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提亚家庭治疗系列第二版套装全3册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新家庭如何塑造人+萨提亚治疗实录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涵盖了她的信念系统、对改变的洞察性方法，以及她三十多年工作在家庭治疗前沿发展出的强有力的干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对雕塑和“生存姿态”、隐喻、个性部分舞会，以及家庭重塑的治疗性使用。我们探索了“交互”的成分，以及自我曼陀罗中的众多元素，这些元素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并对其做出回应。我们也会读到关于学习（转化）彼此间互动的方式。

像其他的萨提亚著作一样，《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也是一本关于人类尊严和力量的书。与其他萨提亚家庭治疗书籍不同的是，它提供了对萨提亚工作各个主要方面的坚实基础和详尽描述。它全面、广泛的范围和样例对于学生和有经验的从业者都极具吸引力。

1 感知我们的世界

感知世界的普遍方面

对于关系的定义

对个体的定义

对事件的解释

对改变的态度

萨提亚的成长模式

萨提亚的治疗信念

2 基本三角关系

重建自尊

3 生存姿态

讨好

责备

超理智

打岔

转换姿态

生存姿态是怎样发展出来的

使用我们的感觉

童年时的误解

童年时的无助感

学会评判

混淆的信息

生存姿态如何保护我们

4 表里一致

表里一致的几个层次

表里一致的沟通

向表里一致的目标努力

努力实现表里的一致的沟通

第一层次的工作

第二层次的工作

第三层次的工作

表里一致的治疗师

小结

5 改变的过程

改变的原则

转换生存姿态

产生改变的环境

接纳我们的来访者

传播希望

建立可靠性

灌输意识

跟随过程

萨提亚理论中的改变阶段

阶段1：现状

阶段2：引入一个外部因素

……

6 互动中的成分

7 转化的过程

8 个性部分舞会：整合内部资源

9 家庭重塑

10 雕塑、隐喻和曼陀罗

11 其他改变工具

12 结语

附录一：我在与谁共欢乐

附录二：家庭重塑工具

参考文献

维吉尼亚·萨提亚(1916-1988)，家庭治疗创始人，国际著名心理治疗师。美国著名的《人类行为杂志》（Human Behavior）称她为“每个人的家庭治疗大师”。

在1988年维吉尼亚•萨提亚去世之前，她开始和三位同事合著一本关于她的治疗方法的理论书籍。这本书历时三年完成，是关于萨提亚方法的构造、应用和创新的最权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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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是在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面前用各种标签来代表自己，代价就是这些标签让我们失去了对自己身份的关注。例如，在一个家庭中，成年男性和女性被贴上了丈夫和妻子的标签。而一旦他们有了孩子，他们又增加了父亲和母亲的角色。这些定义往往会导致个性变得模糊，而让我们将注意的重点放在了所扮演的角色上。角色变成了身份，而个人的独特性却渐渐消失了。由此，人们通过他们的角色来证明自己，有时甚至会忽略掉自身特有的想法和兴趣。

● 我就是我

遍及整个世界，再没有一个人与我如此相似。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地属于我，因为那是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出的选择。

我拥有关于我的一切，我的身体，我的感觉，我的嘴，我的声音；

以及我所有的行动，不论它们是针对他人还是我自己。我拥有我的幻想，我的梦，我的希望，我的恐惧。

我拥有我所有的胜利和成功，所有的失败和错误。

因为我拥有全部的我，我可以变得与自己如此亲密无间。

通过这样做，我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来爱自己，并与自己友好相处。

我知道关于我的某些方面正在困扰着我，而其他一些方面并不为我所了解。

但是只要我友好地爱着自己，我都可以鼓励自己，并且充满希望地寻找解决困境和了解更多自我的方式。

在任何一个时刻，无论我怎样看和听，无论我说或做些什么，也无论我怎样思考和感觉，这些都是真实的我。

之后，如果发现某些我看、听、想和感受的部分已经不再适合，我将抛弃那些不再适应的部分，保留其余，并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取代我所丢弃的那些。

我可以看、听、感觉、思考、说和做。

我拥有这样的本领，可以生存，可以与他人亲近，可以具有生产力，还可以了解和动员这个世界上除我以外的人和物。

我拥有自己，并因此可以设计和管理自己。

我就是我，而这让我感觉良好。

● 五种自由

自由地去看和听存在于这里的一切，

而不是那些应该存在、过去存在或是将要存在的；

自由地去表达你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表达那些你...

家庭成员也许会求助于朋友、宗教、分居、药物滥用、暴力或是抑郁症。在一个不健康的体系中，当平衡突然瓦解，上述都是常见的选择和可能的反应

人们具有内在的驱动力，是自己变得更加完善。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积极能量，也被称为生命力量，从身体上、情感上和精神上给我们以健康的推动，贯穿我们的整个生命。

自我价值永远根植于我们的心底，并不断挣扎着，希望被发现，被承认、被证实。

人们会在相似的基础上相聚在一起，在发现和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得到成长。然而，这种尊重和成长并非是自动产生的。

正式由于人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最初的希望，失望的情绪常常会歪曲实际发生的一切。

那些未能实现的梦想可能会引发一些自我怀疑、责备、冲突，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内部或外部对话。

通常，我们会否认自己的梦想，但却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代替我们去完成这些梦想。

孩子将家庭规矩作为尺度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如果他们遵从了这些规矩，他们会感到更可能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

就像一个没有意识到阅读重要性的海咋一样，没有认识到自我价值的孩子同样会在生活中面临非常严峻的阻碍。

低自尊会损害我们学习、工作以及与他人交往的能力。如果不觉得我们天生就具有家宅，我们将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尝试新鲜事物，追求自己的目标，或是探索自己的意义。

重要的是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处于怎样的状态，而不是我们是否拥有价值。

一旦某个事件引起我们质疑这种爱和信任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就会激活自己的生存反应。

隐藏在生存问题背后的通常是这样一些信条：其他人在掌握着我们的生活；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应对生活；他们决定了我们的意义。

一旦我们接受了自我，我们就能承认自己是有价值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认为自己是完美的，或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伟大非凡。

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人们进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全新空间。在这里，任何行为都不再仅仅出于生存的需求，而是会折射出人性的光辉。

它意味着我们将不再说：“哦，我是多么愚蠢，我怎么可能做这样一件事！”而是说：“让我来仔细看看自己。也许我可以从发生的事情中学到什么。”

...

由于一些家庭规则会危及我们的自我价值，所以当我们遵从她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展出一些疾病的生理症状。我们的症状实际上是一些绝望的妥协，它们在一些微小的方面保护我们的自我价值，也保护规则。

一些储备的信息常常会因为某些明显或是不明显的原因浮出脑海，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家庭规则中那些“应该”“不应该”或是“为什么不”的规则所践踏。

作为孩子，我们还会效仿父母的沟通模式。有时会去模仿一味讨好的家长，有时会模仿不断责备的家长。如果两个家长都表现出责备或是讨好的姿态，我们也许会为了得到他们的关注而表现出打岔的姿态。此后，社会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姿态，因为人们常常会将讨好与善良、责备与决断、超理智与客观、打岔和自发性混淆。

如果我们对彼此间的爱和信任是否真实存在产生怀疑，那么我们立刻回出现生存反应。这是因为我们相信其他人正在控制我们的生活，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继续活下去，而他们的意见和感受总是能够正确地定义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价值。

讨好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它否定我们的自尊，并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不中的。

每一种沟通姿态都包含达到完善的种子。讨好当中隐藏着关怀的种子，责备当中隐藏着决断的种子，超理智中有才智的种子，而藏在打岔中的则是创造和变通的种子。我们需要区分自己的外在行为和内心渴望。

造成我们的失败命运的，既不是我们的家庭也不是我们的伴侣。相反，我们需要承认他们是有缺点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父母当作普通人接纳，而是继续指责他们，那么在面对威胁情境时，我们将继续使用功能不良的应对模式。

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会延续在童年时期学会的应对方式。那些在早年被看作威胁的事物将会促成成年的我们对它采取相同的反应方式。不同的情境会对不同的人形成威胁，并引发不同的应对行为。

通常孩子们并没有认真听取成人对他们的教育，然而他们知道了被责备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们究竟怎样看待世界可以通过四个方面加以评估：我们怎样定义一段关系；我们怎样定义一个人；我们怎样解释一个事件；以及我们对于改变抱有怎样的态度。

萨提亚的治疗信念

1. 改变是可能的。即使外部的改变非常有限，内部的改变仍然可能存在。

2.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父母都要尽其所能地做到最好。

3. 我们所有人都拥有让自己成功应对和成长所需的内部资源。

4. 我们拥有很多选择，特别是在对压力而不是对情境做出反应的时候。

5. 治疗需要关注健康和可能性，而不是病理学的方面。

6. 希望是变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或是成分。

7. 人们在彼此相似的基础上建立联结，而在各具差异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成长。

8. 治疗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成为我们自己的决策者。

9. 我们所有人都是相同生命力量的展示。

10.大部分人会选择熟悉而不是舒适的方式，特别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11.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应对问题的方式才是问题。

12.感受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拥有它们。

13.人们在本质上是好的。要想与他们的自我价值感相联结并确认它们，他们就需要找到自己的内部财富。

14.父母通常会重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熟悉的家庭模式，即便这种模式是功能不良的。

15.我们不能改变过去的事情，但是可以改变它们对我们的影响。

16.欣赏和接纳过去可以提高我们管理现在的能力。

17.迈向融合统一的一个目标就是接纳我们的父母亦是普通人。在他们本身具有的个性水平上与他们交往，而不是仅仅与他们的父母角色沟通。

18.应对是我们自我价值水平上的展示。我们的自我价值越高，我们的应对方式也就越健康。

19.人类的过程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因此它们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情境、文化和环境当中。

20.过程是通往改变的途径。内容形式成了改变得以发生的情境。

21.在萨提亚模式中，表里一致和高自尊是最主要的目标。

22.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的。

书籍介绍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涵盖了她的信念系统、对改变的洞察性方法，以及她三十多年工作在家庭治疗前沿发展出的强有力的干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对雕塑和“生存姿态”、隐喻、个性部分舞会，以及家庭重塑的治疗性使用。我们探索了“交互”的成分，以及自我曼陀罗中的众多元素，这些元素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并对其做出回应。我们也会读到关于学习（转化）彼此间互动的方式。

像其他的萨提亚著作一样，《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也是一本关于人类尊严和力量的书。与其他萨提亚家庭治疗书籍不同的是，它提供了对萨提亚工作各个主要方面的坚实基础和详尽描述。它全面、广泛的范围和样例对于学生和有经验的从业者都极具吸引力。

• 作者：⍨ 发布时间：2022-02-15 21:17:55

  以厘米取胜的精细运动。人类中一直存在超人和怪物，奇迹频繁地爆发于毫厘之间，想要看到他们长出翅膀或眼睛射出激光才相信世界无法穷尽，等于“用肉眼看到一头牛一样看到基督。”

• 作者：STARFISH 发布时间：2014-07-20 14:28:34

  近来无大师来大陆讲解 甚是可惜！！！

• 作者：Elact 发布时间：2016-04-27 22:11:55

  家庭治疗流派的开创者萨提亚女士告诉我们，做自己。这本书给4.5星，属于改变行为范式的著作。虽然是欧美人士，她的理论绝对适用于东亚文化下的中国人。

• 作者：随喜 发布时间：2014-10-31 10:19:51

  内容是好的，翻译是不咋地的。

• 作者：高大玉 发布时间：2020-04-21 15:51:09

  每个人都渴望被爱被接纳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14-04-26 16:38:36

  开年会时读的，专治各种神经病。我准备等我同事全部学会了以后来给我治疗一下。。。

• 席慕蓉：相信生命本能

  作者：大脑一片空白 发布时间：2018-09-14 09:02:30

  席慕蓉：相信生命本能

  文胡家

  玩过电脑游戏的人都知晓，游戏设定好，在某时刻触动“关键情节”，就可以增加经验、升级战斗力。如同小孩长大一样，到某特定时刻就可以自己说话，走路，吃东西等等，一开始就设计好了一般。

  生命的本能很奇妙，不管你出身，资历，找到它并发挥出潜能，将是一生幸福的路径。这就是席慕蓉的新书《写给幸福》所要传递出来的信念。

  借用叶嘉莹先生的话“读诗写诗是生命的本能”，这句话在席慕蓉的创作生涯是一个最佳的注脚。因为写诗，被人们熟知，随后学习绘画，最近为蒙古英雄们写《英雄组曲》，用生命本能在创作的作家，令人心生佩服。

  在诗歌日渐热门的势头中，凭借其原有的作品已经够享用一生，可是诗人席慕蓉却说：现在再写年轻时的诗，大家一定会觉得无聊。她要投入一个新的世界。因生命的本能而迸发出来的创作动力惊人，以七十高龄为了自己的新作品而奔波，并且一讲到诗歌、讲到生命滔滔不绝。原本安静柔软的诗人，忽然爆发出了激情与力量，这反差很是动人。

  每一个时段，作家的创作生命带着独特的时代特点，看不同时期的散文，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阅读过程，从早期关注点多停留在个人，到开始关心民族以及人类，这种转化会在不同时期中找到共鸣。如同伴随着作者走过了漫长而又迅速的50年创作生涯。

  《九歌》里“要眇宜修”可以很好得概括席老师文字的美感，“要眇”是在呈现一种深隐而又精微的美感，这些深微是老师从内心深处自然散发出来的美。“宜修”是精心装饰，我理解为作者的一种文字的修养以及天赋，这种装饰不是表面的华丽辞藻，而是用文字制造出独特的语言美感以及唯美意象。用诗歌般语言写散文，散文诗歌化，并能在诗歌和散文之间创造出独特的个人特色。

  一个读着自己诗歌几度抽泣的诗人，用深微而浪漫的文字，写出感人至深的波光细碎，记录着自己年轻学生的点滴故事，也温柔叙述自己生命经历，回忆与各类好友恩师之间的情谊往事。对生命、民族、文学艺术的热爱，又让诗人内心充满了智慧和力量。

  整整一本书，优美的文字并没有想要跳出来讲述道理；而是把个人体验以及对生命的绵密的思考，用优美温柔的笔写下，任读者去解读、体验、回味。

  在一个安静的夜晚，读席慕蓉的文字，会让空气变得更加温柔，而内心生出坚定。都是细碎的文字以及片段式的文章，细腻到身临奇境仿佛席老师就在身边。细腻不是细碎，这些片段式的个人文章，思考的却是深远而宏大的生命话题，关于我们如何去对待生命，如何去对待命运，以及将视野放大放长，发现自己身边琐碎的烦恼似乎不再那么重要，

  重要的不是如何去解决烦恼，而是找到生命原来就有的力量，只需要静静等待那一个开启生命能力的时刻。可能是故乡的回忆，可能是亲人的一句话，或者是某个百无聊赖的夜晚。

  比如，谈故乡，一个人有了来处，有了故乡，有了传承，这种人不容易迷失和彷徨。

  席慕蓉用写诗画画，写文章，来召唤内心的力量，这或许就是她作品最大的魅力所在：

  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了两个生命，一个是表面的你，另一个是隐藏的。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用慌张，不用羡慕，去努力找到内心那些烦恼你感动驱动你的，细枝末节，或者毫无意义的事物，这是另一个我的声音，也就是坚定力量来源。

  不用读诗歌，看完这些文字，你会喜欢上这个温柔的诗人，她的文字把你思维带入更深远的版图，如果可以，学着把自己放入更大的生命的坐标里去，感谢席老师，用文字给了我信心，生命本来就是充满力量，要做的只是等到那一个奇妙的时刻，而且一定会来。

• 【转】张辉丨朱熹《诗集传序》论说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2-04 14:52:48

  一

  　　朱熹(1130－1200)的《诗集传》，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所集注的《诗经》读本，无论在《诗经》学史还是整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该书至少通行八百年，它的压倒性影响，明清时代甚至已经到了一般读者不知有汉、唐版本的程度。

  　　不过，人们事实上并不完全确知今本《诗集传》究竟成于何年何月；所能确定的只是，今本——四部丛刊的二十卷通行本——与一般认为完成于宋淳熙四年(1177年)丁酉的初本有很大差异。①至少，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六十五岁的晦庵先生还在修改他的这部重要著述。

  　　朱子基于什么原因、并依据什么原则从事修改工作？他是否既修改自身，也修改前人的观念？这些修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诗经》解释史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折射了中国主流文学和思想观念的嬗变？

  　　朱熹的孙子朱鉴在《诗传遗说》卷二《诗集传序》下的一个简短说明，一直是人们了解朱子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证据：“《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诗》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20)。按照朱鉴的这一说法，朱子诗经学最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存序”和“废序”这个关节点，或者说集中表现在对《毛序》乃至整个汉代《诗》学的态度上。这与现代学人的观念可以互相参照，比如郑振铎就认为“(《诗集传》)此书为攻击《毛诗序》的最重要著作”(26)，因而在《诗经》解释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倘若答案如此简单，则似乎《诗集传序》在今本《诗集传》中的存留就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我们要问：如果后期朱熹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期朱熹，在《诗集传》中还有理由保留旧序吗？这是后人的僭越之举，还是另有其合理性？

  　　今本依然保留的所谓“旧序”，事实上并非特别为《诗集传》所作，而是朱熹的旧有之作。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有过下述判断：

  　　此序乃是其(辉按：指朱熹)早年作主《毛序》之《诗集解》之序，而非其后来作黜《毛序》之《诗集传》之序。《诗传遗说》编于端平二年(辉按：即公元1235年)，既云“遗说”，乃是搜辑朱熹《文集》、《语类》中论诗之语编成，而凡《诗集传》中说均不录；朱鉴既将此序亦采入《遗说》，足证至端平二年此序尚不在《诗集传》中，其原为《诗集解》之序显然可见。朱熹乃是在是年序定《诗集解》以后开始作《诗集传》的。(591－92)

  　　根据束景南的考断，朱熹先后对草成于隆兴元年(1163年)的《诗集解》做过三次修改。第二次修改是乾道九年(1165年)；而第三次则是淳熙四年(1177年)，是年乃为《诗集解序》——也即后来《诗集传》的“旧序”——的“序定之年”。

  　　束景南的上述论断，不仅告诉我们《诗集传》与《诗集解》的内在联系——甚至是承继关系，而且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诗集传序》事实上乃是朱熹长期研究和解读《诗经》的成果。尽管直到端平二年(1235年)的《诗集传》版本中，还没有收入今本中的《诗集传序》，但此序的形成，无疑是朱熹长期修正自己《诗》学观点所做出的重要总结，是某种转折的标志。因此，将之置于《诗集传》之首，并不能简单视为权宜之计。或如钱穆所言，这样做至少“似亦无伤”。

  　　目前的材料也只能证明，《诗集传序》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更有可能是后代编者而非朱熹本人所为。但恰恰是由于《诗集传序》这一文本在时间上的承继性和过渡性特征，它无形中提示我们需要将“存序”甚至“宗序”时期的朱熹与“去序”或“疑序”时期的朱熹联系起来，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朱熹，也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诗经》学史。

  　　甚至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诗集传序》作为一个参照，透过它反观《诗大序》和《小序》，反观《朱子语类》中的相关论《诗》段落。这样做，将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篇重要文献本身，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宋儒在诗之本质、诗教等问题上与汉儒的对话关系，并间接从中看到现代《诗经》学的某些遥远雏形，从而回顾和反思对民族之书——《诗经》所做文学与政治的解释，究竟给我们什么重要启示。

  二

  　　今天的《诗集传序》，主要涉及下列四个问题。

  　　其一，“诗何为而作”？对此，朱熹的回答是：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於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1)

  　　其二，何谓诗教？回答与“人心”有关：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之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於乡党闾巷，其言粹然而不出於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於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寝以陵夷。至於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於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黜陟之政，於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1)

  　　其三，为什么有风雅颂之别，具体是什么含义？朱熹的划分如下：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於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昭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於言者，乐而不过於淫，哀而不及於伤，是以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於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於天下，天道备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1－2)

  　　最后一个问题，与“如何学《诗》”相关。朱熹自有一套属于理学家的答案：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於雅以大其规，和之於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2)

  　　细读朱熹的这则序言，我们首先看到朱子在整体上与诗经学传统的继承关系，而非后人描述的戏剧性断裂。对照《诗大序》，这一判断不难得到证实。比如，对于“诗何为而作”的回答，朱子从性、欲到思、言、音一路讲来，其中的后半部分很自然就会让我们想到《毛诗序》中让人耳熟能详的段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7)。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朱熹这里是在用自己的话部分重述《诗大序》的相关内容。

  　　至于诗教部分，其核心内容也与《诗大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将《诗》“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从而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是儒家诗学的共同目标，朱熹只是进一步发挥而已。在“阐诗学，陈治道(钱穆语)”上，《诗集传序》与《诗大序》不仅没有分歧，而且完全一致。朱熹还强调孔子删诗的独特意义。只是朱熹这里所说的“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多少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不妨看成是晦翁在对自己从事的经典整理和阐述工作做出必要说明。如果说孔子确实获得了“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的“哀荣”，我们是否可以说，朱熹自忖与孔子政治境遇相似而同样具有远大抱负，这是在借对孔子的赞美，表达对自我的期许？而说到对“二南”的重视，对《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强调，正风、正雅、变风、变雅的区分……所有这一切，朱熹事实上也更多是再次申述《诗大序》的观念。一定意义上，他注重的是“照着讲”，而非“接着讲”。

  　　上面这些，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尽管此序作于朱熹依然基本“遵《小序》”的时期，但毕竟其思想已发生重要改变，已经处于从“遵序”到“疑序”的转折关口。因此，在这些看似一无改变的外表下，朱熹做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重要调整。

  　　首先，整个《诗集传序》的起点，并不像《诗大序》是“风教”，而是“天之性”和“性之欲”。先天的、本然的“性”和“欲”，而非后天的、社会化的“教”与“化”成为朱熹《诗集传》甚至整个《诗》学第一义的存在。之后，才提出了“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的问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诗大序》解释“诗六义”中的“风”时，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毛诗正义》：7)。《诗集传》一开篇解释“风”时，则直接道出了风诗的特质：“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诗集传》诗卷第一：1)。

  　　无疑，《诗集传》与《诗大序》一样，也强调“风”具有孔颖达《毛诗正义》所谓“风化、风刺”的意义。但正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云，风，事实上兼有“风谣”与“风教”两义(1: 58－59)。因此，我们可以说，《诗大序》更侧重的是孔疏中对风的解释，也即风的“风教”一面，即“风训讽也，教也。讽为微加晓告，教谓殷勤诲示。讽之与教，始末之异名耳”(《毛诗正义》：6)。与之相对照，朱熹首先关注风诗的“风谣”特征。这已经与现代意义上对《诗经》十五国风的界定遥相呼应了：《诗》由经到文学的转变于此已见端倪。

  　　与上述将“性”与“欲”无声地置于“风”与“教”之前相联系，朱熹在《诗集传》中的另一个重要微妙调整，是将“理”的概念引入对“经”的解释中：“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被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2)。与“理”的引入相呼应，朱熹思想中的另一组核心范畴“修齐治平”也出现在《诗集传序》中：“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2)。

  　　将朱熹的两个调整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对于人自然本性的肯定，以自然本性在教化的作用下“得性情之正”为前提。诗教的指归在于激发人“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达到“无一理不之具”的境界。

  　　如果将朱熹上述调整放在整个思想史的背景下来重新加以审视，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朱熹借助解释《诗经》，进行了一次理学或四书之学对经学的重要改造。尽管这种改造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双重意义。其一，努力摆脱《诗经》汉学的巨大影响，诗的“风谣”特征得到了重视，而这必然对《诗经》中具体诗篇的解释本身带来决定性改变；其二，诗不仅是社会的、政治的、教化的产物或工具，而且与个人性情的正邪直接相关。换言之，诗不仅指向政教、宫闱、王朝更替，也指向个人的“性”和“欲”。只是，在“思无邪”思想指导下，性情之正必须压倒性情之邪，诗的政治伦理意义，也并不应该因为对个人性情的肯定而付之阙如。

  三

  　　《诗集传序》的上述重要思想调整，显然在对《诗经》的整体解释上有看似平常却奇崛的实质性突破。通过此，朱熹甚至在宏观上完成了《诗集传序》与《诗大序》的某种协调，并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诗经》学观念。在基本理清朱熹与《诗大序》关系的基础上，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朱熹《诗经》学思想与《小序》的关联。

  　　《诗集解》的修订过程，是朱熹逐步从宗《小序》到疑《小序》的过程，而《诗集传》很可能是这个过程的最终产物。但是否如朱鉴所说，朱子后期走向“尽去《小序》”的极端，我们不宜贸然做出结论。有学者认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应该比较公允。②

  　　正是在这样对《小序》“有取有舍”的过程中，朱熹《诗集传序》体现的基本思想观念也逐步开始成形。换言之，正像《大序》、《小序》无法机械分开一样，朱熹对《小序》所采取的遵从或否定态度，也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朱熹对《大序》的认识相关，也与他《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相关。

  　　兹举几个朱熹表达对《小序》看法的例子。首先是两段从整体上否定《小序》的话：

  　　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曾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解。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黎靖德 80: 2078)

  　　《诗序》全不可信。如何定指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云。(黎靖德 80: 2074)

  　　也有结合具体作品做出分析的，如：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极多。(黎靖德 80: 2075)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辩诗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到《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部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黎靖德 80: 2076)

  　　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久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为“亲睦九族”［……］随文生意，无复理论。(黎靖德 80: 2075)

  　　关于如何看待《小序》，朱熹还回忆了自己与吕祖谦的一段争论，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主张“去《序》”的根本原因：

  　　某云：“无证而可疑者，是当阙之。不可据《序》做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黎靖德 80: 2077)

  　　上述数则引文，看似孤立的个案，却透露了朱熹《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与《诗集传序》的某些对话关系。

  　　与《诗集传序》回答“诗何为而作”这个问题时朱熹从人性之本然出发的思路完全一致，在对《诗经》的读解中，朱熹也期望回到诗作本身，做到“以诗说诗”，而非“以《序》解诗”。即不被汉儒的观念遮蔽对《诗》本身的认识，从而失去“诗人的本意”；也不曲意附会、牵合《小序》的意思，削足适履。至于汉儒在《大序》、《小序》中道出的正确观念或解诗细节，不妨采而信之。

  四

  　　正是在“以诗说诗”、回到诗作本身的观念引导下，朱熹以为：“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黎靖德 80: 2085)。

  　　这里所说的“只将本文熟读玩味”，宜与《诗集传序》最后部分回答“其学之也当奈何”的段落对读。关于“学诗之大旨”，朱熹一方面对严格依循《诗》本身的特点提出要求——“本之二南”、“参之列国”、“正之于雅”、“和之于颂”；另一方面，也从“章句”、“训诂”、“讽咏”、“涵濡”等方面概括地提出了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章句和训诂，是理解任何古典经典的前提，讽咏和涵濡则更切近《诗》之为诗的本质特征。

  　　特别是“涵濡”一词，朱熹间以“涵泳”一词代替，曾在多个地方以不同方式表达，应该说并不是《诗集传序》中独有的概念，它显然与朱熹整个《诗》学思想一脉相承。

  　　比如，《朱子语类》中记录了这么一段对答：

  　　问：“看诗如何？”曰：“方看得《关雎》一篇，为有疑处。”曰：“未要去讨疑处。只熟看某注得训诂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议论，往往里面曲折其实未晓，只仿佛见得，便自虚说耳，恐不济事。”(黎靖德 80: 2088)

  　　这段话中，“玩索涵泳”的意思，又在另两处出现：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黎靖德 80: 2068)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熟读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得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须是杀了那走作的心，方可读书。”(黎靖德 80: 2087)

  　　《朱子语类》和《朱子文集》中，类似的说法亦复不少。表面看来，朱熹这里不过是在讨论读书法或读《诗》法，但其中蕴含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是《诗》的本文而非汉儒的《小序》乃是涵濡、讽咏的对象。正是在熟读玩味本文之滋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见出义理，而不是相反。本文即诗本身才是意义的直接来源。

  　　因而，《诗集传序》对《诗大序》的曲折修正，就不仅是置“性”、“欲”于“风”、“教”之前，以及以理学悄然替换经学这两项内容。当朱熹在检验《小序》真确性的同时一再强调“讽咏”、“涵濡”，他已经把对《诗》的最终解释权不自知地交还给了每一个读《诗》者。

  　　细究朱熹的这些言说，如钱穆所言，反映了作为一代理学家“能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并“解脱了经学的束缚，而回归到理学家的义理”的风貌(4: 61)。但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不是朱熹的真正意图，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无论原来用于《诗集解》的序言是由于偶然还是出于有意为之的安排，被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从这个“美丽的错误”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宋儒朱熹从实质上改写《诗序》——无论是《大序》还是《小序》——的意图。因为这种改写，《诗经》解释传统和文学与思想史的版图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却是通过在表面上照着汉儒继续往下讲、而实际谋求深刻变异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只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朱子这种“以诗说诗”、“玩索涵泳”的原则，也许反过来会背离他的理学原则；他对汉儒的巧妙修正乃至公然反动，也并不必然带来“性情之正”和“修齐治平”的正面结果。至于此后数百年间官方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巨大“哀荣”，就更无法让我们忽视他解《诗》的原则与他的整体思想主张之间的强烈反差了，毕竟思想史自有思想史本身的内在逻辑。

  注释：

  　　①《诗集传》完成于1177年，此说主要据清王懋竑撰：《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79－82。当然，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比如，钱穆就认为，“《诗集传》在丁酉亦尚未动稿”，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北京：九州出版社)57。束景南也认为，丁酉年朱熹完成的是《诗集解》而非《诗集传》，但《诗集解》的序即今本《诗集传》的序，详见后文。

  　　②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17。莫砺锋的结论基于他对《诗集传》全书的统计。据统计，朱熹完全同意《小序》观点的诗有82首，占《诗经》总数的27％；朱熹对《小序》有不同程度异议的诗有215首，占70％。

  　　【参考文献】

  　　[1]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Hong, Zhanhou. A History of the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Li, Jingde. ed. The Classified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Zhu. Vol. 80.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

  　　[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Mao, Heng, et al., eds. A Rectifi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4]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Mo, Lifeng. Zhu Xi: His Literary Works and Idea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5]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Qian, Mu. On Master Zhu: A New Perspective. Vol. 4.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11.]

  　　[6]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Vol.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7]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Shu, Jingnan. The Chronicles of Master Zhu Xi. Vol. 1.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8]郑振铎：“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郑振铎全集》(第四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Zheng, Zhenduo.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Major Books o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Complete Works of Zheng Zhenduo. Vol. 4. Shijiazhuang: Huashan Literary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9]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Zhu, Xi. Annotations to The Book of Song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80.]

  　　[10]朱鉴撰：《诗传遗说》，见《诗经集传·诗传遗说》(影印钦定四库全书会要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

  　　[Zhu, Jian. Neglected Discourses on The Book of Songs. Abridged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facsimile edition).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05.]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