是通过汉人对屈原的评论以至论争而确立的。

  然而，后世却有人开始质疑《楚辞》的副文本因素，认为屈原这个人其实并不存在。黄中模先生编的《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收录了姜亮夫、汤炳正和铃木修次等学者就此一问题的专题论文。其中，《屈原否定论谱系》一文详细梳理了学者对屈原存在的质疑。持否定说的学者有廖季平、胡适、何天行以及铃木修次等人，尤以胡适为代表，胡适的《读楚辞》一口气提出了“五个疑点”。

  第二，生成性伴随文本是文本在生成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而留下的痕迹。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一文本的生成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概念与“文本间性”相近。狭义的前文本，是指文本中的各种引文、戏仿、典故、剽窃等。广义的前文本则包括了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因此，前文本是文本生成之前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受到之前整个文化史的意义压力影响。

  从广义上来说，《楚辞》前文本毫无疑问就是从上古到其创作成篇期间的整个文化发展史。如果我们缩短这个历史时空来看，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的“自风雅寝声”以来的中国诗歌史。王逸就“《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意焉” ，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楚艳汉侈，流弊不远”，而“经”乃“群言之祖”，正好可以矫正。当然，这里的前文本还包括了“楚辞”这一体裁本身的形成与发展，是以抒情诗楚歌为主要形式的楚文化的表征。而后世对楚辞的研究，根据的前文本则是整个中外学界关于楚辞的研究和阐释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前文本集群。而从狭义的前文本来看，《楚辞》的阐释离不开其文本中的各种引文、戏仿、典故。这构成了王逸“依经解骚”的文本依据，他认为《离骚》的创作乃是本于《易•乾•彖辞》《诗•大雅•生民》《诗•郑风•有女同车》和《尚书•禹贡》等经典文本中的名句或典故。

  第三，解释性伴随文本，顾名思义，是指产生于文本生成之后的，带有评价性质的伴随文本，只能在文本解释时起作用。这一类伴随文本被分为三类：元文本、链文本、承继文本。（由于链文本出现在网络时代，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元文本，是指此文本生成后，文本被接受之前，所出现的影响意义解释的各种文本，包括对此作品及其作者的评论、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是有关文本的评论与环境因素，在文本出现之后才生成。一旦被当作元文本，我们便可以讨论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的楚辞阐释著作对《楚辞》本身的“影响”，对经典的重读，必然参考后出的元文本。如果我们在解读《楚辞》或其中的个别疑难之前，提前参考了王逸的章句、洪兴祖的补注、朱熹的集注和黄灵庚的疏证等生成性伴随文本，我们就说我们参考了《楚辞》的元文本。笔者在详细阅读《九歌》之前，就预先看了黄灵庚先生的《出土文献与<九歌>源流考辩》，黄先生在这篇论文中认为，原始的《九歌》是夏启祭天颂禹的乐歌，而今传的《九歌》中是包含了夏文化和越文化的。因此笔者必然在阅读《九歌》的过程中，对其中的“楚之神名”自然而然联想到黄先生的看法，从而才能更加深入理解《九歌》。

  承继文本，是伴随文本中非常特殊的一类。两个文本之间有超出一般文本间性的特殊关系，如仿作、续集等。在符号表意中，一个文本不仅受制于先出文本，也不得不受制于后出文本，是文化表意所共有的普遍现象。就屈原《离骚》和宋玉《九辩》来看，普遍认为是宋玉在模仿屈原，因而我们可以说二者就是承继文本的关系。当然，历代有很多模范《离骚》《九辩》等经典文本的仿作，兹不一一列举。

  第四，深层伴随文本。这是在以上几种表层伴随文本群的背后的，更深一层的伴随文本，读者的解读经由伴随文本，经由文本通向文化，抵达文本深处更隐蔽的文化机制。这个概念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发掘文本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沉默话语。

  根据钱锺书《管锥编》，屈原之作实际上是“逃避苦闷，而浪迹远逝”，而洪兴祖针对《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而得出“言己忠信之行，以事于君，其志不合”的看法在钱锺书看来并不确切；王逸《离骚后序》代表了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那就是认为屈原作离骚的目的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进而认为显示了某种“大指之趣”；而被普遍认可的符号概念比喻，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等等，都是从文本到文化的一种解读。

  三、

  伴随文本对《楚辞》阐释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尽管这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明屈原及其《离骚》的广泛影响力，但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这句评论来说明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伴随文本集群对后世研究者的深远影响。

  任何文本必然携带以上的伴随文本，是我们通过文本与文化发生联系的方式，是我们抵达文本的必要的感知集合，因此伴随文本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对《楚辞》的研究和阐释可以说都是基于《楚辞》的伴随文本集群之上的，脱离了这些伴随文本，《楚辞》的研究要么回到《楚辞》诞生之时，要么《楚辞》就会变成一堆我们无法理解的感知集合。

  在普遍伴随文本的基础上，更需要读者对文本进行批判式阅读，揭开文本表面的模糊性，发掘文本根植与文化的因素，从体裁、框架再到内容、文本的沉默处，这是深层伴随文本的力量。与此紧密联系的是，汉代由于经学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崇高地位和涵盖一切的影响，汉代学者的儒家话语（以《诗大序》为代表）的正统观念不能不反映在对《离骚》《天问》《招魂》等篇章中，这就使《楚辞》的伴随文本也染上了正统的色彩：“《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正是在经学氛围的深层伴随文本的笼罩下，刘安才会给予屈原极高的评价，认为对于以上两点，“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以至于屈原其人其志其文“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也是在《楚辞》研究的伴随文本的影响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上文所引介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和阐释的伴随文本集群，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深层伴随文本机制的支撑，本文乃至其他任何一种关于《楚辞》的解释都不会存在。我们无法想象，一堆缺乏语境支撑的符码，会以何种面貌呈现在解释者面前。《楚辞》的伴随文本同《楚辞》本身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已经互为一体，不可分离，后世对《楚辞》的解释也是对其伴随文本的接受或反驳，可以说《楚辞》的接受史就是对其伴随文本的接受史。

  （本文作于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