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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薄荷色草地 发布时间：2023-05-31 22:08:33

  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大概要把整套都看下来，才能体会爱惜物品，珍惜眼前的道理吧。

• 作者：子非雨 发布时间：2021-05-20 16:19:12

  内容清晰，不冗长，避轻就重，陈述历史，不失公正，褒贬同存，比较客观的阐述的武则天的一生。值得一读。

• 作者：YAYA 发布时间：2023-07-16 14:22:20

  里面用拼音标注了每个字的念法，详细解释每段话的含义，有故事去辅助理解相关意思。是一本很不错的书。我们虽然认识很多字，但对于古文中的字未必知道念法，看起这本书就不用纠结具体的念法了，不错。

• 作者：❤Exu 发布时间：2016-09-01 22:26:43

  非常棒！配合视频看！适合入门！

• 作者：杜影月 发布时间：2022-05-11 20:43:37

  他是一个传奇！在我还不认识世界的时候他已经是传说，在我认识世界以后他在缔造另一个传说。人生起起落落，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做精就是最不平凡的事情。看到最后，有些许沉重，一个强人的一生该用什么词句定义？也许是格局，也许是坚强，也许是认真做事，踏实做人。而他自己却说:我不期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希望人家在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我想:褚时健，值得一个时代的纪念！

• 作者：昱子 发布时间：2021-01-06 21:20:39

  睡前读物，比较催眠。不提三观，还是很好的睡前祖母故事。

• 我也是小林宗作先生的学生

  作者：学工科的哲学家 发布时间：2012-04-26 21:39:02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小学4年级或者5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读过这本书。只是当时读的还不是这个版本的。当时我读的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窗边的小姑娘》。书的内容完全和这本南海出版社的《窗边的小豆豆》一样，只是翻译不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

  在我小学的时候，阅读能力远不如现在，但是这本书却读得十分的畅快。我当时对这本书的理解并没有现在大学时代再来重读一遍所获得的体会来得深刻。但是，在大学时代重读这本书之后，我才发现，小时候读过的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对我的人格塑造产生多大的效果，对我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小林先生是书中重点塑造的人物，他的教育方针，作者归纳成了几点。而在我看来，小林先生所有的教育理念，就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小林先生全身心的爱着孩子，我也相信小林先生也是同样地爱着这个世界。而我深刻地体会到，就是这本书中的小林先生，教会了我，对他人的尊重、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和平的追求，只是这些都是通过了黑柳彻子女士的文笔。所以，我现在由衷的感谢这位伟大的教育家，虽然他在我出生的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但是我依然将他当作我的老师，而且是一位对我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老师。小林宗作先生，我这样一个中国的孩子，也是你的学生。

  在这本书里，小林先生教会了我们很多道理。这些道理在我小学的时候也许不能像现在这样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就把它归纳出来，但是这些道理却在我的内心深深地扎下了根，一直影响我到现在。

  小林先生总是十分地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可爱的，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值得尊重，也必须尊重的，哪怕他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他会把农民请进课堂给孩子们上课，他会耐心的倾听每一个孩子所说的话，他会尊重每一个孩子的爱好和天赋。他的这种无私地爱，感动了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我。我想起我身边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和一个大学的同学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家长正在打孩子。我内心立刻升起一种反感，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能带着爱和尊重去教育一个孩子，去和孩子交流，是完全不需要使用这种暴力手段的。而这时和我走在一起的同学看到家长打孩子的这一幕，说了一句：“这个妈妈，肯定在想，哼，你这混小子还敢跟我斗？！”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我心里立刻一惊。我才知道，原来很多人根本没有形成“尊重人格”这样一个概念，在他们心里，孩子的人格根本不值一提。此刻我是多么地感谢小林先生。正是他那对孩子的还无保留的“尊重”，言传身教，让我也懂得了“尊重”，让我形成了如此美好的价值观。同时我也很感谢黑柳彻子女士，正是因为她将小林先生的事迹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我才会受到小林先生的影响。我现在依然坚信，对一个孩子，尊重和平等的交流是第一位的，至于打骂，那是教育方式的最最下策，有很多不良的影响并且对孩子性格的塑造几乎没有任何好的影响。

  小林先生总是坚持着对大自然的热爱。这个大自然，不仅包括自然界的一切，还包括人体本身，以及人体最自然的韵律和感情。他会让所有的孩子们裸体进游泳池，让孩子们相信人的身体本身就是美的。他会经常带领孩子们去亲近自然，培养孩子们对自然的热爱。他会让孩子们做“韵律操”，随着身体最自然的节奏而舞动。这所有的一切，无不体现了小林先生对自然的热爱，而这种对自然的热爱，也通过他的教育传达到了孩子们身上。同时也通过《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传达到了我的身上。

  小林先生总是在不断地鼓励孩子，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抹去孩子们的自卑，激发孩子们的自信。他会为身体残疾的高桥君专门设计运动会的比赛规则，让他在所有的比赛中拿到第一，让他对自己虽然是残疾的身体依旧充满信心。他会不断的小豆豆说“你真是个好孩子”，让小豆豆的童年一直沉浸在这种自信开朗中。我真的很为小林先生的这种行为所感动，这是要多么伟大无私的爱，才能让一个人有如此的爱心和耐心来对待这些孩子，让这些孩子的人格发展的如此健全、健康、积极、向上。

  所以，我现在要说，小林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因为，我的这些健康积极的价值观，都受到了小林先生的影响。而这本书带给我的，还不止这些。

  对战争的鄙视和痛恨，应该也是从这本书中来的。小学的时候，我读到巴学院被战火摧毁的时候就很难受。如今再次读到结尾，读到巴学院在一片大火中化为废墟，我依旧很难受，泪水也已在眼眶里打转了。在书中，小豆豆的爸爸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但是他却不愿意用小提琴演奏日本军歌。这些情节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大的。然而在我的身边，依旧有那么多好战分子在叫嚣着用武力解决问题，依旧有那么多人在为战争狂热。而我，只希望，除了战争，我们能有更好的解决方式。虽然说整个世界的历史甚至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基本就是一部战争史，虽然说这个世界的战争无法记数，虽然说绝大部分的争端都是通过战争解决了，但是我依然相信，如果大家都能像小林先生那样对世界充满爱，战争又何必存在呢，杀戮和掠夺又如何会发生呢。我相信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和小林先生一样，相信爱的伟大力量。

  小豆豆本身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角色，天真浪漫，开朗活泼。如今的小豆豆，也就是黑柳彻子女士，已经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

  小豆豆的母亲也是很伟大的。在《正雄小朋友》那一节中，她告诉小豆豆，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什么民族，就去鄙视和仇恨那个人。这个情节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所以我依旧很不喜欢那些带有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言论。很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很容易被这种言论所鼓动。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爱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因为小林宗作先生就是我的榜样。

  在最后，我还是要说，我感谢这本书。我感谢小林宗作老师，感谢黑柳彻子女士。这本书带给我的种种启示，我将一直牢记于心。

• 【转】华喆：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旧本探源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4-01-26 21:50:34

  摘 要：北宋聂崇义编订《新定三礼图》，是现存所见最早的礼器图著作。《新定三礼图》在北宋初年是国家礼器制作的蓝本，其中所载器物绘图，对于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窦俨在《序》中提到聂图之前有旧图“六本”，却并未说明其组成。现在重新对聂图图注进行解析，认为所谓旧图六本，其实只有旧图、梁正及夏侯伏朗图、张镒图三种，又借助梁正、张镒图征引了郑玄、阮谌两家。聂图即在以上三种之中，沿用其图像，增加器物及图注编辑而成。窦俨所谓“六本”之说，与今天文献学意义上“书”的概念不同，只是对聂氏工作张大其词的褒扬而已。

  作者简介：华喆，男，1981年生，北京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史。著有《

  礼是郑学 : 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稿

  》等。

  文章来源：

  艺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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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

  北宋建隆二年（961），聂崇义奏上《新定三礼图》，是我们目前所见最早的礼器图。《新定三礼图》作为北宋初年国家礼器制作的重要蓝本，对于后世礼学研究有着不小的影响。虽然其中图像，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早期学者的想象，目前已经被考古实物否定，但《新定三礼图》对于我们了解两汉以降的礼器形态，仍然有着重要作用。当然，聂图中的器物形态，并非聂崇义个人的创造，而是他在编订《新定三礼图》的过程中，参考前代流传下来的数种礼图，沿袭前人的结果，所谓“博采三《礼》旧图，凡得六本”。1那么这些前代礼图之间是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其图像、图注与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往学者对此关注不多。现代研究者中仅有冯茜，在其书中对于旧图“六本”问题作出推测。2由于今天已经无法再看到聂图之前的“三《礼》旧图”，只能以聂图为起点，结合其他记载，尝试讨论聂图的图像及图注的基本构成。

  一">

  一

  今本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前有翰林学士窦俨序，述及聂崇义作《新定三礼图》时所参考的前代礼图作品，提到“于是博采三《礼》旧图，凡得六本”。聂图之所以被命名称为“新定”，就是相对于之前的旧图“六本”而言。然而“六本”到底是哪六本，窦俨并未一一指明。关于“六本”所指，目前所见最早的研究出自清代四库馆臣之手。《四库全书总目》中《三礼图集注》提要云：

  考礼图始于后汉侍中阮谌，其后有梁正者，题谌图云“陈留阮士信受学于颍川綦毋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称《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三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则所谓“六本”者，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3

  馆臣将据书志目录及《宋史》聂崇义本传中所载张昭之说，将“六本”与目录中所记载的礼图作者一一对应，得出了以上结论。但这一说法实际颇有问题。因为今本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即载，“《三礼图》（十卷，阮谌等撰。又十二卷，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敕有司撰，左武候执旗侍官夏侯朗画）。”4也就是说，四库馆臣所引用的张昭奏议中提到“开皇中敕礼部修撰”《三礼图》十二卷，就是《历代名画记》中所载夏侯朗所画的《三礼图》，即《新唐书·艺文志》的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如此一来，四库馆臣再认为“夏侯伏朗三”。“开皇所撰六”显然犯了重复计算的错误。冯茜在文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故此提出夏侯伏朗图实际包含有梁氏图与郑氏图，故此将夏侯伏朗图拆开，于是“六本”即为三礼旧图、阮谌图、张镒图、梁正图、梁氏图、郑氏图。这里我们先不讨论冯茜对于“六本”的划分是否准确无误。仅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较之四库馆臣，冯茜并未停留在目录中的记载，去盲目拼凑“六本”之数，而是将夏侯伏朗的一部礼图，划分为梁氏图与郑氏图两种，这是很重要的想法。沿着冯茜的视角，我们就很自然会想到，窦俨所谓的“凡得六本”，看似六部不同的礼图，但按照冯茜的研究，就变成了五部六种，那么所谓“六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六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仍然是有待推敲的问题，需要我们根据文献中的线索继续考证。

  二">

  二

  对于聂崇义而言，撰作《新定三礼图》时最重要的参考，首推旧图。这里的旧图不是一个泛称，而是指《三礼图》历史中的一个特定版本，也是聂崇义能够参考的最早一部礼器图。同时，旧图也是聂崇义在“六本”之中，唯一一个描述了其大体内容状况的礼图版本，见于《新定三礼图》末卷《目录》：

  旧图十卷，形制阙漏，文字省略。名数法式，上下差违，既无所从，难以取象，盖久传俗不知所知自也。臣崇义先于显德三年（956）冬，奉命差定郊庙器玉，因敢删改。其或名数虽殊，制度不别，则存其名而略其制，瑚、簋、车、辂是也；其名义多，而旧图略振其纲而目不举者，则就而增之，射侯、丧服之类是也。5

  

  图1

  从聂崇义的描述来看，旧图的作者及创作时间已然失考，而且其图与图注似乎质量不高。聂氏自称对旧图“因敢删改”，其实在《新定三礼图》中对于旧图的继承，要比删改之处多得多，有时甚至在明知旧图有误的情况下，都没有试图改动。例如《新定三礼图》卷一二《匏爵图》有“丰”图（图1):

  其图注称：

  旧图引《制度》云：“射，罚爵之丰作人形。丰，国名，其君坐酒亡国，戴杅以为戒。”6张镒引《乡射记》云：“司射适堂西，命弟子升，设丰。”注云：“设以承其爵。丰制盖象豆而卑。”郑注《乡射》与《燕礼》义同，以明其不异也。《制度》之说，何所据乎？且圣人一献之礼，宾主百拜，此其所以备酒祸也。岂独于射事而以亡国之丰为戒哉？恐非也。其丰制度一同爵坫，更不别出。7

  旧图如此作图的依据是相传为叔孙通所作的《汉礼器制度》。《汉礼器制度》对于丰的形制记载，与郑玄《仪礼·乡射礼》注完全不同。郑玄认为，丰的形制应当“象豆而卑”，如果依据郑注画图，当然不能画成左图。自张镒图开始，已经对《汉礼器制度》之说提出质疑，聂崇义自己也认为“丰作人形”之说“恐非也”，但仍然在此保留了旧图的图像。如果核对《目录》部分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聂崇义认为“此丰旧图皆画人形戴杅，亦可垂戒”。8其实所谓“垂戒”，不妨理解为保留旧图编排次第及图像的饰词，而在卷一四《尊彝图》的“爵坫”图注中才真正讨论了丰的形制及功能。9

  由此可知，旧图十卷，是聂崇义作图最为重要的参考，但来历不明。从《新定三礼图》对旧图的征引来看，旧图大体创作时间不应早于东汉末年。《新定三礼图》卷五《投壶图》“琴”图下称：

  《礼·乐记》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旧图云：“周文王又加二弦曰少宫、少商。蔡伯喈复增二弦，故有九弦者。二弦大，次三弦小，次四弦尤小。”蔡邕本传无文，未知旧图据何为说。10

  古琴有五弦、七弦、九弦之分，旧图认为九弦琴为蔡邕所发明。而聂崇义却查考蔡邕传记未得，不知道旧图的根据所在。其实旧图所依据者，是蔡邕《琴赋》中“间关九弦，出入律吕，屈伸低昂，十指如雨”一句。11由此看来，旧图图注文本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汉末，而在汉末的蔡邕到汉魏之际的阮谌之间，更早于所谓的郑氏即郑玄图，是今本《三礼图》图像及注释文本的滥觞。

  三">

  三

  旧图以下，聂崇义在《新定三礼图》图注中直接征引的主要包括郑氏、阮氏、张镒、梁正四家。其中张镒《三礼图》，史籍目录中有明确记载，我们姑且不提。郑、阮、梁三家之间的关系，聂崇义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仍然有很多需要辨正之处。关于四者之间关系，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王应麟《玉海》。《玉海》卷五六《艺文》“建隆重集《三礼图》”称：

  建隆二年（961）五月丙寅，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表上重集《三礼图》二十卷（《冕服》第一至《目录》第二十）。赐三品服，仍命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重加参议。周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器玉（显德四年二月庚午，诏有司更造祭器祭玉，命国子博士崇义为之图）。又诏学士窦俨统领之。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正（三《礼》旧图是隋开皇中敕官修撰）。建隆二年表上。俨为序曰：“聂崇义博采三《礼》旧图，凡得六本。凡旧图之是者则率由旧章，否者当理弹射。其新图凡二十卷，附于古今通礼之文。是书纂述之初，诏俨总其事，故作序焉。”太祖览而嘉之，诏所进图令尹拙驳正，崇义复引经释之。乃以俨裁定，以尹拙驳议及崇义答议各四卷，再加详阅，随而增损，列于注释，共分十五卷，诏颁行之。拙、崇义复上祭玉、鼎、釜异同之说，诏下尚书省集议。张昭等议曰：“《四部书目》有《三礼图》十三卷，是隋开皇中敕礼官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梁氏，第十后题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郑。后有梁氏者，集前代图记，更加评议，题曰‘陈留阮士信受礼学于颍川綦毋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按《礼》文而引汉事。’其阮士信，即谌也。”12

  此后的《宋史·聂崇义传》显然与《玉海》有共同史源，但在文字上有一些出入。《宋史》采择较《玉海》更加详尽，其中与本题相关的部分，最主要集中在张昭所上奏议“《四部书目》”云云以下，兹将其全部引出，可以稍作对比：

  《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隋开皇中敕礼官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又称不知梁氏、郑氏名位所出。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不言名位。厥后有梁正者，集前代图记更加详议，题《三礼图》曰：“陈留阮士信受礼学于颍川綦册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按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删为二卷。”其阮士信即谌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谌之纰谬，兼三卷《礼图》删为二卷，应在今《礼图》之内。13

  《玉海》与《宋史》相比较，有几处出入值得注意。首先，《玉海》提到“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正”时，王应麟小字注称“三《礼》旧图是隋开皇中敕官修撰”，这一说法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但应当是王应麟失考，将旧图与夏侯伏朗图混为一谈所致。其次，张昭奏议中提及《四部书目》有《三礼图》，《玉海》作“十三卷”，《宋史》作“十二卷”。现在看起来似应以“十二卷”为是。当然，“二”“三”在版刻中属于常见互讹字，《玉海》“十三卷”大概出于手民之误，似乎也不必对此求之过深。接下来，《玉海》提到梁氏《三礼图》题记，称阮谌受学于颍川“綦毋君”，而《宋史》则作“綦册君”。“册”似应为“毋”之讹字，《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裴注引谢承《后汉书》称赵昱“就处士东莞綦毋君受《公羊传》”，14当即此人。但谢承《后汉书》提到綦毋君郡望为东莞，汉末属青州；梁正题记称綦毋君郡望为颍川，属豫州，大概是綦毋君为避黄巾乱，有过迁徙，造成了不同传记记载中郡望不同。

  前面这些细小出入，对于我们的理解影响不大。然而在《玉海》与《宋史》的文字不同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宋史》提到“厥后有梁正者”，而《玉海》却作“后有梁氏者”。张昭奏议中，据《四部书目》，有隋开皇敕礼官修撰《三礼图》十二卷，其卷一卷二题称“梁氏”，而现在馆阁秘府藏书中的《三礼图》亦题名如此。那么这一“梁氏”是否即“梁正”呢?前面曾经提到，冯茜为了凑足“六本”之数，把梁氏、梁正视为两本，恐怕是因为注意到《崇文总目·礼类》中有“《三礼图》九卷梁正撰”的记载。15张昭在奏议中先提到隋开皇年间的夏侯伏朗图中有“梁氏”之题，后面又用了“厥后有梁正者”的表达，所以读者很容易认为梁氏、梁正并非一人，而且梁正很可能是唐代人。但问题在于，如果梁氏、梁正为不同的两人，那么在北宋初年书府藏有题为“梁氏”《三礼图》的情况下，何以聂崇义在《新定三礼图》的图注之中只提到了梁正，却无一语及于梁氏?张昭奏议中提到隋开皇中敕礼官修撰之《三礼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即可推知梁氏《三礼图》亦为九卷，与《崇文总目》所记梁正《三礼图》卷数恰好相合。所以我认为，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中屡次引用的梁正，就是张昭奏议中提到的、《四部书目》中记载的梁氏。读者一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梁氏与梁正是同一人的话，那么张昭为什么在前面只提“梁氏”，还要强调“不知梁氏、郑氏名位所出”，后面才提到梁正的名字呢?其实这很简单，“梁氏”“郑氏”只是夏侯伏朗图以及书府所藏写本上，卷前的著者题名，题名上并未称名及官职，所以《四部书目》才会说“又称不知梁氏、郑氏名位所出”，并非当真不知道梁氏和郑氏是谁。比如这里的“郑氏”，后来学者普遍认为是郑玄，但原书题名很可能就作“郑氏”，《魏书·李谧传》引其《明堂制度论》称：

  《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横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16

  

  《三礼图》中的周代明堂图

  李谧在《明堂制度论》中即称“郑氏”而不名，很可能是此图在流传过程中，与郑玄其他经注一致，均题为“郑氏”而不题“郑玄”。我们不清楚张昭引用的《四部书目》，究竟是隋开皇《四部书目》，还是唐开元《四部书目》。无论隋唐，其所谓“又称不知梁氏、郑氏名位所出”，应当只是对书题的描述而已。而“梁正”之名，并不见于《四部书目》所见之本，只出现在梁正删定阮谌《三礼图》之题记中。故此张昭前面引用《四部书目》之说，只提到“梁氏”而不及梁正，后面提到梁正题记时又不及“梁氏”。

  “梁氏”即为梁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张昭奏议中提到的《四部书目》中所载《三礼图》十二卷，就是由梁正图九卷，加上郑氏图三卷所构成的。关于十二卷本《三礼图》，冯茜已经注意到，张昭所谓“隋开皇中敕礼官修撰”的梁、郑《三礼图》十二卷，其实就是《旧唐书·经籍志》中所载“《三礼图》十二卷（夏侯伏朗撰）”。17根据《历代名画记》所记“《三礼图》（十卷，阮谌等撰。又十二卷，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敕有司撰，左武候执旗侍官夏侯伏朗画）。”，可知夏侯伏朗并非撰作者，而应为绘图者。《三礼图》虽然以“图”为名，但实际上是图、注并重。正如聂氏《新定三礼图》著者题为“聂崇义集注”，聂崇义之图大体上沿袭旧图或夏侯伏朗图旧观，而其图注部分则是聂崇义所作。同理，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也是由夏侯伏朗绘图，而采用梁正、郑氏的图注解说组合而成，其中梁正图注共九卷，郑氏图注三卷。唐宋学者之所以认定“郑氏”即郑玄，我猜测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固然是题名如此，与郑玄经注中的“郑氏注”“郑氏笺”体例相合，关键在于郑氏图注大量内容直接来自郑玄三《礼》注。这一点通过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对于郑玄说的引用，以及唐宋以前人对于郑氏图内容的引用，均可得到印证。郑氏《三礼图》仅为三卷，只有梁正九卷本的三分之一，或许是其原本仅有注而无图，又或注文篇幅较为短小之故。

  由此可知，所谓开皇敕修《三礼图》十二卷，其实是将九卷及三卷两个不同系统的文本合二为一，再加以重新绘图，如此拼凑而成的版本。这样我们就可以清理出来，史料中所谓《三礼图》旧本数种，虽然有两卷、三卷、九卷、十卷、十二卷的出入，其实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分卷系统。其中两卷与三卷本属于同一分卷系统，三卷图为郑氏图与阮谌图，而根据梁正题记，梁正将阮谌图三卷删节为两卷，是三卷图的变种。

  九卷与十卷则属于另一分卷系统，这一系统中包含的问题较为复杂。其中旧图为十卷，聂崇义在《新定三礼图·目录》中述之已详。麻烦在于旧图之外的九卷本、十卷本《三礼图》记录颇为混杂。《隋书·经籍志》载有“《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18《新唐书·艺文志》则有“张镒《三礼图》九卷”，19再加上前面梁正图九卷。这里出现了郑玄、阮谌《三礼图》九卷的说法。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夏侯伏朗绘制《三礼图》十二卷本中，郑氏图仅有三卷。梁正题记中又称梁正删阮谌图三卷为两卷。那么郑玄、阮谌《三礼图》怎么会出现九卷本呢?还不止于此，《历代名画记·述古之秘画珍图》就提到“《三礼图》（十卷，阮谌等撰）”，而这里将阮谌《三礼图》又著录作“十卷”。能否根据这里记载的出入，判定《历代名画记》中“十卷”为“九卷”之讹呢?我认为不行，因为郑玄、阮谌图十卷的说法，同样可以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得到印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礼家》载：“《周礼图》十卷郑玄、阮谌等撰”，20这里的“周”正好是“三”之讹，因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又著录有《周礼图》十五卷，21而后者著录位置前后均为《周礼》著作，前者著录的位置则在三《礼》著作之中，应当是手民之误。故此《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以与《历代名画记》的记载互相印证，确实存在一个十卷本的《三礼图》，上面有郑玄、阮谌之注。

  那么综合《隋志》《历代名画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郑玄、阮谌图到底是三卷、九卷抑或是十卷呢?我的猜测是，十卷本实际上是旧图，而在图注上附加了郑注及阮注。早期《三礼图》诸本的形成恐怕是一个在旧图基础上不断层垒的过程。也就是说，最先出现的，是所谓十卷旧图，其图与注解出现时间在汉末，与蔡邕同时，却又在阮谌之前。此后，在旧图基础上，阮谌先对旧图的图注部分进行了增补，其内容表现为“不按礼文而引汉事”。在与阮谌增补旧图大致相同或稍后的时间，也有其他的人，不排除是郑玄后学，将郑玄《三礼》注中的相关文字，或者与郑学相关的名物解说，托以“郑氏”之名，也增入旧图之中。由于旧图不著著者之名，而郑玄、阮谌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所以在一部分目录书中，就没有著录旧图，而把这样不断层垒之后的旧图著录为郑玄、阮谌图。这一著录习惯，在南北朝隋唐之际，被《历代名画记》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继承下来。至于《隋志》的九卷之说，看似均与《历代名画记》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十卷说分卷不同，但其实是一回事。《隋志》著录卷数经常与其他同时代书目有一卷的出入，类似《三礼图》这样九卷与十卷之间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九卷本没有计入《目录》一卷，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九卷与十卷看作是一回事。后来梁正则是在这个九卷本或十卷本的基础上，再将郑氏、阮谌两种图注文本重新剥离出来，从而形成了仅有图注而无图的郑氏、阮谌三卷本，进而又删阮谌三卷本为两卷。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将十卷本旧图与十卷或九卷本的郑玄、阮谌图，理解为内容有所出入的同一部书，它与九卷本的梁正图、张镒图属于同一分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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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通过对旧图、郑氏图、阮谌图、梁正图、张镒图等《三礼图》旧本间关系的清理，我们可以发现，三礼图的图像绘制与图注，以旧图为起点，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部礼器图；此后阮谌及郑玄门人在旧图基础上仅增其注，并未改变分卷及绘图；至隋开皇中，梁正离析阮谌、郑玄注，自行重撰了图注，并由夏侯伏朗重新绘图，从而形成了的十二卷本《三礼图》，这才标志着学者从图像到文本，对《三礼图》旧图及图注的第一次重修；此后张镒《三礼图》九卷则是针对旧图的又一次重修；至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二十卷已是第三次重修。由于旧图经过不断传抄与重修，《三礼图》的早期文本如阮谌图注，其实聂崇义已经无法看到完整全貌，有时候只能依赖梁正和张镒的引用。我们在《新定三礼图》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比如《新定三礼图》卷一三《鼎俎图》“匜”图提到：

  案梁正、张镒修阮氏等图云：“匜受一斗，流长六寸，漆赤中。诸侯以象饰，天子以黄金饰。皆画赤云气。”今以黍寸之尺计之，口径八寸，深四寸五分，底径六寸，微杀乃容一斗之数。流口径可一寸。然图本又有作“流长三寸”者。22

  此段讨论匜的形制，主要依据阮谌图注。如果聂崇义所参照者有单行阮谌图注的话，何必要提到“梁正、张镒修阮氏等图”，后面又说“图本又有作‘流长三寸’者”?可见聂崇义所见阮谌图注，是经过梁正、张镒引用的，或是附见于旧图之中的，经过传抄之后，文字已有差讹。再如《新定三礼图》卷一四《尊彝图》“罍”图：

  张镒引阮氏图云：“瓦为之，受五斗，赤云气，画山文，大中身，兑平底，有盖。”张镒指此瓦罍为诸臣所酢之罍，误之甚矣。此瓦罍正谓祭社之太罍也。23

  此段讨论罍的形制，亦仅阮谌对此有注，但聂崇义是通过张镒图对阮谌注进行了引用，说明关于罍的形制大小等相关记载，不见于其他诸本。此处可以注意的是，聂崇义引用的是张镒图，而非梁正图，不知是否阮谌此句图注已被梁正删削。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出，如果聂崇义有一部阮谌图在手，或者其他诸本亦有此记载，似乎都不必从张镒图转引。这都足以说明，聂崇义虽然引及阮谌《三礼图》，而窦俨序亦称“六本”，但实际上阮谌图并非单独的一本，而是附见于梁正图或张镒图中的一部分。

  通过以上迹象我们可以看出，聂崇义对旧本《三礼图》的讨论，实际上是以旧图、梁正、张镒三图为中心的。故此聂崇义在旧本基础上的调整，都会进行充分说明，以示区别所在。《新定三礼图》卷三《冠冕图》开篇“童子服”称：

  梁正修阮、郑等图，以童子之服系冕、弁之末，不连缁布、皮弁等服。张镒图以童子服连缁布冠下，尽“殷哻”“夏收”，以“通天”“远游”已下为不出三《礼》经义，别编于下卷。今案《士冠礼》云“将冠者采衣、紒”，其将冠者即童子二十者也。行冠礼，始加缁布，次加皮弁，次加爵弁。若本其行事，叙将冠之服，列于缁布之上，于理为当。今依而次之，仍升童子之服为卷首，下梁之古冠，庶得两从，知礼之自也。24

  

  此处聂崇义要调整童子服所处的位置次序，提到此前各种《三礼图》对童子服的安排位置，特别提出“梁正修阮、郑等图”，此外就是张镒图。这里聂崇义并没有提及旧图，不知是否旧图阙载所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聂崇义《新定三礼图》都做了哪些工作。聂氏首先增入了一些礼器，重新采辑了旧本图注，并加以考订，使得礼器条目大为增加，图注文字量也增加不少，由此卷数翻了一番。其图像大体沿袭了旧图、夏侯伏朗以及张镒等旧本绘图，偶有对旧本礼器次第的调整。这就是《新定三礼图》的“新定”之所在。

  由此可见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名义上如窦俨在《序》中提到的，“博采三《礼》旧图，凡得六本”，但在实际操作中，聂氏恐怕参照的只有三部，即旧图十卷、梁正及夏侯伏朗图十二卷以及张镒图九卷。窦俨所谓六本，即将梁正、夏侯伏朗图十二卷分割图注及图像，化身为三，梁正、郑玄两种为图注，是为二本，夏侯伏朗绘制图像，作为绘图者又算一本，此外再加上旧图、阮谌、张镒，共计六本。而在《新定三礼图》中，我们所能见到聂崇义引用的阮谌图注，可能转引自旧图，亦有可能转引自梁正、张镒图。同理，聂崇义引及郑玄图注，应出自旧图所附，以及夏侯伏朗绘制十二卷本中的后三卷。也就是说，窦俨《序》中“六本”之说，按照今天文献学的概念，只能算作三本，不出唐宋目录记载范围之外，“六本”不过是为了表彰聂崇义“新定”增撰之功，特意张大其辞而已。这种张大其辞对于学术史显然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清人自《提要》始，就开始分析何为“六本”，辑佚学者也前仆后继，做出了许多努力。然而今天梳理分析《新定三礼图》文本，可以祛除窦俨“六本”之说的障眼法，而获悉其图注的实际构成，对于聂图绘制的过程，也就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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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影印《通志堂经解》本，浙江：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窦俨序，第4页。

  2.参见冯茜：《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第113-115页。

  3.[清]永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二二，第176页。案此段文字中“郑玄”，馆臣均避讳作“郑元”，本应仍其旧不改，但为了理解方便，均回改为“郑玄”。

  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卷三，第69页。案“左武候”，此本误为“左武侯”，据文意改。

  5.[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二〇《目录》，第256页。

  6.按此“戴杅”，“戴”原作“载”，据文意及卷二〇《目录》小注改。

  7.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一二《匏爵图》，第165页。

  8.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二〇《目录》，第269页。

  9.参见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一四《爵坫》，第196页。

  10.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五《投壶图》，第82页。

  11.[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影印明陈禹谟刊本，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卷一百九《乐部九》“间关九弦”下注引，第417页。

  12.[宋]王应麟：《玉海》，静嘉堂藏元后至元六年集庆路儒学刊至正十一年修本，卷五六《艺文》“建隆重集《三礼图》”条，叶13b-14b。参考武秀成、赵庶洋：《玉海艺文校证》，江苏：凤凰出版社，2017年，卷二十二，第1059-1060页。

  13.[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四三一，第12795页。

  14.[西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卷八，第249页。

  15.[宋]王尧臣：《崇文总目》，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一，第10页。

  16.[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九〇，第1936页。

  17.[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四六，第1975页。

  18.[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卷三二，第924页。

  19.[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五七，第1434页。

  20.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5-146页。

  21.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120-121页。

  22.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一三《鼎俎图·匜》，第179页。

  23.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一四《尊彝图·罍》，第196页。

  24.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三《冠冕图》，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