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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莫言苍穹 发布时间：2023-05-28 10:36:10

  挺有意思的尼日利亚传说绘本。

• 作者：原应叹息 发布时间：2022-01-11 16:54:02

  幾乎所有珍貴的老照片都在裡頭。大概是最好的一本資料了。

• 作者：ohanaaa 发布时间：2013-05-12 20:37:02

  特别有用特别好的一本啊，如果不是教材的话【。

• 作者：台风天 发布时间：2019-02-19 17:07:03

  这种百年后后辈们重聚的梗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结尾简直不知所云，跟高中生作文一样强行拉一波高度。清朝线还算能看，现代线小博物馆也还算励志，但求求你们了，好好写历史，别学油腻男中年离婚寻找爱情那一套好吗？？

• 作者：村头米 发布时间：2009-06-25 00:05:11

  凡是他写了，这个曲式就没有后人的份儿了。

• 作者：PabloHoney 发布时间：2020-06-30 22:36:15

  感谢赠书。书很简略，倒是窥见似曾相识的内容：强推征地拆迁改造基建的政府领导人，高涨的自信与战斗情绪……

• 转载：徐文兵《伊尹评传》

  作者：时间的玫瑰 发布时间：2012-03-07 10:54:48

  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夏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经历了470年后被商汤取代，协助商汤夺取天下的正是奴隶出身的伊尹。在夺取天下以后，伊尹又辅佐汤的子孙巩固发展了政权。

  发生在伊尹身上的典故很多，比如治大国若烹小鲜；不为良相，亦为良医；伊尹还被民间尊为厨神。正是他撰写的《汤液经法》，奠定了中医方剂学的基础，被尊为“元圣”，现在我们仍然在学习和使用的“经方”就源于此。

  出身

  伊尹是个弃儿，生下来就被扔在伊水河畔的桑林中，被采桑的女奴隶拣到收养，也就成了一个小奴隶。采桑奴隶属于有莘氏，因为在伊水边拣到，索性命之为伊，尹是官名，是后来他发达做到尹后，被人称为伊尹，就像我们叫周总理一样。其本名叫挚。后来还做过阿衡的职位，所以也有叫他阿衡的。

  《吕氏春秋"本味》：“有先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伊尹生空桑“《列子"天瑞》：“伊尹生乎空桑。“《楚辞"天问》：“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初汤臣击，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

  郦道元所作《水经注"伊水》记载甚详：“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之曰：臼水出而东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献之，命养于疱，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

  关于伊尹被遗弃的问题，很少有人论及。我以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同郦道元的意思，因为发洪水，父母被淹死，留下伊尹挂在桑树上，得以幸免，被采桑女收养。估计此说不大可信，洪水滔天，人人自危，等到水退人回，恐怕一个婴儿坚持不了那么久。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伊尹是私生子，当然不是身份卑微的奴隶的私生子，估计是什么奴隶主贵族的血脉，顾及名声身份，将孩子遗弃。此说可以解释伊尹的智识和智慧，这些是后天学不来的。私生子本身就比一般人聪明。孔子也是野和出来的嘛。

  成长。

  作为一个小奴隶在有莘氏家族长大，伊尹做了厨子。同样的厨子，伊尹硬是做出不一样的成绩来。首先得益于伊尹的嗅觉和味觉，后世有个名厨易牙，就是那个把自己孩子蒸了给齐王吃的那个家伙，以名菜“鱼腹藏羊肉”创造出“鲜”字的春秋名厨易牙，对于味道有着惊人的鉴别力。传说当时某公问孔子：“把水加到水里，味道如何？”孔子回道：“即使将淄水、渑水两条河中的水混合起来，易牙也能够分辨出来。伊尹的嗅觉和味觉更是了得，这一点儿在《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有精辟的论述。

  其次，伊尹钻研黄帝的“道”，成为大家。并把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烹调中，诸如“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五味调和，君臣佐使，都是伊尹烹调的要义。

  再次，治大国，若烹小鲜。从烹调中感悟治人，治国，调和各种关系的道理。

  从此出身贫贱的伊尹，便以非凡的厨艺而远名播扬。而且他利用向小郡王商汤介绍厨艺的机会，论述治理天下来纵谈他的大智慧。《吕氏春秋"本味篇》以其精悍铺陈的妙笔惟妙惟肖地再现了伊尹这一番精辟的宏论。

  伊尹认为，作为美味的三类动物：生活在水中的气味腥，食肉的气味臊，吃草的气味膻。尽管这三类动物气味各异，但依旧能够做出佳肴美味。那么，怎样做出佳肴味呢？主要依靠水、火、味的调节。消除腥味、去掉膻味、除却臊味，关键在于掌握火候，转臭为香，务必不要违背用火规律。调味这件事，一定要用甘、酸、苦、辛、咸，但放调料的先后次序和用量的多寡，它的组合是微妙的，都有各自的道理。总之，根据鼎中的变化，掌握火候，把握调料的搁放先后次序和量的多寡，才能获得久而不败、熟而不烂、甜而不过头、酸而不强烈、咸而不涩嘴、辛而不刺激、淡而不寡味，肥而不腻口的美味佳肴。

  从调味开始，谈到各种美食，告诉商汤，要吃到这些美食，就要有良马，成为天子。而要成为天子，就必须施行仁道。

  伊尹这番高论虽在论厨却意在议政。如果把商灭夏比做一道有待商汤烹任的最佳美味的话，伊尹这番庖厨之论正蕴含着深刻的战略指导思想。那就是要依据客观实际，灵活选择不同的策略，以达到战略目标。如果再联系到伊尹灭夏谋略中对战略时机非凡地把握，则不得不让我们佩服这番庖厨高论和伊尹高超的演说。

  想夺取天下的商汤，听到伊尹宏论，知道自己遇上了王佐之才。他派使者请有莘氏(有莘国的国君，为商的诸侯国)放行伊尹。尽管伊尹也特别希望辅佐汤，但有莘氏并不许可，于是为了获得伊尹，汤便提请要娶有莘之女。有莘氏十分欢喜，便以伊尹为随嫁的侍从陪其女出嫁于商。

  奴隶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把一个陪嫁奴隶提拔成类似军师总参谋长的人物，不是件容易事。商汤也是煞费苦心，不得已只好求助祈祷神鬼，就在宗庙里为他举行了除灾去邪的仪式。这种仪式，一边在“桔槔”上烧起古代所说的袚除不祥的火。“桔槔”是一种原始提井水的工具，用一根横木支在木柱上，一端挂水桶，一端系重物，两端上下运动以汲井水。一边在伊尹身上涂上公猪的血。第二天，商汤举行朝见伊尹的仪式，伊尹就正式履任。商汤拜伊尹为阿衡，从此君臣二人以“伐夏救民“为己任，要铲灭无道昏君夏桀残暴的统治。

  平天下

  伊尹为厨，做得一手好菜勾起了汤王的食欲；又借汤王询问的机会，“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介绍天下各地的山珍美味，勾起了汤王的夺取天下的欲望。而要夺取天下，致于王道，伊尹提出了“必修仁德”的战略思想，也就是收买人心。他说：“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吕氏春秋"本味篇》)也就是说，商汤如果具备了仁义之道，实质也就具备了当天子的条件。

  于是就有了网开一面的故事。《史记》“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

  故事是说汤王外出打猎时，手下先四面张网，汤王却觉得有点儿过分了，让手下去掉三面，只留下一面网，并且把祈祷词“愿天下四方的禽兽都进我的网”改为“禽兽们，往左，往右都有活路，那些命中注定该死的就进网来吧。”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所以在夏桀為虐政淫荒的特定时代，汤王建立了仁德的形象。

  夏桀的残暴无道，正好为商汤的仁义之举提供了对照鲜明的参照系。在夏王朝统治危机中，伊尹认识到民众人心向背对一个王朝统治的重要性。针对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的情况，伊尹上任后，对内清政和民，争取广大民众支持，对外施仁伐暴，促使各国、部落归心于商。

  战略上取得成功，但是商汤在战术上仍处于劣势。商是夏的属国，原来只占有70里大小的地方，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处于不利地位。如何化劣势为优势，转弱为强?这是商汤所面临的现实大问题。伊尹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战术思想，煎鱼要有耐心，掌握火候，夺取天下也要耐心地等待时机，掌握火候。

  为了解情况，把我时机，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到夏都阳城呆了三年，深入了解了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为了消除夏桀的疑心，商汤和伊尹还演了一出苦肉计。商汤亲自射伤伊尹，伊尹奔夏。伊尹在3年的时间内，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掌握了夏王朝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地理情况。通过侦察，伊尹一方面认识到夏桀荒淫无道，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嫉、民心积怨，人们盼望夏王朝早日灭亡，夏桀的统治已被人民所弃，危机深重，潜伏着灭亡的危机；另一方面，伊尹积极活动，结交夏桀遗弃的元妃末喜，在夏统治集团内进行策反活动，以促使其内部分裂。伊尹在夏3年后，回到商毫，向商汤汇报了夏王朝众叛亲离的统治危机，君臣俩盟誓，制定了灭夏的战略目标。

  伊尹与商汤并未采取直接兴兵灭夏的军事方略。而是利用商为夏方伯，有征伐诸侯的特殊权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结交和兼交夏王朝的属国，剪灭其羽翼，扩展自己的实力。居于夏商之间的葛、韦、顾、昆吾都是夏之属国，是夏桀亲近的依靠力量。因而，吞并四国成为商军事兼并的当务之急，伊尹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略,剪除夏朝羽翼,使夏处于正面受敌的地位。

  　　

  商都亳附近的葛，力量较弱，统治不稳，成为商场兼并战争的突破口。然而，商并不是以直接的军事行动来征葛。他们先是抓住葛不祭祀祖先的非礼过错，发动政治攻势。使商的征伐有合法性。尔后，商又以助祭为名派人助耕，供给老弱者以酒食，以争取民心。葛伯不仅不改“不把祖先“的非礼行为，反而掠夺商汤送来的酒食，杀死不交出酒食的儿童。其凶残大失民心。商汤与伊尹抓住这个机会，兴师问罪，灭掉葛国。然后又连续灭掉韦、顾、昆吾三国，占据了兖豫平原，改变了军事力量上夏强商弱的形势。为进一步的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

  商剪灭四国之后，与夏进行总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汤欲伐桀。然而尹却阻止了汤。因为，在伊尹看来战机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时候，他献计以阻以贡职“为火力侦察，以观夏桀的反应，来捕捉战机。于是，商没有进贡。夏桀怒，调集九夷之师要伐汤。伊尹请汤谢罪请服，复入贡职。第二年，又不供贡职，桀再怒，欲调九夷之师伐汤，但九夷之师却不听从。伊尹见此，乃说：可以伐夏桀了。

  伊尹不仅在战机选择上立了大功，在决战方向的确定上，他也有高超的智略。商进攻夏桀不是按照商夏所处自然地理位置，由东向西发动对夏都的正面进攻，而是在伊尹的建议下，“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而以进“，实行战略迂回，绕到夏都西面，出其不意发动进攻。

  进攻之前全军还祈祷盟誓，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属臣推翻君王的行，于理于法必须有据。伊尹在祭祀上帝和宗庙的时候，发布了战争总动员令，打出了上应天命的旗号，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这篇文章叫做《汤誓》“曰：「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臺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捨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眾有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

  后世的陈胜吴广，不也是借狐狸口，鱼腹中的书，来昭示天命，鼓舞士气吗？估计伊尹做的更隆重，规模更可观，更可信一些。

  结果，商军势如破竹，夏军仓促应战，败走鸣条(今河南商丘东)。这便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鸣条大战。鸣条大战，商汤大胜夏三夷之师，夏桀自焚，夏亡。

  治国

  伊尹不仅富有攻战的谋略，而且在治国上也是一位杰出的贤臣。他在商建国阶段，协助汤和汤的儿子外丙、中壬，汤的孙子太甲，汤的曾孙沃丁治理国家，开创了商王朝的500多年的基业。

  《史记》：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伊训》主要是训诫皇帝的不良行为，包括“三风十愆”，指：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伊尹规劝说“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其中的“比顽童”，就是就是后世所称的“男风”，或“南风”

  可是“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就出自伊尹对太甲的告诫，大意是说，如果国家是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还可以挽救；如果是国君自己作乱祸害百姓，那就不可救药了。此话到今天还适用，想想刘少奇对建国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哀鸿遍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价，不就是伊尹原意的翻版吗？

  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伊尹放太甲”的故事。康熙皇帝在二次废太子后，为天下举子出考试题目“放太甲于桐宫”。结果在狱中的太子以为康熙有所暗示，以为自己还能象太甲一样，被迎回执政，马上动作起来。谁知圣心难测，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康熙却是试探人心，就此永远废了太子。

  当时人们把历经四朝的伊尹誉为国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国有一老，其值无价。现在中医把属性温和，功能“调和诸药”的甘草，称为国老。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享年100岁。当时的皇帝太甲的儿子沃丁以天子礼把伊尹安葬了。并且重用伊尹的儿子伊陟（音「智」zhi）。伊陟继承了父亲爵位封号，后来也成为商朝的一名贤臣。

  伊尹墓位于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营廓乡和店集乡魏崮堆村，距陇海铁路虞城站25公里，京九铁路伊尹站３公里。

  墓高3米，周长46米。坟墓四周有高大的古柏180余棵。其中有鸟柏一株，枝叶酷似鸟形，据说其年轮花纹也为鸟形，甚为罕见。可能和商族的玄鸟图腾崇拜有关。墓前伊尹祠，原有祭殿、卷栅、钟楼、配房、大门、围墙等，现仅存两座大殿和花戏楼。每逢农历二月二、四月八、九月九，邻近几省的乡民前来赶庙会，人流如云，热闹非常。

  伊尹的相貌

  古人没有照片，画像，但是文字描述可以参照。

  话说商朝在覆灭以后，周朝统治者仍给予商朝的遗民封地，允许他们继续保留宗庙，继续祭祀自己的祖先，这就是后来的宋国。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互相兼并。齐国想灭宋国，进军途中齐景公梦见有个人怒斥自己，景公把晏子叫来圆梦，告诉此人的长相，晏子说那个人就是商朝的开国皇帝商汤的军师伊尹。因为景公伐宋，必将覆灭商汤的宗室，于是伊尹前来申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伊尹的形象。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

  据此记载，伊尹应该是一个小个子，头很大，红脸，络腮胡子，说话时好弯腰，有点儿驼背的样子。说话坚定，好用四声。

  大巫师

  华夏文明肇始于伏羲，兴盛于黄帝，那时的文化，就是一种巫觋（音席，指男巫）的文化。也就是在巫觋的沟通下的天人合一，人神交融的宗教文化。

  夏朝崇信天命,《尚书"甘誓》是夏西伐有扈氏时在甘地(今陕西户县)所发布的动员令。文中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在崇信“天命”的同时,夏朝还继承了原始的先祖神灵和社神的信仰。禹在《甘誓》中对参战的六军将领和战士们说:“(汝)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意思就是说，你拼命了，就会禹在宗庙里受封赏，不尽心竭力，就会被杀了祭祖。

  商朝人不仅继承了夏朝的“天命”宗教观。商王碰到重大决策，是通过卜问上帝和祖神行事的。这就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祀”。

  上文提到的《汤誓》记载商汤在“鸣条之野”颁布了伐夏的战争动员令,令中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用“天命”“上帝”的宗教思想,动员群众发动了这次讨伐夏桀的战争,终于取胜,接着便在西亳(偃师)建立了商朝政权。《尚书"君奭》记载周公忠告召公时说: “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即代天言事。也就是说伊尹就是代言天命的大巫师。

  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大量的殷墟甲骨文发现，向我们昭示了一个在大巫师的领导下的宗教世界。但是无论是殷墟遗迹中的人殉与人牲，还是甲骨文中的人牲，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专制君主的残暴；而应理解为一种宗教行为，是其所谓宗教祭祀的需要。这在甲骨文中已有所记载。

  巫师事鬼神，常在磨光的龟甲和牛肩胛骨上钻凿凹缺，用火烧灼，观察其裂纹，来占卜吉凶，事后刻在甲骨上，即甲骨文。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文字。自1899年至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中，发现了15万片甲骨，上面刻有4500多字，其中已知的有卜病内容的为323片，415辞。

  伊尹是商朝神道设教“率民事神”的宗教大师,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颇具人体特异功能的巫师。商代时巫师盛行,相传除了有可以交通鬼神的技能外,还可用卜筮来决疑惑、断吉凶。《尚书》中的《盘庚》等文均有这种记载,为后来道教卜占算卦之源。在殷墟甲骨文中对伊尹有很高的祭礼，即说明了伊尹的地位。

  甲骨文有‘伊尹’、‘伊’、‘伊奭’诸称。又有‘黄尹’，亦即伊尹。旧有巫医不分，医源于巫的说法。古繁体字医的写法就是－毉。商代，巫除了进行“祭祀“外，也掌握一些药物知识，使用药物治病。

  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口（口病）、疾齿（齿病），疾舌（舌病）、疾自（鼻病）、疾项（项病）、疾手（手病）、疾肘（肘病）、疾肱（肱病）、疾身（腹病）、疾尿（尿病）、疾足（足病）、疾膝（膝病）、疾胫（胫病）、疾止（趾病）、疾育（产科病）、疾子（小儿病）等。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如“疾言”，即说话困难或发音嘶哑；“疥”，是因易于结痂而得名；“蛊”，表示腹中有寄生虫；“龋”，为虫蛀牙齿。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涉及到五官科疾病、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妇产科疾病、小儿科疾病。此外，甲骨文中还有“疾年”、“雨疾”、“降疾”的记载，疾年指多病之年，雨疾、降疾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这些是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最早记录。关于病因，卜辞中记载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天帝、祖先所降；第二是鬼神崇祸；第三是妖邪之蛊；第四是气候变化所致。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商朝已出现针刺、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药物治疗等治病方法。

  道教，道学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者

  由巫觋文化产生了道，儒等等多种宗教和哲学思想，还由此衍生出阴阳术、神仙术、房中术等技能。礼的思想，最初也是产生于对祖先、天地、鬼神的祭祀，这就是中国道学和道教的起源，最初的道士、道人也就是当时的巫觋。而儒教儒学也是由此产生。许慎《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这就是说，“儒”指的是术士，从事祭祀的儒是周初从巫、史、卜、祝中熟悉诗、书、礼、乐的人中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服务的人。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说：“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

  提到道家，每每称之为“黄老”，就是由黄帝和老子创立的学说。但是自黄帝到老子3000年时间里，却是一片空白。而伊尹正是其间的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者。

  《汉书"艺文志》载道家古籍，列第一的就是《伊尹》五十一篇。此书早佚，连《隋书"经籍志》亦不见著录，但近年来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伊尹"九主》佚文，不仅使我们对《伊尹》这一部早期道家典籍能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而且证实了道学的产生与天道实密不可分。例如，无名、有名是《老子》之学的一个中心，而《伊尹"九主》认为“名“就是从天道中产生的。其文说：“天乏（范）无（名），复生万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

  所谓“天范“，就是“天道“，就是天的本体和天的运行规律，放曰“无名“。“名“既是天道的产物，那么万事万物，由此而生，莫不有名。《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于此可以找到注脚。伊尹在与汤王说滋味的时候，也在讲道，他说：“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吕氏春秋"本味篇》)

  中医特别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把中医学摆在天地人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来加以研究、究其源，即出于道家。所以《黄帝内经》认为，一个优秀的医生，要掌握医道，就必须懂得：“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主。“把对医家的要求与道家的标准等同起来，这是医之通于道，或者说医道同源的根本之所在。

  药食同源，中药方剂理论地奠基者。

  伊尹知五味，更善于调和五味，被誉为厨神。但是以药来防病治病，就是伊尹的杰作了。

  伊尹和商汤谈话时，就讲了许多烹调问题。其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佳”的话。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被誉为经方之首的桂枝汤，功能调和营卫，解表散寒。其实就是一碗以桂枝为君，生姜为臣，白芍为佐，甘草，大枣为使的酸辣汤，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

  而知五味入五脏，以君臣佐使配伍，以寒热温凉调性，把旧有的单味药治病，发展到方剂治病，是伊尹对中医学的极大贡献。在药物剂型上，商代已有治病用的药酒，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他所发明的汤药，为药物相互配合后降低毒性，提高药效，并由生药向熟药过渡，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晋朝历史学家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自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资治通鉴》载“伊尹著有《汤液本草》”。

  敦煌卷子有梁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口(按此当为“卷”字)，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

  又云：“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存、葛雅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

  又云：“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伊尹始创以陶器煎中草药，使中草药不仅服用方便，而且减低了毒副作用，显著增加了疗效。

• 韩非子 v.s. 老子

  作者：狗小白 发布时间：2020-10-12 10:27:32

  公众号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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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在近十年前第一次抄阅《韩非子》的时候就想写，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还是没有动笔；虽然现在也依旧觉得自己水平不济，但先写了再说吧。

  这篇的长度也快追上《管子是否宏观经济学第一人》那篇的长度了，从十一假期开始，写的过程卡了很久，今天终于完稿了。目录如下，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来看：

  

  两位大家的生平

  老子李聃

  老子的形象大家比较熟悉，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为春秋末年人物，“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等思想也都为人熟知，特别是近些年的仙侠小说/剧的流行，《道德经》中的不少文字又被普及了一遍，小儿摇头晃脑“道可道、非常道”的场景也不少见。

  老子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图书管理员果然都是巨巨），以博学而闻名；也是儒家承认的孔子的老师之一。春秋末年，天下大乱，老子弃官乘青牛西行归隐，路过函谷关，关令尹请著《老子》。

  《老子》(又名《道德经》) 一书共计5000字左右，是诸子百家里抄阅起来最不累手的之一，但涉及面却不少：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朴素辩证法对我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无为而治”的“黄老之说”也曾在汉初之际的文景之治中作为执政思想推行，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才逐渐走向宗教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佛教battle的佛道之争，同时期，道家经典著作葛洪的

  《抱朴子》

  也揭示了道家内部派系的争斗，也出现了与儒家争夺统治者亲睐的论述；

  “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又是权术的体现；

  修身养性方面，“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

  韩非

  韩非出身韩国宗室，但未能得到韩王倚重，遂埋头著述，后来投荀子门下“学帝王之术”，与李斯是同门师兄。后来辗转来到秦国，其《存韩》中的政见与李斯不同，秦始皇以为韩非并非为秦谋划，而是为韩国谋划，留而不用。李斯忌惮韩非的才能，毒害之。

  相对比老子的受人尊敬，韩非子则与大部分法家人士一样，要么一生悲凉，要么下场凄惨。且法家思想受儒家攻讦，诸如管仲、商鞅、慎到、韩非等人的思想虽对后世影响也颇深，却未能像儒道两家一般受到人们的敬仰。

  《经史百家杂钞》中摘录的文章，凡提及法家，年代越早攻讦法家“酷吏苦民”的就越少，贾谊的《过秦论下》就能公正地评价商鞅变法为战时之法，肯定了其在战国时期发挥的作用，但指出一统六国之后应当根据新的形势进行更迭。

  再如宋元时期著有我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集大成之作《文献通考》的马端临，对“君子”攻讦商鞅变法的言论斥为“书生之论不可行”，又指出现实：“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

  到晚期，法家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已经成了妖魔化的形象，凡提及不骂一骂，都显现不出来读书人的仁义爱民。

  以至于到现代也有许多人云亦云者，明明对法家思想不甚了解，却极力攻击法家。譬如某位写的《中国是部金融史》，简直就是“这特么什么鬼！”，攒书攒成这样不嫌丢份么？

  法家人物多死于非命，也是后世用来攻击法家的一个观点。鄙人不才，反倒觉得这正说明了法家人物的伟大之处：同旧势力作斗争，从既得利益者手中夺权，动作轻了是改革，动作大了就是革命，固守常规往往于近处无碍，破窗者免不了牺牲。韩非在《孤愤》篇中也阐述了为何能法之士往往下场凄惨：

  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发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

  如果说先驱者无知无畏，那么已经明白飞翔代价的后继者还依然如此英勇，敢为天下先、用自己的鲜血浇灌理想抱负，正说明了这些“大仁不仁”的法家志士的伟大:

  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

  ——《韩非子·问田第四十二》

  政治观点的异同

  前面说了，《老子》中涉及的内容较广，本文因而只对《老子》和《韩非子》中的政治观点异同进行对比。

  政治理想状态

  《老子》（唐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本）第八十章描述了一派景象：

  小国寡人，是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也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常出现了高考的古文常识中，大约也多为人熟知，是老子描述的世外桃源。

  在老子描述的理想国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并不复杂，人口也少，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可满足生活所需，如此简单朴实的生活，记录和交流也可从简，远古时期的结绳记事就已足矣。民众对衣食住行的条件均心满意足，所以也无向外开拓之意。我国如此，他国亦如此，因此要远行的舟楫和保家卫国的士兵也无用。

  这种理想国几乎是浪漫的，一场常见的洪涝灾害就能幻灭这美丽的泡沫。但结合传说和神话，沿此出发，发挥想象力构建出蓬莱仙境，再说自然万物皆有灵、又来点丹药法术，无怪乎道家要奉老聃为“太上老君”最高神了。

  那么韩非呢？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百家争鸣》里说，法家是百家争鸣时期执政最为现实的学派，儒家想恢复周礼，道家的理想更不得了，想要回到远古时期，只有法家是立足现实，顺应历史车轮在大争之世找出一条路来。

  在《韩非子》的《奸劫弑臣》篇中，韩非眼中的理想国出现在我们眼前：

  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相比老子的理想国笼了层缥缈蓬莱的仙气，韩非子眼中的理想国则显得更看得见摸得着。但无论是消极避世、还是积极开创未来，归根结底都是古圣人身处由奴隶制走向封建王朝时期，对未来的何去何从所描绘的蓝图。

  治国理念及手段

  理想有了，那么又该如何实现它？

  老子

  老子强调“无为”，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认为君主最好的状态是像天地自然那样，无处不在又让百姓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那么究竟如何做到呢？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

  然而“道可道，非常道”，这个“莅天下”的“道”究竟要如何解读？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也就是说，老子认为天地有“道”，不需要人去做什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然会“损有余而补不足”，盈亏互换。当正道不再，人间才会崇尚“义”；民众有了各种学说，才巧舌如簧存在奸诈大伪；亲人间不和睦才需要强调慈孝。

  那如何才能回归大道？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民弃义，民复慈孝；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同老子缥缈的理想国一样，在追求现世的幸福过程中，老子也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认为天地之中的规律或者说“道”自会发挥它的作用，君主/人类的行为只会加大偏移正道的程度，不如放弃作为，静静等待天地规律运作。

  老子大概会在西方古典自由经济学派里找到半个知音：老子颔首，Taoism；西方古典自由经济学派说，“看不见的手”。两者相视而笑。然后西方古典自由经济学派说，社会财富的累积啊。老子抬眼，“余食赘行”，摇摇头，骑上青牛慢悠悠地走了。

  “看不见的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站出来，随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争了百年，学术流派一茬一茬地冒：古典自由主义、正统凯恩斯主义、正统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世纪经济周期、新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后凯恩斯主义。

  这些学派之间的不同假设、均衡观点、市场调整和政策主张，还是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特别爱考的考点。对此，贴一段韩非的话，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定儒、墨之诚乎？... 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

  非愚则诬

  也。

  ——《韩非子·显学》

  当然这顿骂，用在宗教正统之争上更合适了。

  相比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近代百年之争，中国在“无为之治”和“家长主义”之间几千年前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始皇一统六国后，二世而亡，短暂的混战后，汉朝一统天下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舍弃法家的“战时法度”后，老子的“道”作为黄老之术促成了“文景之治”，很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从此也退出了政治舞台。

  韩非子

  在经济金融领域，有句笑话自由主义的话，“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

  这句用在老子的治国之策上，也行得通。

  汉初，从纷争伐战的春秋战国而来的百姓需要时间休养生息，统治者的“无为”是给了百姓喘息的时间。但农耕文化下，碰上黄河决提、洪涝灾害，如果没有一个集权强大的国家机器调配资源，百姓靠自己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当然，老子认为“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灾害来了也就来了；但帝王们可不这么认为，老子的理想国吸引不了他们，再把宗教色彩都撇清，估计也不太能吸引遍野的饿殍。

  但是老子的理想国仍不失为一种理想：在生产力极高、物质精神生活极丰富的情况下，“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倒真的是许多人的追求。虽说人是群居动物，但更多的人际交往是为了生存的目的，如无必要，谁不愿意活得纯粹简单，只与志同道合者同路？

  如果如同近现代一般，把理想的实现去划分阶段，那么战国时期儒、墨、法三家的理想，倒可以说成是初级阶段了。

  毕竟，韩非子所描绘的理想国似乎与儒墨两家所向往的治世也无甚么大不同。

  史说韩非在不受韩王重用期间，埋头案牍，读百家言论，后师从“人性恶”假设的儒家大师荀子，所以《韩非子》著作中也隐约有儒家思想；至于其对老子的尊崇，可以说，老子的朴素辩证法直接融入了其法家思想。

  《说疑》篇中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出处为《吕氏春秋》中记录的孔子言论。后世大儒们所称颂的尧舜禹汤，在《安危》篇中也被韩非所提及：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虽融合了诸子百家思想，但《韩非子》的《定法》篇中，明确自己师从法家，相比申不害的术，尤其继承了商鞅的“法”，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高中的《中国古代史》说，韩非，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集的是什么？

  法家学派又分三派，有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伊尹、管仲和商鞅的法。《韩非子》在《难三》中指出《管子·牧民第一》的“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又分别在《难势》篇中指出了慎到仅凭“势”可治国的看法“浅矣”，在《定法》篇中指出“申子未尽于法”，商鞅的法也存在缺漏。

  （PS，中华书局的《管子》这句是“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好家伙，把前人都给批判了一番，连自己的老师都不放过。但法家也没有这种尊重长者的传统：《商君书》的《更法第一》就是朝堂上讽讥老士族；《管子》都被直接叫仲父了，齐桓公不乖乖听话称王称霸、管仲拂袖而去，齐桓公还得可怜兮兮请人回来，这还有谁不敢怼？

  韩非，也算学到了精华。

  （讪笑.gif)

  以上法家人物，既言不相同，如何说都是法家人士？

  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

  ——《韩非子·奸劫弑臣》

  那么，既然把长者们都批判了一番，韩非子自己的法家理念又如何？

  理念：实用至上

  韩非认为，恪守祖宗之法，遵前人之规，是守株待兔的愚蠢行径。无论是学说、法令，都应当因当世情形而定。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子·五蠹》

  且韩非认为，一项法令，必然是有利有弊的，立法与否，也应从实用角度出发，利大于弊便应当修立，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

  ——《韩非子·八说》

  看待人臣，也不从世俗的忠义信出发，只分“有用”“无用”，譬如《奸劫弑臣》篇中指出伊尹、管仲、商鞅不顾及世俗之见，只管君王能否成霸王之业，因而有用；而伯夷叔齐这样的名臣，于霸业无益，那就是“无益之臣”，

  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

  用不用臣子，也不应考察其私德，只看他是否违法犯禁，

  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韩非子·八说》

  连百姓也分了“有用”“无用”，《六反》篇指出被世人称赞为“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和任誉之士”的六种人实为“奸伪无益之民”，又有被世人诬为“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謟谗之民”实为“耕战有益之民”。

  韩非子将一切如此划分，并认为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爱，而仁义实则只是一种小爱。这种大爱犹如《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里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长远”是一样的，虽看似不近人情，但实则能为天下带来长治久安。

  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

  ——《韩非子·六反》

  这样的观点，有人赞同，有人接受无能，其是否合乎公平公正暂且不论，但就这实用主义，可谓几千年前便深刻理解了什么叫做moral vaccum。

  

  

  （强烈安利英剧

  Yes, Minister

  , 不过这儿字幕稍有点错误orz）

  君王的权柄手段

  韩非认为，法令和权术是君王的成就霸业缺一不可的“帝王之具”。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子·定法》

  申不害只用术，虽清了吏治，但是韩国七十年都无法称霸，“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商鞅用法不用术，变法强国的好处都被诸如穰侯之属的大臣夺了去。

  韩非子认为管子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只能用于彰显法令，但君王还应依仗术数，而这术数须得暗藏不为人知：

  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

  ——《韩非子·难三》

  君王要想称霸成就帝业，法、术缺一不可。

  何为“明法”

  既然“法”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定义“法”是好的呢？

  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韩非子·南面》

  怎样的“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

  ——《韩非子·守道》

  也就是说，法应当赏罚分明，且力度要大。奖赏要足够诱人，惩罚要足够严厉以使众人不敢犯，同时要足够完备，能够囊括足够多的情形，能尽量不依赖任何执法者的主观判断。

  关于“法”的变与固，韩非也都有阐述，前文说“法”应循时而变，在《心度》篇又再次强调，

  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但朝令夕改也不行：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这也不难理解，法既循实用主义考虑利大于弊而立下，那么民众了解熟知此法尚需时日，自然是不能朝令夕改，须得等到此法的弊大于利才予废除。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以刑去刑”“重刑刑轻”的思想，也是后世之人一般较难理解和赞同的地方。关于这点，在《内储说上》、《六反》和《五蠹》、《饬令》篇均有解释；在《制分》篇也解释了为何实行连坐制。

  为何用术？何为术？

  为何要用术？

  因为君王之位权至高、势至大，高处不胜寒，父母、妻儿、近臣、亲戚，都可能趁虚而入，今日爱之，明日他们矜骄；今日远之，今日他们便要怨你。

  然而君王依仗治国之人也是这些人，倘若不能治住他们，欺上瞒下壮大自己也只是轻的，重则篡位、身家性命也难保。

  什么是“术”？

  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稍微说说其中一个，考察臣下的言论。韩非认为，臣子进言，要考察他说的是否有论据支撑，合于事实，别被文采斐然、巧言令色给糊弄过去了。

  说到这个，想到一个好玩的历史故事。说有一个皇帝，看臣子给自己的奏章，屁话特别多，看得那个不耐烦啊，把臣子弄来打屁股，这边打完，那边奏章也是看完了，觉得有道理，还是准奏了。后来就颁一法令，不准臣子以后这么上奏章，就改成简洁的。（好像是朱元璋来着）

  韩非子如何将老子的思想运用于自己的法家之道

  韩非有著《解老》《喻老》，其中《解老》从霸王之道出发，对《老子》中的部分言论作出自己的理解，结合有法家的赏罚有度、公私分明；而《喻老》则是用真实的历史故事来阐明老子的思想。

  这也是世人通常认为韩非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法家思想之处。

  然而我认为这并非全部，《解老》篇的观感，与我读《论语》的感觉类似，孔夫子看着好似不相干的事情，居然也讲出了一番仁义的道理来；原本为解读老子，但实际阐述的是自己的法家，这并非相似。

  但韩非的法家思想，又确实与老子思想是有相似之处的——这就在于，在单纯阐述自己的法家理论，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也融合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和“道”：

  《二柄》篇中的“去好去恶，群臣见素”与《老子》第十二章中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相通的。

  《奸劫弑臣》篇中的

  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

  以及《说疑》中的,

  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而虽弋驰骋，撞钟舞女，国犹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

  也是在努力达到《老子》的“无为之为”。

  《亡征》篇里列举亡国的征兆，表示，有了亡国征兆并不一定国家立即危亡，还有“强弱相踦”，这合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同时这篇还提到，

  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

  这个道理与《老子》第六十四章中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相通的。

  《饰邪》篇中的“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和《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也与《老子》第十九章的想法一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观行》篇中“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债短，之谓明主”也显然是从《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衍化而来。

  《五蠹》篇中更是将老子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给狠狠贯彻了。

  韩非是不是纸上谈兵？

  我们知道，韩非一生都没能被君王重用，所以不同于管仲、商鞅等真正实施过自己理念的人，韩非生前只有理论。

  当年我的

  《商君书》笔记

  里表示认为韩非高于商鞅，法家吧里的一个同好阅后评论，商鞅变法强国，韩非口吃，都没斗过李斯，怎么能说是高于商君。

  当年看书毕竟不如这次仔细，这种“高于”的感受只是阅读时留下的印迹，如今终于可以找到支持自己想法的证据了。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受害于同门残害的并非韩非一人，孙子膑足缘于庞涓，难道就说明孙子比其它兵家代表人物弱？李斯先是吕不韦门客，再至为始皇所用，在秦国根基深厚，韩非如何能比？再说商鞅入秦之前，也是先在魏国受挫。

  这就是形势比人强，不能证明什么，如同韩非所说，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

  ——《韩非子·难势》

  有人认为，韩非先后得罪了当权的李斯和纵横家姚贾，这从《韩非子》里也能略见一二：《存韩》篇与李斯政见相左，《忠者》篇又将纵横家斥为“虚言非所以成治也”。

  但《商君书》中《更法第一》里得罪老一辈当权者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光凭这点，可不能说明韩非“弱”。

  再者，韩非的理论真的只留存于纸面，没有得到过实践么？其实不然，

  贾谊的《过秦论上》有言，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这也是法家最为后世非议的举措：焚书坑儒。

  但其中的“销锋镝”针对的是任侠的墨家。只可惜墨家没能进入政治舞台，不然后世提到法家的罪过怎么把这项给忽略过去了。

  后世提及“焚书坑儒”，要么提始皇，要么提李斯。

  要知道，李斯留下的文字里最出名的一篇是《谏逐客书》。《古文观止》和曾国藩编撰的《经史百家杂钞》都有收录，头一句就是“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连将执百家之言的客卿们逐出秦国都觉得“过矣”，怎么这位后来反倒开始提倡“焚书坑儒”了？

  反倒是《韩非子》的《问辩》、《五蠹》、《显学》、《忠者》篇在反复论证儒、墨、纵横的学说盛行，沽名钓誉、干预法治，更有甚者联合臣子推翻君王统治，论证这些世人赞颂的“士子”对君王的害处，世人倒把“始作俑者”的韩非子给漏过去了。

  现实意义

  正如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敌意，盛行了千年的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有着刻骨的敌意，愿意好好研究法家思想的人并不多。

  数千年间，一些法家、墨家人士首创的思想，被儒家吸收之后，就变成了儒家思想；就像劳动价值论的首创并非写了《国富论》的亚当·斯密，但这不妨碍人们提到劳动价值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亚当·斯密；就像民主原本是苏联的口号，如今人们看到这个字眼，想到的只有灯塔国。

  话语权，就是这样重要。

  国家的治理要依靠法治而非人治，公私分明是法家思想最为核心的思想，但这个理念自秦朝灭亡，儒家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以仁义为主的人治实施了数千年。

  当然，韩非自己都承认的问题，那就是法家反人性，法家思想持有者也更容易被孤立、为人所害。请问，一个如此脆弱、又容易被颠覆的体系要如何稳定？韩非泣血书《说难》、《孤愤》，希望有道之君能够看懂其中道理，推行此理念，要智者去修法，其余只需能实施便可，但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反复论证。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忽然一种情绪涌了上来，好似感受到了韩非子著书时的悲愤之情，哭了半分钟才继续写）

  好在，数千年时光流转，古圣人的思想光辉在现世中得到施展发挥。

  作为后人，我们果真需要为这些圣人“平反正名”吗？

  有段时间，特别是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系列小说大火的时候，冒出了许多热爱法家思想的人士，许多几乎要一杆子打死儒家。当年我也曾是受这种思想影响过的，但真正看过这些著作之后，倒觉得还是某位说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最是有道理。

  再说《大秦帝国》系列虽对法家人物美化过甚，但对于普及法家思想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如处于战国末年的韩非，其思想中已经揉杂了不少儒道思想，中国封建时期的儒生实在也有不少思想中掺杂了法家的内涵。譬如我看苏轼、苏辙两兄弟，苏轼思想中儒家思想更重一些，苏辙则实用主义更重一些。

  作为后人，倒真要警惕，那些打着古人的旗号名义的说法，夹杂私货是十之八九。

  这些思想的运用，倒也不光是治国上，《韩非子》许多思想和举措，也能运用于现如今的公司治理上，各位也别只着眼于术数，光“公私分明”、“赏罚有度”真正贯彻执行到位了，企业中的大半问题就能逐步解决，说不得都比可能水土不服的MBA管理经验更值得企业管理者去学习、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