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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晓晒 发布时间：2021-01-12 15:59:26

  不到一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从知识浓度和深度而言更适合作为一个课程而不是一本书，69块钱一本书还是太贵了。书里的关键词是分化和数字化；社会是呈现分化，行业数字化在占据时代潮流；不要瞎投资，投基金就好。

• 作者：莽草酸 发布时间：2016-02-05 13:30:07

  大而无当 然而有一些资料还是可以参考的

• 作者：念念不忘 发布时间：2022-03-26 10:14:48

  本以为是科普，没想到是健康营养学，总体来说可以一看，俗话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身体健康亦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平日里所做的点滴以及所处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程度，医药固然可以治疗疾病，但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良好生活质量、健康身体素质的基石。

  话虽如此，这个华尔斯饮食疗法一看就很难吃，大概是我等俗人无法坚持的…口腹之欲使人快乐。

•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3-09 12:28:04

  3.5 设定还可以，故事讲得比较乏味，人物扁平，还有点老派厌女和直男意淫

• 作者：Fire 发布时间：2009-08-30 11:14:49

  读完有温故知新的感觉

• 作者：GaryL 发布时间：2012-03-18 20:26:41

  其实我还是看不大懂几米╮(╯▽╰)╭

• 生活本应如此多娇

  作者：fenlie 发布时间：2011-05-24 10:34:33

  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丰富，可是我却总是很保守，把生活框在大多数人认可的范围，并为此忙忙碌碌，如果我真的能够像翟墨那样跳出世人眼光的怪圈多好！可是我没有那样的果断和执着，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这本书，它展示了一种别样的灿烂人生！生活真的是如此多娇！

• 《劝学篇》与民族国家的建立

  作者：danyboy 发布时间：2010-07-15 21:28:48

  一说起张之洞《劝学篇》，普遍会以一句“中体西用”概括之。这倒不能说错，因为这四个字的确是《劝学篇》的标志性观点，亦是清末洋务派大员们津津乐道的调和之见。但最近翻阅这本小册子，却觉得不能用“中体西用”就将此书放过。在我看来，《劝学篇》勾勒了张之洞的乌托邦意图，其中内篇的根本在“学”，即以学习经学塑造共同体之德行；外篇的目的在制度与器物，目的是建立与世界万国相同的现代化国家。二者合一，正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当代中国仍然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却又面临着经学变革的问题。

  一、从天下到民族国家

  从清末到今天，中国从天下逐渐变为民族国家，这一过程早已被许多学者所论述。这里就简单提一下。清末以来，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乃至到五四启蒙，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运动所指向的目标，根本上就是要把中国变为一个民族国家，将天下之民变为公民。所以，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固然有密切联系，但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简单来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必须、必然和现代化的形成一致，或者干脆用安东尼吉登斯的看法，这两者简直就是一回事。（《现代性的后果》）

  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中国而言，大致意味着下面这些变化：

  有疆域，有主权。以前中国有chaoting，有一家一姓之政权但不能说有主权；

  天下不分民族、信仰的“臣民”变为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公民。在中国，格外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老百姓终于不再只知道有皇上，不知道有国家了；

  教育的普及、普遍化；

  工业化的实现，这一点中国已经实现，所以还应该加上信息化；

  市场经济；

  统治方式从人治变为人依靠技术统治，韦伯式的官僚组织形式构成社会的统治力量，基层政权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党委设到村；

  民主制度固然没有实现，但幌子是有的，而且现代化的孪生兄弟——极权主义倒是建立了。

  除了这些大的方面，对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最近在读一本笑话集，是吴趼人编写的《俏皮话》，里面不少笑话都侧面反映了晚清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他对西方人在中国的防疫卫生观念的惊讶和佩服，都反映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彻底了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为“现代”的民族国家。从此，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官方意识形态、民间信仰直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断裂式的变化。晚清之人常常慨叹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绝非一种抒情话语，而是赤果果的现实主义勾勒，在我看来，能与这种变局相媲美的只有一个时期：即从东周到秦汉，也恰恰是经学从孔子到汉武帝这一发展的时期。（可参考杜正胜《编户齐民》）

  二、张之洞的乌托邦

  其实，从晚清洋务派到民国启蒙思想家乃至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归根到底都是这个民族国家。张之洞更多的关注在器物层面，但也没有敌视制度，如外篇《变法》中写道“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第109页）；内篇《正权》则认为等到“学堂大兴，人才日盛”，也是可以开议院的。五四那一拨人更不必说，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么。这里比较有趣的是何炳棣在文革期间的中国走马观花的看了几天后，回到美国写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

  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3814095/d8208532.htm

  ）

  这篇文章后来被广泛转载，尤其被脑残们大量引用。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有趣之处主要在于，作为五四一代学者，尤其是后来出国的学者，何氏对中国应该追求的目标，恰恰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目标。从这篇文章中对政权的严密组织、教育的空前普及（其实也伴随了思想的空前控制）、用武力实现独立自主等津津乐道就能看出，何氏并不是乡愿，也不全是被蒙蔽（比如他的参观必然是安排好的），而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诸多层面的巨变，契合了五四思想家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想象。换言之，共和国从建立各级政权，到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基础的实现，再到市场经济的建立，这些频繁的破与立，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五四传统的。共和国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成果。而极权主义，同样也是现代性的或然后果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可参考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如此，再回头来看张之洞，就能跳出“中体西用”的二元概括，细细追究他的“西用”和“中体”究竟是什么东东。先来看“西用”：《劝学篇》下篇的十五则条目已经勾勒出一幅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了。包括：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学堂废除科举）、建立报社（以往都说洋务派设立报馆只是为了士大夫增长见识，其实不然，《阅报》篇说：“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开矿修路以及建立现代农业商业制度等（工业化）。所以，他所谓的“西用”，和中国后来所走的民族国家道路极为契合。

  而在内篇中提出的备受诟病的“保国、保种、保教”三条中，国家和种族这两点已经被刻意突出，强调他所推崇的乌托邦，是一个由“黄种华人”组成的“国家”，这就更从根本上确认了张之洞的乌托邦就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当然，现代民主制度这一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张之洞论述极少。但细细考察内篇的《明纲》《正权》两篇，他所反对的“民权”更像今天的自由主义而非民主制度。因为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论据，大都是强调无论中西各国，都得受到宗教、法律、习俗等的限制，“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乌托邦并不必然的要反对民主制度，只是他本人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和官二代（其父亲为知府），世受爱新觉罗氏厚恩，这话不能说。毕竟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必然有主权，而主权理论上必然来源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公民。所以，后期洋务派的政治主张和维新派已经有相同的趋势。

  再来说“中体”。其实，张之洞说的“中体”，并没有措意在制度层面，并不是非要维护旧制度，而是关乎在人心和道德。《劝学篇》开宗是《同心》，重点是“保教”，强调一个好的社会离不开正义的“血气”和德性。而要实现这种德行，舍“学”无他途。学，当然是“宗经”，因为唯有经学才寄托着德性。近处说，这才是《劝学篇》题目的本意所在；远处说，等到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之处正在于此。

  所以，“中体西用”的体用之说，固然有着二元对立的意味，但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对立情境，把“中体”看成加在现代民族国家前面的一个定语或者打的一个底色，则会有另一番感悟。我认为，中国还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走下去，毕竟五四的两大任务还没有实现，绝不可能回头。但是，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性与众不同的真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对这个问题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是：是的。”（《现代性的后果》第152页。）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根本上就是一个东西。那么，等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彻底实现了从民主制度到工业信息化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后，你如何区分中国和美国？（更重要的是如何区分中国和韩国？）

  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传统。如果说传统二字太虚，那就说“经典”或者更确切地说“经学”。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在于反拨现代性之弊端，如官僚科层制、人的异化、道德伦理多元化、环境污染等。这一点，恐怕中西皆同。近些年来所谓古典学的突起，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也遭遇了这些现代性弊病；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不可能脱离传统的语境，变成一个处女民族再来接受现代性，她必然带着过往的种种，跌跌撞撞反反复复的走向现代民族国家。自晚清到当代，我们学日本学德国学俄国学美国，学习一直在进行，正是因为没有解决学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时如何处理传统这一问题。而这一过程，必然经历着经学的复生和变革。 所以，加在现代民族国家前面的那个“中体”不是文化的“返祖”，而是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近些年伴随着古典学的兴盛，激起了经学、国学的热度升高，正是不得不回头解决这一问题的表现（不是报章和传媒上的国学热，那多半成了民族主义的柴火，这里说的热度升高，是学术思想界）。

  三、变革中的经学观念

  张之洞书中的乌托邦，纵然有个经学打底，但他的经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为经世致用的封疆大吏，而不是学宗一派的学者，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描述的经学已经被化约了。

  首先，他仍然尊朱子，讲人心，这是他始终恪守的经学观念，也是他所认为的乌托邦里，经学最主要的表现，最本质的实现；

  第二，既然劝学，所以仍然要“道问学”，这倒也仍然没有脱离朱子的主张。于是，他在《守约》中非常具体的提出了如何用化约的方式学习经学。张之洞认为，五经四书卷帙浩繁，还得学外语考六级，除以后做学者的人外，一般人学习经学只要用简便方法就行了。《守约》一篇，颇值得读书人玩味，我觉得以后再出版《书目答问》，这篇可以当附录列在后面。（

  http://www.xinfajia.net/3586.html

  ）

  其实，上述第一点，若继续发展，就会面临民国新儒家“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困境，而且已经走入死胡同。第二点，张之洞化约了的经学，放在今天也仍然显得太繁琐了。所以，这两点都是有问题的。

  这就引出另一个有趣的经学问题：张之洞对晚清公羊学的敌视。这除了因为康有为在政治上是洋务派的论敌之外，更因为张之洞的经学观本身就与康有为的公羊大同学龃龉。细看这两则言论：

  “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国之学而杂糅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苏，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会通》，第147页）

  “公羊春秋者……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日之世道人心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宗经》，第46页）

  实际上，读到这两段话时，我的感想有二：

  第一，如果只是将经学限制在人心道德，就会重蹈新儒家覆辙。张之洞的“中体”非但不能为体，恐怕只是缘饰而已。康有为公羊说固然怪异，但却将经学观念的革新引向政治领域，这条路在今天看来显得大胆也有见地。儒家经学的革新，非经过制度层面难以实现。

  第二，张之洞不愧是老辣之官，对中国的政治现实透视得如此清晰，非常精准地看到了经学这头猛兽，一旦放任进入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有大毒，可以杀人”，这一点，绝然不虚。经学的变革，其核心就是公羊学的变革，而这头公羊是嗜血的。近几年来，古典学的流行，导致很多学者（尤其是中国的施特劳斯派，且都很年轻）都津津乐道经学的政治哲学，把现代性批判的一无是处。甚或听说这一派一些学者，年方二十七八正青春还长着很多头发就慨然有为帝师之志。（去年流行的《盛世2013》已经有所描写了。）其实这一点很令人忧虑。一则中国必然要走向民族国家，挡是挡不住的，这就决定了经学必然也会变革，古典不可能直接拿来用的；二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全实现，过于讲求微言大义，出将入相，真会导致乱臣贼子喜。哲学家王还是别要的好，圣人还是应当在野。诚如荀子所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所以，在当代，经学必然越来越兴盛。但怎么学？学成什么样子？仍然不能遽言。当年从春秋时期到汉代，经学的转型经历若许年才定型，那么今后亦然。《劝学篇》表面上只是后期洋务派的一份过时文献，其实里面内容多多。这是因为，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仍然在路上，而作为“中体”的经学也仍然在变革中。

  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