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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llp0410 发布时间：2023-11-21 09:55:23

  看懂未来七大行业，感觉很好的书。

• 作者：jjantonia 发布时间：2014-12-29 14:18:17

  很详细的说了bear stearns从起步到兴盛到衰退，最后被小摩收购，成也萧何败萧何，当年cy lewis从做铁路债券开始发家，到最后整个公司被2个对冲基金拖垮。之前看了很多美国大萧条、金融危机的数，但都比较宏观，纸牌屋详细讲了1个公司的兴落，窥一斑而知全豹，很精彩！除了小摩的戴蒙，贝尔斯登的Schwartz也让人喜欢，虽然只担任了最后3个月的救火队员，但就像他说的，他尽了所有能做的，来拯救贝尔斯登。Dimon是能力让人折服，Schwartz就是人格了，相对于CEO，an excellent M&A adviser on the Street似乎更适合他！

• 作者：Ian 发布时间：2023-07-06 14:22:44

  非常扎实的维多利亚政治思想史研究，看得很晕。作者明显是19世纪政治史的大学者，对各种党派、利益团体的权力斗争都写得十分详细清楚，但真的对于我这种政治史门外汉来说只能走马观花了，不过还是获得了很多知识。有两条基本的主线，一是三次改革大致上是“混合政府——议会主权——全国性政党争取民众支持——两党主导”，另一条是政治理想遵循“贵族家长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融入——福利国家”。英国的政治改革整体上缓慢的、渐进的，争议的焦点是速度快慢而不是要不要改，以及很重要的，传统的延续，共同体的塑造以及道德向度（改革本质上是要实现社会公正而非革命，争取right而非rights）。

• 作者：子不语 发布时间：2023-08-10 16:51:21

  学不会了……学不会了……

• 作者：嘿咻～ 发布时间：2022-06-22 19:48:41

  兼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经营书籍

• 作者：AirCatcher 发布时间：2024-01-26 16:37:47

  太贵了！怎么不去抢呢？他妈的！

• 一代天骄忽必烈，不止弯弓射大雕

  作者：星尘 发布时间：2023-10-08 20:47:36

  蒙古史、元史研究学者周良霄在其著作《忽必烈》中，提到了一句成吉思汗的遗言，

  “彼将有一日据吾宝座，使汝辈将来获见一种命运，灿烂有如我在生之时。”

  成吉思汗在这句“

  神话式的预言

  ”中提到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孙子忽必烈。

  被誉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以其统一蒙古诸部并且征伐各方，开创大蒙古国的功业彪炳史册。

  但看完这本《忽必烈》，我们会发现，忽必烈对于后世的功绩，与其祖父相比，也并不逊色几分。

  

  恰如周良霄先生在书中写的那样，忽必烈继承了始于成吉思汗的壮志，通过连续武力征服的方式，终结了8世纪中期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一个空前广阔的统一国家由此诞生。

  当然，周良霄先生在肯定忽必烈功绩的同时，也直白地指出了其统治的暴力一面。蒙古国时期的大汉将征服与掠夺当成自己的职责和追求，这一特性赋予了他们黩武侵掠的性格。

  这种性格在成吉思汗身上就已经体现了出来，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位时期，除了灭亡南宋以及平定蒙古内乱之外，还一再地对周邻诸国发动侵略战争。这既给周邻的友好国家造成了破坏，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从而为元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肯定其贡献，正视其局限，

  《忽必烈》一书所秉持的这一基本立场让这本书的论述变得更加客观可信。

  书名虽然是《忽必烈》，但这其实并不是一本忽必烈的传记，而是一场对于忽必烈其人以及其当政时期的元朝历史的一次全景描绘。

  作者在开篇没有直接从忽必烈写起，而是简要回顾了忽必烈自立为汗之前，大蒙古国的政权更迭。成吉思汗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但也因为过于丰厚而引发了争夺与分裂。

  在成吉思汗死后，大蒙古国的统治权先后在窝阔台系和拖雷系之间流转。

  忽必烈虽然是拖雷的儿子，但既不是长子，也不是幼子（根据周良霄介绍，彼时的传统是幼子具有最有利的继承权），因此他并没有顺理成章的王位继承权。

  将忽必烈推上权力顶峰的关键性事件是蒙哥（忽必烈的大哥）之死。1259年7月，蒙哥在南征途中病逝，他死前并未对继承问题做出任何安排，于是一场汗位争夺战开始了，竞争主要在忽必烈及其幼弟阿里不哥之间展开。

  忽必烈掌控权利的本事在这时候就已经有所体现，1260年，他抢先一步即位为大汗，随后用几年的时间平定了阿里不哥的叛乱。

  1272年11月，忽必烈正式改大蒙古国国号，取《易经》“乾元”之意，定国号“大元”。

  周良霄教授在书中将忽必烈称作是“

  新王朝的缔造者与总政治设计师

  ”。这一说法一语中的，忽必烈的功绩不单单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同时还采用“改行汉法”的方针来巩固元朝的统治。

  大蒙古国以一个引弓射猎的原始草原游牧民族发家，然而到了元朝，其已经成长为成熟的，能够有效管理全国的统治民族。

  《忽必烈》中提出，元王朝的建成可以视作蒙古在原始社会崩溃后，从早期奴隶制阶段直接向发达的封建制飞跃的标志。

  忽必烈的改行汉法方针给许多汉人儒臣提供了参政的舞台。然而周良霄教授也进一步指出，行“汉法”绝不是行“汉化”，这一点忽必烈想必非常清楚，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女真人的故事就足以让他引以为戒。

  忽必烈将金世宗作为自己的政治楷模，因此他也认为全盘汉化有使自己湮灭在汉人海洋中的危险。所以终忽必烈一朝，汉人儒臣与色目官僚两派相拮抗的局面成为了当时的主旋律。

  及至忽必烈于1294年病逝于大都，他在位已经35年。《忽必烈》的最后一章是对这位一代天骄的整体评述，书中不单单从家庭、能力等方面来对忽必烈盖棺定论，同时也借助外部的眼光来审视这位君主。

  那位曾在中国旅居17年之久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有如下评语：

  人类元祖阿聃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

  周良霄指出这一评价中不乏颂扬阿谀成分。可即便如此，我们依旧不难得出结论，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 评《受戒》

  作者：高芾 发布时间：2011-06-21 20:44:56

     

         有一个公社的书记，告诉汪曾祺一件事：有一天开公社干部会议，第二天整理会场准备再开会，看见桌上的胶台布上写着，是《受戒》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一个人写一句，全能背下来。

          当汪曾祺不无得意地向香港作家施叔青讲述这件事时，距离《受戒》问世已逾七年，中国的文艺环境与政治环境都已变化巨大，且仍在急剧的变化之中。

          汪曾祺讲这件事，针对的是施叔青的这个问题：“你这样写出，人家不会以为你在侮辱工农兵的形象？性开放的现象，在你的小说里，只限于劳动阶层，对知识分子从不触及，为什么？”

          汪的回答很有意味，除了讲述公社干部写对话的事，以证明读者对《受戒》的支持之外，他还说：“读书人表面上清规戒律，没乡下人健康，其实他们暧昧关系还是很多。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1988）

          放在1980年，施叔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那一年，正好六十岁的汪曾祺打算写这么一篇“一直想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的小说时，他心里确实有着反复的犹豫、挣扎与自我辩论。

          汪曾祺在《关于〈受戒〉》里回忆，这篇小说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他重写了三十二年前的旧作《异秉》，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的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二是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形象，推动着他去写出一个自己的“翠翠”；三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说起来汪曾祺甚至有些激动：“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

          然而这话是“倒放电影”式的感慨，汪曾祺久经风霜，“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全经历过的”，知道他的写作冲动会触碰哪些禁区，他为自己准备了辩护词：“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有了大体设想后，他与别人谈起过，并进一步为自己辩护：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提出的这些观念，在今日中国，已成常识，也不会有人再去问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但若回到1980年的语境，是能够领会何以作者及周边人群，都怀揣着一份担忧。

          《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说，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他最近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以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李清泉辗转托人要来了这篇小说的手稿，附着作者一纸短简，说：“发表它是要胆量的。”李清泉“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不过，那时候的人都明白作者的担心源自何处：“我们心里还存着一个心照不宣的体验，那便是对于‘左’的演绎法的恐惧，但那却完全不在于你的作品有无毛病和毛病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厉害在于它可以任意解释、随时找出所需要的罪名。它的另一个厉害还在于你只能匍匐在地，候旨、不容分说。”李清泉最终是横下了一条心：“产生这种情况的条件，虽不能说完全消失，却也消失了不少，它不仅不该再有，也不很可能再有，万一再有自然又是一场大灾难，又何惜一身”。

          这些细节很能说明当年的语境：人们重新表现出“对艺术的忠诚”，作者如此，编者、读者亦如此，但确实整个民族“陷于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的猥琐平庸气氛太久了”，看到《受戒》这样的作品，自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甚至像那位老杨同志，“本来已经有些沉（进去）了，却幡然警觉起来——它毫无意义！”这说明意识形态要求内化至读者心中，已达何种程度。但那又是一个相信未来、奋发向上的年代，总要有人撞破某些禁忌，要有人展现某种回归，这又是另一种默契，因此“《受戒》的出生是炫人眼目的，同行相见是喜形于色的，对于改变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是起积极作用的。”（《关于〈受戒〉种种》，1987）《受戒》最终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受戒》，并评论说，刘是“提出爱情的问题”，张“写爱情的现实”，《受戒》则“写爱情的永恒”，“刘心武敏感，捷足先登；张洁写苦涩，这女人恶；汪曾祺写欢乐，姜是老的辣。”（许谋清《我感觉到的汪曾祺》，1993）

          “欢乐”似乎确是汪曾祺赋予《受戒》的“意义”，他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黄子平对此的描述是“悲愤哀伤惶惑，‘愁云密布’的文学天空中蓦然出现了一抹‘亮色’，却不是主张‘走出伤痕’（其实是‘粉饰伤痕’）的批判家们所希望的那种‘亮色’。”（《汪曾祺的意义》，1989）不能不说，《受戒》不仅是对新时期之前的共和国文学“不谈爱情”、“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的反叛，同时也构成对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反拨。

          汪曾祺强调“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无外乎是希望读者借助小说的精神力量，走出咀嚼苦难与悲情的迷思，平复过于哀伤的人心。稍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对现世人心的抚慰，却是通过抒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来实现的。

  依照当年的批评模式，人们为了肯定《受戒》，努力要在其中读出“人民性”、“反封建”的意义，诸如“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内在的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同时他也对劳动人民的旧社会身受的重重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陆建华《动人的风俗画》，1981）；“作者为两个小恋人选择受戒与庙宇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尤其具有诙谐的机智，无疑是对神的嘲弄，对人的自然情感与生活权利的肯定”（季红真《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1983）；“《受戒》中小和尚与村姑的爱情故事，是对禁锢人性的宗教的嘲弄，还是借描写半僧半俗的生活，表示对那种略带原始韵味的人情美的热衷呢？或藉此反衬城市那种物欲横流的丑恶世界？”（周荷初《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评析》，1988）……而今重读这些评论，不无隔靴搔痒之感，但这些评论呈现的问题是：时代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着解读汪曾祺的方式，虽然汪一再表白“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但转型时代的“权势转移”足以让边缘与主流之间，有多重对话与转化的可能。

  汪曾祺有一个饶有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不妨说，对这篇小说的疑虑、喜爱与迷恋，也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种感情的总和。“老中青三代都喜欢”的背后，潜藏着不同人群对《受戒》的多重解读。

          据陆建华的调查，群众对这篇小说的感受是“文章写得象，也写得美，读了使人欢喜，给人添劲长志”。为什么四十三年前的僧俗生活会给一般读者这样的感受？当年风靡一时的传读给了《受戒》一个标签：“小和尚谈恋爱”。这个浅白标签其实恰当地表明了《受戒》在道德禁区的“冒犯”意味。

          比如，让公社干部们如是喜欢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在《受戒》中共有五处，第一处是两人初见，明海初来乍到，满怀羞涩，小英子都极为主动：“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第二处，小英子向明海打听受戒是怎么回事，结尾是“我划船送你去。”“好！”第三处，小英子去看望正“散戒”的明海，问他疼不疼，哪时回去，结尾仍是“我来接你！”“好！”第四处，小英子与明海在路上讨论善因寺的见闻，明海说他有可能被选做沙弥尾。小英子心中有了思量，“划了一气”，于是过渡到了第五段，也是最关键的一段对话：

          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明海认同小英子对自己未来的安排）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明海又认同小英子对自己现在的安排，注意，此时小英子还没有任何表白）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这就是让“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的芦花荡子）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来路，明子在芦花荡里“使劲地划桨”，引起小英子惊叫：“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归途，两人两只桨一齐“飞快地划”，划进芦花荡）

         人们心照不宣地记诵、默写着这些语句，觉得它们“美”、“有劲”。在训练有素的批评家眼里，这是“风俗画”的展现，是“小说散文化”带来的别致，是“诗意语言”制造的传神意境，是“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延续。当然不能否认这些，但二十多年后回看，这些是《受戒》对读者的全部吸引力所在吗？

          从《受戒》到《大淖记事》，批评家不断追问汪曾祺、也不断追问自身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性开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现象值得肯定吗？连对汪曾祺小说充分肯定的评论者也不免要在赞美之余，加一但书：“但大淖的风气里毕竟羼杂着渣滓……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凌宇《是诗？是画？》，1981）《受戒》虽然没有《大淖记事》那么直接地涉及到性，但也颇有人从中读出了性爱的意味：“题目是‘受戒’，主题却是‘破戒’，写的是佛门，歌颂的是尘世。写尘世之美又写得彻底：不仅有和尚娶亲、赌钱、杀猪、吃酒以及农家乐等场面事件，而小说结尾小和尚明子竟在刚受完‘戒’和小英子划船回家的水路上，两人就盘算了如何叛佛皈俗，将船划进密密的芦花荡里去了……这一大胆别致的情节，使小说对充满虚伪的神的世界的否定达到十分精采的境地。”（汪家明《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1987）尽管评者总是加上“思无邪”、“反抗宗教”等断语，但在《受戒》里，完全看不出存在一个“虚伪的神的世界”，明子的师父师叔都是可以娶妻或通奸的，善因寺方丈石桥也现放着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在禅房里，谁来破坏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呢？小说里是没有这股力量的，要说有，只能是存在作者、读者的现实生活之中。

          《受戒》中潜在的性书写并不稀见，如让明海“傻了”的小英子的光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并不是小和尚单方面的绮思，小英子在干活时“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还有论者指出“《受戒》的结尾，那段绝妙的写景也是写的性，是性成熟的状态”（李国涛《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1987）：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象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

          这些青春性心理的描写与隐喻，十分到位且隐蔽（我们不要忘了汪曾祺年青时期饱受的现代主义熏陶），而且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描画之中。后者无疑给予前者一种保护色，让读者可以在对小英子与明海纯真爱情的同情与赞美之中，获得一种犯忌的快感与性审美的释放——事实上，小说开篇慢慢铺叙菩提庵的诸僧生活，以及大英子对嫁妆的精心准备，还有明海初到此地，对市井生活感到目眩神迷，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和尚也有七情六欲”。《受戒》全篇情节，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出现在作品之外：“和尚”身份与世俗生活的并置，给当时读者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其中蕴含的反抗性禁忌的意味，是《受戒》面世后迅速走红的重要因素。

          笔者此言，并非要否定《受戒》的文本价值与语言成就，而是想指出：在《受戒》推出的1980年，批评界根本还没有合适的批评话语来应对这篇如天外飞来的小说。“有什么意义？”与“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是横亘在大多数人心头的疑问。如果说，《受戒》凭借文体的实验性与散文化、诗化的叙述而获得大多数评论家与读者的认同，恐怕没有充分考虑当年的文学语境与读者接受能力。那是一个边缘对抗主流的年代，而《受戒》中充满着边缘的元素：性、宗教、无主题、无情节、旧社会、世俗欲望……这些元素让原本具有先锋性的汪曾祺小说成为了笼罩性的示范文本，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

          即使是批评汪曾祺“轻浅”、“缺乏社会性”的论者，也认同“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因为同时期的《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究其实不过是“十七年小说”的仿制品，观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写作模式的根本改革。但“‘十七年’小说最热衷、最强调也最不容动摇的诸如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如此这般的创作原则和规范，在《受戒》这里，竟被汪曾祺来了一个彻底的逆反和颠倒而成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这无异于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随后兴来的“寻根”浪潮、先锋小说、地域写作，似乎都能从汪曾祺那里寻到源头。（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1995）

          对汪曾祺的评论“定位”的关键点到1988年才出现。这年九月底，《北京文学》在北京海运仓举办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林斤澜、李陀、陈世崇、黄子平、陈平原、李庆西、李国涛、李洁非、王干、孟悦、潘凯雄、罗强烈、蒋原伦等，老一辈的吴组缃也到会发言，称得上群贤毕至。在这次会上，李庆西提出的“士大夫气”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认同，而地域文化特色则被认为相对次要，这意味着汪曾祺超越了“吴文化”或“里下河文化”的局限，被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情趣传人”的位置上。虽然有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这种提法容易忽略汪曾祺的西方文化背景及他对四十年代学院写作的传承，但标签的威力是强大的，汪曾祺在之后的岁月里，被评论和媒体反复地书写为“最后一个士大夫”。这种定位是有效的，尤其将汪曾祺与同时代作家有效地区分开来，当然，凸显的同时也意味着遮蔽。

          

  延伸阅读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

  “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辑”，《北京文学》1989年1月号。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5期。

  “汪曾祺评论小辑”，《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杨志勇：《传统的自觉——汪曾祺创作论》，《求索》1994年第3期。

  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小说评论》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