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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没有个性的猫猫 发布时间：2021-11-28 15: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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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陌上 发布时间：2023-05-16 20: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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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白竹 发布时间：2021-11-21 15: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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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荀爽 发布时间：2021-05-15 16: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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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小仙 发布时间：2011-12-20 13:39:16

  画得很好呢 印刷不太好

• 【转】刘增光：朱熹《孝经》学探微三题———从元明学者的理解看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3-11 20:53:43

  摘要：

  关于《孝经》，朱熹作有《孝经刊误》与《孝经考异》，二书皆存，后者即存于朱申《孝经句解》中。二书针对不同主题而作，正好互补，故将其视为朱熹两次考订《古文孝经》的依据，是不正确的。朱熹本不打算为《孝经》作注，非如四库馆臣所谓“未及为之训释”。但随着朱熹理学思想影响之扩大，这又吊诡式地促使着后来学者以理学来注解和诠释《孝经》。

  关键词：朱熹; 《孝经》; 理学化

  原文载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延伸阅读：

  陈壁生：朱子《孝经》学评议

  朱熹的《孝经刊误》一书流传广泛，但在《孝经刊误》题识中提及的《孝经考异》一书则不但未见有流传，而且亦未见有后人言及。其实，后者就存于宋末元初朱申所作《孝经句解》中，其所本《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便是《孝经考异》。但是，关于朱熹《孝经》学的研究仍然存有需要澄清的重要问题: 朱熹《孝经考异》与《孝经刊误》之关系如何，这二者是否代表了朱熹关于《古文孝经》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看法? 朱熹在《孝经刊误》中为何未对《孝经》作注解，是来不及作注还是他本就不打算作注? 本文即对朱熹的《孝经》学著作及其版本源流进行考述，并对这几个重要问题予以分析，加以澄清。

  1、朱熹《孝经》学著述考

  如所周知，朱熹作《孝经刊误》，是以含有《闺门章》的 22 章本《古文孝经》为底本。《朱子全书》第23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 66 即收录朱熹《孝经刊误》，此《文集》的祖本是宋刊本《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编者为朱熹之子朱在。此本在《孝经刊误》标题之下的题识中说: “古今文有不同者，别见《考异》。”既然此书为朱熹之子所编印，其文当可信。《孝经刊误》作于淳熙十三年丙午( 1186) ，据此，则朱熹在此之前，或已有对《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进行比较的《考异》一书，书名当为《孝经考异》或《古今文孝经考异》。由此，则朱熹关于《孝经》之著作当有二书，一为《孝经刊误》，一为《孝经考异》。

  就今传《孝经刊误》的版本来看，元末人熊大年《养蒙大训》中所收录的《孝经刊误》( 以下简称熊本《孝经刊误》) 内容与宋刊本全同;而收入《四库全书》的《孝经刊误》却与这两个版本有微小差别，如: 宋刊本与熊本均作“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而四库本作“以下”，当以前者为是。在宋刊本、四库本之外，《孝经刊误》至少还有另外三个版本: 一是源自熊本《孝经刊误》的明人余本 ( 1482 － 1529) 所作《孝经更定章次大义》中的《孝经刊误》( 以下简称余本《孝经刊误》) ，收录于余时英②的《孝经集义》中;一是董鼎所作《孝经大义》中的《孝经刊误》( 以下简称董本《孝经刊误》) ;一是清代《通志堂经解》中所收录的宋末元初朱申所作《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中的《孝经刊误》( 以下简称通志堂朱申本《孝经刊误》) 。

  在余本《孝经刊误》中，朱熹刊误之辞都用显著的不同于正文的小号字体刻印，且在刊误之辞前先写上“刊误”二字，并用长方框框起来，以将朱熹刊误之辞与正文之间明确划分开来。更为特别的是，《孝经刊误》的标题下还特意标示“朱子原本”的字样。余本言:

  朱子取《古文孝经》刊其误者，考正其章次，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其原本止曰: 此一节当为某章云云，仍留古文旧编也。前所书是已。今传本文右经一章、右传之首章之类，皆后人因朱子所定而移易之，加之此言也。今不敢，但仿熊大年《养蒙大训》本，用其删定章次，以便学者观览。

  据此，则余本《孝经刊误》源自熊本，虽刊印格式不同，但内容完全一致。当然，也就与宋刊本在内容上完全一致。故余本《孝经刊误》绝不能算是“朱子原本”，就时间先后来说，宋刊本才是“朱子原本”。

  董鼎本《孝经刊误》，显然更非朱熹《孝经刊误》原本。在宋刊本中，朱熹虽有怀疑和删改《孝经》之辞，欲将《孝经》分经列传，但他并没有真正删除这些内容，而只是在每章之后加上自己的删改、怀疑之辞。对于分经传，朱熹也仅仅是说:“当为传之某章”，并没有将《古文孝经》的章次按照他自己所说的顺序改移。而董鼎本则将朱熹的观点付诸实践，删除了朱熹所说的应该删除的内容，同时将章次按照朱熹所说做了调整。就内容来说，董鼎对《古文孝经》进行删除后的内容在字句上与宋刊本完全一致，而朱申本与宋刊本则有较大差别。

  通志堂朱申本《孝经刊误》在字句上与宋刊本的差别有五处: 一是宋刊本作“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而通志堂朱申本作“德之本”，无“也”字; 二是宋刊本作: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通志堂朱申本作: “行其政令”，多“其”字; 三是宋刊本作: “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通志堂朱申本作: “自东自西”; 四是宋刊本作:“子曰: 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通志堂朱申本作:“子故曰……”; 五是宋刊本中无“言之不通也”五字，通志堂朱申本中却有。抛开字句的差异，二本的最大不同在于朱熹《孝经刊误》后跋的内容。通志堂朱申本为: “熹旧见衡山胡侍郎……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而区区进越之罪，亦庶乎可幸免矣。因悉数所疑而记二公之言以为质云。”此下以小字注明: “一本‘幸免矣’下云: ‘因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如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之类，即附始于事亲之传。顾未敢耳。’”“一本”所言正同于宋刊本。而宋刊本“其论固已及此”之下作“又窃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也”，也与朱申本不同，虽然二者文意并无差别，但由后跋内容之不同，可以推测，朱熹《孝经刊误》在朱申所生活的元代，并非仅仅只有宋刊本这一个版本在流传。

  既然宋刊本是朱子原本，董鼎本乃是改编本，那么需要讨论的就是朱申本《孝经刊误》了。上文言，朱熹虽作有《孝经考异》一书，今天却不见传本，清人朱彝尊《经义考》中亦未著录，且他在《孝经刊误》之下所收录黄震和陆秀夫等人对于《孝经刊误》之评价，亦从未言及《考异》。黄震为宋代人，尚未见《考异》，则此书很可能并未流传于世，至少不如《孝经刊误》流传之广，以至于后来人都不知道朱熹有《考异》一书。但是，自称以朱熹所定《古文孝经》为底本的朱申《孝经句解》却似乎透露出了朱熹《考异》一书的蛛丝马迹。此本虽然在字句上与宋刊本有差别，但是，除却“言之不通也”五字与后跋内容之外，其他的差别是很微小的。“言之不通也”五字本是司马光《孝经指解》中《谏诤章》注文，杨简刊刻时误注为经，故有无“言之不通也”五字正可作为判断标准。既然朱熹《孝经刊误》无此五字，朱申本中却有，那么二者所据《孝经》底本显然就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朱申为何又称自己所据为朱熹所定《古文孝经》呢? 笔者以为，因为宋代流传有其他的包含有“言之不通也”五字的《古文孝经》，故而很有可能这两个版本的《古文孝经》朱申都有接触，由于两本的差别本就非常微小，朱申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本子的差别，所以自认为自己作《孝经句解》所据底本为朱熹所定《古文孝经》。唯有如此，才能解释通朱申《孝经句解》的分章为何正与朱熹《孝经刊误》的分章一致。四库馆臣评价朱申《孝经句解》说: “卷首题《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而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其字句又不从朱子《刊误》本，亦殊糅杂无绪。”其中所论“字句不从朱子《刊误》本”正准确指出了朱申所据《古文孝经》与朱熹《孝经刊误》本的差别。但四库馆臣“糅杂无绪”的评价并不正确，其谓“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是看到了朱申《孝经句解》本应是以朱熹所定《古文孝经》为底本进行句解，但是在《孝经句解》中每一章之后都有“右今文以为某章”的字样，其中有一处为: “右古文为二章，今文为庶人章”，另有一处涉及《今文孝经》所无的《闺门章》，写为“右今文无此一节”，于是误以为朱申是按照《今文孝经》的章次来分章的，其实不然。不论是朱鸿《孝经总类》还是《通志堂经解》中收录的《孝经句解》，其中分章都是与朱熹《孝经刊误》一致的。《孝经刊误》分章的最大特点: 一是在经的部分中，将《古文孝经》的前七章( 即《今文孝经》的前六章) 合为一章; 一是在传的部分中，将《古文孝经》的《父母生绩章第十一》《孝优劣章第十二》并为一章，作为传之六章。除此之外，其他皆与《古文孝经》分章同。今观朱申《孝经句解》，其分章也正如此。由于朱申《孝经句解》每一章之后都写有“右今文以为某章”的字样，故而《孝经句解》的内容虽然是以《古文孝经》为底本，但其分章却必须是按照《今文孝经》的分章来排列，否则就无法与章后的“右今文以为某章”的说法相对应。所以，在《孝经句解》中，《孝经刊误》中作为经的部分的前七章是按照《今文孝经》分为六章的。而涉及《父母生绩章》和《孝优劣章》时，在《孝经句解》中，《父母生绩章》的开首“子曰: 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义”是另起一行，《孝优劣章》的开首则没有另起一行，二者并为一段，这正是依循了朱熹《孝经刊误》中的分章。在《今文孝经》中，《父母生绩章》《孝优劣章》二章都属于《圣治章》的一部分。这正表明朱申是按照朱熹所定《古文孝经》为依据来分章的。所以，四库馆臣看到《孝经句解》“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便谓其“亦殊糅杂无绪”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何况其中的“右今文以为某章”的字样很可能就出自朱熹之手，而非朱申。

  其中关键就在于，《孝经句解》为何要在文本内容上依循《古文孝经》，且是朱熹所定《古文孝经》，但在分章上又按照《今文孝经》呢? 显然，《孝经句解》是对朱熹所定《古文孝经》与《今文孝经》进行了比较。但这似乎又不正确，因为朱申此书标题明明说是“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而他做的工作仅仅是进行“句解”，而非“比较”《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所以，《孝经句解》中的“右今文以为某章”的字样很可能正是出自朱熹之手，而非朱申。也就是说，对《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做了“比较”异同工作的是朱熹，而非朱申。由此即可以推测，《孝经句解》所本《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很可能指的正是朱熹的《孝经考异》一书。我们可以对朱熹《孝经考异》的样貌进行推测: 一种可能是，将 22 章本《古文孝经》和 18章本《今文孝经》的内容逐字逐段作对比，指出二者的差别，尤其是分章差别; 另一种是，将他自己所定经 1 章传 14 章的《古文孝经》和 18 章本的《今文孝经》作对比，指出二者的差异。显然，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在朱熹看来，经他编订后的《古文孝经》才是“经文之旧”。所以，他定然不会拿 22 章本的《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来比较。而《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的差别主要在分章起讫，除了有无《闺门章》外，在具体文句上的差别本就很微小，故而在比较二者之时，就主要在指出分章的不同。而朱熹崇信《古文孝经》，故而其在比较二者时，肯定是先列自己所编订的《古文孝经》的内容，然后在文后指出“右今文以为某章”。涉及《闺门章》时，自然就是“右今文无此一节”了。这又是朱申《孝经句解》所据为朱熹《孝经考异》一书的有力证明。

  行文至此，即可以此为理据辨明朱申《孝经句解》两个版本的流变问题。朱鸿为明代中后期人，其所见《孝经句解》显然应当比《通志堂经解》本《孝经句解》更为原始，更近于《孝经句解》原貌。《通志堂经解》本《孝经句解》在每一章之后的“右今文以为某章”之后又添加上了朱熹刊误《孝经》之辞，这其实是将《孝经刊误》与《考异》合二为一了。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朱申对《孝经》的每一段话都逐句作了句解，如果其《孝经句解》本中即有朱熹《孝经刊误》中刊误《孝经》之辞的话，那么他必然也应对这些内容作句解。但是，在《通志堂经解》本中，恰恰没有对朱熹刊误之辞作句解。这正表明这些内容是后来人在刊印《孝经句解》时加上去的。由此即可判定朱鸿《孝经总类》中所收录的《孝经句解》才是朱申原本。

  综上所述，朱熹作有《孝经刊误》和《孝经考异》二书，从朱熹“古今文有不同者，别见考异”的说法来看，《孝经刊误》的作成时间当晚于《孝经考异》。《孝经考异》就保存在宋末元初人朱申所作《孝经句解》中。而《通志堂经解》本朱申《孝经句解》中所含《孝经刊误》在后跋内容上与宋刊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明朱熹《孝经刊误》至少有两个在内容上具有差异的版本。相对来说，宋刊本《孝经刊误》在宋元明清流传更为广泛。那么，《通志堂经解》中的《孝经刊误》本到底是源自何处? 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考索的问题。

  2、朱熹考定《古文孝经》二阶段说的考察

  此说为明代后期的儒者朱鸿( 约 1510 － 1591年) 所创发。他认为: 朱熹关于《古文孝经》的考订经历了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由此形成了关于《古文孝经》的两种不同处理，前一阶段的成果便是朱申《孝经句解》中所载朱熹所定《古文孝经》，后一阶段的成果便是《孝经刊误》。由此，朱鸿认为《孝经刊误》并非朱熹之定笔，朱熹很有可能再次对《孝经》进行更订或者作注。就朱鸿所见，他亲眼看到了关于朱熹所定《古文孝经》的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 一是宋末元初朱申所作《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中的《古文孝经》本，二是元人董鼎《孝经大义》中的《孝经刊误》本( 以下简称董本《孝经刊误》) ，三是董鼎之前的元人熊大年《养蒙大训》中收录的《孝经刊误》本。据朱鸿之说，明代时流行的是董鼎所刊刻的《孝经大义》，也就是说当时流传广泛的《孝经刊误》本是已经对《孝经》章次进行改易过的本子，此本是明宪宗成化年间所刊刻，朱鸿所编《孝经总类》收录了这一本子，刊刻者为成化二十二年( 1486) 淳安人徐贯。但是朱鸿后来得到了更早的元人熊大年本的《孝经刊误》，他认为这是朱熹《刊误》之原本，说: “今幸得朱子原本，始知朱子之意原非记者笔也。”由朱鸿此言可以推测，他所见到的本子并非熊大年原本，而是经过余本加工的《孝经刊误》，也只有此《孝经刊误》版本中才在标题之下标有“朱子原本”四字。这样，从宋版的《朱文公定古文孝经》到元版《养蒙大训》本《孝经刊误》，再到《孝经大义》本《孝经刊误》，这一版本的流变，在朱鸿看来: 一方面正表明朱熹对于《孝经》之看法前后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则表明后人对朱熹关于《孝经》的看法有误解。在他看来，董本《孝经刊误》并不符合朱熹原意，不能算是朱熹对《古文孝经》的刊误本，这正与本文上文的讨论一致。由此，朱鸿认为朱熹对《古文孝经》的刊误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想法反映在《孝经句解》本中，第二阶段的想法则反映在熊大年本中。

  朱鸿认为，朱熹起初仅仅是考定了《古文孝经》:

  文公定《古文孝经》……原本止有“右今文以为某章”，章下并无疑语。

  “右今文以为某章”的说法并不见于《孝经刊误》中。按朱鸿的这种说法，这意味着朱熹起初关于《孝经》的看法仅仅是通过比较古今文《孝经》，而更定了《古文孝经》。而熊本《孝经刊误》中所有朱熹怀疑《孝经》之语、分经列传之语、删《孝经》引《诗》《书》之语，等等，皆不是朱熹最初的想法。这是朱鸿根据朱申《孝经句解》而得出的结论。那么，朱熹后来之作《孝经刊误》，是因为什么呢? 朱鸿说:

  后信胡衡山引《诗》之疑，程可久述汪端明附会之说，遂专重事亲一事，不重事君立身等旨，始更定《刊误》，乃悉数所疑，凡不切事亲旨、载《左传》、语治道者，共删去二百一十二字，然章下亦止有“此一节释至德以顺天下意，当为传之首章”; “此一节释要道意，当为传之二章”，亦未敢遽分经传，此文公未定笔也。

  朱鸿此说本自余本所作《孝经更定章次大义》，他所说的“未敢遽分经传”即是余本所说的“仍留古文旧编”。依朱鸿之说，朱熹以事亲而非孝治为《孝经》大旨的说法，以及删除“语治道者”、“不切事亲旨者”的做法，都是因为受了胡衡山、汪端明的影响。不仅如此，朱鸿还为朱熹对《孝经》分经传的做法进行辩解，他在另一处对朱子《孝经刊误》原本有更为具体的叙述:

  朱子取《古文孝经》，刊其误者，考正其章次，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其原本止曰: “此一节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子门人之所记也。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乃《孝经》之传也”，“此以下皆传文”，“原本此一节释要道之意，当为传之首章”，“此一节释至德以顺天下之意，当为传之首章”，“此一节释要道之意，当为传之二章”，“此一节盖释以顺天下之意，当为传之三章”，下仿此。而今失其次，仍留古文旧编示训。今传本云: “右经一章”，“右传之首章”之类，皆后人因朱子所定而移易之，加以此言也。

  根据朱鸿的这一说法，则朱熹在这时一改原先的看法，开始对《古文孝经》分经传了，但朱熹虽有分经传的想法，却仅仅是在《古文孝经》的相应段落下标示出“此一节释 ……，当为传之某章”，并没有真地移改《孝经》。熊本《孝经刊误》( 或四库本) 正是如此，而董鼎本《孝经刊误》中所含的“右经一章”、“右传之首章……”之类，皆是董鼎所加。在朱鸿看来，后人误认朱熹之《刊误》为“至精至当之书”，“反疑孔壁所藏为未真”，故在注释和刊行《孝经刊误》时，直接按照朱熹未定之说改移了孔壁本《古文孝经》的章次，并标示为“右经一章”等字样，故而已非朱熹原本。他说:朱熹之“《论语注》尚更数四，岂《刊误》本一遍遽定耶? 若使公再订详明，必自加注释……是知朱申《句解》、董鼎《注释》未必尽合文公本意。”也即是说，董鼎《孝经大义》中的《孝经刊误》并不是朱熹《孝经刊误》原本，并未移改章次、删改经文的熊大年本才是《孝经刊误》原本。而朱申《孝经句解》中的《朱文公定古文孝经》则代表了朱熹在《孝经刊误》之前的看法。

  由此看，朱鸿是根据自己对《孝经句解》《孝经刊误》等文本的判断，将朱熹关于《古文孝经》的认识视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从而推断《孝经刊误》非朱熹之定笔。对于他的这一观点需要具体分析:

  第一，朱鸿将朱熹的《孝经刊误》原本跟董鼎等人的《孝经刊误》本区分开，这是正确的，他准确地指出了什么是朱熹说过的和未说过的。从《孝经总类》来看，朱鸿并未见到宋刊本《朱文公文集》中的《孝经刊误》本，他所见到的是熊大年本《孝经刊误》，故他以熊本为朱熹原本。但是他对董鼎本与原本的区分，并不能改变朱熹《孝经刊误》对《古文孝经》分经传的事实。朱熹在《刊误》中明明已指出哪一部分属于经，哪一部分“当为传之某章”，其论甚明，而董鼎及后来者仅仅是遵循和实践了朱熹的这种说法，对《孝经》文本加以移改，而朱鸿不归罪于朱熹，反将罪责全部推到董鼎 等 人 误 解 朱 熹 之 意，这 就 显 得 无 理 而可笑。

  第二，朱鸿认为朱熹是深受胡衡山、汪端明影响才作《孝经刊误》。此说本于朱熹《孝经刊误》后跋中的自我陈述。朱熹说，在他之前，胡衡山就已认为《孝经》引《诗》非其本文，程可久、汪端明二人则认为《孝经》“多出后人附会”，故而他自己删改《孝经》并非“凿空妄言”。胡衡山等三人关于《孝经》的态度是否真如朱熹所说? 事实未必如此，舒大刚以文献为依据，指出: “( 胡衡山) 还是承认《孝经》思想源自孔子，而笔录于曾子之弟子的”，“现存的程、汪二人著作，也不见有怀疑《孝经》‘多出后人附会’之语。……( 汪端明) 推崇《孝经》之教，从中看不出半点否定《孝经》的意思。”所以，舒大刚同意四库馆臣之说，朱熹“特不欲自居于改经，故托之胡宏( 当作胡寅) 、汪应辰耳”。

  第三，朱鸿将朱申《孝经句解》中的朱熹所定《古文孝经》视为代表了朱熹在《孝经刊误》之前的看法，将这一看法与朱熹在《孝经刊误》中对《孝经》的看法视为截然分离的，这是有问题的。正如上文所说，《孝经句解》所依据者为朱熹的《孝经考异》，故换句话说就是，朱鸿将《孝经考异》与《孝经刊误》视为历时性的两部著作，这是不对的。从《孝经刊误》标题下的题识来看，朱熹的《孝经刊误》与《孝经考异》虽然有着写作时间的先后问题，《孝经考异》在先，《孝经刊误》在后，但是二者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朱熹说: “古今文有不同者，别见《考异》。”故而二书正好是互补的。《孝经刊误》是专门对《古文孝经》进行刊误，以恢复《古文孝经》之原貌。《孝经考异》则是对《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进行比较。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不能将二者分离开来，当作分别代表了朱熹考订《古文孝经》前后二阶段的代表作，并进而认为朱熹还有再次作注的意愿。

  既然朱鸿用以论证其二阶段说的主要证据在于将《孝经考异》《孝经刊误》视为朱熹所定《古文孝经》前后两阶段的成果，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他的二阶段说也就无法成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朱鸿论证朱熹的《孝经》观前后有着不同，甚至认为朱熹所作《孝经刊误》亦非定笔，其目的并非单纯为朱熹之疑改《孝经》作辩护，而在于通过论证《孝经刊误》非朱熹定笔之后，为自己重新改编《孝经》找到了正当的理由———接续朱熹之遗志，重新改订《孝经》。朱鸿所作《家塾孝经》正是对《孝经》进行了改编，其序言谓: “鸿历考古今《孝经》诸本，序次不一，条理未融，未尽协圣人之旨，故复冒昧僭述。”所谓“古今《孝经》诸本”，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朱熹《孝经刊误》了。故而朱鸿凭己意推测朱熹之《孝经刊误》非定笔，这只能是一种猜测，不能成立。他认为朱熹有多个关于《孝经》的刊误本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3、从“不理会《孝经》”到“理会《孝经》”:理学化《孝经》阐释的发生

  朱熹作《孝经刊误》，但未对经文进行注释。后来学者多谓朱熹无暇为《孝经》作注，如四库馆臣谓: “朱子作《孝经刊误》，但为厘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未及为之训释。”明人朱鸿亦言: “若使公再订详明，必自加注释。”这种观点基本是不成立的。首先，朱熹于淳熙十三年( 1186) 八月作《孝经刊误》成，庆元六年( 1200)三月方卒，其间有 14 年时间。故谓朱子无暇对《孝经》作注，有些牵强。其次，朱熹未对《孝经》作注，这很可能与其对《孝经》的看法有关。他将《孝经》看作为事亲之书、小学训蒙之书，故而本不打算为其作注。这一点可以从朱熹与弟子的谈话中显露出来。《朱子语类》记载: “问: ‘《孝经》一书，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为理会过?’曰: ‘此亦难说。据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据此可见，朱熹“理会”《孝经》的意图并不是很强烈。

  但是，朱熹不为《孝经》作注，并不能阻挡其身后之人为《孝经》作注的不懈努力。宋末元初的朱申，元儒董鼎、吴澄都分别为《孝经》作注，且都不同程度地参考了朱熹的意见。其中，尤以董鼎之注为得朱子理学之精髓。他揣摩朱熹的文本意图，对《孝经》作了理学化的注释:

  （一）董鼎使用程朱理学的天理思想来解释《孝经》首章中的“至德要道”，由此将孝解释为天理分殊之体现。他说: “德者，人心所得于天之理，仁义礼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谓之德，而此独举其德之至。道者，事物当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则父子也、君臣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即仁义礼智之性率而行之，以为天下之达道者也，皆谓之道，而此独举其道之要也。道也、德也，一理也。见于通行者谓之道，本于自得者谓之德，德之至即所以为道之要。”天理为得之于天而具之于心。在心为德，施行之则为五伦或《中庸》中所说的“五达道”，而五伦也是天理分殊之表现。因此，不论是道，还是德，都是天理之体现。故而他解释“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便说“顺”是“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强拂为之也”。顺，便是依循天理而行。与此相对的便是，董鼎解释《谏诤章》“从父之令焉得为孝”，认为“见非而从”，这是陷父于不义，“有害于孝，理所不可”。那么此至德要道究竟是什么呢，便是孝。为何? 董鼎言: “仁义礼智虽谓之德，而仁为本心之全德。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孝为德之至。”同样的道理，父子之亲最先，故孝又为道之要。在这一解释中，道与德是内外关系，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天理与道德的关系则是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以天理为至德要道之本，便将理学的“天理”二字加入了对《孝经》的解释中。

  （二）董鼎将理学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引入对《孝经》的解释，解“天地之性人为贵”之“性”为“性理”之“性”。“性”即“生”也，故董鼎的解释并非此句本意。但一字之改，义理阐发的空间大大增加了。他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是说: “天以阳生万物，地以阴成万物。天地之生成万物者，虽以阴阳之气，然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故夫子言人所禀受于天地之性，则比万物为最贵，以能与天地参为三才也。以天地之性言之，则人为贵。以人之行言之则孝为大，何也? 人禀天地之性不过仁义礼智信五者而已。……仁主于爱，爱莫先于爱亲，故仁之发见，如水之流行……亲亲为第一坎，仁民为第二坎，爱物为第三坎。”此即是依照朱熹之说。朱熹注释《孟子》“生之谓性”时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 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 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 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 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 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理学从张载以来，便区分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朱熹、董鼎便是以此框架来解释“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而“性即理”，仁义礼智信皆是人性所具有。朱熹就说:“在我者，谓仁义礼智，凡性之所有者”，“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也。”在程朱理学的视域中，仁是全德、兼德，可以包具其它德目，即所谓“义礼智信皆仁也”。而不论是亲亲，还是仁民、爱物，都是“爱”，这都是“仁”的体现。仁为性之所有，故而是更为根本的。程颐言: “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董鼎之说便是本此而来。他在解释“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时也是据此而言，谓“行仁必自孝始”，强调仁为性、为体，孝为爱、为用。

  概括说来，董鼎《孝经大义》是完全秉承了程朱理学家的核心理论，以理学的体用、本末的思维模式对《孝经》的义理内涵进行了深刻阐发，堪称是以理学注解《孝经》的典范。这一做法也延续至明代，明初重视程朱理学，明太祖时的项霦所作《孝经述注》便是以程朱理学诠释《孝经》的又一作品。项霦注解《孝经》，旨在发明宋代理学道统之说。其言“圣人顺中正以制礼”( 第十八章注)，“圣王建中立极，使贤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 第十八章注)，“君王……尽人伦之至，可以建皇极”( 第二章注) ，以及批评“后世治家国者不达絜矩之道”，皆在发明“允执厥中”; 其言“本乎人心自有之道德”，“发明道心之至和”( 第十章注) ，以及“圣王道心纯一通明，素与天合”，“道心周流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第十六章注) ，皆在阐明以“道心”胜“人心”。故而，这实际上是在以《孝经》阐发理学家的道统说。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十六字箴言”，在《孝经述注》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其意; 而其解《孝经》，即在于让人体悟“道心纯一贯通之神妙”!

  对《孝经》的理学化注解与诠释，固然与朱熹理学的广泛影响有关。但是，正如上文所论，将《孝经》看作是浅显的事亲之书的朱熹，本就不打算为《孝经》作注。就宋代理学的发展而论，理学最为倚重的经典是《周易》与《四书》，理学理论的建构便主要是以对于这些经典的解释为基础的。而《孝经》显白易懂、文字短小，并不是义理发挥的佳选。且不论是程颐还是朱熹，对《孝经》的内容都多有怀疑，尤其是对于“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一段，二人都对此深表疑虑，认为非圣人之言。故宋代理学家包括朱熹在内，不甚重视《孝经》亦在情理之中。显然，如果程朱将理学之义理体系建立在他们持怀疑态度的经典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这并不能阻挡后来者以理学来阐解《孝经》，相反，随着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将尽可能多的经典纳入到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中，以程朱理学来阐解儒家经典，这是必然的。董鼎等人以理学话语来诠释《孝经》，即是其体现。然而，这种站在尊朱立场上极力将《孝经》纳入理学话语与义理的含括范围之内的做法，虽然丰富了《孝经》的义理，反而大大超出了朱熹“不理会”《孝经》之本意，恰恰是抬升了《孝经》的位置，将理学对《孝经》的态度从“不理会”变成了“理会”，从“不作注释”变成了“作注释”。如项霦以十六字心传来解释《孝经》，这显然已将《孝经》拔高了很多。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作者已死”，后来者对原文本的理解未必符合原作者的本意，后来者甚至会认为自己对原文本的理解更符合作者的本意，董鼎或许正认为自己的解释就是朱熹原意。这正反映出了由宋代朱熹的《孝经》学向明代《孝经》学演变的吊诡之处。

• 两个阴郁的英国人

  作者：阿贵 发布时间：2005-09-01 22:49:41

  这个全译本的《格列佛游记》，如果只看后两个部分，肯定不会认为是一本儿童读物。不过，原先，这本书也不是被看成儿童读物的。只是小人国、大人国的离奇想像和生动描述，才让小朋友们感兴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改编本，一般都是改的这两个部分。

  第三部分的想像也很离奇，一个像是飞碟的国家，靠磁力漂在一片群岛之上，高高在上统治着下民。飞碟上的人都是贵族，个个精通几何和音乐，吃的面包都切成标准的几何图形。可惜，他们房子却盖得歪七扭八，演奏的音乐也让人不忍卒听。他们总是在沉思，谈话时要专门有个“拍手”提醒，以免在谈话途中突然陷入沉思。这大概是讽刺“哲学王”或者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因此，太艰深了，很少有人感兴趣。我对这部分一个细节最感兴趣，讲到某个国家有不死之人，但这些不死之人活得极其无聊，地位也极其卑贱，他们失去了一切乐趣，还不得不活着。

  第四部分是“（马慧）（马因）”和“野胡”的故事。野胡的英文就是“yahoo”。在原书里含义却不怎么好，就是像人，而又集中了人类所有劣根性的动物，又脏又臭，还贪婪，喜欢争斗，互相撕咬。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简直是不想当人了。书中的主人公也是如此。在离开“（马慧）（马因）”的王国后，见到同类就吐，只好隐居在家，几年之后才恢复一点。

  如果不把这本书当儿童读物，小人国讲的是政治的肮脏，大人国讲的是人性的可笑，飞碟岛是对所谓理性和科学的嘲弄，野胡则整个是对人性的大批判。越来越悲观。建议悲观的人还是只读前两个部分吧。突然想起《一九八四》来，最后也是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斯威福特和奥威尔，都是英国人，两个阴郁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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