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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aron 发布时间：2015-09-25 14:22:02

  关于战争的东西太多了，和后期《晓说》以及《晓松奇谈》里的很多内容都重复了，更希望多讲一些和电影、音乐有关的东西。依然有情怀，依然有感动。

• 作者：小咕囡 发布时间：2014-05-08 00:35:17

  说是建筑 历史或研究都谈不上 如果单纯将其看作time out杂志专栏是很不错的 有这里是北京节目的味道 但是有些信息真心需要更新了 以及部分地方是机关或民居不能拜访 这里面介绍小地方大概也只有对帝都文化有兴趣的人才会去

• 作者：锤子 发布时间：2024-03-13 08:37:29

  读完了，读完了，安娜怎么从前面挺正常一个人，怎么到后面跟神经质一样？列文剧情倒是挺正常的

• 作者：Blueberryfield 发布时间：2020-08-01 20:46:14

  大部分都不好看，但见证了新月派诗人、散文小说家之外，甚至是建筑史之外理工科的林徽因

• 作者：黎戈 发布时间：2018-07-01 16:10:31

  皮皮的书。好可爱。

• 作者：默深 发布时间：2021-02-27 10:18:57

  制度性的规束好过人的规束 尽管它可能会犯错

• 现实总是这样打脸

  作者：孙慕言 发布时间：2017-03-31 11:36:32

  关于谎言的一本小书，意外的收获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作者开篇提到了谎言的本质，既包括言行不一，也包括了我们日常做的隐瞒全部信息的行为，算是为狭隘的谎言行为扩充了一下，这样可以讨论的点也会变的更加的全面。

  在我看来，社交行为中的谎言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人自由与社交平等的冲突，纯粹的坚持自我必然会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那么谎言便是我们发明出来协调的工具。

  作者列举了一些传统道德对于谎言的“谎言”，而这些谎言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爱说谎的人不受欢迎”、“爱说谎的人都是没有内涵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等等，非常好玩的几个思考角度，相信大多人对于谎言都有这样的误区。

  感受最深的两个点，成功的谎言背后通常需要强大的知识背景作为支撑，这样才可能编织出完美的谎言；坚持真相的人通常会面临无边的孤独，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同这样的人交往，看到这里的时候会有“我就是说话比较直啦”的既视感，相信大家都对这种人避之不及。

  谎言本身便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了可以促进爱情幸福、家庭和谐、事业完美。积极幸福学认为，人本身的幸福感需要复杂的自我调节，而谎言可以很好的承担这样的任务，通过谎言构建成熟的防卫，有效的处理冲突和矛盾带来的负面情绪，适当的自我欺骗可以减轻自身生存的压力。

  心理学家兼幸福研究者马丁·塞利格曼建指出，当我们遇到不愉快或惹人烦的经历时，可以找一些理由，将其转化为极有可能再也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或“特殊情况”，这能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尽快摆脱悲观情绪。

  而消极的一面便是拖延症、不负责等，在给自己找放弃借口的时候，自我欺骗也是极其擅长的。

  生活中那些看似如沐春风、长袖善舞的人群，都是谎言利用的好手，看待事物永远能看到积极的一面，算不算对现实认知的欺骗呢？看似挑选他人优点进行的鼓励，是不是对全面认知的不负责呢？但是这些却符合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能做到这些的也是极其优秀的。

• 简论《左传》中的道义

  作者：阿廖沙 发布时间：2021-02-24 15:04:31

  一篇本科时期选修课作业旧文，写于自己的一段努力奋进的黄金时期，重读、修订、发出，借以回味大学的自由时光。

  [摘要]：春秋史是一段独特而精彩的历史，礼崩乐坏之际群雄豪杰辈出，从《左传》原文出发，截取在僖公十年之前发生的著名、典型的历史事件，从“道义之中，信用为重”、“ 君主开明，国不违道”、“ 直道而行，栋梁之臣”、“ 士子之道，义薄云天”四个主题，展开讨论春秋时期社会的道德体系，以及对于君臣、士大夫们而言何谓道义？如何做才是道义？并通过阅读历史，反思自身，思考在当下社会的道义。

  [关键词]：《左传》；道义；历史；士子；君臣

  春秋史是我国历史上独特而精彩纷呈的一段：从消极的一方面看，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日渐削弱，礼崩乐坏愈演愈烈，各诸侯国为自身发展而不择手段，战乱纷纷、生灵涂炭。但在另一方面，春秋时期出现了为后世无数文人称道、向往的百家争鸣，其思想之自由堪比哲学史上“希腊三贤”所生活的雅典城邦；春秋时期诸侯国君大多开明仁义，春秋五霸便是其杰出代表；辅臣亦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为国之安危以死相逼，前有管仲、鲍叔之贤，后有百里奚、

  蹇叔

  之能；另外，春秋时期各国出现的仁人义士——“士子”更是层出不穷，他们接受贵族教育，崇尚公平正义，又无奈于时局所限，无法施展抱负，“二子乘舟”的故事便是明证。

  洋洋洒洒一部《春秋左氏传》，写尽了春秋三百余年的荣辱兴衰。左传的作者将仅有１万６千字的《春秋》，铺衍成了一部1８万字，宏阔无比的史学巨著；并从政治、军事、外交、礼制、占卜等不同侧面，再现了周王室和鲁、晋、齐、宋、楚、郑等诸侯列国的内政以及错综复杂的军事、外交斗争活动 。其中所述之人，无不有血有肉；所记录之事，无不微言大义、催人掩卷深思。

  若要分析《左传》所记道义之事，大体可按其动机、性质、过程、结果将其简单划分为义举、不义之举和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的模糊事件。当然，以《左传》中事件的复杂程度，往往将其三种均包含其中，必然需要对具体事件进行具体分析，才可下结论。另外，对历史事件进行评判的一大准则：决不可以评判者所处时代之道德标准要求古人，必须将自己带入历史，公允、客观的进行评判。

  何谓道义？《说文》解释：“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段玉裁注：“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首者，行所达也。”可见道本义有道路的意思。义，己之威義也。言己者，以字之从我也。道义之意即可理解为我所认可的行道做事方式，上升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即为对所有社会成员均有效的道德约束。

  一、道义之中，信用为重

  道义，归根结底无非一个“信”字：君主一言九鼎，忠臣一诺千金，信守承诺之主可兴国，出尔反尔之君可亡国，可谓无信则国无以立。如《左传》中所说：“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

  对比齐襄公和齐桓公的所作所为，“信”在春秋时期社会道德体系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国家安定、发展的 重要意义就可见一斑。

  齐襄公为君暴虐，杀戮无常，出尔反尔。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齐襄公之死就与其失信于臣子密切相关。《左传》中记录：“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齐）桓公于（鲁）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

  鲁城

  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以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

  管仲

  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

  即使是在他人武力劫持的情况下所做的承诺，国君也应当信守，一是因为齐国占据鲁国土地，本就是不义之举；二是在盟会上诸侯做出姿态：“他人不仁我也仁义。”这才是霸主的远见和政治野心。

  “信”为道义之本，对比齐襄公、齐桓公。可以见得，春秋时期国君作为一国的政治领袖、掌握实权者和国民信仰——神的代言人，一言一行皆是对万民天下表率。西周建立时，周公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会有“成王桐叶封弟”的传奇。在春秋时期、群雄并起的情况下，国君想要号召百姓、发展国家乃至称霸诸侯，就必须以身作则，向天下昭示自己和本国的诚信、道义。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很多情况下是以暂时牺牲国家利益实现的，这就要求国君及辅臣拥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强大的政治毅力。管仲便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劝导齐桓公忍痛割爱， “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授，不如与之。”

  另外，《左传》中的一段议论也反映了“信”在诸侯国之间交往的意义：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屡屡结盟，又屡屡背信，甚至以互换人质的方式结盟也免不了撕毁盟约、殃及作为棋子的人质，最终走向干戈相向的结局。

  二、君主开明，国不违道

  在春秋战国如此的纷纷乱世和各国之间的相互挤压、竞争之间生存，不仅仅需要的信和义，国君做到严于律己、明辨是非、善于用人纳谏、勤勉治国等等要求，并有所谓“天命”——机遇的加持，才可能引一国走向强势。

  《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了楚国崛起之初的一次军事失败，也折射出了楚王的自责和宽以待人的精神：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开展军事行动，就意味着国力的巨大损耗，而军事行动失败，更是重创国家实力。对于这样一次由于主将刚愎自用、不听劝谏而导致的失败，楚王依然保持清醒，用一句“孤之罪也”将战后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其开明可见一斑。这也是楚国在中原诸国的重重围堵之下崛起，从最初蛮夷之邦到问鼎中原的原因吧！

  比楚国处境更为艰难的当数郑国，其地处中原，在诸多强国夹缝之中生存，但是《左传》中记录的第二位郑国国君——郑庄公，以其独到的政治眼光和几十年励精图治，将郑国发展为春秋早期的强国之一，《左传》对郑庄公的盖棺定论可谓公允：“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试问春秋时期哪一位明君贤主不是“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用道义强盛自己的国家呢？

  其中更是有“郑伯克段于鄢”故事令人深思：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郑庄公选择驱逐自己的兄弟、和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是否国与家自古以来便是两不相容？把政治与权术用在自己亲人身上，即使动机是一心为国，又是否称得上“道义”？《左传》中的春秋笔法很善于留白，也把思考这些问题的权利留给了我们。故事最后，郑庄公与母亲见于大隧，冰释前嫌，更是让人动容：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左传·隐公元年》）

  特殊情况下，一国之主还需要强硬的政治手段和独到的政治眼光，但是归根结底，权术只是成就霸业的辅助手段，若国君心中无民、不尊道义，即使手段毒辣如齐襄公，也免不了被乱臣贼子谋害的命运。反观春秋时期的明君霸主，如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文，皆是举仁义之师、行道义之事，即使有时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其出发点也是为国为民，无可厚非。总而言之，国君若想带领一国走向繁荣昌盛，必然是先克己奉公，而后推己及人，团结一国之中所有可团结的力量，走向称霸。

  三、直道而行，栋梁之臣

  在《左传》中，身为文臣，其职能便是出谋划策、直言进谏、匡扶君主的不正之举，管仲、蹇叔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身为武将，其职能是带兵打仗，保卫国都、国君，由于掌握兵权，责任重大，常由太子或朝中重臣担当。读《左传》，我们很容易发现几乎每个诸侯国都有数目不一的贤臣良将，其中的杰出代表，如。齐国的管鲍，鲁国的臧哀伯、季友……更有不少人因其睿智贤明的谏言或忠君爱国之举动，而名留史册。

  《

  左传·隐公·隐公三年

  》记载，卫庄公喜爱小儿子州吁，可又在立太子之事上犹豫不决，忠臣石碏看到了国家所面临的巨大隐患，“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鲜矣。」卫庄公弗听。”几年之后，州吁果然和石碏的儿子石厚起兵作乱，石碏率兵平定叛乱后，大义灭亲，处决了自己的儿子。《左传》中对于此行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幼子夺嫡、太子被废而给国家带来动乱，如此的历史剧情从封建制确立到大清灭亡的几千年时间里，反复在中原大地的各个王朝乐此不疲地上演，同样相似的是如若栋梁之臣尚在朝中，便还有力挽狂澜、恢复宗庙的可能，石碏便是这样的角色，否则，国将不国矣。

  值得一提的是，《左传》不仅仅描述了忠臣和奸臣等等脸谱化人物，还将一些处在道德体系边缘的、同样重要且值得我们深思的案例记录下了。如《左传·庄公十四年 》记载，郑国在经历多年争权夺位的混战之后，在外流亡的郑厉公成为国君，（傅瑕、原繁皆为朝中老臣）：

  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二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

  按常理而言，忠君和爱国实为一体，忠君即爱国。但当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权频繁易主，国君朝不保夕之时，是应该参与与其他敌对党派恶斗的赌局，还是冒着被现任国君赐死的风险，为国家的稳定奔走呼告？常言“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君继位，那些曾经没有支持过他的忠臣贤臣都会面临或杀或贬的命运。除了几位难得一见的明君，能宽容大度的摒弃以往的成见选贤举能（如齐桓公，不记管仲一箭之仇，任之为相），大多数平庸的君主都会在一场血雨腥风后继位，然后开始另一场屠杀老臣的血雨腥风。正如原繁所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归根结底，是这些君主没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他们以为成为一国之君，整个国家便已经成为囊中之物，是自己的私有品，所有人都该只忠诚于自己一人，曾经的不忠之举如今也要一一清算。可是他们忘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君的使命应当是运用权力引导国家走向强盛，而非利用权力满足私欲！正如《左传》之言：“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四、士子之道，义薄云天

  在这个无道且无义的时代，产生了如“二子乘舟”、“许穆夫人忧国作《载驰》”、”太子申生被逼自尽”等等传奇故事，至今读来仍是激扬文字，感人至深。

  正如没有夜空之黑暗空虚，便无星光之璀璨光明。

  这些接受了良好教育、形成了完整人格、坚持道义并终身践行、甚至以死明志的士子们，与他们所处的污浊世道形成了强烈对比。他们大多数人都被迫害致死，但其死皆重于泰山，他们是那个时代“该怎么活？为什么而活？”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者。

  《左传·

  桓公十六年

  》记载了“二子乘舟”的故事：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常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两位本该合理继承君位的栋梁之才，因为父王的残暴与昏庸，而“争先”走向死亡，寿欲救急子而替他赴死，急子却早无苟且偷生之意，毅然随寿而去。史料中除此以外几乎再无对这两位士子的记载，可这生命最后的“惊鸿一蹩”已足以让我们唏嘘，让我们思考何为“道义”？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是愚忠，可是实在不难想象，那污浊不堪的世道给予他们的自由也许只有选择死亡，“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在这样的死亡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所谓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而最伟大的悲剧往往是由历史写就的。《诗经》中的一首《二子乘舟》便是历史对他们最好的评价：“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乱世出英雄”，我们可以推测，是这群人数众多、思想观念接近的是“士子阶层”，在春秋的纷纷乱世之中，毅然出仕，或为实现抱负，或为挽救祖国于危亡。总之他们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痛苦与挣扎中，坚持着摇摇欲坠的道德体系，更有甚者不惜生命只为弘扬道义。于是正如孔夫子所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毫不夸张的说，这群士子是春秋百家争鸣的缔造者，也是春秋时期社会的中流砥柱。

  洋洋洒洒一部《春秋左氏传》，写尽了春秋三百余年的荣辱兴衰。其间，无数王侯将相粉墨登场，但在历史面前，他们又卑微而无能为力的匆匆离开。有的人因其言、行、事而载入史册，可大多数人都被后世遗忘，仿佛从来没有生活过一般。

  《左传》的春秋笔法很像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意境，在带给我们历史的唏嘘与感慨之余，也留给我们足够的空间思考当下，用古人之眼理性的审视我们自身，思考今天的我们与两千多年前的“道义”之间的关系。尼采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能够承受几乎任何境遇中如何去活的问题。”《左传》似乎也在用历史和我们探讨“该为什么活？该怎么活？”等终极问题，归根结底，是在促使我们思考人之为人的本质与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龚传星. 道之为言——《左传》、《国语》筮例的义理阐释[J]. 人文杂志, 2013(02):25-31.

  [3] 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4] 姚明今. 《左传》叙事视角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3):13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