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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帝后记

卷一上 光武帝纪第一上

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卷二 明帝纪第二

卷三 章帝纪第三

卷四 和殇帝纪第四

卷五 安帝纪第五

卷六 顺冲质帝纪第六

卷七 桓帝纪第七

卷八 灵帝纪第八

卷九 献帝纪第九

卷十上 后纪第十上

光武郭皇后

光烈阴皇后

明德马皇后

章德窦皇后

和帝阴皇后

和熹邓皇后

卷十下 后纪第十下

安思阎皇后

顺烈梁皇后

孝崇匿皇后

桓帝懿献梁皇后

孝桓邓皇后

桓思窦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灵宋皇后

灵思何皇后

献帝伏皇后

献穆曹皇后

志

卷十一 志第一 律历上

律准候气

卷十二志第二律历中

贾逵论历永元论历延光论历汉安论历熹平论历论月食

卷十三志第三律历下

历法

卷十四志第四礼仪上

合朔立春五供上陵冠夕牲耕

高禖养老先蚕祓禊

卷十五志第五礼仪中

立夏请雨拜皇太子拜王公桃印黄郊立秋躯刘案户祠星

立冬冬至腊大傩土牛遣卫士朝会

卷十六志第六礼仪下

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

卷十七志第七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郊封禅

卷十八志第八祭祀中

北郊明堂辟雍灵台迎气增祀六宗老子

卷十九志第九祭祀下

宗庙社稷灵星先农迎春

卷二十志第十天文上

王莽三光武十二

卷二十一志第十一天文中

明十二章五和三十三殇一安四十六顺二十三质三

卷二十二志第十二天文下

桓三十八灵二十献九陨石

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五行一

貌不恭淫雨服妖鸡祸青眚屋自坏讹言旱谣狼食人

卷二十四志第十四五行二

灾火草妖羽虫孽羊祸

卷二十五志第十五五行三

大水水变色大寒雹冬雷山鸣鱼孽蝗

卷二十六志第十六五行四

地震山崩地陷大风拔树螟牛疫

卷二十七志第十七五行五

射妖龙蛇孽马祸人病人化死复生疫投景蜕

卷二十八志第十八五行六

日蚀日抱日赤无光日黄珥日中黑虹贯日月蚀非其月

卷二十九志第十九郡国一

司隶：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京兆冯翊扶风

卷三十志第二十郡国二

豫州：颍川汝南梁国沛国陈国鲁国

冀州：魏郡巨鹿常山

中山安平河间清河赵国勃海

卷三十一志第二十一郡国三

兖州：陈留东郡东平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

徐州：东海

琅邪彭城广陵下邳

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二郡国四

青州：济南平原乐安北海东莱齐国 荆州：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

扬州：九江丹阳庐江会稽吴郡豫章

卷三十三志第二十三郡国五

卷三十四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将军

卷三十五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

卷三十六志第二十六百官三

宗正大司农少府

卷三十七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司隶校尉

卷三十八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州郡县乡亭里匈奴中郎将鸟桓校尉护羌校尉王国宋卫国

列侯关内侯四夷国百官奉

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舆服上

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耕车戎车猎车耕车青盖车

绿车皂盖车夫人安车大驾法驾小驾轻车大使车小使车

载车导从车车马饰

卷四十志第三十舆服下

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敢冠樊哙冠术氏冠鹞冠帻佩刀印黄赤绶赤绶绿绶紫绶青绶黑绶黄绶青绀

纶后夫人服

列 传

卷四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刘玄

刘盆子

卷四十二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王昌

刘永

庞萌

张步

李宪

彭宠

卢芳

卷四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隗嚣

公孙述

卷四十四宗室四王三候列传第四

齐武王缜

子北海靖王兴

赵孝王良

城阳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成孝侯赐

成武孝侯顺

顺阳怀侯嘉

卷四十五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李通

王常

邓晨

来歙

卷四十六邓寇列传第六

邓禹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其中《杨震暮夜却金》已编入小学教材，《强项令》选入中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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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荀爽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及董卓当朝，爽已黄发矣，独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窃商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观其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建宁二年， 段颎灭东羌。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更封新丰县侯，邑万户。颎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

王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永建二年，顺帝切责郡县，驾载上道。樊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臣闻君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近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广选贾竖，以补令史；募求好马，临窗呈试。出入逾侈，辎軿曜日。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

书籍介绍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 作者：René 发布时间：2022-01-17 19:58:20

  我也相想有这样的升降机。最后它们去白宫了吗？真有负数人吗？

• 作者：夏之憶 发布时间：2021-10-24 23:17:24

  字奇小，无人名地名下划线，非常用字不齐，句读待斟酌。买了快二十年，读了光武帝纪眼睛就受不了了

• 作者：chocolatemusic 发布时间：2020-05-21 17:54:21

  很难得的一本书。

• 作者：Trinny 发布时间：2020-12-20 17:21:24

  丛真的很棒！

• 作者：RRRSSS 发布时间：2022-08-02 14:35:52

  两年前在京东买别的书凑单的，最近才开始翻。

  怎么说呢，有些食之无味，本来就很薄的一本书，里面有大篇幅的代码，导致很难在仅剩的文字中找到作者的思路。

  不过，代码都是可运行的，对于国人写的书已经很难得了，三星。

  还有一点，里面的 Go 代码不难，还算是一个不错的 Go 实战项目，刚学 Go 的朋友可以拿来练练手。

  我就质疑一点，这么点内容的书，卖 50，良心不痛吗

• 作者：曲奇是块洋点心 发布时间：2019-12-14 17:33:05

  终于看完了，看了八个小时，都快看吐了。。。（不是那么令人作呕啊，3星就是你觉得不贵就可以读，但是你觉得贵就不值了，主要我这本是单位前辈借的，我赶着读完要还）

  这个里面80%-90%是快手大V的故事，辍学大爷造飞机，外国教授做实验，街头艺人开直播。可读性很强，知识性较差，可以改变对快手的一部分低俗刻板印象。

  另外快手出书肯定是选那些比较成功的案例，所以真实性和代表性，还有待商榷。就比如说扶贫第一书记带货，其实现在已经不是高峰期了，扶贫效果进展很艰辛，除非产品真的独特，其实并不是万用良药。

  PS别人给的分都这么高，是我审美有问题还是快手公关来刷的。。。

• 读书笔记：黄门北寺狱•直接消灭肉体

  作者：方晓 发布时间：2009-09-02 12:05:13

• 【转】钱穆：后汉书与三国志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28 18:31:19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做“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因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讲到下边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这两书，后人把来同《史记》、《汉书》合称“四史”，在十七史廿四史中特别受人看重的就是这四部。我没有查过“四史”一名究竟什么时人才提出，可是我们可想见，汉有前汉、后汉，既有所谓“两汉”，读了《汉书》，自会读到《后汉书》，因此班孟坚的前《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就常成为我们同时并读的书，这就成前后汉，或称“两汉书”，因此就有人把《史记》和两《汉书》并在一块称“三史”，这是历代正史里开头的三部，这也很自然。但照成书年代讲，则《后汉书》在后，《三国志》在前泻《三国志》的陈寿是晋代人，而写《后汉书》的范晔则是刘宋时代人。此两书又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如董卓、袁绍这许多人，《三国志》里有，《后汉书》里也有。因此读《后汉书》的人定会去读《三国志》。又且《三国志》里的蜀汉，国号也叫“汉”，是汉的宗室，有人认为要到蜀汉亡了才算汉代全体亡了，所以读两《汉书》的人自会再去读《三国志》，恐是因于这些理由。读历史的，读了《史记》、《汉书》，就会再去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至于《晋书》，要到唐代人才写定下来，并且从汉到晋中间自然有个分别，告一段落了。或许正为这些理由，学历史的人开头一口气就会读四史。读了四史以后，或许没有精力读全史，于是喜欢治唐代的读新旧《唐书》，喜欢治宋代的读《宋史》，喜欢治明代的读＜明史》，不一定要从《史》、《汉》以下一起读，这是一点。又有第二点，无论读哪一代的史，总该先懂正史那一个大体例，这就定要先通了《史记》。《汉书》，才能来读下边的。而读《史》《汉》的定会继续陈范两史，这已如上所说，因此从来学历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读《史》。《汉》，或先读四史。不像现在，一切没有了个基本。所以诸位学历史，最好还是先读《史》、《汉》，或四史，最好《史》、《汉》一起先读，读了《史记》不读《汉书》还不够，《汉书》才是断代史的第一种，但读《汉书》不读《史记》也不够，因许多大体例都由《史记》定下。至于今所要讲的《后汉书》与《三国志》，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特殊可讲的。因他们都超不出《史》、《汉》这个大范围、大体例。照此一点讲，《史记》、《汉书》是创造的、特出的，而《后汉书》、《三国志》则只是摹仿、因袭的。固然《后汉书》、《三国志》里也有对《史记》、《汉书》变动的地方，如《史记》、《汉书》里只有讲经学的《儒林传》，而没有讲文学的《文苑传》，到范晔《后汉书》就有，这不是前面阙了，乃是历史演变，古代还没有专门所谓文章之士这一行，在《汉书•艺文志》里只有《辞赋家》，而《汉书》亦没有《文苑传》。如此之类，尚待我们讲了大的，小的自会看。所以我们只说《后汉书》、《三国志》是因袭，只《史记》、《汉书》是创造，开辟了史书一个新体例，但《后汉书》、《三国志》两书也有一个特别共同之点，应该在此提出来一讲。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无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几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

  　　

  我们试再讲到《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已在宋代，在范晔《后汉书》以前，写《后汉书》的就有七家。及范晔《后汉书》出来，这七家的《后汉书》都不传了。学术上大体还是有一个公平，可见范书是有价值的。只因范晔是犯了罪死在监狱里，他的书没有写完，因此只有纪、传，而无志。我们不能说范晔不想写志，只是来不及写，已经下狱了。范晔下狱而死，他的书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后来其书独行，即据此点，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许并没有他的好。唐初章贤太子为《后汉书》作注，在注里就有许多零碎历史事情为范书所没有。这虽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是也补进了很多历史故事。清代有一个经学大师惠栋（定宇），写了一部《后汉书集注》，他所补进的材料比章贤太子注还多了很多。清人还曾把七家《后汉书》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实际上这七家《后汉书》在惠定宇《集注》里也都有，不过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里。

  　　

  根据上述，可见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读法要和读《史记》、《汉书》不同。《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要补进班因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但《后汉书》、《三国志》，很多材料，在这两部正史以外，为我们可以看见的，当然也可见陈范两人的剪裁所在，但当时的历史，要之不尽纳人此两部正史内。因此《后汉书》章贤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补进很多，但裴注也还有缺漏，此所缺漏，现在我们却反而大家知道。即此可见写史之难。如讲书法足称“钟、王”，王羲之是东晋人，钟繇是三国时魏人，陈寿有《钟繇传》，裴松之当然也注了，但钟繇在后代最大流传的是他的书法，而他之精于书法，陈志里没有，裴注里也没有，这只能说他们两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应该。又如管宁、华歆两人年轻时同学，在院里锄地扒出一黄金，管宁连看也没有看，华欲则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门外有大官贵人过，听到车马之声，官宁没有理会，华歆就到门外去望了一望。等华歆回来，管宁就同他割席而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陈志钟华在一篇传内，华歆亦做了魏国大臣，管宁则始终没有在魏国做过官。后人推尊管宁为三国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见在《世说新语•德行篇》，也成了一件传诵千古的故事，几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陈志里没有，而裴注里也没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两事。清末王先谦，写了一部《汉书补注》，又写了一部《后汉书集解》。民国初年，卢弼写了一部《三国志集解》。《汉书》有颜师古注，出于唐，但清代研究《汉书》的人多，王先谦集来写《补注》，省人翻检各书。但王氏的《补注》还多靠不住，有些问题《补注》引了此说，没有引彼说，所引也不是全部，删节得还颇有问题。不过大体讲，《汉书补注》还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后汉书集解》就要差一点。至于卢弼，诸位或许不知其人也正为王先谦有了《汉书补注》与《后汉书集解》，而来写一部《三国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进不少材料，如刚才讲钟繇书法，以及管宁华歆同学时故事，他都补进了。卢弼这书，还是花极大工夫。可惜《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有近人作补注集解等，而《史记》则没有。有一日本人泷川龟太郎，写了一部《史记会注考证》。此书开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见到几本，中间错误很多，当时在北平图书季刊里写过两篇文章批评他。但目前大陆把此书翻印了。我们自己就没有人能来写一部《史记集解》之类，此事自不易。我们此刻讲史学的多不通经学，此是一难。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难。特别是战国史，太史公之《六国年表》就错得多，清人屡经研讨也无结果。要待我的《先秦诸子系年》始得一定论。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史学界或者有一个或几个人能来成一部《史记集解》，或《补注》，此真不易。诸位且莫看轻从前老一辈人的工作。如王先谦一部《汉书补注》，一部《后汉书集解》，对我们用处大。我们骂前人不懂历史，但他们至少已方便了我们。此间艺文印书馆所印二十五史，除上边几部外，此下还收有《晋书》斠注等好多种，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但他们的书究竟是放在那里，供我们阅看，但我们总不问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全不理会了，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一个大毛病。

  　　

  现在我们再讲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的本身。刚才讲的主要是讲这一时代的史料，而这两书的本身则似无可多讲，因他们都是沿袭《史记》、《汉书》而来。《史记》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汉书》有一篇《叙传》，范晔《后汉书》就没有，只有一篇《狱中与甥侄书》，他没有儿子，这书是给他外甥侄儿的，书中写到他写《后汉书》的事。他说：“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他指出当时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项。一是“情急于藻”，写文总得有个内在情感，然而当时写文章的都要用力辞藻，遂使这个内在情感反而为词藻所迫，不平稳，不宽舒，这恐是“情急于藻”之义。一是“韵移其意”，文章必有个作意，而为韵所限，便“移其意”，失却了原来应有之位置。又一是“事尽于形”，文中事情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谓尽，实则是不尽。“义牵其旨”的“义”字，该同“旨”字略相近，不当把自己写文章的大旨反为要该如何写文章之义所牵，而陷于不正确。这是当时流行骈体文之通病。其实即此四句，也见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写文章要情志，情志寄托故当以意为主。能以意为主，才能“以文传意”。可见他所谓“义牵其旨”这个“义”字是讲的文义，不该把文义来牵动文旨。我们若懂得文以传意，“则其词不流”，文章不会泛滥，然后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词藻，“金石”是声调，此为文第二义，而非第一义。可见范蔚宗深悉当时人的文病。但看他这封书，向后不能比韩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马迁、班固，可是他已能在当时骈体文的重重困缚中要求摆脱。他的《后汉书》，文章写得也非常好。我今举此一例，想借以告诉诸位，将来若轮到诸位来写历史足有一番困难使诸位无法写，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话文应用范围，其实也尚只在报纸新闻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类。如要写一传记，白话文反不易写。如要写一碑文，用白话，实不甚好。有时连日常应用文字也不能纯粹用白话，不得不转用简单的文言。若我们要来写一部历史，如《中华民国史》之类，单就文体论，便有大问题。我想诸位如要写史，最先便该重读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来试写，不致的呢么啦，不成一篇史体文。范蔚宗父亲范宁，治《谷梁春秋》，是一个极有名的大经学家。范蔚宗学问有家传，他能看不起当时一般作家与文风，平心而论，《后汉书》也确不失为一部极好的史书。

  　　

  讲到《三国志》，有一问题很复杂。那时已是断代为史，汉代完了，晋代没有起，陈寿自己是三国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晋朝做官。照历史传统，是由魏到晋，陈寿不能不由晋而推尊魏。因此他的《三国志》，只魏帝称本纪，蜀吴诸主均称“传”，此层便有关后来史家所争的正统问题。陈寿尊魏，颇为后世所非。但他书称《三国志》，不正名曰《魏书》，不与《汉书》、《后汉》、《晋书》同例，既名“三国”，则是并列的，可见陈寿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三国志》里又有一问题，应该提出。此刻大家都说魏、蜀、吴三国，其实依当时历史讲，不应称“蜀”，应称“汉”。汉昭烈帝不能称蜀昭烈帝。当时蜀国人自称“汉”，不称“蜀”。此问题，诸位骤听似很无聊。但我们在今天也恰恰碰到这问题。其时吴蜀联盟，吴国人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可见当时的吴国人也称四川是“汉”，不称是蜀。而陈寿《三国志》把这个“汉”字改成了“蜀”字，由写历史人来改历史，那真是要不得。汉昭烈帝决不能称“蜀昭烈帝”。诸葛亮《出师表》上的：“汉贼不两立”，也明明自称是汉，哪能改作蜀贼不两立？可见这一问题，也不仅是一历史问题，在我们当前，同样有此问题，在所必争。而且也不仅我们，在现时其他国家中，同样有此问题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说我们历史上所争的正统问题是不该再提了，认为此只是一种陈腐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才知道此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即是现实问题，不可不争。但我们也要为陈寿着想，他不能称三国为“魏、汉、吴”，因“汉”是王朝之名，所以当时魏人决不称蜀为“汉”，汉则已让位给魏了，在魏人定称它是“蜀”。而从吴国人讲，通称蜀是汉。到今天，我们讲历史到三国，开头就说魏、蜀。吴。那就是跟着陈寿讲，但当时历史上没有蜀国，我们不得已而称之，至少应称“蜀汉”，以示别于前汉后汉，而不能单称之日“蜀”。这问题在前有人讲过，特别是黄震（东发）的《黄氏日钞》里，提出这问题。我以前读《黄氏日钞》，对此大为佩服。但此刻翻查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它钞了东发《日钞》，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孙，乃知提出此问题的还不是从黄东发开始。所以我要告诉诸位，在我们前代老辈人之工力，我们实不该把来看轻抹杀。

  　　

  我又想劝诸位，做学问不能只为写论文，也该学前人作笔记，笔记用处有时比论文大。我们尽要拿一个题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论文，可以在杂志上刊载。但从前人考虑得周到，一条条笔记中，不晓容纳多少问题在内，易查易看，对后人贡献大。我们此刻写论文，尽求篇幅庞大，不想后来人哪能看这许多。即如卢弼，近人讲史学不会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杀了。他一辈子成绩专研一部《三国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来讲《三国志》，一查《钟繇传》，又查《华歆传》，又查《黄氏日钞》论蜀汉这番话，他都有了。这些纵不说是《三国志》上的大问题，但也不能说不是问题。前辈人究曾下了实在工力，我们哪能存心轻蔑。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态度问题，或说心术问题。若先已存心轻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书中做出自己学问。好了，今天讲到此为止。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