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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 作者：阅夜吴声 发布时间：2022-03-15 00:39:41

  书中的每一个观点都在敲击着我们精神的内核，很多事情就是在细微之处见差距。

  豆瓣网友说的对，职场人要有自己的内涵，懂得为客户着想，为工作思考，实践中不断积累学习，自我驱动，自我内省，终有一日改变思想的内核。

• 作者：木卫二 发布时间：2024-03-14 20:27:12

  詩人也不是從獲得諾貝爾獎才開始寫詩

• 作者：Yo 发布时间：2023-09-03 18:19:45

  英文原版和翻译的中文版都下载了，补充自己的规划认知空白的地方

• 作者：智深来去无牵挂 发布时间：2014-04-22 15:40:40

  爱尔兰版聊斋志异？但清淡地多，印象最深的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精怪的性格差异，爱尔兰版的总是自娱自乐的居多从不害人更像是恶作剧的小淘气，而苏格兰的就暴戾的多了。这算不算是开地图炮呢，2333

• 作者：江流有聲岸千尺 发布时间：2024-01-18 10:14:29

  个别书画家（吴昌硕、赵之谦、吴让之等）收录不全，但是已经非常好用了

• 作者：T 发布时间：2017-12-10 19:55: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作者：气质非凡金馆长 发布时间：2023-04-24 13:23:07

  第一篇读了李蛋的访谈。这个访谈就很蛋，也理解了许说愤怒的原因，蛋总完全没有达到许的预期，因为蛋总自洽了，或者蛋总觉得那些知识分子的伤春悲秋，一点意义也没有。搞钱和内心的高冷，是可以和谐相处的。许同志觉得知识分子有责任对这个世界表达不满，有责任通过发声去引起关注，启发众生，改变世界。但蛋觉得，这与我何关呢？存在即可理，每个世界都是如此可爱。你觉得这些年轻人不好，他们不care社会，不纯粹追求知识和进步，娱乐至死，头脑空空，随意生活，又如何呢，这是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内心不认同，我可以内心追求我的乌托邦，但那是我自己的事，当我在这个社会里时，我要融洽，我要搞钱，我要生活得更好。“我不要做苦涩的知识分子”。

  这完全不是许心里的蛋，许想着以前了解的叛逆的蛋，觉得“你小子在逃避”。

  我不能说是完全认同蛋，或完全反对许。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多样的，有很多也是贩卖知识的商人，比如老罗，矮大紧。他们也没有什么错，我们要容许世界的多样性，我崇拜纯粹，但不是每个人能成为一个纯真的，愤怒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特别如果你对着00后咆哮，他们估计会一脸疑惑地看着你，然后觉得“ 这老头怕不是更年期了吧”。

  （未完待续）

• “老舍之死”的史学思辨

  作者：小有 发布时间：2016-06-03 11:34:24

        课上老师提问，“有谁知道老舍是怎么死的？”

        我晃了下神，心想，老舍嘛，要么就是死于建国前抗战加内战的贫病交加，要么就是流亡海外后寿终正寝，有什么特别吗？

        同学回答说：“老舍是在文革期间投太平湖自杀的。”

        我不禁愕然。我忘记了“人民艺术家”老舍的《茶馆》、《龙须沟》，也忘记了那场五十年前发生的血雨腥风，忘记了母亲少女时代学校停课、揪斗老师、红卫兵游行、家家关门闭户的身边事。我曾为文革的种种非人而愤怒、痛心，但那一瞬间，如此深刻影响中国知识文化命脉的大事件，被我的记忆彻底地忽视了。

        没有被记录的历史，注定会成为虚无缥缈的烟雾，仅有的扑朔迷离也会随着时间被遗忘殆尽。我头脑中常出现的一句话是“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虽历经曲折，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很少意识到一个“丰硕成果”遮蔽了多少“历经曲折”。在变革迅猛的中国当下，写出《考而不死是为神》的幽默率真的老舍、以《骆驼祥子》、《茶馆》对人性与社会痛定思痛的老舍、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老舍离开的真相，竟随着那段被遮蔽的、讳莫如深的历史如烟尘般散去，不但难以追寻，恐怕也鲜有问津了。

        被记录的历史虽未必是信史，但只有依赖大量的记录材料，历史才有可能自圆其说、自问自反，从而更接近真实。在读完傅光明先生的著作《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后，我在探求真相之外更意识到，“历史”的概念如同“戏剧”及其他学科的重要概念一样，如何去定义它，即“历史观”的确定，决定了对史实的挖掘和阐释方向，从而导向不同的真实，而在不同历史观的对照之下，被记录的历史才有可能成为活的历史。本文试以作者提及的不同历史观来观察“老舍之死”的各个侧面，通过纵向的梳理、归纳及思考，加深自己对“活的历史”的理解，以期反思民族的过往。正如作者所说，“过去既是像现在一样活生生的，又是像将来一样捉摸不定”，但“大中华的生，大中华的死，也许能在‘老舍之死’中找出点真消息。”

  一、老舍之死的“古希腊时段”

        古希腊人开创历史学之初，“历史”（Ιστορία）指的是“对真相的探求”。围绕着“老舍之死”的种种谜团正有待这种追问和探求。

        老舍自杀的导火索“八·二三”事件究竟如何发生？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成为“老舍之死”最具戏剧性的罗生门。1966年8月23日，身体状况不佳的老舍来到北京市文联上班，是如胡絜青、曹菲亚、黎丁回忆的那样积极地来接受教育的吗？那么舒乙的回忆，即老舍在“八·二三”之前就认识到欧洲的“文化革命”都是对文化和文物的极大破坏，而且说“又要死人了！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真实性有多少呢？我们只能得出“八·二三”之前老舍对于文革的态度是模糊、复杂、矛盾的。从孔庙回来后，老舍被揭发把版权卖给美国人，他是如何回应的？有没有拿挂在胸前的牌子打红卫兵？这牌子是掉在他们身上还是被举起来打在头上？这些细节的不同完全可以勾勒出截然不同的老舍的形象。太平湖的回忆就更扑朔迷离了。郝希如、白鹤群、朱军三人都声称自己分别与另外三个不同的人一起打捞了老舍尸体，打捞时间是清晨还是中午？为什么与家属回忆的交接时间不同？湖面上是否飘着书稿？是《毛泽东诗词》吗？遑论探究根源，即使是在搜集史实方面，他们提供的互相矛盾的说法远不能得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真相。

        将老舍置于时代大背景中，并联系他的人生经历、创作轨迹和作品，或许能够更清楚他的处境和心态。但资料愈加详尽，考察逐渐深入，老舍本人的形象也愈加复杂难辨，比如他回国时是一腔热情、不加思索还是始终有所顾虑？他在政策导向与艺术规律的挣扎间始终心口如一吗？他是否主要出于政治考虑修改自己的作品？他的死是冷静思索的、“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屈原式的吗？是抗争、绝望还是脆弱？这些问题恐怕将永远是问题。

        事实上，历史从来不是一场清清楚楚的戏。久远的流传为神话，稍近的变成了演义，眼前的存活于新闻。真相的本来面目只有一个，就是生活的复杂本质。“古希腊时段”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更接近了那段老舍身处其中的被遗忘的生活。

  二、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以史为鉴

        说到以史为鉴，中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古罗马的史学家李维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布鲁尼认为：“历史一清二楚地记录了过去许多年前的行为和思想，我们可以方便地借鉴，学习好的，摈弃坏的…”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时期，历代王朝都要修前朝史为鉴，形成正史二十四史。那么，使我们引以为鉴的那些经验教训是事件的真相吗？既然“真相”是复杂的，我们是用什么方式从中归纳出经验教训的？

        从有史官起，历史就在不断地筛选它应当记载的东西，记载和忽略、记忆和遗忘始终相伴。古代帝王引以为戒的兴亡教训，多少来自前朝历史的春秋笔法，历史的叙述统摄在“开国皇帝英明、亡国皇帝昏庸”的思想观念下；被尊为正史典范的《史记》，也包括了用田野调查方法搜集的各地传闻。且它被称为“无韵之‘离骚’”，恰如其分地证明了历史叙述中文学性的重要，即“史以文传”。历史叙述体现了历史与诗、哲学的紧密联系。历史史料于史官而言，只是用于历史叙述有待选择与加工的原料。另一方面，依培根所说，记忆是历史的源泉，历史的流传无不依赖于群体记忆的传承与筛选。因此，我们引以为鉴的历史，既取决于书写者的叙述，又受到社会、民族群体记忆的影响。

        考虑了这两方面因素，“老舍之死”历史真相的扑朔迷离就变得情有可原了。在舒乙的回忆中，还提到1966年8月的某天，被错化为“右派”的马松亭与夫人在什刹海遇到老舍，拉他一起坐坐。老舍表达了自己的苦闷，说要“走”，还说“马大哥，咱哥俩儿兴许见不着了！”他从父亲一生的生活轨迹出发，视太平湖为老舍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强调老舍离家前与孙女别有意味的道别。似乎老舍对“文革”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预感，他的死是冷静理智的无言反抗，堪比屈原。汪曾祺及一些日本学者，他们更愿意把老舍之死理想化。也有人认为老舍之死是受辱，事实是老舍建国后一直非常顺利，是身居要职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他只有处于极度绝望、激愤才可能自杀。甚至有人认为老舍听惯了赞扬的话，受不了委屈。巴金则意识到老舍之死抗争意味背后的复杂性，因为这个“有骨气”的行为，也包含着“幻灭”、“疑惑”、“痛苦”等许多无法说清的因素。他们的叙述，依据不同的事实和对老舍不同的看法而不同，他们的记忆，也无不受到各自在“文革”中的经历的影响和集体经历的某种裁剪。

        至于以“老舍之死”为鉴，反思“一个专写劳动人民，歌颂共产党的作家，在旧社会闯荡了大半辈子，却死在了新中国”，就留待下文分析了。

  三、几种“假定”：理性、真相、思想

        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一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领域中是一个假定…”这是历史学者研究各种史实时一以贯之的原则。但世界大战使人们失去了对理性的信任，克罗齐把所谓客观的历史真相推定为一种“假定”，要我们拒绝沉溺在无益的问题中，并认为”放弃客观的历史真相并不是消极的，却是新认识的起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科林武德则认为，“历史事实或事件，如果不被放在一个思想的网络或模型里，就不能获得任何意义。……史实只是数据，数据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从它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所处的地位而获得的。……数据只有在被纳入一个思想结构之中才能有意义；意义是被思想结构赋予的。”由此得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是历史学家在自己心目中对过去的思想的重新体验。

        “文革”是彻底的非理性的，而以单凭理性探求老舍为什么死显然得不出答案。正像任何一位决定毁灭自己的人一样，老舍的无法被简单解释为“警世型”、“不可辱型”、“动乱型”或归为“反抗说”、“绝望说”、“脆弱说”。太多相互矛盾的回忆已经使“老舍之死”的始末无法理清，于是我们只好投入克罗齐的阵营，放弃之前苦苦探求的真相。

        “老舍之死”的当代意义，首先是延续一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心灵史。作者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形象地勾勒出事件前后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的思想波动、创作困境、忧愤、恐惧、负罪感，汇聚成了一个复调的、群体的、大众化的历史文献，非常珍贵。其次，“文人相轻”确实存在，人性的阴暗就像藏在海里的冰山，高压下的非理性、非人性并不是天方夜谭。正如希特勒会不会再次出现是萦绕在很多德国人头上的乌云一样，“文革”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它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我们都是红卫兵，我们都是牛鬼蛇神。知识分子是否要对丧失自我、丧失文化的历史负责！我们可以不去揪伤疤，但需要“忏悔意识”。更值得深思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由独立的思想？“文革”中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内心认可那些批斗我的言论”。思想的自由不是仅仅做一个自由派人士就可以实现的。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倒可以从老舍的童年经历、人生轨迹及作品中探求他自杀前后的心境。例如作者以弗洛伊德的“生本能”与“死本能”、“童年的创伤性经验”为“网络或模型”，分析了老舍父亲的死对他生死观造成的影响。老舍父亲死于抵抗八国联军的战争中，国仇家难相连，形成了老舍仇视外侵、舍己报国的民族气和不苟活、不怕死、但求死得其所的豁达生死观。这与他在抗战期间的言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并在他的作品中很充分地体现出来。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还是《茶馆》里的王掌柜，都是善良者、严肃的生活者，绝不是颓废的轻生者；他们都是忠烈者，因现实生活理想的彻底破灭而忧愤自尽。若以作家心理与作品的“投射”理论作为思想框架，那么老舍与他笔下的人物可以互文。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具有这样生死观的老舍，在走向死亡的时候未必是冷静理智的、鲜明反抗的，他可能是悲愤的、绝望的、痛苦的，他可能想到了自己笔下的人物，想到过用河水洗刷耻辱，甚至想到用王掌柜的方式撒毛泽东诗词祭奠自己，但绝不是委屈、脆弱而轻生。当然，可能性再大也只是可能，毕竟斯人已逝。由此看来，科林武德的历史观有助于我们接近“老舍之死”的真实，至少是部分真实。见微知著，将其他“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数据”如法炮制，便可以汇成当下需要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部分了。

        在我看来，以上这三种“假设”的出现，印证了史学方法与观念的发展。正是因为人类掌握历史史实的方法、技术的进步，史实海量而庞杂，导致了历史真相的本来面目——复杂——的揭开，人们已经不满足与从古老单一的传说、记载中引以为鉴了。

  四、口述历史的复兴：“能”与“不能”

        结合本书的阅读和以往的感受，我想说一说口述史的“能”与“不能”。

        口述史能否作为信史？亚伦·内文斯说，“任何人对于过去事件的回忆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本书作者在田野调查时，虽立志要“拆开一层层记忆，向后挖掘到记忆的深处，希望达到隐藏的真理。”但在具体实践时依然无力地感到，“抽出被访者记忆‘最深层的秘密’几乎是不可能的”。受访者由于不愿提及让自己心痛的往事而有意识的回避，或者无意识地筛选、裁剪了记忆，甚至处于某些难以说清的原因使自己的讲述带有表演性，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误解。从根本上来说，每个人“过去的记忆”与口述时“自我”对过去及现实的理解、现实的处境密不可分，任何人的口述，都无法逃脱自己对客观的篡改。如果“口述史”只强调“口述”，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口述史之所以成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在于所得史料要经历海登·怀特所说的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三个阶段，这是历史学必须完成的任务。好在本书作者在“老舍之死”的问题上不但没有止步于搜集史料，在与其他历史观的互鉴中做出了开放性的阐释，而且把问题引向了更深的民族、文化心理层次。所以，口述当然不可信，但口述史却未必不是信史，就看操作者能否拿出做史学的严谨态度去勤奋治学了。

        口述史也有一个很危险的“不能”。一方面，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如今录音、摄影、多媒体、互联网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为这种古老的形式带来了新的生命。口述历史大大拓宽了传统史学的叙述范围，并使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变得触手可及。它倡导的是集个人化、社会化与民主化为一体的历史观，是一种对过去的人性叙述，易于被大众接受，也易于形成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信息传播趋向于简化、碎片化，导致大众对口述史的接受不会像阅读书籍一样相对集中全面，而或许是一个纪录片中的某个片段，那么作者互鉴、开放的历史结论是否会被拆分成一个个细小的观点、言论，从而打回“口述”的原貌呢？这些细小的观念是否会在传播时相互干扰呢？如今快时尚的文化消费，是否大多数观众、读者已经失去看长纪录片的耐心了呢？不过口述史文献的存在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它永远吸引着探求真实、乐于思考的人们。

         本书值得一读，有历史观、口述史的一些知识，也有相对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由表及里的、见微知著的学术风格。