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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荐】

高彦颐的研究不断地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分类范畴。她修正了我们对传统明清女性社会角色的认识,颠覆了五四以来的缠足解释。这本《砚史》更进一步拆除了身体与物、匠与士、工艺制作与文字文化之间的藩篱, 让我们从崭新的角度窥视清代知识建构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这也是一本美丽的艺术史著作, 透过石砚、矿工、工匠、雕匠、文人、收藏家的社会史展现中国工艺文明的一个盛世。

——梁其姿（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讲座教授）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白谦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社会史写作关心“人”，乃题中应有之义；难得的是，这部著作同时展现了“物”（thing）的形状、灵魂和光芒。我提醒自己，下学期的艺术史课程书单中，绝对不能漏掉这部书。

——郑岩（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系教授）

这是一部深具透物见人新境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力作。阅读此书，犹如跟随作者踏上关于砚台历史、技艺和鉴赏的迷人之旅。你会流连于北京紫禁城、肇庆黄岗村、苏州专诸巷、福州光禄坊，透过作者精心考证而构筑起来的采料、雕制、题咏、流转、收藏等诸多场景，体验砚台的生命历程。在这一旅程中，你会与皇帝、官僚、文人、砚匠、石工一一相遇，会心而行。与这些同一时空下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交织在一起，体悟清初社会政治运转机制和人际关系网络的真实图景，鲜活而生动。旅程过后，你也会产生拥有一方自己的砚台的冲动和欲望。

——郭福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高彦颐的《砚史》从清代宫廷所带动的整个帝国的物质转向、广东肇庆开采端石的第一现场进入，抽丝剥茧地展现一个出身苏州专诸巷谜样的治砚名家顾二娘，其如何在看似男性为主导的士人文化中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超级品牌。

此书不仅为没有自己文字历史的工匠（尤其是女工匠）发声，更重要的是，其让我们看到田野调查、物质分析等经验与身体型的学术劳动，如何可能冲破传统历史学的限制。高彦颐教授结合社会文化史的训练，与其特有的对“物”的敏锐感官与细致写作，精彩地勾勒出一个由小人物与物品所推动，却很少被注意到之历史能动力。这是一本了解18世纪性别、文化史与艺术史的关键性著作。

——赖毓芝（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简介】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部分，共分五章。每一章都设置在不同的具体地方：紫禁城里的皇家工场，广东的采石场，苏州及南方其他地方的砚台雕刻工场，福建收藏家的家里。作者追查了砚台在宫廷与社会之间的运动轨迹，并通过砚台的整个社会生活，带入了与砚台相关的制作、使用、收藏和写作的人的生活。此外，这项研究亦展示了这个小物件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和技术投资。

不合时宜的慢书 / I

致　谢 / VII

导　言 / 1

第一章 紫禁城造办处：皇帝、包衣、匠役 / 15

新技术官僚文化 / 18

陶人之心：唐英和沈廷正 / 22

康熙朝宫廷的设计大师：刘源 / 26

刘源的跨媒材龙纹 / 31

“内廷恭造之式” / 42

雍正对造办处的改造 / 46

工匠和皇帝：内廷样式的缔造者 / 49

雍正治下的砚作 / 53

宫廷和地方之间：帝国宣传的局限 / 60

第二章　肇庆黄岗：砚工 / 65

灵砚和书写 / 69

采石的工具 / 70

工匠的识字问题 / 74

勘探和采石的专门知识 / 78

士人：石工知识在北宋的文本化 / 83

米芾：打造权威的鉴赏家 / 86

清代考据学：外省目击者重来端州 / 91

本土专家的自我展现 / 99

重访石工 / 104

第三章　苏州：女工匠 / 107

专诸巷 / 109

顾家父子 / 112

出师 / 116

作品群组 / 121

定制过程 / 123

技艺等级 / 126

镌字 / 129

款识 / 133

杨氏兄弟 / 141

董沧门 / 146

造访顾二娘 / 152

第四章　从苏州至全国：顾二娘的超品牌 / 159

杏花春燕图 / 160

地点、媒材和超品牌 / 168

顾二娘典型砚样 / 177

富立体感的砚 / 181

王岫君的文人山水 / 185

量产的菌砚样 / 193

铭文格套 / 195

从超品牌到神话 / 198

女性在父系家谱上的缺席 / 200

顾二娘与清初制砚之革新 / 202

第五章　福州：藏砚家 / 205

福州藏砚圈与《砚史》 / 208

藏砚在宋代的起源 / 214

玩砚与士人男性特质 / 219

建立一批收藏：家传 / 224

市场中的实用专业知识 / 230

现代性和新奇性 / 235

赠砚 / 241

无形的传家宝 / 250

结语：文匠精神 / 255

实践文匠精神 / 258

金农和高凤翰 / 261

从士大夫到工匠型学者 / 267

文匠的性别问题 / 271

附录1 清初文献记载的顾氏砚总录 / 275

一、大致年代确定者 / 275

二、年代不详者 / 279

附录2　各大博物馆藏带顾二娘款砚 / 281

附录3　福州赏砚圈成员 / 285

附录4　林涪云编辑《砚史》的版本史 / 289

参考文献 / 295

他山之石，可以攻“砚”：读高彦颐《砚史》 / 319

译者后记 / 329

【作者简介】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其研究方向是古代晚期和近代的中国科技与性别/妇女史、物质文化，著有《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

【译者简介】

詹镇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从事明清中国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曾于《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故宫学术季刊》《故宫博物院院刊》，Late Imperial China，Arts of Asia，Religion and the Arts等期刊发表十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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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专家推荐】

高彦颐的研究不断地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分类范畴。她修正了我们对传统明清女性社会角色的认识,颠覆了五四以来的缠足解释。这本《砚史》更进一步拆除了身体与物、匠与士、工艺制作与文字文化之间的藩篱, 让我们从崭新的角度窥视清代知识建构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这也是一本美丽的艺术史著作, 透过石砚、矿工、工匠、雕匠、文人、收藏家的社会史展现中国工艺文明的一个盛世。

——梁其姿（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讲座教授）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白谦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社会史写作关心“人”，乃题中应有之义；难得的是，这部著作同时展现了“物”（thing）的形状、灵魂和光芒。我提醒自己，下学期的艺术史课程书单中，绝对不能漏掉这部书。

——郑岩（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系教授）

这是一部深具透物见人新境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力作。阅读此书，犹如跟随作者踏上关于砚台历史、技艺和鉴赏的迷人之旅。你会流连于北京紫禁城、肇庆黄岗村、苏州专诸巷、福州光禄坊，透过作者精心考证而构筑起来的采料、雕制、题咏、流转、收藏等诸多场景，体验砚台的生命历程。在这一旅程中，你会与皇帝、官僚、文人、砚匠、石工一一相遇，会心而行。与这些同一时空下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交织在一起，体悟清初社会政治运转机制和人际关系网络的真实图景，鲜活而生动。旅程过后，你也会产生拥有一方自己的砚台的冲动和欲望。

——郭福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高彦颐的《砚史》从清代宫廷所带动的整个帝国的物质转向、广东肇庆开采端石的第一现场进入，抽丝剥茧地展现一个出身苏州专诸巷谜样的治砚名家顾二娘，其如何在看似男性为主导的士人文化中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超级品牌。

此书不仅为没有自己文字历史的工匠（尤其是女工匠）发声，更重要的是，其让我们看到田野调查、物质分析等经验与身体型的学术劳动，如何可能冲破传统历史学的限制。高彦颐教授结合社会文化史的训练，与其特有的对“物”的敏锐感官与细致写作，精彩地勾勒出一个由小人物与物品所推动，却很少被注意到之历史能动力。这是一本了解18世纪性别、文化史与艺术史的关键性著作。

——赖毓芝（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简介】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部分，共分五章。每一章都设置在不同的具体地方：紫禁城里的皇家工场，广东的采石场，苏州及南方其他地方的砚台雕刻工场，福建收藏家的家里。作者追查了砚台在宫廷与社会之间的运动轨迹，并通过砚台的整个社会生活，带入了与砚台相关的制作、使用、收藏和写作的人的生活。此外，这项研究亦展示了这个小物件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和技术投资。

• 作者：面面 发布时间：2022-05-29 13:21:44

  高彦颐物质文化史新作，虽不如缠足，但对于匠人与文人、物质与权力之前的关系梳理、性别话语的书写仍值得学习

• 作者：雨天不打伞 发布时间：2022-10-16 12:50:50

  佩服作者的选题，但是论述有些散漫，推论多于实证

• 作者：鵬鵬 James 发布时间：2022-05-07 11:43:34

  终于出炉了

• 作者：残雪断剑 发布时间：2018-01-26 03:57:55

  还算不错的一本国学教辅图书。

• 作者：朵朵小时候 发布时间：2022-12-11 18:46:14

  在广东省博物馆看过端砚的展览，大为震惊，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带来这种感觉。女性话语似乎太过牵强。就记住了“康熙强推士人无感”“陶人”“福州收藏家树大招风”三处。

• 作者：苏野 发布时间：2022-09-22 22:15:34

  以砚的选料、制造、消费、收藏、题铭的流通过程为纵向主线，以紫禁城造办处、肇庆、苏州专诸巷、福州为横截面，以唐英、刘源，石匠，顾二娘，林佶、黄任等代表性人物的制砚、赏砚、题砚、易砚、拓砚、写砚为重构对象，并勾连前史，比照后世，探讨清初这一转型期中在砚的琢制、收藏、鉴赏、题铭等的全过程中发生的技术革新、文化变迁和观念迭代，跨越物质文化、图像学、社会史、观念史、文献考据、田野调查等多重学科畛域，打通朝野、性别、文史、技与道、地方知识和普遍观念的分野，力图从个案上为明清之际道器、性别关系的观念转变、清代朴学暗涌的潜流呈现有物、见人、共情的具体图景。逊于前几本书，汉学痕迹更明显，违和之处不少，强迫性的理论联系略多，关于顾二娘的两章，结论也较乏味。通篇把“品位”译成“品味”对有强迫症的人来说，是种煎熬。

• 高彦颐 | 不合时宜的慢书：对三篇书评的回应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0-08-23 20:08:19

  原刊于《细读》2019年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打从十五年前开始，我便打算写一本书，把性别研究带进当时刚起步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在构思上一部书，也就是后来以《缠足：金莲崇拜由盛极而衰的演变》为题的缠足史（英文原著2005出版；中译本2007）的时候，便意识到绣花鞋、甚或是纏腳帶等织品文物，能和文献对照，互補不足，加强历史研究的深度和維度，更帮助我們接近不识字的小人物們的日常生活、身体感觉。雖然對文物学是外行，我有些龐然心动。中、西的汉学界，一直秉承「重道輕器」的传统，以文献史料為證史的憑據和立论的基础。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物质文化的，主要是考古学、人类学、和鉴赏学界。把這些方法和议题帶進历史研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更遑論添加性別视角了。

  

  我敬佩的学人之一，是北大宋史的邓小南先生。她多年前偶尔说的一句话，成了我治学追求的目标：「不重複别人，也不重複自己。」要不重複自己，唯一的方法是重新当学生。於是我大胆地走回教室，坐在後排一角，旁听考古學、艺术史、和鉴赏方法等課程，同時积极在历史档案中找研究对象。唐宋墓出土的陶瓷粉盒和化妝品、清末民初的刺绣家沈寿的「仿真绣」，都曾成为考虑对象，努力试图相知相交，但结果都未能如愿。琢砚家顾二娘，就是在「醉里寻她千百度」的迷离境界下，渐渐现身眼前，最后成了真命天子。陈妍蓉在《书评二》说得对，「对顾二娘的关注」，是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源头」。研究起步后，碰到的难关很多，包括鉴定顾砚的真伪和如何以图证史。不少论点，说服得了自己却说服不了别人。也许这跟科学客观主义依然主导中国史学界有关。

  描述与分析

  在十九世紀的实证主义影响下所發展出來的史学方法，以客观主义為依归。所謂科学客观(scientific objectivity)，可以理解成為一種君臨天下、高高在上的俯視姿态。客观的視角，有人稱為「全知神的眼睛」(god‘s seeing eyes)。要锻炼这双神眼，需要摒弃个人的直觉、主观经验和想象，刻意经营「知者」和「被知对象」之间的距离，才能站在更高点看得更远，并且进一步把收在眼底的丛生万象，一一比较、归类、分析。我们在研究院受的史学训练，说穿了不外就是对这客观距离的培养。支撑我们作为专业学者、史学家的权威性的，正是这不自然、经年累月培养出来的、以神人自居的视点。

  科学客观性在十九世纪作為嶄新「認知價值」的兴起，是和当时日新月异的制图和图像复制技术发展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吊诡地说，科学客观性本身，是透过主观的视觉经验和判断，才成为可能。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所长罗瑞。达丝顿 (Lorraine Daston) 就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彼得·伽力臣(Peter Galison)，合著了一本题为《客观》的书，描述了科学客观主义在欧洲逐渐取代其他视点和认证标准的漫长过程。[1] 他們指出，在追求客观的同时，十九世纪的研究者们充分认识到主观认知、观察和判断的重要。

  

  十九世纪出现的科学客觀方法，是可贵的，今天依然值得重视，但它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如何恰当地引进主观判断去达致更顺应这个时代的客观，是当今科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一起探索。我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时，一直遇到一个困惑：我们所用的分析范畴，无论是「族群」、「阶层」、或是「性别」，都是现代概念，我们凭什么可以确定，当时人们的认知，是我们今天所想当然的呢？尤其是说到「社会身份」和「等级」，现代社会的认识可能和明清社会有较大的落差。现代科学话语，讲究精准明确。出身进士、曾为康熙抄御书的林佶，应该毫无疑问看成是学者，但是如果我们感受到他对维护自己学者或「士」这身份的极度焦虑，便认识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不是单凭主观意愿便能定夺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穿戴打扮、身体感觉、家中有没有田产可供消费、有谁邀请参加文酒会等等。在明清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摆出来的身段、姿态、视点 (posture)，是随时会变，而且是需要不断被人认可的。用客观的社会科学词汇，很难准确地传达这不稳定性。

  我在写《石砚里的社会百态》一书时，作了一些不成熟的尝试。我首先认定，清初学者的身段和视点，不只一种，而是有千姿百态，匠人、女人，也是如此。假如我们先不预设我们已经了解「学者」、「工匠」长什么样，从研究开始便把这些标签套在当事人头上，我们会不会能用较新的视角，去认识清初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这是我坚持在书的前数章，不用标签，只用众多的人名去述事的理由。一直写到最后「结语」的时候，才具体引入「学者式工匠」以及「工匠式学者」两个标签，把前述的现象，略作解说。[2] 《书评一》作者郭婧雅的总结可说是一语中的：「个体与个体的阶层界限在历史的大环境下是如此的灵活和模糊。」我采用寓分析于描述的写作策略，虽然难免议论繁杂，为读者带来困扰，但很庆幸还是达到了目的。

  

  《书评三》的作者侯冬琛问得好：「作为学者，在不自觉的被文人知识结构所形塑的同时，应该保有怎样的自觉性和警惕性，而不至流于学者/工匠的二分法逻辑之中？」我想「寓分析于描述」也许是可尝试的策略之一。描述越具体，就越能建构一块自由的空间，让我们行文时游移在主、客之间而不至流于模糊不清或产生歧义。小时候喜欢哲学的我，个性比较倾向抽象思维，甚至有时会不自觉地轻视「形而下」的具体叙述。读艺术史时才充分认识到，要准确地把一块手掌大小、漆黑哑亮的石砚上的凹凸形诸文字，比读通十本高深理论著作更难。

  做学问也是一门手艺

  拙书结尾一章，英文题为 ”The Craft of Wen”，颇難為了三位机靈的讀者。译为「文技」、「文之艺」，都是好主意。我尤其欣赏侯冬琛对「文作」的描述：「清初一系列围绕砚展开的情景事件展现了一幅深深扎根于身体感知和体验层面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不追求抽象思辨，超越了儒家哲学中对文人书写的过分推崇，而是像手艺人一样，通过日常世俗生活的活动来展现“文”是如何被“作”（craft）出来的。」把身体感知和体验带进学术研究，是我写作本书最大的愿望，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在研究采石、琢砚工艺的过程当中，我有幸地认识了多位手工艺人，或是「学者式工匠」，他们钻研技艺的认真、精益求精的干劲、处事的干练周到，待人的坦率热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专注一刀一凿，在具体而微的小方块把大事化小的重要。学者追求概括性的抽象思维，从归纳陈述中，找普遍性的定理，恰好和工匠的具体思维相反。手工艺在现代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议论五花百门，都是值得关注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详细讨论。只想在这里说的是，我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亲历过香港纺织、成衣和电子业的繁荣，对机械文明所服膺的高速、效率，并不陌生。最近这二十多年，国内经济起飞，工业发展屡创高峰，更使人体会到速度和效率对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重要。也许是有过这些经历，在步入中年以后，反而越来越珍惜慢条斯里的生活步调，追求「慢食」、慢思、慢写。手工艺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任何技术的磨练，都需要时间、耐心、和专注。

  

  陈妍蓉把这精神描述为「匠心」，最为贴切不过，她对书的综合评论，尤其敏锐：「正是因为作者一片匠心在书中，这本书也给读者带来挑战。书中技术性词汇也不少，加之论点不集中、没有某种具体形式的结构、同一人物或史料在全书所有地方高频率分散出现，这些因素使得这本书不太适合以浏览方式快速阅读，而是要求慢读，要求读者的匠心。」感谢三位书评人和其他读者，为这本不合时宜的慢书所付出的时间、耐心、和专注。您们的匠心和宽容，是对作者最大的鼓舞。

  [1]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2] 「学者式工匠」应是artisan-scholar，「工匠式学者」应是scholar-artisan。原文语意不清，引起误解，以致两位书评人误植，谨此澄清并致歉。

• 硯台的社會生命史（書評），發表於《新史學》2018年9月期

  作者：鵬鵬 James 发布时间：2018-10-19 13:40:19

  發表於臺灣《新史學》，2018年9月期。

  評Dorothy Ko,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330 pp.

  詹鎮鵬*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

  本書作者高彥頤(Dorothy Ko)教授現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歷史系，在其《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和《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兩部早期著作中，她從文化史和婦女性別史視角出發，通過細讀文本，檢視女性的主體性及客體想象，修正以往歷史觀點。[1]近十年，作者的研究對象轉移到工藝和品物，曾於哥倫比亞大學開設「中國視覺和物質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China)研究生課程(p. ix)，其學術關懷仍一脈相承，只是方法論有所轉移。[2]本書因此可視為高彥頤的研究領域從文獻延伸至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一部轉型之作。[3]她對手工藝者之關注，側重女性，尤其是晚明至民國時期的蘇繡、顧繡女紅等工藝。誠如作者在〈致謝〉和〈導言〉所言，是本書的主人公，即女琢硯家顧二娘，引領她進入硯台的世界，隨後又耗費多年才完成此項研究(p. ix、p. 5)。

  作為中、英文學界首部以文房用具之硯台為研究對象的專著，[4]此書處理時段雖集中在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間(1680年代至1735年)，卻主旨宏大。誠如高彥頤在〈導言〉指出，硯台除去研墨的基本功能外，兼具多重角色：收藏品，父子、男性友人相贈之禮，鐫字刻銘的紀念信物。透過功能延伸，硯台被賦予「斯文」之意義，成為文人士大夫一類男性菁英主體的物質性象徵。由於硯台總令人聯想起士人形象和菁英文化，作者徵引《孟子》中的「四民」(士農工商)理想制度，指出硯的製作者，即工匠(craftsmen)或手工藝者(artisans)，總旁落於士人的書寫文獻，希望藉此研究修正儒家傳統「重道輕器」的傾向(p. 5)。作者指出，中國儒家傳統千百年來貶低工匠的根深蒂固之觀念，是工匠長期在文獻記載中缺席的主因，很大程度上導致學者難以對該群體展開研究。基於上述動機，作者在本書結合傳世實物和文獻史料，重構處於革新期的清初製硯業，並以顧二娘及其福州贊助人作為核心個案，還原當時琢硯工藝及鑑藏市場的歷史面貌。

  全書除〈導言〉和〈結語〉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内廷作坊─皇帝及其包衣〉(The Palace Workshop: The Emperor and His Servants)運用宮廷造辦處活計檔案，重構康熙、雍正二朝造辦處硯作及其匠人活動。作者特別指出，康熙(1662-1722在位)、雍正(1723-1735在位)二帝在內務府框架內設立、改造養心殿造辦處，開創有別於前代的物質文化，宣示滿族之統治。滿清「物質帝國」(material empire)具有唯物主義(materialist)的統治風格，為宮廷和地方之間在工藝和物質互動奠定基礎。松花石硯則是反映清初帝王吸收漢人精英文化和話語的一個案例。康熙帝在1681年平定三藩後，治國方略由軍事轉向文治，隨後他在祭告祖陵期間在滿洲地區「發現」松花石，將其塑造成新式硯材。松花石硯在康熙朝被大量用來賞賜內閣翰林官員，更成為影響雍、乾二朝的工藝遺產。

  高彥頤使用「技術官僚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一詞，來形容內務府的包衣群體身上有別於常規行政文官的特質。[5]管轄造辦處的內務府作為皇帝的「私人衙門」，行政和財政分支繁多，而深受滿人皇帝信賴的包衣，是該龐大的官僚機器的運作者。作者指出，這些皇家(上三旗)包衣雖是皇帝的家僕，卻因享有制度性優勢，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清代內廷的各項技術實驗和工藝承作。作者引舉活躍於康熙朝的漢軍旗人劉源，以他設計圖樣的龍德墨、龍光硯為範例，提出民間的工匠力量對內廷工藝的積極影響。清初，因順治帝廢除匠戶制度，從民間召募匠役至雍正朝已成定例，為皇帝透過多種材質構建「內廷恭造之式」創造條件。硯作方面，雍正帝承接康熙傳統，重視松花石硯；雍正朝一大特點，則是皇帝同等重視硯盒，時常將硯與盒作統一設計。

  廣東省肇慶自唐代以來便以盛產端石這種理想硯材而聞名，晚明以降，肇慶城外的黃崗村民便以端石開採、加工為生計支柱。在第二章〈黃崗村─石工〉(Yellow Hill Villages: The Stonecutters)中，作者結合實地田野考察和文獻分析，分別討論開採端石的端州(今屬肇慶)石工和兩類士人掌握的端石及硯坑知識和主體塑造。作者歸納兩類士人的不同寫作動機和方式，解讀視角頗為新穎。第一，是外省或中州士大夫視角的寫作，以北宋蘇易簡(958-996)的《文房四譜》和米芾(1051-1107)《硯史》為例，二書算是硯台品鑑文學的鼻祖。《文房四譜》之體例從屬筆記傳統，作者蘇易簡未曾親自前往端州實地考察，故收錄的內容雜陳，缺乏系統性。高彥頤認為米芾採取不同於前人的寫作策略，強調「眼見為實」，如他自稱「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p. 64)。[6]第二，則是端州本土專家之寫作，以何傳瑤(活躍於1820-1830)的《寶硯堂硯辨》為例，該書用圖文並茂的形式，為端州硯坑制定新的品第和分類體系。

  作者在本章試圖申論，石工透過親自實踐及物質工具而世代相傳的本土性知識，雖然與兩類士人的知識書寫方式大相徑庭，但同等重要。她指出米芾和何傳瑤兩類品鑑端坑和端硯的專家，在各自領域掌握著書寫的話語權；相較之下，那些親自開採、加工端石的硯工雖在當地掌握最核心的本土知識，並為士大夫提供一手資料，卻因無法書寫而被歷史湮沒。

  第三章〈蘇州─(女)工匠〉(Suzhou: The Craft (wo) man)重建顧二娘生平及其贊助人網絡。根據時人記載，顧家鋪位於蘇州閶門附近的專諸巷，主要由三代人經營：父親顧德麟，兒子顧啟明，後來二位男性先後離世，遂由啟明的妻子二娘(原姓鄒)掌舵，並過繼侄子顧公望，授以家傳。作者搜集、重構顧二娘的生平耗費許多功夫，但成效有限，故福州的一群士人藏硯家編撰的硯銘集《硯史》及私人文集，成為作者重構顧氏治硯及其贊助網的核心資料。硯銘是硯主用於題詠硯台的一種詩文體裁，常用刀鐫刻於硯台的背面、側壁，功能猶如書畫作品的題跋。透過硯銘內容可回溯該硯的形制、母題、製作者。

  其他文獻罕見顧氏的生平記載，敕製《古今圖書集成》和官修《江南通志》對顧家治硯的條目偏重男性傳承譜系，身為女性的顧二娘的重要性下降。高彥頤指出，相對於蘇州時人黃中堅(1648-1717之後)和朱象賢，福州的藏硯圈子多是顧二娘的忠實主顧，他們與顧氏有私交，並且看重她的過人技藝。作者將《硯史》明確出自顧二娘之手的硯，與傳世實物相比對，發現兩者無法吻合，表明現存傳顧二娘的作品絕大多數是贗品。

  第四章〈蘇州以外─顧二娘的超品牌〉(Beyond Suzhou: Gu Erniang the Super-Brand)承接前章，結合傳世實物和圖像，分析傳顧二娘製的硯樣及其工藝特徵。作者受到語義學的「超符號」(super-sign)概念的啟發，[7]新創出「超品牌」(super-brand)一詞去形容顧二娘在十八世紀以降的品牌效應。在她看來，超品牌除指名牌之外，它不僅僅是一種獨立的風格，而是像超符號那樣，乃「異質文化間產生的意義鏈」(hetero-cultural signifying chain)，橫跨兩個或更多的媒介和地域的語義場(p. 123)。簡言之，顧二娘在當時市場上產生名牌效應，隨之出現多種跨地域、跨媒介的風格變體。她的原作經後世不斷仿製，「原樣」已經難以追溯。作者開宗明義指出，與其徒勞地尋找出自顧二娘之手的「真跡」，倒不如轉換角度提出新問題：為何如此多硯會繫於她名下呢？清人造偽，又如何結合硯樣、款識和硯銘這三種形式，將作品歸入顧氏的名下？

  由此，高彥頤在第四章重點挑選傳顧二娘創製的數種硯樣(杏花春燕圖、鳳硯、竹節硯)，與謝汝奇製的雲月硯、王岫君的山水硯作比較，大致歸納蘇州、福州、廣東工匠琢硯的地域風格和工藝手法。作者認為蘇州琢硯運用減地壓印技法，製造出如畫效果，或受蘇繡、顧繡的施針技法影響。福州琢硯的鏤空、高浮雕手法深受當地雕印鈕傳統所影響。藝術史界對文房用具的研究受文人品味及話語影響甚深，有待開拓視野，作者的跨媒材比較有助彌補此不足。

  第五章〈福州─藏硯家〉(Fuzhou: The Collectors)承接第三章，以《硯史》為核心資料，深入探討顧氏福州主顧的硯台收藏和交際網。作者將《硯史》的貢獻者分為三個梯次，核心成員包括林佶(1660-約1725)、余甸(1655-1733)、黃任(1683-1768)等，次級成員由前者的親屬、友人組成，而邊緣成員是曾為《硯史》撰寫題跋的各式人等。《硯史》是收錄核心成員各自私藏的硯銘集，濃縮了他們的硯藏狀況和「石交」情誼。作者指出，米芾、何薳(1077-1145)等宋人之間雖出現零散的私人硯藏，但是彼時市場未成體系，硯台尚未轉化成一種商品。石硯要一直到清初才真正成為一種收藏門類，這不僅需要孕育成熟的商業市場去配合，更與當時製硯的工藝革新相互呼應。

  作者在〈結語〉提煉前面數章，提出清初工匠和士人身份出現一定程度的重疊，福州的士人藏硯家代表了清初「士人型工匠」(scholar-artisan)新文人團體。他們關注工藝知識，對匠人持有敬意，除工於書法，亦會親自動手勒石、篆刻，收藏金石碑搨等。作者認為，士人型工匠與藝術家金農(1687-1763)、高鳳翰(1683-1749)代表的「工匠型士人」(artisan-scholar)之間的差異，在於福州士人並未放棄科舉仕途及儒學，而金、高二人不僅無科舉履歷，更缺乏經營士人身份所需的社會身段、姿態(social posturing)和經濟條件(pp. 199-200)。最後，作者更提出大膽猜想：福州士人展現的上述「文之技」(craft of

  wen

  )是否可能是乾嘉時期考據學思潮的一股先聲潛流，或至少對後者有一定推動作用呢？

  全書的方法論具跨領域、多學科的視野，結合對傳世品的工藝及圖像分析、田野調查訪談和細讀文本。作者多次在北京、臺北、天津、廣東等地的公私收藏機構，親自目鑑或上手逾百方硯台，對作品的真偽鑑別，以及形制、石質之翔實描述，基本令人信服。

  其次，作者曾在廣東肇慶、福州、北京等地展開田野調查，更與當代製硯手工藝者、收藏家進行深入訪談。全書亦不難見其從工匠的角度出發、兼顧多方視角的良苦用意。根據作者實地調查，至遲晚明，廣東黃崗的許多家庭將雕琢、打磨石硯的精細活交給妻女，而開採和切割原石、製盒、銷售或批發業務則留給男性，形成獨特的垂直整合家庭式產業(p. 49)。不過，全書著重於描述男性石工的開採、前期加工環節，即鍛造工具、採石、探礦和維料製璞的知識(詳見第二章)。[8]當地女琢硯工的技藝和經營手法，與清初顧二娘是否具有可比性？前者是否能夠補充後者資料之不足？未見作者就此申論，頗為可惜。

  文獻史料方面，全書運用的材料分三類：第一，《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清檔》，採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全本、朱家溍選輯本相互對照。[9]第二，福州藏硯家核心成員的《硯史》，藉此重構顧二娘及閩中士人圈的交際網絡。第三，兩宋和清代的品硯鑑賞文學，如蘇易簡的《文房四譜》、米芾的《硯史》、何傳瑤《寶硯堂硯辨》等。作者不輕信文獻的謹慎態度，及其早年在版本整理和細讀文本的扎實功底，在此有著充分體現。作者針對稀見的《硯史》，[10]在附錄中整理出流傳版本系統，在引註明示各早晚版本在引言、後跋、詩文的增刪和異同之處，根據多人題跋建構出整個閩中士人圈與周邊各式人等的交際網(參見Appendix 3、4)，便於讀者理解和進一步利用，著力頗深。

  本書另一層參考意義，應該在物質文化的寫作框架內進一步理解。全書呈現不同地區的多組個案，看似零散，實由宏觀至局部，結合層層遞進之敘事，勾勒出一小片與眾不同的物質文化網絡。過去二十年，「物質文化」研究作為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史等多學科交叉形成的分支領域，注重由物見人。高彥頤借用Igor Kopytoff(1930-2013)物品商業化的理論框架，[11]試圖追索硯台歷經製作、消費、收藏、修復再至佚失的一系列社會生命歷程，展現它由單一功能(文房用具)轉變為多重意涵(「斯文」之象徵)的過程。藝術史和文化史學界對晚明和盛清的關注和相關研究汗牛充棟，清前期因明清鼎革，相對乏善可陳。[12]本書有助於填補該缺環。

  透過作者的書寫，石硯的物質生命交織著各式小人物的生動身影，折射出他們的一段生命史。例見清初福州藏硯家圈子自小培養的「總角石交」，以及黃任的妻子寄詩及她的「生春紅」硯的故事(第五章)。但另一方面，高彥頤不忘提醒我們，後世對顧二娘神話的塑造，包括由清人袁枚(1716-1797)訛傳出「顧氏小腳」能試硯石之優劣的軼聞(pp. 144-147)，都包裹著時人對女性的身體想象和形象重塑。這不只是發生在顧二娘身上，亦是當今社會的消費文化中的共通現象，故本書所展示的物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讀者去管窺物質世界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古今之變。

  毋庸諱言，本書同樣存在瑕疵。除不影響觀點的文字勘誤(參見附表1)外，作者在實物和文獻證據均存不足，且缺乏顧氏硯的真跡去重構其風格原貌，似有以偏概全之嫌。高彥頤在書中不止一次因資料零散闕如，論證停留在假設階段，如對顧氏父子和顧二娘的生平、作坊環境之重建，證據較為薄弱。然而，這恐怕亦印證著作者指出因工匠地位低下，在古今中國乏人關注和書寫的觀點。學界對工匠的專門研究，早期中國可參考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13]明清時期，相關研究則集中於名家留款作品和宮廷匠役，尤以嵇若昕的研究為代表。[14]本書應可以為未來對該群體的文化史研究提供新視角及啟示。

  高彥頤引述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明清時期「理學向樸學」轉型的思想史背景，[15]指出十八世紀考據學思潮是對米芾《硯史》「實事求是」的客觀性的一種回歸。在此，作者恐怕誇大了米芾《硯史》這部小書在北宋時期的影響力，也未將之與同時期興起的金石譜錄傳統進行橫向比較，分析兩者著錄藏品的態度、方法的異同，頗有遺憾。[16]無論是北宋還是清代乾嘉時期，關注古器物學、金石學的兩次思潮背後，一定程度上摻雜政治因素。北宋徽宗(1100-1126在位)及上層士大夫，以及乾嘉時期的阮元(1764-1849)、翁方綱(1733-1818)都扮演過重要推手。單憑一項個案研究，顯然不足以回答如此宏大的思想史命題。不過，迥異於學界對乾嘉的金石學運動，偏重社會上層菁英為主體的「由上至下」的考察視角，作者藉由物質文化個案，試圖提供「由下至上」的一種另類視角，是否可為未來重新省思考據學等乾嘉學術思潮的龐雜源流提供新的參考？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附表1 勘誤表[17]

  （1）全書多處，集中在第四章，“

  li

  -dragon”。正確為“

  chi

  -dragon”(螭龍)。

  （2）頁21，行2，“In 1699”。正確為 “In 1668” (按：劉源敬繪《凌煙閣》的出版時間)。

  （3）頁63，行13。 “East Han Poet”。按：原文是指傅玄(217-278)，他雖是東漢末出生，但活躍年代大致在晉初。

  （4）頁82，行8，“a dragger”。正確為“a dagger”。

  （5）頁111，註74。“which the late Ming author Lu Kun specified as ‘a few hundred words’ useful for household accounting, such as ‘rice’ and ‘firewood’.” 按：作者在尾註引其舊文(Ko, “Pursuing Talent and Virtue,” 24-25)，將作者歸為吕坤《閨範》。實際上，原句「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出自溫璜(1585-1645)《溫氏母訓》，與呂坤無關。

  （7）頁240，註83，“Li Zilai (1650-1728)”。更準確為 “Li Xianfu”(按：李先複，字子來)。

  （8）頁241，註5，“Chen Gongyun”。正確為 “Chen Gongyin”(陳恭尹)。

  （9）頁242，註7，“thirty meters long”。正確為 “thirty miles

  li

  long”(按：原文應指梅岭古道，約30里長)。

  （10）頁245，註40，“Miaoying zhuan”。正確為“Maoying zhuan”(毛穎傳)。

  （11）頁255，註73，“Wuyou cao”。正確為 “Youwu cao”(遊吳草)。

  （12）頁264，註29，“

  Langqian ji

  ”。正確為 “

  Langgan ji

  ”(瑯玕集) 。

  （13）頁265，註38，“

  Wumen shuhua

  ”。正確為“

  Wumen shihua

  ”(梧門詩話)。

  （14）頁266，註43，“Wang Yannian, a native of Suzhou”。正確為 “Wang Yannian, a native of Hangzhou”(按：王延年在《硯史》註明原籍仁和，隸杭州府，而非蘇州府)。

  （15）頁271，註90，“Li Fuyun”。正確為“Lin Fuyun”(林涪雲)。

  （16）頁273，註8，“

  Gufuyuting zhalu

  ”。正確為 “

  Gufuyuting zalu

  ”(古夫于亭雜錄) 。

  （17）頁279，“Lin Sun”。正確為 “Lin Xun”(林遜)。

  （18）頁286，“Zheng Xi 鄭曦” (按：《黃任集》(外四種)點校者)。正確為 “Huang Xi 黃曦”。

  （19）頁286，In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jibu

  子部；正確為 In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jibu

  集部。

  （20）頁288，“梁章距”。正確為“梁章鉅”。

  （21）頁289，“納蘭長安”。正確為“納蘭常安”。

  （22）頁292，“Beijing: Yongbao zhai, 2007.” 正確為 “Beijing: Rongbao zhai, 2007.”

  （23）頁292，“

  Gugong xueshu yuekan

  故宮學術月刊”。正確為“

  Gugong xueshu jikan

  故宮學術季刊”。

  附註：

  [1]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中譯本參見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新北：左岸文化，2007)。

  [2] Dorothy Ko, “Between the Boudoir and the Global Market: Shen Shou, Embroidery and Moder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Thomsen eds.,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he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s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09); “Epilogue: Textiles, Technology, and Gender in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6 (2012): 167-176; “R. H. Van Gulik, Mi Fu, and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Art,”，《漢學研究》，30：2(臺北，2012)，頁265-296。

  [3] 詳見高彥頤，〈走出文本，轉向品物─談一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新方向〉，《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8(臺北，2016)，頁i-vi。

  [4] 據筆者目力所見，英文學界已有李啟樂(Kristina Kleutghen)、劉禮紅、王海城的三篇書評，對此書加以評介：Kristina Kleutghen, “

  The Social Life of In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by Dorothy Ko (review),”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2:3&4 (2015): 207-210 (published in 2017); Lihong Liu, “

  The Social Life of In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 By Dorothy Ko (Book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1 (2018): 235-238; Haicheng Wang, “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by Dorothy Ko (Featured Review),”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2:1 (2018): 211-237.

  [5] 作者使用該詞，受陳愷俊對包衣唐英的研究所啟發。參見Kaijun Chen, “The Rise of Technocratic Culture in High-Q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Bondservant (Booi) Tang Ying (1682-1756)”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4).

  [6] 米芾，《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7。

  [7] 劉禾引入「超符號」，是指甲方語言經翻譯成為乙方語言的表述方式。它不是指個別詞語，而是翻譯在異質文化所引發的意義鏈。參見Lydia H. Liu et al.,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i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13. Lydia H. Liu,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13. David Turnbull, “Travelling Knowledge: Narratives, Assemblage, and Encounters,” in Marie-Noëlle Bourguet, Christian Licoppe, and H. Otto Sibum eds.,

  Instruments, Travel and Science: Itineraries of Precisio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275.

  [8] 採石工從端坑礦洞中採鑿出的原石，稱之為「石料」，需要經過維料師傅的加工，即結合熟練經驗，透過觀察石料表面的紋理走向，確定其質量及石品花紋，再用錘和鑿子將可利用的「璞」從不可利用的廢石中剖離出來。剩下的璞料才是用於琢硯的原料。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朱家溍，《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1輯，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0] 福州藏硯家圈子核心成員的硯銘集《硯史》，由林涪雲為首的林氏族人編輯，傳世有多種鈔稿本，至民國才刊刻出版。作者全書主要引用兩種：首都圖書館藏清鈔本最早(A 本)，上海圖書館藏乾隆鈔本(C 本，書中引作「長林山莊本」)次之。作者對該文本組織和版本系統分析，詳見原書附錄四(Appendix 4)。

  [11]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r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4-91.

  [12] 晚明時期的物質文化研究，例見Craig Clunas,

  The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Polity Press, 1991);

  Picture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1997);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London: Reaktion, 2007). 乾隆朝為代表的盛清研究趨勢及其轉變，參見Evelyn S. Rawski, “Re-imaging the Ch’ien-lung Emperor: A Survey of Recent Scholarship,”，《故宮學術季刊》，21：1(臺北，2003)，頁1-30。

  [13] Anthony J.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14] 嵇若昕，〈清初嘉定竹人吳之璠及其作品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3(臺北，1991)，頁59-104；〈從嘉定朱氏論明末清初工匠地位之提昇〉，《故宮學術季刊》，9：3(臺北，1992)，頁19-44；〈十八世紀宮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3：1(臺北，2005)，頁467-530；〈從《活計檔》看雍乾兩朝的內廷器物藝術顧問〉，《東吳歷史學報》，16(臺北，2006)，頁53-105；〈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南匠薪資及其相關問題〉，收入陳捷先、成崇德、李紀詳編，《清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519-575。

  [15]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16] 學界已指出討論宋古器物學的興起及宋仿古銅器，是士大夫與朝廷相互激盪下，為「再現三代」(夏、商、周)所作的復古運動的物質表現及學術成果。參見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23：1(臺北，2005)，頁267-332；《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Peter N. Miller and Francois Louis eds.,

  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 1500-180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10).

  [17] 茲就筆者所見臚列，僅供作者、讀者斟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