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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家甚至社会学家都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西方比如（美国、西欧甚至日本）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面对资本市场，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玻璃，怎么都进不去，这是为什么？

德·索托一语道破真相，因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把资产转换为资本的机制，它们缺乏资本。

资本是一整套经济运行模式，德·索托创造性地从五个角度阐释了资本的运作规律，人们称之为“资本的五大秘密”，从而揭示了西方国家发达的核心秘密。

索托因为该理论而赢得了世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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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南多·德·索托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主席。该学会被《经济学家》列为世界两个最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德·索托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如今，他正在为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德·索托的主要活动是和自由与民主学会一起，为亚洲、拉美和中东的贫困国家制定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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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许多经济学家甚至社会学家都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西方比如（美国、西欧甚至日本）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面对资本市场，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玻璃，怎么都进不去，这是为什么？

德·索托一语道破真相，因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把资产转换为资本的机制，它们缺乏资本。

资本是一整套经济运行模式，德·索托创造性地从五个角度阐释了资本的运作规律，人们称之为“资本的五大秘密”，从而揭示了西方国家发达的核心秘密。

索托因为该理论而赢得了世界声誉。

• 作者：傻白甜 发布时间：2018-03-24 13:26:23

  把资产转换成资本的机制

• 作者：Enira 发布时间：2020-02-25 16:02:10

  封面大bug

• 作者：楓亦懷風 发布时间：2017-08-31 09:59:36

  以实地走访的方式，或许能帮助西方读者了解穷国。然而叙述多于分析，答案太过单一。ps:封面上CAPITA1L是什么啊？

• 作者：文海阁主 发布时间：2013-03-23 20:48:23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 作者：UlquiorraCifer 发布时间：2018-05-25 00:39:39

  全书都在印证莱奥尼的论断，“法律是被发现而非被制定的”。德.索托出于务实提出政府应包容“非法”产权的政策性建议，但其论证却表明产权从来是自发形成而无需政府界定。如果他是对的，那无疑自然法优于制定法，解决贫困最好办法也许就是让人人都成为资本家

• 作者：觉今非又昨非 发布时间：2018-06-17 21:36:43

  所有权+自由

• 挖掘权利的宝藏

  作者：fredany125 发布时间：2012-10-16 09:52:15

         打开报纸电视，中国的经济形势永远一片大好。欧洲国家要靠北京拯救，台湾香港要靠大陆输血。各路所谓学者纷纷出书，称颂"中国模式"，兜售"中国经验"，庆祝"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经济"从胜利走向辉煌"……

  　　但在我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比如北四环西藏大厦前的地下通道突然就开始驱逐小贩，两三个城管威风凛凛地站在两头，整个地下通道顿时和天安门广场一样庄严肃穆；又比如惠新里公交车站旁，刚修完市政热力工程的一群农民工，会啃着冷馒头就着从路边的洗脸盆里舀出的一碗面条汤，皱着眉头告诉你，他们住的那间地下室因为不合法要被收回，再过几天"就没地方住了，怎么办"。

  　　交易的权利，居住的权利，迁徙的权利……总是被堂而皇之地视为"非法"。

  　　于是这个国家诡异地呈现出两幅面孔，一个器宇轩昂威风凛凛，带着新晋经济大国的不可一世；另一个则失魂落魄居无定所，像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只能在天桥下蜷缩哀哭。

  　　是什么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法律学者有法律学者的回答，政治学者也会有政治学者的分析。而作为经济研究者和改革家，德·索托的答案则是--有一个钟罩--阻隔了产权确认与交易自由的钟罩，将一个国家，隔成了两个世界。

  　　在本书正文的第一页，索托引用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商业的发展》中的追问--历史上的所谓资本主义，为什么仿佛活在封闭的"钟罩"里……为什么它不能继续扩张，甚至占据整个社会？……显然，索托将布罗代尔的追问作为了自己研究与调查的起点，开始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答案。

  　　

  　　　　历史上的"钟罩"

  　　

  　　全书用了整整两章来介绍欧洲和美国经济史。而大量史料证明--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中，政府打击"非法经济"的例子并不鲜见：

  　　16世纪，英国出现第一次移民浪潮，当时的英国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移民进入城市，要求他们返回原籍。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人们来到城市郊区定居，等候城市中可能的机会。渐渐地，他们开始在郊区开起来的不合法的家庭作坊，尽管一直被城市永久居民歧视，但这样非法经济却迅速扩张。法律试图对于这些"非法"移民强行进行严苛处罚，却反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以至于政府最后不得不进行暴力镇压。[1]

  　　关于当时英国"非法"经济的规模，亚当·斯密有一句有意思的评价："如果你想让你的工作顺利完成，就必须到郊区去寻找那些工人。他们没有任何特权，只能依靠他们的品质和信用。然后，你可以把生产的东西秘密走私到城里。"[2]

  　　幸运的是，英国政府后来意识到强制阻止非法移民和非法工人的成本高昂，开始试图将非法的定居点合法化，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首相弗赛西甚至还曾得到报告，称赞那些在合法化试验区的粗鲁乡下人"有着坚定的创业精神，对于新的发明有与生俱来的热情。"[3]

  　　而在18世纪中期的法国，政府禁止公民进口或者销售印花棉布。仅仅十年间，竟处决了16000名走私者和地下生产商，罪名是他们从事不合法的生产，或者进口了印花棉布。在瓦朗斯小镇，有77名"非法"的生产者被送上绞刑架，58人被车裂，631人被判服苦役。当时的法国政府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不合法的经营者。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不合法经营者"开始印刷多种色彩的印花棉布，而所谓"正规企业"只能生产单色织品。多色棉布增加了确认产地的难度，不利于税收的执行。[4]

  　　在近300年的时间里，法国政府对胡格诺派教徒和不合法工人进行迫害，促使大量和创业者和熟练工人流亡到了英国和荷兰，客观上促进了后者的经济发展。而在法国本土，这种政府迫害造成的社会动荡则越演越烈，索托认为这些矛盾甚至是造成后来法国大革命的主因。[5]

  　　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历史上的所谓"非法"者的日子则要好过得多。16世纪初，当手握短枪，捧着《圣经》的男男女女初次登上这片大陆，拓荒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生存命题。这一背景下，"私自定居"成为一种必然的"非法"现象，在初期也极少收到阻碍。为了克服所有权界定的混乱状态，移民们发明了各种独特的所有权凭证，依靠这些凭证，移民之间拟定契约，使得土地和商品得以有效地购买、出售或是转让。

  　　到了16世纪后期，建立不久的美国政府开始感觉到这种非法经济的威胁。乔治·华盛顿就曾抱怨道："那些匪徒藐视国家的权威……他们掠夺并挥霍了国家的财富。"[6]

  　　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一直深陷与"非法"定居者及"私自拟定"的土地产权契约的拉锯战中，这样的拉锯从独立战争前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后的19世纪80年代。而每当闹上法庭，陪审团却总是偏向拓荒者，认为政府无权剥夺公民依靠劳动获取幸福生活的权利。政治和法律机关出台越多的政策和法规来限制，就有越多的不合法现象出现。后来美国政府开始试图打破"钟罩"，对"非法定居者"及其契约进行认可。而最高法院则在判决书中强调"政府有义务尊重得到其默认和许可而产生的私人权利。它的建立并不是一种新的制度，而是批准和规范已经建立的一种制度，并把这种制度赋予所有与之相关的人。"[7]

  　　通过对美国产权史的考证和分析，索托认为美国最宝贵的经验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政府态度的缓和和法律趋势的转变。他将美国产权制度的更新历程比作一场革命，这一"革命"推动建立了"更具创造力的市场经济"，也为美国经济此后的蓬勃发展打下基础。

  　　从污水横流到"遍地钻石"

  　　

  　　如果单单把本书意义的局限于对历史的梳理与总结，则似乎低估了索托作为社会调查者和改革理论家的价值。

  　　除对欧美国家的历史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外，索托的足迹还遍布亚非拉地区的第三世界，以及经历了政治与经济转型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针对布罗代尔的问题，最终找到了兼具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的答案--前者与后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具备能够涵盖大多数经济行为的正规所有权体系以及基于这一体系之上的合法自由贸易。

  　　对于确定的产权体系所能带来的对经济的正面效应，索托提出了六点总结[8]：

  　　　　一，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

  　　确定的产权体系，将僵化的资产通过有效的契约转变为活跃的资本。

  　　　　二，将分散的信息纳入同一种制度

  　　确定的产权体系，将分散、孤立的产权数据融入到系统性、综合性的制度之中，使得资产潜力更易评估与交流，从而大大促进了资本的产出。

  　　　　三，责任和信用体系的建立

  　　将产权信息融入到系统而完备的法律体系之中，使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从而有助于建立明确的责任和信用体系。

  　　　　四，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

  　　明确的财产权体系和具有法律效应的产权表述能够避免在产权交接时对资产进行不必要的物理分割从而造成巨大损失，使资产能够产生较高的价值组合。

  　　　　五，建立完备的，一个人信用体系为基础的人际网络

  　　明确的产权体系之上，是完备而明确的个人信息网络，资产与信用清清楚楚，因此资产的有效整合成为可能。欧美国家庞大的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仰仗于此。

  　　　　六，保护交易

  　　上述网络使得基于所有权体系的交易得到实时追踪和保护，并且诞生了一大批于此相关的行业，诸如资产评估、保险、抵押经济、信托服务等等，在保证交易安全性的基础上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而在索托的调查中，在"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被隔离在"钟罩"之外，产权无法得到合法确认的僵化资本，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海地，超过半数的居民住房没有合法产权；在秘鲁农村，这个数字达到了81%；在埃及，单单房地产领域，僵化的资本总价值为开罗股指总额的30倍，埃及全部外国投资总额的55倍以上。另一个数字更让人吃惊，截止到这本书出版（本书首次出版为1999年），在这些国家，穷人的不合法房地产总价值达到了9.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当时美国货币流通总量的2倍，相当于包括纽交所、纳斯达克、东京、伦敦、法兰克福等全球排名前20位股票市场的交易总量[9]！因此也就不奇怪本书一出版，《泰晤士报》就盛赞：索托几乎要"把第三世界棚户区常见的破败的房屋和流淌的污水，转变成'大面积的钻石产地'"。

  　　然而现实却远远没有英国书评人想象的这般美妙，大多数索托所统计的潜在资本，直到现在依然处于"潜在"状态。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对这样的调查不屑一顾，对改革本身也敌意重重。

  　　看完全书，似乎只有最后一章与勉强算与中国相关。但也不过是因为作者引用了一篇1999年新华社关于埃及经济改革的报道。这篇报道称埃及上枢密院正在警告当时的埃及政府"不要被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召唤所欺骗。"

  　　在我们的官方媒体报道中，社会问题的黑锅再一次被扣在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头上。而索托在引用这一案例后则是立即提醒--种种歧视性法律构成了大范围的不公与特权，当权者的经济改革"忘记了所有权制度的关键问题，"将使他们"被看做现状的捍卫者"，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敌人[10]。

  　　如今的穆巴拉克已经身陷囹圄，究竟有没有对此后悔，人们也无从得知了。

  　　

  　　　　索托在中国

  　　

  　　尽管书中内容没有提及中国，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索托笔下的"钟罩"却随处可见。

  　　在城市，一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完全被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体系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农民所拥有的财富迟迟得不到承认，无法进入合法的交易体系当中。

  　　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陶然曾经告诉笔者"在深圳，目前有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实际长期被在这里工作和居住的进城农民占有并且使用。[11]"深圳从村庄变为城市的这三十年间，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这里盖起了村庄的集体工厂和住房，并建构起了比较成熟的社区（有的甚至产生了代际传承）。当然，这一切都并不被我们的法律所承认。这些土地、包括土地上的房屋也无法进入合法经济体系内部参与交易。当地政府曾经试图通过惯有的征地拆迁的方式强行把这些土地收归国有，却遭到来自村民的坚决抵抗。

  　　而在更为广袤的农村，这样"僵死"的资本更是随处可见。大量的农田无法流动或转让；农民在自己的农田上修建的房屋也随时可能被拆除或没收；村集体想要联合起来修建房屋来出售或者出租甚至被政府强制查缴。

  　　早在近二十年前，周其仁就曾分析过中国土地制度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变迁过程。在周看来，这一过程与其说是上层主动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手握无限制暴力资源的国家随意制定的所有权法律直接导致了极端低效，农民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触犯原有"法律"，客观上逐渐拓宽了权利边界。比如当"不让人们继续饿死"成为了政权合法性的底线，政府接受和推广农村的联产承包实验，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政策上的退让。"当新兴产权及其代理人的集体行动，强大到可以迫使国家及其代理人只有通过保护有效产权来谋求其自身的利益，才可能出现一个对双方互利的结果。国家在此基础上追求租金最大化，产权则在此基础上成为逐利行为的规范。"[12]这似乎正是索托所谓"打破钟罩"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越来越多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权利得到法律承认，并且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必要的质疑

  　　

  　　本书的英文版一面世，就得到空前的美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盛赞其"足以导致一场全新的，能为人类带来巨大益处的革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称"索托为政治家提供了一项推广计划，既能为人民造福，又可以提高政治家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说《资本的秘密》"为第三世界国家战争贫穷这一痼疾提供了宝贵的、有效的手段。"可见这本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读这本书，的确会让人激动，索托的发现，足以让我们击节叫好。但即便是这样的一本书，似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

  　　首先，在《商业的发展》中，布罗代尔所假设的"钟罩"指向整个资本主义，而在本书，索托则把资本主义简化为了"资本"。"资本（产权）"的秘密的确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但显然不是全部。构成布罗代尔意义上的"钟罩"的，除了产权的不确定性，还有政治力量的博弈，制度层面的阻碍，乃至东西方思维范式与思想传统的差异，甚至还包括历史偶然因素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索托针对布罗代尔问题给出的答案，即便不是刻意回避了某些问题，也是不完整的。

  　　更大的问题或许是--索托所服务的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被《经济学人》誉为世界两大"智囊团"之一，他本人也曾为20余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和资本形成计划，但这些计划于努力似乎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诚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3]。"对于作为利益主体的政府，除非在租金最大化的同时，顺便完成了后者，否则后者绝对不会是首先考虑的选择。而试图说服这样一群人进行有效的产权体制改革，使得他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将陷入胶着的悖论之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德·索托，《资本的秘密》，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P72

  　　[2]同上P73

  　　[3]同上P73

  　　[4]同上P74

  　　[5]同上P76

  　　[6]同上P91

  　　[7]同上P114

  　　[8]见本书第三章P27-P52

  　　[9]见本书第二章P20-P25

  　　[10]新华社《受到警告的埃及经济改革的边缘效应》1999年2月4日

  　　[11]相关访谈见共识网共识在线陶然访谈

  　　[12]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1993

  　　[13]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P25

  　　

• 读德•索托《资本的秘密》有感

  作者：雨天飙车 发布时间：2014-05-06 23:14:58

  这本书之前读过一遍，疑惑甚多，甚至引起了我对欧美国家历史的兴趣，不过本学期以来事务繁忙，心意惫怠，看书计划一再搁浅，空藏了一箱书，趁着间隙偷个闲心整理整理自己的思考，然后把借来的书还了吧。

  一、带着疑惑去重读

  1、建立“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是一个手段还是一个目标？如果它是作者心目中的目标，那么达到手段是什么呢？作者在这一方面是否分析的不到位呢？

  如果它是手段，那么该手段可行的背景或者说基础条件是什么呢，它应该怎么被实施呢？通过该手段有多大的概率达到作者所希望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始终尊重人们的愿望和信念的资本主义制度（P192）”呢？如果达不到目标那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答：作者一开始就说“资本主义的鼎盛之日，就是它的危机爆发之时。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个世纪的政治对抗。资本主义一枝独秀，成为合理组织现代经济唯一可行的选择。”（P1）后面，作者又写道：“我将在本书中证明：阻挡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面前，使之无法从资本主义制度获益的巨大障碍，在于它们无法创造资本。”在第一章的最后部分，作者总结道：“为什么资本在西方获得了成功，在其他地区却陷入了泥潭——解决掉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既然所有貌似合理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无一不遭到失败并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就有必要静下心来，客观而认真地研究资本的秘密。”

  可见，作者认为，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只是一个达成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个目标的手段和基础，而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也可以看作是达成最终目标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目标，类似于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传导体系。如果把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看做一个中间目标，那么，达成这个中间目标的手段就是作者在第五章评述美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时所说的：“关键性的改革在于调整法律，使之适应大多数公民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不得不说，在阅读美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时，我不仅惊讶于美国历史早期的野蛮，更对美国最终走向规范的文明制度感到惊奇不已。作者的叙述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最终总结，却不敢完全苟同。“承认和接纳不合法所有权，是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大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关键因素”（P124），对这一论断姑且认同，但是我却不能认同作者对于法律调整过程的技术细节的态度。毕竟法律调整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行动，是一个民众与政府部门博弈互动的过程，美国法律制度获得生命力，固然是因为“这种法律建筑在底层人民的经验以及他们创造的不合法协议的基础上，同时摒弃了并不适应美国特色的那些英国习惯法原则”（P125），但是这只是调整法律的结果，个人认为其错综复杂的民众与政府部门的博弈互动过程更值得研究和聚焦，而这，正是作者认为不重要和没有详述的方面。

  美国历史上，在民众和政府部门博弈的过程中，民众可以选举州代表来代替自己的利益向法院和联邦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自发组织权利要求协会联合维权，还可以高价聘请律师来为自己与政府部门打官司……试问这些条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有哪一条可以复制？要放在中国，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自发组织协会维权那就得按非法集会论处，高价聘请律师一没钱、二没司法独立难敌政府部门，偏偏这种状况民众又只有抱怨泄愤的份，有心吐槽无力改变，基本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只能希望明君清官主政施舍一点仁政了。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关键问题不在于没有意志力，没有动力，而在于缺乏一条可行的诉求渠道。缺了这条渠道，就没办法有秩序地把压力传导到政府部门，结果是要么“沉默”、要么就是爆发。而对于中国的政府部门而言，关键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压力敦促它们按照老百姓希望的那样去办事，所有人都知道政府应该怎么做，所有人也都知道中国政府是目前世界上执行力最强的政府，但是没有足够的压力和约束，那么就只能往最倾向于的方向走了。比如一个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闹了那么多事，老百姓快绝望到无力吐槽了，但是仍没听说过哪个官员因此失职而被追责，也没见到各政府部门联合出台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甚至关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和完善的互动讨论也鲜有耳闻。老百姓一不能向有关部门和官员追责，二无法决定这些部门的财政开支和人员任免，甚至连最起码的执政信息公开都没法要到手，乐观点说是任重道远，悲观点说是暗无天日。

  抱怨的话说多了也没用，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美国走的路是调整法律—>建立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实现资本主义强国富民的繁荣之路；中国怕是得首先实现法治化，才有可能通过调整法律来建立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至于最终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实质同样是民富国强就无妨了。而关于如何走向法治化社会的问题，网上已经有太多的意见了，个人自认为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但不得不表露的一点忧虑是：在这个自我发展惯性这么大的染缸社会里，引进的东西如何能够不被异化？

  我国的法律与美国明显的一点不同是，美国的法律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美国人民的权利，而我们的法律是更多是为了方便肉食者统治。就连我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对宪法和权利无甚认知，对法律、规则也不甚认真严肃总想钻空子，就更别提普通的老百姓了，哪一天这种情况改善了，大家都不拿红宝书跟看不惯的人比比谁的真理更真，而是拿宪法出来跟政府较真的时候，或许这个国家就会慢慢地走向法治化了，然后其他法律可能会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去调整，建立起一套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

  2、作者在“美国的经验和教训”这一章中是否过分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美国是如何通过独特的立法和司法程序去达到建立一套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的目标的呢？如果忽略了美国法律的制度和历史传统，其结论的可靠度和置信度是否会大打折扣？

  答：重读过程中，发现作者确实叙述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乱象和由乱入治的过程，但是具体到如何通过独特的立法和司法程序去达到建立一套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的目标，作者确实写得不多，对于人民与政府博弈的政治过程，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正如在寻找第1个问题答案所写的那样，在涉及到人民选举州代表、自发组织权力要求协会以及高薪聘请律师替自己维权这些博弈过程时，作者只是点到为止而已。

  3、“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是否也是美国在建立合法所有权制度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呢？如果这种状况不先改善，公权力缺乏民主监督的背景下，建立和维护所谓的“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会不会成为另一种特权阶层理直气壮地剥削下层阶层的形式呢？

  答：我想，“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是我们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英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所以约瑟夫•里德才会认为“旧秩序之所以瓦解，是因为普遍的贪污现象渗透到它的各个机构中，并把公民分为两种人——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但是就美国历史而言，可能会很少存在，也许在某些方面法律存在空白导致社会出现问题。作者这书中也没有关于美国法律不公正方面的叙述，而是用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美国历史上不合法现象的野蛮和复杂。而且那些不合法现象的野蛮和复杂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分赃不均的扯皮。

  美国发展的历史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从建国到扩张，都具有与其他西方殖民国家不同的特点。在建国阶段和领土扩张的初期阶段，美国人民获得了大批的土地和矿产，但是法律又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从天而降的财产如何分配的问题，于是，奔着财富和美国梦的人民便靠不合法的契约或者行为来占有财富，等到联邦政府立法的时候，发现所有财产几乎都已经被瓜分殆尽，甚至一项财产还有不止一份所有权，比如好几个人声称对同一块土地拥有所有权。所有权不清晰之下是野蛮的财产争夺与维权的乱象。有人借助联邦法律来维护或者争夺财产权利，而有人则凭借私人契约和暴力来维护或者争夺财产权利。这种情景多么像一帮强盗在分赃，而且还因为分赃规则没协调好导致不均、不公、不服！

  好在“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的现象似乎是不存在的，美国人民通过选举州代表、自发组织权力要求协会以及高薪聘请律师替自己维权等等手段，最终达成了所有有关方面都甘心妥协的几个法案。很难想象，如果当时美国也普遍存在“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的现象，却还能将法律建筑在底层人民的经验以及他们创造的不合法协议的基础上，并最终走向规范文明的资本主义强国。

  4、作者深刻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虽已涉足全球化进程，但由于没有为人民提供创造资本的手段，与其说它们类似于美国当年的情形，不如说更像是重商主义时代不合法活动过分猖獗的拉丁美洲地区”（P175）。并写道：“这些国家仍需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务必推动以完善的货币和投资系统的为重要辅助条件的综合性所有权制度完全到位。（P177）”提出这样高屋建瓴的建议却没有详述如何做到，难道说试图通过呼吁政府官僚倾听乡野的狗的叫声这种主动修行一般的方式去改革，不是太天真了吗？政府官僚有什么特点难道作者会不知道？政府政策经过层层传达和布置，最终政策施行的结果会被缺乏监督的官僚扭曲是概率较高的事情，难道作者也不知道？

  答：其实，我个人觉得，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已涉足的全球化进程，与美国当年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更别说类似了。当年美国的情形是，大批掠夺或购买而来的土地和矿产等财富还没有主人，于是人民便一窝蜂上去分赃，最后导致分赃不公互相扯皮。而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涉足全球化进程，不是去分赃的，而是去创造财富的。

  拿当前的中国来与前西方殖民国家对比，差异就很明显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进程造成了贫富不均，而且这种贫富不均很大一部分还真不是由于技能和贡献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贫富不均也算是一种分赃，只不过这是一种内斗式的分赃，你富裕是我贫穷的原因。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经济学家华生先生前不久发表的一篇博文所说的旧式城镇化——“这些年所有人都知道，升值最快的其实是城镇土地。但我们要想一想，土地的升值是什么带来的？其实是人口和投资集聚带来的。北京的土地会升值，是因为北京人口从几百万增加到几千万，是因为这么多外地人口到北京来就业、居住、消费带来的。按理说，这些土地升值的部分应该用在他们身上。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钱被别人用掉了。一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用来做了些基础设施，但也做了许多不该干的，比如修大广场，盖豪华办公楼；第二是热点城市城中村和城郊的农民，不少人在拆迁过程中一夜暴富；第三是开发商，他们靠囤地、捂盘、升值拿走了很大一块；第四部分是社会各界精英，靠囤房子获利，在中国一线城市囤一套房子比美国中产阶级干一辈子能存下来的钱还多，这绝对不正常。”这就是一种分赃式的城镇化。而前西方殖民国家大多表现出一种殖民扩张的侵略性，是一种对外掠夺式的分赃，当然前西方殖民国家和美国不同，但美国只是手段文明了点，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依靠霸权具有掠夺性的国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元霸权。

  “推动以完善的货币和投资系统的为重要辅助条件的综合性所有权制度完全到位”这一任务，要放在美国，就是人民和政府互动博弈的过程，而要放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就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出台和实施的过程。如何做到，这是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能不能做到倒似乎是可以猜测和推测的。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上台并施行仁政，显然无法完成一个大国的综合性所有权制度的建设任务，因为明君和清官总是少数，而少数明君和清官面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总会力不从心的，更别说可持续了。在政策经过层层传达和布置之后，出现政策扭曲现象的概率，经过实践证明，总是不小的。而所谓的政策扭曲，以我看来，无非就是肉食者中的有心人挂羊头卖狗肉，借执行政策之名攫取或顺手牵羊攫取私人利益。以政客之功利和精明，完全有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执政环境中找到以公谋私的途径，如此，就只差一个人格操守——敢不敢和要不要以公谋私的问题。

  无数的实践都证明了一条真理——意愿和实现意愿的途径这两个内外条件如果同时成立，那么意愿成真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二、《资本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

  作者在第三章资本的秘密中详细阐述了所有权的六大效应——

  1、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

  2、将分散的信息纳入一种制度；

  3、建立责任和信用体系；

  4、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

  5、建立人际关系网络

  6、保护交易。

  系统性所有权制度的这六大效应，换一个角度来看，是否就是建立一个陌生人广泛交通互动的公平有序社会的基础？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狭小固定的地理范围内，那是一个熟人组成的社会，熟人社会与安土重迁观念联系在一起，让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维持着一个个信息充分流动的小社会，互相之间知根知底，长年累月的相处生活也培养了深厚的乡邻情谊。当走向城镇化，大批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分工更专业和细化的城镇，接触到的陌生人不计其数。人口流动规模和频率均不可同日而语，互相之间的了解也十分有限。陌生人之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什么资产，人品信用如何，有什么样的人际社会关系网络知之甚少，不仅道德风险增加，而且生活的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

  而系统性所有权制度却是一个将陌生人社会里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的制度，通过所有权信息的记录和披露，将分散的信息纳入一种制度，不仅可以让陌生人之间轻松地了解一项资产及其所有人的详细信息，还能通过所有权的交易记录判断一个人的责任、信用程度和人际关系网络，同时由于连续记录在案所以可以起到保护交易的作用。此外，公平公正的所有权制度还能为陌生人之间公平地合作竞争、整合资源、交易资产等提供最便利的平台，刺激社会的创新和创造热情。

  说到底，《资本的秘密》所倡导的综合性的所有权制度就是一个让人在一个系统的公平市场中创造和交易财富并凭借贡献各得其所的制度。而之所以要调整法律来建筑一个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出现财富或者损失降临到不该得到的人身上这种现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和促进合法财产的公平交易。

  当然，作者在《资本的秘密》这本书中已经将秘密将得很清楚，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重新阐释了一遍。总的来说，这本书可读性强，但是论点论证难免引发争议和讨论，很多观点难以依靠逻辑和实践经验去验证，而这也是大多数社科类图书的弊病了。

                                                                                 2013/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