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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静物（中国美术学院名师作品精选）》收录了多幅色彩静物绘画作品。主要侧重于水粉静物的色彩训练，通过对水粉静物画作画步骤的分解，从技法上便于学生的掌握。是一部从理论到分析、从观察方法的锻炼到技法的临摹学习、从借鉴到表现，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内容全面而系统。 准备参加高考的考生必能从中得到极大的裨益，广大读者也定能从中得到不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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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一鸣，2000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附中，2004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在校期间有三十多幅作品收藏于中国美术学院造型基础部，多幅作品留藏于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2006年创立了杭州一鸣画室，为全国各大美术院校输送了大量美术人才。作品发表于《中国美术学院学院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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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色彩静物:中国美术学院名师作品精选》收录了多幅色彩静物绘画作品。主要侧重于水粉静物的色彩训练，通过对水粉静物画作画步骤的分解，从技法上便于学生的掌握。是一部从理论到分析、从观察方法的锻炼到技法的临摹学习、从借鉴到表现，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内容全面而系统。准备参加高考的考生必能从中得到极大的裨益，广大读者也定能从中得到不同启示。

• 作者：la vie en rose 发布时间：2013-05-25 22:03:04

  步骤解释详细到让人头晕，对各种工具的功能几乎没有介绍，步骤中用到就直接说了，还有很多应该介绍一下的工具没有提到。优点是常用的基本造型元素基本都介绍了，而且步骤如此细致，应该还挺适合完全没做过手工的童鞋用

• 作者：ODO 发布时间：2016-08-21 00:48:01

  没几个是人

• 作者：一苇 发布时间：2019-04-11 11:14:57

  与其说是兵法，不如称为政略，兵略之书。

• 作者：odette|阿黛 发布时间：2022-12-25 17:19:39

  看过原版之后，出来中文版就买了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13-12-14 09:13:16

  真是无语了，居然还有这种书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自费出版的吗

• 作者：曾沐沐沐隽 发布时间：2017-08-02 21:18:30

  有大陆版了。可以了我一桩心事了。善哉。2017年8月阅：重庆一好人，奈何登前程。唯愿鸿鹄志，海上得踌躇。南虹架两岸，天堑化通途。

• 一些角度

  作者：Petreat 发布时间：2023-12-07 17:37:33

  纯粹帮朋友借的书，既然也翻了翻就顺便总结两点吧。

  一、积极备孕

  1. 调整生活方式

  — 保持BMI正常范围内，19-26

  — 适度运动，每周保持30分钟适度有氧运动，每周2次力量训练

  2. 饮食

  全谷物

  淘汰反式脂肪

  有希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可以帮助识别反式脂肪，即在产品营养标签中确认

  有无“部分氢化植物油”的字样。

  

• “假全球史”的真价值

  作者：长湖镇第一公民 发布时间：2022-07-29 11:44:37

  《奥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是一次将全球视角引入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的经典范例。这本书讲述了奥斯曼帝国第九位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的一生，揭示出他是如何在近代早期重塑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政治生态，并将其影响力辐射全球的。通过以奥斯曼帝国为焦点描绘1470—1520年的全球图景，它摒弃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突出强调奥斯曼帝国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关键作用，补充、修正了传统的大航海叙事。这本书是美国耶鲁大学新锐历史学者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的最新力作。这位学者长期关注奥斯曼帝国治下埃及环境史的研究与书写，代表作有《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

  Nature and Empire in Ottoman Egypt

  , 2011.）《奥斯曼埃及的动物》（

  The Animal in Ottoman Egypt

  , 2014）；《奥斯曼之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

  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 Egypt,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 2017）。因此，本书也是阿兰·米哈伊尔挑战自我，开辟新研究领域的勇敢尝试。

  自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往往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远离海洋的内陆国家，其历史发展遵循着“扩张—停滞—衰落”这一路径，关于其本身的历史书写更是充满着魏特夫式（Wittfogel）的刻板印象。因此，奥斯曼帝国在近代早期的历史上的作用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仅在传统的帝国兴衰史中会被提及，而在大部分历史比较与结构分析中还是处于被忽略的状态。不像在东南亚史与中国史的研究中，有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和彼得·璞培德（Peter Perdue）等人，奥斯曼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产生跨越地方研究视角而进入全球比较研究的学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史这一研究范式的兴起，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给死气沉沉的奥斯曼史研究领域带来了勃勃生机。美国历史学者山姆·怀特（Sam White）的《近代早期全球史中的奥斯曼人》（Sam White, “Ottomans in Early Modern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 no. 6, 2011, pp. 345-349）和本书作者阿兰·米哈伊尔与克里斯汀·M·菲里奥（Christine M. Philliou）合作的《奥斯曼帝国与帝国转向》（Alan Mikhail, Christine M. Philliou,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Imperial Tur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no. 4, 2012, pp. 721-745），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奥斯曼史”作为一股史学潮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奥斯曼之影》正是这一学术风潮下的最新产物。

  本书共分七章，作者采用纪传体的编纂体例，沿时间顺序行文。第一章“苏丹之子”分三个部分，作者从塞利姆的出生引入15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与东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形势，着重讲述了帝国从创立之初至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演进、后宫生活以及苏丹继承权问题，为全书搭建了一个完整的背景框架。除了宏观的结构分析，微观的细节刻画也交织其中，包括塞利姆的家庭环境、在阿玛西亚的童年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等。此外，本章花费一半以上的篇幅讲述塞利姆之父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II）与其兄弟杰姆（Cem）王子争夺苏丹宝座的过程，为后来塞利姆的血腥夺权埋下了伏笔。在这一阶段，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围绕杰姆王子的外交争端构成了16世纪双方更深入互动的前奏；而最终杰姆之死也深刻地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使得欧洲拿他做筹码以制衡奥斯曼帝国的希望彻底破产，不得不向外寻求新的助力，为大航海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诱因。

  第二章“总督”主要叙述了塞利姆于1487—1500年间在特拉布宗（Trabzon）担任总督的经历，这是他政治生涯开始。本章共分两部分。首先，第一部分交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以及自奥斯曼1461年征服后该城的基本情况，如人口构成、宗教信仰、治理模式和经济网络等，进而说明这座边疆重镇的重要地位。接着，作者展示了塞利姆如何将这个边境枢纽整合进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其母居尔巴哈（Gülbahar）对他的帮助，并揭示他们如何利用苏美尔人开创的政治理念“公正之圈”（Circle of Justice）来处理纷繁的事务（70页）。其次，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则阐述了面对父亲轻视、兄弟竞争，自己封地位处边疆的不利条件，塞利姆如何团结、收编地方势力为日后的夺权事业积累政治资本的。

  在第三章“奥斯曼人”中，米哈伊尔采用插叙的手法，暂时偏离了叙事的主轴。他把目光从黑海之滨的特拉布宗移至西地中海的热那亚，开始追寻哥伦布的航海事业。本章分为六个部分，其中前五部分主要记述了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探险和殖民。作者以哥伦布为例，通过系统梳理他在早年航海期间与伊斯兰文明打交道的经历，分析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对他世界观的影响，进而阐明了这种影响对大西洋彼岸新世界的塑造作用。作者认为，正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迅猛扩张对欧洲造成的压力以及其对旧航路控制的加强，导致了哥伦布等欧洲殖民者担心受到伊斯兰势力的包围，因此冒险穿越大西洋，寻找“东方的大汗”或“祭司王约翰”，并与其结盟共同对抗穆斯林。阿兰·米哈伊尔此举无疑消解了西方传统的启蒙叙事，他指出：哥伦布那一代人的思维模式依然是中世纪十字军式的，含有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视为不可调和的、永恒的斗争，二者在世上只能存其一。此外，作者还认为，由西班牙王室资助的哥伦布探险活动是“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在美洲大陆的延续。换言之，西班牙1492年攻陷格拉纳达只是两大文明间全球对抗的序幕。对奥斯曼帝国的恐惧和忌惮形塑了早期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的认知和想象，认为这些原住民就是穆斯林，他们已经和奥斯曼帝国联手包围了基督教世界。他们将与伊斯兰文明长期厮杀的历史记忆带到了大洋彼岸的新世界，戴着宗教狂热滤镜去审视这些陌生的族群，以对待旧世界穆斯林的方式与这些原住民打交道，同时极力传播着基督教信仰，让那些“异教徒”皈依。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再征服运动”便不仅仅只是收复被穆斯林占领的西班牙国土，而是将以奥斯曼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从地球上抹去，让基督教统治世界（132页）。而且，作者指出，旧世界的伊斯兰文明同样直接影响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统治模式——西班牙人对美洲殖民地的管理制度发源于其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被征服的穆斯林土地上的统治机制；他们也借鉴了伊斯兰政权的“迪米”（Dhimmi）制度，将其融入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行政体系。在第五部分的末尾，作者指出了讽刺的一点：西班牙人最惧怕的新世界出现伊斯兰教这一情况，恰恰是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在新旧大陆的相遇中，旧世界的病菌也以殖民者为载体传播到了大西洋对岸，由此造成了原住民人口的锐减，进而导致殖民者的种植园劳动力短缺，因此不得不从非洲引进奴隶，伊斯兰教就这样通过奴隶贸易在美洲扎根。本章最后一部分则关注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中海基督教国家驱逐犹太人的风潮，以及这些犹太人最终前往奥斯曼帝国避难，并为帝国做出的贡献。作者借此对比了欧洲国家的宗教迫害和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为对奥斯曼帝国的刻板印象祛魅。

  第四章“远近之敌”回归主线叙事，分为五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讲述了16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崛起，以及塞利姆在特拉布宗前线与之对抗的故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东方萨法维王朝的威胁是奥斯曼帝国内部愈发激烈的权力纷争的催化剂——对萨法维什叶派的不同态度加深了塞利姆与其父巴耶济德二世之间原本就不可弥合的裂痕，进而加快了塞利姆发动王位继承战争夺权的步伐。此外，塞利姆在特拉布宗这段与萨法维王朝打交道的生涯是他成为苏丹后政策重心几乎全在东方的重要原因。其后的四个部分则以扣人心弦的笔触，描绘了塞利姆从战前准备、起兵到夺权继位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塞利姆通过利用在特拉布宗的多年积淀、与克里米亚可汗（Khan of Crimea）的特殊关系以及拉拢帝国的精锐军队耶尼切里（Yeniçeri），成功逼迫父亲退位，并血腥地镇压了两个哥哥的反抗。字里行间，塞利姆的性格特点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第五章“塞利姆的世界战争”则展示了成为苏丹后的塞利姆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服。第一部分叙述了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帝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并详细刻画了其中的“查尔迪兰战役”（Battle of Chaldiran），最后指出萨法维王朝失败后在波斯湾留下的政治真空为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殖民扩张埋下了伏笔。此外，塞利姆在行军途中对安纳托利亚东部什叶派穆斯林的大规模屠杀也成了一项沉重的历史遗产。由塞利姆一世开启的逊尼派—什叶派大规模意识形态对抗至今在影响着中东两大教派间的关系。后三部分则讲述塞利姆是怎样率领大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征服马穆鲁克帝国的。由于作者是研究奥斯曼的埃及行省出身，因此在这一部分特别强调了对马穆鲁克征服的影响：经济上，作为帝国内最繁荣富裕的省份，埃及为中央提供的税收超过其他任何省份，且其生产的粮食总量占帝国全部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一；埃及也拥有着所有行省中最多的人口，最活跃的市场。此外，奥斯曼帝国还继承了它在红海—印度洋与跨撒哈拉的商业关系和贸易网络（388页）。而且，正是由于塞利姆在1517年征服马穆鲁克，创造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红海东岸成为了咖啡走向世界的起点；政治上，汉志（Hejaz）并入奥斯曼领土使苏丹成为“两圣地的守护者”，苏丹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哈里发”（Caliph）的头衔，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这无疑大大增强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合法性。而且，随着汉志被纳入帝国统治范围，阿拉伯半岛南部也门户洞开，为奥斯曼人进一步征服也门，南下印度洋，开启与葡萄牙人长达一个世纪的海上争霸奠定了基础；在社会文化方面，塞利姆并没有试图改变当地的传统，只要地方势力承认伊斯坦布尔的权威，便一切如常，当地居民几乎感受不到改朝换代的变化。总之，塞利姆对两大帝国的战争使得奥斯曼帝国领土扩充了一倍多，从一个区域强权成长为地跨三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庞然大物。此外，塞利姆对阿拉伯世界的征服还实现了国家的“再伊斯兰化”，国内的穆斯林人口开始追平乃至后来超越基督徒人口，进而深刻地重塑了帝国的意识形态。

  第六章标题为“最终的边疆”，介绍了塞利姆在人生最后日子里的战略规划——在东方继续对抗萨法维王朝，同时镇压边境什叶派异端的叛乱；向西荡平北非，征服摩洛哥，获得大西洋的出海口，进而征服新世界。本章上承第五章末尾的皮里·雷斯（Piri Reis）世界地图，清楚地表明塞利姆本人的世界观在1517—152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作者认为，1517年时，塞利姆的战略重心仍在旧世界，但三年后，他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涉足大西洋外的新世界，征服摩洛哥的计划只是这更为宏大计划的一个跳板，然而，随着塞利姆因病逝世，这一计划被永久地搁置了（446-445页）。通过以上论证，米哈伊尔有力破除了长久以来的大航海“线性进步史观”，揭示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奥斯曼帝国究竟距离改变世界有多近”。

  第七章“后裔”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着重分析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品主题的影响以及对宗教改革的推动作用。第二部分阐述了奥斯曼帝国留给美洲的历史遗产。首先，作者指出，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奥斯曼帝国的迅猛扩张给欧洲造成了强烈的震撼。然而欧洲分裂的局面却使得其无法再组织起一支十字军予以抵抗。许多人文主义者们花费在奥斯曼人身上的精力多于其对古典文化艺术的关注，他们“更经常长篇累述地书写着土耳其人的邪恶与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必要性”（471页）；此外，塞利姆对萨法维和马穆鲁克的胜利给欧洲造成了剧烈的意识形态冲击，从而为其反思自身的政治、宗教、社会秩序提供了舆论环境。马丁·路德将奥斯曼人作为自己论战的工具，把其比喻为惩罚基督徒的“上帝之鞭”，矛头直指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认为是其腐化堕落给了奥斯曼人迅猛扩张，传播伊斯兰教的机会；正是因为教皇，才给基督教世界带来无数的苦难。而也正是奥斯曼帝国在南方的威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不得不与新教诸侯妥协以争取其支持，从促进了新教在中欧地区站稳脚跟。再次，作者也同样注意到了塞利姆在帝国内所推行宗教改革的内核与路德新教改革的相似性——二者都是对全球局势的反应，将旧的宗教组织改造为能够服务于信众个人需求的实用机构。本章最后一部分揭示了荷兰、英国乃至后来的美国接受了西班牙先行者对伊斯兰文明的认知与想象，由此衍生的刻板印象在虚拟的文学作品和现实的政治问题中游荡至今。

  《奥斯曼之影》通过选取塞利姆一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为焦点，将其放在15—16世纪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证明奥斯曼人在当时全球文化空间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作者通过历史叙事清晰地表明奥斯曼帝国是近代早期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者在讲述奥斯曼历史的同时，也兼顾到了帝国之外的历史脉络。此外，以一位重要的苏丹为切入点，阿兰·米哈伊尔为我们提供了综观一个近代早期全球性历史时刻的视角，并且有着雄厚的文献支撑，这是传统的奥斯曼史书写所无法呈现的。在米哈伊尔笔下，苏丹塞利姆并不是僵硬刻板、枯燥乏味的历史人物，其人物形象在与不同的对手合作、竞争的过程中鲜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无疑是一部优秀的通俗历史作品。但有趣的是，英美学界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毁誉参半，甚至在当年出版后引发了一场波及奥斯曼学术圈内多位知名学者的舆论风波。

  2020年9月初，三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杰马尔·卡法达（Cemal Kafadar）、康奈尔·弗莱舍（Cornell H. Fleischer）、桑贾伊·苏拉玛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在《现代史学在线评议》（

  CROMOHS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怎样写假全球史》（Fleischer, C., Kafadar, C., & Subrahmanyam, S., “How to Write Fake Global History”,

  Cromohs - Cyber Review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 2020）的文章。前两位是美国奥斯曼学界的顶尖学者，后一位则是研究近代早期印度洋和南亚的资深学者。他们指出了这本书存在诸多的问题：大量的史实、逻辑错误；引用不严谨；采用陈旧的精英史观进行叙事；多处不恰当、甚至是生硬的历史比较等。最后，三位认为本书很具有代表性，将其称为“用大量二手研究拼凑成的奇谈怪论，再取一个夺人眼球的标题加以包装”，从而将问题指向全球史书写存在的局限——宏大叙事结构性与细节深描精确性间的矛盾。这篇文章一出，立即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然而20天后，英国的两位知名奥斯曼学者埃菲·海亚特（Efe Khayyat）、阿里尔·萨茨曼（Ariel Salzmann）在《杜克大学出版社在线杂志》（

  B2O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奥斯曼之影与学术界的自封苏丹们——论书写奥斯曼历史时思考全球性的危险》（On the Perils of Thinking Globally while Writing Ottoman History: God’s Shadow and Academia’s Self-Appointed Sultans，详情参见

  https://www.boundary2.org/2020/10/e-khayyat-and-ariel-salzmann-on-the-perils-of-thinking-globally-while-writing-ottoman-history-gods-shadow-and-academias-self-appointed-sultans/

  ）的文章，对前述文章进行回应，并为《奥斯曼之影》进行辩护。十月初，三位学者对此又在土耳其的《独立互联网报》（

  T24

  ）上发表题为《浪漫化美洲的塞利姆》（Romancing “American Selim”，详情参见

  https://t24.com.tr/k24/yazi/romancing-american-selim,2892

  ）的文章加以回应，并举出了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其观点，甚至宣称阿兰·米哈伊尔并不是在写历史书，而是在“打电子游戏”。这些评论文章的火药味甚浓，有些甚至超越了学术对话应有的边界，上升到无谓的指责与人身攻击。

  在笔者看来，《奥斯曼之影》最大的价值在于其宏大的视野和新颖的观点。诚然，作为一部目标受众为美国大众的非学院派著作，它在史实和逻辑方面确实如三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硬伤颇多，但它的畅销无疑激起了大众对奥斯曼帝国和近代早期中东历史的强烈兴趣，而这也正是这本不够严谨的书，而不是米哈伊尔其他的严肃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的原因，它完美地契合了畅销书的定位。培养兴趣和提升智识无疑是历史学研究走出象牙塔高墙，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基础，而《奥斯曼之影》做出了一个勇气十足的表率。

  相对而言，本书的学术价值会因为其对细节的粗糙处理而大打折扣，但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全球史作品。面对奥斯曼史研究领域日益细化的学术分工所造成的碎片化倾向，全球视阈无疑是一种优秀的修正方法。此外，本书也是对近十年来“新奥斯曼史”书写潮流最新趋势的回应。例如，本书重塑苏丹塞利姆在大航海叙事中所扮演角色这一做法，是与美国新锐历史学者吉安卡洛·卡萨莱（Giancarlo Casale）在《奥斯曼的探索时代》（

  The Ottoman Age of Exploration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一书中“航海家塞利姆”（Selim the Navigator，参见

  The Ottoman Age of Exploration

  , p. 13）的概念进行对话；塞利姆在特拉布宗营建自己的政治网络、以及成为苏丹后对马穆鲁克旧地的统治模式都与新帝国史的研究旨趣相呼应——奥斯曼帝国中央并没有实现对地方的垂直管理，而是与地方势力协商后实行的半自治。因此，奥斯曼人在进行领土整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帝国理念与在地文化间的冲突与调试，这对张力不仅影响了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也反过来塑造了帝国中央政府的统治实践。就这方面而言，本书为之后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引导，推进了奥斯曼史领域的研究进程。

  总体来看，《奥斯曼之影》虽然在叙事细节上有所局限，但无疑在进一步启发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上做了杰出的贡献，对于推动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的新陈代谢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