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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按照实际教学需求编写，并符合教学标准要求，适合中职教育。除包括传统教材内容外，在内容和形式上作了创新，配套建设了微课、课件、题目（含答案解析）等数字资源，通过移动终端扫码即可使用，减少了教材篇幅，是“互联网+”数字化创新教材。本书根据国家近年来新颁布实施建筑法规标准、规范编写，全书共分10个教学单元，内容包括：建筑法规概论，工程建设从业资格法律制度，建设工程施工法律制度，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法律制度，安全生产管理法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工程建设其他相关法律政策，建设工程纠纷的解决方式及法律责任。 本书可以作为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专业教材，也可以作为相关企业岗位培训及技术人员学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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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教材按照实际教学需求编写，并符合教学标准要求，适合中职教育。除包括传统教材内容外，在内容和形式上作了创新，配套建设了微课、课件、题目（含答案解析）等数字资源，通过移动终端扫码即可使用，减少了教材篇幅，是“互联网+”数字化创新教材。本书根据国家近年来新颁布实施建筑法规标准、规范编写，全书共分10个教学单元，内容包括：建筑法规概论，工程建设从业资格法律制度，建设工程施工法律制度，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法律制度，安全生产管理法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工程建设其他相关法律政策，建设工程纠纷的解决方式及法律责任。 本书可以作为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专业教材，也可以作为相关企业岗位培训及技术人员学习参考用书。

• 作者：回忆大师毛香菇 发布时间：2011-05-30 02:17:41

  艹，看完对死亡更恐惧了

• 作者：邓钱钱机智地说 发布时间：2012-06-06 10:31:41

  电视的改编还是不错

• 作者：浆果与牡蛎 发布时间：2019-07-28 08:38:51

  还是初中。有一天老师换了一本书，说今天画结构ヽ((◎︎д◎︎ ))ゝ太难了。说起来，唐女士大约与我母亲差不多岁数吧，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儿子，在我眼里面色红润，容颜姣好，嗓音甜美，肌肤微丰，永远穿着裙子。在冬天用煎饼果子引诱小孩子的心，我还以为自己是《小妇人》里握着卷饼暖手的梅格。搬走前的那间画室充满猫尿味和鬼故事的阴暗气息，尤其是那个湿漉漉的海盗头像看着我的时候。真是……怀念啊。

• 作者：北溟鱼 发布时间：2017-07-17 01:45:06

  读书的时候，刘宝楠的是课本 杨伯峻的算参考书之一。这个书有两百个评价，杨伯峻的有两千个，哪怕放大十倍也不到五百万的十分之一。就像豆上诸贤，以为人人都应该有与之等同的兴趣能力时间去看某某书的某某注某某版，殊不知，自己其实是极少数的少数。至于那些大多数嘛，当然是蠢笨傻坏咯。

• 作者：ben 发布时间：2023-08-30 18:45:13

  非常好看

• 作者：Marjorie 发布时间：2018-12-25 22:40:54

  大致翻阅了一下，老生常谈，不推荐阅读^_^

• 1950年代初上海粪便治理史

  作者：Fal Conde 发布时间：2022-06-16 06:53:23

  

  ">木质马桶：档案中的“上海粪史”

  在1943年上映的电影《鸾凤和鸣》中有一首插曲《讨厌的早晨》，周璇唱道：“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随着歌声，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眼前便会呈现这样的情景：收粪工人推着重达400斤的粪车，挨家挨户收马桶。随着马桶车的到来，“石库门里的七十二家房客，阿姨、爷叔、小妹、外婆们睡眼惺忪，将一只只马桶从客堂、灶披间、亭子间、楼梯间里拎出来”，形成一道“上海的早晨”特有的民俗景观。

  彼时，上海一市三治，就连处理粪便的方式也有区别。公共租界在处理粪便上采用分流制沟管，设有东区、西区和北区三个污水处理厂；法租界使用化粪池，将抽水便桶的粪便排至化粪池，经过腐化分解，液体部分经由雨水管道泄入河流，固体部分由工人清除；而居住于华界的广大劳动群众的便溺问题，则用最原始的方法——木质马桶解决。

  一直以来，上海的“粪夫”将满载的粪车推到十六铺、淮安路、打浦桥、曹家渡等苏州河边的粪码头，用一种上面小、下面大的粪桶将粪挑到停泊在码头上的粪船上，运出上海市区，运销至郊县肥田。粪夫多由乡下来的种田人担任，在电影《新上海滩》里，刘德华所扮演的丁力初来乍到，干的就是倒马桶的活。他的梦想是：“全上海的粪都归我们倒。”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在上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粪产业链”。

  这条“粪产业链”由各路“粪霸”控制，他们将粪便清除、粪便出售、厕所管理权层层“发包”出去，苏北帮（扬州、泰州、南通、盐城）、苏州帮、江南帮（无锡、江阴、常州）等各路帮派竞相争夺其中的经济利益。上世纪30年代为鼎盛时期，出现了法租界的粪霸“马鸿记”和虹口、闸北的粪霸王荣康相对峙的局面。“马鸿记”由女老板林桂生掌管，人称“阿桂姐”，是黄金荣的夫人。

  1949年5月27日上海变天。至1950年，上海市区生活着400万人，据调查，有100万人使用约9万只抽水便桶，却有270万人使用着64万只木质便桶。这些人分居在830757个住户、店铺里，其中使用大型便桶8062只，小型便桶639489只，日产粪便近2700吨。如此庞大数量的粪便，通过3000多名清洁工人，每日清晨挨家挨户倒入2749辆粪车，运输到沿黄浦江、苏州河及其支流分布的28个粪码头，再由3399条粪船轮流装载，运至农村作为肥料。与此同时，全市有公厕142处，私厕250处，每天如厕人数达23万以上。

  ">消除积弊：粪便清除新举措

  由于建国前的三千多粪夫和五百多名厕所清洁工都不在政府编制之内，从而造成他们“靠向住户收取倒桶费及支取售粪提成来维持生活，厕所管理工人依靠向入厕人高价出售草纸收入项下提成来维持生活。同时又因为没有分层设置工人领导机构，更助长了工人趁机要挟，逾额勒索的不良作风”。五千余只化粪池仅有清洁工人二十名，以致化粪池常有粪汁漫溢。粪车不但为数不足，设备简陋，更缺乏技术人员，粪车漏粪不能及时修理，老式粪车也不能改良。

  新生的人民政府意识到，已有的粪便处理工具、设备、工程等不可能在短期内作大规模的改革，当务之急只能采取治标政策，从消除积弊着手。为了体现出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上海市卫生局特设一个机构专理此项业务，即上海市卫生局环境卫生处下设的清洁所，又称“粪便管理所”。清洁所下设六个部门，分别为财务股、总务股、业务股、清洁管理站、人事股、修建股，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清洁管理站，从1950年7月至1951年5月相继成立了六个管理站，每个管理站配备站长、副站长、工程师、工程员、统计员、事务员、办事员、工友各一人，管理分布于全市的28处粪码头、23处清洁管理段、392所公私厕所以及化粪池清除点。

  针对此前存在的种种弊端，在实行新编制时，除了分区建立清洁管理站执行领导工作外，对粪车修造和化粪池清除增添了技术人员，以期达到迅速修车及改良工具的要求。三千名清洁工人逐渐改为薪给制。厕所管理工人因有公厕、私厕之分，“如一旦废除入厕收费办法，公厕管理工人可改编为政府人员，私厕管理工人改编为政府人员既不妥当，不改编则管理工人生活又成问题。所以根据实际情况，先行降低倒桶费和入厕收费标准，然后再有计划地稳步地为实现新编制创造条件”。

  清洁所成立后，对上海市区粪便清除的规定作出重新调整。清洁工人每天早晨在规定时间，即热天（4月至10月）三时至八时，冷天（11月至3月）四时至八时半，挨家挨户叫喊，住户提桶倒入粪车，店铺工厂多委托清洁工人代提代倒。粪车满后即推上码头卸售，旋即转向他处倒桶，完工后洗净粪车推入停车场。

  大多数工人每天早晨可倒三至四车，因处于过渡时期，仍旧准许工人向住户收取倒桶费，小桶每月3500元（旧币，下同），大桶7000元，代提代倒加倍收费。刚刚解放时仅有粪车2188辆，由于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任务，清洁工人便私自将粪便冲入阴沟。为纠正此乱象，清洁所准许工人加领粪车，增加至2749辆，并可自找亲朋参加劳动，粪便清除量从7400车增至10200车。又因赤贫住户不胜承担倒桶费，亦有乱倒粪便现象，故又制定贫民免费倒桶办法。自此，粪车冲沟现象几至绝迹。

  

  在市郊粪便清除方面，一方面用行政力量使出乡粪车工人和粪担工人登记缴费，一方面添建码头以付给提成津贴方式争取他们改上码头，逐渐收到成效。

  至1950年底，上海市内约有化粪池5000只，粪便在池内消化后，液体泄入沟管排至河流，固体部分积累下来，需要清洁所工人代为清除，售作肥料。在清除时，清洁所工人必须首先注意侦察和排除池内恶气，通常以灯试探池内含氧程度，以风箱通入新鲜空气，然后，工人才穿着橡皮潜水衣入池清除。

  卫生局清洁所的设置在城市环境卫生建设方面，不啻为一个重要的转折。随着清洁所迅速地发挥作用，高效运转，促进了上海市内、市郊粪便处理问题的解决，使上海的粪便清除工作渐渐步入正轨。与此同时，结合市政府的清洁运动，在促使市民注意清洁卫生，进而养成良好习惯方面也出力不少。上海市民逐渐认识到：当局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为今后深入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巧妙设计：改进厕所、粪车、粪码头

  通过观察这张“上海市粪便清除处理程序图”，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处理程序中，除木质马桶外，392所厕所也是粪便的重要来源，将粪便运出上海时，粪车是最最重要的工具，而粪码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地点。基于此，上海市卫生局积极作为，从粪便的源头到粪便的去向，从运输的工具到停留的地点，在硬件上动脑筋、下功夫，主要集中和体现于对厕所、粪车、粪码头作了设计上的改进。

  1950年代前，不论公建厕所和私建厕所，都有厕所管理人，藉高价出售草纸，对入厕群众进行剥削。所以当时公厕多破损失修，私厕简陋有碍卫生。解放后，上海市卫生局对公厕除修理和加强管理外，在1950年添建新厕六处，对私厕则办理重新登记，按照防蝇、防染污水源最低要求督导改善，并对管厕人进行教育，加强其保持厕所清洁卫生的责任心。

  在厕所设计上有很多别出心裁的巧妙心思。因使用人多，门经常开启，失去原有防蝇意义，故在出入口设置回旋暗道，代替自关纱门，暗道两壁及天花板俱涂黑色，使苍蝇畏暗避不飞入，其他洞口均安装纱窗。粪槽便池上端均装置自动或手拉冲水箱，粪槽底部空间狭窄，以便积水冲刷。粪池还有透气筒，顶部开设气窗。厕所内全部铺设水泥地面，墙壁下部敷水泥台度。所有斜度均流向水泥粪池，便于收集污水，以防渗入地下。又因粪便为有价值的肥料，所以设有容量相当大的粪池，池底部还设有聚粪糟，便于清除。通过以上措施，真正做到了防蝇、防臭、防染污水源、保存肥料价值。

  为解决由来已久的城市痼疾——随地便溺问题，解放初期，各区接管委员会在举行清洁运动时，就提倡在便溺问题严重的里弄由居民筹款自建便池，但由于缺乏正确统一的设计，所建之便池多不合卫生条件，管理也缺乏明确分工。1951年初，在上海市政府环境卫生工作专门会议上，再次对以上问题提出讨论。旋由上海市卫生局草拟了“厕所及小便池之建筑暨处理暂行办法”，在广泛征求公安、工务、公用等局意见后，呈准市政府实施。对这一久悬不决的问题，可谓是奠定了解决的基础。

  1950年代初期，工人们使用的粪车仍为几十年没有改良的木质粪车，推动笨重，车厢漏粪，铁轮损伤路面，难以在五小时内完成粪便清除工作，影响了改善环境卫生的时效和质量。上海市卫生局遂决定设计改制铁粪车，经多次实地试用，广泛吸收车工群众意见，迭加改良，大量制造应用。

  铁车容积为310公升，比木车330公升稍小，但铁车上面的车盖可严密封闭，即使装载稍满，也不致因路面不平而溅出。在制造铁粪车时，所有零件特别注意防锈，制成后先涂红丹底漆两度，再涂柏油两度，增加抗蚀作用，并选用质佳无疵的原料铁板，增加使用的耐久性。车轮所用的弹子盘选择使用上等制品，弹子盘与地轴配合紧密，其间隙约为千分之五左右，车轮硬橡皮也采用整条橡皮，接头牢固。

  

  粪车设计图

  最后再来看看针对粪码头的设计。由于粪码头恶臭难闻，为人厌恶，所以在选择勘定建筑地点时，必须先召集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会议，选择既靠近工作地段，又不侵占行人马路的位置，俟各方意见一致后，再设计施工。因运粪船只必须在固定时靠岸，而潮水有时大小不同，所以岸线长度须够实际使用，可供一日内运粪船只的停靠。

  在实际施工时，粪码头用钢骨水泥建造，每只粪池尺寸大小为四英尺六寸宽，五尺六寸长，六寸到二十寸深。出粪管有两根，四寸直径，粪池采用平台式结构，挑出驳岸约四、五尺。粪池还加上活动铁盖。

  运销制度：保障工人权益

  当局并不仅仅是为粪夫们带来人生的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为更好地进行上海市内和近郊的粪便管理工作，在制度上也有所设计，比如实施粪便运销制度。

  当清洁工人推着粪车上到码头后，由估价员当着承担人之面，就粪肥质量评定价值。评价以大票一张为基价，每张4000元，以增加小票之多寡为调整，每张1000元。由于每车粪量有多有少，粪质有好有坏，粪销季节也有旺有淡，所以，每车粪价不可能永久按照统一价格出售。实行大小票机动调整粪价制度，正是为了维持码头秩序，以及调剂旺季抢掺、淡季逃避的偏向，从而更好地保障工人的权益。

  评价后即放粪入船，承担人照付工人大小票，工人再凭票换领大小筹。船满后，承担人即向会计员结账并领取收据，工人则持筹向收票员领取提成津贴。如此，一方面切实增加了清洁工人的收入，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工人与船户私相授受。

  在卸售工作完成后，所有码头工作人员即分别办理以下事项：收票员审核工人是否交足规定粪量及发放津贴之账目；换筹员及发票员核对当日流通之大小票及大小筹是否相符；会计员复查账目，整理售款，解款入库；排档工人公布次日承担人名单及号数；最后由清扫工人冲洗码头。

  与此同时，为保障工人收入，对于工人领取粪价提成津贴还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工人工作地段有贫富之分，因而倒桶费收入也随之有高下。为使一般工人收入不太悬殊，制定了机动调整发放提成办法。凡工人倒免费桶在20%以下者，概发以20%提成，免费桶数在20%以上者，提成随之递增，但最高不得超过60%。

  对此，可以算一笔账。当时上海市区粪便产量每日达10200车，以每4车一吨计，约等于2500吨，以每车5000元计，每日收入51000000元，每月收入约达1530000000元。这一笔庞大金额，公正公平地关照到公共卫生行政部门、清洁工人和贩粪船户等各方利益，不得不为人津津乐道。

  结语

  海派文化作家吾非羊曾撰文形容：“在一个几乎没有化粪池、排污管、抽水马桶的时代，上海人用木质马桶、粪车、清洁夫、粪码头和粪便回收等人员和器物设施，构建出一个近代城市排污公共卫生系统，从而成为现代城市治理文明的重要部分。”粪便的处理，是城市卫生观念与文明水平的综合体现。

  1950年代初期，以粪便清除为重要内容的上海清洁卫生工作发展速度喜人。这得益于当局对卫生管理的重视。但更重要的是，当局吸取了前代重体制而轻实施的教训，在制定实施方案的过程中，不仅有上层的宏观规划，还从社会基层着眼，重视发动群众的力量，让清洁卫生的根本稳定在基层，从而使基层清洁卫生工作的推进真正具有力度。

  本文为转载，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zT-Fmr8rCrh0Ltpad16Mow

• 何为国家基础性权力？

  作者：静水流深 发布时间：2019-11-21 16:21:30

  在关于国家能力的讨论中，“国家基础性权力”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它由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他的名著《社会权力的来源》中首次提出，并被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使用。

  “国家基础性权力”的英文表述为state infrastructural power，按照字面直译，应为“国家权力的基础设施”，这似乎更符合它的真实含义。在我们看来，一个社会不仅需要有道路、公用设施等物质性基础设施，更需要有关于权力等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它提供制度性基础设施的能力。

  由于此概念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经常被误用或选择性使用，从迈克尔·曼厚厚的大部头著作中，查找到他关于基础性权力的原始表述，将其要点归纳如下：

  其一，“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控制能力”，是指“一个中央政府渗入其疆域以及在逻辑上实施决策的制度化能力”。

  其二，“将国家确定为一系列中心的、放射的制度，并以此贯穿其地域，通过国家基础性权力来协调社会生活”。

  其三，“使得市民社会的政党能控制国家。增强的基础性权力并不一定增强或减少个人的专制性权力，然而，行之有效的基础性权力确实会增强集体性国家权力。因为社会生活在此时越来越通过国家制度来协调，这样，基础性权力将越来越建构社会生活”。

  其四，“增强了国家和地缘政治的集体权力，而以牺牲地方—区域的以及超民族的集体权力为代价，同时却留下了谁控制基础性权力这类分配上的问题”。

  从迈克尔·曼的国家基础性权力表述，可以做进一步的强调：

  首先，国家基础性权力有别于国家专制性权力。专制性权力是一种惩戒的能力；而基础性权力则是指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控制疆域及管束社会关系的制度，是实施监督和获得信息的能力。迈克尔·曼对这两种权力做出了区分：封建主义国家专制性及基础性权力都很小，因为它只在自己的私人领域有一定的自主性，在社会领域几乎没有权力；中世纪的国王在国家内可以为所欲为，在社会以外却力不从心；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欧洲绝对主义王权拥有断然的专制性权力，而少有基础性权力；现代西方自由—官僚政治国家拥有广泛的基础性权力，且这一基础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么被资本家，要么被民主化程序及步骤所控制；现代威权主义国家同时拥有专制性权力和实质的基础性权力。因此，在应用韦伯的国家概念来讨论基础性权力时，一定要非常明确地将其与专制性权力概念区分开来。

  其次，国家基础性权力是国家权力抵达、实施控制和规制社会关系的程度，绝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中央权力集中的程度。它一方面强调中央集权国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视依靠基础制度协调社会生活的能力。为了论述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功能，迈克尔·曼将韦伯的国家定义拆分成三个层次：政治权力是基础层次，指对所辖疆域的基本权力，通过运用武力来保护，它早于国家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国家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并成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层次；现代国家则在这些层次中增加了官僚机构，它是对疆域管理时行使合法垄断暴力的行政方式。在这里，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的官僚系统能够抵达并实施控制及规制社会关系的方面。

  其三，国家基础性权力是中央与代为行使控制地方的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由一个中央精英体系与由各种纵横交错的权力网络建立的社会所组成。在任一规模的国家，国家精英都不可能实施从中央到地方的直接控制，它必须依赖于代理机构来代表其在所管辖疆域执行政策、寻求控制以及规制社会关系。国家基础性权力是国家精英与渗透到地方社区的控制制度，以及它们所抵达的社会之间的一系列相互关系。

  希勒尔·索伊弗（Hillel Soifer）于2008年发表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概念化与衡量方法》一文中，归纳了衡量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国家能力方法，即视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为中央国家所特有，强调其利用权力对资源处置或控制的能力。这一方法着力于评估国家在实施对社会和疆域的控制时所处置的资源，这些资源可用于构建放射状的制度，以允许国家去实施对社会的控制，它们可能是金融资源，也可能是控制和规制社会的警察、士兵和收税人员。

  第二种是国家权重方法，即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实上的控制和规范程度，着重权力对社会的效应。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强调了将能力与权力两者归并合一的危险，猛烈抨击了上面的国家能力方法。他们担心，片面强调国家权力的增强，可能会让人民出局。基于此，他们更加关注国家权力应如何受限制，以及其他行动者如何被建构，更加关注国家如何被社会规范。

  第三种是地方变异方法，即着重于国家在对其疆域实施控制时地方产生的变异，集中考察国家能力在空间和社会的变化。这一方法集中于一个国家在疆域内实施控制的能力变化。它是上述两种方法的折中，旨在维持权力是基于国家能力的观点，而不是根据其效应来衡量国家权力。这一方法正视国家的能力在地方变异非常大的现实，即国家在其疆域内的权力不是同质的，其抵达程度在疆域和社会行动者层面是不平衡的。因此，学者们根据国家制度在疆域和规制社会关系的抵达程度来分析国家基础性权力。这一方法可以识别国家在地理区域上实施权力的大小，许多研究就根据国家制度在疆域的控制范围来推测叛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