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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酸奶 发布时间：2020-03-04 01:24:56

  买了没做完

• 作者：乡里冬日 发布时间：2018-01-12 16:28:43

  7小时17分钟读完，神作。我从小就瘦，确实如中所说很久不经常喝牛奶和吃鸡蛋了，现在决定每天一杯奶，注重膳食营养，我会增肥到140的。

• 作者：Fish 发布时间：2011-06-26 11:29:23

  一首数学的诗，光耀万世的傅里叶分析方法

• 作者：Teatea Pan 发布时间：2019-10-12 22:23:51

  雅。真雅。非常雅。太他妈雅了。扣分点是非原创，但是做为再演绎的作品，不知是有意或无心，画风更加飘逸疏朗，留白更多，分格也更随意。蔡志忠的本意就是做鱼钩，做引子，做漫画界的矮大紧，让更多人对国人自己的文化更加关注与产生兴趣，这个初衷，在这本书上的表现最为成功。

• 作者：顾中一 发布时间：2012-05-21 00:58:16

  其历史意义已过，但其实写得挺好的

• 作者：crystal212 发布时间：2015-10-27 13:45:11

  一如既往的深入我心

• 性不是肮脏的

  作者：欧阳欣 发布时间：2019-07-08 00:48:58

  文/欧阳欣

  弗洛伊德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被成为“心理分析之父”，他的著作《梦的解析》几乎家喻户晓，但真正能够读懂这本书的人却少之又少，甚至有的人对这本书产生极大的误解。

  

  那么读不懂《梦的解析》就没有办法了解弗洛伊德的基础理论了吗？其实并不然，或许这本《心灵捕手：弗洛伊德的爱欲推理》能够让你撕开通往弗洛伊德理论殿堂的密道。

  《心灵捕手：弗洛伊德的爱欲推理》的作者王溢佳，别出心裁地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最具代表性的30个病例提取出来，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弗洛伊德的推理表达得一清二楚。 让小白也对精神分析学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通过这些案例的解析，王溢佳也将弗洛伊德对于“性”的看法明明白白地传达给读者。

  弗洛伊德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在那里宗教氛围十分浓厚，宗教对于性的态度也是异常保守的，这导致人们对性有了错误的认知。在许多人看来，性欲是肮脏的，是可耻的，然而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欲是原欲，是人类作为动物的最原始的欲望，是正常的，是自然的，也是美好的。

  许多到弗洛伊德处做心理咨询的病人大都深受“性是肮脏”的理论的困扰，他们无法克制自己最原始的欲望，为此悔恨不已，因而产生了种种心理疾病，有的甚至表现出生理上的病态。

  

  例如《心灵捕手：弗洛伊德的爱欲推理》中提到的一个频繁上厕所的女子，因为害怕在街上找不到厕所尿湿自己而选择闭门不出。弗洛伊德刚开始以为她的泌尿系统出了问题，但泌尿科医生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弗洛伊德便确定了这是心理因素导致的毛病。

  弗洛伊德了解到该女子生活在一个保守而严厉的家庭里，从小就被灌输“性是肮脏的、邪恶的”观念，因此在她对心仪的男子产生最原始的性冲动时，她羞愤难当，直接把性兴奋曲解为小便的冲动。她压抑这种冲动，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无法祛除自己对于心仪男子的欲望，越是如此，她就越羞愧，因而产生极大压力，出现了尿频这样的强迫症，甚至不敢上街，以断绝一切可能遇到心仪男子的机会。

  而在《心灵捕手：弗洛伊德的爱欲推理》的另一个例子中，一个少女深陷在“犯罪妄想”里无法自拔，她总是在看到报纸上的犯罪新闻时“承认”自己就是罪犯，然而她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在弗洛伊德的引导下，少女终于说出自己沉溺于手淫无法自拔的隐疾。

  原来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大都认为手淫就是犯罪，少女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压力，就臆想自己是重大犯罪案件的罪犯，当家人费劲地向她解释她不是罪犯时，她有一种被原谅的放松感，于是她越来越喜欢用这种方式忏悔，而在家人看来这就是病态。

  弗洛伊德告诉少女青春期强烈的性欲是正常的，性是健康的，美好的，没有必要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应该适度地满足它，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摆脱罪恶感。

  距离弗洛伊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年了，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认为性是肮脏的，他们压抑自己最本能的欲望，有的人因为压抑性欲而产生心理疾病，更有甚者在生理上因此发生病变。

  性欲是人类最正常，最原始的欲望。只有正视自己的原欲，改变观念，把“性是肮脏的”这几个字从内心里抹除，心灵才能够真正获得解放。

• 写作是心灵的避难所

  作者：顾大海 发布时间：2019-01-13 23:25:22

  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1958年生于河南嵩县农村，1978年高考落榜后参军入伍，逃离土地一直是他生活的奔头和写作的动力。

  他曾获得捷克卡夫卡文学奖和日本twitter文学奖，还先后入围法国费米娜奖、亚洲布克奖、西班牙塞万提斯奖等国际文学奖。

  有人说他是“荒诞现实主义”，也有人说他是“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多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和评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阎连科并不认同这些称号，他自称自己的作品是“神实主义”。

  神话与传奇、庆典与高潮、暴力与温柔、死亡与自残，阎连科擅长虚构各种超现实的荒诞故事。他的小说情节荒唐夸张，带有滑稽剧色彩，强烈的黑色幽默在令读者哭笑不得的同时，却又感到深深的孤独与绝望。

  他敢于直面现实，敢于对某些社会禁忌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有不少文学评论家将他与鲁迅作比较，甚至说他的长篇小说《受活》相当于中国的《百年孤独》。没见过他的读者，会把他想象成一个强有力的作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

  

  阎连科

  实际上，见过阎连科的人都知道，他性情敦厚朴拙，待人和善，与小说中表现出的坚硬锐利的风格判若两人。

  有人说：“阎连科的文笔非常好，运用通感的技巧在中文作家中堪称一流，而这种文与人的印象错位，和读者只关注他的作品不无关系。”

  但我们知道，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并不等同于文学风格。文学创作是出于作家自我的心理需求。作家通过创作活动，抒发自我情感，表达自我理想，阐释自我对世界、对人生的体验与追求。

  法国作家布封认为：“

  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人格的外化。

  ”德国思想家歌德进一步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歌德不仅指出了文学风格与作家心理的内在联系，还指出了人格对风格的重要影响：

  人格是形成文学风格的前提条件和直接原因。

  问题来了，什么是人格？

  人格，起源于希腊语Persona，原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后来心理学借用这个术语来说明：“

  人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更换面具，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现。面具后面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我，即真实的自我，它可能和外在的面具截然不同。

  ”

  其实，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是演员，为了更好地生存，戴着面具扮演着仁厚长者、热心大姐、天真小妹、阳光小伙等各种角色。但在面具背后，仁厚长者可能是猥琐大叔，热心大姐多半掩藏着退休后的凄凉，天真小妹也许是工于心计的绿茶婊，而阳光小伙在网络世界里随时会变身为战斗力爆表的杠精。

  有一部叫《神探》的电影非常直观地演绎了人性的复杂，警察高志伟丢了枪，于是杀了搭档，还用他的枪抢劫杀人，逐渐分裂出七个子人格：伪善、淫欲、贪婪、谎言、嫉妒、凶残、懒惰，他们从左至右，吹着口哨当街行走，画面诡异极了。

  

  警察高志伟的七个子人格

  问题又来了，在作品风格的面具之下，阎连科的真我是什么？

  阎连科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出版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

  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懦夫，去部队的目的就是为了逃离土地，到部队去提干入党，找个老婆是城市人。当时我全部的努力方向就是可以吃饱肚子，我一个人可以吃一盘炒鸡蛋，一个人可以吃一盘饺子，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

  在《我与父辈》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阎连科始终没有宽恕自己，他对父亲有一种“失孝”的歉疚。他写家里把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他写哥哥十五岁就到百里外的煤窑下井挖煤，二姐十四岁就去山沟里拉石头；他写自己逃离乡土，没有留在水泥厂打工挣钱，没有贴补卧床养病的大姐和父亲，没有帮助父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阎连科说：“爹，我要当兵去。”

  父亲那张蜡黄的脸异常平静，只淡淡地答：“去吧，总在家里有啥奔头呢。”

  “父亲是病死的。是我，缩短了父亲的生命。”这种难遣的愧疚成了阎连科难以自我救赎的原罪。

  现在就让我们通过《我与父辈》里的文字去感受，在那个时代一个乡土中的少年所面对的苦难与伤痛——

  父亲一生最大、最庄严的职责，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因为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盖几间瓦房，便成了父亲人生的目的，也变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父亲早年患上了哮喘病，在乡村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司空见惯。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三十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病重了就借钱讨几服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终于在不到五十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七十岁有了哮喘一样。父亲目睹了太多因这种病而撒手人寰的场景，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了却一份必尽的心愿。

  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都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树，日后就是我家房上的檩梁。甚至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拉着板车，领着孩子们，蹚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白涧沟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石片。

  记得最后盖东边两间厢厦时，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我们姐弟全都高卷起裤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

  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姐弟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各自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之多，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

  父亲从水中出来的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那车石头，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都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

  见父亲脸色青涨，咳嗽不止，姐姐赶忙不停地去父亲的后背上捶着。过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亲缓过那艰难的呼吸，哥哥也抱着一块水淋淋的石头最后从冰河里出来，他把石头放在车上，望着父亲的脸色说：“不一定非要盖这两间房子，不能为了房子不要命啊。”

  父亲没有马上说话，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荒凉空无的远处，好像想了一会儿，悟透并拿定了什么主意，才扭回头来对着他的子女们说：“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我活着时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了我这一世人生。”

  读至这里，不禁潸然泪下。

  有人说：“作家的性情和文体之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对应，某些情感只有在特定文体的激发和带动下才会流露出来。在小说中，阎连科与现实对话，经由想象和虚构，表达一种击穿历史和现实的执念；在散文《我与父辈》中，他则与灵魂照面，返归本心，记述自我的精神旅程。”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现实生活中，虽然大部分人不可能像电影《神探》中的高志伟有那么多人格，但人性是复杂的，除了少部分童心未泯的儿童文学作家，绝大多数作家的人格并不简单。而且哪怕是最复杂的作家，其创作行为也有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共性。

  美国心理学家迪·金·罗斯姆认为：“人类行为都是个体的人格结构在具体时空框架中的表达。”

  当我们讨论一个作家时，他的文学风格必定符合他的人格结构，并在不同的时空下呈现一致性。这既是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稳定的标志，又是其语言和文体成熟的体现，通常被誉为作家的徽记或指纹。

  “你写什么是后天决定的，但是你能写好什么是先天决定的。如果我的父母是省长或者部长，那我写的一定不是这样的小说，恰恰你是一个农民，直到今天你的家里人都还在那块土地生活，你才能写这样的小说。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无法和他的出身割断开来，都无法和他青少年的经历割断开来。”我想阎连科的这段话足以解释，阎连科何以成为今日的阎连科。

  在我看来，阎连科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散文《我与父辈》，还是虚构或非虚构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更像是一场自我寻找与救赎。

  他的所有叙述都在试图完成一件事，就是探讨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希望在构建生存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