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传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暂无相关简介，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目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汉武帝刘彻传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汉武帝刘彻传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汉武帝刘彻传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其它内容！

• 作者：隐川 发布时间：2018-01-05 12:35:02

  应该再不会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游记了，说是游记其实是不准确的，更多的是一种对陌生之地探险和认识的记录，所有怀着猎奇的心态去看这本书的人都失望了。不同与其他西方探险家，他的一系列冒险与探索是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的，更多是一种对未知的沉迷，仿佛是受到了远方的召唤一般，然后就是一种古典的信徒般的跋涉。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更多的是靠双腿和永恒的毅力，把地图上的空白一点点擦亮，让那些从来没有出现或者是仅仅流传在历史传说中的人群面目逐渐清晰。很多的艰难险阻都后来回忆时都是如此轻描淡写，如同《大唐西域记》，只是一个作者渐渐淡出历史，一个已经成为神话。

• 作者：呼唤毅力 发布时间：2013-10-27 19:25:19

  40年代好看，因为有二战。作者是英国人，所以加入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英国事。

• 作者：涅卡奇维奇 发布时间：2021-11-28 16:22:20

  十几年前听人说起过这个故事，当年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 作者：维桑与梓 发布时间：2020-03-14 00:07:54

  腹式呼吸，肌肉放松，冥想，照顾内在小孩，沟通伟大力量，减少消极对话，情感表达学会拒绝，坚持自我，健康饮食，少喝可乐咖啡少吃糖，放松可以散步做家务给自己买花洗热水澡看日出日落跟着喜欢的音乐跳舞买新衣服去博物馆和好朋友打电话锻炼身体记录自己的成就发呆，建立稳定关系，重大决定放在春夏，严重的话看医生吃药，记得同情自己。

  我想过的生活就是在喜欢的环境实现自己的价值，拒绝无用社交，去看更大的世界，去无条件爱自己和被爱。生活想教给我什么呢？我很期待

• 作者：MemoryLee 发布时间：2023-04-25 00:08:03

  第一次看小鸡球球，这本的立体结构没有很复杂，但是书好可爱。

• 作者：臧贤凯 发布时间：2012-10-27 20:31:04

  把self A的思考评价停下来，让self B跟随自己的闪光，觉察-相信-选择，用不一样的方式让自己改变。

• 段子手和夏目漱石之间，隔着一千本《我是猫》

  作者：雪深蓝 发布时间：2016-05-04 08:52:12

  夏目漱石贵为头像印在日元钞票上的“国民大作家”，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其代表作《我是猫》无人不晓。这本大众眼里的吐槽之书，堪称探索明治时代知识分子心灵的经典之作。漱石的吐槽并没有止于他所生活的时代，那双深邃而好奇的猫眼睛，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似乎依旧打量着光怪陆离的日本社会，拷问着芸芸众生的灵魂。

  丰富的语言过剩是《我是猫》给读者的最直观标签，无论是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无名之猫还是主人苦沙弥和他的书生朋友，全都是谈天说地的高手。明明能三下五除二讲清的事，偏偏要正着说完反着说，东拉西扯很多相关与不相关的例子。书中充满大段大段的独白、对话，文本的长度与宽度借此无限延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饶舌之语不仅是《我是猫》文本行进的重要手段，也担负了塑造人物性格的任务。知识分子的自作清高和忧国忧民、资本家的自私与贪婪、平民阶层的狭隘无知都在其中得以清晰展现，漱石的批判现实主义功力也正见于此。“《我是猫》像海参一样，不易分辨哪是它的头，哪是它的尾，因此随时随地都可把它截断,进行结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缺乏紧张刺激的结构布局，《我是猫》的文本网络就靠着不断流溢的语言织起。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标新立异的创举。

  以猫眼看世界，夏目漱石并非第一人。18世纪末的德国天才作家霍夫曼就有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传世，而将动物拟人化来观照人情世故，更是作家们常用常新的手法。在所有同类型小说中，夏目漱石笔下的这只猫最为人津津乐道，它的喋喋不休，它的聪明绝顶都让人捧腹，让人不由掩卷叹服。这只无名无姓的猫咪要么大发宏论，恣意嘲讽，要么一针见血，针砭时弊，在人类看来习以为常的事实，在它眼里都值得好好玩味、评判与讽刺一番。由此，被陌生化、变形化的现实经猫眼折射，便照出足以惊醒梦中人的斑驳光景。

  在书里，夏目漱石为这只猫留足了墨水。它吐槽人类赤条条来到世上却喜欢在穿什么上大费脑筋，也看不惯苦沙弥晚上明明倒头就睡却偏要抱一本厚书去卧室，还因上帝捏出的人类个个相貌不同而发出“造物主无知无能”的惊人之语。它会引经据典，东西方文学掌故信手拈来，其妙语连珠令人不得不惊呼这是一只智商爆表的灵猫。

  然而，虽然自视甚高，刻意跟其他“庸猫”划清界限，它却也是凡夫俗子：因为馋嘴偷吃被年糕粘住嘴巴，抓个老鼠摆出古代战将巡视沙场的悲壮感，最后被群鼠打得灰头土脸……通过这只猫短暂一生中的见闻，夏目漱石把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冲突面前的彷徨与无奈，通过辛辣而滑稽的讽刺表现得淋漓尽致。

  夏目漱石雅俗并举的语言风格，同样蕴含在这只猫的动与静、言和行中。江户时代文学的幽默与诙谐、中国古典文学的典雅和铿锵、近代西方文学的机锋和优美结合在一起，为整本书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若没有深厚学养，想像漱石一样把一时之吐槽变成一世之经典，绝无可能。所谓“举重若轻”，大约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角度讲，微博上靠哗众取宠为生的段子手之所以成不了鲁迅、漱石这样的名家，知识的贫弱是重要原因。靠粗鄙的流行语迎合大众心理固然粗暴有效，但沉淀下来的不过是思想渣滓。

  夏目漱石之所以不仅是段子手，还在于他愤世嫉俗的书生意气与悲天悯人的普世情怀。他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惹人发笑又让人心疼的小人物：苦沙弥正直善良，但迂腐虚荣；美学家迷亭玩世不恭，又总给人轻浮之感；理科生寒月是十足书呆子，对富家千金的求爱不以为然，却将钻研毫无价值、脱离社会的冷僻学问作为人生乐趣；诗人东风是个好好先生，人云亦云……这群在书斋里指点江山的学者，在金田老爷、铃木先生一类靠着商界摸爬滚打发家致富的“成功阶层”看来，都是彻头彻尾的loser。明明一穷二白，愣是梗着脖子不与资本家为伍。

  夏目漱石借猫的眼睛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自负、软弱，将其视为语言上的巨人与行动上的侏儒，但更猛烈的批判炮火则留给了金田老爷们。苦沙弥和迷亭们虽然可气可叹，但都尊重知识，极具正义感，对金钱与权势的狼狈为奸深恶痛绝。那些欺压知识分子，将他们逼到社会角落的暴发户们，才是败坏日本社会风气的真正凶手。“所谓社会，就是疯子的集合体。……其中有些人略辩是非，通情达理，反而成为障碍，如此才建了疯人院，把那些人关进去，让他们不再见天日。……大疯子滥用金钱与权力，奴役众多的小疯子。”

  面对明治时代“文明开化”盛景下物欲横流、传统价值观崩塌的残酷现实，夏目漱石心中无疑是惨痛的。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我是猫》集中展现了他对日本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强烈反对。值得一提的是，创作《我是猫》前数年，漱石曾留学英国，始终未能与西方社会调和，反而看透了它的种种丑恶，由此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他在这部处女作中的一把辛酸泪，既是洒给时代的，也是留给自己的。

  洞悉世事的漱石当然清楚，他所抱持的价值观终究将如落樱般凋零，拜金主义也必定会取得最终胜利。用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格、促进日本近代化不过是南柯一梦。当知识分子的有限撞上资本力量的无限，他心中的愤懑与凄怆也就在所难免。《我是猫》貌似轻描淡写、不着边际的大篇幅吐槽，背后隐藏的是这位大作家内心无法解开的矛盾。

  “死是痛苦的，然而死不得就更痛苦。对神经衰弱的国民来说，活着比死去更痛苦”、“再过一千年，人们都会实行自杀的。一万年后，一谈到死，除了自杀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死法了”……夏目漱石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人类社会前途的悲观。同样，处处是调侃的《我是猫》也有一个悲剧性结尾，猫咪偷喝了苦沙弥的酒后醉倒跌进水缸，一番挣扎后大彻大悟：“明明出不去，还要挣扎着出去，就成了无理取闹。无理取闹，无非是自找苦吃”。于是放弃抵抗，叹着“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告别了这个它匆匆来过的世界。人类世界从此缺少了一个灵性十足的旁观者，看似没有任何损失，事实上却变得更混沌、更无望了。

  如果猫不死，这部作品将永无止境，淹没在无头无尾的语言汪洋中的，将会是读者自己。正如猫临终时说的，“我死了，只有死去，才能获得这样的太平，不死就不能获得太平的”。《我是猫》是这样一本看似轻松实则沉重的吐槽之书、绝望之书，无论从哪里读起，都能感受到一种醍醐灌顶的清醒。恰似一杯苦艾酒，酒里固然荡漾着无奈，但也泛着光芒，这光芒来自作者本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短暂的49年人生岁月里，漱石始终没停止对国民的批判与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在社会与人心的畸变面前，他不曾迎合，也从未跟随。

  鲁迅晚年曾劝一位日本青年读读夏目漱石，在文学偶像不再的今天，“阅读经典”已被逼到私人领地，成为一种非常小众的行为。无节制、浮滥化的娱乐却扶摇直上，堪称塑造社会的超级意识形态。因此，很难想象今天还有哪位文坛大腕苦口婆心的“劝学”能收到什么成效。王国维有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我们可以为、应当为下个时代留下的经典是什么？泛滥于网络的“段子文学”吗？

  首发于个人微信公号“小白楼来信”（tjletters）

• 李文俊：翻译家算半个先知

  作者：禅疯子 发布时间：2023-01-28 07:30:05

  2010年夏天，还在做记者的我，曾去李文俊先生家拜访，于是有了下面这篇专访。

  13年过去了。

  今天在科索沃，翻出旧稿，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

  李文俊80岁了。几个月前，他的面孔登上了国内一家著名时尚杂志。

  那是一张刀刻般的面孔。因为拿掉了厚厚的镜片，眼睛失去掩护，显得湿润润的。

  “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找我，”李文俊慢条斯理地说，“大概他们的主编曾是一名文学青年。”

  是的，凡是喜欢过外国文学的人，都知道李文俊。他是福克纳、塞林格、麦卡勒斯和卡夫卡的译者。他译的每一本书都至少影响过一位当代作家。余华、莫言、苏童在他们的随笔里都满怀眷恋地回忆过当初读到这些作家中译本时的震动。

  2000年，因为翻译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和写作《福克纳评传》过于劳累，李文俊曾大病一场，光是病危通知就收到五次。从鬼门关回来，家人都劝他不要再做翻译，可李文俊自叹“尘缘未了”，这些年来又翻译了近10本著作。

  这些著作如今静静地躺在老先生的书柜里。李文俊说，这是他一辈子的行李。

  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在一首诗里列举了她一生所失去的：钥匙、母亲的表、宝贵的光阴、朋友、三所房子、家园和祖国。

  回顾自己的一生，李文俊说：“我也有所失去……然而也并非一无所获：我有亲人、有也许还不算太菲薄的成绩，以及友情、家园、还有人生阅历……”

  在李文俊看来，翻译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他引用歌德的话说，在一个民族里，翻译家算得上是半个先知。

  如今，李文俊坐在书房里，翻着一本《外国文学插图精鉴》。这是他用15年的时间集成的，相当于一部外国文学翻译史。

  墙上挂着“静轩”两个隶书大字，是从琉璃厂淘回来的拓片，装入紫檀木的镜框里。家里摆着不少瓶瓶罐罐，都是潘家园淘来的“古董”。老先生饶有兴致地拉着我们看，过一会儿又很严肃地说：“我是不打算卖的。”

  翻译的开端和《世界文学》杂志

  1930年，李文俊出生于上海。父亲在洋行工作，母亲中学时也学过英文。中学时代，李文俊译过一些好莱坞明星，如“凯瑟琳·赫本的三围”等讯息，投给当时的《大晚报》。

  李文俊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去领稿费的情景：“乘上49路红色公共汽车，推开四马路报馆铜棍（brass bar）锃亮的玻璃门，在齐眼睛高的大理石柜台前，看那位烫着一头蓬乱头发的出纳小姐扔出几张小额钞票。”

  1948年，李文俊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同学一起翻译出版了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两部著作：《最后的边疆》和《没有被征服的》。这成为他翻译生涯的开端。

  大学毕业后，李文俊进入中宣部办的干训班，学习八个月的马列主义和新闻业务，之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编辑部。1953年，为了继承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办《译文》的传统，作家协会决定恢复《译文》杂志（《世界文学》前身）。从那时起，李文俊开始了在《世界文学》的人生，绵延40年。

  当时编辑部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向专家请教。刚开始工作，李文俊就骑着自行车去拜访归国不久的冰心，也访问了加入中国籍的沙博里。

  李文俊说，每次拜访都有一段故事：拜访钱钟书、杨绛，“他们那时住在中关村平房，不到顶的隔墙上供着一尊铜佛”；拜访金克木，“求他译《云使》，他太太发话了他才答应的”；拜访赵萝蕤，“可惜没见到陈梦家的明代家具”；拜访吴兴华，“他的夫人握手时仅伸出两只纤指”；拜访杨宪益和他太太Gladys，“记得杨先生对我说‘搞翻译不能太老实’，Gladys正好从门外进来，只听见了最后几个字，眉毛一扬问：‘干吗要不老实？’”；拜访王佐良、周珏良，“他们和我一起挤上一辆332路公共汽车，请我在动物园对面的广东饭馆吃了一顿饭”；拜访冯至，“他对我说，歌德不好算作浪漫主义诗人，接着很有权威性地一笑”。

  从卡夫卡到福克纳

  在《世界文学》杂志，李文俊做了20多年的助理编辑。1978年，《世界文学》所在的外文所招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其中包括赵毅恒、裘小龙等人，而文学也迎来了一个最狂热的时代。

  1979年，复刊第一期的《世界文学》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变形记》，它影响了一代读者的阅读趣味。

  卡夫卡的推介得益于李文俊的慧眼。当时国内的德语翻译家并不知道卡夫卡，甚至包括冯至，当他在德国留学时，卡夫卡还不为人知。因为经常浏览国外报刊，李文俊知道卡夫卡在国外很受重视，他建议上海译文出版卡夫卡，“结果出了六本，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

  时至《世界文学》复刊，李文俊请学德语的太太从德文版重新校对了一遍《变形记》。他没想到卡夫卡在青年人中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当时还在浙江海盐做牙医的余华看到卡夫卡，被深深地震动。他后来写道：“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李文俊把翻译比喻为“行人寥落的小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文俊开始翻译福克纳时，曾写信给钱钟书请教几个问题。钱钟书在复信中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福克纳难译，而《押沙龙，押沙龙！》更是难上之难。《押沙龙》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From a little after two o'clock until almost sundown of the long still hot weary dead September afternoon they sat in what Miss Coldfield still called the office because her father had called it that – a dim hot airless room with the blinds all closed and fastened for forty-three summers because when she was a girl someone had believed that light and moving air carried heat and that dark was always cooler, and which (as the sun shone fuller and fuller on that side of the house) became latticed with yellow slashes full of dust motes which Quentin thought of as being flecks of the dead old dried paint itself blown inward from the scaling blinds as wind might have blown them.

  在福克纳的作品里，这样的长句比比皆是。李文俊说，翻译时难就难在必须要把作者蓄意表达的一切因素全部准确地表达出来，文字尽可能熨帖老练，符合中文习惯用法，还要保留住作者的“神来之笔”。

  长句子并不是唯一的困难。福克纳的作品是一个整体，必须对他的全部作品大致有所了解，才能译好其中的一篇。福克纳是语言艺术大师，文风时庄时谐，有时像莎士比亚与T.S.艾略特，有时却又土得掉渣。这一切，均需译者悉心体会，紧紧追随。

  在译《押沙龙》的整整三个年头里，李文俊日日夜夜都在受着这样的煎熬，往往一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将之改定。他至今还对译毕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下午4时45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算是完成了。这是我译的第四部福著，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

  说到这里，李文俊走向书柜。在我们惊异地注视下，他拿出那本《押沙龙，押沙龙！》，轻轻地把第一段的译文念了出来：

  “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一直坐在科德菲尔德小姐仍然称之为办公室的那个房间里因为当初她父亲就是那样叫的——那是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因为她是小姑娘时有人说光照和流通的空气会把热气带进来幽暗却总是比较凉快，这房间里显现出一道道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的黄色光束其中充满了微尘在昆丁看来这是年久干枯的油漆本身的碎屑是从起了鳞片的百叶窗上刮进来的就好像是风把它们吹进来似的。”

  对话李文俊：“文学在它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人物周刊：现在您和太太还翻译吗？

  李文俊：当然，还翻译一些东西，出版社叫我翻译一个中篇。现在我不做苦工了，一天两个钟点，三个钟点顶多了。昨天就少些，因为陪我太太去了亦庄的同仁医院。她是搞德文的，黑塞、歌德，豪夫，古典的也译一些。她现在译的少了，德国的一本正经的东西现在出版社不大出。时髦的那些她不喜欢，也看不懂。

  人物周刊：您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最后怎么没有做记者，而成为了翻译家？

  李文俊：最初没想专门做翻译，而且我的外文学得也不怎么样。一般的看得懂，但是文法结构搞得也不是很清楚。后来一点点做起来了，才弄清楚这之间细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考大学的时候，复旦大学新闻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是最有名的。当时想像萧乾那样到英国去访问，做战地采访什么的。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灵活，跑跑写写应该还行吧，就报的新闻系。考上新闻系后，第二年上海就解放了，然后就强调要贯彻党的意图，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余地。我很多同学都分配到广播电台，做了一辈子到退休了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当时有哪个是有名的记者？没有。都不让出名的，写的全都是干巴巴的会议报告。我当时感觉没有什么活动余地，我还是搞翻译，搞文学吧。我因为在大学里出了两本书了，所以分配的时候就把我分到了作家协会。

  人物周刊：作协一直是各种运动集中“整顿”的部门，您有受到冲击吗？

  李文俊：我们作家协会名额多着呢，你想呀，丁玲、艾青什么的都是在一块儿的，这些人首当其冲。轮到我们编辑部，就只有一个人历史有点问题，是国民党励志社培养的，他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其实人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是杨朔（写过《荔枝蜜》）负责审查，他的《三千里江山》是薄薄一个中篇，不知印了多少万册，他靠这个买了一个四合院。当时，我负责记录，杨朔打电话给我，我就和那个有“历史问题”的同事蹬着自行车去杨朔的四合院。

  人物周刊：后来您下过干校吧？和钱钟书一起。

  李文俊：下干校是1970到1972年，到河南。钱钟书比我去得早，不过都是盖房子、挖井。后来我被分到木工组，做木匠去了。手艺还没学会，上面就没人抓这个事情了，因为林彪失宠了。后来，钱钟书被调回去翻译毛泽东诗词。不久，我也被调回去了。从干校回来以后不能做业务工作，但是图书馆开放了，可以借点书来看。那时候看了很多英美小说，尤其是钱钟书借过的书，我会特别注意，也会借出来看。《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是那时候看到的。

  人物周刊：《世界文学》最初和现在的发行量是多少？

  李文俊：最多的时候三十多万，现在一万册以下吧。这就算不错了，文学在它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八十年代的外国文学热潮和现在的慢慢褪去？

  李文俊：这个社会变了啊，那个时候是从不开放到开放，你们这一代人或者比你们更老一辈的人，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他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外国的各种新鲜的味道，如饥似渴。现在，人们又开始经商了，要买房子，买股票，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奋斗啦，不然你房子都买不起，怎么娶老婆啊？各人有各人现实的困难，你再喜欢文学也没用了。

  人物周刊：您是这样的看法？

  李文俊：社会是这个看法。我个人是不会说要挣多少钱，够用就行了，活得下去，能去潘家园淘点古董就行。反正我也不像马未都他们似的，我也没那么多本钱，我也不和富豪打交道。4亿块钱买一幅黄庭坚的画，拍卖公司收12%，多黑啊。反正这个社会吧，我是做不到他们这样。

  人物周刊：文革之前的翻译稿费是怎样的？

  李文俊：大概10多块钱一千字吧。那时候的10多块钱比现在100多块钱还多呢。所以那时候有职业翻译家，别的不干，就在家里翻译也能维持生活，而且生活挺好，像傅雷、汝龙就是这样。他们也不愿意出来做工作，因为觉得浪费的时间挺多的，又要开会，又要政治学习，这些时间都去掉以后，剩下来翻译的时间就不多了。但是时间一长，输出得少了，翻译速度慢了，收入就会受影响。傅雷就写信给上海文化部，这个信在《傅雷书简》里还可以看到，说他生活困难，维持不下去了。文化部就批，让出版社多预支他点钱。其实1950年代的时候，靠稿费也可以生活下去。

  人物周刊：现在的稿费标准似乎没有太大调整。

  李文俊：大牌的出版社给我们也就是每一千字60元。有的出版社，对我客气一点的，给我80块钱，特别高的就100块。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文出版社也就是60块，65块。给的少也就算了，反正我也活得下去，退休金涨啊涨的，到现在也快五千块钱了，而且我还有国家特殊津贴，还有我太太的退休金。

  人物周刊：您对现在翻译的稿酬，几十年都是这个水平，怎么看？

  李文俊：“自古圣贤皆寂寞”，都是这样。水平高的东西看的人就少，曲高和寡。很多人都是穷死的，我没有穷死已经不错了。政府还给我们养老金，最好过一段时间能提一提，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拉近一点，不要越来越远就已经满意了。现在也没什么牵挂，我写的东西都在电脑里了，自己的大事记也都在那里。我死了之后，儿子打印出来一看就知道他父亲这个人了。钱嘛，存不了多少。

  人物周刊：回忆这一生，您愿意如何评价？

  李文俊：玩得还算漂亮。好比作为一个运动员，还踢出过几个好球，也就这样了。反正不能永远出风头，都要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