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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剑桥少儿英语考试全真试题第二级B"是参加剑桥少儿英语考试考生的必备资料。考生可以针对自己报考的级别，选用相应的真题进行考前训练，从而准确把握题型考点、试卷结构和考试规则，同时发现自身知识体系的欠缺与不足，制定相应的复习计划，有的放矢地备考应战。

• 作者：陆离 发布时间：2019-04-24 15:45:27

  感觉斩掉蛇头整支队伍就会分崩离析是误解……爽快度蛮好

• 作者：咖啡来了 发布时间：2023-11-17 16:54:00

  说上海的品格三个词，开放、创新、包容。我怎么觉得一个词都没有呢？

• 作者：FUN视觉 发布时间：2013-10-08 14:57:57

  很好

• 作者：恶鸟 发布时间：2018-12-09 19:44:17

  政治讽刺包了一个后现代的外壳，前苏联玩意识形态的高手在改革后都成为了广告狂人，为雪碧可乐万宝路做起了广告。

• 作者：后浪 发布时间：2018-02-09 16:31:01

  《万物文明》和《万物创世上》的限量版珍藏套装礼盒！

• 作者：你看起来很好吃 发布时间：2020-11-18 15:53:08

  我们骨头无情无爱总在无形之中装逼还觉得自己没人爱！！！

• 男性视角下底层女性的悲哀命运：圣母与娼妓，月亮与烂泥

  作者：小番茄万岁 发布时间：2022-07-02 18:24:06

  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女性读者，阅读小说是一种十分矛盾的体验。

  小说超脱于现实，但依旧根源于现实。一方面我能理解很多故事好在哪里，可以与书中角色的经历、情感和思考共鸣，能被故事的隐喻打动，开凿出新的视角，这些都让我欣喜；另一方面我忽视不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忽视不了故事中不同性别所扮演的角色（甚至连童话故事中都隐藏明显的性别分野），我无法逃避这种刻板角色带给我的刺痛，无法忽视心中的不适与恶心。哪怕是优秀的小说，我也往往能够从它巨大且柔软的床垫下，找到一颗硌疼我的豌豆。

  《猴子·罗汉池》描述了男性视角下的两种经典女性形象：圣母和娼妓。分别代表着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客体的“圣洁而不可得”和“堕落而可践踏”。当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当圣女堕落成妓女，则更是令人遗憾叹惋。

  袁哲生在后记中说，《猴子》描写的是他们那个世代的“青涩爱情”。刚刚上国中的少男情窦初开，开始缩手缩脚地踏入成人世界，这种时候的少男也存在着两种形象：一种是像荣小强、金刚那样，刚刚开始理解父权社会中“男人”的定义，以充满生殖器的脏话为荣，以睡了多少马子为展示自己性能力（从而展示自己是“真男人”）的手段；一种是像“我”这样，虽然也渴望美丽的女孩，但自卑懦弱，没有勇气告白，更难吸引到女孩向“我”表示好感。

  袁哲生本人是敏感的人，最终因抑郁症自杀。如果他想描述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青涩爱情”，那他大概是倾向于后者的。这样一个男孩子的青春寂寞荒凉，无限惆怅，看起来自然温柔悲凉。但这个故事并不只有男孩，这个故事的另一位主体，就是最初被男孩们视为圣女，但却命途多舛、被迫成为“妓女”的梁羽玲。她美丽、单纯、柔弱，和美丽的母亲一样，被镇上的男人和男孩死死盯着、到处跟着。等母亲为追求爱情而出走，她就被消沉的父亲转手给了一个单身汉作童养媳。在学校，她的美与柔弱同样受人利用，马国梅承担了“老鸨”的角色，站在公厕门口收钱，男孩们只要出五十块钱，就可以进去点燃一根火柴，在火柴燃尽之前尽情窥探梁羽玲的下体。“我”也去了，梁羽玲“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 圣女跌下神坛，“我”也堕落了一把， 想最后伸出手去靠近她，知道这是徒劳，所以只剩下忧愁和空虚 。

  《罗汉池》的故事也大差不离。月娘甚至没有名字。她美丽得仿佛天上的月亮，但因丈夫早逝，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为妓。她的女儿小月娘也同样美丽，还有母亲庇护的时候，她还天真纯洁，等母亲逝去，她也不得不踏上母亲的老路，成了烂泥里虚幻的月光。

  《罗汉池》中的男性也不亚于上述两类，一类是渴望女人但没有本事的罗汉脚（光棍），连嫖娼都只能去便宜的私娼馆，他们只能是 “流猪哥涎的”， 口头上骚扰骚扰月娘；一类是建兴仔、克昌仔，爱慕小月娘，但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只能看着小月娘踏上老路，把心事尘封——如此懦弱、逃避，几乎没有争取，我觉得他们连叹息都不配。最后建兴仔依着小月娘的模子，雕了一尊贵妃观音，“美艳绝伦又庄严异常”。这时小月娘已经病逝，还出了雕像的钱。小月娘死前无力抗争，所谓爱她的两个男人也没有为她抗争的勇气，死后却成为最圣洁的存在，真是悲哀。

  底层女子当然可怜，作为读者我看着也很难过。但是我更难过的是，书中就连最底层的男子都有一定的主体性，都能稍微掌握一下自己的生活——《猴子》中的“我”有着当飞行员的梦想，跑步也跑得快，还可以偷钱去看梁羽玲的下体；建兴仔还可以因性能力超群而在妓院“一鸣惊人”；就连罗汉脚们都有一份手艺勉强糊口，还可以凑钱去私娼馆大展雄风，凯旋归来——但底层的女子却丝毫的主体性都看不到。在故事中，她们的价值仅仅存在于男性眼中，并且过于顺从于可怖的命运，就像被摁在水里，却连挣扎都没有，最多张大嘴巴，水面上冒出几团气泡，就默默沉了下去。

  我看到女子为数不多的反抗，就是梁羽玲母亲的出走（这一出走也正是梁羽玲悲惨命运的开始，而我们常问的：娜拉出走后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以及月娘跟女儿抱怨罗汉脚们骚扰得太过分。

  这样的故事中，女性当然可悲可叹，但它纯粹是男性眼中的女性的悲哀。故事中的女人只有意象，只是幻想，没有任何属于人的主体性，从而过于单薄苍白。书中男性的温柔和忧愁也因此显得自私又虚伪，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爱慕的女子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他们在幻想中迎娶她、拯救她，不过是一种“救风尘”的英雄主义，展示的不过是自身的欲望。

  《猴子·罗汉池》的确是美丽、忧伤且残酷的小说，但它的的忧伤过于苍白片面。我又一如既往地感受到女性读者在阅读中的矛盾。我能够欣赏到它的美，无论是它文学性的技巧之美，作者笔下女性的破碎之美，还是旧时代的忧愁之美。但这种美建立在对女性主体性的忽视之上，建立在纯粹的男性视角之上。这种不适感尖锐到无法忽视，也不应该忽视。其实女性不止作为读者，作为社会公民，也无时无刻不被刺痛着。但如果所有令人刺痛的书都不看，可能世界上也没几本书可以看了。所以还是要阅读，要刺痛，要思考，要批判。

• 读李源澄《经学通论》札记

  作者：榆木疙瘩 发布时间：2019-01-14 20:18:52

  从汉武帝表彰六艺到民国初年学校废止读经，经学一直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虽然民国初年废止读经，但是对经学的研究并未随之中断，经学研究著作仍然时或有之。李源澄为廖平关门弟子，学问深湛，其经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氏著《经学通论》一书中。

  李氏在该书《自序》中言作此书的旨趣有三：一说明经学的性质与后来经学的途经，二是提出整理过去经学的方法，三是对各时各派经学从其长处予以说明。这三点志趣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如果细分的的话，可以将该书的内容归纳为八个方面：第一，经学是什么；第二，经学的性质；第三，经学的地位；第四，经学的研究内容；第五，治经的方法；第六，经学概说；第七，经学的历史；第八，读经的门径。其中第一、二、三、四、五部分相当于该书的第一节《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第六部分相当于该书的第二节《论经文》，第七部分相当于该书的第三节《论经学流变》、第四节《论古今学》、第五节《轮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第六节《论宋元明经学》、第七节《论清代经学》，第八部分相当于的该书的第八节《论读易》、第九节《论读尚书》、第十节《论读诗》、第十一节《论读三礼》、第十二节《论读三传》。如果这样看待李氏的《经学通论》，那他的这本著作涵盖的范围已经超过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只是皮氏的这二部著作有关经学历史和五经通论的内容更加系统、更加详细。

  经学是什么，李氏认为经义就是经学，而汉人才开始才有了经义，但是统论诸经大义是从战国开始的，经学是“起于晚周而成于汉代”，因此他说：“吾人所谓经学者，汉代始有之学问也”“经学者，汉以来之学术”。而且李氏认为经学之“经”当以“常法”为正解，这才是经学的本意。作为经学家，李氏对经学持有尊崇与敬意，认为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是统一我国思想的学问，也是国人的大宪章，因此他说：“故经学为陶铸吾国二千年历史之学问、吾国文化史之中心”“经学为吾国古代文化之总汇”。

  关于经学的性质，李氏继承了廖平先生的看法，是从传统的四部之学来说明的。他认为经学是子与史合流的学问，既非史学也非子学，但是和子史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说经学“为子史河流之学问，为以特殊之学问，自具独立之精神，而非史与子所能包含”。要知道经学对我国的影响，应当探求历史，只有从历史求经学，才能发现经学的意义。但是有趣的是，钱穆先生并未从历史中发现经学的意义，而是从中探求经学的本来面目，将晚清以来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予以了解构。他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中说道：“夫汉人仅言‘古学’，不言‘古文学’；仅言‘古文’，不言有‘今文’；故无所谓‘金文学’。后世强造新名，谓古人如此，宁有是理。”钱、李二氏的区别，即是经学家和史学家眼光的不同，更深层的原因应该也与二者对廖平经说的看法不同。李源澄氏《经学通论》是守廖平《今古学考》的师说而发己见，而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则是和廖平《今古学考》立异的。

  关于经学的研究内容，李氏以三事为说：“一曰治经，二曰治经说，三曰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之关系。”治经要治理经的本文，因为经学是汉代才有的学问，因此研究经学要以汉代为断限，而且要与古史明其畛域。治经说要治理先儒说经的书，对其说经之文要疏通证明，对其学术思想要发挥介绍，而且要与其他各家进行比较以显示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经学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总汇，古代的一切都与经有关。因此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的关系，不能仅靠《儒林传》了事，还要剖析经学对我国政治、社会、人心、风俗的影响。

  关于治经的方法，李氏认为治经之道在于释文和释义，既要以文字始，也要以义理终。“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李氏提出的治经之道可谓是融汇了今古文经学各自的长处，作一综合的的研究。李氏还指出治经的致力之处在于明其纲领和条目，他说：“学问之事，有纲领焉，有条目。一学有一学之纲领条目，一书有一书之纲领条目，得其纲领，条目虽不备，无伤也，势不能也。”李氏所说的纲领条目应该就是治经的家法和条例，蒙文通先生在《经学导言·结语》中说：“不明家法，不明条例，还算什么经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氏对今文学家法和师说的遵守。

  对于经学历史，李氏将其分为古今学、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宋元明经学、清代经学。大要言之，汉代经学主要为古今学之争，至郑玄注经而兼採古今文；魏晋到唐修《五经正义》以前，经学分为南学和北学，南学尊王肃，北学尊郑玄，唐修《五经正义》合南北而一之；宋元明经学主要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独重大义而轻视训诂、章句，而其与汉唐经学产生如此变化的原因则在于“宋之正统由唐之异儒变成之也”；清代经学分为三期，初期为清学启发时代，其精神在于经世致用；二期为清学全盛时代，无经世致用之精神；三期为清学蜕变时期，其精神又转为经世致用。而有清一代学术的转变皆在于清朝政治的影响。从李氏对经学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李氏的不是按时间作为分期的标准的，而是以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为参照的，非明于经学发展流变者不能为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清一代学术的转变受到清朝政治的影响， 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学术风气的转变也与学术自身发展的成坏相关，因此清一代学术的转变不能一概以政治影响论之。

  关于经今古文学区分的问题，李氏在书中引用了龚道耕先生的说法：“是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一也”“是今文多专经，古文多兼经，二也”“今文守章句，古文富著述，三也”“是今文多墨守，古文多兼通，四也”“是今文多朴学之儒，古文多渊雅之士，五也”。钱穆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中也指出，今文尚专守，古文尚兼通；守章句师法者为今学，不守章句师法者为古学。由此可见二氏对经今古文学的区分是得其要旨的。周予同先生对今古文经学的区分就和龚道耕、钱穆二氏的区分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今古文经学的分别在于：书目不同、经典次序不同、对待孔子和五经的态度不同。龚道耕作为经学家，是从经学家的视野去揭示今古文经学的区分主要在于治经家法和范围等的不同。而周予同则从历史研究的校对对今古文经学的做出了区分，主要眼光停留在经文本身。钱穆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中》指出经学古今文的差异是学派的差异，也就是治经方法的差异而非经文的差异，而且钱氏还指出：古今文之分仅在于《尚书》一经，其他诸经无今古文之分。如果钱氏此论为历史的事实，这就是对以经文来区分经今古文学的说法的解构。李氏守师说，书中引用廖平、蒙文通、龚道耕诸先生之说不少，这些师说也是李氏自己对经学的认识，他也持“兼通今古，本东汉古文学者之通例”的看法。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李氏引用龚道耕氏区分经今古文学的说法更持论周全有据。

  经今古文学孰优孰劣，李氏作持平之论。他说：“以治学之态度言之，今学略于训说文字，而古学则以训说文字见长。故通经致用，今学为优；释文正读，古学为最。”清代乾嘉学术的成就和道、咸以将今文经学的兴起适可为李氏此言作注脚。而在对郑玄的看法上，“自廖先生论古今学，以混合古今罪郑氏”，李氏则云：“郑玄虽兼通今古之学，其治学纯为古学精神，况兼通今古，本东汉古文学者之通例”“该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郑玄勾合今古文而一之于经生为便，因此而郑学盛而汉学衰。郑玄混合今古文并不是要唱衰汉学，只是他的治经方法无意中造成了这一局面，这既是郑玄治经的特色，也和唐修晋书而十八家晋书一样，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以“混合古今罪郑氏”许是过论。两者相较，李氏的看法则比其师廖平持论更为平允。

  总归而言，李氏《经学通论》一书虽然区区四万言，简明扼要的论述了经学史上的主要问题。虽然书中多引用廖平、蒙文通、龚道耕之论，但持论平允，可谓守师说而不囿于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