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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木兰河 发布时间：2014-01-13 10:06:33

  对照说明，自己属于秋冬型肌肤（秋和冬，傻傻分不清楚）。全书就强调了一个最主要的观念--化妆水面膜：早上做，晚上做，90天一定见效。之所以给两星，是因为本书水分太大。

• 作者：行所在 发布时间：2020-11-20 19:08:49

  希腊神话的发生地点多为大海，北欧神话的发生地点多为森林

• 作者：逃跑羽绒 发布时间：2022-10-18 00:38:16

  好鲜活生动

• 作者：孤筏重洋 发布时间：2021-03-04 13:32:48

  反复描写官场之种种伎俩，有拖沓冗长之病。

• 作者：KellyWu凯利吴 发布时间：2020-11-17 16:36:20

  （85/100）电视剧是多年前看的，如今温故如知新，从影视小说来看，并没有过多添油加醋的情节，喜出望外的是与多年前的体验相比，似乎读了一本全新的小说，从头到尾维持紧凑的节奏，而电视剧落后的造型与道具还有缓慢拖沓的节奏居然在小说中荡然无存，这本02年的小说比较起10多年后大部分的华文推理，丝毫不落下风，或许谜题属性方面很容易被看破，但整个故事起承转合，相比较起那些所谓的头重脚轻、狗尾续貂的类型小说来要完整许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浩辉呼延云等作家对于刑侦推理小说的创作，甚至一些以现在目光来看——略显尴尬的男女相处描写，也一如既往传承下来。

  此作采用的是短篇连作的形式，也是一个相当超前的处理。结尾埋下的炸弹其实不难察觉出端倪，但对于我来说，它绝对是不容轻视的一本华文推理。

• 作者：@sniper 发布时间：2022-05-28 12:58:30

  入门旅行工具书，只是这类食宿信息容易过时

• 生对了时空，做个和尚也不错---《受戒》之一

  作者：林愈静 发布时间：2006-10-29 00:46:45

  走出校园后，我很少再读小说了，书是买了不少，大都是曾经读过的，现在再读可以回忆彼时的心情，是件乐事。

    最早感受到小说中的美是在一篇叫做《受戒》的中篇里，我读高二那一年，正是自暴自弃的时候，读初中的新语文课本看到的，昨晚又看一遍，回忆起当时情形：那个冬日的午后，太阳晒得我浑身舒坦，歪在教室的倒数第二排----那是个被班主任和其他同学遗忘的角落，专为差生设立----一个下午，我不知道讲台上化学老师在讲什么。那种美好而干净的感受汇入我记忆的海洋，直到现在。

  《受戒》是写江浙一代的民间风俗，篇幅虽短却描摹出一副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那种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曾经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某个时期，甚至我自己都怀疑那些美好而单纯的爱情还曾经存在过。

  这小说不怎么强调故事，主要描摹风情，清新质朴

  我打小在农村长大，农村中其中许多令文明人倍感新奇不可思议的的习惯大都相同，我生活在北方的农村，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而对水乡的风情就只能有羡慕的份儿。

  比如“这地方的忙活是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了。这几茬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拍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这种习惯在我小时候是常例的，不光是农忙秋收，甚至，盖房子从来没有专业的建筑队，都是各家出人去帮忙盖的，有人会垒墙，有人会上梁，什么都不会的就打下手，所有人都不要工钱，但好吃好喝，顿顿见肉，餐餐喝酒。

  但是，说句实话，同是乡村，我们实在是没有江边的村落里的人们浪漫，书中写到小英子的姐姐绣花绣的好，“三十方圆都传遍了，很多姑娘都走路坐船来看。看完了，就说：啧啧啧，真好看！这哪是绣的，这是一朵鲜花！”。

  大学时期我帮一个广电美女写作业，写沈从文和他的小说，为此读了《边城》，当时觉得语言很不好，有些拗口，但是那种乡情风俗还是很令人向往，湘西凤凰寨和汪曾祺笔下的水乡虽然不同但是二人倾注的感情和表达出来的美感却无不同，所以文学史上把他们归为一类，那时，我又想起《受戒》如果写《受戒》我会写得更好些。

  汪曾祺谈到创作《受戒》时说，宗教在乡村是松散的随意的一件事儿，正如《受戒》中写的一样，和尚也能娶媳妇，过年还杀猪（就在大殿杀，不过先念往生咒），庙里的地租出去种，收租子。村庄需要这样一个组织，负责给人做法事，超度亡魂，至于佛教啊信仰啊这些物事在村民眼里纯属多余，甚至人们还喜欢听和尚唱曲儿，尤其是这样的曲儿：

  姐和小郎打大麦

  一转子讲的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还有，人民喜闻乐见的，最世俗的黄曲儿：

  姐儿生的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些跳跳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乐而不淫”吧，反正我觉着是，许多年后，张艺谋主演的《老井》中两个瞎子为打井的人们唱曲儿，大家一致要求来点儿荤的时，领头的瞎子道：不是俺们瞎子不愿意，政府上有规定，过去那些不能唱了。大家再起哄，说：这里山高皇帝远，只管唱，给你钱。瞎子于是重新坐回去，整顿衣裳，清清嗓子开始唱，我竖起耳朵只听清了两句：

  “那个家伙不老实，把俺带进了高粱地”

  后来，请瞎子来的小青年被炸死在井下，埋人那天，政府还来了人，拿着红头文件要治他的罪，说是组织唱黄色小曲儿罪。

  插上这么一段儿，就是想说，我们现在的政府管的很宽，生在乡村的人们看不到三级片儿，连听个荤曲儿这样最基本的娱乐都被禁止，生把人往圣人上逼。

  可是汪曾祺笔下那片水乡却自由快乐的多。

  我觉得小说的最大贡献是记录了那些如诗的生活如画的美景，虽然是小说但是在反映社会方面比《江村经济》不差，我们口口声声说社会在进步，在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可是为何我们的幸福感会日益减少，焦虑感会日益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薄？

  我更愿意用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中的一段话来概括这个世外桃源：

  “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的确，这些感情未经诗书礼仪的污染，发乎情止乎情，纯洁、淳朴、平凡、美好。

  我绝不质疑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坦白说，我是个坚定的“进化论”支持者，我相信人类社会人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进步，可是我对那一派水乡风情中的社会也充满了憧憬，甚至，如果有来生，我会选择不读书、不识字、不懂人类文明的一切，我宁愿生在那里，做一个“生的唇红齿白，面如朗月，有条好嗓子，会放花焰口”的风流快活的和尚。

• 曾羡从容作楚囚

  作者：曹昂Hsiu 发布时间：2020-12-30 22:11:47

  先说一说这本书。

  总体的印象是一般。作者在文中使用的引用来源相对单一，大量内容引自《寒风集》《苦笑录》《八年回忆》等陈公博自己所作的回忆录、自传，这样的引用在为他人作传记的场合是非常不合适的，且不说有偷懒的嫌疑（毕竟这就等于传主都把资料整理好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自传”这样的作品，总是免不了为自己作主观的回护，或避重就轻，或颠倒黑白，如果主要的史实依据来自传主的自传，那么很难真正成为“史实”。

  这一版本的编辑校对也有些许不该有的瑕疵，比如陈炯明和陈公博写混了、柏林和巴黎写反了等等，编辑错误不少，还有些印象不深的地方也懒的再回头翻书去找。不知道其他版本的情况如何。

  言归正传，还是来说说陈公博这个人，以及顺便说一下他的好朋友汪精卫。

  陈公博是一个非常意气用事的人，这或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少年时不好好学四书五经，也没有接触多少新学，观念的塑造主要来自明清小说和市井演绎，加上父亲与反清帮会的暗中联系，多多少少影响了陈公博，至于后来他读法政学校、读北大哲学系、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这种影响则表现出了文人政客的幼稚和假清高。

  陈公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布尔乔亚，看似亢奋激进，实则软弱不堪，顺风顺水时高歌猛进，一遇挫折便萎靡不振，一头扎进沙子里。在陈公博的人生中，很多重大决定都出自个人情绪的波动，这一点与汪精卫确实是一对知己。

  这种情绪化在陈公博少年时就已初现端倪。陈公博是跟随父亲搞反清活动起家的，他们的反清活动虽然与海外的革命党颇有联系，但却始终算不上“革命”的，更多的是天地会“反清复明”“排满兴汉”之类的造反活动。然而陈公博决意要参加反清活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据陈公博自己说，是他少年时在街头遇到一群满清权贵子弟，要跟陈公博找茬，却没打得过陈公博，结果到了拼爹的环节，陈公博反而被倒打一耙，连自己的父亲也不敢为维护自己，使他看到了这种“压迫”，决心推翻这个朝廷。后来在国民政府能据有高位，主要还是父亲其实失败被捕之后，跟着革命党走了，辛亥以后成了革命功臣。

  陈公博真正为人所知还是得益于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可以称得上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了，然而建党一年不到，他就宣布脱离组织远赴美国了，回国之后更是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成为反共阵营的大将。这样一个创党元老为什么要这么快就脱离党组织呢？原来是一大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不支持他的意见，最终的会议决定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就产生了一种被排斥的情绪，后来因为那场著名的枪杀案，陈公博带着老婆跑到杭州躲躲风头，结果回来之后会已经开完了，这种“被排斥”的感觉更加强烈。本来嘛，会议上个人意见不被采纳是常有的事情，但既然要做出决定那肯定有些人的意见是要被否定掉的，为此而怀恨在心显然是有些小肚鸡肠。至于躲风头而错过了后期的会议，那更是非常典型的自我中心了，在那个险恶的坏境里，肯定不会等一个人而一直中止会议，既不安全，也不经济，这是作为“组织”的一员应当理解的。后来的一年时间里，陈公博又因为在广东和陈独秀闹意见，最终在二大前夕这个节点不顾劝阻退党出国，使党在广东的工作也陷入了一定的危机之中。

  如果说原子化的个体表现出情绪化到底也是无关紧要的，但陈公博偏偏在政治这条路上走到了黑。从美国回国之后，他受到了汪精卫的赏识，虽然他是党的叛徒，但终其一生主要的敌人还是蒋介石，哪怕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为什么说陈公博和汪精卫都软弱呢？蒋汪斗了大半辈子，每一次失败的都是汪精卫，失败之后汪精卫和陈公博都在做什么呢？在辞职、在逃跑、在借酒消愁，一遇到挫折就跑到国外做寓公。中原大战败局已定的时候，甚至汪精卫都知道把戏做全套以换取求和的价码，而陈公博则心灰意冷地跑到郊外喝酒。看起来汪精卫阵营起起落落，实际上每一次都是捡了蒋介石以退为进的漏子而已。

  对待日本人也是如此。尽管后来陈公博、汪精卫都做了伪政权的汉奸头目，但最开始也都是把民族大义挂在嘴上的热血青年。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汪精卫阵营是抨击的最厉害的，无论是真诚的主战还是出于“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的政治策略，至少那时候还敢据理力争。此外，北伐期间陈公博在武汉也是一个面对英国人寸权必争的中国人，可见也是一个有民族情绪的人。然而长城抗战期间，陈公博作为汪精卫阵营的主要成员被派到战争前线，这一趟就直接给长期纸上谈兵的陈公博吓傻了，他在日本工业化军队的代际优势面前对抗战的前途绝望了，一下子陷入了“亡国论”的恐惧之中，后来热衷于反对抗战、积极求和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样的戏码，辛亥年前后也发生过一次，刺杀失败的革命英雄出狱便做了袁世凯的干儿子。

  另一方面，陈公博做汉奸也不敢做个彻底，总是抱着一丝还有回头路的侥幸。虽然陈公博一直为自己辩护是出于对汪精卫个人的追随以及帮助“汪先生早日回头”才加入到伪政府的，但从他的所作所为中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为自己的辩护。汪精卫原本是可以不发那一封臭名昭著的“艳电”的，同样身为汪精卫臂膀的顾孟余就极力反对发表，也极力反对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与日本人合作，他希望陈公博和他一道劝阻汪精卫一意孤行。以顾、陈二人在汪精卫阵营的分量，如果二人联手反对的话，汪精卫多少会有所顾虑，然而陈公博却不顾顾孟余的劝阻，拍板发布了艳电，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陈公博鸡贼地希望汪精卫只跟日本人合作，而不在重庆政府以外另立一个伪政府，这样就能够左右逢源，所以他确实极力劝阻汪精卫组织政府，但没劝成之后又很快就去当了伪政权的“立法院长”，并且政治排位还是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陈公博想左右逢源其实也没问题，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为了尽快准备内战，也为了聚拢汪精卫阵营的政治遗产来对抗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对很多大汉奸网开一面，甚至委以重任。陈公博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心里觉得蒋介石也会重用他的，但这个时候他却跑了，跑到日本当逃亡政客去了，当他被引渡回国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朝着不利于他的方向急转直下了，伪政府的遗老相较于后方政府近水楼台的空间优势已经没有了，蒋介石也完成了内战的布局，党内派系也基本成型，陈公博所有的利用价值都没有了，甚至还不如周佛海手里掌握汪伪情报机关信息有优势。尽管他在监狱里给蒋介石写信告诉他怎么对日外交、怎么消灭共产党，蒋介石还是无情地枪毙了他，当时的情况下汹汹民意远远比不上委员长的一纸命令。

  陈公博最适合的职业是民国大师。一旦踏入政坛，表现出的就是幼稚，正如适合做秘书的汪精卫做了一把手，都是如此。蒋汪合作时期，陈公博是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的博士，看上去这是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陈公博也确实是这么想的，他兴致勃勃地编写了实业发展计划，完全没有考虑到，虽然汪精卫是行政院长，但管钱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后来是孔祥熙，党务抓在CC系手里，没有人会因为名片上的官职名称而给他面子。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显然书生气重的陈公博是没有能力摆平这些官僚集团的，他只能“苦闷”。此后的对日谋和也是同样的戏码，日本人向汪精卫开出了十分诱人的价码，比如直接恢复到1932年之前中日之间的形式，互相提携、亚洲共荣云云。事实上，一个弱国在强国面前谈判只不过是与虎谋皮，这是贩夫走卒、市井小民都该明白的道理，陈公博却信了，即使在他人生最后吐露的话语里也还是坚持认为蒋介石重庆政府领导抗战是把中国拖进了无谓的牺牲中，这样幼稚的政治视野实在令人咂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