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 盖尔归来（第二版）【正版书籍】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1560年的夏日，如果不是有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人闯进法庭，那个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精明的农民，几乎就说服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就是马丁盖尔，拥有马丁盖尔的身份、财产和妻子。当马丁盖尔现身，一切都改变了。四百多年来，这个传奇故事一再被讲述，甚至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娜塔莉戴维斯在担任同名法国电影的历史顾问之后，又进一步去探求历史真相，凭借她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和栩栩如生的叙述技巧，写下了这本新文化史学的经典之作。

戴维斯及其《马丁·盖尔归来》（代译序）

前言

鸣谢

缩写说明

导论

章 从亨戴到阿尔蒂加

第二章 不安分的农民

第三章 朗·德罗尔斯的名誉

第四章 阿诺·迪蒂尔的面具

第五章 私定的婚姻

第六章 争执

第七章 里厄审判

第八章 图卢兹审判

第九章 马丁·盖尔归来

第十章 的人

第十一章 离奇的故事，悲惨的故事

第十二章 论瘸子

尾声

马丁·盖尔相关论著选目

再造冒名者：从马丁·盖尔到萨默斯比

档案的沉默，故事的名声

译名对照表

索引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专长为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研究，先后在布朗大学、多伦多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教，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Henry Charles Lea历史学教授，同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兼任历史学与中世纪研究教授、比较文学中心高级研究员。著作有《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银幕上的奴隶》《边缘女人》《16世纪法国的礼物》《骗子游历记》等。

刘永华，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人类学译丛”执行主编。主要从事明清以降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曾著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 Ritu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outheastern Chinese Community, 1368-1949等书。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马丁 盖尔归来（第二版）【正版书籍】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马丁 盖尔归来（第二版）【正版书籍】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马丁 盖尔归来（第二版）【正版书籍】在线购买

戴维斯首先反思的是亚里士多德对诗与历史的比较：“历史学家讲述已经发生的事，诗人讲述可能发生的事。……诗处理的是普遍的真理，历史处理的是特别的事件。”撰写史诗与悲剧的诗人必须挑选真实的或是虚构的事件，将它们编撰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历史学家必须讲述在某一时段已经发生的事，不管这些事是否彼此协调。戴维斯认为，这样一种经典的区分，在实践中常常变得模糊不清。修昔底德曾说过，他无法一字不漏地记得他所听见或是别人转述的话，他认为史学家可以让别人说他认为在不同场景中该说的话，这种看法长期被史学家接受。同时，当对某一事件的记载相互冲突时，历史学家不得不比较哪一种记载的可能性更大。

这段讨论让笔者想起十几年前台湾学者陈其南教授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历史学的主流做法，是从甲地找到一个翅膀，从乙地找到另一个翅膀，从丙地找到触须，从丁地找到身体，最后将它们拼揍在一起说，这就是蝴蝶；而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看到的是整只的蝴蝶。

影片脱离了历史的记载，这让我感到苦恼。盖尔一家的巴斯克背景被割舍了；乡村的新教被忽略了；更有甚者，那位妻子的两面派花招以及法官的内心冲突被弱化了。这些变动或许有助于赋予影片强有力的简洁风格，让马丁.盖尔的故事首先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但它们也让实际发生的事情变得难以解释。在这个对一个村庄进行美丽扣人心扉的电影摄影学的再创造的过程中，可曾为不确定因素、” 也许” 、"或许是” ——它们是历史学家在证据不足或含糊其辞时的救命稻草——留下空间呢？

导论：关于农民的愿望与情感，他们怎样处理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对待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和种种可能，我们仍然所知甚少。我们常常认为，农民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有没有个别的村民，尝试过用不同寻常、出乎意料的方式来塑造自身的生活呢？

因为一场引人注目的争端，有时能揭示失落于日常喧嚣之中的动机与价值。 他们相信盗窃行为是一个下贱的灵魂、一个低微而卑鄙的心灵的行为；它是一个人自贬身份的贫困的证明。

通过开诚布公或是心照不宣的协议，她帮他成为了她的丈夫。有了新马丁，贝特朗的梦想成真了。这是个她可以平和、（以16世纪的价值观来说）友善而带着感情与其一起生活的男人。

115页，对被告的裁决，将表达罗马法 “ 宁可放过有罪者，不可误罚无辜人 ” 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它将重心放在16世纪法国法庭非常看重的民法上：它重视的是婚姻和由此生下的孩子。" 在存在若干疑问的情况下" ，科拉斯说道，" 对婚姻或是孩子的支持……改变了平衡" 。贝特朗必须有个丈夫；桑克西和贝尔纳必须有个父亲。

151页，离奇的东西是古怪的，但未必含有独一无二的意思；它只是比其他同类的事件更为罕见。于是，这一冒名顶替的事件，超出了人们曾听说过的其他任何事件。

168页...

我们常常认为，农民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有没有个别的村民，尝试过用不同寻常，出乎意料的方式来形塑自己的生活呢？

天主教对于这对“夫妻”的假戏真做施以严厉的伦理谴责，然而当时已经私下传播的新教，很可能给予了这对夫妻以心理的安慰与支持。

“贝特朗必须有个丈夫；桑克西和贝尔纳必须有个父亲。”

编辑推荐

《马丁盖尔归来》是二十世部独特的人文主义经典。在以的生动、细致和深刻重述这个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余，引人入胜地呈现了16世纪法国生活、爱情和司法的丰满和绚烂的画面。

书籍介绍

1560年的夏日，如果不是有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人闯进法庭，那个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精明的农民，几乎就说服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就是马丁•盖尔，拥有马丁•盖尔的身份、财产和妻子。当马丁•盖尔现身，一切都改变了。四百多年来，这个传奇故事一再被讲述，甚至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娜塔莉•戴维斯在担任同名法国电影的历史顾问之后，又进一步去探求历史真相，凭借她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和栩栩如生的叙述技巧，写下了这本新文化史学的经典之作。

本版增补了两篇文章，续写《马丁•盖尔归来》之后作者新的研究尝试和理论思考，为“故事之故事”提供了精彩的素材。

人们只能敬佩娜塔莉•戴维斯的这部重要著作，她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摆脱了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偏见……电影是一部巨片，但娜塔莉•戴维斯的书更加出色。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纽约书评》

本书以活泼的散文风格写成，可读性强，但并未流于简略。《马丁•盖尔归来》也许是继芭芭拉•塔克曼的《遥远的镜子》之后，叙述最生动、资料最丰富、最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它呈现了16世纪法国生活、爱情和司法的丰满和绚烂的画面。

——罗伯特•C.坎波，《西雅图时报》

这是迄今为止对这个独特故事的最细致的描述。娜塔莉•戴维斯建构了一部社会史杰作，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那些不懂读写、因而也没有留下记载的16世纪农民的生活。

——琼•斯特劳斯，《新闻周刊》

娜塔莉•戴维斯将一个成熟学者的专业技巧、业余读者的好奇心以及轻松愉悦的文风糅合在一起……在可能和局限、角色和处境之间，戴维斯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平衡。人物被放回到历史之中，同时又没有脱离社会和政治的因素。

——帕特•奥夫德黑德，《乡村之音》

• 作者：又及 发布时间：2018-06-07 19:59:38

  第一章有条不紊，引人进入作者描绘的世界。叙事能力，整合与分析材料的能力，都很强。引人入胜。史观上，赞同可能性。方法论上，为旁证倾倒，很喜欢，但其他方面，感觉比较一般，格局不够大。已做笔记。

• 作者：Sarcophagus 发布时间：2015-04-27 00:10:06

  原书五个明显错误改了三个。行距加大版面缩小，再添上近60页作者两篇论文，多撑出100页，价钱将近翻番。两篇论文，一篇结合两个新例复述旧书，讲座感十足。另一篇集中谈作者成书经过、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中的发现，理论意义并不大。后悔刷版。书本身当然是好的。

• 作者：Julia 发布时间：2017-01-03 10:25:56

  也许马丁•盖尔是gay?

• 作者：D 发布时间：2018-04-14 19:28:10

  可能是读过的专业书中最有趣的一本。

• 作者：今天的栗子到啦 发布时间：2019-04-13 22:05:47

  要是能讲一下新马丁与妻子策划的是哪些回忆就好了。

  又想了一下，觉得也不完全是“真相和假象如此相似”的问题，因为阿诺并不是替换，而是补缺，当真正的马丁出现时，一切混淆和争执就都消散了，大家都一眼就知道，就算失去一条腿也记不起很多事，但这个就是他，他来了就不可能再有另一个马丁。在他回来之前，重要的可能还是一直面临着一种缺失吧，而任何填补都会有抚慰的作用。

• 作者：礼物啊 发布时间：2011-06-10 22:24:45

  烂死了！

• 历史中的多重轨道

  作者：王小差 发布时间：2023-02-13 16:18:03

  前言

  大名鼎鼎的三大微观史学著作之一（另外其二为《蒙塔尤 》《奶酪与蛆虫》）迎来再版。相较于2009年的版本，此版增加了80页。豆瓣词条上显示09版正文只有10章，23版正文有12章，并且增加了尾声和两篇演讲稿。在后记中译者指出23版对部分译文作出调整和润色。

  

  冒名顶替

  本书重构了16世纪位于西法边界地区的一个冒名顶替案。案件本身是很简单的：一位叫“马丁·盖尔”的农村青年抛妻弃子、离家出走八年后再次回到家乡，过了三年，又出现一位残疾人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丁·盖尔”。原本胶着的案情瞬间变得清晰了，法官也出于考量作出相应的判决。

  在20世纪的末期，甚至是21世纪初，我们还经常看到伪造身份上大学的新闻。在本书的演讲稿部分，作者提供了一个美国的案例，一位美国青年伪造了身份并成功入学普林斯顿大学，平稳的上了几年学，最终还是因为体育成绩太优秀，在田径比赛时被其他选手认出的。随着科技进步，冒名顶替变得越来越难，而且作为普罗大众的一员，也没有必要去完全舍弃自己的身份去伪装成另外一个人。

  但不要因此就觉得“冒名顶替”这种行为离我们很远。我相信大家都有面试的经历，任何一个职场老鸟，都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在填写过往工作履历的时候可以美化一下自己做过的项目。比如，在某项目中你只是“协助者”，但简历中可以写成是“主导者”。可能真正的“主导者”就是坐在你隔壁工位的同事，TA都做过什么工作你是了然于胸的，在面试时可以对答如流。更进一步，你与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打好招呼，说是为了求职故意美化一下简历，假如没有利益冲突，原单位的同事也乐于帮忙，第三方人力机构在背景调查时也不会发现端倪，这就坐实了你是这个项目“主导者”的事实。

  回头来看，这是不是就是一次“冒名顶替”？你扮演了“新马丁”，原单位同事扮演了村民，而“木腿马丁”选择了默许。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会认为是一种沟通技巧，甚至是一种“自我塑造”。作者恰恰是指出了“自我塑造”与“欺骗”这二者之间的界限的模糊。

  微观史学

  本书除了案情本书之外，还花了大量篇幅介绍16世纪宗教改革中的观念冲突、边区农村青年对阶层上升的渴望、近代早期农村财产的传承方式等等。这些仅仅算是历史中的微观视角。大多数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如档案、庭审记录等，往往以碎片的形式出现，而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恰好是填补了这些碎片之间的缝隙。

  当然，我们可以对这些“缝隙”选择视而不见。在本书中的做法是，作者横向考证了同时间、同背景下其他可参照的个体，然后据此进行合理推测。

  在此之外，传统意义上的“马丁·盖尔案”通常被认为是一起法学案例，对类似案件有判例性质的参考作用。而本书作者对其提出了史学伦理层面的挑战，涉及两个问题：

  一、“原告”是如同卷宗记载的那种单纯的受骗者，还是被“被告”保下的同谋？

  二、如果“木腿盖尔”没有出现，这段历史是否会重写？

  历史的多重轨道

  第一个问题在于谁才是闯入者？是“新马丁”闯入了马丁·盖尔的生活，还是“木腿马丁”闯入了“新马丁”的生活？这涉及“法理”是否能融于“情理”之中。

  在庭审法官的闪烁其词之中，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原告”妻子是“新马丁”的同谋。鉴于法官本人对他自己妻子的态度，他本不会把女性进行极简的物化，也是基于此，他选择不让“原告”妻子做最终陈述，因为他担心他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这就会导致他无法作出“纯理性的判断”。

  这次判罚在当时就是具有争议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米歇尔·德·蒙田，他在自己的《蒙田笔记》中记录了这个案件，简明扼要的指出“新马丁”罪不至死，法官的个人情感影响了司法公证。

  十分讽刺的是，以法官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当自己标榜的理性价值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时，选择削足适履，像只鸵鸟一样把头扎进沙子里。

  但假如“木腿盖尔”没有归来呢？这一切都会改写，形成的判例又指导着以后同类案件的判罚。

  作者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史料”中的模糊性和偶然性。历史是开放的、多元的，我们可能只是生活在某一层时间位面之中，生活在有“马丁·盖尔归来”的那一条轨道之上。

  结语

  当我读完金茨堡的《奶酪与驱虫》时，仅仅是感受到微观史学的切入角度很精妙，这本《马丁·盖尔归来》让我彻底折服于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和栩栩如生的叙述技巧。 读完有感而发，乱书一气，不知所云。

• 行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微观史学——以戴维斯著《马丁•盖尔归来》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Lownote 发布时间：2011-07-11 16:20:31

  【内容提要】：本文以戴维斯及其代表作《马丁•盖尔归来》为中心，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微观史学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考察。笔者认为：行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是微观史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微观史学既从现代史学尤其是年鉴学派中汲取营养，又接受了后现代史学的一些重要观念。也正因如此，微观史学在享受这一中间状态带来的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理论层面上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戴维斯 《马丁•盖尔归来》 微观史学

  THE MICROHISTORY BETWEE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Focus on the 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Natalie Zemon Davis）

  Yifeng Xi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This essay is about the Microhistory that focuses on Natalie Zemon Davis and her book, 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The author thinks the situation betwee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Microhistory. In this state, Microhistory got some significant theories from Modern history especially the Annales School and Post-modern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this situation may become a great superiority of Micro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leads to some inner-contradiction of theory.

  Key Words：Natalie Zemon Davis，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Microhistory

  第一部分：戴维斯其人其书

  近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人类学译丛”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本著作。全书用不大的篇幅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有关于真假马丁的故事，为我们勾勒出了法国中世纪晚期的一幅乡村图景，这就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名著——《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孟子说“知人论世”，在我们深入探讨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尚需对于作者戴维斯女士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据译者刘永华先生的介绍：“戴维斯于1928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均为祖籍东欧的犹太人。二战结束后不久，她进入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史密斯学院学习，1949年获得学士学位。在本科学习期间，戴维斯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她称开始了解这一学说时，感觉有如“神启”；同时，她还广泛、积极参与各种左派政治活动，这些经验对她早期的研究曾有不小的影响。她初次接触法国年鉴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著作，也是在这个时期。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时间里，戴维斯又相继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布朗大学任教四年。“从1963年至多伦多大学任教，至1977年离开伯克利加州大学，总共有十五年的时间，这无疑是她学术生涯中最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她在分析里昂档案的基础上，在欧美核心史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不少已收入1975年刊行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这些论文奠定了她作为社会文化史学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这一阶段对她的研究影响较深的是人类学与妇女研究。”

  （左图）《马丁•盖尔归来》书影

  了解了戴维斯其人，让我们再来看看她的代表作——《马丁•盖尔归来》（以下简称《归来》）。若论该书的写作缘起，还得从戴维斯与一部同名电影的结缘开始谈起。戴维斯在本书的前言中谈到：“我碰巧了解到，电影剧本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与导演达尼埃尔•维涅正着手撰写同一主题（马丁•盖尔的故事）的剧本。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马丁•盖尔归来》这部电影，就是我们三人合作的成果。” 然而，正是在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感觉到意犹未尽。一部数十分钟的电影，实在是不可能涵盖这个传奇故事的全部内容，也不可能揭示出作者所想要表达的全部内涵。于是，一部传世之作随之诞生，马丁•盖尔的故事重新被拾起，并成为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微观史和新文化史代表作之一。而戴维斯自己，也凭借此书获得了在微观史和新文化史领域的开创性地位。

  大致看来，《归来》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540年，在法国中南部一个名叫阿尔蒂加的山村里，一个名叫盖尔的富裕农民离家出走，多年杳无音讯。突然有一天，“他”回来了，并与她的妻子贝特朗度过了几年的幸福时光。然而，随着“马丁”与其叔父在经济上冲突的加剧，在其叔父的威逼之下，“马丁”的妻子将他告上了法庭，说他是冒名顶替者。正在他行将胜诉之际，真正的盖尔归来了，经过地方法院和图卢兹高等法院的两次审判之后，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假马丁受到了颇为严厉的惩罚。这个传奇性的故事，不仅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而且也引发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妻子为什么要承认一个冒名顶替者为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又要告发他？这个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这个故事反映了村民的哪些想法、愿望和感情？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系列问题,这个故事得以在法国长期流传下来。1561年就有两本书写这个案件,其中一本还是参与审判此案的一个法官写的。此后,这个案件在法国常被提到,还引起热烈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归来》一书并不是简单的在为我们讲述一个传奇故事。如果我们可以将全书的第一至第九章视作故事的主体的话，那么本书的导论、尾声以及第十、十一和十二章就全然不是在讲述这个故事本身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戴维斯想要达到的目的，显然不可能是仅仅通过对于史料的爬梳将这个故事尽可能真实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背后，作者还希望能够提供某种可能的历史解释。在198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她点名撰写《归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将这个故事置于16世纪法国村落生活和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借助它们来理解这一故事的核心因素，并借助这一故事回过头来讨论它们——也就是说，将一个传说转化为历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部著作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后现代史学的倡导者之一安克斯密特则将之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和杜比的《布文的传说》（The Legend of Bouvines）一道，称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作。此外，它还被视作美国新文化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最为重要的是，《归来》与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道，开启了微观史学的先河，成为了微观史学滥觞时期的三大典范之作之一。

  第二部分：微观史学的现代性特征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马丁•盖尔归来》一书是一部微观史学的滥觞之作。那么，微观史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处在怎样的背景之下的呢？它的主要特征又是什么呢？

  一）总体史观——微观史学与年鉴学派

  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家雷维尔认为，微观史学的出现与流行，是与学界对六七十年代主流社会史研究中宏观分析法的不满密切相关的。……对微观史学的兴趣，乃是这一信心危机的症候，也是确定对象并将之具体化的思想源泉。 狭义上的微观史学，主要是与意大利史学家卡罗•金兹堡、埃多亚多•格伦第、乔瓦尼•列维、卡罗•波尼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一学派的方法，金兹堡与波尼曾有专文申论。……他们认为年鉴派主流的分析模式，尤其是长时段的计量分析，“会掩盖与歪曲事实”，它们处理的时段无法触及对日常生存的问题。微观史学将自身定义为“现实生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eal life)，以重构宏观分析无法理解的“现实生活”为宗旨。 列维认为：他们的著作总是围绕寻求对人类行为的更为现实主义的描述，采用在世界中人的行为的行动与冲突的模式，认定他超越——尽管并非外在于——指令性的、压迫性的规范体系的限制的——相对的——自由。因此，所有社会行动都被视为个体面对规范性现实进行反复谈判、操控、选择与决策的结果，这个规范性现实尽管无所不在，但给个人的诠释与自由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在这种类型的考察中，历史学家不仅仅关心意义的诠释，而且关注界定象征世界的含糊性，对它所能进行的诠释的多元性，以及围绕象征资源发生的斗争——这种斗争决不亚于围绕物质资源发生的斗争。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从学理上说，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把握个体，从个体的角度理解社会。

  从以上的一些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微观史学的发生和发展实际上既是对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派的宏观分析维度以及肖努为代表的计量史学方法的反动，也是这一思路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和发展。表面看来，微观史学似乎没有太多创新之处，它仅仅是将史学分析的规模，从宏观的层面降低到微观分析，甚至是个人的层面。但是，雷维尔认为，恰恰由于分析规模的变化，史学分析的对象也产生重要的变化。就像摄影与地图制作一样，“改变镜头的焦距，不仅扩大了（或是缩小了）观察对象的大小，而且改变了它的形状和构成”，或者说，“改变地图的比例尺，并不仅仅意味着根据更大或更小的比例来描述不变的现实，而是意味着改变表述的内容。” 雷维尔进一步指出：“微观史学让史学家得以把握宏观方法无法分析的社会行为和经验及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其实，这是个研究策略的变化，史学家的策略不再是对抽象的特征进行统计，而是将这些特征整合、连接在一起。这种方法似乎是人类学强调的“整体主义”或是总体史的翻版，但是，这是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而且考察的是具体的整体。”从雷维尔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微观史学提醒人们，每个历史行动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不同层面（因而也是在不同的语境里）的不同过程，这些层面包括最地方性的到最全球性的层面，因此，在不同层面之间并没有断裂，更没有冲突。在微观分析关注的个人或群体出发，地方史与国家层面的历史可以打通。“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村庄里做研究。”（格尔兹语）微观史学家也是如此。个体、社区、地方或区域本身，不过是史学分析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一书中指出：年鉴派的历史，可以诠释为三代学人继替的过程。它也显示出统一的周期过程：今日的造反者转变为明日的当权派，并转而成为造反的对象。尽管如此，若干基本关注点延续至今。 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把布罗代尔和肖努理解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当权派，那么微观史学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定义为造反派。但正如伯克所指出的，若干基本观点得到了延续，微观史学在将考察的维度从宏观下降到微观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并未忘记一种总体史的关怀。事实上也许正相反，正是这样一种维度的改变是的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史”有了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的实现成为可能，要知道，想要以一种整体史的研究方法来做一种全球或者国家层面上的考察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一叶知秋——微观史家们的诉求

  既然微观史家并没有摈弃一种总体史的关怀，那么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所探讨的一个局部甚至一个个人，究竟是只能代表他们自身呢？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种典型性或者代表性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且不要妄自揣度、“六经注我”，还是先来看看微观史家们自己对于这一问题是如何看待的吧。

      在谈到《归来》和《奶酪与蛆虫》、《蒙塔尤》这三部微观史著作时，戴维斯曾一再强调：他们对16世纪乡村社会的兴趣，至少不亚于对他们所处理的故事本身的兴趣，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追求的正是两者相互补充的效果：我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对于实际上有着不同目标的这三本书是个最有用的范畴，……这三本书全都认真地对待地方性文化，然而，它们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对于那种认为这几本书是后现代的，因为它们拒绝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虽然彼此有所不同，但这三本书全都希望对于超出它们所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它们全都得出了对于其他案例的看法，不仅是通过可能的类比，而且还通过交往网络和权力体系。 同样的，在《蒙塔尤》一书的题词中，勒华拉杜里引述了《奥义书》的话，以泥、铜、铁的转喻，摆明他处理的虽则只是一个山村，他想要讨论的却是一个时代，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区。同样，金兹堡对梅诺乔的刻画，是为了讨论宗教改革与意大利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 正如伯克所称：作者借助一粒沙子研究整个世界，或是用他自身的隐喻说，通过一滴水研究整个海洋。

  由戴维斯和勒华拉杜里等人的“自说自话”中，我们不难看到，虽然微观史家们将其研究的区域缩小到了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甚至个人，但他们似乎都没有放弃一种一叶知秋的抱负：总希望能够从个别的事实中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信息。然而，我们怎能知道他们所研究的个案能够具有真正的典型性呢？围绕这一问题，金兹堡与列维都援引了格兰第的“正常的例外”作了答复。金兹堡认为，这一概念至少有两重意思。其一，它指的是那些只是表面看来属于例外的人和事。也就是说，从资料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和事相当少见，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他们却是常态的现象。其二，“假如资料对下层阶级的社会现实不是三缄其口，就是系统地歪曲，那么，一个真正例外的（因此统计学上并不常见的）文献，较之一千种老套的文献更有启示”。从列维看来，“正常的例外”这一方法的关键，并不在于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如何在力图进行抽象、归纳的同时，不牺牲特殊性、具体性。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我们不难看到，微观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宏观研究以及宏大叙事的发动，但二者的关系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在缩小视域的同时，微观史家一方面既没有放弃对于总体史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没有丢下“一叶知秋”的抱负。因此，从这两点上来看，微观史学似乎并未脱离现代史学尤其是年鉴范式的轨道。可以说，它仍然具有着十分强烈的现代史学特征。

  第三部分：微观史学的后现代关怀

  当然，在看到微观史学的现代特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其自身具有的某种后现代关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现代思潮已经初步崭露头脚，如果说微观史学完全不受其影响而只是现代史学内部的一种范式转型，则显然也是失之于偏颇的。

  一）形式的内容与叙事史的回归

  后现代史学的倡导者安克斯密特认为，后现代史学意味着向本质主义的传统告别，向宏大叙事告别：选择对象不再落到树干或是树枝上，而是落在树木的叶子上。在后现代主义的史观中，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和整体，那些历史碎片反倒是关注的中心。安特斯密特强调了后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不同，叶子的特点是，它们与树干的联系只是松散的，当秋天或冬天来临之时，它们便被风刮走了。后现代史学的工作，就是收集被风刮走的叶子，对它们进行独立的研究——而不必措意它们的来源。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将叶子放回到历史之树，诸如欧洲中心论之类的宏大叙事便可能趁虚而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史学家看好史学研究中的微观分析和叙事方式，因为它们为抵制宏大叙事提供了可能性。

  有些学者认为，安科斯密特的这番话完全是一种“六经注我”式的解读，笔者以为这也未必与事实全然相合。在一次访谈中，戴维斯谈到：“海登•怀特和其他人在指出历史学行文中若干影响我们叙事的文学特性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教益。……然而，作为对于历史著作意义的一种总体性的看法，他的立场有其局限性，因为他忽略了历史学家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在为自己的论点作出论证时所遵循的证据规则。在我看来，这两种东西是同时在起着作用的。” 虽然在这里，戴维斯并未全然肯定怀特的观点，但是，她还是十分明确的探讨了怀特等人对于她的史学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此后戴维斯的史学实践来看，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其讲述者》中，戴维斯一反历史学家（包括她本身）惯常的做法，即从历史文献中爬疏资料，讨论文献提到的论题，如16世纪的日常生活、节庆、礼仪、经济活动、宗教冲突等；她讨论的出发点，是赦免书这种文献本身：它们实在何种情形下被制造出来？它们是谁制造的？具体来说，赦免书与16世纪法国的司法程序有何关系？它们是由谁编撰出来的？赦免书中的叙事方式与叙事技巧有何特点？这些方式和技巧，与16世纪法国人的叙述能力与风格，与当时的文学创作有何关联？它们是如何影响司法审判的？在近代早期，赦免书经历了哪些变化？这样一来，传统史学借以建构历史过程的“透明”的媒介——“史料”，本身成为历史学家考察的焦点，这种方法论取向，与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对所谓“形式的内容”亦即历史编纂中“情节设置”等问题的兴趣颇为类似，不过，戴维斯的目的倒不是要解构历史与文学之间的鸿沟，她对这么一种宏大的工程似乎从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她的目标要更为具体：即使在讨论“史料”本身的制作过程与“情节设置”过程时，她念念在兹的目标还是对过去的建构，还是对16世纪法国的法制、社会、文学史的讨论。（我们注意到，这部著作是献给劳伦斯•斯通的，而斯通不仅是个杰出的社会史学家，而且是历史编纂学中“叙事复兴”最早的倡导者之一。） 刘永华在比较《归来》、《奶酪与蛆虫》和《蒙塔尤》这三部微观史著作时指出：三书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戴维斯曾指出，《奶酪与虫子》“更少具有人种学（人类学）色彩，而另两本书更加关注对某一共同体的整体性研究。”再者，《归来》更为关注故事的多重版本，它关注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人们又是如何将不同的讲述合并在一起的？（《自白与对话》74-75页）落实到叙事风格方面，《归来》与《蒙塔尤》、《奶酪与虫子》也有所不同。从情节设置的角度看，叙事色彩最不明显的是《蒙塔尤》。……《奶酪与虫子》的叙事色彩比较浓，全书各个部分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对某些论题的深入分析，则穿插于实践发展的某个时间点上，因此，时间的发展序列大体并没有被切割、打断。《归来》在组织构架上，更加注意贴近（作者眼中的）事情本身的发展脉络，其叙事开始于达盖尔一家落户于阿尔蒂加，再从盖尔与德罗尔斯家联姻，马丁出走，讲到贝特朗本人，迪蒂尔前来冒名顶替，从迪蒂尔与皮埃尔吵架，讲到他们在里厄和图卢兹的官司，从整个审判过程，讲到科拉斯法官撰写审判的过程，科拉斯本人的下场，再到蒙田等人的反应等等。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几乎完全抛弃了分析的框架。可以说，在微观史学早期的三部代表作中，无论从对宏观结构的兴趣，还是从鲜明的叙事风格看，《归来》都走得最远。

  可以说，微观史学这种对于文本本身的关注和对于叙事的重视（或者说叙事史的回归），应该说已经与传统的将历史视作科学的观点甚至年鉴学派的问题导向主义史学发生了冲突。在这一层面上，微观史学不但深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站在了后现代主义的阵营里。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微观史学具有这十分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关怀。

  二）不确定性与相对主义史观

  实际上，对于历史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在后现代主义之前，即已经有一些史家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了。克罗齐 和卡尔 当然是我们相对较为熟悉的例子，其实在此之前，蒙田就已经提出过一些具有相对主义色彩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观了。自我塑造与撒谎的界限在哪里呢？蒙田在一篇自我辩护的文章中，曾对他的读者提出这个问题。 他坚持认为：了解事物的真相是如何困难，人类理性作为一种工具是如何地不确定。“真相和假象是如此的相似……我们却只能用同一双眼睛来打量它们。”蒙田自己也承认曾在热烈的讨论中被冲昏了头脑，言过其辞，夸大了真相。不过，我们都在坚持我们的意见，甚至借助强权将之强加于别人。所以，宁要试探性的提议，不要毫不顾忌的确信，宁可六十岁做徒弟，也不要十岁当博士。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戴维斯在她的《归来》一书中会专门花费一个章节来介绍蒙田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这种相对主义和不确定感同样影响了戴维斯本人。在全书的最后，戴维斯强调：马丁•盖尔的故事之所以被不断讲述，因为它提醒我们，奇怪的事情时可能发生的。即使对解读它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也保存了顽强的生命力。我想，我已经发现了过去的真实面目——抑或，是庞塞特又演出了一次？ 看来，在对于马丁•盖尔的故事的探究之中，戴维斯已经没有了那种兰克以来的史家们对于还原或者重建历史事实的自信力，与过去的史家们相比，戴维斯更愿意把这种对于故去历史的探究当作一场“思维实验”。在谈及电影对于历史研究的启示时，戴维斯说道：电影就有着微观史的某些优势，能够展示具体的表现。它会迫使你去想象某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而那是你只用文字写作不会费心去思考的。……也许可以主要将电影视作一场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一场思想实验，而不是在讲述真相。

  我们看到，这种对于历史确定性和真实性的怀疑，与后现代历史哲学是十分相似的。沃勒斯坦指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意味着知识的不确定性，表征的则是社会的不确定性。 一言以蔽之，历史研究中重要的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隐喻、比喻和情节取代了如实性、概念性和解释性规则。没有事实，也就没有了真理，世界被看作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同样如此。以往史学家对真理的追求成为“高贵的梦想”，追求真理的行为演变为逻辑上无限可能的解释。这样，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就废除了“真实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科学的”历史编撰学与“诗学的”历史编撰学之间的区分，把历史学完全归结为情节编码和文学修辞。在后现代历史哲学中，历史只能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 对于这一点，罗兰•巴特更是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希腊历史女神和史诗女神克里奥的魅力再度熠熠生辉。事实上，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思考业已追溯到神话时代。 在这一点上，以戴维斯的《归来》一书的微观史家对于真实性的怀疑和对于历史不确定的思考可以说是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若合符契的。

  三）福柯的影响与回归政治

      彼得•伯克在其《法国史学革命》一书中谈到：尽管福柯对“影响”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但很难不用这个词来描述他的著作对年鉴派法国史学家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他们才发现了身体史及这种历史与权力史之间的关联。 ……多亏了福柯，它被扩展至“微观政治学”——家庭、学校、工厂等的权力斗争——的方向。作为这些变迁的结果，政治史正在复兴当中。 在《归来》一书中，我们可以十分深切的体会到这样的一种微观政治学的气氛。假马丁与马丁叔父之间的纷争，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家庭微观政治，一种对于家庭领导权或者话语权的争夺。

  第四部分：历史的钟摆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以戴维斯为代表的微观史家们一方面上承年鉴派之余绪，具有十分鲜明的现代史学特征；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究竟应当作何理解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借用一个钟摆的譬喻。如果说自修昔底德以降直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著述都是以政治、军事、外交和英雄人物为核心的话，那么启蒙运动时期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文化史研究就是对其的一个反动，希图将历史的钟摆摆向文化一侧。然而，正如伯克所言：与利奥波德•凡•兰克相关的所谓史学“哥白尼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将社会文化史边缘化，或者说再次边缘化。 于是，在整个十九世纪，在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历史研究的视域似乎又摆回了政治史的轨道。然而，历史的钟摆不会永远停留在政治史的视野之中，至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又有史家与历史哲学家们起而反动，西米昂提出必须打破三大偶像（政治、个人、编年），将矛头直指政治史。随着年鉴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兴起，这一对于政治史的反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具体化，心态史（如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的触摸》）、经济史（如肖努等人的计量史学）、区域史（如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社会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纷纷被纳入史学的研究的范围之中，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得以空前的扩展，与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联系也得到空前的加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布罗代尔将事件史（以政治、军事、外交为代表）定义为“短时段”并将之视为浮在表面的泡沫，似乎政治史、事件史的边缘化已经不可避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后现代思潮的侵入，尤其在福柯有关权力和话语的理论和劳伦斯•斯通对于叙事的强调的影响之下，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政治史和叙事史的回归，历史的钟摆又开始了相反方向的移动。

  虽然，这样的一个梳理难免失之于粗略，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方面，自修昔底德以降直至我们今天，历史研究的视域在一种类似于钟摆式的摆动中得以不断的扩展（钟摆的摆动幅度越来越大，总是试图超越之前的领域）；另一方面，似乎历史研究者们对于某些问题（如政治、文化）的关注确又总是在两极之间摆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类似于钟摆式的研究趣味的转移究竟对于我们理解微观史学有何裨益呢？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微观史学可以说既具有现代史学尤其是年鉴学派的许多特征，同时又包含了后现代的关怀。结合钟摆的理论，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微观史学恰处在钟摆由现代史学摆向后现代史学的过程之中。正因如此，它的发展不可能摆脱现代史学尤其是年鉴学派的推动作用和一般特征（例如总体史的关怀、一叶知秋的抱负）；但与此同时，它的剑锋所指已经指向了后现代主义史学，这就使得其在处理史料的时候，不能不具有一种后现代的关怀。

  第五部分：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样一种摆动于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的状态就是微观史学的首要特征。一方面，这给微观史学带来了极大的优势，使得其既可以避免现代史学的某些“不见”，又可以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极端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弊端（似乎要将历史完全解构，与文学完全等同起来）。但另一方面，这又给微观史家们带来了极大的矛盾：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历史不是一个文本（文本的不透明性），但“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詹明信语）；他们想要通过具体而微的研究将历史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不得不面临消解宏大叙事带来的历史的碎片化。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后现代史学之后也难免会出现新的反动。但是，正如同钟摆一般，历史研究永远是处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之中的，不会有永恒的范式，不会有包治百病的良方。有所见必然有所蔽，这样的一种动态正是历史的常态，正如同钟摆的摆动恰巧可以保持它的稳定一般，物极必反，正是这样一种对于前一状态的反动推动着历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此外，我们还必须明了一点：钟摆停留在两极的时间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更多的时候它是走在由一极向另一极的路上的。历史研究也同样如此，极端的情形往往是极为少见的，更多的时候，它是处在一种由一极向另一极的行进过程之中（正如文中着重分析的微观史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