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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Hendrick Z 发布时间：2013-02-01 22:53:33

  关于唐璜的部分写得极好，关于狄托的部分稍嫌简单但也很不错

• 作者：湘竹 发布时间：2016-06-27 08:49:27

  温妮的这个故事Momo也很喜欢，但她在听这个故事时会比较关心全身湿淋淋的威尔伯，威尔伯出现时，她总会说“她全身都湿了！”大雨天被温妮扔出房门的威尔伯确实很可怜，Momo是个有爱心的宝宝。

• 作者：Protego 发布时间：2022-02-03 20:52:58

  书内篇目编排顺序有点不明，读起来思路不连续，还需要细细研究。

• 作者：喜乐 发布时间：2015-02-04 13:40:33

  看看版型

• 作者：Roland 发布时间：2010-12-12 15:39:04

  太浅白了，不适合我

• 作者：FeSi 发布时间：2021-04-17 13:13:04

  被东京山野学校漂亮到

• 关陇集团与隋唐政治史的演变

  作者：小迷糊豆 发布时间：2018-10-15 16:04:29

  此书是陈寅恪先生的传世之作，阅读难度不小，建议先读《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了解关陇集团的界定与描述，以及先生治学的关注点，再读此书，则事半功倍。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讲隋唐制度“近因齐隋，远祖汉魏”，宇文泰所鸠合的关陇集团在精神上很快抛弃了阳缚周礼的关中文化，转而移用北齐、南朝的礼乐律令，礼仪则是文化最直观的物质体现，因此从礼仪入手，论证关陇集团成型后不久在文化与精神上就与南北朝时期的汉化趋势汇为一脉，脱离了六镇起义以来的胡化色彩；在民族融合上，关陇集团之定型标志最后一批鲜卑部（即六镇军人）也卷入了北方民族融合的洪流中，最终沙石澄清，尘埃落定，几百年来浩浩荡荡的民族融合完成于关陇集团之手。

  创建隋唐的关陇集团已是事实上的汉族统治集团，在文化上虽然不同于宇文泰草创之时的设计，但仍延续着成员之间的认同，重要成员与李唐王室达成了政治合作与权力平衡。关陇集团之升降带来的唐代统治人群的转变及权力重组，是把握唐代政治史演进的总体线索。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一部分结尾将唐代政治史的线索和盘托出：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陇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侯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瞾，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望消灭西魏唐室之势力，遂开始实行破坏此传统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瞾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及其身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弊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同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阉寺阶级统治中国之余地也。抑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拾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将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限。”

  寥寥七百余言，概述了以关陇集团为中心概述了唐代政治史的线索，先生笔力之深，真令人叹为观止。

• 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

  作者：sensor 发布时间：2022-02-12 17:08:05

  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中，约3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所导致的；约30%的不良贷款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导致的；约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治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导致的；约10%的不良贷款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的。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所造成的。

  1998年，中央把银行的准备金率从13%降了8%，银行可以少缴2,700亿存款准备金，再由财政部向银行发行特别国债，所得的资金用于补充银行的资本金。这样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3%提高到8%。

  国家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资产不良资产的收购要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而非按市场价值进行，其价格要远高于价值。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总共实收资本仅400亿元，而四家国有银行需剥离的贷款账面余额约为1.4万亿元。其资金来源分两部分：一是由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各自向对应的国有银行定向发行金融债，合计约8,200亿元；二是由人民银行将已经发放给四家国有银行的再贷款划转给资产管理公司，合计约5,700亿元。

  剥离前人民银行虽然对四大行不良贷款确定了1.97万亿元的基数，但当时就已经发现实际不良贷款远不止账面上显露出来的规模。尽管做了很大力度的剥离，但显然剥离是不充分的。在首次剥离后，按照五级分类标准，2001年末四大行不良贷款额仍高达2.16万亿元，甚至高于剥离前确定的四大行不良贷款基数。

  按照当时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采用权责发生制记账，而行政单位采用收付实现制。记账规则不一致就可能产生账务处理上的时间差，这为改革成本的分担提供了弹性空间。也就是说，在收付实现制下，部分改革成本当期虽然发生，但不必100%的以真金白银支付，而是在将来分次支出，分次记账，因此成本和损失不会立即体现到记账单位资产负债表上，能够减少对成本承担者的财务报表压力。

  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时间换空间”。人民银行是行政单位，与财政部一样实行的是收付实现制记账规则，因此人民银行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运用央行资产负债表来解决改革成本负担问题，利用记账规则差异提供的空间，在一定时间内实现改革成本的“空转”，从而实现不额外增加财政负担的目标。

  然而，央行资产负债表能够在账务上实现“空转”这一方法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一是央行只要动用资产负债表，就可能产生通货膨胀效应；二是成本不可能无限“空转”，最后的成本支付者还是国有银行自身。因此，上述方法要奏效，根本上还需要国有银行能够在改革后实现符合预期的回报。

  无论财政资产负债表还是央行资产负债表，都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组成部分，在支持国有银行改革上，能够起到相似的作用。方案的成功之处其实就是在这一理论难点上实现了突破。

  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是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没有先例，积累的历史包袱十分沉重，财务上虚阳实亏，风险内控薄弱，资本金严重不足背景下进行的“背水一战”。

  根据工商银行时任行长杨凯生回忆：“确实也有党委通过的议案没有获得董事会通过，但比例不大。没通过的我们暂时放下，如果认为这个议案有必要通过，事后再做董事的工作，提醒下一次董事会研究。”

  将党委会讨论作为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是坚持党的领导，妥善处理党委和董事会关系的必要程序。对于重大决策、重大事项等，党委需集体研究形成统一意见，之后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并按规定程序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

  

  

  访谈部分

  楼继伟

  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银行、企业、外贸公司等，全是计划的工具。财政就相当于账房，银行则类似于出纳。我们进行改革，就是要走出这个模式。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是实现了宏观和微观的分离。分离后，有总需求管理，有微观的运营，微观的经营包括价格机制、商品价格、利率等，还有激励机制，包括经营激励和产权激励等。二是强化监管。过去没有监管，也不需要监管。现在有市场了，有激励了，就出现了负的外部性问题，包括风险是不是过大，以及环境、安全、欺诈、商品造假等问题。对银行来说，如今监督、管理手段很多，那原先都是没必要的。你是出纳嘛，有什么监管的必要呢？核心问题是，宏观和微观分离之后，就必须进行监督。我们改革就是要建立这三个支柱——宏观、微观和监管。

  金融改革是从1979年起步的。1978年，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开办公。1979年，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出来，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设出来。1984年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业务独立出来，成立了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专司中央银行职能。

  戴相龙

  交通银行转制为统一法人的步伐比较快，坏账比统一法人步伐较慢的广东发展银行少得多。

  刘明康

  1979年11月，人民银行的国外业务部被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银行；国外业务部当中的保险业务被分出去，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银行的农金部被分出去，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

  

  上市的成功与否要有一个检验的标准。不管中间过程怎么样，银监会怎么抓，银行自己怎么做，最后总要有一个标准。我的标准就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两行上市的P/B要跟香港同类型的大型银行基本相仿。成功的标准是很重要的，许多改革我们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一定要定下目标，那就是“过河”，不能摸着摸着又回头了。

  农业银行的两本账我们谈了好久，最后我们就告诉农业银行，反正银监会成立的第一年就要搞好透明度建设，要公布五大银行不良贷款总额和每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数字。其他四家的数字是真实的，大家一做加减法，剩下的就都是你农业银行的。不到第二年底，农业银行自己就想通了，再难也得迎难而上。

  吴晓灵

  这类共管账户相当于一种透支，等于说财政部给工商银行打了个欠条，就占了工商银行股权的50%。欠条靠什么还呢？就靠财政部所拥有的工商银行股权的分红，还有减免工商银行应缴的部分税收。这样做实质是不规范的财政债务。

  国际金融危机后，外方投资者变现离场，一开始是为了自救，后来也是因为只有股权没有话语权。

  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的治理结构，比起其他国有企业来是好多了，但也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标。本来的设想是让国家通过股权来说话，商业银行以财务标准来决定贷款的发放，根据经济规律来决定经营管理，不受政府的干预。这个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虽然比过去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太多，关键在于我们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党委领导下的公司治理之路。国有银行的董事长代表股权，行长属于职业经理人，但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他俩一个是书记，一个是副书记，必须密切合作，不能有不同意见。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本身并不站在股东的立场说话，与行长等银行高管层成了一个战线上的人，董事长和行长之间没有形成制约关系，这是不行的。

  现有的股权董事制度有两个缺陷：一是从工作规则上来说，股权董事得到的授权有限，遇到重要的提案还得回中央汇金公司去汇报，由汇金决定，其实，汇金应该做的是对股权董事进行考核，不称职的可以撤换，而不该把股权董事当成传声筒。二是股权董事的遴选机制并不科学。现在的股权董事大多由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派出。这几年中央汇金公司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到汇金公司参控股的金融机构担任专职董事，这是一个好的尝试。但公开招聘也有缺点，一些金融人才虽然有学历、有资历，可并不熟悉国有银行，他们对国有银行的有限了解不足以使其对银行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国有银行现在这个体制不算太成功。董事长和行长间的制约机制，股权董事的遴选和管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技术层面是成功的，但在实质的层面，如果政府的思路不变，银行的运行机制照样变不了，包括民营银行也办不好。民营银行只要办的大一点，政府就开始干预，往里派董事长、行长，因为人事权不在股东手里。咱们国家到现在没有真正形成在企业里按股权说话的机制。

  我国银行的治理框架是参照西方银行搭建的，但是往往虚有其表。因为中国的文化缺少西方这种制衡的理念，到现在为止，从政府到企业都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机制，发展好不好全看有没有“清官”“好皇帝”。包括民营企业也是老板说了算，一个民营企业有个好的“一把手”，再有几个“能臣”组成团队就行了，没有对掌权者的有效制约机制。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企业是独立的经营实体，在市场上平等竞争；二是市场化遴选人才。我认为应该借鉴淡马锡模式改革国有企业。

  汪建熙

  之前财政部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没有股份，这次工商银行股改时提出要和汇金各占工商银行股份的50%。可这次他们还是拿不出钱来，就另想了一个办法：一是给工商银行免税，免除的税金作为财政部给工商银行的资本金；二是股权产生的股息也作为给工商银行的投资。这样财政部就不用靠发债来注资工商银行，也就绕过了全国人大。我个人认为这个方法在财务核算上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实际注资，却可以参加股息分红，是违背股息分配原则的。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常见，体现了国家对国企的权力。后来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也都是通过类似的模式进行的重组。

  站在银行管理层的角度，不管“婆婆”是财政部也好，汇金也好，都会想方设法增强自主权，自由发挥的空间越大越好。站在汇金的角度，汇金是银行的控股股东，虽然没有行政管理权，但也不能放任自流，让银行管理层不受任何约束。以前，各家银行的“婆婆”是财政部金融司，财政部可以不管银行的反对意见，直接下文件、定指标，但汇金不能这样做。在银行治理机制变革的过程中，大家都要适应各自的角色。

  姜建清

  银行公司治理的作用是什么？银行公司治理是银行管理民主化的一个过程。在董事会上可以讲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不一定对，但也会起到警醒作用。在决议形成的过程中，大家会相互沟通，把事情剖析的很清楚，效率可能会低一点，但并不是坏事。如果没有制约，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凭个人经验办事，就有可能出大问题。

  杨凯生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同志跟我说了一句话，至今印象都很深刻。他说：“一个人不在于干什么，而在于怎么干，现在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了，说大道理要服从组织分配，从小道理来讲你也改变不了。你现在还是考虑怎么把华融总裁这项工作做好。”

  肖钢

  中国银行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仅靠中国银行自身的努力在短期内是难以消化的，而重足上市为解决这些历史包袱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想这也是各行争先上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田国立

  我国的大银行还是以“国有”为主要属性的，得跟着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走。比如现在国家要求支持实体经济和发展普惠金融，这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些领域金融风险相对较高，将来还可能产生一批不良贷款，总得有人去收拾这些坏账。

  钱文挥

  当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时候，中央决定让交通银行率先上市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一，交通银行本来就是股份制企业，基础相对好一些，国际上对它的接受程度也更高；第二，汇丰银行持有的交通银行股份占比较高，为19.9%，交通银行的国际形象可能也会好一些；第三，交通银行的规模小，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影响也可控。

  我到交通银行的时候，交通银行率先实施了股权激励，先后搞了三期。股权激励在法律上是支持的，只是没有政策，国家相关部门当时也没有反对。主要的做法是，根据员工上一年的业绩奖励其一笔虚拟的股份，再确定一个时点的股票价格作为基准，实际上是按照股票增值部分呈上股份数量，折算成金额发给员工，有点类似奖金。结果行权期限还没到，就被财政部叫停了。张建国行长从交通银行到建设银行去的时候，也是有股权激励计划的，后来都作废了。股权激励到现在也没有突破，将来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牛锡明

  

  

  詹向阳

  国企三年脱贫解困计划也是朱副总理的大举措。当时国企大量破产兼并，3000多万职工下岗，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次大的阵痛。当时利用破产兼并逃废银行债务成风，名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