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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汉字课堂》是一款同步部编版教材的语文练字帖，主要包括认一认（课本要求会认的字）、练一练（练字）、写一写（看拼音写词语）、描一描（短片描灰）以及佳句临摹（主要是近距离临摹形式） 本书主打的是练字，为了方便学生练字，每个字都配有书写要点，还配有轮廓框辅助书写，同时为了让孩子在练字中可以学习练字两不误，每个生字都有两个组词和一个造句，让孩子在练字的同时提升词汇量，提升句子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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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我的汉字课堂》是一款同步部编版教材的语文练字帖，主要包括认一认（课本要求会认的字）、练一练（练字）、写一写（看拼音写词语）、描一描（短片描灰）以及佳句临摹（主要是近距离临摹形式） 本书主打的是练字，为了方便学生练字，每个字都配有书写要点，还配有轮廓框辅助书写，同时为了让孩子在练字中可以学习练字两不误，每个生字都有两个组词和一个造句，让孩子在练字的同时提升词汇量，提升句子表达能力。

• 作者：请叫我蕾蕾 发布时间：2020-10-21 13:29:27

  童年被爱滋养过的汪老头，用他的爱滋养了家人，更用他的文章滋养了我们。很爱他。

• 作者：不想吃猫的鱼 发布时间：2022-11-21 21:00:25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

  一旦归为臣虏，

  垂泪对宫娥。

• 作者：Victoria 发布时间：2010-08-16 10:01:41

  这本书以Yale University为例，介绍了美国高等学校的历史沿革、教育体制、学生如何申请高端院校等。

• 作者：真绪 发布时间：2021-12-15 01:53:21

  系列中重要的一本，拓海情感受到重击、86也爆缸了，文太的安慰令人动容。

• 作者：一袋大虾 发布时间：2016-10-20 12:49:03

  曹操，三国里面最佩服的人物，有胆识，有谋略。说他是治国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一点都不错。（作者文笔不咋滴）

• 作者：pemla 发布时间：2012-09-27 21:18:34

  好多商业小镇设计，还配有标识系统设计，很有西部美国风格，对我用处不大~

• 垮掉的一代哪里去了

  作者：吴从周 发布时间：2009-12-17 05:03:30

  　　40年前的10月21日，杰克·凯鲁亚克死了。

  　　他死于长年的酗酒，无法遏制的内出血杀死了“垮掉的一代”最伟大的作家。凯鲁亚克的第三任妻子斯特拉跟他在一起，但是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整夜吐血不止，束手无策。当他被送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德斯堡医院时，医生也无计可施了。

  　　在被酒精和毒品彻底击垮之前，47岁的凯鲁亚克已经文思枯竭，穷困潦倒。他从出版商那里预支了书稿的报酬，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名叫《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个题目借用了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最臭名昭著的格言。

  　　这一年是1969年，激动人心的60年代即将终结，“垮掉的一代”已经日薄西山。

  　 　“垮掉的一代”聚首

  　　凯鲁亚克出生在1922年春天，马萨诸塞州。那里也是亨利·梭罗的故乡。这个有法国-加拿大血统的男孩子出生时名叫让·路易·凯鲁亚克，到他28岁出版第一本小说《小镇与城市》时，才改名叫杰克。

  　　凯鲁亚克出生的小镇名叫劳厄尔，曾经是新英格兰的纺织中心，兴盛一时。不过凯鲁亚克生不逢时，当他的法国移民父母从加拿大魁北克搬到这里时，它已经盛极而衰，变成一副穷困破败的模样。父亲列奥·凯鲁亚克在镇上开了一家印刷厂，一家衣食丰足，还算过得去。

  　　凯鲁亚克在劳厄尔长到6岁，才开始学习英语，因此，在小镇上的其他孩子眼里，这个相貌俊秀的家伙小时候总是嘟囔着一种古里古怪的法国方言。

  　　无论如何，小凯鲁亚克是一个让大人们骄傲的孩子。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迷恋歌德、雨果等人的作品，甚至崭露头角的威廉·萨洛扬和海明威。尽管生性腼腆，这个孩子在运动场上却充满活力，喜欢骑马，对棒球和足球也乐此不疲。在小凯鲁亚克身上，能看到一个标准的美国社会精英的影子：文雅、健康、有品味，谁也想不到他后来会流浪、酗酒、吸毒，成为“垮掉的一代”的标志。

  　　凯鲁亚克14岁的时候，一次洪水摧毁了他父亲的产业，家境从此一落千丈，母亲甚至不得不去鞋厂打工养家糊口。加上年幼时哥哥杰拉德的夭折，这些变故使凯鲁亚克的心灵遭受了终身不愈的创伤。

  　　1939年，17岁的凯鲁亚克迎来了初恋，与一个叫玛丽·卡勒的姑娘坠入爱河。但是出于对探寻新世界的渴望，凯鲁亚克选择远赴纽约，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因为橄榄球打得好，哥大为他提供了奖学金。在一年的预备学校期间，他学业成绩优异，热爱惠特曼和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并为爵士乐所着迷，但是也开始染上了醉酒的毛病。

  　　凯鲁亚克没有参加预备学校的毕业典礼，因为他买不起白色礼服。在举行典礼的体育馆背后，凯鲁亚克坐在草坪上，一边嚼着草叶，一边阅读惠特曼那些粗野的诗句。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比赛中凯鲁亚克弄伤了自己的腿，倒霉的事情从此接踵而来。这个曾经带领球队夺冠的明星沦为千年板凳，教练对他非常不满。父亲试图挽救家庭经济危机的努力也彻底失败了，成为小镇街头惹麻烦的酒鬼。凯鲁亚克沮丧之中选择了离校，在服装厂、修理站和餐馆打工，甚至还为报纸写过体育报道——这份工作他做了几个星期就厌倦了。

  　　1941年冬天，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凯鲁亚克报名参加海军，决心要去太平洋教训那些罗圈腿的小矮子。但是还没有等到军队征召集训的通知，他就不耐烦了，跟一群水手跑到轮船上，给船上的厨师当助手。这期间他干过最刺激的事，是跟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水手一起，向一条全副武装的德国潜艇发动进攻。这些丰功伟业被他写进了小说《大海是我兄弟》里。

  　　1943年，凯鲁亚克终于等到了海军的征召令，但是仅仅在训练营地呆了一个多月，他就被除名了，因为他总是在训练时躲进图书馆看书，被军医鉴定为精神病。

  　　随后，他在纽约结识了艾伦·金斯堡和卢西·卡尔，以及年长他8岁的威廉·博罗斯，后者是一个古怪的人物，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热衷于文学、语文学、人类学，出生于名门望族，却一直非常渴望能够体验犯罪行为的感受，以及浪迹天涯。他曾有意识地参与过贩卖赃物、致幻毒品，并有超过十年的吸食鸦片的历史。这个人开创了美国毒品小说的先河，后来成为凯鲁亚克小说《在路上》中的老布尔·李的原型。

  　　1946年，24岁的凯鲁亚克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小镇与城市》。在金斯堡的帮助下，这本书在1950年出版，并没有为凯鲁亚克带来什么声望。

  　　但是对于凯鲁亚克来说，24岁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而来自丹佛的痞子尼尔·卡萨迪闯入了凯鲁亚克的生活。

  　　卡萨迪是《在路上》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在“垮掉的一代”伙伴中，他是个“天使”兼“恶魔”似的人物。正如《在路上》所描述的，卡萨迪的父亲是个酗酒成性的流浪汉。1926年，他父母正在流浪，途经盐湖城时，在一家慈善医院生下了他。他从小混迹于乞丐、酒徒和流浪汉中，长得一表人才，读过不少书，思维敏捷，行动果断，谈吐机智。在受过教育的“垮掉”伙伴中，他并不自卑，相反却独具魅力，颇得女人青睐。同时他也与凯鲁亚克、金斯堡有同性恋关系。

  　　在1940年至1947年间，卡萨迪偷了五百次车（并非为了钱，只是为了“在路上”的游历）。1946年，他从丹佛到纽约时已被逮捕七次，过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在凯鲁亚克看来，卡萨迪的执著坚毅、热情疯狂与玩世不恭，最能体现“垮掉的一代”作为“局外人”的个性。

                    切·格瓦拉与《在路上》

  　　凯鲁亚克开始写作《在路上》的时间众说纷纭，总之是在1950年前后。那是墨西哥城的夏天，像许多雷同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正在奔三的凯鲁亚克患着严重的痢疾，依靠咖啡、大麻和安非他明支撑自己的精神。他把10张12英尺的打印纸粘在一起，卷入打字机，开始这份长达36.5米、几乎没有分段的手稿的写作。

  　　20天之后，精疲力尽的凯鲁亚克大功告成。可以想象，当他从打字机前起身时，闷热的房间里弥漫着怎样令人难以忍受的烟雾和气味。当时的文学评论家诟病他，说三个星期写出来的作品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他们忘记了，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也不过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当凯鲁亚克坐在墨西哥的小屋里打字的时候，在美洲的南方，23岁的切·格瓦拉正骑着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进行一场环游南美洲的旅行。他和他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起，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途中，他还在秘鲁一个麻风病人村做了几个月的义工。

  　　这趟旅行长达8个月之久，后来他乘坐飞机，回到了阿根廷时，被家人期望成为一名杰出医生的格瓦拉写下了一篇日记：“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当格瓦拉踏上他浪漫的革命旅程之时，凯鲁亚克依然是一个落魄潦倒的作家。他辗转于旧金山、新墨西哥和纽约之间，和卡萨迪之类的朋友混在一起，漂泊不定。这些年他写作的小说包括《萨克斯医生》、《玛吉·卡萨迪》和《地下的人们》。最后一部小说以作家列奥·贝尔斯皮耶的名义，追忆作者自己同一个黑人姑娘的爱情故事。”地下“指的是纽约波希米亚聚集区的底层生活。小说以黑人姑娘玛尔杜的背叛告终。自发性写作方式在小说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从不间断、跳跃而又起伏的长句有时竟达半页之多。

  　　这些小说都要过几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凯鲁亚克的作家之名依然依赖那部反响平平的《小镇与城市》。他背着这些小说的书稿——包括那卷长达30多米的长卷，在北美大陆漫无目的地游荡，几乎没有什么出版商对这些书稿感兴趣。后来凯鲁亚克跟金斯堡和卡萨迪到了伯克利和旧金山，在那儿他与年轻的禅宗诗人加里·斯奈德成为好友。此时，年轻的斯奈德正致力于翻译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歌，并深受影响。后来，他跑到日本出家为僧3年，研习禅宗。凯鲁亚克从斯奈德那里获得了某些启示，并发现佛教可以安抚自己的困苦与沮丧。

  　　在加里·斯奈德远赴日本的前一年，也就是1955年，凯鲁亚克的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机。1955年10月，在充满传奇色彩的旧金山第六画室诗歌朗诵会上，金斯堡朗诵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名诗《嚎叫》：“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头脑毁于疯狂……”。他一举成名，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正式登场。在金斯堡的推荐之下，《新世界写作》和《巴黎评论》发表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前两部。

  　　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在南方的墨西哥，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相遇。

  　　1957年，评论家、《流放者归来》的作者马尔科姆·考利对《在路上》大加赞赏，于是维京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

  　　确切地说，是1957年9月5日，星期三。在出版当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书评家吉尔伯特对这部小说的长篇书评，名为《时代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这一天凌晨，凯鲁亚克和女友乔伊斯·约翰逊在曼哈顿的街头等待《纽约时报》出炉，他们在一家酒吧读完了吉尔伯特的书评，但是凯鲁亚克令人不解地感到闷闷不乐。然后他们回到公寓里睡觉。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乔伊斯写道：“杰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然后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他出名了。

   

                   ALLEN，结婚吧

       《在路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多年以后，鲍勃·迪伦在他的自传《像一块滚石》中写道，“《在路上》是我年轻时代的《圣经》。”

  　　事实上，它几乎成了几十年中一代代年轻人的《圣经》。

  　　在少年时光中，风尘仆仆地穿越荒野和城市，见识辽阔的世界，去赢得陌生姑娘的爱慕……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生活更能激荡一颗年轻的心脏？在过去50多年中，无数年轻人把这样的旅行当作自己的成年礼。他们对未来一无所知，但是毅然决然地上路——就像凯鲁亚克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

  　　“你们去哪？”

  　　“洛杉矶！”

  　　“去那儿干吗？”

  　　“我们也不知道，管他呢！”

  　　《在路上》成为畅销书后，威廉·博罗斯写道，“(《在路上》)帮着卖掉一万亿条李维斯牛仔裤，一百万台咖啡机，并且驱使数不尽的孩子们上路。”

  　　而约翰·霍尔姆斯在一篇名为《这就是垮掉的一代》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垮掉的一代”：“任何试图给整个这一代贴上标签的做法注定徒劳无益。不过，这是经历过上一次战争，或者至少可以在战争结束后痛快地饮上一口酒的一代人。……（垮掉的一代）这个词的意义原本就模棱两可，不过，对于美国人来说，其意义却再清楚不过。这个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还意味着被驱使、用完、消耗、利用、精疲力竭、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直觉或意识时的感觉。简言之，它意味着他们情愿以一种并不耸人听闻的姿态驱使自己陷入困境。一个‘垮掉’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总是全力以赴，精神振奋，对任何事都很专注，像下赌注似的把命运孤注一掷。这年轻的一代人从他们一懂事就这么干了。”

  　　时至今日，“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都变成了令人厌烦的俗套词汇。前者被用在无数次长者对后辈的鄙视和后辈对长者的不屑的争辩中，后者则成了困守于庸常的人们的自我安慰和意淫。

  　　“垮掉的一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光远去。轰轰烈烈的反抗主流体制和文化的时代消逝了，商业与传媒巨头统治了一切。对于美国来说，9·11的阴影比远去的梦想更加真切；而对于中国人——当《在路上》出版50周年的时候，他们前所未有地开始追捧“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大多数人消费了那一代人的反抗精神，如一篇纪念的报道中写的：“《在路上》实在已经不够‘前卫’，像凯鲁亚克他们那种旅行我已经消受不起，即使那些死忠的背包客朋友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只为上路而上路———一路拍了哪些好风光、遇到多少次艳遇，这才是饭后的重要谈资。 ”

  　　令人惊异的是，《在路上》出版5年之后，它的中文译本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个译本的目的，是反映“西方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 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

  　　1973年，诗人芒克读到了1962年版、黄色封皮的“内部参考”版《在路上》，北岛、多多等人都相互传阅了这本小说。

  　　“在看完《在路上》之后，我和画家彭刚受到鼓舞真的上路了，一路从北京爬火车来到武汉，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卖了，还是民政部门把我们遣送回北京。”芒克回忆说。

  　　在出名之后的几年里，凯鲁亚克那些积压的作品相继出版，其中包括1956年完成的《孤独的天使》和1957年写完的《达摩流浪汉》。

  　　1969年10月21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传奇的两个月之后，杰克·凯鲁亚克死了。两年前，同样在10月，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的陆军中士玛利欧·塔兰开枪打死，身中9弹。

  　　在“垮掉的一代”之后，是属于嬉皮士运动的60年代、朋克音乐盛行的70年代。

  　　艾伦·金斯堡比他们活得都要长久，他在1997年去世。这一年，周云蓬第一次读到了他的诗。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这位盲歌手抵达过中国的许多荒凉之地，他在2007年创作了一首歌，名为《金斯堡妈妈的一封信》：

  　　ALLEN，结婚吧，拿着钥匙不要再吸毒了

  　　菜已经买好了，有萝卜西红柿，还有红辣椒

  　　我在疯人院里一切都很好，每天做着电击，没有烦恼

  　　每顿饭有鱼有肉还有牛奶

  　　这里的玻璃一点都不脏

  　　ALLEN，结婚吧

  　　拿着钥匙不要再吸毒了

  　　钥匙在阳光下

  　　在栅栏旁

  　　在阳光下的窗台上

• 隔院声歌

  作者：寄居蟹 发布时间：2014-05-31 19:50:57

  自信的写作者多不愿被批评家拉去排队，也不愿自己的作品被格式化或强行解读。《番石榴飘香》一书中，门多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聊天，说“评论家总会在你的作品里找到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马尔克斯回答：“要说有什么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话，那也是不自觉的。不过话说回来，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汪曾祺常被人贴上“闲适”“冲淡”的标签，其实，他对有些批评意见是有保留的，对自己的创作则颇为自负。在表达个人的意见时，他不像马尔克斯那样咄咄逼人，却也极为坚决，没有丝毫退让。《晚饭花集》的自序中有几句话：“我对自己写出的作品都还喜欢，无偏爱。读过我的作品的熟人，有人说他喜欢哪一两篇，不喜欢哪一两篇；另一个人的意见也许正好相反。他们问我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是笑而不答。”读到这里，我似乎可以看到汪先生脸上挂着那么一点轻蔑的笑意，分寸拿捏得刚好，简直让人觉得可爱。清人冯煦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曾经以为，“淡而有味，浅而有致”，拿来形容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很是贴切。然而，读汪越深，越会觉得一切的比拟都简单化了。至于极为流行的“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帽子，戴在汪先生头上就更不合适。

  多年以前，读孙郁先生的《灯下闲谈》，有一篇写汪曾祺的短文，文末的几句话给我印象极深：“在我看来，他介于哲人与平民之间，斗士与闲士之间，长诗与小品之间，江河与小溪之间。他是文化中的纽带，联接着过去与明天。当代文学因为有了他，才使人看到了回归传统与接受域外文明的实绩。”这评价似断语，又说得模糊。汪曾祺清晰明澈，但绝不简单，要作板上钉钉式的描述和评价几无可能。只有深入理解汪曾祺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孙先生先有一部《张中行别传》。作者与张的渊源似乎更深，了解也更深入。写张的传记，却没有以“身边人”的视角，揭露很多“秘闻”；也没有把功夫下在绵密扎实、言之凿凿的考证上。作者落笔很轻，可谓开辟了一种新的传记作法。曾与一位师长聊起《张中行别传》，他评价颇高，说是“诗性的传记”。《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正是《张中行别传》的姊妹篇。有两个词“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向来是不好的意思，但我想来想去，觉得以之形容《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似乎合于表象，想孙郁先生不会怪罪。如作者所言，这本汪传，是想通过汪曾祺写一群人。事实上，不要说一群人，单单其中一两位，由这本书拈起的话题，就能敷衍出多少万字。所以，点到即止是更智慧的做法。

  我极感兴趣的，是这本书开启了很多话题。对于汪的“资深”读者而言，可以这本书作为“深度导游图”，旁涉相关作家、著作，为汪曾祺及其作品补上一个更丰满的背景。

  《浦江清》一章，在我即很觉新鲜。汪曾祺的随笔中，有一类小考据，娓娓道来，清幽动人，原来是浦江清的底色。汪的《八仙》一篇和浦江清的《八仙考》，从语言到结构，都很像。无厘头地想过一回，如果放在今天，有强迫症的“打假学者”，会不会指责汪先生“抄袭”？又想起陈丹青，他用油画笔画董其昌的字和画，怎么画，也是陈丹青，而不是董其昌。

  汪曾祺的文字，是有独一无二气息的。不少人习惯把形式与内容割裂，评价汪，说“语言有特色”，似乎其余不足论。读过一篇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的访谈，说到翻译文本的语言，王先生说“语言意味着作家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程度”，以此解释，就可以明白汪为什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学他的人，可以学到皮相，却无法得其魂魄。

  汪曾祺去世后，他的儿女撰写的回忆录中，半认真半戏谑地说，父亲的小说上不了头条。前些时候，偶然买到一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某文学期刊的合订本，翻越这些带着陈年气息的旧刊，那些头条，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文章，早已锈迹斑斑，而汪的文章仍然新鲜，似乎还带着水气。它们不曾时髦，却有穿透时间的力量。汪文字中的那些赶时髦的话语，现在看倒是有点稚拙、好笑，这类文字极少，嵌在他的作品中，好像地层中一星一点的化石。如：“三中全会一开，全国人民思想解放，情绪活跃，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的调子是很轻快的。现在到了扎扎实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为经济的全面起飞作准备的阶段，人们都由欢欣鼓舞转向深思。”（《晚饭花集》自序）。他写的时候也许是很真诚的，但实在不擅长。汪自称“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思想”是朴素的，涉及革命、国家等大话题，政治正确到如同学生的课本。在《黄裳》一章中，作者说“汪曾祺的古风背后，自然也有现代革命因子的影响”，笔下一关涉“思想深度”，就“显得落后、古板，不合时宜，但那是他真心的表露。这与黄裳的思路几乎一致。张中行看到汪曾祺这样的看法，有些微词”。汪与张，在一些方面，或可以庄子与惠施作比。濠梁之辩，正见出庄子、惠子认识外界方式的差异。庄子以观赏的态度，着眼于美，移情同感；惠施关注的是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

  汪曾祺的小说《卖蚯蚓的人》中，有一段夫子自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

  汪曾祺为同乡金实秋编的《戏联选萃》作序，说自己很喜欢书中贵阳江南会馆的一副对联：“花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城更鼓，好缓缓归。”隔院声歌的意象，有一种含蓄之美。汪曾祺的美学观念，确是温婉、含蓄的，他笔下的世界，经过了过滤，他只愿选择生活中善的片段。孙郁先生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作品，同样弥漫着含蓄的美感，一读再读，犹有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