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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与人合作的一部经济发展中著述。作者在书中深入地考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与财产权属关系演化的联系，作者从历史发展进路的角度，实在地揭示出，西方经济在近代以降之所以有突破性的发展，完全在于财产权属确定性的不断明晰。这一观点虽不能说具有殊多新意，惟其实在论方法尤其具有说服力。

目 录

序 言

第一编 理论和概论

第一章 问题

第二章 概论

第二编 公元九OO年至一五OO年

第三章 土地和人的所有权

第四章 中世纪初期结束时的经济形势

第五章 中世纪盛世：边疆运动

第六章 十三世纪的欧洲

第七章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

第三编 公元一五○○年至一七OO年

第八章 财政 政策和所有权

第九章 近代初期

第十章 法国和西班牙――竞争失败的国家

第十一章 荷兰和成功的经济增长

第十二章 英国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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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种基本要素进入了庄园经济：保护的职能和劳动的角色。在保护方面，设防的城堡和具有专门作战技术的骑士提供了地方安全，这是任何装备简陋（武器原始，缺乏军事技术）的农民团体不能相比的。此外，对付从海上或陆地入侵的流寇一类敌人，当地的领主和城堡比相距甚远的国王和军队更直接便当，保护措施也比较令人安心。当时的动乱加上军事技术的特点使封建单位成为有效的保护模式。领主和他的骑士专门生产保护和公正，而依靠农奴来消费它们。北欧海盗、穆斯林和马札尔人在早期经常选择的谋生之道是抢劫不同的共同体劳动的产品。而另一种办法（北欧海盗自己最后采用的那种）则是以协议的形式包下他们自己附近地区的劳动，这种协议形式我们在前一章已经叙述过，还应当就更多的细节作一番简略的考察。

这种土地从庄园制度—一开始就不是经济学家利用那个术语意义上的完全的“共同财产”资源。习俗和惯例限制了它的使用，以防止共同利用含有的过度放牧和其它危险。（如果是—种共同财产资源，每个使用者便都想利用它而不顾及其他使用者，结果造成对资源持久性的破坏。在土地上过度放牧和在海洋上滥捕滥捞便是典型的例子。既然无人拥有资源，便没有刺激来保养资源或改进资源的利用效率。）

只要秩序混乱、土地丰裕、军事能力有差异和劳动力不足这些初始的条件起主要作用，典型的庄园便会一直存在下去。

从第一章介绍的情况看；生育孩子的私人收益是很高的，它不仅很早以来就是劳动力的来源，而且是盛行的大家庭制的社会保障的来源，以此使体格强壮的人照顾老幼弱小。这些得益超过了抚养孩子的私人成本（在时间和资源消耗方面）。简言之，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高的，而在土地丰裕的社会里，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几乎是相等的。但是一旦全部好地被尽行占用，而收益开始递减时，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便截然有别了。

私人成本的上升和私人收益的下降诚然使家庭采取推迟结婚和实行原始避孕方式一类权宜之计来降...

天然荒地的减少使得过去用牛拖曳的场合用上了马。马匹被认为是一种效率达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的生物能源；不过，如果牛（一种天然的“草燃烧炉”）可以靠荒地饲养，实际上不需要什么费用，而马则必须用比较昂贵的燕麦饲养，那么牛在经济上相当于两匹马的效率。但是，如果这两种牲畜都要用同样数量的谷物和干草（当时比较贵）饲养，那么合理的选择则应当是利用马。

从第一章介绍的情况看；生育孩子的私人收益是很高的，它不仅很早以来就是劳动力的来源，而且是盛行的大家庭制的社会保障的来源，以此使体格强壮的人照顾老幼弱小。这些得益超过了抚养孩子的私人成本（在时间和资源消耗方面）。简言之，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高的，而在土地丰裕的社会里，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几乎是相等的。但是一旦全部好地被尽行占用，而收益开始递减时，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便截然有别了。

私人成本的上升和私人收益的下降诚然使家庭采取推迟结婚和实行原始避孕方式一类权宜之计来降低生育率。但是同时，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又导致生育率对社会仍然过高。

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高的

在领主可以不用为劳动力竞争的范围内，领主们是可以组织实际工资上升的，但在一个地区这种和某行为亚大的足以有效的话，便需要有集权的政治统治了。

通过一系列渐近阶段，庄园主和农民--用普将变成雇主和雇员或地主和佃农

人口下降还是市场和交易所小，促使自给自足经济恢复和对外部竞争设置障碍以保护幸存的市场；行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并竭力控制着经商活动和组织外部竞争。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如果产品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则会出现经济增长。在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性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

作为一种基本上近似的办法，我们可以把政府简单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

书籍介绍

编辑推荐：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与人合作的一部经济发展中著述。作者在书中深入地考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与财产权属关系演化的联系，作者从历史发展进路的角度，实在地揭示出，西方经济在近代以降之所以有突破性的发展，完全在于财产权属确定性的不断明晰。这一观点虽不能说具有殊多新意，惟其实在论方法尤其具有说服力。

• 作者：ren 发布时间：2010-01-01 10:57:57

  制度决定效率

• 作者：Ghost 发布时间：2012-09-16 01:04:45

  老实讲，没看懂。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话说回来，这种作品要想翻译好，译者在专业上要有一定的洞察力，知识面广，文字功力深，这不完全是翻译稿费提高就能解决的。可遇不可求吧。

• 作者：矮米粒儿 发布时间：2012-02-25 23:19:51

  对于这个世界来讲 变太聪明也只是小白鼠

• 作者：港长㍿ 发布时间：2011-08-02 21:15:08

  道格拉斯诺斯的经典之作。私有产权等制度的确立为后来的产业革命做好了铺垫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08-11-30 03:11:42

  经济史的力作。

• 作者：magnus 发布时间：2011-02-14 12:26:08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所归诸的教育传播、技术革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增长（后果）。真正的原因在此之外，即（经济组织的）制度变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利润（超额利益？）未必导致制度变革，除非通过制度变革可获取的预期收益（贴现）大于为获取这种收益而支付的变革成本。那么，这种制度变革的成本收益又当如何计算，何种算法（历史机缘）能算出有效的收益以导出制度变革？到底还是泛制度派的路数啊：将经济因素置于被解释变量（因变量）而非解释变量（自变量）的位置，这也就取消了经济在解释人类活动中的基础地位，经济并非人类活动的源动力，根源在经济之外，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泛制度派的人马一向以胳膊肘向外拐著称，莫非都社会学或政治学安插在经济学阵营里的奸细？

• 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李约瑟之谜

  作者：小李匪盗 发布时间：2007-11-08 11:15:59

  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李约瑟之谜

  【读品】

  http://dpjournal.org

  李华芳

  http://www.lihuafang.com

  郭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计有：1.杨小凯：中国没有宪政。2.林毅夫：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去读八股文了，中国没有出现职业的科学家，因此技术革命在中国没有发生。3. Jared Diamond:中国的大一统导致了中央的一个错误决定可以使得整个国家都陷入落后中，比如说明朝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不久开始禁止海上贸易。4.赵纲 (Chao Kang):高均衡陷阱。中国的农业太发达了，导致了有太多的人口。太多的人口，导致持续的粮食压力，于是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都发生在农业，而没有发生在工业。等等。

  另外一种对于李约瑟之谜的辩解是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英国产业革命也不同于美国产业革命的道路，而在农业和服务业上下了很多工夫。这与赵纲的解释差不多。但人口上的问题显然还要参照哈丁和马寅初，而且竺可桢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支持计划生育，就更有意思了。

  还有一种解释可能更无稽一点，但似乎也有心理学依据，就是中国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幸福的真谛”，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里提到了这一点。这也导致了中国人很早意识到天伦之乐，天人合一等“高超的生活技巧”并不过于依赖物质财富，因此也导致了诸种无欲无求思想的萌发，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注重人伦制度而轻技术财富。这是对李约瑟之谜的另外一种解释。

  我以前在周其仁老师的课堂上被问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付稀缺性。周其仁师的制度经济学旨在解释制度如何缓解稀缺，竞争、市场和价格机制有效分配了资源等。但我设想过的一个问题是，人类还有不少制度是用来控制欲望的，例如宗教等形式。这一块我还没有想清楚。

  对于李约瑟之谜相信还有很多的解释，正如李约瑟不明白产业革命为什么未能在中国率先产生，我对产业革命到底是怎么在西方兴起的也充满好奇。我认为这也是充满疑问，并且从来没有人很好解答过的。

  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详细解释了产权的不断明晰和保护力度不断增强，最终促成了产业革命。从羊毛的例子入手，每个人都争取自己的权利，最终促成权利保护进而推动产业革命的逻辑是非常一致的。德•索托后来在《资本的秘密》中以第三世界国家糟糕的产权保护为例，生动解释了何以资产得不到法律保护就不能变成资产，而只是“僵死的资产”，因而无法用于灵活的市场交易，进而也就无法推动经济增长。这一路解释都集中在产权未能得到严格保护，进而不能产生经济增长上。或者说，西方世界的兴起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产权保护得力。

  在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解释西方之所以走向繁荣，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欧洲和它的美国分支拥有易于驯养和栽培的动植物、较轻的疾病负担以及有利于工业化的自然资源。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随后蔓延到欧洲大陆和美国，都是因为踩到狗屎撞了大运。

  当然也有人对上面的解释嗤之以鼻，柯锐戈 (Gregory Clark)认为造成东西方差异的并非地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因素，或是像物权与民主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而是文化。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是因为他们推动了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思想发展；穷人继续贫穷，也是因为他们没能做到这点。为什么这产业革命始于英国？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缺少“坏脾气的河马和斑马”。也“不是煤炭、不是殖民地、不是新教改革、不是启蒙运动”。而是逾500年的社会安定与相对较高的富人生育率结合所导致的结果。

  而且在柯锐戈看来，各种各样的产业革命突变论，外部冲击说也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他的文化观倒有点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的意味，但这不可避免的回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上，内在理路并不像柯锐戈自己声称的那样不是“新教”不是“启蒙”，如何这都不是，也就不可能是文化的。

  所以可以想见，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有多种解释，包括产权说、地理说、文化说等等，这些见解对中国对西方的想象而言，都算是推陈出新了。尤其是产权说对私有产权的强调，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但任何创新之见，又如此政治不正确，肯定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

• 《西方世界的兴起》之逻辑概要

  作者：萌二 发布时间：2011-05-21 20:22:07

      其实这一部分开学没几个星期就写了，不过那时候没有完全理顺就丢在一边（这学期很多事情都只先做一半，过了很久再继续@@），今天把以前敲的东西认真理了一遍，贴在这里。

      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近代兴起？以及这一问题的反问题——繁荣于古代的东方世界为什么在近现代发展缓慢？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探讨是当代历史学界中的一个颇为热点的主体。而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系统地解释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道格拉斯•诺斯可谓第一人（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后续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就是其用现代经济学视角进行经济增长解释的代表性著作）。归纳总结史料以完善现代经济学理论与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历史解释是新经济史这一枚硬币上相辅相成的两面，诺斯通过对现代社会之前长时段历史的关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涉及到的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极大地完善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关照历史，驱散了经济增长的迷雾。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共分为三篇十二章。第一篇：理论和概论；第二篇：公元900—1500年；第三篇：公元1500—1700年。

      在本书中，诺斯尝试“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 ；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从而成为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长期增长” 的关键，这也“正是西方兴起的所在” 。

      诺斯将制度创新的原因引向了人口增长，在西方世界的不同时期，人口变迁发挥了不同作用，引致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从而将西方世界引向近现代的兴盛。

      10世纪时，人口较少而土地充裕，因此也就没有发明土地专有权的必要性；劳动力在面对土地所有者时也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在封建社会为四分五裂的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有助于商品交换进行的背景下，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农奴向领主缴纳货币地租，这也使得领主和农奴的消费交易都获得灵活性，进一步促进了11、12世纪贸易的增长和市镇的兴起，并带来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

  13世纪经济大幅增长，是欧洲经济真正觉醒的时期。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促进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如委托制与合同制、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直接贷款、集市、商法、新城镇，这使得制造业和商业的生产率提高。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市场扩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雇佣军代替军役制从而提高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行性，这使国王的权威得以提高，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在农业方面，人口增长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得土地相对劳动力而言成为了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拥有者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货膨胀降低了领主获得的固定货币给付的实际价值，传统习俗造成了变更契约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了不至于增加修改契约的费用，领主不得不在传统习俗的框架中进行调整，传统的庄园组织和劳动捐恢复，农奴和承租人也逐渐失去了一些自由；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不自由阻止了农业部门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民在鼓励怠工的制度下工作，领主也没有激励改进农业技术。由此，总体而言，人口增长对于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其主要的消极效应，最终使欧洲经济在14、15世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14、15世纪中，疾病、饥荒、战争造成的人口显著下降，贸易萎缩、分工缩小阻止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上升进一步约束了经济的发展。但消极之中也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人口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劳役地租不可逆转地被货币替代，土地由自由的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耕种；混乱造成了严重依赖封建地租的岁入下降，政府支出的最低水平相对提高，财政压力使得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得以保留而无效率的政治组织责备对手吞并，这促使了民族国家的萌发；由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瓦解。此外，为应付财政危机，各国创建新的所有权形式，这也导致了1500—1700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异。

      16世纪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初期阶段。16世纪的人口增长造成市场扩大降低了贸易的单位成本，增加了居民的人均收入。土地相对劳动力的再一次紧缺使得土地共有权残余最终消除。新世界白银流入，商业扩张，促进了无形资产有效所有权的发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与14世纪相似的是，尽管贸易促进了交易部门的生产效率的上升，但却不能抵消人口增加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由此17世纪充斥着战争、饥荒、瘟疫，又一次陷入马尔萨斯抑制。但17世纪毕竟与14世纪不同，14世纪欧洲均质的组织形式使西欧各处几乎都遭受了马尔萨斯抑制的打击，而17世纪西欧各国制度和所有权安排的差异却造就了经济表现的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专制发展一套税收制度抑制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型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在英国和荷兰，所有权演进促进19世纪初期形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也使荷兰和英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得以继续创建，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法国、西班牙与英国、荷兰会有不同的财政选择，使他们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之后所写作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了国家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诺斯将经济学中分析微观经济个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应用到国家层面，国家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又敏锐地觉察出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的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定一套基本规则保障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原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的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古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再到中世纪的采邑制，都在统治者（和它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够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因而，存在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对于法西英荷四国的分析已经暗含着其国家理论及其所引申的“诺斯悖论”，正是在特定的国家天赋资源和由此引申而出的税收来源构成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约束，而国家效用最大化的两个目标能否一致又决定了其财政选择的结果。法国缺乏显而易见的税基，直接征税的官僚机构被造就，之后可以增加岁入而承担很低成本；由此大量出售特权，如将垄断权卖给行会以获得岁入，行会长期进行产业管制，当新发明与行会专有权出售冲突的时候，发明不被鼓励，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西班牙税收主要来源于国外，为了维持霸权，西班牙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乞灵于饮鸩止渴的办法，如拖延付款，降低利率，提高金价，铜币代替银币，并且维持羊主团的特权阻挠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使得在西班牙从事可耕农业缺乏刺激；并且还随意侵占、没收阻挠生产行业发展。在荷兰，长期以来商业贸易都是发展的原动力，交易部门是尼德兰的重要部门，也是国家可以获得大宗岁入的部门，国家设法降低交易费用以刺激商业；由此人口增长刺激了创新，创新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组织的效率。荷兰的货币市场作为西欧的资本市场，一开始就是集中的，而商业的兴起和主要民族国家之间的不断冲突将王权造就为借款者促进了荷兰资本市场的繁荣。在农业上，市场的发展使农奴制解体，庄园成为小农的财产，人口增长造成地租上升，扩大耕作有利可图，而耕地来源于围海造田，这需要保证投资者个人获得大部分受益，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在土地私有制下，乡村自由劳动有极大地动力为自己收益而利用其它资源。在工业上，商业活动复兴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降低了资本成本，政府政策限制垄断促进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一切促进了乡村工业发展。在英国，其国王利益与法国国王的利益并无二致，都铎王朝反对圈地，支持垄断，不承认扩大市场可以得到的增益；但与此同时，16世纪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羊毛价格和养羊业利润因国际扩张提高，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商人集团日趋强大，不安于限制，最终酿成清教革命，1640年以后国会占上风，限制王权；1642年垄断法禁止了王室的垄断并且包含了鼓励真正创新的专利制度。17世纪，鼓励创新的专利法被制定，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封建残余，保险、金融、股份公司、贸易部门得到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利交给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人的手中，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发展了的所有权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